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志愿军——在西班牙与法西斯作战的经历
败坏风纪的分子
光阴飞逝，没有一天的时光是够长的；因为，一个任务完成了，又冒出三个新任务来。没一个问题最终都归结到人的身上，一个人，一个个人的身上。领导机关处理的是人的问题；军、大队、中队的问题；都是个人的问题。
阿尔巴塞特镇挤满了从前线上来的人，从医院来的人，从美国来的人。他们在街上闲逛，晒太阳，跟女孩子胡闹（在这方面他们特别得不到什么成功）。由于虚荣心的促使，他们以为他们的失败是为了不懂得语言，于是西英字典的销量马上大量增加。但是还有一些事情不大对头。……他们互相诉说自己的苦恼，而且至少有一些人，他们一面诉苦，一面越来越愤恨，越来越自怜自叹了。这些人被许多人叫做“败坏风纪的分子”。
我看见乔埃·戈登离开站在喷水池旁边的一群人，穿过广场向我这边走来。戈登是一个强硬的家伙，从纽约市东部贫民区来的，身体结实，矮胖，一头蓬乱的黑色卷发搭拉在他的粗糙的脸上。他的左眼戴了一个白色的眼罩，因为一颗子弹曾经擦伤他的颊骨，把他的那一只眼睛弄瞎了。我知道他的名望，他之所以有名望，是因为他在前线上出奇地英勇，因为他强硬，因为他每天在广场上呆着，因为他对任何一个话题都能用粗俗的话谈个不停。但有人管他叫“败坏风纪的分子”。
戈登说：“喂，史迪夫，我什么时候可以来看你？”
“什么事？”
“我要和你谈谈。但不是在这里谈。我要在一个没人撞进去的地方坐下来向你报告内情。”
“行，”我说，“我们马上就去吧。”
我们走到我睡觉的屋子去，让戈登坐下以后，我说：“快讲下去吧。”但是戈登马上又站起来，一面讲一面在屋里走来走去，话讲的粗俗而又有力。他的右眼也在坏下去了，他不愿瞎了眼回家去。眼睛痛得厉害，日夜都在痛，一种刺骨的疼痛从他的头脑里穿过。他已经到医院内法国医生那里去就诊过好几次，可是那个医生只是用碎布擦一擦他的眼睛，并且说此外毫无办法；然而那个医生还自称是周围一带顶好的眼科医生哩。戈登当然不喜欢这个医生，对他不信任。
“你打算要我做什么呢？”我问道。
“巴塞罗那有一位专科医生。我想请他给我瞧一瞧。可是这个混蛋不让我领一个通行证到那里去。所以我到基地来了，可是负责的人对我说：这是医生的职责。困难就在这里。”他从他的衣袋里掏出一张纸，用力朝我手里一塞。“瞧，我把巴塞罗那那个医生的名字，住址，一切东西都弄清楚啦。他是一个顶呱呱的医生。”
“明天到我这里来，”我说。
“好，”戈登粗鲁地说，“那么，明天再见吧。”
我找到了我的译员，立刻跑到医院去。医生正在他的办公室内，是一个衣冠整洁、美貌而年轻的法国人。他戴了一副夹鼻眼镜，眼镜绑在一根宽大的飘带上面，和从他的制服上表现出的军人气概，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对照。
关于戈登的病情我说的很详细，并且多少有点激动，当译员翻译出我的话时，那个医生斯文而谦恭地听着。于是译员又翻译他的话说：“他说：‘一个医生所能做的事他都做到了。他不能更换器官。凡是可以做到的事情都已经做到了。’他说他很抱歉。”
我摸不清译员在说些什么，我说：“我觉得你应该允许他转到巴塞罗那去。”
医生生气地瞪着眼，把写字桌捶了一下，说：“我是这个医院的医务主任。”
“不，那不行，”我说，“戈登对你不信任，要是他不能马上到巴塞罗那去，你就要把事情弄得越来越糟了。”
那个医生在一张纸条上潦草地写了几笔。译员觉得把他当时所说的话翻译出来并不是怎样恰当的事情。于是我便拿了这张纸条，绷着脸走出来。我在广场上找遍了戈登，但是没有能够找到他。第二天，我和比尔正在工作的时候，戈登走进办公室来。他把他那张严酷的年轻的面孔很仔细地伪装了起来。我问他：“你几时可以到巴塞罗那去？”
“马上就可以去。我——只不过是，我没有钱。”他的脸红了。“昨天我们喝酒把钱花光了。”
“那没有关系，”我说。“艾德有点钱。”
戈登笑了，这是第一次我看见他的脸上露出笑容来。他转身飞跑出去了。两个星期以后，从巴塞罗那寄来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
“亲爱的史迪夫：一切都很顺利。医生真了不起。眼镜不再充血了。那一只不中用的眼睛也可以看到一点光亮啦！致胜利的敬礼——你的乔埃·戈登。”
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左眼上的那一个眼罩已经拿掉了。把眼罩拿开，表示他已经从一个“败坏风纪的分子”转变过来。
戈登事件发生几天以后，另一个医生来看我。他报的名字是波兰人的名字。他讲的英语有一股矫揉造作的书卷气，好像是从书本上学来的。
“我想跟你谈一谈我和你们美国人在一起所得到的一些经验。其中有一些犹太人。我呢，也是犹太人。”他笑着说，“正因为那个缘故，我能够和那些小伙子更接近些。我跟他们用意迪什语【意迪什语（Yiddish）系德语、希伯来语和斯拉夫语的混合语言，为欧洲各国及美国的犹太人所用。——译者】谈话。所以我能够比较仔细地研究那些小伙子。所以我想对你谈一谈他们。”
“好，你说下去吧。”
医生叉着他的手指，装作一副严肃的神气，很机灵地撅着嘴唇。“我已经得到一个结论，”他说，“这些年轻的犹太的小伙子不能够当兵，因为他们极其神经过敏。”
我一时惊愕得说不出话来。医生庄重地点着头，说：“他们神经过敏。”然后把他的长手指头一摆，又接着说：“唉，他们神经过敏，受不住战争的极度紧张。他们害炮弹惊吓症比别的士兵们要厉害得多。这是我研究十二个病人得到的结论。”他又沉思似地微笑着，笑里稍带一点谦恭。
（这使我想起了索利，他曾经被警察的棍棒打得昏倒下去，两个钟点以后，头上扎着浸透鲜血的绷带，又回来站在纠察线上了。我想起了古德曼，他曾经站在桥上看守着我，我那是躺在那里，血从我的头上淌出来；那些打手们还没有来得及把我推下河去就被古德曼赶跑，不然我的命早就完蛋了。我又想起了那个“小家伙”在芝加哥的监狱里遭受打手们的痛打和恶骂。这时我好象又听到了警察的狂吠：“啊！我看见你在瞅着我的枪！你想夺我的枪，是不是？你想用枪射击我，是不是？是不是！”于是我看见在“小家伙”的眩晕的、血迹模糊的脸上慢慢地舒展开露出牙齿的微笑；我听到他低沉地咕哝出来的一个“是！”字。索利，马特，玛丽，保尔，艾德和查理，都是犹太人，都是同志。……还说犹太人不能当兵啊！我瞪着两只亮晶晶的眼睛望着那个医生，觉得我的脖子都变得粗大起来，青筋在我的额头上砰砰地跳着。）
“医生，你的心理学论点引起我极大的反感。你不能来到这里并且——”说到这里，我停止住，把话咽了下去。“你所说的十二个病例简直是混账的讲法！”我叫喊起来。“你的‘科学’含有纳粹主义的气味！你的臭理论简直是混账的理论！”
医生乱蹦乱跳，自言自语地跑开了。我在那儿坐了很久，眼睛呆呆地望着半空，直到我眼睛里炽热的光辉冷却了下去。我首先想到鲁比。鲁比是乔埃·戈登的一个好朋友。鲁比谈了很多的话，他昨天曾经来到办公室里，他说了一大堆，这都没有什么奇怪的，可是他的话头很新颖：心理学。“归根到底，一个人总是经历过炮火了，”他说，“他受了伤——他的脑子受了震动——应该让他做轻松的工作，或者把他遣回国去，由新的人代替他上前线。”
“我告诉你，”鲁比说，“他们吃了很多苦了。尽管他们愿意，他们永远也不能成为经得起炮火的兵士。应该让他们做轻松的工作，或者遣送他们回国，叫他们在国内做他们能够做的事情。当然，你晓得，这不是就我说的。这是就戈登和——”他进一步讲出几个同志的名字，都是犹太人。
我走出去作了一番询问。医生是一个月以前来到阿尔巴塞特的。为了他的委任状、他在战场上的经验以及他对于使伤病者“复原”的关心，已经替他设了一个“精神病医生”的职位。在我到达以前不久，他向委员会提出一个设立兵士疗养所的计划。
那一天晚上，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比尔和艾德。他们俩气得比我还要厉害。艾德若有所思地说：“可不是吗，最近就有几个孩子对我说过——在他们所讲的话里，我觉得有些话真是奇怪透顶啦。”
“可是这些人并不完全是犹太人，”比尔说：“至少有两个人不知那一代祖先是爱尔兰人。麦克·奥……就是一个。”
我激动地说：“就是那个老和鲁比在一起荡来荡去的红头发的人吗？对啦！一定是他！”
“因此这就是那个骗子‘研究’的十二个病人，”比尔说：“他们是一种传染中心。一群疾病的传染者，是不是？”
“一点也不错，”我说。“那家伙所吹的心理学的牛皮，是一些好人在精神上也垮台了。这里所包括的一个真正的问题，完全是一个炮弹惊吓症的问题。”
“炮弹惊吓症是可以存在的，”艾德迟疑不决地说。“在世界大战中真正有些确切的炮弹惊吓症，很多很多。”
“这倒是实在的情形，”我说，“这是没有疑问的。这也就是我们的朋友那个伪精神病医生的理论根据。这也就是使他能够乱吹牛皮的缘故。不过，这是兵士在世界大战中的经验。……不是一种战争，更不是这一种军队！”
过了一会儿，比尔又慢吞吞地说：“在那些情况下面的炮弹惊吓症，首先是一个人对于自己不愿打的一场战争不知不觉地逃避去的一种方式。”
“一点也不错，”我说，“只要兵士们对他们所打的仗没有真正的兴趣，炮弹惊吓症就可以发生，而且是必然发生的，这是一件科学的事实。可是在这种军队里——在我们的军队里，情况就不同啦。我们的伙伴晓得他们为什么打仗。他们之所以来到这里，因为他们要来到这里。他们之所以来到西班牙，因为他们晓得这一场战争是什么样的一种战争。这是他们自己的战争，他们懂得，不然他们绝不会来到这里。……像那样的伙伴们也开始谈到‘炮弹惊吓症’，只是因为他们已经被伪‘科学家’假造的伪科学所毒害了，再不然就是为了别的一些造成士气低落的原因。”
比尔突然大骂起来。“尽管有许多好医生来到这里，”他说，“可是也不免有这样一个骗子来伤害我们大伙！”
“也许我们应该把这件事提出来，和一些医生——好的医生商量商量，”艾德建议说。
“我们须得把这个坏蛋暴露出来，狠狠地干一下！”比尔说。
可是把那个精神病医生暴露出来的不是比尔，不是艾德，也不是我。三天以后的一个早晨，阿尔巴塞特的空气中震荡着一阵爆炸的声音；替军队制造手榴弹的一所工厂被炸毁了。这件事做得很不高明，一个钟头以内就弄清楚罪犯是谁了。然而他并没有马上被逮捕，那天夜里，人们跟踪着那个人到“马克思主义者统一工党”的窠巢去，那是计划在几天后领导巴塞罗那暴动的托洛茨基匪帮的一个特务和破坏者的组织。
那天夜里被捕的“马克思主义者统一工党”的阴谋者之一，供出有那个波兰精神病参加在内。
在医生被捕的消息传出去以后，鲁比是最早来看我的一个人。“相信我，史迪夫，我从没有真的被那家伙的鬼话欺骗住，”他说，他满脸通红，眼睛里带有忸怩不安的神情。“我——唉，他妈的，我猜想我也多少有点受了迷惑。可是我——我们无论如何总得拿出力量才成。你晓得会怎样。……瞧吧，我会在前线上把我真正要讲的话做出来。大伙儿都会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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