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志愿军——在西班牙与法西斯作战的经历
诅咒日出
我梦见了一只啄木鸟在啄击着波克诺山上猎帐外的死松树的桩，醒来的时候才发觉有人在轻轻地、连续不断地敲打着旅馆房间的门。屋子里面已经黑下来，我才知道我已经睡了一整天了。我一骨碌地从床上起来，一声不响地走到门口，问道：“谁呀？”
“迪维特。”
我把门扭开，让委员会的人进来，然后再把门锁上。迪维特笑嘻嘻地望着我，说：“怎么样啦，同志？”
“很好。我睡着啦。我在洗澡盆里足足躺了两个钟头。我觉得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件东西像那一碰热水那样的叫人舒服。”
“好啦。你觉得行了吗？”
“当然行了。为什么？要我……”
“是的。今天夜里。马上。穿上你的衣服，让我告诉你。”
我的手打起抖来。我挺着身上的筋肉来止住这种颤抖，勉强做出很安心而又很随便的样子。我问他：“伙伴们怎么样啦？”
“很好。我刚才离开他们。他们正在开会哩。三个人——墨菲，我想——”
“是的，我晓得你指的是哪三个人。发生什么事啦？”
“他们今天早上忽然躲开，你知道，就在你们从监狱里出来的那一刻。他们跑出去喝酒，在一个咖啡店里喝得烂醉，可是没有钱付账。咖啡店的人去找人民阵线委员会，由委员会派人来把他们带走，交给了你们的团体。所以他们召集了一个会议。唉，大家都气得要死！”
“他们通过决议，把三个人统统开除了。其中一个醉汉——年纪大点的家伙，秃顶的……”
“赖斯利。”
“他打算为自己挽回局面说：‘是的，伙伴们，你们说得对，我们是不配到西班牙去的。’可是乔埃却不让他蒙混过去。好家伙，他竟把他们开除了！这比鞭打还厉害哪！”
“你们怎样处置他们呢？”
“委员会将要帮助他们在船上找一个工作，把他们送回美国去。在这段时期内，我们得花很多钱养活他们……”
我在帮紧鞋带子，然后站了起来，期待似地望着迪维特。他说：“准备停当了吗？好，事情就是这样：我们离开这里，你一直跟在我后面，离开我大约二十码的光景。我们有一个人站在公共广场上喷水池附近的一个地方。我们到那里以后，我便伸出我的左手来——像这样——对准那个人指着。那个人的老婆和他在一块。他们一看到我便要开始移动脚步。这是你便紧跟着他们。我还是照常走我的路——走出公园去，下一次我们便要在西班牙见面啦。”
我们握了握手。迪维特说：“祝福你，同志……哦，我几乎忘记啦；把这点东西拿下吧。”他掏出一个小纸包，说：“这儿是一点面包、干酪和干鱼。别听别人的话把它丢掉啦。东西没有多少，但是你需要的……好，我们走吧。”
街道黑黝黝的，只有煤气灯下面的一圈摇曳不定的光亮的黄色的光亮。迪维特的脚步缓慢得真教人受不住。他在街上溜达着，慢吞吞地移动步子，象蜗牛蠕动一样，一会儿他停下来——教人奇怪又教人生气——在他的鞋后跟上敲他的烟斗。一会儿他又转过一个街角，这是我心里突然惊慌起来，为了害怕看不见他的背影，我就半跑半走地在他的后面紧追，险些儿完全碰到他的脊梁了。
狼狈的情形把我弄得满脸通红，我流着汗，摸着我的领带，低声咒骂着，眼镜盯牢了一家屠宰店的招牌。上面画着一个马头……这表示那儿有马肉出卖。迪维特这时还是在我前面二十码的地方吗？让他多走三步吧。现在……
我们走近公园了。我睁大了眼睛打迪维特的头上望过去，看见一对男女正在喷泉水池旁边踱来踱去。我相信他们就是迪维特说的那两个人，因为公园里再没有别的人了。可是我害怕把眼睛瞟着别处，连眨一眨眼都不敢，深恐没看到弗兰克的一些手势。当迪维特走近的时候，那一对男女开始移动他们的脚步了。迪维特的两手插在衣袋里，离开那一对男女，折到喷泉水池的右边去。然后他把两只手从衣袋里掏出来，伸出他的胳膊，左手指着那一个男人，右手弯起握紧，行了一个反法西斯敬礼。我把我的手放在我的平顶帽上，希望迪维特回过头来望一望。可是他并没有回过头来，而从一条小路上往右边走去了。
那一对男女在喷泉水池旁边兜了一圈，然后慢慢地走开。我就老老实实地跟在他们的后面，又打我来时的那条小路走回来。我心里想：要是有人留心望着我，我一定是露出傻头傻脑的样子的。我的领口太紧，我的心怦怦地跳，像刚刚赛跑过一样。一个警察突然在一个墙角里出现：感谢上帝！那个警察甚至对我连看也没有看，就打我身边过去了。
那个女人岔到僻巷里去了，现在我只单独跟随着那个男人。不久我听到我背后有脚步声音。回过头去看时，那个女人又走到我的后面了，大概是要使得我们不至于被人在后面盯梢，并使得我不至于迷路了吧。
我们走过了最后一盏路灯和最后几栋房屋，此刻走上了乡间的道路了。这是一条白茫茫的公路，两旁长着高大的白杨树。月光从白杨的光秃秃的树枝间洒下来，在公路上映出斑驳的白光。我曾经从火车的车窗里看见这条路——我相信他们是往西南去的，往比利牛斯山去的，往西班牙去的。
离市镇半里路的地方有一个农舍，过了这些农舍什么也没有了，有的只是辽阔的平原、山脉和西班牙。要是那个男人走过这农舍，那么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当然要向山脉那边走去啦。不要朝那所农舍走去，先生。不要走进去，接着向前走吧！
可是那个男人偏偏转过身朝那所农舍走去了。
房屋是漆黑的，但是顷刻间从一扇半掩着的的门内闪出一道灯光来。那个男人又走回到场上，对我招手，于是我便飞快地向那所房屋跑去。那个男人在我进去以后把门关好，然后伸出他的手来，说：“Eh，camarade！”（你好，同志！）他是一个高大的汉子，手硬邦邦的，手上起了许多老茧，肩胛现出下陷和僵硬的样子，这是长年艰苦而沉重的工作造成的结果。
那个女人也溜进来了。这是一个矮小的女人，她的浅黑的可爱的脸庞由于激动而泛出了红晕。她兴奋和快乐得吃吃地笑着。她的话像冰雹一样对我喋喋不休地讲出来。我无可奈何地伸出两只手，说：“No parlay——Francais！”（不会讲——法国话！）
她起初感到懊丧而又苦恼，接着又快活起来，再度尝试了一下。这一次说的是西班牙语，但我依旧摇摇头。于是我满怀希望地问道：“Verstehen Sie Deutsch？”（你会讲德国话吗？）可是这样也无济于事。最后我们只有依靠手势来说话了。那个男人指着他的张开的嘴，左右摆动他的下巴，咀嚼着，然后把他的眉毛皱成一个问号。这时我才点了点头说：“要的，当然要，oui，oui.”
那个女人把食物：面包和酒，干酪和腊肠都拿来了，他们站在一旁望着我在吃，我也向他们望着，希望从手势上知道那个男人准备当夜就让我动身。那个人已经脱下他的便帽和大衣。可是那没有关系，他会在穿戴上的呀。他点起了烟斗，伸直了腿很自在地躺在椅子上。可是那没有关系：他正在休息呀。
那个男人向我招了一招手，把我引到一间小屋子里——一间卧室里。他指着床，又指着我，然后把他的一只手贴在脸上，做出睡着的样子。我的脸突然沉下去，心里感到非常颓丧。那位法国同志注意到我的忧郁的样子，极力想办法教我高兴；他用手戳了一戳床，叫道：“Bon！Bon！Ah，bon！”（舒服极啦！舒服极啦！啊，舒服极啦！）
我用力指着这间屋子南面的墙壁，说：“Espana Me，Espana Huh？”（西班牙！我，西班牙。嗯？）那个法国人摇一摇头，又表演一下把手贴在脸上的姿势，指点着要我睡觉。他带紧了门，把我一个人丢下走了。
多妙的事情！多妙的事情呀！我并不想睡觉；我已经睡了一整天了。我心里所想的就是要到西班牙去！这简直像踩踏车【一种在圆木上安有齿轮的踏车，是从前监狱内部囚犯们踩踏的。——译者】的一样；你得整个儿搭上齿轮，你得拼命地飞跑着，可是跑老跑去还是在老地方。好，现在我在这儿，在一个法国的农舍里，翻来覆去、心乱如麻地度过一个通宵，当我可能已经到达西班牙的时候，又浪费了一天一夜。拖延，拖延，拖延哪！达赖特，亲爱的好乔埃，他们那天早晨突然把他带走了，不让我稍微有一点机会跟他道别，眨一眨眼，点一点头，挥一挥手，就这样完事了，为的什么呢？为的是这样便可以使我好好地酣睡一觉。睡眠能够把人带到什么地方去呢？在我已经睡了一整天以后，我又怎样再能睡着啊？
我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我看见窗帷上有一道明亮的阳光，听到隔壁屋子里盆碟噼噼啪啪互相碰撞的声音。主妇把锅盘一类东西弄出很多的声响。这是一个文雅的暗示：同志，已经到了起床的时候啦。
她的丈夫早已上工去了。她说：“Travail.Ah,oui!”（工作。啊，是呀！）她在厨房里忙来忙去，这是一间明亮的房间，洁白，干净，发着光。这间厨房在外表上把这所房屋主妇的性格完全反映了出来。她总是忘记了我不会说法国话；她一面在工作，一面拉杂地对我谈着，然后，忽然想起来似地，她大叫一声，两只胳膊失望地垂了下去，做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愤愤地笑着这样愚蠢的同志竟连一句话也不懂。
毫无办法。我也不敢到门外去露一露脸，就这样度日如年的压下去。
日头快落山的时候，那个男人下工回来了。他骑着一辆脚踏车，露出很兴奋的样子。他一进屋子就跳了一种很特别的舞蹈，他的脚一起一落，好像地板烫人似的。同时他瞪起他的眼睛，对我说着法国语。我一点也不懂他说什么。最后他抓着他的头发，稍稍儿嚷叫了一下，又跑到场上去，把一辆脚踏车扶进屋里，拍一拍脚踏车，指一指我，又皱起他的眉毛对我示意。他想知道我会不会骑脚踏车。我说会的。可是这样的谈话还只是一个开端。用全副精神努力了半个钟点以后，最后才弄明白：除非在七点钟的时候有一个人坐在一辆机器脚踏车（“噗哒——噗哒——噗哒”）来接我，否则那个法国人和我就要骑脚踏车动身了。
我们吃了晚饭——一大块马肉和烤朝鲜蓟，味道好得很。时针看去一动也不动，忽然已经六点三刻了。我呆呆地望着窗户外面，竖起耳朵来听着有没有机器脚踏车的声音。我想起我的剃刀、牙刷和迪维特给我的那一个小包，于是我跑去把它们拿来。那个小包放不进我的衣袋，我一个一个衣袋都试过了。忽然间那个法国人来敲我的门，在门外呼唤我，我不禁慌里慌张地急躁起来。我的两只手颤抖着把小包系在我的腰带上，抓起我的平顶帽就跑进另外一个房间去，这时正当一辆机器脚踏车停在这所房屋旁边的大街上。那个法国人把门打开，向那辆机器脚踏车挥了一挥手，就指点着叫我到机器脚踏车那边去。我在门口没耽搁多久，只够和我的主人握一握手的工夫，这时女主人也匆匆地跑过来，她的两只手里各拿了一只苹果，把它们都塞进我的衣袋里面；她用她的两只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她和她的丈夫都使劲拥抱我。
他们两人同时说着话。我只听懂“同志”这个字眼——一遍又一遍得“同志”。于是我跑到机器脚踏车旁边去，回过头望着，向他们行了个敬礼。
机器脚踏车驾驶员是个只有二十来岁的年轻小伙子。他穿着一件皮短外衣和一条黑色的旧裤子，裤脚管用绳扎在脚踝骨上。他笑容满面地向我伸出一只油腻的手来，用手势比划着，叫我坐在后面。机器脚踏车有一个单气缸的发动机。我真想不出：哪一个小小的汽缸怎能把我们带过比利牛斯山去呢？但是我终于坐上了。那个人用脚踩动了马达，车子噗哒——噗——噗——噗地响起来，我们便开足了马力飞驰而去。在黑暗中崎岖不平的路上，我们好像一小时走上了一百里。我抱住了那个法国人的腰，把我的脸躲在他的背后，不让风吹我的眼睛，并且等待车子哗啦一声撞坏掉。可是车身并没有撞到什么，过了一会儿，我才断定我们的车子行驶的速度一小时没有超过三十里。于是我坐正了身子，向周围望了一下。
我们从一些小农村里飞驰了过去，那一个单气缸的发动机像一部缝纫机似的发出突突的声音。我们似乎走的是小路，而把大路岔开了，但我相信总的方向是朝西南去的，朝比利牛斯山脉的塞勒市去的。到了一个小镇上时，驾驶员停下来向当地的一个警察询问方向。我战战兢兢地在一旁听着，不料那个警察很有礼貌地给指了路。我把眼睛望着地上，不敢正看那个警察一眼。
约莫过了半个钟头以后，我们驶上了一座石桥，这座桥高跨在一条狭窄的溪流上面，那儿有几个法国人正在街灯的昏黄的光亮下面钓着鱼。稍稍再往前去，我们看见了停在路上的几辆汽车的尾灯。这时候我们的机器脚踏车放慢了速度，终于停下来。驾驶员挥一挥手叫我走下车去，指着生长在路旁的那一丛灌木。于是我便飞跑过去，躲在灌木里面，把身子紧紧地靠在地面上。我相信那些汽车都是警车。这时机器脚踏车又开动起来，一会儿又息下去，掉转了头，靠近我藏躲的地方停下了。
“Camarade！Ici！Ici！C’est bien！No gendarmes.”（同志！这里！这里！好啦！没事啦！不是宪兵。）那些汽车开动了，我们的机器脚踏车就跟在它们的后面。过了二十分钟光景，汽车又停下来，车灯也突然熄灭了。驾驶员说：“Allez，allez！”（走！走！）一面推我走下车去，一面指着大路右边的田野。
我赶快跑到田野里去，一点也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事情，只有极力服从命令。我听到靠近左边有脚步声音，是原先坐在汽车里的那些人的脚步。忽然我给一件软绵绵的东西绊倒了，一个伦敦口音的人狠狠地骂了一声。
“对不起，”我说。我躺在地上喘了几分钟的气，然后问道：“这儿有美国人吗？”
没有人回答我。过了一会儿，有一个声音问我：“你是谁呀？”
“史迪夫。刚才从柏平云的监狱出来的。”
“哦，我们已经听说过你了。……我们是英国人和加拿大人。在左边——那一堆岩石旁边，有几个美国人。还得好好躺着，别做声，呃？你要是到那边去的话，最好是爬过去。”
我小心翼翼地朝那一堆岩石的黑影子爬了过去。我当心地问道：“这儿有美国人吗？”
“史迪夫！”一个人从黑暗中站起来，然后又把我拉到地上去。
这是柳伊斯。从芝加哥来的柳伊斯。柳伊斯和我并排地躺在一起，互相笑着，骂着，因为我们彼此见了面非常高兴。我们说完了每一句话以后都要大笑一通，除了我们觉得想笑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原因。
黑暗中又有一个声音轻轻地叫着：“Vamos，camaradas.”（走吧，同志们。）柳伊斯站了起来。我问道：“那个人说的是什么”
“我们走吧。”
“好，可是他说的究竟是什么？”
“那就是他说的话。他说：‘我们走吧。’”我们又大笑起来。柳伊斯曾经在新墨西哥地区做过铁路工人，所以他懂得西班牙语。这时候在我们周围前前后后，人影都从地面上站了起来。这么多的人使我非常吃惊。柳伊斯告诉我这一伙一共是三十人，英国人和加拿大人占一多半，只有很少的美国人和别的国家的人。
“你看见那边的那些灯光吗？”柳伊斯手指着说。“那就是塞勒。他们经常带领伙伴们直接从这座市镇上经过，然后从一条大路上走到山里去，可是很多人都给警察抓住了。所以现在我们不得不藏藏躲躲。……为了这个缘故，他们往往把伙伴们放在公共汽车里一直开到波港去，在那儿所有的法国人都站在路边欢呼。可是这还是勃鲁姆先生动手打击我们以前的事情。现在他和张伯伦把这一切都改变了……我相信，当你在那儿法院里的时候，你一定会经常望着这边的山。”
“哎呀，可把我们急死啦，”我说，“离得这么近，可是不能走山里过去。”
向导在计算人数。他说：“Vamos！Vamos！”（走吧！走吧！）我跟着他的声音走去，才发现我是这一列人中站在向导后面的第一个人。
乌云把月亮遮住了，我们打一片漆黑中走过，每一个人都跟着前面一个人的脚步声、粗大的喘气的声音和不时发出的低声的咒骂。我们穿过了田野，穿过了看去像是葡萄园的地方，然后又穿过一片田野。一种私语似的声音越来越高，最后才辨出是河流的淙淙的声音。一个声音轻轻地叫道：“Ici！Ici!”（到这儿来！到这儿来！）向导便转身向声音那边走去。这时云变得稀薄了些，不然就是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了在黑暗中看东西；我现在可以辨认出模糊的形状了。向导和等候在河边的一个人抬起一块二尺宽十二尺长的长木板来，把这块木板搭在水面上，向导带头打木板上面走过去。我也不自在地跟在后面，战战兢兢、左右摇摆地打奔腾的水面上走了过去。
木板的另一头支在河流中间的一块岩石上，第二块木板是从对岸搭过来的。我安全地渡过了河，那个向导拉住我的两只胳膊往下按，像是要把我钉在地面上一样，这表明了我得留在那里等待着。有一会，一阵压低了的喊声和飞溅的水声夹杂在一起，说明有人从临时搭成的桥上落到水里去了。柳伊斯浑身水淋淋地走出来。我问他道：“你落到水里去了吗？”
“稍微有一点。我前面的那家伙倒栽到水里去，我把他拉上来。……朋友，我有很好的条件可以爬积雪地山顶啦！”
我们又走了半个钟，然后停下，向导和柳伊斯一同往后面走去，由柳伊斯担任翻译，把话一个一个地传给每一个人。我们要时刻和走在前面的一个人保持接触，我们不能抽烟，不能咳嗽，也不能发出任何声响。每当稍停的时候，每一个人要和走在他后面的一个人保持接触，让后面的一个人知道队伍什么时候开步走。
过了十分钟以后，我们又停下了，向导对柳伊斯极快地低声说着西班牙话。柳伊斯说：“把话往后面传下去。我们现在要沿着一条水道河一道河谷的中间走过去啦。紧靠着左边走。倘若你掉在水道里，你不过浸在水里再爬出来，但是，要是你从悬崖上掉下去的话，那就要粉身碎骨啦。每个人都得紧靠左边沿着闸沟走过去！”
我想起了我在监狱里听到的一个故事：一个往西班牙去的法国青年从悬崖上跌下去，掉在下面河里淹死了。这儿一定就是他的葬身之地。于是我很听话地匍匐在地上，小心翼翼地往前爬去。向导在闸沟的那一边焦灼不安地等待着。看见我们安全地走过了这一个地点，他好像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乌云迅速散开，露出朦胧的月亮来；四处仿佛像白画一样明亮，可是当队伍停下来的时候，三十尺开外的地方就看不见人，人都和灰蒙蒙的山腰融成一片了。不过，至少你可以看见脚下的地面。这是地面已经很陡地倾斜了起来；我们现在真的往山上爬去了，爬进黑暗的山壁里面了。地面柔软、潮湿而又粘腻。向导好像在从这一块岩石上跳到那一块岩石上似的跳来跳去，我也尝试着模仿他的举动，可是马上一脚踩空，跌得全身趴在泥里。我似乎比别人滑得更厉害。我断定漏子出在乔埃给我的这一双鞋子上。这双鞋子很好，然而却是橡胶底的，橡胶底是不适于在湿地上爬山的。别的人都得到绳底鞋（alpargatas）——一种用麻绳做底的鞋，把绳子绑在脚踝骨上，走起路来一点也不滑。
向导在一棵大树下面停下来，在树底下瞎摸了一阵子。他对柳伊斯说了些话。……“那儿有一个侦察兵。现在我们不得不岔过去，侧着身子打那一个狭窄的悬崖旁边走，一直走到另一个我们能够攀登的地方。”向导扼要而愤激地说着。柳伊斯翻译给我们听：“他在痛骂那些警察。他说要不是那些该死的警察，我们就不会像一群山羊一样在这些悬崖旁边转来转去啦。”
我们又面对着山移动起来，我们紧紧地贴在山壁上，胆战心惊地拖着步子打悬崖壁旁边走过去。这时后面有人喊着叫我们停下来，于是向导侧着身子打他们身边走到队伍后面去。柳伊斯和我折转身子往下俯瞰。塞勒市的灯火就在下面；好像我们爬上了这一座市镇的一架云梯似的。
我说：“我敢说，倘若我吐一口唾沫到下面去，我可以吐中曾经审讯我们的法院。我保证刚好把唾沫吐在法官的眼睛里。”
“我的腿已经累了。要命，两条腿真是累啦。”
“这也难怪。我们一定已经连续爬上三四个小时的山了。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很好的徒步旅行的人，现在可尝到滋味啦。”
柳伊斯很担心地说：“从那些灯光看去，我们根本还没有走多远。要是我们不在天亮以前走过去，那我们就要完蛋啦。”
“也许以后我们会走得快些。同时，不久我们就会又有劲了。”
向导骂着回来了。两个人没有在大树旁边转弯，向导对于他们的笨拙非常生气。他踏着硬邦邦的步子走上前去。我们走到悬崖的一头，于是又开始往上爬。山腰看去并不是陡峭的很厉害，可是对于人的腿、心和肺来说，却真是太陡峭了。
我们停下来休息时，一个矮胖的荷兰同志猛然在我的身旁坐下。他年纪较大，有四十五岁。他气喘吁吁地哼着，滔滔不绝地讲出骂人的荷兰语。“Foos—foos，”（脚——脚，）他说，“Mein Gott，mein foots.”（天哪，我的脚。）他伸出他的短小的胖腿，对他的脚挥着拳头。
“他的两只脚已经弄得筋疲力尽啦，”柳伊斯咕哝着说，“我不知道他能不能走得到。”我们大伙儿都望着那个荷兰人。到了要动身的时候，他也只得勉强挣扎着站起来。他这次拼命地站起来，似乎已经耗去了他全身的力量。走不到十码远，别的人已经开始打他身边走过。一个高个儿加拿大人咕哝着说：“我们须得走慢些，不然那个老家伙跟不上我们啦。”
柳伊斯对向导说了一句什么话，于是向导和柳伊斯走回到荷兰人那边去，我跟在他们的后面。柳伊斯说：“喂，同志。我们得在天亮以前爬过山去哪。现在是一点钟啦——‘ein Uhr.’（一点钟。）只有四个钟头了，得赶快才行。‘March schnell，ja？Wir mussen schnell machen’(快一点，好吗？我们得赶快一点)‘Versteh？’（懂得吗？）”
荷兰人对柳伊斯望了一眼，又对向导望了一眼。“走吧，”他说，“走吧，我试试看。”
我们又心惊胆战地爬了一个小时。这里的树木小些，也少些。我们经过了一块块柔软的雪地，然后经过了不怎么柔软的雪，然后我们走在干燥而冻结的雪上，那儿压根没有树，只有灌木，岩石上都掩盖了厚厚的苔藓。在一个山脊的顶上，向导叫我们停下来。
“他说我们可以休息十分钟，”柳伊斯说，“我们得再从另一个悬崖上面走过去。。这儿有泉水，伙伴们。”
那个矮小的荷兰人一步一拐地往前走着。尽管天冷，他的衬衣一直是敞开到腰部的；你在两码开外的地方就可以闻到他痛苦的身体上发出的汗味。他呆呆地瞪着两只眼，他的呼吸像是一匹马在喘气。他说：“不，不——我不能——，”于是一摇一摆地脸朝下倒在雪里了。
向导马上跑到他的身边，把他的磨破了的潮湿的裤腿卷了起来。他动手用雪去擦荷兰人的腿。柳伊斯也学着他把荷兰人的左腿揉着，按摩着；我也代替了向导用雪去擦他的腿。荷兰人的小腿肚子在我的手下面就像一块石头一样，他的肌肉抽着筋，像一个快被淹死的人的肌肉。我们搓着，捶着，感觉到他的肌肉开始松弛起来。那个荷兰人的呼吸也改善了。他心里舒畅一些，眼睛闭上了。
向导在一旁等待着，准备动身。于是我们把荷兰人扶着站起来，很焦灼地望着他东倒西歪，眼睛迷迷忽忽、昏昏沉沉地溜来溜去。我说：“我们不能扶着他走一段路吗？”
“非到我们走过了悬崖不可，因为这儿太窄了，你们两人都会跌下山去的，”柳伊斯翻译说，“他说离下一个山脊已经没有多远，那儿有一条路，到那时我们就能够扶着他了。”
我们便用了我们所能拼凑起来的一切德国话，打算向荷兰人说明这一点；可是我们不知道他懂不懂得。然而，他还是跟别人一同前进了。顺着悬崖望去时，我们可以看见前面的山脊。这个山脊在月光下看去并不很近。我说：“想一下吧，他那样大的年纪，竟然还来吃这种苦头。我可以打赌，他在过去半生中没有爬过什么山。荷兰是没有山的。……我知道他心里是什么感觉。”
沿悬崖一带生长着带长刺的灌木。柳伊斯说：“看向导想山羊一样跳来跳去。他在这里确实是很自在的。岩石和灌木都是他的老朋友，那些东西不会伤到他。”
我说：“我想它们对我可就没有那样熟了。”
悬崖加宽了，而且很陡地向上了，谈话就此终止。一阵刺骨的寒雾朝我们的头上袭来，裹住我们的流汗的身体。柳伊斯回过头去鼓励似地向荷兰人打招呼，那个向导便狠狠地嘘了一声，不准他说话。悬崖走完了，地面向两边削下去；我们已经到达山脊的顶端了。
向导一停下，我们就转过身到荷兰人那边去。他站着，眼睛直等着前面，脸上露出一种麻痹的、迷惘的神气。没有一会儿，他的膝头弯起，身子往前一伸，就跌倒在地上了。
“他已经筋疲力尽啦，”柳伊斯说，“他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们不能把他丢在这儿。怎么办呢？”他喊一声向导，那个西班牙人跪在荷兰同志身边，过了一会儿又突然站起身来。他从他的腰带上的刀鞘里猛地抽出一把刀子来——一把加泰罗尼亚地方的刀子，想刺刀一样长的——用这把刀砍去长在附近的一棵小树，并把它削成杆子，然后又砍第二棵。他把这两根竿子并排地放着，对柳伊斯说了一句话。“他要皮带，”柳伊斯说，“他正在做一个担架哩。”
同志们拿来五根皮带。向导选择了三根最结实的，把竿子扎起来，竿子的中间和两头都扎上皮带。他做得很快，但是他还嫌不够快；他时时抬起头来向东边的天空扫上一眼，细看一下第一道曙光有没有从天边露出来。他把他头上的黑色的长围巾用力扯下，把它铺在皮带上面。担架做成了。忽然从黑暗中抛出一件厚绒线衫来，掉在向导的脚旁边；他咧开嘴笑了一笑，便把厚绒线衫穿上了。我又用雪去揉荷兰人的脸。他活动了一些，把眼睛睁开，于是我们把他抱到担架上面去。柳伊斯、我、一个加拿大人和一个伦敦人，每个人扛着担架的一角。荷兰人察觉到自己被抬起来以后，又是哼着又是咕哝着表示抗议，并且挣扎着想坐起来；向导一手把他按下去，他便无力地躺下，开始哭起来。眼泪从他的圆脸蛋上面淌下，他用鼻音哼着说话，骂自己衰弱无力，并且断断续续地恳求把他放下，随他自己去。
“我不行啦，”他说了又说。
担架在我肩膀上的重量比我预料的要轻些。我仰头望了一望，现在天空变成青灰的颜色了，星星渐渐隐没下去。在我们左边的山脊下面，堆着一团平坦的、浩渺无垠的云，像人行道一样的光滑，也一样的坚固似的。向导在等待着我们，他忽然发出嘘声：“嘶！嘶！”他用左手比划着“警察！”，又用右手比划着“巡逻站！”。我们继续往前走着，两只脚小心翼翼踩在地上，把我们的呼噜呼噜的粗糙地的喘气的声音极力压低下去，那根竿子朝我的肩膀上猛地戳了一下。有一只手摸着我的胳膊，把我推到一边。一句话不说，已经有四个新抗担架的人把担架接过去了。
向导轻轻地说：“Camaradas！Adelante！Adelante！”（同志们！前进！前进！）于是越走越快起来。他的声音里含着忧虑和急迫，他的焦灼不安传给了大伙儿，刺激了我们，也是我们加快了。我们东倒西歪地紧跟在他的后面。这时东方的天空显然渐渐明亮了起来。向导指点着说：“Dia！”（是白天啦！）他用手势招呼他们快些走，快些，快些。我心里在想：……太阳，暂时不要出来吧。现在离开我们吧。以前我从来没有诅咒过日出。现在我可要诅咒了。暂时不要出来吧。只要稍微多给我们一些黑暗，只要稍微多给我们一些时间。
向导绕过一块大圆石，走道突然变成一道狭窄的悬岩，一个扛着担架一脚的高个儿加拿大人忽然大叫一声从崖边上掉下去。荷兰人抱住另一边的一个人的脖子，极力挣扎着不让自己掉下去。我们以为那个加拿大人一定摔死了；可是过不多久他又从崖边爬上来，一面骂着一面拂掉脖子上的雪。但是荷兰人再不让人们扛着了他了。他在其他两个同志的扶持下蹶着他的短腿向前走去。
我们不能够跑，可是我们终于跑起来，我们的呼吸像负重的马和飞跑着的狗的喘气的声音，像远远听到的火车头放气的声音——一点也不像人类的呼吸。可是向导仍然在我们前面一蹦一跳地走着，招呼我们走得快些，快些。他又喊出了一句话，柳伊斯抽抽噎噎似地说：“五百码——还有——五百码，孩子们！”
于是我们加快地跑起来，像是马拉松赛跑者们在将近终点时那种无力的、动作缓慢的跑步，我们的膝头高高地抬起，像是两腿累乏了的人们，脚上捆了一块铁，只有使劲力气才能把脚抬起来的一样。我的大腿上的肌肉猛烈地、控制不住地跳动着，已经这样跳动了好几个钟头；我的嘴里有一股黏腻的酸味，喉咙和肺都像着了火一般；血在我的耳朵里沸腾着。然而我，我本身，似乎和这一切不相干，只在一旁冷静地观察着。我看到我自己在跑，我的拳头握紧，每当一摇一晃地踏上一大步时，我的膝头便高高地抬起来。我看见别人也用同样的方式在跑，甚至那个荷兰人也在跑。他已经甩开了扶着他的同志们而往前跑着，两只眼睛鼓着。天越来越亮了。越来越亮了。天空呈现出淡蓝的颜色，绿蓝的颜色，令人憎恨的蓝色。
向导在一堆石头旁边停下来。他绕着石头，摸着石头在跳。他笑嘻嘻地，嘴里不知喊着什么。“Espana！”（西班牙！）他在喊着，“西班牙！西班牙！”
我们也在这一堆石头旁边停下来，朝山坡下面俯瞰着我们前面的山谷。这个山谷看去很像另一边——法国一边——的山谷，但是又不像那一边的山谷，因为这是西班牙了。我们都在眺望着西班牙。我们都站在西班牙的土地上面了。我们都在呆呆地俯瞰着西班牙，顷刻之间，唯一的声音就是筋疲力竭的人们呼噜呼噜、断断续续的喘气的声音。
当我们的呼吸恢复正常的时候，还没有一个人来得及说话，就有一个高大的威尔斯矿工走到前面来。他的鼻子弄破了，并且由一根被血浸透了的绷带扎在他的脚踝骨上，他的脚踝骨是在夜间我们走路的时候碰在一块石头上弄破了的。他的脸和手都带有煤矿工人的青色的斑点。那个威尔斯矿工说：“位，伙伴们，这正是唱歌的好时候啦，我会一首好歌，现在正是唱歌的时候啦。”
那个矿工的嘹亮的男高音在西班牙上空的清晨的空气中轻快地荡漾开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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