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相关链接：卢那察尔斯基
苏联文学发展的几个阶段
（在国际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А.卢那察尔斯基
编者按：本文选自《卢那察尔斯基文集》第2卷，文学出版社，1964年第362-367页，首次发表于《在文学岗位上》杂志1927年第23-24期（11-12月号）。这是卢那察尔斯基在第一次国际无产阶级和革命作家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这次会议于1927年11月16-16日在莫斯科举行。
俄罗斯帝国发生的变革，把这个帝国变成了苏联，这种变革当然不能从根本上毁灭文学，或者降低它在这个国家的各族人民眼中的价值。
但这场变革改变了整个局面，给文学提出了完全新的要求，如果把作家生活状况的暂时恶化撇开不说的话，甚至这样也应当承认，旧文学面临着极难解决的问题。
让我们看一看十月革命发生时文学的状况。
首先，当时的文学几乎仅仅只是俄罗斯文学。甚至用文化高度发达的民族的语言创作的文学，也横遭各种压迫：许多人口较多和文化上稳定的民族，完全没有本民族的文学。
十月革命解放了苏联境内各个民族，使他们能在文化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为用几十种语言创作的文学的产生和完善打开了大门。单是这一点，就已经具有十分巨大的意义，而更重要的，是十月革命后在文学的内容上所发生的变化和进展。
无产阶级作为历史积极性的主要体现者和领导阶级，它在文学方面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是为这个阶级深刻的自我认识的过程服务。无产阶级需要通过一些既是综合性的、同时在艺术上又是十分具体的形象，去认清本阶级所有各个集团和各种人物的面貌。无产阶级必须深刻地表达出自己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性的理想主义，认识和克服自身的小资产阶级的杂质、行会习气和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恶习，同时把可以作为榜样的正面人物提到首位。
然而无产阶级不能仅仅局限于解决艺术上自我认识和自我教育的任务。无产阶级所寻求的文学，除上述作用外，还应使它清晰地、形象地认识到，哪些社会力量是它的同盟者和它的组织工作的对象，还有哪些社会力量成了它的敌人。
可见，无产阶级在文学方面所要解决的任务是非常巨大的，它必须根据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及其目标得出的专门观点，艺术地认识整个新生的国家以至于整个当代的世界。还有，坚定地和通过各种途径引导全国各个阶级和阶层、推动整个世界走向实现社会主义伟大目标的无产阶级，应该把文学作为说服教育和改造它周围的各个社会集团的强有力工具。
毫无疑问，创立这样的文学，不仅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且也是苏联全体公民的利益所在，因为这件事在不同程度上包括在苏联建设的范围之内。
看来似乎很自然，最有希望在我国创立这样的文学的人可能是：一、才能出众而且技巧高超的职业作家；二、无产阶级本身的队伍中涌现的作家。
最理想的作家，当然是集文学的内行和专家的高超技巧以及无产阶级作家的明确世界观于一身的人。
可是革命发生时，几乎完全没有它所需要的文学力量。
但绝对不能说，新的国家当时自发地给文学提出的那些要求完全是与俄国文学的传统根本不相容的。
从实质上说，这里是以更深入，更扩大和完全新的形式提出了俄国先进贵族、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时提过的要求；俄国先进贵族觉醒后对生活持批判态度，造就了一批贵族古典作家，而小资产阶级觉醒时，从中涌现了一批民粹派的现实主义作家。
但糟糕的是，在革命发生时，社会现实主义文学——贵族的文学（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和平民知识分子的文学（从别林斯基到高尔基）——的巨大浪潮已经成为过去。
不错，高尔基当时还活着而且现在还健在，正是他和几位与他相近的别的现实主义作家（例如绥拉菲莫维奇）在某种程度上作了从旧文学通向新的、革命后的文学的地峡。但他们在革命前被认为是过去的文学的模仿者，而且过时了。大而时髦[1]的文学走的是纯唯美观点、悲观主义和虚无缥缈的象征主义以及毫无内容的未来主义的道路。俄国文学令人瞩目地改变了自己旧的面貌，并宣布不为社会服务。
正是在这个时刻，这股逆流碰到了革命后的社会所提出的新的和坚决的要求的墙壁。
这里需要补充一点，大部分作家，至少在十月革命刚刚成功后不久，曾经为二月革命的命运感到伤心，他们倾向于把这次革命看作是一场主要是知识分子的革命。
这就是为什么革命后在老作家中仅仅只争取到了个别几个人的原因，这也是很多老作家跑到国外，而另一些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感到自己象扔到陆地上的鱼一样的原因。
革命后要立即在无产阶级当中培养出具有足够创作能力的作家是异常困难的。有人说，无产阶级要进行政治革命已完全成熟，但要在文化的精巧形态（文学也应该认为属于这种形态）方面进行了创作，还特别缺乏锻炼，这些说法，当然也有部分道理。
因此，苏联文学在最初几年是相当贫乏的。在头几年，只有少数找到了通向革命的道路的高尔基学派的现实主义作家创作了少量作品，第一批无产阶级作家在创作上刚迈开步子，他们写的主要是口号式的和群众大会发言式的社会抒情诗。
应当指出，个别未来主义者（马雅可夫斯基）积极地和卓有成效地参加了头几年开展苏联文学的工作。
此后苏联文学的发展，第一，通过新出现的所谓同路人，第二，通过成长起来的新的无产阶级作家，现在他们已大大接近于主要任务的解决，即接近于文学上的社会现实主义了。
在这个过渡时期，可以看出存在着同路人的三种主要的类型。第一类，有这样一批作家，他们有时是不真诚的，有时因自己的过错而发生误解，这些人力图创立为新的读者所能接受的文学，但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其中夹进了某种欺骗。我在这里不想列举这类作家的名字以免得罪人，只想举国外人所共知的爱伦堡[2]作为例子，他正好是这一类最坏的苏联作家的最好典型。第二类同路人应当次为是那些大体上有经验和熟练技巧的作家，他们开始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新的国家，他们是抱着同情的态度这样做的，而且已着手自觉地和努力地适应新的建设的需要。属于这一类型的，当然有象A.托尔斯泰那样离我们较远的作家[3]，也有象几乎与无产阶级文学完全靠拢的列夫派那样更为接近的作家。最后，第三类同路人是青年，革命到来时他们还是孩子，他们被革命抛来抛去，他们也可说是十月革命的孩子或者至少是十月革命的养子。这第三类作家，远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在某种程度上指望得到无产阶级作家的称号的，但他们的作品上打有革命感受的特殊印记。这一批人中间经常可以看到革命热情（虽然不是绝对纯洁的）与巨大的革命本领[4]的结合，就这一点说，他们大概是目前影响最大的一类作家。我认为属于这一类作家的有，列昂诺夫、谢芙琳娜、拉甫列尼约夫以及一大批同一年龄和同一风格的其他作家[5]。
也许在这过渡时期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作家队伍人数要少得多，他们作品的分量要小得多。尽管如此，无产阶级文学发出的声音已相当响亮，于是通过无产阶级的嗅觉必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严格地和准确地确定自己的、相近的、可接受的、仿造的和直接敌对的东西之间的界限在哪里。
这就是有名的《在岗位上》杂志所领导的一场激烈的运动所以产生的基础。党和苏维埃政权关心新文学的创立，希望把有经验的知识分子吸引到自己这一方面来，因此对所有作家，即使是仅仅只在表面上对十月革命后的社会稍稍表现出好感的人，都采取了清醒的态度。
这个当时具有一定理由的策略，就由过渡时期文学生活的主要组织者沃隆斯基同志加以彻底贯彻，他的做法不久变成了文化方面明显的政治错误。对待接受十月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态度，由亲切周到发展到了奉承巴结的地步，过高地估计他们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他们的弱点和作品中发出的不正确调子以及他们有些鄙视正在迅速成长的纯无产阶级文学幼芽的态度。
随着无产阶级文学的成长，开始产生一些相反的思潮，这些思潮表现在岗位派运动和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占统治地位的倾向中。岗位派在激烈的争论中，也许对某一类同路人态度有些生硬，也许夸大了无产阶级作家成长的速度和他们所取得的成果的质量，但毫无疑问，他们的做法对那种卑躬屈节自以为明智地否认出身于无产阶级或与无产阶级完全同化的人能创建文化的精巧形态的行为，完全是一种正常的反应。
在这基础上产生的派别之争，在一九二五年七月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后[6]大大缓和了，决议中明确规定了党的文学政策的主要方面。这个对理解苏联文学的命运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决议。现已印发给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因此我就不详细讲了。
我不准备讲新旧分歧后来的结局，因为在我看来这项决议大体上解决了所有的争论。
指出文学本身今后发展的进程要重要得多。
第三个，即当前这个时期文学的主要特点，是彻底转向社会现实主义，同时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年的新作家，他们出现了一种不到离我们最近的八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后的文学中寻找根源，而到古典作家和民粹派的文学中去寻找根源的热潮，它完全可由我在报告开头指出的情况来解释。看来甚至连列夫派，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也开始突然放弃任何杜撰，即不再玩无内容的语言的游戏，放弃了卖弄空洞无物的技巧，改变了纯外部的技巧是文学的唯一实质的说法，在保留某些形式特点的同时，直接转向用诗歌写热情洋溢的政论，对此这个流派的首领马雅可夫斯基一直都有相当大的爱好。
无产阶级中篇小说的繁荣，几部大部头长篇小说的问世，直接与生活紧密相连的抒情诗和史诗，新的社会剧——这就是我国文学纯无产阶级的一翼现在拥有的东西。莱拉特珂夫、李别进斯基、法捷耶夫[7]、乌特金、扎罗夫、别泽缅斯基以及其他许多人，现在甚至就作品形式上的完美程度而言，几乎也成了我国文学中先进的一部分。
左翼同路人也在继续成长，尽管速度可能并不那么迅速。我国文学青年中的大作家们在这期间写出了新的大部头作品。也出现了一些新的、人们寄以巨大希望的名字，例如奥列沙及其相当新颖的半长篇小说《妒忌》[8]。
同时，戏剧也一直在不断成长[9]，它使得我国强大的舞台艺术——形式上右的、左的和混合的——有更大可能走上同样的社会性的道路和同样对总的建设起作用的道路。
苏维埃政权的决定性胜利以及在它的旗帜下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所取得的令人注目的成就——所有这些消除了苏联作家各个团体之间的矛盾，把成立统一的作家组织的措施提到了日程上。
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步骤是成立苏联作家联盟[10]，国家给了这个组织大量的授助以便开展出版工作和建立作家的互助基金。在不久前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改善作家的生活状况[11]，而不久的将来将要修订版权法、工资和作家与出版社之间合同的形式等，这些都对作家极为有利。
个别攻击性的论调，个别的、大多是微不足道的误解，这些还是存在的，但对我国相当统一的文学的总的画面，并无影响。
这当然并不是说，我国作家不存在各种不同的情绪，其中包括热情的共产主义者，怀疑主义者以及几乎对实现革命任务丧失信心的悲观主义者。作家联合会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把我国文学健康的因素，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因素，扩大到它的整个躯体上去。
最后想提一下书刊检查问题。有时可以听到有人抱怨它，说它的笑话。不过政府曾几次调查了我们的书刊检查机关（图书检查总局）并吸收作家本人参加这项工作。每次调查都发现我们的书刊检查工作是做得完全合适的，只有数量极少的作品被禁止发行，而且都有重大的理由。
张捷 译
[1] 卢那察尔斯基指的是唯美主义颓废派的文学家所作的评价。——原编者注
[2] 二十年代，爱伦堡的创作以其对资产阶级世界的尖锐批判而吸引了苏联读者，但他也以怀疑态度看待苏联现实，他对现实的看法很多方面是完全错误的。——原编者注
[3] A·托尔斯泰于1023年回国，到1927年还没有发表重要的作品。——原编者注
[4] 显然是印刷错误，这里说的是职业的、作家的本领。——原编者注
[5] 卢那察尔斯基在《我们艺术的成就》一文中曾这样讲到同路人作家：“一大批享有盛誉的作家属于同路人阵营，他们无疑是革命的非主力部队。可以在这里举出一长串名字，但只要举出列昂诺夫，拉甫列尼的夫，劳谢沃洛德·伊凡诺夫、谢芙琳娜、利金、索波里、阿历克谢·托尔斯泰等人就够了。费定的《城与年》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人们谈论得很多。”（载《艺术的生命》1926年第19期，5月11日，第4页。）——原编者注
[6] 指俄共（布）中央1225年月10日《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卢那察尔新基曾参与这一决议的起草。——原编者注
[7] 卢那察尔斯基在讲稿《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文学》中写道：“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就其手法的真实性，就其风格的清新平易来说……完全证明。年轻的无产阶级文学（法捷耶夫本人就很年轻）如何在前进。这样的作品，就形式说，托尔斯泰才能写得出来……书中塑造了生动的典型，没有任何人为的紧张，没有压力，读了这本书，就会变得精神振奋，心情愉快。——这是不容置疑的。从个别段落到整个章节，从每一个典型的塑造到把这些典型溶合为一个集体，所有这些，都处理得非常巧妙。”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142，登录号1，保管单位426。——原编者注
[8] 这部长篇于1927年发表在《红色处女地》杂志上（第7-8期），卢素尔斯基1829年在回答《星火》的调查时写道：“在同路人的作品中，我认为奥列沙的《炉忌》名列第一。”……后来奥列沙根据小说《妒忌》所写的剧本在瓦赫坦戈夫剧院上演时，卢那察尔斯基在题为《感情的阴谋》一文（载《红报》，晚刊，1929年3月23日，Иo.74）中，也谈到这部小说以及评论界对它的评价。——原编者注
[9] 卢那察尔斯基在《我们艺术的成就》一文中曾谈到苏联剧作家的作品。他说在话剧这一专门领域里，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的纯无产阶级的和手法新颖的剧本《暴风雨》和《左舵》在最近获得了无疑的成功，作者在第一部作品《回声》发表后成了知名作家，而这两部作品又把他提到了很高的高度。格列鲍夫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写成的历史幻想作品《扎格穆克》在小剧院上演十分成功、为了说得全些，我不能不提到我的剧本《毒药》一直都在列宁格勒和外地上演，这三位作者都是共产党员。罗马绍夫卓有成效地在社会喜剧方面继续进行工作，写了《克里沃雷利斯克的末日》。在革命历史剧方面获得了丰收。加邦、阿捷夫、杰加耶夫等人为新的剧作家提供了情节，这些剧作家的剧本也很受欢迎。斯莫林、列尔涅尔等人的剧本，不管怎样总对当前人人关心的问题作出了反应，这些作品使得戏剧创作明显活跃的画面更加完整了。我列举的只是最近一年发表的剧本，但在这里也应当重视那些已成为革命后的戏剧的面定成分的作品。这里应当把埃尔德曼的《委任书》列为第一。（《艺术的生命》1928年第19期，5月11日，第4页）卢那察尔斯基在1926-1927年所写的其他文章中，特别提出了特列尼约夫的《柳鲍芙·雅罗瓦娅》、布尔加科夫的《土尔宾一家的日子》、法伊科的《猎奇家叶夫格拉弗》、列昂诺夫的《獾》、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原编者注
[10] 苏联作家协会联盟于1926年12月成立，参加联盟的有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全俄农民作家协会和全俄作家协会。后来参加联盟的文学团体有：列夫、“山隘”、“锻冶场”和“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卢那察尔斯基曾在《论作家在国家中的地位》一文中说到这个联里（此文载《记者》杂志1929年第4期，4月）。1927年11月21日在革命剧院举行联盟成立仪式，卢那察尔斯基在会上致祝词汇。——原编者注
[11] 1927年，苏联人民委员会成立以Г.克尔日让诺夫斯基为主席的专门委员会，以制订改善作家生活状况的措施。根据该委员会的建议，拨款建立苏联作家联盟的出版社和作家互助基金，对版权法作了修改，并决定作家按照工人的同样标准偿付房租等。卢那察尔斯基曾在《改善作家状况的措施》一文（载《真理报》1927年第224号，10月10日）中谈到这一点。——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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