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论活人
С.英古罗夫
编者按：本文选自《在岗位上》1924年第1期。
革命前曾有一种特殊类型的作家，他们的名字一年之中只有两次在定期刊物上出现在复活节和圣诞节的两期上。这些作家的特点在于，他们的名字，如同其作品的主题和主人公一样，一俟人们读完小说，即刻就被遗忘。
但是有一个短篇小说至今留在我的记忆里。作者嘛，当然，我忘记了。主人公的名字也忘了。故事发生的地点都忘记了。不过情节和主题思想我却记得。
一、论两种真实
有一位采访记者写了一个关于他怎样度过圣诞节前夜的故事。他走在街上，遇到一位年轻的、模样俊秀的女子。她冷得发抖，孤单单的一个人。采访记者也是独自一人。他们相识了。一起愉快地逛了商店，买了酒和零星的食品，于是去到他的住处。原来她还是个讨人喜欢的主妇。屋里温暖、舒适、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女子信任地、以同志式的态度向他叙述了自己怎样沦落到这种生活地步的经过。他们在亲切友好的交谈中度过了这个夜晚，后来她走了。当然，是象哥哥妹妹那样分手的．这就是故事的全部。
这岂不就是圣诞节的一个普通故事吗？这也不就是个“冻得发抖的孩子”吗？为什么这个记者和这个流落街头的有德行的女子能被人们记住呢？
啊，原来……这就是为什么！故事还没有完。作者在小说的末尾，特意补充了单独的一小段，其中他道出了不无趣味的详情细节。
载有记者所写的这篇小说的一期杂志出版后，他的朋友们问他，是否当真同那位女子那样感人地象兄妹似的分手的？
“难道说你们之间什么关系也没有发生过？”
“当然发生过，”作者回答说，“但是您要知道，这是生活真实。可是小说里应当提供的是艺术真实。”
这两种真实论——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正是整个复活节文学的特征。“复活节文学”——这是在“复活节之夜”教堂内金钟齐鸣、在战争日子里七英寸口径的“炮筒”对准律师出身的年轻旗手的胸前香囊[1]猛轰（诚然，香囊保护着旗手的生命）、而在革命时期一年两次——五月一日与十一月七日——准时在巴黎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街道上……攻击斯莫尔尼宫与冬宫的一种文学。
这是艺术真实。是不曾有过的事情。
无疑，这种类型的文学同样是需要的。正如电影院里需要《印度陵墓》一样。正如需要《住宅联合社》杂志一样。
在革命风暴袭击的时代，“艺术真实”的虚假不知何故未被人们注意。当阿根廷的种植园里的每一次罢工都震撼了旧世界的一切根基，并且被新闻界和集会的工人群众完全领悟的时候，在“复活节”文学刊物上轻而易举就能使惶惶不安的读者相信，顶上红旗飘扬的王宫不是威廉二世的宫室，而是红色的克里姆林宫。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这种文学能够煽起对德国人的仇恨。在国内战争时期，它也象我们的刊物和宣传画那样做了政治性的鼓动工作。
是的，这种文学是需要的。但是这种文学如果作为唯一的或者是占主要地位的一种创作，那就是不幸，很大的不幸。一个三十岁的模型工，三年前在特别处、在装甲列车上、在余粮征集队里轮番工作过，而今在罗蒙诺索夫学院里依然那样顽强地思考着牛顿定律以及巴西种植园里黑人的罢工与征用俄国资产阶级的汽车和住宅之间的联系。他在现象、情节、事实、事变里，而且还在自己本身的行动里寻找这种因果联系。他想了解，自己能否在这些事变的漩涡里不成其为自己，能否采取另外的做法，不象自己已经做过和正在傲的那样。这个只知道用武器进行批判的工人，如今用批判的武器武装了起来。他对已经走过的革命道路进行伟大历史的和理论的检验。并且在科学、知识与文学的宝库里寻找能够证明他所做过的事情的正确和客观必要性的东西。
我们的文艺作品能否给他提供这种证据呢？
迄今为止，存在有纯粹唱革命赞歌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文学，以及表面上友善，实际上咒骂革命的皮里尼亚克式的货色（在诗里和在散文里）。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大部分来自“艺术真实”的领域。所有这一切都是头脑里的、想象出来的、“创造出来的”东西。然而艺术真实只有在它同时又是“生活真实”的时候才是真实的。
为了我们的明天——我们要烧掉拉斐尔，
拆毁博物馆，踩烂艺术的花朵，——
基里洛夫这样叫喊。这是一种姿态，是艺术上的“俏皮话”。
拉西莫夫说道：
当烟囱冒烟的时候——
一绺黑头发
从那耷拉到眉头的黑披巾里
垂落到我的肩头。
从闪光的眼睛里
流下镭的射气。
（《电力叙事诗》） |
难以相信他。这些话语是有意的诽谤。契诃夫的叶皮霍多夫也说过这样的话，曾引起周围人们的哄笑。人们更相信的是忏悔地感叹时的基里洛夫：
我是那么可怜而又那么渺小。
审判吧，全是我的过错。我没拔刀出鞘，
没把敌人叫做敌人。
还有一桩罪行。
法官，把我的罪再加一条：
我写过空洞的文章，
里面全是幻想，幻想与谎言…… |
之所以更相信，是因为这里有更多的真挚感情。这里的真实不在于诗人承认自己所有的“空洞的文章”都是“谎言”。一个人在自怨自艾的时候是不会说出这种话的。毫无疑问，基里洛夫在革命年代写的并不是“空洞的文章”。在工人阶级为确立自己的专政而进行斗争的时期，基里洛夫的诗是适应于自己的时代的，倘若它们感动过工人群众，那就说明达到了目的。上述所引的诗人自白，真实地反映出他的那种失望和疲倦的心情。这里的真实在于，诗人谈到自己的思想时，不带通常的那种高调和浮夸；他象是在写不准备发表的日记似地谈论自己。在这首诗里，“生活的”真实被放到诗的形式里。诗人谈到的自己，谈的是活的，而不是臆造出来的基里洛夫。这就是不能不相信他的原因。
颇为遗憾的是，诗人的这些真挚而感人的曲调，只是当他为日常革命工作中的晦暗日子伤心地忏悔和哭泣的时候才会产生。在基里洛夫的创作里，真正的革命与斗争——连同它全部的失败和高潮——是鼓动，是口号，是复活节的钟声。
基里洛夫——并非是他个人的名字，而是一个集合名字。这是我们无产阶级诗歌发展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它从革命开始的时候起，到第一个革命浪潮低落的时候止。在这揭开革命斗争更为曲折与更为漫长的新道路的拦路杆面前，一部分无产阶级诗人止步不前：有的彷徨，有的惊恐，有的流着绝望的眼泪。
当然，在这拦路杆面前并不意味着是在最终界线的面前。决不能认为革命文学已完全失去了我在前一篇文章[2]里谈到的那批无产阶级作家。但是这种文学的创作主题以及形式上和思想上的倾向性，无疑使它面临着成为我国当代文学中“圣诞节枞树”的代表的危险。
二、是否需要促进月蚀？
就是说，我们向艺术家提出的要求是：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综合。但是对当前的艺术家来说，还有另一个要求：时代精神。屠格涅夫生活在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他给文学带来的是俄罗斯虚无主义者、平民知识分子革命者、他的时代的英雄（诚然，是用自由主义贵族的成见来看待的）。屠格涅夫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此，他是作为自己时代的一位作家而进入文坛的。
在我们当前的（尤其是在无产阶级的）文学里，我们当前的（其是无产阶级的）读者将去寻找的并不是奥涅金，也不是毕乔林，而是这样的主人公，他在六年之内接连地从一个铣工变成一个红军军官，变成一个革命法庭的法官，变成一个托拉斯的商务经理，之后，变成一个劳动监察员，而今重又变成一个红军军官，他以顽强的精神日复一日地完成着自己的革命使命，这样的人物只有我们的时代才能诞生出来。
革命使俄罗斯的旧生活彻底改观了。不论是奥涅金还是毕乔林，如果能够回到生活中来，那他怎么也无法辨认自己那古老而优美的、贵族的和长满苔藓的故乡。
没有必要去争论和猜测苏维埃国家内部结构美国化的发展速度；但恰恰是它的生活方式如今已受到根本改造，而且这种产生于革命烈火中的新结构，在我们的文学里尚未得到应有的反映，这一点无须加以证明。
无怪乎托洛茨基同志教导工人通讯员们要有清醒的估计，即他们所写的东西有朝一日会被未来的专门撰写俄罗斯革命的社会小说家所搜集，并且给予艺术加工。
契诃夫去世以后，出版了他的笔记本。其中记录了各种见闻、听到的最有代表性的对话片断、有趣的形容词、妙语、比喻、形象，——所有能够在描写日常生活的作家的卓越文学天才的“庞大业务”中派上用场的一切。那些以半散文或政论形式确认新生活中个别事实、现象和问题的工人通讯员们，实际上是在集体写今天的日常生活作家的笔记。
无疑，只根据工人通讯员的笔记本去“炮制”自己的作品，会使作家纯粹变成苏马罗科夫。但是如果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连工人通讯员用铅笔写的笔记都不去注意的话，他就未必能做出什么成绩，因为工人们的笔记是与工人区、工人的日常生活和利益有着直接的联系。
“锻冶场”轻视工人通讯员的笔记，这批作家的主要错误和缺点正在这里。工人通讯员描写的是现实的工厂，包括描写工厂里实际存在的停工现象，那主要只卖鞋油和辣山药的不景气的消费合作社，那几乎在没有省工会组织帮助的情况下创办起自己的工人学校的强有力的共青团支部，那只有一条腿的厂长（他从前线返回后在索别斯去了一条假腿）。在“锻冶场”诗人们的笔下，工厂是一种神的力量。它能奇妙地升上天空，而假如降落太地，官总是不安地要向某处行进，
迈着金属的步伐，
拄着烟囱的长杖……
（格拉西莫夫：《力量》） |
在“锻冶场”诗人们看来，只能用祈祷文去赞美工厂，因为正是工厂把大地送上太空中，送到使诗人们和读者们只在“艺术真实”的形象里才看得到的那个永恒的世界里。然而，工厂产生了一个这样的阶级，它进行了俄罗斯的革命，这种革命是在流血的伤口里，在最残酷的斗争中，在沉重的、非人的痛苦与灾难中进行的。这一切简直太真实了，一个真正与工人阶级相联系的诗人不能不去注意工人阶级的这些实际的痛苦感受。
普列汉诺夫在同民粹派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的争论中说：
“在月蚀所必需的种种条件之内，人的活动无论如何也不包括在内，并且也不可能包括在内。单就这点来看，己可知道只有在疯人院里才能产生出一个促进月蚀的政党”。
[3]
有时觉得，结合为“宇宙派”的一些无产阶级诗人是企图用自己的诗去证明，普列汉诺夫所说的那种“促进月蚀”的组织有可能存在，而且仿佛也是工人阶级所需要的。
当前的文学，我们这个充满了人们的、集团的和阶级的意志力、斗争与激烈活动的狂热时代的文学，能够成为把握这种“人的活动”并且坚决根除任何玄学（其中包括涂着工业保护色的玄学）的文学。我们的文学将是写革命中的活人的文学：写从上层领导地位进入社会科学系的工人，写根据铬革靴筒的价值去估价人的生命的马赫诺分子，写年迈的将军——他表现出象他那样年龄的人所没有的进取心和失去劳动能力后能够自立的精神，写那些如今根据妇女部指令在顿河农村进行扫盲的哥萨克姑娘们，她们仍象一九一九年拿着草权向包古恰尔斯基红军兵团进攻那样勇敢顽强。
在一次关于无产阶级文学道路的讨论会上，格拉西莫夫替革命感到委周，似乎年轻诗人别泽缅斯基亵渎了革命，把革命庸俗化了。那毕竟是革命啊，可别泽缅斯基竟然谈起“毡靴”来。这里，格拉西莫夫忽略了，这双曾经踏遍库班草原、乌克兰田野、西伯利亚雪地和首都广场的穿坏了的毡靴，正是俄罗斯无产阶级从华沙城墙出发胜利地到达太平洋岸边时所穿的那双毡靴。
臆造出来的那座格拉西莫夫的“复活节的”工厂，凭良心说，连别泽缅斯基毡靴里的一块裹脚布也不值。格拉西莫夫的“工厂”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在利沃夫-罗加切夫斯基的教科书中找到两句淡而无味的恭维话（“没有别林斯基式的人物”）。而被别泽缅斯基歌颂过的毡靴，无疑会在伟大俄罗斯革命的编年史中占有光荣的地位。
因为别泽缅斯基的“毡靴”踏遍了俄罗斯革命的整个田地。如今它们把工厂的儿子（真正的而不是甜言蜜语的）带到了非常清洁的工农速成中学：
而我的毡靴
踏着细碎的节拍……
突然——带着局促的微笑——
我跳了起来，高兴地大声问好。
两个红军战士（穿的是毡靴！）
肩背步枪
谈论着
伊里奇的著作。 |
三、论饭钵
不过，这是过去的争论了。
曾经使别林斯基生气的是普希金对待“庶民”的贵族老爷式的态度：
他“匆匆地，从这头走到那头，眼睛闪闪发亮”，[4]暴怒地回答说：
“那还用说，当然更为珍贵。我不是为自己一个人，我是为所有的家庭，为别的可怜人而用它煮饭，——在我欣赏这个偶像的美之前——哪怕它是个比菲狄亚斯还高超的雕塑家创作出来的阿波罗——我的权利、我的义务是喂饱自己的人和自己，同所有气鼓鼓的老爷们和拙劣的诗人们作对……”
显然，批评家在这里是为了矫枉过正，有意粗鲁地，以虚无主义态度斥责诗人为“贵族子弟”，存心为饭钵进行袒护。对于培养了巴扎罗夫和拉赫美托夫一批人的四十年代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如果说我们文学界当前又出现了关于饭钵的争论，那么，很明显，这不仅是由于某些无产阶级诗人染上了严重的贵族习气，而且还由于题材——“有价值的”与“无价值的”——问题本身也存在着引起主要争论的根源革命的神秘主义还是革命的日常生活？
诗人伊凡·菲利普钦科歌颂我们的革命。众所周知，革命是在地球上，在陆地上，在占世界面积六分之一的欧亚大陆土地上实现的。一个平常的诗人，当然可以只眼于在地球大陆这块发生了革命的池方选择自己所需要的和声。但是菲利普钦科在地球上的这块小小的地方感到拥挤。
我以一只脚掌踏在弯曲轨道的边沿上，
在无底深渊中，在地球飞奔的疆界上，
那里有许多可怕的世界，各自夸耀永恒的合唱，
各自不停地转动，就象实干的蜜蜂。
宇宙的一切都在空中劳作，
为了古今，世世代代永不停顿。
不论是悲痛的哭声还是人的呻吟
都被暴风雨呼啸的声响淹没。
在那无止境的圆周上，
从那可怕的远方，你带着暴风雨的轰鸣
拐过弯来向我直冲，
地球，整个地球都处在云层的保护中。
无数个太阳在黑暗中给你喂食，
黑暗系统被轨道推动着飞行，
在你身上凝聚着
黑暗的规律，
每一条都是星球叙事诗的叙事诗。 |
不习惯的读者可能会这样想马里宁打算采用“菲利普钦科”这个假名用诗去写自己的宇宙学课本。甚至他还可能进一步去描绘星球图表。这样想是对的。请试试不借助于天文图表去读《光荣的长诗》：
长着翅膀的人鸟们，
闪耀着珍珠母般的光亮拼命飞跑，
酷似星空的一条奇异的银河。
在空中节日般地伸展开来。
那超人的行列
环绕着星球，用自己去团团围住，
就象土星的环，
隆重地庆祝碧蓝的节日。
（《手》，第113页） |
我们不知道，是否会有人根据菲利普钦科的诗歌课本去学宇宙学或天文学。但是我们想，就连对什么都漫不经心的教育人民委员郁的国家学术会议，也不会主张在学校里以菲利普钦科去代替弗拉马里昂，正如卢那察尔斯基同志不会主张在图书馆里用他的书去代替普希金的书一样。
菲利普钦科、格拉西莫夫、基里洛夫、桑尼科夫对无产阶级文学持同一种态度站在高高的“弯曲的轨道”上蔑视梁赞省，当然，更不用说梁赞的“毡靴”了（国家学术会议，请在菲利普钦科课本的前言里提醒高年级学生，站在轨道上要注意，它是弯曲的，会滑下去）。
请看对于文学，对于题材的选择，归根到底也是对于革命所采取的另一种态度：
世界还是那样。但它已不是一个演习场。
房屋似乎未被摧毁，
但那骄傲的大肚子公鸡-木马
被偶然射来的一颗于弹撂倒。
空覆盖下的大地还是那样。
白天意味着阳光，而夜意味着黑暗。
只有亚历山大二世的雕像
一被推倒就再也树不起来。
还是那些教堂——象商人的肥胖的妻子。
那西洋梨式的圆顶——象玩偶的拳头。
只有建筑架似的绷带所缠着的
监狱的被打坏的颧骨在渐渐变黄。
还是那些小菩提树。还是那个街心花园。
波涛在河水里滚动着肚子，
唯独街上的喧嚣消逝了。
它在某处游逛。在某处安身……
别泽缅斯基：《小城》，第3部分 |
菲利普钦科是为那个通过“世世代代”而到来的读者写的，并且，这个读者看来只能通过世界语来读菲利普钦科的作品，至于谈到现今的读者，那么，他所喜欢的而且感到亲切的是城郊小菩提树的变化，这种变化读者亲眼见到并被别泽缅斯基突出地表现了出来。
难以预料，通过“世世代代”而来的读者是否会“赏识”当前这些只会对他讲（完全按帕斯卡尔学说）“光是发亮微粒的光体运动”的宇宙派。因为在他们那里这个未来的读者就连沃隆斯基同志所说的那种“客观价值”也找不到。
然而，别泽缅斯基的小菩提树之所以在许多许多年之后还能引起读者的文学与历史的兴趣，正是因为这是我们今天的、实实在在的苏联小菩提树，——有弗拉基米尔的，有科斯特罗马的，有阿斯特拉罕的，——这一点我们是不怀疑的。
今天，我们怀着很大的兴趣去读果戈理、屠格涅夫、谢德林、契词夫的著作，主要不是由于他们的作品具有语言方面的卓越成就，或者说，有“客观的”、“全人类的”宝贵财富，而是由于他们同自己的时代共呼吸，他们的作品与这个时代是相共鸣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从文学观点来看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是这本小说使我们今天的读者为之激动，并且将会长久地激动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这种激动不亚于屠格涅夫的就文学价值来说属于优秀作品的《前夜》和《父与子》。这是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的主人公们乃是他的同时代人，因为其中谈的不是
星星在闪耀，
星星的小瀑布、
小火球
闪闪发亮，闪闪发亮。
菲利普钦科：《手》，第98页 |
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是自己同时代的人，是那些受到自己社会和自己时代的一些问题和痛苦折磨的人们，尽管那个时期“星星的小瀑布、小火球”同样闪耀过。
在菲利普钦科与格拉西莫夫那里，到云外世界去的意图取代了时代精神，这种取代渐渐导致了对我们革命现实生活中的“饭钵”持高傲的唾弃态度，整个“锻冶场”都培植着这种态度，显而易见，它利用了这样一点：“没有别林斯基式的人物”，因此不会有人责备它的“老爷态度”和毫无意义的“炮制劣诗的行为”。
四、在迷雾中
然而，时代精神是现代读者对现代作家提出的基本要求之一。尤里·李别进斯基的《一周间》，目前每个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都知道它，共青团小组也在朗诵它，这不是由于布哈林“发现”了它，而是由于它是《我们今天》上刊载的关于我们今天的唯一的故事。塔拉索夫-罗吉昂诺夫的《巧克力》并不是因为索斯诺夫斯基的责骂才成为讨论和争论的对象，而是由于它是关于生活在我们现实中的活人的故事。
我们是如此渴望我们的文学，渴望短篇小说、短诗、中篇小说、长诗以及能够反映我们当前现实生活概貌的作品，以致托洛茨基同志甚至准备原谅皮里尼亚克对革命所犯的许许多多文学上的错误，因为皮里尼亚克给我们的文学提供了一个被直接从火车上赶下来的真实的走私贩子，而布哈林同志之所以蔑视爱伦堡的“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无赖行为”，是由于他在《胡里奥-胡列尼托》里针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同时也针对我们苏维埃生活方式给予了“最吸引人的讽刺”。
А.托尔斯泰的半“宇宙派”中篇小说《阿艾里塔》在《红色处女地》上的出现，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得到人们的谅解，因为小说的主人公之一——复员的红军战士在火星上的居留，使小说带有时代精神的因素，并且正因为如此，《阿艾里塔》才没有使现代读者感到那么枯燥乏味。
别泽缅斯基、罗多夫、扎罗夫、列列维奇的诗歌作品以及亚历山大罗夫斯基和马卡罗夫的部分诗作之所以在一般无产阶级诗人的大量诗作中显得比较突出，在于他们选取我们国家的革命生活作为主要素材，用这种素材创造出了自己公社时代的诗篇。而脱离俄罗斯革命，他们就写不出这种诗篇，也不会象当时格拉西莫夫的《电力叙事诗》、菲利普钦科的《光荣长诗》以及一些“锻冶场”诗人的主主本整本诗集那样，在时间之外和空间之外写成。
不过，这同样是关于饭钵问题的老争论。“锻冶场”诗人们对人的看法象对“毡靴”的看法一样，表现出同等程度的鄙视，他们宁肯要“集体”：不是红军战士，而是红军；不是工人，而是工厂，是群众；不是我，而是我们。只要这个“我们”还是对旧的、资产阶级的、彻头彻尾个人主义的文学中的主观主义作出的自然反响，那么，它就是一个正面现象。但是后来，当“锻冶场”诗人只不过是在卖弄自己的“集体主义”，其中并不纳入任何实际内容的时候，当他们的诗中人己消失、接着工厂也脱离大地的时候，不管他们是否愿意，他们已陷入宇宙主义的虚谷之中，于是就一个个相继消失不见了。
菲利普钦科是这样写工人群众的：
群众——这是大熔炉，
群众——这是熔铁炉，
它坚持不懈地创造，
它无止境地建设天堂。 |
再看罗多夫怎样描写集体和群众：
我不只是一个：
到处都有许多许多个我们。
将有困难的道路，
将有光明的时刻。
……没关系！虽然劳累，但会变得年轻，
我不请求帮助。 |
菲利普钦科叙述群众的情况，罗多夫则感觉到他们，生活在他们之中：“我不只是一个”。他是这个大集体的一部分。在别泽缅斯基那里，“个体”与群众的这种联系表现得尤为鲜明：
我们不是赞美而是表现那个
被工厂的凿刀雕刻出来的人。
我想表现一个人，
使千百个人通过他来说话。（《彼得·斯莫罗金》） |
在“锻冶场”诗人那里，没有主人公，没有典型，没有具有个人感受的个别的人，没有具体的现象和事实，而有的是一样的脸，穿着一样的蓝色工作服，做着一样的动作，具有一样的思想、行动、情绪和话语。格拉西莫夫、基里洛夫、菲利普钦科认为，他们的无产阶级诗歌的功绩就在这里，就在于他们消除了工人的个性，使其溶化在集体之中；“须知并非个人创造历史”。
“锻冶场”诗人不明白，他们对个人与集体这个问题所持的超“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当时的情况下正好接近于那些同普列汉诺夫进行争论的民粹派的观点，这些民粹派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的解释弄到荒谬的程度。民粹派政论家们正是用没有个人志趣、爱好和思想情绪的这样一个人体模型的社会，来对我们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问题的理论的。
有人认为卡尔·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
“Moi ne suis pas marxiste（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假如这句话当真属于马克思的，那么他可能是在人们对他关于集体与个人理论问题作出“锻冶场”那种解释之后说的。
普列汉诺夫写道：“个人因其性格的某种特点而能影响到社会的命运。这种影响有时甚至是很大的，但这种影响发生的可能及其范围，却要依当时的社会组织以及当时的社会力量对比关系来决定。个人的性格只有在社会关系所容许的那个地方、时候和程度内，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因素”。”[5]
因此，普列汉诺夫不仅没有否定个人的作用，而且还强调说，个人的性格的特点能够影响事变的进程，当然，是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在他所存在的社会结构范围之内。普列汉诺夫接着写道，“有影响的人物由于自己的头脑和性格上的特点，虽然也能改变各种事变的个别外貌以及各个事变的某些局部后果，但他们终究不能改变由别的力量决定的事变的一般方向”。[6]
根据普列汉诺夫的定义，人乃是“客观必然性的主观表现者”。因而这种对“客观必然性”的主观理解如何形成，这种“必然性”在集体的每个个别成员（个人）的“主观”心理上、工作中、环境里、行动上如何反映——对这一切的表现，乃是艺术家、作家、诗人的事情。
正由于在“锻冶场”的大部分诗人那里“集体”吞没了活人，由于在这个“集体”里人被溶化而失去了自己的面目，“集体”本身也就如同他们笔下的工厂，成为实际并不存在和虚无缥缈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格拉西莫夫、菲利普钦科、桑尼科夫、基里洛夫以及其他人所看到和所描写的一切才有那么多神秘的谜。对工人阶级出身的诗人来说，写现实也就意味着写劳动。可是在格拉西莫夫那里，不断出现的是“劳动的神秘”、“播种的神秘”。
请看基里洛夫笔下的这种人：
我早已离开了这块土地，
我在另一个国度里安居乐业。
我倾听那迷人的歌声，
我游泳在惬意的水浪里。 |
不消说，这对基里洛夫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为了听到“迷人的歌声”，他必须应该离开“这块土地”。接着是与恋人关于对“另一个国度”的印象的一段简短对话。
“呶，人们呢，请谈谈人们？”
我藏起眼泪回答说：
“他们是些怪人，他们
一面哭一面爱又一面残杀。” |
这是明摆着的事情：当一个人在另一个世界的“惬意的水浪”里游泳时，他看到的不是一些怪人那才奇怪呢。我们则持另外一种观点：诗人没有必要去到“另一个国度里安居乐业”。他在我们这个不甚迷人的地球上，在我们这个不甚洁净的国家里去寻找人们会简单得多，那时，基里洛夫也许会找到那些能带着不同的情绪去哭、去爱、去残杀的普通人们。
桑尼科夫最喜欢的词是“雾”、“阴影”。诗人把这些词演变为形容词和动词形式。有一个真实的码头工人因跳到水里去迎接空幻的“雾中的轮船”而毙命。“黑色的阴影”象停泊着的轮船。无疑，诗人是“日暮”时“在重负下”走出来的。月亮出来和他作伴。
我们俩都心情阴郁，
我们一起在向夜的广阔天地。
既谈自己孤独的生活，
又谈起重负这个话题。
黎明前的微风骤然而来，
又象阴影一样消失在寂静之中。 |
桑尼科夫的整本诗集《在重负下》都是这样一种阴沉的调子。诗人独自一人，他在月亮底下比在太阳底下的自我感觉要好得多。可是集体，群众，在前进，向往……往哪个方向？不清楚；为了什么？也不清楚。
队伍在行进，
向那倾泻瀑布的远天，
向那冒着烟气的炮身的
空旷的田野……
黎明到来了……
朝霞升起了
红烟。
大地在颤抖。
整齐的队伍
消遁在雾中。
道路上尘埃弥漫，烟雾腾腾。
模糊了整个远天。 |
烟、尘埃和雾这么多，因此“整齐的队伍”向前运动的目的和意义也都模糊不清了。需要去猜测才会想到，这里所说的是军事进攻。但是那为什么要如此神秘呢？须知这不是侦察，而是进攻，况且还是排着整齐的队伍进攻呢。
主要是跟天河的星云打交道的“锻冶场”诗人，也把“集体”升高为最无法探知的“星云”之一。由此出现霍夫曼与索洛古勃的全套东西：神秘、奥妙、怪诞、神奇和由之产生的那么多的宇宙印象主义。
五、一中的一千
（“锻冶场”诗人的任务）
有两个工人，在同一个工厂、同一个车间、同一个小组里，在同样的操作台旁并排地工作。一个是共产党员，另一个是非党人士。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不两个都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不两个都是非党人士？
在同样热爱革命的无产阶级诗人的同一个组织里，在对待革命和文学任务问题上突然出现了意见分歧。这是为什么？
请看，奥勃拉多维奇和波列塔耶夫是同一个“锻冶场”组织的两个诗人。两者都是城市诗人。奥勃拉多维奇甚至把自己的一本诗集命名为《城市》。这可不是简单的题词：
我赞美花岗岩与钢铁的你，
伟大创始与伟大前程的城市…… |
诗中的确令人感觉到现代城市的柏油和混凝土。然而被列塔耶夫却总是被农村吸引着：
田野啊！我离开了满是灰尘的城市，
来到你们这里，我的田野…… |
这是为什么？象“锻冶场”这样典型的（简直可以参加评比！）集体，也不能在波列塔耶夫身上驱除他旧时农材的东西；奥勃拉多维奇顽固地坐在城市里不想过问萨图恩[7]的命运；不管格拉西莫夫如何努力模仿菲利普钦科，菲利普钦科如何模仿基里洛夫，而桑范科夫又如何模仿三者中的任何一个，在对题材、形式、和声、前律、节奏等的选择上必然表现出作者的个性，——难道原因不就在这里？
毫无疑问，这是对集体与个人这一问题认识的庸俗化。可有什么办法呢，须知我们的宇宙派诗人以无产阶级艺术的“集体主义”基调名义对活的个人进行的排斥，正是来自这种严重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作用问题的观点。
我们是“无意识的过程的有意识的表现者”（马尔托夫对普列汉诺夫定理的翻译）。让我们来阐述清楚，这种意识是怎样形成的——它不是在整个阶级那里（这一点，我们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作了足够充分的说明），而是在属于本阶级或本社会组织的单独的人那里形成的。我们在吉特·吉特奇身上看到的不仅是四十——七十年代的一个海上商人，而是整个俄罗斯商人阶层。在果戈理笔下的官吏伊万·安东诺维奇——“罐子嘴”身上，我们看到了盗窃国库、贪赃枉法、行私贿赂占统治地位的沙皇俄国的整个官僚阶层。玛尼洛夫、奥勃洛摩夫、加耶夫难道不比一些极愤懑的叙事诗更好地给我们展示了无意志的、慵懒的地主与贵族俄罗斯的面目吗？
别林斯基很重视俄罗斯文学的“典型性”。由此可知，这位批评家为什么对果戈理特别崇拜。别林斯基在分析果戈理的人物形象时赞叹地说：“庇罗果夫！……老天爷！这就是整个等级，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呵，独一无二的、无可比拟的庇罗果夫！”[8]
创造典型，在活的环境里，在我们时代的人们、事实、事变之中表现活人——这就是当前作家的使命，显然，与菲利普钦科、格拉西莫夫对立的那些无产阶级诗人正是这样理解自己的任务的，他们目前所写的正是他，正是活人。
当诗人别泽缅斯基在写彼得·斯莫罗金这个俄罗斯共青团中央书记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虚构人物，而是真正的、活的人，他是如此真实，以致诗人可以无须去为斯莫罗金杜撰一个姓名。
他现在就在办公室里。
一个工人。
共青团员。
共产党员。
在履历表里斯莫罗金填写——
中央委员。
代替沉重枪杆的是
他手中的笔和文件。
又是会议，学习，
中央全会，组织部会议。
只是偶而，无缘无故，
心不在焉，往空里还是往亮处
唾一口唾沫，骂一声不堪入耳的话——
可诅咒的年代的肮脏。
世上的怪事很多。
还有别的一些罪过。
我知道：彼嘉·斯莫罗金
偷偷地写诗…… |
彼得·斯莫罗金这个人是谁？是个人还是集体？作者本人回答说：
人们又对我说：不能
雕刻个人纪念像。
彼嘉，我之所以选择了你，
因为你是千百人整体的一部分。 |
李别进斯基抄录了三组有待于作家进行创作的题材。[9]三组题材部在阵歌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但是更能吸引我们诗人注意力的是第二组题材，包括国内战争、夺取政权的斗争与肃反委员会工作的那些故事。这是必然的。诗人本身就是斗争的参加者。诗集《在五角星下》提供了这一斗争的某些突出片断，以及比那些赞美“群众是大熔炉”的浮夸颂歌更能体现阶级意志的许多形象。列列维奇的“旅长伊凡诺夫”和“国际主义者施泰因”——这是自己阶级的儿子，他们永远铭记着自己阶级的嘱咐。在他们的行动上工人读者比在菲利普钦科的拙劣的抒情诗里，更能意识到自己同工人阶级的全部斗争过程的联系。
彼得·斯莫罗金是“千百人整体的一部分”。事实上，革命造就了多少这样的斯莫罗金呢？难道关于这样的“工人、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的叙事诗，不比那些一味强调集体主义的“我们”的作品更能表现工人阶级的雄伟力量吗？难道读者没有觉察别泽缅斯基完全出于对语法的共青团员式的尊重，才用大写字母写斯莫罗金吗？要知道，在别泽缅斯基笔下，人没有专有名词，只有普通名词，只有集合名词。而有一种伟大事业——革命，它使参加者失去了名字。诗人向我们展示的正是这样的人，但我们在他的行动里感觉到了他的阶级的坚强不屈的意志。
罗多夫的省肃反委员会主席也是这样的人——在我们的革命事业里，众所周知，个人是十分具体的形象。
老的省肃反委员会主席被打死了。
于是从省委会开出了小汽车——
它扬着尘土，象枪弹——样飞向城郊，
但是肃反人员久久不能判断
省委会的命令转给何人：
天空披着蓝色的绸缎外衣，
尼古拉把多包羽毛鸽子放到天空。
小彼嘉张着嘴鼓掌
发出鼓翼般的噼啪声。 |
接下去是：
而在纺织厂里，应喇叭声的召唤，
另一个厂委会主席代替了肃反委员会主席。
（《省肃反委员会主席之歌》） |
罗多夫把儿子叫做彼嘉，把省肃反委员会主席叫做尼古拉。别泽缅斯基仿佛为了回答罗多夫，概述道：
今天，他是尼古拉，
明天，也许是伊凡诺夫。
省委会将会说：“就是如此”。
今天——睡觉。明天——赶路。
也许，在征途上
你留下
足迹。
今天是父亲。明天你就忘记。
去当
省肃反委员会主席。 |
在李别进斯基的中篇小说《一周间》里，省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死也只是一个插曲。在第一次党的会议上，新的肃反委员会主席就作报告，谈城里与县里发生的事情。
同样的思想也表现在罗多夫的“关于卖报姑娘”之歌上．卖报姑娘把革命传单夹在报纸里散发。她被捕了。
但是同志们让奥丽加知道，
另一位姑娘接替她继续卖报。 |
诗人们在选择主题与人物形象时，恰恰停留在肃反委员会这把磨得锋利的革命刀子的活动上，这并非偶然。就连资产阶级诗人也写过并且还在写肃反委员会，但他们的诗却因仇恨、疯狂与复仇而死亡。肃反委员会不能不在一部分人中间引起恐惧和刻骨仇恨，在另一部分人中间引起自豪感和内心的喜悦。因此那些站在我们苏维埃方面，怀着真挚崇敬感情去看待肃反委员会的紧张工作的诗人们，渴望去歌颂在斗争最激烈的环节上表现出革命意志力的英雄们，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诗人纳尔布特力图表现的，不妨说是肃反委员会的心灵。
对整个1106案件，
（有个水兵站在门口，穿着宽腿裤子）
笔插进墨水瓶——询问结束，
意味着结案。
理性又被交给了重担，
第一个重担——苦闷，
日日夜夜歌唱的蟋蟀：
既不去扼杀，又不去怜爱，
可生命——益发微弱，益发短促。
无比空荡而又明亮的道路——
第二个死沉的重担。
你要忘记那晴朗的天空，
被兜囊牵引着的心灵
你要学会平静，心灵，
你要变得无动于衷——第三个重担
可怕的年代转动着磨盘，
压扁、磨碎……
（《“肃反委员会”是“狂涛巨浪”》，1920年，第2期） |
纳尔布特写肃反委员会的活动，不带青年诗人作品中渗透着的那种对其英雄业绩的赞赏感情，肃反委员会是革命所需要的，而且是迫切需要的，这是革命在取得胜利之前不能从肩上卸下的一个“重担”。
不是任何一个诗人都会冒险去写肃反委员会。只有对肃反委员会的生活不是进行观察（不管带的是什么感情）而是深入了解它的诗人，才能够一方面把现实情况同庸俗之见区别开来，另一方面把它实际的日常工作同浪漫主义的虚构区别开来。不管怎样看待塔拉索夫-罗吉昂诺夫的中篇小说《巧克力》，它值得肯定的一面在于，其中省肃反委员会的生活正是在对宫的日常生活现实的描写中反映出来。罗吉昂诺夫的省肃反委员会——就象是实际存在的一个省肃反委员会，它以自己的真实面貌进入我们的文学。
列列维奇在《肃反工作者谢苗诺夫之歌》里，也提供了省肃反委员会的一个生活片断。谢苗诺夫落到了土匪手里。
拂晓……敌人把俘虏带了出来，
一个额头上深红色皱纹在闪光的人……
密密的丛林黑得不见咫尺，
枪闩的磨擦响起了回声。
匪徒的首领把铁锹递来，
让俘虏自己为自己掘一个墓坑。
突然，铁锹被抡起，
象沉重的战斧劈了下来。
一个土匪的脑袋开了花，瘫倒在地……
一阵报复的射击撂倒了我们的肃反工作者，
在断气之际，谢苗诺夫
苍白额头上的皱纹舒展了开来。 |
一个插曲。许多插曲中的一个。每一个县城、任何一个菩提树村都有自己的谢苗诺夫，都有几十个自己的谢苗诺夫。诗人一面从时代的合葬墓里挖掘他们中的一个，一面展示这个把谢苗诺夫献给了革命阶级的整个悲剧的威力，他指出，谢苗诺夫牺牲了，但是他那战斗的和胜利的阶级却活着，因为谢苗诺夫仅仅是“千百人整体的一部分”。
六、论短裤
没有必要去争论无产阶级文学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托洛茨基同志指出，它正处于七十——八十年代那种小圈子习气时期。他认为，我们的歌德和席勒们正穿着短裤在散步。
一个未被托洛茨基同志承认为席勒的人，就这一点指出：
“的确，穿的是短裤，这是事实。但究竟穿的是什么样的短裤，这一点托洛茨基同志却没有指出。我们穿的是运动短裤。我们是在同旧的、资产阶级的文学争斗，我们在它的球门里不只射进一个球。”
不消说，就我们的歌德们的裤子长短进行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况且争论将只不过围绕这样的问题：是少先队员短裤还是共市团员短裤。在无产阶级文学界还没有席勒和歌德。资产阶级文学界里席勒和歌德也己经不存在了。以谁为指针呢？这一点引起了争论。
凭良心说，这个指针将关系到短裤尺寸太小的客观评定。
在关于当前文学道路与命运的争论中，一个首要问题是，谁能在其中更好地反映我们的革命时代。谁最好地感觉到时代、谁能本着革命不断发展的精神领会时代，谁就能更好地反映它，这一点难道还要证明吗？
普列汉诺夫写道：
“若是拉斐尔、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在童年时期就被一些与意大利社会政治和精神发展的一般过程没有关系的机械原因或生理原因杀死了，意大利的艺术也许会没有那样完备，但它在文艺复兴时期发展的一般趋势仍旧会是那样的。拉斐尔、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并没有创造出这种趋势，他们自己不过是这种趋势的优秀代表而已。”
[10]
可见，这里所谈的是关于谁是体现我们时代特征的社会政治发展趋势优秀代表的问题。难道说在这种社会政治的发展过程中，来自领导阶级的艺术家将是优秀代表这一点还需要证明吗？
难道还需要证明——象彼得·奥列申，《莫名其妙的事》一诗（我是从偶然看到的最近一期《红色处女地》杂志上引来的）的作者这样的人，是不能被视为我们时代的社会情绪和意向的代表的。
你用雪把我窒息，
你化作雾降落到我的胸上。
我做了无数不安的梦，
我走，为了陷入雪中。
你那凄凉的歌声、钟声，
你那矫捷的蹲下跳跃的舞步、
伏尔加河汹涌的波涛、原始森林的威力，——
都振荡了我的心弦，对于我你是一个永恒的幽灵。
你以濛濛的尘雾笼罩着我，
但与你同往，我到哪儿去都行。
你的眼睛象池塘里的星星，
并非无故优愁地凝然不动。
突然在路途上隐约可见
迷雾中路边一堆堆篝火的似绺绺竖立的头发的烟。
又仿佛是茨冈人在呐喊，
在小铃铛的伴奏下跳着蹲下跳跃的舞蹈。
让那些一帮一伙的人在森林里
打着呼哨进行抢劫，——我不害怕。
也许，由于喝了醒洒的家酿麦酒，
俄罗斯使我产生幻觉？ |
难道这也需要证明吗——我们的愿望和情绪的极其优秀的代表，比如，不妨说是年轻的工人诗人尼古拉·库兹涅佐夫。我同样从偶然见到的《在共青团的口号下》这本诗集里随便引出《无线电发射塔》一诗。
向一百五十米高的蓝天，
到那被风驱赶着的乌云，
建设一座无线电发射塔，
从那里可以眺望远处的耕田。
封锁圈缩小了，
当我们工人的双肩
把这个庞然大物
矗立在莫斯科河的岸边。
它比爱菲尔塔略低，
这没有什么不好。
乌云依然在空中奔驰，
舔吻着塔顶……
有什么能比我们顽强的工作
更令人不顾一切？
当别人卡我们脖子的时候，
我们建设着无线电发射塔。 |
看来，两首诗在同一时期写成，至少说是在革命年代。我们认为，代表我们革命时代特征的，不是奥列申的假民粹主义的空谈，而是库兹涅佐夫指出的那种冲破饥饿和水泄不通的封锁圈的有效的活力。
之所以这样说，很明显，是因为关于方向与短裤的争论的缘故。当然，我们这里既没有歌德，也没有席勒。但是我们年轻的无产阶级文学，说实在的，己并不年幼，它正在长大成人，连嗓音也在改变。诚然，有相当一部分了解自己的任务、并且摆脱了诗歌创作上矫揉造作的卖弄和晦涩、不着实际的歇斯底里作风的无产阶级诗人，的确尚未超过共青团员年龄。他们之中大多数人的创作里也确实是共青团的主题占了主要地位。
得了吧，星星，何必羞怯地
往云影背后躲藏：
你们都多大了？……而我才十八。
同年轻人散步该有多好。
夜晚走到村外，
去迎接温暖的白天该有多美，
一辈子象一个愉快的共青团员那样，
沿着阳光普照的道路前进……
扎罗夫：《夜晚》
啊，我爱日暮之景。
此时我内心里无所惋惜……
我献出一切，为了夜莺的歌声，
为了共青团员的悲戚……
戈洛德内依：《啊，我爱日暮之景》
而在一个角落里，马尔福特卡
悄悄地与心爱的万尼亚交换着戒指。
小小的村庄
在等待着共青团员的动员报告。
奥古尔佐夫：《农村青年晚会》 |
这有什么不好呢？共青团员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共青团员是我们的时代。使奥列申为之激动的那种莫名其妙的事，以及把桑尼科夫裹了起来的那些浓雾，对共青团员来说都是格格不入的。假如“锻冶场”诗人不是通过显微镜观察生活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他们便看不见共青团员。
那些直接从我们苏维埃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的，不赞同迷恋天文学的格拉西莫夫和菲利普钦科的无产阶级作家与诗人组织的优点就在这里。这不仅指的是首先挺身反对“纯抒情诗”宇宙扶乩术的那个“十月”组织，而且也指组织外的诗人们（多罗戈伊钦科），甚至也指“锻冶场”里的那些虽然身在组织之内，但实质上与组织的方向毫无共同之处的诗人（马卡罗夫、亚历山大罗夫斯基，部分地包括波列塔耶夫和奥勃拉多维奇）。
与革命相联系的诗人，不能不如饥似渴地伏向它的水源。星星是诗歌所需要的点缀，这无可争议。但是只有在地球上无所事事的人，才会煞有介事地要从天上摘下它们。法国有句谚语不同意那些“想把星星摘下来点燃蜡烛”的人，之所以不同意，是因为不存在有这种点燃蜡烛的方法，——那是徒劳的事情。
要点燃蜡烛还是在地上为宜。并非所有的诗人都脱离了地球，他们当中不仅有星占家，而且还有其他职业的人，现在却要把他们也归入我们无产阶级诗歌队伍之列，岂非咄咄怪事。而一旦书的封面上标出“锻冶场”字样，当然就得作出这样的评价。可是，您瞧，诗人马卡罗夫倒有巨大的功绩：他从未尝试去扑灭阳光。只要想一想，他，一个“锻冶场”诗人（简直是一只白乌鸦），写的竟是一个工人家庭的纠纷。
她记得丈夫是个不拘小节的小伙子，
常常俏皮话不离口；
满脸灰垢，令人发笑，
他在钳工车间比谁唱得都匀调。
如今他是个严厉的政委……
阳光沐浴着白杨……
请帮我在荒地上安顿：
我的生活，我的爱……
《春天的融合》，第50页 |
不知道这里问题在于丑事家家有呢？还是在于马卡罗夫——因为年轻——尚未受到“锻冶场”的精神错乱症的影响。但是事实不容辩驳：马卡罗夫坚定地站在大地上，他有敏锐的目光，灵敏的听觉。他“沿着一九二一年的街道”徘徊，请看他的某些观察：
那大肚皮马的阴沉的脸，
温柔地贴向偶然伸来的手，
不远处战士们排队走过，
每把刺刀都闪耀着太阳的光辉。
盲人在篱笆旁想念着光明，
两只眼睛象熄灭了的木炭，
油污的军服上衣碰着报纸瑟瑟作响，
克里姆林宫顶传出了法令：
雨水在梁赞的田野上映成蓝色。
伏尔加同赤贫如洗的饥民在逃命，
而在那烟雾腾腾的会议室里
人民委员会在设想着方案。
老太婆们议论着“可怜”的婚礼，
载着彩礼的货车在检查站被扣住，
国营农场的金色禾捆
簇立在贵族庄园的寂静的林荫路上。 |
正如我们所见，这完全不是菲利普钦科式的烦琐哲学。这里一切都栩栩如生，不论是“温柔地贴向偶然伸来的手”的马，不论是“在篱笆旁想念着光明”的盲人，抑或是“设想着方案”的人民委员会。这里有苏维埃精神，这里散发着刚脱下毡靴和裹腿换上皮鞋的苏联人的——我们的、今天的气息。此时这个苏维埃俄罗斯所梦寐以求的并不是关于星球的自然现象的抑制，而是关于识字课本，关于廉价的食盐，关于缝补破洞的裤子的必要性。
全苏扫盲非常委员会正在开展全俄罗斯的扫盲运动。这便是我们今天的特征，而不是萨多菲耶夫的什么“在成就辉煌的宇宙中即将发生太阳的爆燃”的预言。可以说，我们不需要在宇宙里得到面包，只在地球上得到就可以了，哪怕只在欧洲也行。现在呢，最好是为欧洲革命盛况的到来准备人力——让人们学会读、写、算。这里，正如伊里奇通常喜欢说的那样，正是问题的中心。我们文学的未来正是属于他们——不是在星际空间瞎扯的、而是象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整个工人阶级那样自由呼吸的诗人们。因为他们懂得我们革命中的真实的东西。
列列维奇《关于省党校的学员》之歌中，谈到“在工厂里能轻易地抡起大锤，在旅里枪法很准，一只手能把马蹄铁打直，但在讲义和书本面前一筹莫展”的旅政治委员；谈到为执行地区委员会的宣传鼓动任务而组织了俱乐部，并且在国民经济委员会和造纸业托拉斯办公厅里消耗了自己残余的肺部的那个患肺痨病的俱乐部主任：
请看书柜里的书籍已列成行，
马克思蓬散着雪白的大胡须，
钢琴在地毯上投下了影子，——
《真理报》上标出了新的一天。
旁边登载着寥寥数字的消息：
区委会通告：彼得罗夫逝世…… |
别泽缅斯基关于苏联啤酒铺的长诗《笑声的障碍》，描写了两个世界的象酒一样的飞溅的泡沫：
克里姆林。克里姆林宫大门。
旁边——肮脏的浮沫，
在被唾污的小公园里
用几个纸币就能买到肉体
（生活——各异。
那边是人民委员会，这儿是肉体）……—— |
这是今天的一切。这令人不安，令人激动。《真理报》上用“小型铅字”刊载的关于彼得罗夫生命止息的消息，在关于文教事业指导方法和关于工厂组织指导员会议的文章的讨论中加以报道，会被人们淡漠地读上一读。报纸上关于彼得罗夫逝世的报道，也不过是“党的生活”。在党的生活里这同样只是一种例行公事的表格，在简短的诗体小说中，这却是活人的一生，这个活人曾有过心肺、感情和痛苦的残余，而在新的建设的坎坷道路上失去了这一切。
伊凡诺夫、彼得·斯莫罗金式的旅长、尼古拉式的肃反人员，明有这些人都是存在的，都是我们时代的活人。诗人们的功绩并不在于“发现了”他们，而在于描写了他们。根据当今的时代，当诗人生活在斯莫罗金式的人们中间时，便会认为应该写：
你一定会离去，眼泪不会洒下一滴，
当你再来回忆，眉毛也不会颤动，——
更为可怕的是，你赶走了爱情
从家里赶走狠毒的后母一样，——
克雷奇科夫：《红色处女地》，1923年，第5辑 |
或者是应当写：诗人——
有了灾难。
心与星球发生了碰撞。
一片黑暗。
格拉西莫夫：《电力叙事诗》，第41页 |
当诗人们表现出不是极端远视就是极端近视，怎么也不想保持普通正常的视力时，对旅长伊凡诺夫哪怕采取不回避的态度也会成其为个别诗人的极大功绩。而别泽缅斯基、马卡罗夫、列列维奇、罗多夫、扎罗夫为了揭示斯莫罗金，揭示革命的本来面目，不仅不会采取回避态度，而且会怀着不可抑制的热情深入到直接产生出斯莫罗金的那个阶级中去。“发现”斯莫罗金，意味着发现早已被发现了的工人阶级。不是Л.托尔斯泰“发现”了彼埃尔·别祖霍夫，是生活，是与他同时代的社会发现了他。托尔斯泰的功绩在于他把他带到了“人间”，在于揭示了别祖霍夫。
肃反工作者尼古拉早已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在政治与日常生活里——被发现了。但是整个问题在于，要在我们的文学中去发现他。我们的整个生活得到了彻底改组和重新熔铸。整个问题在于，要使这种重新熔铸的生活被我们的文学揭示出来。
文学，作为艺术的一种类型，是认识生活的手段吗？好极了。那就要摘掉歪曲我们生活的墨镜，尽管它配的是时髦的角质镜架，但却是在“大不列颠”买的。应当去掉望远镜！让我们用普通的肉眼去观察生活。
王守仁 译
[1] 香囊，旧教徒所佩装圣物之囊，用作护身符。
[2] 《渐衰》，《在岗位上》，第1期。——原注
[3] 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4页。
[4] 屠格涅夫：《文学与生活回忆》，国家出版社，第47页。
[5] 《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4-26页。
[6] 同上，第30页。
[7] 萨图恩（Saturn），罗马神话中的播种之神，即希脑神话中的克洛诺斯。
[8] 《别林斯基选集》，《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1卷，第193页。
[9] 《在岗位上》，1923年，第2-3期。
[10] 《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第34页。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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