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11．综合评论
高尔基的评论
谈谈“形式主义者”的问题
致沃隆斯基
编者按：译自《高尔基档案》第10卷，第2册，科学出版社：1965年，第16页。
亲爱的沃隆斯基同志：
一月十七日拉斯科尔尼科夫来函邀请我参加《红色处女地》的编辑工作，由子我对他的居心存疑，故作如下回复：
“费（多尔）·费（多罗维奇）！我对语言艺术的态度与您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党中央报刊部召开的会议上发表的讲话的态度不一致。[1]因此，我不能参加编辑那份看来将由您主办的杂志。高尔基。”
可惜的是，我的预见得到了证实。我认为“岗位派”的立场是反对革命，反对文化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本人则是一个愚昧无能之辈，因而对您离开《红色处女地》，我深感遗储，我可以断言，“岗位派”会把这个杂志断送掉。您在《红色处女地》所做的工作对我国文学的巨大意义，我就不说了，对于您被排除在您自己所创建的事业之外这件事，毫无疑问，正直的文学家们大概都会为之受惊的，就象我这个衷心尊敬您的人感到震惊一样。您为《红色处女地》付出了多少的心血，我是知道的。
最近有几篇“札记”寄给您。除巴别尔和列昂诺夫外，我还建议您把费定也吸引过来，他的小说的确是好。[2]还有两个最大的诗人吉洪诺夫和卡津。这样，您就把当前文学最有代表性、最强大的力量团结起来了。
而拉斯科尔尼科夫同没有才华的奥库洛夫和文笔恶劣得令人愤慨的《罗斯》的作者罗曼诺夫在一起是不会有多大作为的。早在《俄国思想》杂志时期我就知道这两个人。从他们那里是不能指望得到什么东西的，革拉特珂夫也是如此。[3]
衷心祝您精神旺盛，相信您的事业定会胜利。
A.彼什科夫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二日于索仑托
张羽 译
致革拉特珂夫（摘录）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索仑托
编者按：译文采自高尔基《文学书简》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第98-99页。
您问：我同您“完全一致吗”？我不能同那些阶级心理变成等级心理的人们“完全一致”，我也决不会同这样的人们“完全一致”，他们说“我们是无产者”的时候所带的情感同另一些人曾经说“我们是贵族”的时候是一样的。我在俄国已经看不见“无产者”，而是看见以工人为代表的俄罗斯大地的真正主人和它的其他一切居民的导师。第一，现在应该明白这一点，并以这一点自豪，第二，要细心地对待每个人，使得“每个人”都没有权利说：工人不是新生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是同任何其他独裁者一样的暴君，并且是一样愚蠢的。例如，工人所站的立场决不要求他去偷盗、耍流氓行为、强奸少女、殴打医生。
但是，我是同这样一些人“完全一致”的，他们不顾生活的困难，不顾个人的痛苦，正进行着伟大的事业，要把俄国建成这样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应当而且正在把创造性的精力倾注在整个由人们所重建的我们的大地上来。我是同这样一些人“完全一致”的，他们在五年的时间内就已经学会了创办各种企业，而这些企业在旧制度下二十年也未必能够完成。我是同这样一些人“完全一致”的，他们感觉到诗意，并且了解自由劳动的意义……
曹葆华 渠建明 译
致波隆斯基（摘录）
索仑托，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
编者按：本文摘译自《高尔基档案》第10卷，第2册，第102页。
收到宣传画和您的两本书，由衷感谢。《论当代文学》一书十分精致。我们的出版工作做得非常好。请允许我说，您同“列夫”和“岗位派”的争论，是您的一大功绩，您认为“列夫”是虚无主义的胡闹，它的散文是平庸的。当然，您是完全正确的。在最近一期的《在文学岗位上》，我读到一篇评论乌特金的诗的幼稚得出奇的文章。乌特金是一位应该以非常关怀爱护的态度对待的有才能的诗人。但是，就在同一期上，头脑极度混乱的楚扎克受到了正当的、咎由自取的指责。
张羽 译
论文理通顺的好处（摘录）
编者按：本文最初发表在《读者和作家》1928年3月17日，第11号上，后收入《高尔基文集》三十卷集第24卷。译文采自高尔基《文学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8—41页。收入本书时，个别字句有所更动。
在跟文学家谈话和阅读杂志时，很明显地感到一种非常有害的“小圈子习气”的腐朽气息，固守派别利益的狭隘的固步自封倾向，以及不顾一切、力图爬上“领导地位”的意图。在“列夫”这样一个机构里，过种特征特别显著，几个吹牛专家在那里宣传文学无用的理论，迷惑年轻的文学工作者。
如果某一个人属于乙派，那么除乙派以外，所有其他的人在他看来都是敌对的，或是不存在的。这种情形从前也有过，但并不象今天这样，而且也没有达到这种程度。“现实主义者”和“象征主义者”也曾经是相互敌视的，然而他们所以如此是有更充分的理由的。安德烈耶夫在自己的一封信里讲得很不错，他说，象征主义者是“为商人制造文学作品，他们把魏尔伦搬到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莫斯科河对岸区去坐着，在那里，一些胖子老是下跳棋和玩牌，玩腻了”。“现实主义者”很明白，为什么E·阿尼奇科夫教授对知识出版社的《绿叶文集》在书店里消失公开表示高兴，为什么会有另一种论调的文艺作品选集来代替定。然而彼此敌对的人也要相互阅读，相互了解，如果勃洛克写一篇评论，譬如说，评论高尔基吧，那么，高尔基也会在这篇评论中找到一些在技术上对自己有益的东西。敌人是一个很好的教师。我觉得，朋友与朋友之间也应该相互阅读和相互了解，朋友也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批评家。这一点一般人都忽略了。
例如，绥拉非莫维奇讲到格拉西莫夫和基里洛夫时，断然说：“他们完啦。”我觉得老作家过于匆忙地把这些有才能的工人诗人从文学中一笔勾销，这样严厉的声明已经不是批评，而是类似“死刑判决书”了。我认为，这样蔑视人是不行的，这样的判决书对于年轻的批评家是一个很坏的榜样。很可能，有一个叫哈宁的，显然十分年轻，他在《在文学岗位上》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短评《论约瑟夫·乌特金的创作》里，正是仿效这种榜样。他责备具有“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乌特金时说道：没有一般的人，人总是属于某一个阶级的。”这个发现不是很新的了。让我对它作一点邪说式的“修正”吧。共产党内就有不少来自其他阶级的人了这一点哈宁一定会知道。党的首创人和天才，就不是一个工人。人除了“阶级意识”外，还要认识阶级意识的真实性和创造力，认识它成为新国家新文化的创造者的历史必然性。正是这种认识把其他阶级的人吸引到工人的生活里来了，并给他们以力量来组织党。正因为如此，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唯一和彻底革命的。它的目的是要消灭阶级的社会、阶级的人。
共产党员作家和批评家应该为反对“全人类共有的东西”这个词的旧的含义而斗争，这是无可争论的；但这种斗争就是要反对低估人的价值、反对藐视劳动、反对体力和智力上的懒惰和对现实漠不关心的态度、反对自夸、反对藐视妇女、反对小市民的淫荡生活（它错误地被称为“兽性”，因为牲畜是不淫荡的）这种斗争就是要反对阶级国家培养下来的那些卑鄙的恶习。所有这些卑鄙龌龊和其他许多习气都是“全人类共有的东西”，然而也是古老的和注定要灭亡的东西。
世界上已经产生了另一种“全人类共有的东西”，旧的概念正被新的意义所充实。对于这个事实来说，“旧皮囊不装新酒这句说语是不适宜的，因为在这里酒和皮囊都是新的。在这个国家里，工人成为国家的全权主人，在许多“人类共有的”没用人当中，具有惊人的创造力、心地纯洁和有才能的人正在日益增多，——在这样的国家里，我觉得，应该很好地记住，新的和真正的“全人类共有的东西”正在诞生。
孟昌 译
论无产阶级作家（摘录）
——给波克罗夫斯克职业技术学校文学小组成员的一封信
编者按，本文最初同时发表在1928年4月21日《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后收入《高尔基文集》三十卷集第24卷。译文采自高尔基《论文学》续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25-226页。
亲爱的同志们！对于批评家们说我是“无产阶级的”作家或者不是“无产阶级的”作家的争论，我个人是不感兴趣的。在我从苏联各地工人们那里所收到的大量祝词里，工人们一致称呼我为“我们的”、“无产阶级的”和“同志”。对于我来说，工人们的声音当然比批评家们的声音更有力量。我非常引以自豪的是，工人们认为我是自己人，是自己的“同志”，这是我真心的自家，这对于我是莫大的荣誉。
可是，在我看来，“无产阶级的”这个字眼已经不能完全符合苏联劳动群众的实际情况了。
你们知道，被称为“无产阶级的”是这样一些人的阶级，他们凭个人工资生活，没有其他的生活资料。但是这个名称对于苏联的工人和农民，对于夺得了我国政权并且现在正在逐渐掌握全部经济和全国宝藏的劳动群众，难道是适当的吗？这个问题应该由你们自己去解决。
你们会问道：“凭什么标记可以确定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呢？”我认为那样的标记是不多的。这些标记是作家积极地憎恨一切从人的内部和外部压迫人的东西，憎恨一切妨碍人的能力自由发展和增长的东西，无情地憎恨所有懒汉、寄生虫、庸人、马屁精，总之，各种各样的坏蛋。
作家尊重人，把人看作是创造力量的源泉，是地球上一切事物、一切奇迹的创造者，是反对自然的自发力量的斗士，是新的“第二”自然的创造者，这种自然是由人的劳力、他的科学和技术 创造出来，以便把人从无益的体力消耗中解放出来，——这种消耗，在阶级国家的条件下，必然是愚蠢和无耻的。
作家把集体劳动加以诗化，而集体劳动的目的就是创造新的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完全排除人对人的统治以及对人的力量的无理剥削。
作家把妇女不仅评价为生理上的快感的源泉，而且评价为劳动生活中的忠实的同志和助手。
作家把儿童看作是这样的一些人，在他们面前我们大家要对所做的一切事情负责。
作家力求以一切方法提高读者对生活的积极态度，使读者对自己的力量抱有信心，对自己能够克服心里和身外一切阻碍人们了解和感到生活的伟大意义和劳动的最大意义与欢乐的东西抱有信心。
这就是我对劳动大众所必需的作家的简单看法。
曹葆华 译
论被捧起来的作家和“初学写作者”（摘录）
编者按：本文最初发表在1928年5月1日《消息报》上，后收入《高尔基文集》三十卷集第24卷。译文采自高尔基《论文学》续集，第237-238页。
“不斗争就活不下去”，弗·伊·列宁说过。他总是说出“应当说的”话，这是他最好的习惯！
“我们不否定遗产”，在三十五年前他就这样说过，他的全部生活和工作都证明了：他的确不否定资产阶级文化中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觉得，他认为一切劳动部门以及文学部门的技术、“技巧”就是资产阶级文化中最有价值的东西。
是的，“不斗争就活不下去”。因此，各文学团体中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意见，是非常自然的。如果“公认的天才”和文学牧师不以自己的自尊心和傲慢来强调自己的意见，不把我在上可说过的害怕丧失地位的恐惧心加到自己的意见里去，这些意见就会更有教益一些。大家知道，“歌曲全靠调子”。各个文学团体的代表彼此进行争论时所采用的语调，不是同志间、从事共同的集体事业的那些人之间所应采用的。如果进行文学论争时所用的语调在思想上更严肃、更认真和更心平气和，不那么傲慢，而且没有粗暴的人身攻击，那么，地方文学团体就不会写出这样公平的报告：
文学团体和派别的剧烈斗争，对我们的学习是一种阻碍。在不断争吵和倾轧中，写作和学习写作都是十分困难的。
这种牢骚我知道很多。它们全都清楚地说明，由于这种争吵的腔调，青年不了解争吵的意义，可是相互间的“倾轧”，青年却很清楚地感觉到了。这是自然的，因为在争吵中，个人的原则暴露得很明显，而且令人讨厌，使一个工人通讯员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出这样一句话：“在这种喧嚣里，一个正直的无产阶级的人很清晰地听到闹市的喧嚣和杂沓的叫卖声。”
如果我们真正希望在人们中间建立新的、更“合乎人情的”相互关系，很显然我们就应该在自己当中创造“新文化”。新文化是由尊重劳动人民、尊重劳动而产生的……
孟昌 译
致芮加（摘录）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五日，莫斯科
编者按：译文采自高尔基《文学书简》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209-210页。
责难一些杂志，说“它们脱离生活”，这也未必是公正的。它们彼此间所进行的“激烈斗争”，也不是别的，而是生活。所以造成这种斗争，是因为在我国现在还没有一支完整的、统一的、思想上组织起来的文学大军，而仅仅存在着游击队式的文学团体，例如，“锻冶场”、“山隘”等等就是这样的团体。
革命前的文学分为两支敌对的大军——资产阶级的大军和我们所说的“民主主义的”大军，这是正确的。我国当前的文学，就其革命性的标志而论，也应该分为两支大军。我们目前还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战线反对正在复活的小市民阶层，它的思想和情绪正向各个方面渗透着。这个过失应由大家来负，“锻冶场”说“各个杂志都不愿研究新事物”是毫无根据的。杂志就是文学工作者所写作的书。您用自己的这种说法仅仅断言，在同一阵营的文学家中间是没有一致意见的。这个事实非常令人忧虑和危险。证实它的存在是必要的，但不是采取您所使用的那种方式，您是用自己的笔调加深了革命者当中的愤怒和敌意……
曹葆华 渠建明 译
论文学（摘录）
编者按：本文最初发表在《我们的成就》杂志1930年第12期上，后收入《高尔基文集》三十卷集第25卷。译文采自高尔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26-27页。
我国有很多批评家，他们的数量正在增加。这是很好的，如果这不是因为贪图容易的工作的话。批评家绝大多数都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也是很好的，因为这表示他们的基本方针应该是一致的。
然而我获得这样的印象，就是批评家们对于文学，不如对于互相教育那样注意。他们都要“端正方针”，由于他们努力的结果，方针反而奇怪地被歪曲和弄乱了，以致很难明白正确的统一的方针究竞在什么地方。
批评家们分成小集团，猛烈地互相争论、攻击，同时把许多明显的偏私、傲慢、私情、嫌恶，归根到底，把个人主义带到这个未必有成果的工作中来。
人们会很奇怪而且很痛心地看到。基本上意见一致的人们的争论，是用仇视的语调进行的，充满着最粗野的人身攻击；在这些争论中，缺乏同志的感情和对一致的主要方针的认识。彼此责骂对方使用欺诈伎俩和对思想及语言态度不忠实，企图刺痛争论者的鼻子和肚脐，露骨地暗示他的愚笨，以及舌战中常用的其他毁灭性的手段，对于那些在一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国度里选择了“生活教师”的职业的人们，未必是值得赞美的和必要的吧。“有名的”批评家们这些互相贬低和侮辱的手段，会在新进批评者——目前还是书评家——中间造成同样粗野有害的风气。
批评家没有阐明文学是一种集体工作，一种专门的工作，在文学迅速而多样地发展的情况下，我们没有一年一度地把文学的成就加以概括的评论。作为专门家的文学家，并不能使批评界发生什么兴趣；看来，批评家首先在他身上寻找的是这个或那个集团的拥护者，并把他当作自己小队里的兵士，而不是当作统一的大军的战士来培养。这种态度是使他走到个人主义方面去的推动力。
孟昌 译
文学游戏（摘录）
编者按：本文摘译自《高尔基文集》三十卷集第27卷，第248-249页。
我认为谈谈文学风气问题是有必要的。在召开作家代表大会的前夕和组织作家协会的时刻，谈谈这个问题是非常适时的。
我们的风气，说得轻一点，是不好的。不好的原因首先是，至今仍未根除宗派情绪，文学家还被分成为“我们的”和“非我们的”，这种状况就造成这样一种人，他们以自己的单部的私利为转移，既为“我们的”服务，也为“你们的”效劳。派别不是按“党性”和“非党性”的标志形成的，也不是由于“创作上的”分岐而必然出现的，而是由于爱好虚荣的人肆无忌惮地要充当“领袖”的欲望造成的。“领袖欲”——这是一种病态，这种病起源于集体主义情感的衰竭，表现为“个人的因素”的膨胀。“个体经营”在农村正在迅速地根除着，在这个时候，它在作家队伍中却变得日益突出。不应该只用下面这个原因解释这种现象，这就是，动物式的个人主义积习深重的农村居民把文学看作比在工厂，在机床旁干活更轻松的“临时工作”而迈进文学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就是，匆忙地学会一点列宁、斯大林的词汇，就能够巧妙指挥内心空虚的人物。这种人物的毫无原则的精神使他们可以成为“忘我的”，也就是无耻地今天为“我们的”服务，明天又为“你们的”效劳。过去的“拉普派”的某些人，把从“我们的”到“你们的”这种跳来跳去的轻浮性表演得非常精彩。这种轻浮性表明，跳跃者的思想行装是微不足道的。“拉普派”的某些人认为党中央的决议对自己是奇耻大辱，于是就脱离了文学，谈论起文学来，就象是谈论别人的事情，说它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工作。这是反对社会的、反对党的行为。但是，我认为必须说明，根据我的看法，当“拉普派”还是同志式地团结一致地活动的时候，当他们还没有染上“作威作福”的病症的时候，尽管他们还没有掌握必不可少的广泛而又深刻的文学和文学史的知识，但他们却具备了真正的党的工作者的洞察力和敏感，能够清楚地辨别敌人和思想糊涂的人，辨别摹仿布尔什维克的声音和姿态的鹦鹉和猴子。我觉得，在“拉普派”的时期文学青年的风气还没有如此堕落。
张羽 译
[1] 俄共（布）中央报刊部于1924年5月9日至10日开了讨论党的文艺政策的会议各文学派别的代表和党的活动家在会上发了言。围绕《红色处女地》和《在岗位上》两杂志的立场在会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拉斯科尔尼科夫发言反对在苏维埃的和党的刊物上发表“同路人作家”（A.托尔斯泰和皮里尼亚克）的作品，他指责《红色处女地》杂志编者沃隆斯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原编者注
[2] 高尔基指的是费定的长篇小说《城与年》。——原编者注
[3] 《红色处女地》1925年第1期开始刊登革拉特珂夫的长篇小说《水泥》（第6期才刊登完）。后来高尔基改变了对革拉特珂夫的小说的态度。——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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