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法雷尔·多布斯《卡车司机的造反》（1972）
第一章 一个革命者的诞生
对我来说，这个故事是从1933年11月的一个下午开始的，那会儿我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市，在匹兹堡煤业公司[1]的煤场工作，那天下午，从其它公司来了一个我没见过的司机，他叫格兰特·邓恩（Grant Dunne），来这儿装煤，领班叫我帮他把煤铲到卡车上。我们铲到第十铲时，格兰特谈起了我们需要一个工会。他打算参加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2]的574分会。我当时对工会不怎么了解，但他的话吸引了我。为什么呢？我想，应当简单讲一下我在此之前的人生经历，这样可以帮助理解这个问题。
1907年7月25日，我出生在密苏里州昆城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不久后，我家搬到了明尼阿波利斯，我就在那里长大，1925年1月，我从城北高中[3]毕业了。毕业后，我干过不少工作，当过染袜工、汽车修理工助手、卡车司机。1926年，经济不景气，工作难找，我就搭便车到了北达科他州，在那里的收割场工作。那年秋天，我回到明尼阿波利斯，在西部电气公司[4]找了份工作，专门给中央办公室安装电话设备。
1927年4月，我和玛维尔·肖尔结了婚，我和她在高中毕业那年就好上了。1928年，西电把我调到爱荷华州分公司。1930年，我升为组长。1931年，公司又把我调到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分公司。在那里，他们给我安了个“规划工程师”的头衔，叫我负责预估电话安装项目的工作成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发生了两件事，对我影响极大。一件发生在遥远的国外，另一件就在国内。
那时候，日本正在侵略中国。有一天，奥马哈市的报纸登出了一张上海的照片，让我大受震动。在这张照片上，一道高高的铁丝网横穿全图，底下堆着沙包。美军部队就沿着这条线布防，守卫着被称为“公共租界”的富人区。照片的说明中写道，富人区对面就是工人阶级居住区，那里已被日军的炮火炸成一片废墟，富人的租界却毫发无损。作为一个工人，看到这张照片后，我不禁对遭受如此野蛮的攻击的中国工人产生了同情心。我突然觉得，世上肯定有什么东西从根子上就错了，否则怎么会发生这么可怕的事情。
第二件事跟我的工作有关。我被调到分公司经理办公室，这主要是为了接受主管人员的训练。训练内容中有一项是参加各区经理的会议——只是参观学习，而不是真的参加讨论。当时，1929年开始的经济衰退已经非常严重，因此公司开了一次会，列出了一个裁员大名单。有个被裁掉的员工，叫约翰·斯泰利（John Staley），他为公司干了很久，就快退休了，眼看就能领到公司那极为吝啬的养老金了。但在会上，他们说裁掉他能让公司的劳动力更年轻、更有效率，还能省下一笔养老金。我跟他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还经常跟他喝酒，所以，对我来说，他不只是裁员名单上的一个名字。我觉得公司对他实在太不厚道了。这也让我明白了，公司只想把我训练成他们的工具，于是我就不想参加训练了。
一有什么事影响我跟玛维尔的共同生活，我就会跟她讨论，这次也不例外，我跟她讨论了这些事以后，我们一致同意：我应当离开西电。那时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卡萝尔（Carol）和玛丽·卢（Mary Lou）。过了一年，我们又生了第三个女儿莎伦·李（Sharon Lee）。我们家的经济问题不小，但我们觉得总能想办法应付过去。
凭着我在公司的职位，我在离职时能拿几百块遣散费。我们打算回到明尼阿波利斯，用这笔钱做点小生意。等到生意上了正轨，就让玛维尔接手，我就去上明尼苏达大学，学习政治学和法律，我打算当法官，主持公道。要是我们财力允许的话，就让玛维尔也上大学。这样我们就能组成一个团队，去实现我们的梦想。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计划虽然很天真，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尽管它更像是梦想而不像计划，但它反映了我们的心愿——我们想成为对社会有用的、充满爱心的人。
1932年9月，我终于辞职了。我们开车从奥马哈前往明尼阿波利斯，路上心情还很愉快，我们还编了一首歌，讲的是加入失业大军的经历。回到明尼阿波利斯后，我们迈出了第一步，想做点小生意，但没有成功。遣散费很快就花光了，我却找不到能糊口的工作。我只能给推销员当托儿，可是买家又非常稀少。我们只能面对残酷的现实：我离开西部电气公司的时候，就成了失业大军的一分子。
我们只好跟我爸妈一起住在明尼阿波利斯郊外的一小块土地上，靠父母接济过活。为了维持家计，我帮家里种菜，后来长得不错。到了收成的时候，玛维尔和我妈顶着盛夏的高温，在煤炉上干了好久好久，把不少蔬菜做成罐头储藏起来，等到冬天再吃。我爸在匹兹堡煤业公司管机器，通过这层关系，我总算在这家公司找了份工作，那是1933年9月的事了。
我们又能靠工资养活自己了，于是我们就在城里找了套房子，带着孩子搬了进去。一开始，我一星期要干六十个钟头，能帮家里挣十八块钱，我们要用这笔钱来交房租、买吃的、穿的和其它用得上的东西。我爸妈在有余裕的时候还会接济我们一点，我们平时就吃蔬菜罐头，还分一些罐头给我爸妈。
我的工时突然被减为每星期四十八个钟，我家就只能勉强过活了。铲煤这活儿干起来累死人了，能少干十二个钟，对身体倒是不错，可这样我们就得少挣两块钱。所以我们又碰上了经济危机。一天晚上，我们都不在家的时候，一波明尼苏达冬季特有的寒潮吹来了。我们回家时，发现放在阳台的罐头大多被寒气给冻坏了，阳台虽然是封闭的，却没有暖气。我们真的是穷到一贫如洗了，浑身皮包骨头。
我最担心的是，煤车司机这份工受季节的影响，只有每年最冷的那几个月才能开工，所以煤车司机一开春就会被炒掉，我就怕自己也会被炒。说不定老板哪天一拍脑袋，就会把我炒掉，那我可就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我得想个法子，找个出路，所以我就跟格兰特·邓恩说我想参加工会。
但他跟我说，这事儿没那么简单。574分会的工会代理[5]克利夫·霍尔（Cliff Hall）跟老板签了封闭式合同[6]，按照合同规定，老板只能雇用574分会的会员，也就是一个煤场里的一小部分工人，而工会就把老板尊为“公正”雇主[7]。要是让整个产业的工人都参加工会，这笔交易就要落空，霍尔就怕这个，所以他串通了执行委员会的大部分人，不让其他煤场工人加入工会。
格兰特说，咱们必须突破他们的阻挠，因为加入美国劳工联合会[8]对咱们非常重要，而在咱们这一行里，574分会是劳联的代表，要参加劳联，非得加入574分会不可。为了争取参加工会的权利，煤场工人成立了一个自愿者委员会。574分会主席威廉·S·布朗（William S. Brown）和副主席乔治·弗罗西格（George Frosig）想让煤场工人全都参加工会，他俩帮了我们很多。布朗安排自愿者委员会跟工会执行委员会开会，让自愿者委员会提出参加工会的要求。格兰特特地跟我说，匹兹堡煤业公司是这一行里的龙头大哥，自愿者委员会里不能没有这家公司的代表，所以他要我参加这次会议。我就答应了他。
过了几天，我们跟执行委员会开了会。会议开始时，布朗先让我们介绍自己的情况，我们也很努力地讲了。经过激烈的争论，执委会总算改变了态度，同意接受我们加入。然后，574分会就开了好几次大会，发起了一场全面的组织活动。没过多久，就有大批工人参加了工会。接下来，各个矿场选出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准备把工人的要求都列出来，再交给老板。到了1934年1月，工人的要求都列了出来，并得到了全体工会会员的批准。这些要求主要有：承认工会、提高工资、减少工时、加班要给加班费、改善工作条件，根据年资提供工作保障等等。
我们把这些要求交给了老板，他们却不肯谈判。于是，在一个工作日的晚上，全体煤场工人一起开会，商量工会该怎么办。劳联旗下的另外一些工会也派了几个干部参加，他们跟霍尔勾结起来，不让大家举行罢工投票，气得许多工人撕了工会会员证。工会干部先是不许我们参加工会，现在又来阻挠我们的行动。为了挽回局面，我们得想个法子。
起草工人要求的委员会要求在下个星期天，也就是煤场停工的时候再开一次全体大会，这样就能让更多的工人来参加。委员会费了老大的劲儿，求那些撕了会员证的工人再给一次机会，尽可能叫更多的人来投票，到了星期天，工会大厅挤满了人。会上作了决定：给老板们四十八小时的时间来准备谈判，在时限之前，再开另一次大会，另外，在此期间，还要成立一个罢工委员会。老板们坚决不肯谈判，于是，在1934年2月7日，星期三那一天，整个产业的工人都罢工了。
煤炭生意非常依赖运输业，没有交通工具运送煤炭，住房和建筑物就没法供暖。工会发起组织活动之后，老板们为了让消费者储备煤炭，一直在散播罢工的谣言。过了一段时间，大家都以为这只是商家为了卖煤而搞的炒作，所以到了二月的时候，有不少人家里只存了很少的煤。更糟糕的是，罢工开始时，气温降到零度以下。天气这么冷，没了煤炭，人们啥事都干不成，工会占了上风。
劳联干部阻止了第一次罢工投票后，许多工人对工会非常冷淡。他们打算先观望一阵，看看工会是不是动真格的。现在斗争已经打响，他们开始涌入罢工指挥部。指挥部就设在城北第一大道614号的劳联活动中心，574分会在那里有一个办公室，也在那里开会。我就讲一讲我当时的经历吧。
跟格兰特·邓恩谈过之后，我又探了探匹兹堡煤场里其他工人的口风，看看他们对参加工会有什么想法。只有少数人积极响应，大多数人还拿不定主意，打算先看看再说。罢工第一天早上，我来到煤场，跟领班说我们不干活了，然后我叫其他工人跟我一块去公司的车库。到了那里，我们发现匹兹堡的卡车司机都在那里了。他们还拿不定主意，商量了一会后，他们决定支持罢工。我们一起游行到附近的罢工指挥部，每个人都签字参加纠察队。其他罢工工人热烈欢迎了我们，这一幕，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能参加纠察队的工人大概有600人。其中大部分人分散开来，防守较大的煤场，其它地方设了封锁线。随着斗争的展开，纠察队长会根据需要调动周围的兵力。参加罢工的司机里面，有些人是个体户，他们有自己的卡车，自己开车运煤，收点佣金。纠察队就把他们的卡车集中起来，留给纠察队长，用来调动兵力。罢工第一天，还没到中午，各支纠察队就把街上的工贼司机都给赶走了，67个煤场里，只有几个没被封锁，剩下的全都被封锁了。
警察马上就来跟我们作对。他们调动兵力，想把纠察队从一个被封锁的煤场赶出去，还放话说要把我们都抓起来。但是罢工工人并没有被吓倒。他们蔑视警察，把两车煤倒在一家煤场门前。警察想护送工贼司机，让他们把煤运到县治安官的温室，纠察队就在主干道上跟警察打了三个钟头，不让他们过去。
在火热的斗争中，群众创造了新的纠察战术，在这场战斗中派上了用场。有些罢工工人自己买有二手车，大都很破旧了，要让它们跑起来，车主还得经常在自家后院维修它们。这批车大大加强了纠察队的机动性，让纠察队获得了一些战术优势。纠察队可以在街上不断巡逻，一发现工贼司机就把他们赶走。哪个煤场出了麻烦，援军很快就能赶到。只要警察想护送工贼的车子，就像给县治安官运煤那次一样，纠察队就会在沿途不断地打击工贼。
我跟几个罢工工人聊天时，头一次知道了这种纠察战术，他们兴高采烈地聊着在城北到处巡逻的纠察队员。有个人说：“他们的头儿叫哈里·德波尔[9]，他们打得可猛了。”这种纠察战术在当时叫巡逻纠察队，后来被汽车工人学了去，发展成为机动纠察队。
罢工工人白天巡逻，晚上也要巡逻，睡得很少，他们拼了老命，一定要把整个产业封锁得死死的。我们对罢工斗争的成果怀有很大希望，正是这种希望鼓舞着我们；在斗争中，我们逐渐发现，有组织的工人原来天生就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这更使我们斗志昂扬。气温一直在零度以下，人们吵着要煤，但老板们和政府里的奴才们就是打不垮罢工。老板们终于顶不住了，放出话来，表示愿意谈判。停工到第三天的时候，他们通过罗斯福政府设立的地区劳工局，把这话传了过来。
2月9日，574分会的干部召开会员大会，汇报了以劳工局下令的形式结束罢工的提议。照他们说，老板们已经同意让步，在劳工局主持的谈判代表选举结果出来之前，老板们会承认工会有权代表全体会员。如果工会能在谈判代表的选举中获胜，老板们就会同意进行工资谈判。克利夫·霍尔找来了好几个人：一个法官、一个市议员、一个劳工律师、几个劳联干部，叫他们在全体大会上讲话。他们大吹特吹这个解决方案，吹得跟耶稣重生一样美妙。他们对罢工工人说：就算工人的要求没有全都得到满足，工会也已经在这一行里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 “连爬都不会，还想学走路？见好就收吧。”
他们吹了一个钟头后，迈尔斯·邓恩（Miles Dunne）上台发言了。他是一个活力四射的演说家，善于独立思考。迈尔斯说，老板提出的这个方案很有意义，有什么意义呢？主要的意义在于，它暴露出老板已经被我们逼得无路可走了。他们现在想玩花招，把我们在纠察线上争到的东西又骗回去。所以，老板们不想直接跟工会谈判。他说，在集体谈判的选举中，574分会十有八九能赢，可是，他们既不肯保证加工资，也没有对其它要求作出承诺，却想叫我们复工！我们应该这样回答老板：除非老板直接跟工会谈判，否则我们绝不复工。我觉得迈尔斯说得很对，所以我投了他一票。但是，大多数罢工工人都同意接受现有方案，第二天我们就复工了。
接下来，为了准备二月中旬的集体谈判，先举行了谈判代表的选举，在激烈的竞选活动中，574分会大获全胜。然后呢，迈尔斯·邓恩果然猜对了：老板们表示，必须通过劳工局，否则工资什么的一切免谈！最后老板们只跟劳工局一起另搞了一个统一工资制度，工人的工资只涨了一点，每周干满四十八个钟后，加班费按工资的一倍半来算。全体工人的收入都加了一些。就说我吧，我原来的工资是一周十六块，现在加到了二十二块。
要是让工会直接跟老板谈判，我们肯定能争得更多，但我们还是逼得老板做出了重大让步。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强大的工会，它至少拥有一批经过斗争考验的基层会员，而且它还有两个挺能干的干部比尔·布朗[10]和乔治·弗罗西格。尽管在工会的领导当中，有克利夫·霍尔那样既短视又无能的家伙，但我们还是赢得了重大的胜利。就是因为有霍尔这种人，煤场工人才得先为参加工会而斗争，然后还要为罢工权而斗争，在纠察线上日夜巡逻，到头来还得在谈判中丢掉许多成果。我们有不少人开始觉得，工会的干部队伍非得彻底整改不可。
罢工结束后，霍尔和他的狗腿子就在工会会场四周放话，说什么邓恩兄弟都是“共产分子”。他们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但我并没有中他们的计。我很佩服格兰特和迈尔斯在罢工中的表现。他们好像知道该怎么做，而且也有勇气去做。
一天晚上，开完会以后，我走出会场大门，进了对面酒吧，看见迈尔斯·邓恩站在吧台旁。我在他旁边找了个座，跟他聊了两句，就直奔主题。
我问他：“嘿，伙计，你是共产分子吗？”
他顶了一句：“关你屁事啊？”
我就说：“我也是听别人讲的，你要真是共产分子，那就带我一个呗。”
我猜，我要是参加了共产主义组织，就能向他们学到一点东西。
过了几天，迈尔斯和格兰特带我去卡尔·斯科格伦德[11]家，参加了内部会议，以前我跟斯科格伦德只在罢工中聊过几句。我在那里头一次见到了文森特·雷蒙德·邓恩[12]。就是从这次会议开始，我终于得到了我一直想找的政治教育。接受教育后，我最终在1934年3月加入了一个革命社会主义政党，那时叫做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后来演变成现在的社会主义工人党。要知道，在1932年大选中，我还给共和党候选人赫伯特·胡佛投了票呢，很明显，在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下，我在短短一年里的经历，使我在政治上大大进步了。
从那时起，三十七年过去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参加工会运动与革命社会主义运动，也从里面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就是从这个角度入手，来研究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在1934—1941年那段动荡岁月的历程的。阶级斗争不断加剧，不久就升级为事实上的内战，而煤场罢工仅仅是它的揭幕战。煤场罢工刚过不久，又爆发了规模更大的卡车司机罢工，为全体工人树立了榜样，大大加强了群众斗争的战斗性，对新成立的产业工会委员会[13]不久后在基础产业发动的大规模斗争极有帮助。
那时候，最关键的工会行动都发生在基础工业，虽然明尼阿波利斯没多少基础工业，但因为某些特殊因素，这个城市的卡车司机罢工却对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当地形势的一个关键因素，当然，也是整个产业的关键因素，就是工人阶级在严重的经济大萧条影响下发生了激进化。主要的区别在于，当地有一批革命社会主义骨干，他们很好地融入了工人群众的造反斗争，并为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贡献了至关重要的指导。要理解这个故事的全部意义，就必须理解这种情况与工会历史的直接关系。
另一个特殊因素是这个地区具有独特的发展过程。由于一些原因，当地工人阶级，特别是中老年工人，逐渐产生了一种不寻常的工会意识，甚至是阶级政治的意识。这种地区性的政治趋势使州政府不得不服从工人群众的压力，让州长很难充当彻头彻尾的罢工破坏者。
所以说，不从历史背景开始仔细分析这些特殊因素，就无法把握1934年卡车司机罢工的全部意义。
（翻译：赤心 校对：禾水 修订：龚义哲）
[1] 匹兹堡煤业公司（Pittsburgh Coal Company）于1899年在新泽西成立，由梅隆（Mellon）家族控制。1945年同洛克菲勒家族控制的联合煤业公司（Consolidation Coal Company）合并。——译注
[2] 1903年，美国劳工联合会旗下的两个卡车司机工会合并为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Teamsters，IBT），以下简称“兄弟会”。——译注
[3] 城北高中（North High School），现名城北社区高中（North Community Hight School），是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所四年制公立高级中学，1888年建校。——译注
[4] 西部电气公司（Western Electric Company）成立于1869年，是一家老牌电气制造商，也是AT&T的主要供货商，1996年因AT&T重组而停业。——译注
[5] 原文为business agent，缩写B.A.，在一些工会里，business agent一般是指领工资的专职干部，专门代表工会，为了维护工会会员的利益同公司谈判，在这里译为“工会代理”。Business agent这种称呼在美国和加拿大比较常见。——译注
[6] 封闭式合同（closed-shop contract）是指这样一种合同：在签订了这种合同的工厂或企业，老板只能录用工会会员。——译注
[7] 意思就是说，工会承认老板是没有就业歧视、工资合理、付加班费的“公正雇主”（fair employer），并且不再为了改善劳动条件而斗争。——译注
[8] 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AFL）是美国最主要的全国性工会联合组织，1886年12月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成立。劳联长期执行保守的劳资合作政策，顽固地坚持行业工会主义。1955年与产业工会联合会合并为劳联—产联（AFL-CIO）。——译注
[9] 哈里·德波尔（Harry DeBoer，1903—1992），生于明尼苏达州克鲁克斯顿市（Crookston），积极参加了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后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党。——译注
[10] 即上文提到的574分会主席威廉·S·布朗，“比尔”是“威廉”的昵称。——译注
[11] 卡尔·斯科格伦德（Carl Skoglund，1884年4月7日——1960年12月11日），生于瑞典达尔斯兰（Dalsland），少年丧父，辍学当了工人，青年时参加瑞典社会民主党，因参加工人运动而遭受迫害，于1911年前往美国，参加了世界产业工会和美国社会党。1919年参与创建美国共产党。1928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美国托派运动，1934年领导了著名的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此后一直活跃于工人运动和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译注
[12] 文森特·雷蒙德·邓恩（Vincent Raymond Dunne，1889年4月17日——1970年2月17日），生于堪萨斯城一个爱尔兰移民工人家庭，在九个孩子当中排行第二。14岁时开始打工，1905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会，1920年参加美国共产党，1928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美国托派运动，1934年领导了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此后一直活跃于工人运动和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译注
[13] 由于劳联顽固坚持行业工会主义，劳联中一部分倾向产业工会主义的工会便于1935年11月9日组织了产业工会委员会（Committee for Industrial Organization），试图把行业工会改组为产业工会，加强工会的力量。1938年，产业工会委员会脱离劳联，改名为产业工会联合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CIO）。1955年，劳联与产联合并，合称劳联—产联（AFL-CIO）。——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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