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志愿军——在西班牙与法西斯作战的经历
监狱里的人们
典狱长无可奈何地把他的双手往上一扬。“你们是一种什么人呀？”他叫道。“你，达赖特——你会说话，你好像受过教育，可是你替我们找了好多麻烦。你比我们的刑事犯还要坏许多倍。瞧，你离开你的本国，你到几千里路开外来干涉一个外国的内政。为了想偷偷地溜到西班牙去，你竟公然违反法国的法律。既不晓得羞耻，又不晓得谦恭，你对执行法国法律的官吏们，对法国司法的尊严一点尊敬都没有。你用一种最无礼的方式捶打大门，你提高了嗓子叫喊典狱长，你提出不能实现的要求，你蹂躏我们的纪律，你败坏我们的常规，你……”他把一只累乏了的颤抖着的手放在额头上。“柏平云监狱从来也没有碰到过像这样的事情。从来也没有过。”
“我们并没有要求把我们丢在这一个瘟疫窠里，”乔埃坚定地说。“我们不需要向你说明我们的政治见解。我们所要求的只是过得去的待遇。你把八十人塞在不够容纳四十人的一间牢房里，而你的监狱有一半一直都不用，关闭起来省你的事。把它开房吧，让人们分开住一住。”
“要是我这样办去，那么又怎么样呢？那么你会有更多的要求，新的要求！我晓得你，达赖特！接着你就会要求鸭绒被了，是不是？还是你情愿干脆离开监狱，住到最漂亮的旅馆去呢？”
“是的，”乔埃说，“我们也需要吃一点好的东西，而不是你给我们吃的这种稀饭。”
典狱长向警卫无力地挥了一挥手。“把他们带到第二牢房去。”他喘着气说。“至少他们能够不再带坏别的囚犯了。”
我们争取到每天在院子里多逗留半个钟头，利用这时间做体操，并在监狱的仅有的一个水龙头下洗衣服。我们已经赢得把那个台下面的脏罐子每天倒空两次的权利，那个台看去像演说者的讲台，实际上不是的；我们又进一步得到在罐子被拿回牢房以前用石灰石和碳酸把它们消毒的权利。
因此我们的身体也较前好了些，而最重要的是加强了伙伴们的信心和团结的感觉。法国和别的“外国”用敬畏和钦佩的心情看待我们。
从第三天起，我们每天收到由人民阵线委员会送来的成篮的食物。从第一天起，人民阵线委员会的律师格雷哥利先生每天都来看望我们，他正在替我们准备答辩。他是一个能干而富于战斗精神的年轻人，他热烈赞成他的诉讼委托人所采取的说实话的办法，他高兴有一个机会揭穿“中立”法的伪善和欺骗。他还带来了香烟：他在我们对典狱长的经常的斗争当中帮助我们。
在搬到我们的新牢房时，美国人感到了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离开了别的国家的同志们，像阿斯都里亚人何塞就是一个。何塞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人，个儿不高，但身体很结实，非常爱笑，虽然他的深陷的眼睛带着一个受过深重苦难的人的表情。他曾经当过矿工，水手，渔人，走私贩，兵士，各行他都干过。可是首先他是一个反法西斯战士。因为他通常有一副自负的神气，和海盗般的大言壮语，伙伴们都把他叫做“怪人”（El Fantastico）。他便接受了这个名字，并且以此自豪。当我们进入监狱时，他是首先欢迎我们的一个人，并且马上就孜孜不倦地担负起教我们西班牙文的任务——虽然他自己不会说英语。他用他的富于表情的手打着手势，扭动着容易变动的脸来教我们，这一切都行不通的时候，他就把他所说的东西用粗糙的图画画在一块块的纸上。
还有麦纽尔，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矮胖的家伙。他的头上扎了一根宽大的绷带，裹住了在乌厄斯加附近亚拉冈战线上受到的一个开花弹的伤口。他受伤以后，他的哥哥来把他抬到安全地带，但是自个儿却被一个法西斯狙击兵给射杀了。射死他哥哥的那颗子弹也穿进麦纽尔的胳膊，伤了他胳膊上的神经，因此他的手指头就慢慢地萎缩了下去。因为他不能再在前线上服役了，他便志愿担任向导，带伙伴们通过比利牛斯山。他曾经带领一批二十五个美国人从山上经过；其中二十个人已经安全地越过了边界，可是就在这时候法国巡逻兵把另外五个人连同麦纽尔一道儿抓住了。在他叙述这个故事时，一想到那只差几秒钟便可以逃脱的情形，他总是要滴下眼泪，使劲扭他的双手。“只差三分钟啊！”他叹气说。“再过三分钟我们就可以安安全全的了。”
安全，就是说他又可以在一个夜晚，冒着生命的危险，引导志愿军们通过悬崖绝壁，越过一座座白雪皑皑的山峰走到西班牙去了。而现在他却在这儿坐了牢，并且为这件事情哭泣着……
一个德国人、一个匈牙利人和三个意大利人是和麦纽尔一同被捕的五个人。在美国人到达的第二天，外国同志们发现了一个证据，证明在三个意大利人中有一个人是叛徒，是警探。那个比利时人替他预备了一个符号，上面写着“暗探！”两个字。另外一个意大利人故意装出友好的姿态把那个叛徒拦腰抱住，把那个符号贴在他的皮夹克后面。他把这个符号佩带了四个钟头，直到一名警卫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最后他从牢房里被带走，以后便永远再看不见他了。
还有别的政治犯们。有一个是法国人，他从战争的最初日子起就驾驶卡车到西班牙去，卡车上装的是货箱，上面贴着“农场机器”字样的签条。最后，不可避免地，宪兵们追上把他捉住了。
当二十五个美国人站起队来准备搬到新牢房时，他们向这些外国同志告了别。这些人都是好人。他们曾经教给美国人一种生火的方法，使每天发下的十磅劣等煤炭可以烧上一整天。他们给雷伊·洛克一个打火机——盛着烧焦的布、一块火石和一块钢片的盒子。一个德国人教小弗里德曼用陈面包做象棋的棋子——把它弄湿，捏成形状，然后放在火炉上烤干。
新牢房和原来的牢房差不多是一样的，可是已经有多年没有住人，因此里面的臭气要少些。我们搬进去以后，乔埃马上就召集了一个会议。
“我们现在住得宽敞多啦，”他说，“也有很多时间啦。看情形我们在这儿至少要待上两个星期，或许还要久些。我们得把我们的时间好好利用一下，不能老是围着坐在这里呀……有什么提议吗？”
弗里德曼举起手来。“有，”他说。“我觉得最好组织一些学习班——一种学校，由不同的人领导开谈话会和讨论会。我想那一种方式——”
“这是一个提议吗？”
“是的。”
六七个人同时说起话来。乔埃说，“我们守一点秩序吧。让我们先决定是不是要有一个学校，然后再讨论它的内容。关于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学校，还得讨论一下吗？……大家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准备吗？赞成的人请说一声是。”于是一片聒耳的声音喊出一声“是”来。“有人反对吗？……这个提议通过了。”乔埃指出墨菲、波勒和其他一两个人既没有表示赞成又没有表示反对。他们在一旁观望，没有感觉，漠不关心。可是赖斯利却赞成要有一个学校。
这时，在筹备会议上，比尔·迪默当选为膳务员，负责公平分配人民阵线委员会送来的食物，照料盘碟、饭盒。同时选出了一个室内委员会起草关于日常工作的计划，并通过了下面的一个作息时间表：
上午七点钟：用雷伊·洛克的吼叫的方式作为起床号，他曾经在一个伐木的帐篷中工作，呼喊过“滚起来，要不就滚蛋”！
七点到八点钟：整理床铺；运动（通称“体操”）；早餐。
八点到九点：清扫地方；生火。
九点到十点：院内时间——洗衣服，洗澡（拿一块破手巾把腰弯在水龙头上去洗），游戏。
十点到十二点半：上课时间。
十二点半到一点：午餐。
一点到二点半：游戏，下棋或其他任何娱乐时间。
两点半到三点半：听讲。
三点半到四点半：休息时间。
四点半到六点：游戏或讲故事。
六点到七点：晚餐。
下午七点正：熄灯号（这是狱内警卫的恩典，他在这时熄灯）。
不可避免地，学校委员会多半处理人事的问题，详细讨论每一个同志的工作，他的才能和缺点，力图想出办法利用他们的才能和克服他们的缺点。
学习班快要结束了。最后一天，小个子弗里德曼作关于西班牙经济地理的讲演。那一天，他和雷伊·洛克在体操时间内留在牢房里；伙伴们做好体操回来后，发现有一段墙壁已经贴上了报纸，雷伊急切、忙乱而又非常兴奋地站在那里守着。
弗里德曼在全班的面前就了位。他的一张脸孔在一丛长得很厉害的黑胡子和卷曲的下海上面，因急切和兴奋而胀得通红。一页草稿在他的颤巍巍的手里抖得飕飕地响着。
比尔·迪默吼道：“喂，你们中间谁来演讲？坐下，伙伴们！”雷伊狠狠地回答说：“别说话！我们弄了一件专门准备好的东西……小个子，准备好了吗？”
“再过一分钟，”弗里德曼不安地说。“同志们——”他咳嗽了一下。“同志们，我打算讲一点西班牙的地理。这也许是有用处的。我——我们稍微准备了一下——尽可能准备了一下——”
雷伊压住嗓子，嘶哑地说了一句：“你说什么，一切都准备好了吗？”
“好啦，雷伊。”
“开始啦，伙伴们！”雷伊用一种得意的姿态把墙上的报纸卷去，露出一副碳画的西班牙地图。“瞧小个子画的这幅地图！好不好看？”
他的脸上闪耀出对小个子的成就感到的骄傲。弗里德曼继续讲课，指点着西班牙的山脉、河流、工业中心、矿区、政府军和法西斯匪徒所占据的地带、农业区域以及以及农民们生活和工作的情况。这是一次很好的讲演。没有一个教授在大学的一班学生能够讲得比他更热心，更有责任感，更决心把他最大的能力都贡献出来。大伙儿都在专心一致地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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