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7．岗位派
《在岗位上》社评三篇
社评
（一九二二年第一期）
奥新斯基的几篇“著名”文章问世已有一年了，而在苏联还在玩着文学批评的走马灯。每一个人，只要是同文艺有点关系，抑或是他觉得有关系，他就会大吹大擂。有的共产党员喜欢在修道院里遁世独处的阿赫玛托娃，有的喜欢荒淫的持斯拉夫派观点的皮里尼亚克，还有的喜欢“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的”谢拉皮翁兄弟。于是，许多天才就培养出来了，革命也得救了，又找到了受命管理我们革命文学的代理人。最不可饶恕的意见分歧，最荒谬的紊乱，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在文学问题上曾占统治地位。这种情况应当结束了。我们需要坚定的、彻底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路线。在复活中的资产阶级文学和动摇中的“同路人”面前，应当把原先的战斗旗帜重新骄傲地、坚定地举起。
艺术过去是、现在也还是直接影响群众感性认识的强大武器。然而，在艺术领域里，无产阶级极少作为，几乎毫无作为。
工人阶级能够明确和坚定自己的立场并创造真正珍宝的唯一地方，就是无产阶级文学。无产阶级作家创作了一系列作品，表现出工人阶级文学的新的处世态度和世界观。他们唤起了一个巨大的文学运动。现在已经没有人否认无产阶级文学的存在。无产阶级文学获得了一定的社会意义，这种意义在国内战争年代尤其显著，那时老作家或逃亡国外，或躲在纯艺术和小市民怨言的堑壕里，而资产阶级出身的年轻作家，则沉溺于各种形式主义的花招之中。
近年来，我们无产阶级文学的声音与革命是和谐的，甚至通过革命的雷鸣就可以听到它。
但是，在现在革命发展的新条件下，无产阶级文学必须深入开展自己的工作，必须寻找新道路。首先，无产阶级文学必须在思想方面和形式方面彻底摆脱过去的影响。俄国无产阶级文化上的落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长期压迫，近几年和革命前几十年俄国文学的衰落，这一切加在一起必然对无产阶级的创作产生影响并造成继续影响它的可能性。
必须扩大无产阶级文学的内容范围。迄今它只有两个基本主题：劳动和斗争。必须与劳动同时提出无产阶级的建设，而在对斗争的艺术反映中，首先要完整地利用我们富有英雄主义的现代生活和我们的宏伟的时代。要更接近活生生的、具体的现代生活。
同时，我们应该利用无产阶级充满斗争、失败和胜利的过去以及它在未来取得胜利的前景，来创造革命的无产阶级浪漫主义精神。
无产阶级文学内容的这些重大课题，要求无产阶级作家运用近五年来占主导地位的抒情方法的同时，还要运用叙事的方法，只有这种方法能帮助我们创作与时代相称的宏伟巨著；文学内容的这些课题使无产阶级诗人不得不寻找适合于内容的形式，这种形式只能是综合性的。
我们的基本任务是扩大和深化文学的内容，制订无产阶级文学新的综合形式，处于这样的岗位上，我们将进行无情的斗争，一方面同某些无产阶级作家团体本身的停滞不前和老调重弹斗，另一方面同过分注重形式及形式的个别因素的倾向斗。
在进行这一项工作时，我们将在无产阶级文学中坚守明确和坚决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岗位。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开始的各种资产阶级文学团体的猖狂活动面前，任何思想意识的动摇是完全不能容忍的，而且将受到我们始终不渝的揭露。
我们将同样地坚守在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组织建设的岗位上，并将为它的团结和巩固而斗争。
我们将同那些马尼洛夫们斗，他们从歪曲和诽谤我们革命的“同路人”[1]的一系列腐朽的文学创作出发，竭力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建造美学的桥梁。
我们将同那些旧脑筋斗，他们摆出毕恭毕敬的样子，不进行充分的批判却站在旧资产阶级贵族文学的花岗石纪念碑面前发呆，不想从工人阶级肩上卸掉这种文学的思想的重负。
我们将同那些悲观绝望的人斗，他们在寻求新事物中支持玩弄文字游戏的作家，建立“未来”的理论，忘记了现在，并沉湎于发了霉的华而不实的词句。
最后，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社会团体，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不仅同公开的白卫军和在群众眼里威信扫地的文学流派作斗争，而且还要同那些在革命性假面伪装下出现，实质上反动和反革命的作家团体作斗争。
文学中的鲜明的、坚定的、严格而彻底的共产主义路线，将是本刊的指导原则。
经过多次战斗洗礼的无产阶级的武器——它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和工人阶级对知识和创作的日益增长的渴望，是我们能够完成自己所承担的任务的保证。
《在岗位上》编辑部在自己的工作中主要地希望得到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共产主义青年和无产阶级大学生的广大群众的注意和关怀。
我们期望一切无产阶级作家，一切在文学领域工作或对它有兴趣的共产党员和工人同志们积极支持并同我们合作，我们号召他们齐心协力地建设无产阶级文学，发扬共产主义的韧性，投身于意识形态战线上不间断的斗争。
雷声 译
编者按：本文选自《在岗位上》，1923年，第一期，《在岗位上》杂志合订本，西德威廉·芬克出版社，慕尼黑，1971年影印版。
社评
（一九二二年第二——三期）
《在岗位上》的出现，似乎妨碍了“美的”文学爱好者迄今为止还未受阻碍的“旋转”。尽管我们对此感到非常惋惜，但是我们还是应当说，对于没有文化的无产阶级来说，讲清形势总比空话连篇地议论“客观真理”和古典的（不是阶级的）大师的用处更好。
形势明朗表现在，非十月文学和伪十月文学的组织，已经扯下了临时的和辅助的遮羞布，以“同路人”的面目公开出现。在右翼中，所有精神上反动、本质上仇视革命的文学势力——从侨居国外的前伯爵，到十月革命后“背口袋”的粮食贩子，从昨天的朋友蒲宁们到明天的吉皮乌斯们——在我们某些同志的帮助下，全都组织和联合起来，与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革命文学进行斗争。
不仅如此。
这些昨天的敌人、明天的死人的文学，还冒充为从资产阶级制度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中唯一可能的和最需要的文学。
无产阶级文化被宣布剥夺了存在的权利，无产阶级文学被否定，甚至连其存在的可能性也被排斥。
已经向无产阶级文学宣战，对它的公开讨伐正在进行。
首当其冲受此打击的，是无产阶级青年们的创作愿望和巨大的文学成就，这些青年不仅被送去学习，而且还要去服务，去臣服气数已尽的资产阶级文学。
与无产阶级文学同时遭到攻击的，还有在政治上早已站到十月革命方面的最革命的作家团体。
这样一来，那些虽然尚未最后确定自己的文学道路，但毕竟会站到我们一边来的同路人，便退居次要地位。由于对这些同路人谈论和介绍得太少，因而那一批作家被突出了出来，其中多数人与革命格格不入，有时往往敌视革命。
“催人呕吐的堡垒”的建筑师们和贩卖春宫画的商贾们，被宣布为仅有的有点价值的人。
形势很清楚。
曾经在虽然重要、但却只具有纯文学和理论意义的问题上相互争论不休的个别文学团体已不复存在。它们分成了面对面互相对峙的两个阵营，两条战壕：一边是植根于过去的、假革命的和伪装同路人的文学；另一边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和真正同路人的文学。
在文学、艺术和文化中，现在不是右翼和左翼阵线，而是反动阵线与革命阵线。
每一个作家、每一个诗人、每一个文学活动家都必须公开宣布，他跟谁站在一起，他拥护什么．对于面临的文学决战任何人都不能袖手旁观的时刻已经到来。
中立者不可能，也不应当存在。
在捍卫无产阶级文学的斗争过程中，我们善于把真正的同路人同伪装的同路人区别开来，我们将欢迎前者参加到我们的阵营中来，我们与后者并不同路。
工人读者也不会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命运漠不关心。
我们清楚地知道，与西方国家中我们的同志们的文化水平相比较，俄国无产阶级是落后的无产阶级，因为它是在一个几乎文盲的国家里生活、成长和斗争，但也不要低估俄国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凡是在工人小组、训练班和俱乐部里实际开展文学工作的人都知道，无产阶级的积极分子目前对文学艺术问题的分析是何等的清晰和敏感！
在工厂里，无产阶级文学拥有的朋友，比某些人预料的要多。
而这些朋友在正在开展的文学和文化斗争中，已不是无足轻重的。
我们的党至少在文学艺术问题上能保持中立。
显然，党不能规定这样或那样的文学方向，但是，她的支持应该在无产阶级文学和那些追随她的真正革命作家一边。
对于文学，党必须加强自己的老传统，并坚守在自己的光荣岗位上。
赵惠媛 译
编者按：本文选自《在岗位上》，1923年第2-3期合刊，《在岗位上》杂志合订本，西德威廉·芬克出版社，慕尼黑，1971年影印版。
社评
（一九二四年第一期）
在十月革命六周年之际，意识形态战线上的文学阵地，比以往一切年代更引人注目：在这块阵地上，休战时期早已结束，而战斗行动、猛烈的进攻、急射和肉搏战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
教授文学的神经衰弱的家庭女教师，在搏斗着的双方的枪炮声和战争的叫喊声中晕倒在地。于是主张停战，用“文明的”、“人性的”方法解决争论问题的呼声开始甚嚣尘上。
同时，我们的炮火，有时是重炮的炮火，有助于发现敌人，他们以无法接近的杂志和出版社为堑壕，用党的指示和保守的社会舆论作掩护。
寻找敌人的巢穴虽然不无困难，但总算找到了，根据敌人的还击和单独的偷袭，可以轻而易举地判断他们的意图、兵力和潜力。而如果我们注意到，这是在意识形态战线上开展的思想斗争，就能够清楚地判断，他们的纲领不完整，他们的行为举止与工人阶级及其共产党的实际任务不协调。
我们十分明显地发现，我们的许多报刊，我们的出版社和领导同志，已成为与革命无产阶级格格不入的伪同路人文学团体的俘虏，这些伪同路人绝不会反映革命的激情和英雄主义，不能组织年轻的革命阶级的意志，也不能使他们的思想意识受纪律的约束。
《在岗位上》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从事文学评论的党的新生力量，它对这一切不能允许的、共产主义信仰所不能接受的现象不会置若罔闻。《在岗位上》坚决投入战斗，毫不吝惜弹药和力量，开始搜索敌人，并举枪瞄准他。
打仗就要象个打仗的样子！
声音是粗鲁的，动作是剧烈的，战斗是无情的，不吝惜弹药，俘虏是多余的。
在激烈的斗争中，我们吸引过许多朋友到自己方面来，以此扩充和壮大战斗者的队伍，他们维护党在文学中的正确路线，纯洁文学队伍，扫除伪同路人的一切污垢。而与此同时，没有骨气的和软弱的人却开始离开我们的队伍，但是，有哪一个战斗的军队没有过这种经历呢？
《在岗位上》无反顾地行动了，因为它知道，在它背后是巩固的革命后方。当我们投入战斗时，我们获得了深切的同情，这同情正来自我们所指望的那个阶层。文学委员会和文学小组、无产阶级诗人和作家团体、工农速成中学学生和工人通讯员、个别老的党员文学工作者和老布尔什维克们、莫斯科和外省，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我们的可靠后方，哺育和激励着我们，给我们扩充干部，帮助我们理解复杂的运动战，指出应该瞄准什么样的目标，使用什么样的武器，应该怎样侦察和向哪个方面侦察。
最初，我们是一支规模不大的游击队伍，在很短时期内，变成一股紧密团结、纪律严明、特别善战的力量．发起《在岗位上》的少数编辑和亲密的合作者，变成最朝气蓬勃、经得住党的考验、具有革命热情的文学批评家和政论家的广泛组织，他们被一个共同的思想愿望——在文学中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联合在一起。
我们带着这些短期工作的战斗成果，正跨入伟大十月革命的第七个年头。我们毫不奢望，我们这个据点在今年将会特别扩大，将会引起特别的注意。西方发生的事件，把每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心服引到不同于文学的另一方面——生动具体的政治现实方面，这一现实充满激动人心的斗争时刻和异样的战斗行动。
然而，能让我们文学阵地的战壕里长满荆棘吗？能让我们的刀剑入鞘，把已经占领的阵地让给敌人吗？难道我们应该完全退出战场，把它交给思想上不正确的文学政策完全控制吗？
不能！在党还未召唤我们奔赴更重要的、战斗的、负责的岗位时，我们应该继续我们的事业。在继续我们的事业时，我们应该一如既往地适应课题、时间和地点的要求，有时对谁也不怜悯，而要揭露其有意无意的罪恶；有时却需要与我们全党和党的朋友们一道，冷静而慎重地端正共同的文学路线。
赵惠媛 译
编者按：本文选自《在岗位上》1924年第1期，《在岗位上》杂志合订本，西德威廉·芬克出版社，慕尼黑，1971年影印版。
[1] “同路人”是二十年代苏联批评界非常流行的一种称呼，指那些力图为社会主义革命理想服务、同情革命、但尚未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作家。这个称号常常与“无产阶级作家”、“农民作家”并提。“同路人”首先指那些加入无产阶级作家组织以外的各种文学团体的作家和诗人，如“谢拉皮翁兄弟”的左琴科、Вс.伊凡诺夫、卡维林、隆茨、斯洛尼姆斯基、吉洪诺夫、费定；“山隘派”的普里什文、卡达耶夫、巴格里茨基、奥格尼约夫、杰缅季耶夫、卡拉瓦耶娃、马雷什金；“构成派”的谢尔文斯基、奇切林、泽林斯基、卢戈夫斯科依、巴格里茨基、英贝尔、阿加波夫、阿拉耶夫、加勃里洛维奇、图曼内依；“意象派”的格鲁齐诺夫、叶赛宁、伊弗涅夫、库西科夫、马里延戈弗、罗依兹曼、舍尔舍温维奇、埃尔德曼等。此外，也有一些人不属于任何文学团体，如列昂诺夫、拉夫列尼约夫、A.托尔斯泰、莎吉嬢、希什科夫等。
“岗位派”（《在岗位上》、《在文学岗位上》）以及“拉普”组织还常常把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列为“同路人”。
一九一九三二年随着一切文学团体的解散和筹建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同路人”的称呼便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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