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法雷尔·多布斯《卡车司机的造反》（1972）
第十三章 574分会胜利了
漫长的战斗突然结束了，这证明了我们对形势的乐观分析是正确的。我们原本以为，新来的联邦调解员P·A·多诺休会帮助老板们操纵选举，结果并不是这样。看来，罗斯福总统打算帮奥尔森州长一把，帮他在十一月的选举之前解决罢工。在全国政局中。明尼苏达州的农工党政府一直是支持罗斯福的民主党的，所以罗斯福才会投桃报李吧。
新任调解员多诺休的作用是把罗斯福的要求转告给老板们，并且还要接替哈斯和邓尼根，代替他们进行谈判，给老板们留点面子。不管多诺休得到了什么指示，他办得倒挺爽快的。1934年8月21日，他向工会提出了新的罢工协议方案。在提交方案的时候，他“私下里”告诉我们：经过他的劝说，公民联盟的头头A·W·斯特朗（A.W. Strong）已经同意休战。在把新方案提交给会员群众审批之前，我们要求多诺休把老板们的态度讲得更清楚一点。多诺休马上口授了一封信，并在上面签了字：“特此告知贵方：资方已经同意由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地区劳工局下发同意令，本日下午向贵方提交的方案即包括在该同意令之内。”既然协议很快就要达成，工会就要求奥尔森州长写下保证书，承诺释放所有被关在拘留所里的纠察队员，奥尔森也写了。
按照多诺休说的那个同意令的规定，劳工局将在十天之内举行选举，选出集体谈判代表。只有名字列在7月16日（也就是举行罢工的前一天）的发薪名册上的员工，才能投票；工贼不能投票。574分会在哪一家企业里赢得了大多数选票，它就有权代表该企业的全体员工，该企业的老板就必须同它谈判。
场内工人问题是引发七月—八月罢工的原因，在这个问题上，工会取得了突破：新方案确认了哈斯—邓尼根方案中的相应规定。二十二家市场企业承认了574分会有权代表这些企业中的司机、帮工、站台工人和场内工人。“场内工人”的定义是：在企业内部工作的全体员工，但不包括办公室职员和推销员。按照原来的哈斯—邓尼根方案，雇主顾问委员会所代表的166家企业中，除开上面那22家市场企业之外，在剩下的144家企业里，574分会能够代表的工人的范围依然是有限的。在这144家企业里，574分会只能代表司机、帮工和直接参与卡车装卸工作的站台工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仍然认为：虽然有一些会员没有被包括在罢工协议里面，但工会在获胜后，依然可以获得事实上的代表全体会员的权利。
自从工会提出最低工资的要求之后，老板们第一次接受了具体的最低工资。卡车司机的时薪不得低于五毛钱，帮工、站台工人和场内工人的时薪不得低于四毛钱。新方案还规定，如果老板们已经开出了比最低工资更高的工资，那也不能削减。另外，还加入了在工会要求提高最低工资时必须进行仲裁的规定。
仲裁委员会由五人组成：两个工会代表，两个资方代表，第五人由劳资双方代表共同选择。在劳工局举行选举，决定好工会的代表范围之后，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可以追溯至提请仲裁之日。所有的员工都要按照各自的工龄，重新安排上岗，不得受到任何歧视。不许“优先”雇用工贼，也不许以“犯有暴力罪行”为名拒绝罢工工人上岗。
虽然工人从这个协议中获得的成果，远远配不上他们付出的艰辛劳动，但这是我们当时能够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了。总的来说，我们争得的这些成果，给我们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让我们可以进一步壮大工会。出于这些考虑，工会领导层应当把协议方案提交会员群众批准。百人罢工委员会立即开会，讨论了事态的新转折。百人罢工委员会经过表决，决定当天（8月21日）晚上立即举行会员大会，向全体会员通报这个方案，请求会员批准。会员大会召开时，我负责向大会报告协议方案，并请求大会批准。
罢工马上要结束的传言已经满天飞了，战斗马上就要结束了，来开会的人差不多都松了一口气。在每一场群众运动中，都会有一些人想要不顾一切斗争到底，逼迫老板们做出更大的妥协。有个工人就是这样的，不难看出，他在来会场的路上，准是在哪家酒吧喝了几杯酒。我刚念完报告，他就要发言：“我们可不是为了这个才罢工的。多布斯兄弟是怎么了？是不是怂了？”
但他只是个例，接下来的讨论结果表明，绝大多数罢工工人的想法跟他正好相反。工会领导要做的，只是把罢工的成果，变成对未来的展望。会员群众几乎一致同意接受协议方案，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大家高声唱起了《永远团结》。
艰苦的五月罢工刚刚结束不久，我们又马上进行了将近五个星期的艰难斗争，工人最终大获全胜。我们慢慢才发现，自己做到了多么了不起的事情，这可以从会员大会结束后罢工总部里的情绪看出来。在这方面有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斯隆兄弟充满自豪感的广播。外号“兄弟”的斯隆在宣布广播结束的时候，是这么说的：“这里是五七四电台在广播，在百人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下，我们有7500名纠察队员、450辆巡逻车、16辆摩托车和2架飞机。”
《组织者》发表了庆祝罢工胜利的社论，并指出：“罢工结束了，可斗争并没有结束。”它警告读者：老板们还会重施故技，在8月28日的选举中耍花招。老板们会推出黄色工会的候选人，跟574分会的候选人竞争。老板们还会在选举中作弊。他们会在发薪名册上塞满办公室职员和推销员的名字。他们还会想办法把一些工会会员的名字挤出发薪名册。有个老板还想把一个优秀的工会会员列为黄色工会的候选人。
为了挫败老板们的阴谋诡计，574分会以《组织者》为主要武器，像组织罢工一样组织了选举活动。在选举之前，《组织者》继续每天出一期。（选举结束后，《组织者》改为周刊，过了一段时间，由于缺乏资金，就停刊了。）会员们不断地把老板们的种种诡计报告给《组织者》，然后《组织者》就会公开警告大家注意这些诡计，并教大家怎么对付。就在投票前一天晚上，工会举行了大型露天集会，把选举活动推向了高潮。工会还邀请了非会员参加，发言人友善地向他们解释了为什么应当给工会投票，为什么应当参加工会。
选举结果出来了，574分会赢得了代表卡车运输业的61%的员工参加谈判的权利。在62家企业里，574分会赢得了大多数选票，可以代表这些企业的全体员工。在15家企业里，574分会跟对手打成平手，可以代表这些企业里的半数员工，迫使老板们承认工会可以代表这部分员工。在几乎所有大公司里，都有四分之三的工人投了574分会的票，而22家市场企业的工人更是坚决拥护574分会。在68个企业里，老板们推出的候选人获胜了。这些企业差不多都是家庭作坊一类的小企业。有21家公司没有举行投票。574分会并没有在这些企业里开展组织活动，但它们还是跟另外145家企业一起向工会开战了。总的来说，574分会已经在卡车运输业的每一个分支里牢牢扎下了根。
选举刚刚结束，574分会就提请仲裁，在罢工协议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工会派格兰特·邓恩和我去参加仲裁委员会，担任工会一方的代表。资方的代表也一个公司接一个公司地选了出来。经过劳资双方协商，由本地的一个律师约翰·R·科恩（John R. Coan）担任“中立”的第五名委员。574分会在77家企业里赢得了过半或一半的选票，所以，仲裁委员会要对这77家企业的最低工资做出裁决。这项裁决涉及到的行业有：运输、市场、木材、咖啡、矿泉水、石灰与水泥、食品加工、颜料与玻璃、造纸和零售业。
在试点案件中，雇主顾问委员会让一家运输公司带头应战[1]。在仲裁委员会会议上，劳资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后，科恩做出了有利于574分会的裁决。从1934年9月15日到1935年5月31日，卡车司机的最低时薪为五毛两分五厘，从1935年6月1日到1936年5月31日为五毛五分。在同样的时间段内，帮工、站台工人和场内的最低时薪分别为四毛两分五厘和四毛五分。
科恩的裁决，其实就是在第一个时间段内，按照哈斯—邓尼根方案加薪；在第二个时间段内，按照工会在罢工前提出的要求加薪。他的裁决，反映出了574分会的苦战带来的压力有多么巨大。他的裁决把场内工人也算了进去——而按照罢工协议的规定，我们工会在运输企业里只能代表司机、帮工和站台工人——这证明了我们对工会的胜利造成的影响的估计是正确的。这就等于正式承认了我们工会有权代表仓库工人、家具包装工人等工种，而且也给我们争取到了一个先例，让我们工会可以依照这个先例，在其它公司中把自己能够代表的工人的范围，扩大到全体工会会员。试点案例的裁决出来后，574分会又跟各家市场企业直接谈判，争得了同样的最低工资标准。然后，雇主顾问委员会宣布：77家公司全部接受了科恩的裁决。
我们同意走仲裁程序，只是一个权宜之计，这是由于矛盾的复杂性而决定的。最关键的问题，是迫使老板们承认工会和承认工会有权代表全体会员。我们不会拿这两个关键问题来仲裁。其实，在五月罢工之后，奥尔森州长曾建议对场内工人问题进行仲裁，但我们拒绝了。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必须斗争到底。在场内工人问题上，我们接受哈斯—邓尼根的原始方案，是因为我们工会当时陷入了困境，才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由于形势对我们不利，所以我们只能做出让步，但我们仍然要通过其它方式，把让出的东西重新夺回来，而且我们坚信，罢工的胜利一定能使我们做到这一点。
老板们似乎发现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他们不想马上又跟工会开战，所以他们退让了，接受了科恩的裁决。科恩扩大场内工人定义的裁决，对574分会来说，简直是意外之喜，但是，他想通过这个裁决，不让574分会进一步扩大代表工人的范围，这我们是坚决不会接受的。我们不会拿这个问题来仲裁。
在同老板们的激战中，承认工会是最最紧要的问题，所以，在工资问题上，只要有利于实现主要目标，我们可以做出一些让步。我们可以出于策略考虑，在工资问题上做出让步，但这只是有限的、暂时的。只要工会能够站稳脚跟，工人就能获得稳固的基础，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争取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出于这些考虑，我们接受了工资方面的仲裁结果，这样就能把罢工的主要力量集中于承认工会的问题上。我们做出这个决定，绝不等于我们赞同庸俗的工会干部的看法与做法。他们不搞罢工，只搞仲裁，因为他们想让老板承认他们是“工人政治家”，而我们绝不会这么做。
我们非常清楚：在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中，不可能有什么“中立”的仲裁者。在这种情况中，根本没有“中间”立场，也不可能有人完全不受劳资矛盾的影响。这么多年来，已经有太多太多的例子，证明了仲裁者——他们往往由律师、法学家和传教士之流充当——是怎么“中立”到了资本家一边去的。他们接受了统治阶级的准则，又想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出人头地，所以他们才会留下了一长串的假装中立的记录。这些原因使他们很容易受到老板阶级的多方压力。只有在工人阶级给仲裁者施加了强大压力的情况下，仲裁者才会给工会一点点好处。
因此，工人应当尽量避免对自己的要求提请仲裁。在事关重大问题的时候，工人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能利用仲裁：比方说，在罢工失败后，为了从老板们那里争得一点点让步，就可以利用仲裁。出于策略考虑，可以把次要问题提交仲裁，但要注意的是，应当把仲裁当作一种必要之恶，而不是一种好方法。在老板们违反了他们跟工会签的合同时，如果提请仲裁，这对工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这种事情太常见了：工人们的投诉堆积如山，但是全都被仲裁程序挡了下来，而老板们却能逍遥自在。在这个问题上，574分会虽然接受了8月21日的协议方案，但它坚持保留了无条件罢工的权利。工会完全保留了为解决劳资纠纷或其它问题而举行罢工的权利。
七月至八月的罢工结束后，工会报答了帮助过自己的朋友。这方面有几个突出的例子：为了表彰赫伯特·索洛编辑《组织者》的功绩，574分会授予他荣誉会员称号。阿尔戈斯印刷厂因为勇敢地印刷《组织者》而获得了表彰。这家印刷厂的工头乔·戈斯林（Joe Goslin）、排字工艾斯·约翰斯顿和排版工罗伊·卡尔斯特洛姆（Roy Kalstrom）获得了特别嘉奖。麦克里蒙医生成了许多工会会员的家庭医生，过了一段时间，工会跟他一起搞了一个医疗合作项目。
工会总部旁边有家莱恩斯酒吧（Lyons Bar），工会以玩笑的形式，给这家酒吧的老板乔·戴维斯（Joe Davis）发去了特别奖状。他总是在酒吧里摆上几个罐子，为工会募捐；我们还在他那里打长途电话，话费都是他出的；他还经常帮被捕的纠察队员交保释金，把他们从牢里捞出来[2]。工会给乔发了一封正式的感谢电报：“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资金有限，多多包涵。”后来，乔跟《组织者》记者说：“收到这封电报我很高兴，可我还得给邮递员一点小费，结果我为了给自己弄张奖状，又花了一块钱。”
明尼苏达州劳联主席E·G·霍尔（E.G. Hall）不在我们的感谢名单上，因为就在罢工结束的第二天，他在背后捅了工会一刀。1934年8月22日的《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登出了他的话：“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的领导层想让卡车司机工会吞并其它行业工会，还承诺了根本办不到的事，造成了严重的混乱。”他还露骨地暗示，将在州劳联内部开展“反共”斗争。
州劳联主席的这番攻击，给克利夫·霍尔打了一针鸡血，他加紧在574分会内大搞造谣破坏。他现在的处境，可以让他更好地玩弄这种把戏。罢工结束后，罢工委员会解散了，所以执行委员会重新获得了正式的权威，霍尔和他的同伙在执行委员会略占多数。他在妇女后援会中的同伙特别起劲地攻击罢工领袖。事态急剧恶化了，必须尽快想办法还击。因此，莫·霍克向执委会建议解散妇女后援会，在布朗和弗罗西格的帮助下，执委会采纳了这个建议。在罢工期间，莫表现得很好。他提出这个建议，也就等于中断了他以前跟霍尔的合作关系。
到了这个时候，只能趁霍尔帮还没有对工会造成严重伤害，尽早把他们统统赶出工会了。为此，比尔·布朗先是要求全体领导干部辞职，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在内。其他干部都同意了，因为他们觉得完全有把握重新当选。我们组织了一批人跟霍尔帮打擂台，并且积极开展竞选活动。选举结束后，新一届执委会产生了：比尔·布朗重新当选为主席；乔治·弗罗西格重新当选为副主席；格兰特·邓恩当选为新任书记；法雷尔·多布斯当选为新任司库；负责审计账簿的三人为雷·邓恩、哈里·德波尔和莫·霍克，其中莫·霍克是重新当选的，雷·邓恩和哈里·德波尔是新当选的。迈尔斯·邓恩与卡尔·斯科格伦德不在我们推出的候选人名单上。迈尔斯被调去北达科他州的法戈市（Fargo），支援那边的卡车司机工会。考虑到卡尔的国籍问题，我们认为他不适合参选。
上一届执委会中的不称职干部，已经被会员群众撤职了。接替他们的，是在反抗老板们的漫长斗争中赢得了群众信任的领头人。为了巩固战果，新一届执委会立即解除了克利夫·霍尔的工会代理职务。它还提拔了一批新人担任工会组织者，这批人已经在斗争中证明了自己是工人阶级的战士，而不是劳联的工会代理那样的“工人政治家”。我们下手的时机选得很巧妙，所以没费什么力就实现了目标。
正式领导层的变更，为进一步巩固574分会打下了基础。百人罢工委员会现在变成了工会的监督机关。原来的罢工委员会委员和纠察队长被工人选为监督员（job steward）。他们的任务是监督罢工协议的执行情况，推行罢工协议，并在协议到期后尽量把协议继续推行下去，让工会在下一次集体谈判时能够争取更多的好处。他们的罢工经验使他们很适合这个任务。有了工会撑腰，他们积极大胆地行动，逼得老板们不敢违反协议。同时他们还带头发展了不少新会员，并按时收取会费，这也是他们的任务。
工会也没有忘记煤场工人。到了秋天，煤炭业的行情好转了，工会就发动了斗争，争取让所有员工都能按照工龄重新上岗。煤炭业的老板们在春季傲慢地解雇了工会积极分子，现在只好把被他们解雇的人又重新请回来——否则工会就要罢工。几个老板不服，工会马上就在他们的煤场搞了罢工，他们立刻就软了。剩下来的事情，基本上就是贯彻执行罢工协议了，这个协议一直执行到1935年春季。
574分会一边关注煤炭业，一边在自己内部成立了一个部门，专门负责失业工人的工作。明尼阿波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的领导对此非常赞赏，并把他们的组织同574分会的这个部门合并了。失业工人依然拥有自己的组织，而这个组织又是直属于574分会的一个部门，所以失业工人就成了正式工人运动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使失业工人获得了新的力量。
在五月到八月这段时间里，由于明尼阿波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直接参加了群众斗争，所以它的会员人数大大增加了。卡车司机罢工结束后，它的人数急剧回落，但它的骨干力量仍然完好。在这批骨干当中，有一些人可以在574分会新成立的失业工人部门中发挥重大作用。他们需要的，主要是合格的政治领袖的帮助，可是工会提供不了这样的人。只有共产主义者同盟能够提供他们需要的人。卡车司机罢工结束后，党把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了麦克斯·盖尔德曼（Max Geldman），他原来是纽约那边的党员，党把他调到了明尼阿波利斯。他在这个岗位上干得非常好，在明尼阿波利斯失业工人运动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在罢工斗争期间，共产主义者同盟抽调了不少人来支援本地的同志，但是它的人力毕竟有限，无法长期派人驻扎并加强工会。所以，麦克斯能来我们这里，真是让我们喜出望外，我们马上就让他派上了用场。我们不能再指望中央派人支援了，得靠自己了。幸好我们已经有了坚强的力量。到了1934年秋季，明尼阿波利斯党支部已经有了100多名党员和密切同情者，比去年这个时候翻了一番。我们在几个分会中间，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都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在574分会里面，我们党已经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而且还在不断壮大的党团。也许我应当介绍几个例子，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党能在574分会里发展得这么快。
在罢工期间，玛维尔·肖尔作为妇女后援会会员，参加了斗争，她在日记里记录了自己的政治演变历程：“就在7月20日，也就是血腥星期五那一天，我下定决心——不如说是有了一种冲动：我要参加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那几个钟头里，罢工总部变成了战地医院。……最后一批伤员被运往医院后，我离开了总部，走到了吉姆·坎农和马克斯·沙赫特曼住的旅馆。房间里只有吉姆一个人。我跟他说：‘我一点也不了解共产主义者同盟，但是，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组织，只要它反对今天发生的这一切，我就愿意参加。’吉姆对我很和气。他跟我解释说，入党不能光凭一时冲动，得先了解自己要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党，了解这个党的立场，了解它反对的是什么，把这些问题弄明白之后，再问问自己，愿不愿意把一辈子献给这个党的事业。他准是看出我当时受了很大的精神冲击，所以，虽然他很感激我这份心意，但他还是建议我先学习一下党纲，了解革命社会主义的意义。但我从那一天起就下定了决心。我接受了卡尔·斯科格伦德的辅导。……直到罢工结束后，我才被接受入党。”
血腥星期五也对哈里·德波尔产生了政治影响，不过形式略有不同。他后来说：“我站都站不起来，哨兵还来看我是不是跑掉了！”做完手术后，他花了很长时间养伤，所以他有不少空闲时间。罢工的工友们一有空就来看他，其中也有几个党员，他们跟他谈了不少政治。
老奥斯卡·库佛给哈里带去了马克思的大作《资本论》的第一巻。哈里当时只能躺在病床上，用手举着书来读，《资本论》第一卷对他来说实在太沉了，况且他那时也不怎么喜欢读书。他更喜欢跟自己尊重的人讨论政治，而且他也想了很多。最后他决定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解释自己入党的原因时，他对574分会的胜利做了一般的政治总结：574分会很难进一步扩大战果：“没有一个有纪律的革命党，我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比尔·布朗也开始把自己当作托洛茨基主义者了。虽然他不是积极党员[3]，但这并不是说他在政治上不认同党。我个人认为，他这种态度，说明他是非常尊重党的。比尔不是一个会严守党纪的人，他应该也很清楚，他这种脾气并不会因为入了党就能改变。如果我们非要让他成为积极党员，很可能会给他本人、给党都造成麻烦。作为党的亲密同情者，他一直都发挥了无比宝贵的作用。在574分会里，每当遇到重大问题，他都会忠诚地、一贯地同工会党团密切合作。每当党的中央领导人来到明尼阿波利斯演讲，他都会去听讲，吸收其中的部分内容，用在他在工会运动中的下一次重要讲话里面。他还经常大方地给党捐款，还说我们小瞧了他对党员义务的忠诚。
罢工结束后，574分会的财政状况很糟糕，工会的专职干部每周顶多只能领到二十块钱，有时连二十块都领不到。就算收入只有这么一点，专职干部中的党员还是决定，每周要给党支部交一块钱。在收这笔党费时，出过一件趣事，这反映了我们相互开玩笑的传统，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这种传统使我们能够把握好分寸。比尔曾要求我们把的名字也加进这个交党费的名单里面。有一天，我正在编写工会的发薪名单（我是司库），哈里·德波尔来收党费了（他已经养好了伤）。比尔领到工资后，把钱紧紧攥着，又把两手插进兜里，对哈里说：“有本事你就来拿啊。”哈里把比尔摔倒在地上，把比尔的鼻子擦破了一点皮，又从比尔手里抢走了一块钱。比尔咧嘴一笑，对哈里说：“老子故意放水给你，你个荷兰杂种。”
574分会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党团是一个单独的组织。在工会党团里面，无论是工会领袖还是基层会员，每个同志都拥有平等的发言权和投票权。在其它领域活动的党员，也都是这样组成单独的党团的。这些党团都是本市党总支部的一部分，而在一定条件下，市党总支部包含了全市的党员。这种体制，可以使在某一具体领域内活动的党员组织起来，专注于他们的特殊业务；同时，一旦有人只盯着自己眼前的一亩三分地、而忘记了更广阔的政治教育与政治前景时，这种体制也能及时纠正这种错误。比方说，在574分会里，工会的各种问题非常紧迫，非常复杂，同志们很容易就会变得只盯着工会问题，而忽视了其它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在出现这种倾向时，总支部就会帮助他们认识错误，消除危险。党会对他们进行多方面的教育，拓宽他们的政治视野。然后，工会里的党员就会更加精通自己的特殊业务，而党也能更好地协助他们的工作。
另外，要让工会里的同志们及时了解全国工运的动态，赶上全国工运的大潮，党是最好的介质。我们574分会的三次罢工，发生在大萧条的第五年、工运涨潮的第二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是1934年的三场突出的阶级战斗之一，另外两场是托莱多汽车工人罢工和旧金山码头装卸工人罢工。这三场罢工，都是激进派突破了工会保守干部的重重阻挠之后，接过了领导权，才搞起来的。他们想要突破狭隘的行业限制；面对警察的残暴镇压，他们全都奋起反击。这三场斗争，不仅证明了工人能够、而且愿意为自己的权益而斗争——还证明了真正的基层行动是能够胜利的。这三场罢工全都胜利了，并且迫使老板们承认了工会。
这一系列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地的造反工人。工人的闯劲不断加强，最终引发了基础产业中的历史性斗争，促成了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成立，两年后开始的静坐罢工浪潮，把这场斗争推向了高潮。我们对这个正在发展中的现象的基本理解，对于塑造574分会的未来至关重要。只要我们能够准确地把握各种事件的意义，并且能够准确地抓住时机，工人不断高涨的战斗性，就能使我们在即将到来的斗争中如虎添翼。
不久之后，得益于客观形势的变化，我们党在国内的工会骨干得到了加强。就在574分会在明尼阿波利斯领导卡车司机发动五月罢工的同时，美利坚工人党（American Workers Party，AWP）也在俄亥俄州托莱多市领导奥托莱特电气公司（ElectricAuto-Lite）的汽车工人，发动了同样英勇的斗争。跟明尼阿波利斯斗争一样，托莱多斗争也建立起了一个有力的失业工人运动，主要集中在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及周边地区。美利坚工人党是一个中派主义政党，它里面既有潜在的革命者，也有政治投机分子。在我们看来，重要的是它的队伍中的战斗性工人正在政治上向我们靠拢。正当我们用自己的革命纲领去争取这些战斗性工人的时候，斯大林派也正在拉拢美利坚工人党，我们必须挫败他们。
出于这种考虑，共产主义者同盟与美利坚工人党进行了友好的商讨。1934年12月，我们最终促使双方合并，新组织的名字叫合众国工人党（Workers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WPUS）。两党合并后不久，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袖吉姆·坎农与美利坚工人党的核心领袖亚·约·米斯蒂[4]一块进行了全国巡回演讲。他们俩来到明尼阿波利斯时，受到了盛大的欢迎。全体同志精神抖擞，准备在工会工作和党建工作两方面大显身手。
我们的罢工斗争虽然只是一地的胜利，但它为工人阶级的进一步斗争定下了基调、做出了榜样、指出了方向。8月24日的《明尼阿波利斯劳工评论》宣称：“这次罢工的胜利，是本地工会运动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胜利。……它改变了明尼阿波利斯，这里再也不是工贼的乐土，而是劳动者的希望之城。”
这段宣言马上就得到了证明。8月27日，自从血腥星期五之后就开始罢工的洗衣工人终于迫使老板签订协议，提高了工资，改善了劳动条件。574分会大获全胜之后，洗衣工人马上又赢得了胜利，这鼓舞了其它行业的工人奋起反抗老板。罢工一场接着一场，越来越多的工人参加了把明尼阿波利斯变为工会城市的斗争。574分会已经成为了明尼阿波利斯工人运动的主要力量，在每一场斗争中，工人都会去找574分会，希望574分会能够提供帮助和指导。
1934年以后发生了一系列新的战斗，它们的激烈程度和重要意义，以及在国内引起的反响，都不亚于我在这本书里讲过的几次斗争。我将另开新篇，介绍这些事件[5]。
1934年8月22日的《组织者》。
（翻译：龚义哲）
[1] 按照美国司法体系的惯例，在对一系列相似的案件进行裁决时，试点案件（pilot case）对后面的案件具有指导意义，所以试点案件的成败对劳资双方都非常重要。——译注
[2] 在美国，犯罪嫌疑人被捕后，可以通过向法院交纳一定的保释金来获得假释。如果嫌疑人按时出庭受审，保释金就会在审理完毕后退还；如果嫌疑人弃保潜逃，法院就会没收保释金，还可以雇用赏金猎人追捕逃犯，赏金猎人抓获逃犯后，就用这笔保释金支付赏金猎人的报酬。——译注
[3] “积极党员”（active member）是指积极参加党的日常活动的党员，与虽然持有党证、却并不积极参加党的活动的“消极党员”（passive member）相对应。结合下文，比尔·布朗可能入了党，却没有积极参加党的活动，党也很清楚他的脾气，所以也就没有强求；也可能他一直都是党的密切同情者，虽然没有正式入党，却经常以党员自居。具体情况究竟如何，作者并没有讲清楚。——译注
[4] 亚伯拉罕·约翰内斯·米斯蒂（Abraham Johannes Muste，1885—1967），出生于荷兰的吉里克泽（Zierikzee），父母都是荷兰改革宗（一个基督教新教教派，属于加尔文派）信徒，六岁时随全家移民美国，大学毕业之后即担任牧师，在曼哈顿一带传道，他的神学思想受“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思想影响较大，并逐渐倾向激进运动，一战期间参加基督教和平主义运动，1919 年参加劳伦斯（Lawrence）纺织工人罢工，从此参加工会运动，并于同年发起成立美国纺织工人联合工会（Amalgamated Textile Workers of America），1921 年退出该工会，在布鲁克伍德工人学院（Brookwood Labor College）任教，1929 年发起成立进步工人行动协会，1933 年将进步工人行动协会改组为美利坚工人党，1934 年美利坚工人党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合并为合众国工人党，1936年米斯蒂退出合众国工人党和社会主义运动，返回基督教和平主义运动。——译注
[5] 作者后来又写了三部续集：《卡车司机的力量》、《卡车司机的政治》和《卡车司机的官僚》。我们将会抽空译出，敬请期待。——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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