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拉皮翁兄弟”社

　　编者按：本文译自苏联《简明文学百科全书》第6卷，第771-772页。

　　文学团体“谢拉皮翁兄弟”一九二一年初成立于彼得格勒世界文学出版社内，这个团体的许多参加者当时正在那里在什克洛夫斯基和扎米亚京的指导下学习。加入这个团体的有，Bc.伊凡诺夫、斯洛尼姆斯基、左琴科、卡维林、尼基京、费定、隆茨、吉洪诺夫、波隆斯卡、格鲁兹杰夫。接近这个团体的有什克洛夫斯基。团体的名称取自德国浪漫主义作家霍夫曼的同名著作。作为“谢拉皮翁兄弟”活动的基础的，是“……对掌握新素材（当时新素材就是已经过去的战争和革命）的手法的探索，是对新的艺术形式的探索”。（费定，《高尔基在我们中间》，1967年版，第3页）

　　“谢拉皮翁兄弟”把掌握“作家这一行的手艺”（什克洛夫斯基语）作为自己的目的。这个在思想、创作上还远远没有定型的团体，在其活动中以“形式上”和“技巧上”的因素把它的参加者引到了特别引人注目的不向政治的道路上（特别表现在这个团体主要的善辩者隆茨的文章中），不过这在他们的艺术创作中表现较少。在“谢拉皮翁兄弟”社里，各人的创作并不一致：有人醉心于试验并在情节和语言中寻找不平常的东西（如隆茨、卡维林），有人却对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感兴趣（如费定、尼基京）。“谢拉皮翁兄弟”反对原始派，反对简单的招贴画式，反对仅仅因为政治“倾向”而宽恕“坏的”文学。他们整个团体所发表的唯一的共同的理论意见，是他们给《艺术的生活报》编辑部的一封信——《谢拉皮翁兄弟给戈罗杰茨基的答复》（戈罗杰茨基的文章《霉下面的绿色》载《消息报》1922年第42期）。信中虽然包含着寻衅论战式的和错误的论点（例如信中说：“‘谢拉皮翁兄弟’根本排斥任何倾向。”），但那时并没有（象当时的报刊经常评价“谢拉皮翁兄弟”所发表的理论意见那样）无条件地否定艺术中的思想：“艺术需要艺术思想，而不是倾向性的思想，正如国家政权要公开的宣传，而不需要用拙劣的文学伪装起来的宣传一样。”（《艺术的生活报》1922年第13期，3月28日，第7页）在“谢拉皮翁兄弟”们的自传（见《文学纪事》杂志1922年第3期，8月1日，第25-31页，第二次编的页码）中，除了故事引人注目地宣称不问政治外，也清楚地承认他们愿意以自己的创作为革命服务（例如左琴科这样写道：“就总的气魄来说，我和布尔什维克最为接近。并且我同意和他们一起于布尔什维克的事……我喜欢农夫的俄罗斯。在这点上我也和布尔什维克是同路的。”同上，第28页）。

　　“谢拉皮翁兄弟”的“工艺研究”，仅仅只在一个集体的文集《谢拉皮翁兄弟》（1922年，年，在柏林重版时曾作了某些修改）中得到反映，在文集中他们发表了实验性的、有的是不成熟的作品，狗的眼中的世界（费定的《狗的心灵》），士兵和农民的自述体故事（左琴科的《维克托莉雅·卡齐米罗芙娜》），通过文件、电报和剪报展示情节（尼基京的《德齐》）等。在每个“谢拉皮翁”的命运中，他们的团体起了最初的创作“大学”的作用。高尔基（见他与费定、左琴科、卡维林等人的通信）在“谢拉皮翁兄弟”社里看到了积极的因素，但“谢拉皮翁”的某些作品并不都能使他满意。一九二三年，高尔基在一家比利时的杂志上发表了《“谢拉皮翁兄弟”社》一文，他在文章中写道，他期望着他们来“革新文学”。参加“谢拉皮翁兄弟”社的作家二十年代的主要作品（Bc.伊凡诺夫的《游击队的故事》、费定的《城与年》，吉洪诺夫的浪漫主义短篇叙事诗等）中，已经没有“不成熟的观点”。Bc.伊凡诺夫曾在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说，在过去的十二年内“谢拉皮翁”经历了从否定“文学中的任何倾向性”到发自内心地承认“布尔什维克倾向性”的道路。（参见《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速记记录》，span>1934年，第229-230页）“谢拉皮翁兄弟”社的许多成员，后来成了苏联文学的大师。

龚长捷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