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几乎是一份宣言
编者按:本文选自《文学宣言》,第120-123页。原载《美之国旅行者宾馆》杂志1923年第2期。
有这么两个极,诗和报。
前者是有修养的语言,就是说语言形象而纯洁,具有和谐性、思想性。
后者是野蛮人的言语,也就是专门术语,无形象性,无节奏性,老生常谈替代了思想性。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阿提拉[1]。普希金时代的阿提拉是皮萨烈夫。抛弃皮萨烈夫思想是俄国象征派的一大功劳。古代艺术珍品的修复家们辛勤地劳动了差不多二十五年,才把天才的蛮人皮萨烈夫撒在普希金的想象所创造的美妙木乃伊上的屎洗刷干净。在本世纪的二十年代《青铜骑士》又傲慢而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台座上,这使许多人感到,那个曾把垃圾坑当作给《青铜骑士》用的卧榻的不道德时代不过象是一场神秘的幻梦。
《天平》杂志里老朽的教育家们[2]可以安静地坐在他们的非常可敬的安乐椅的皮棺材里打瞌睡了,因为人们已经学会了区分鹅卵石和大理石的本事,区分有着高雅黯淡的外表的赤金和擦得锃亮的铜的本事。这些人包括神学校的学生、大学生以及出入于小甲胄街上的啤酒店的进步知识分子,一句话,包括所有忘我而激昂地大声叫喊和歌唱过下列语句的人:
从遥远的地方,
从辽阔的伏尔加,
为了自由的劳动,
我们汇集到了这里。
[3]
看来,基地已经彻底清除干净,准备着迎接伟大的诗人。
人们在期待着天才的出现。
人们从“艺术史”中知道,超人的行动是毁灭性的和革命性的,“凡夫俗子”总是要污损超人的,“在天才和发疯之间只有一步之差”。
由于害怕污损天才,人们曾把一些狡猾的骗子当成了先哲, 把一些词法和句法的平凡改革者当作文学的救世主。
要不受骗上当是困难的。出现的这些人是按第欧根尼的办法行事的。一个恬不知耻之徒说过:“如果有人伸出食指,人们认为是合乎情理的;但要是伸出的不是食指而是中指,人们就一定会把他当作疯子。”
人们一度曾乐意和轻松地接受疯子的名声。
颓废派曾用甜蜜的歌喉唱过:
未来派则活象耶稣救世主式的大辅祭,他们用低音唱道:
只要你们愿意,
我可以变成百般顺从的温情的人,
不是男人、而是穿裤子的云。
[5]
这是什么,这不正是替代食指伸出来的中指吗?
或者,用文学的语言来说,不正是一个最普通的剽窃者吗?只 是他为了回避不谦虚而又近视的批评家的眼睛而稍稍用遮羞布掩盖一下罢了。
的确,有过这么一段绝妙的时光,天真的楚科夫斯基们甚至 相信起当众表演胃粘膜炎交响乐的克鲁乔内赫来,并且把荒谬的 “дыр——ьул——шнр”[6]当作一代人的新信仰提倡起来。
俄罗斯艺术经历了十个混乱的年头。后来在一九一九年又来 了一些戴丑角假面具的人。在他们的旗帜上写着:词的形象。
旗帜是要有武器来保卫的,于是就不得不到教堂的武器库中来寻找。
在同胞们的眼前又出现了种种滑稽的事情:重修基督受难 修道院,莫斯科的街道纷纷改名,改为叶赛宁街、伊甫涅夫街、马里延戈弗街、埃尔德曼街、舍尔舍涅维奇街,进行令人嗤鼻的 保卫革命艺术的动员,动辄在文学咖啡馆里把耳光赏给形象的反对者;而幕后正在顽强地学习艺术技巧,他们要在五至六年之后不动声色地牢固掌握时代和生活的材料,并开始创造一种高超的艺术。
有人问:在一九二三年,意象派是如何理解自己的任务的呢?
现在就来谈一谈我们的诗歌。下面是一个使形象发展和完美起来的简明纲领:
一、词。词的核心是形象、萌芽的。
二、比喻。
三、借喻。
四、一连串的借喻。在形象的句法单位——借喻范围内的抒情。通过在周围的实物界中的折射来表现自己:诗篇(三等形象)。
五、抒情体验的总和,即性格——人的形象。“我”的转移——现实的和想像的,二等形象。
六、最后一点是性格的结构——时代的形象(悲剧、长诗等等)。
意象派在一九二三年以前,和普希金以后的全部诗歌一样,没有超越过第四档。我们应该承认,意象派写的篇幅相当可观的作品,如马里延戈弗的《傻瓜的阴谋》和叶赛宁的《普加乔夫》,也不过只是一些好的抒情诗。
是时候了:要么干脆走开和不再醉生梦死,要么就创造人和时代。
由于认真工作的结果,一些对我们说来是崭新的形式方面的 信念又扩充了我们以前掌握的方法。现在被当作经典引进意象主义的有:心理描写和严谨的逻辑思维。未来派的支离破碎的思想正在成为“可爱的”笑料。小形象已经失去了它结盟的自由,它有 机地服从着整体的形象。
作为形式,作为法规的还有:要浪漫主义地认识当今的时代,如果你利用过去的时代作材料,也要把当代的革命思想移过去。
我们在文章中数次提到十九世纪的伟大诗人,但这绝不是说意象主义运动在倒退。不是向普希金倒退,而是从普希金向前进。我们故意拿来作为出发点的是繁荣的顶峰,而不是俄罗斯诗歌衰落的山麓(涅克拉索夫)。(命运不佳的分队:颓废派、阿克梅派和“列夫”这个美的文明也包括在内。)
一九二三年六月一日于莫斯科
朱逸森 译
[1] 公元四至五世纪的匈奴王,曾征服欧洲许多国家,被称作“上帝的鞭子”
[2] 即象征派,《天平》杂志是他们办的。
[3] 这是当时流行的大学生歌曲。
[4] 引自巴尔蒙特的诗《我没有智慧》。
[5] 引自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穿裤子的云》。
[6] 这是克鲁乔内赫用“杜撰语”写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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