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2011）
第八章
当前西方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之八
马克思主义者倡导的是暴力的政治斗争。他们拒绝了温和渐进式的变革道路，选择了通过制造血腥和混乱达成目标的革命方式。一小撮起义者揭竿而起，推翻旧政权并将自己的愿望强加给大多数人。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与民主制度势不两立的原因之一。马克思主义者轻蔑地认为，道德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完全不会因为他们荼毒生灵的整治行动而感到不安。马克思主义者的信条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就算这个过程会带来无数牺牲也在所不惜。
革命通常伴随着暴力和混乱的图景。这与我们意识中温和、渐进形象的社会改革形成了鲜明对比。但这种看法实际上是错误的。许多改革在成功的道路上无所不用其极，唯独缺少和平。美国的民权运动就是这样一场改革，它与革命相去甚远，但与死亡、殴打、滥用私刑和残酷镇压却又如此之近。十八至十九世纪是拉丁美洲努力脱离殖民统治争取自由的时期，而当时进行的自由主义改革过程中也引发了暴力社会冲突。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革命的过程反而相当平和。天鹅绒革命[1]和暴力革命都是革命可能的形态。一九一六年的都柏林起义伤亡甚少，却成功地使爱尔兰的一部分获得了独立。一九一七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也并没有多少流血牺牲。事实上占领莫斯科关键要地的过程中并没有发一枪一炮。由于一般民众对起义者的支持形成了压倒性的力量，用艾萨克·多伊彻的话说，旧政府“只是被轻轻推了一把就灰飞烟灭了”[2]。而时过境迁，当七十年后前苏联解体时，这片有着残酷斗争史的广袤国度却轻易倒下了，甚至比其创立之时流的血还少得多。
的确，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之后，血腥的内战便接踵而至。但这恰恰是因为右翼势力和外国侵略者对共产主义新秩序展开了野蛮进攻。英国和法国直接在幕后支持着反革命的白军。
马克思主义并不以暴力程度为标准来定义革命，也并不认为只有举国动荡才是革命应有的状态。俄国并非在一夜之间废除市场经济，实现全部工业国有化的。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很长时间内都还保留着，多数布尔什维克人都是以一种渐进精神来终结这些旧秩序的。党内左派也是以相似的路线解决农民问题的。集体农庄制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以武力逼迫的形式实现，整个过程主要依靠循序渐进的方式协商解决。
一场革命通常需要长期的酝酿，最终也许历经百年才能实现目标。欧洲中产阶级废除封建制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达成的。夺取政权只是朝夕之功，但整个社会传统、制度、情感习惯的转变是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政府固然可以通过一纸政令强制工业社会主义化，可是仅靠立法是不可能让任何人的想法和行为截然不同于他们的祖辈的。人的变化只有通过长期教育和文化熏陶才能实现。
那些质疑这种改变可能性的人，应该先好好观察一下自己所处的这个社会。因为我们生活其中的当代英国本身就是一个长期革命的产物，这场革命最早可以上溯至十七世纪，而革命成功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多数人都不会意识到我们的社会也源于革命。成功的革命会抹去自身经历的所有印记。这样做的结果使人们认为，革命带来的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自然。这有点类似婴儿降生：为了使自己看上去更“正常”，我们通常都会忘记自己降生时所经历的痛苦和恐惧。原初的起点往往是痛苦的，人如此，政权也不例外。马克思提醒我们，现代英国的资本就建立于对由农民转变而成的无产阶级的剥削之上，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如果马克思能“有幸”见证斯大林的苏联如何强行将农民赶进城市，他一定会惊骇不已。多数政权都是通过革命、侵略、占领、篡夺或者（比如美国）灭亡他国建立起来的。这些国家也都成功地从本国公民头脑中抹去了这段血腥的历史。像以色列和北爱尔兰这样的国家建国时间不长，还来不及抹去那些不光彩的记忆，因而也难以避免地饱受政治纷争的困扰。
保守派说，所有的革命不是以失败收场，就是以恢复旧有的社会秩序告终；它们只会将事情变得更糟，最终让人骨肉相残。但事实是如果没有那场革命的盖世奇功，也就没有今天的我们；明白了这一点，保守派的无理指责也就不攻自破了。法国的封建贵族或者德国的容克地主[3]并没有复辟；虽然英国保留了较多的封建残余（比如上议院和黑杖侍卫），但这很大程度是因为保留这些能够使中产阶级的统治更牢固。像君主制一样，这些残余散发着一种神秘力量，能让人们保持一颗敬畏之心。不过多数英国人也并不觉得安德鲁王子[4]周身环绕着神秘与魅力，这也许能够说明，存在着更加可靠的树立权威的方式。
时下，无疑多数西方人声称自己的立场是反对革命的。这其实意味着他们反对某些形式的革命，却偏爱另一些形式的革命。革命和吃饭一样，谁都觉得别人碗里的更好。这些人大都会无条件赞成十八世纪末推翻英国统治的美国独立战争，赞成爱尔兰、印度、肯尼亚、马来西亚这种殖民地的独立。但他们却又大都不会为前苏联解体而流泪。斯巴达克斯起义或是美国南方奴隶起义应该更符合他们的胃口。可他们所支持的这些却恰恰都是暴力革命—其中的一些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人们不肯更坦白地承认自己排斥的不是革命，而仅仅是不喜欢社会主义革命而已？
我们也必须承认，有一小部分人是和平主义者，他们排斥一切形式的暴力。他们的勇气和原则性虽然常常要承受公众的指责，可他们确实是更可爱的人。不过和平主义者不仅仅是憎恨暴力这么简单。毕竟除了少数施虐狂和精神变态者之外，所有人都反对暴力。那种仅仅声称对战争深恶痛绝的“和平主义”根本不值一论。因为那种每个人都认同的观点就算再有道理，也只能用“无聊”二字形容。真正值得我们驳斥的是那种反对一切暴力的绝对和平主义者。他们不仅排斥战争或者革命，也反对击昏一名持枪的逃犯以拯救一群小孩子的生命。如果一个老师在有能力制止逃犯的时候因为自己的和平主义信仰而袖手旁观，那么他根本没法向孩子家长们交代。不客气地说，和平主义简直就是没有道德底线。极端或者特殊情况下所使用的暴力被公认为是可以接受的。连美国宪法都许可武装反抗侵占行为。不过这种攻击行为受到了一些严格的限制：行为的目的首先必须是防卫；必须是用尽一切手段之后的不得已之举；必须是要制止某些穷凶极恶的行为；不得过当；必须有胜算；不得殃及其他无辜者等等。
马克思主义充满血雨腥风的短暂历程中的确包括不少可怕的暴力。然而，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今天很少有马克思主义者会尽力为那些可怕的暴力辩护，但有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会为广岛和德累斯顿的毁灭[5]而叫好。资本主义的罪行又是什么？一战时的帝国们出于对土地的渴望，将工人阶级士兵送上战场，在一场场血战中无谓地送死，这不是资本主义的罪行吗？除了众所周知的那些历史，资本主义的历史上还充满了全球战争、殖民掠夺、种族灭绝和本可避免的饥荒。如果说歪曲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斯大林式国家，极端的资本主义则孕育了法西斯国家。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爱尔兰大饥荒导致百万人失去了生命，而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英国政府在救济措施不力的情况下还要坚持自由市场规律的照常运行。众所周知，英国的资本力量曾长期、血腥地将农民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而马克思在写到这种行为时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这种暴力征地的历史就掩藏于英国宁静的乡村景象之下。与这种长期而又骇人的场景相比，古巴革命简直就像一场茶会那样简单。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对抗性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本质。这不仅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冲突，也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抢夺资源和势力范围而发起的战争。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却相反，和平是其最重要、最紧迫的目标之一。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后，俄罗斯马上就退出了一战。社会主义者痛恨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现代史上每一次和平运动中他们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工人运动的目的不仅不是制造暴力，而是要终结暴力。
马克思主义者传统上历来反对“冒险主义”—这种教条号召不计后果地以一小股革命者的微薄之力对抗庞大的国家机器。布尔什维克革命不是一小撮阴谋家偷偷发动的，而是公开选出一个受到广泛支持的代表机构—苏维埃。马克思坚决反对那种对着坦克挥舞干草叉的所谓“英雄主义”的起义。他认为革命的成功必须要有相应的物质条件为基础。这不是什么钢铁意志、无畏勇气的问题。如果社会主义强大又团结而统治阶级衰弱而分裂，革命的胜算显然要高于与之完全相反的情况。这一点可以联系到马克思主张的唯物主义和暴力革命间的关系，而唯物论正是他始终坚持的分析社会物质力量的方法。
发生在英国的工人抗议多数都是和平的，从宪章运动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饥饿大进军都是如此。除非受到挑衅，要么就是形势逼人，或者是和平抗争的努力彻底失败，否则工人运动不会诉诸暴力。这与妇女争取政治权利的运动极为相似。与雇主耀武扬威、时刻准备动武的态度不同，劳动人民极不愿看到有流血出现。他们也没有资本主义政权那样的军事力量来处理任何突发事件。但当今世界上有很多地区的政权处于一种高压态势，他们随时都可能拿出武器来镇压手无寸铁的罢工和抗议者，这一切都已经司空见惯。就像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曾说过的，革命并不是一列失控的火车，相反它是一个紧急制动的装置。每当资本主义失去控制，市场的力量使其堕入无政府状态之时，社会主义就会挺身而出，用集体的力量扼住这头狂暴的野兽，让社会重新归位。
就算革命通常伴随着暴力，也是因为有产阶级往往不会拱手让出自己的特权。即使是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暴力的使用会维持在最小的限度。这都是因为马克思主义革命不是政变，更不是自发的不满情绪的爆发。革命的目的并不是想搞垮一个政权。右翼军事政变才是这样，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又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定义的革命。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建立自己政权的过程。
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与盟友一同推翻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中产阶级。马克思视工人阶级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大的阶级。所以我们这里探讨的是多数人的行动，而非少数人的反抗。社会主义是一种广受欢迎的自治形式，没人能代表你制造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就像没人能代表你成为专业扑克选手一样。G. K. 切斯特顿[6]形容这种民众自决的政治“就像是写情书或是擦鼻子这样的事。理应自己动手，即便自已做得非常糟糕。”[7]不用说，我的仆人擦起我的鼻子来肯定比我自己擦要麻利，但这事关我的尊严，即便我是査尔斯王子[8]，我也应适当地自己动手做些事情。革命不会从天而降，也不能—就像列宁指出的那样—依靠武力输出强加于人（斯大林在东欧就犯下了这样的大错）。艺术家可以在助手的作品上署上自已的名字（小说家将来恐怕也会这样做），但革命必须亲力亲为。只有这样，曾经力量相对薄弱的人才能够有经验、有办法，也有自信来重塑整个社会。社会主义革命必定是民主的革命，统治阶级是非民主的少数派。而革命所不可或缺的广大群众就是抵制滥用武力的最可靠的堡垒。从这种意义上说，越是成功的革命，就越会表现出平和。
如果慌乱的当局用恐怖手段镇压革命，革命也可能会显露出其血腥的一面。但即使是专制政府也需要被统治者的被动配合，无论这种妥协是多么勉强，抑或多么短暂。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长期心怀不满，而且对政府没有丝毫信任，那么这个国家是根本无法统治的。统治者可以把某些人关进监狱里待一段时间，但却不可能把所有人都永远关进监狱。失信于民的国家可能会苟延残喘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末日终究无法避免，这一点连独裁者自己都心知肚明。无论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多么残酷血腥，最终也会有人意识到这种状况不会万古长存。波兰、东德、罗马尼亚和其他苏联控制下的国家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走到了尽头。阿尔斯特统一党[9]也认识到了彻底排斥天主教徒的政策行不通了。
总有人认为比起议会民主和社会改良，马克思主义者更偏向走革命的道路。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至少不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如此极端，只有极左的人才会这么认为。[10]布尔什维克人在俄国掌权之后最初的政策之一就是废除死刑。做一个改良派还是做一个革命党人不像支持埃弗顿还是阿森纳[11]那么简单。革命者大都也是改革的拥护者。无论旧式的改革还是改良主义，都不是政治的万能药；但革命者也并不指望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能比封建主义社会的或者资本主义社会更快。革命者与改良主义者的不同不在于前者会为了将精力集中在无比重要的革命大事上而坐视无数医院纷纷倒闭。准确地说，革命者是以一种更为长期的、更为极端的眼光来看待医院改革这样的改良。改良是为社会注入活力的一种手段，但改良总会在到达一个极限之后举步维艰。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意味着生产关系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或者不客气地讲，这意味着统治阶级不愿交出自己控制的生产资料。这就是改良和革命的转折点。社会主义史学家理査德·亨利·托尼[12]说，洋葱可以被一层一层地剥开，虎皮就没这么简单了。改良运动自然不会像剥洋葱那么容易。自由社会的许多宝贵特性都来自改良，而这些改良的胜利又大多堪比虎口夺食，广大民众通过艰苦的抗争从凶恶的统治阶级手中争取到了普选、免费义务教育、出版自由和组建公会等众多权利。
革命者也不会拒绝议会民主。只要能实现最终的目标，方法越多越好。马克思主义者对议会民主持保留态度不是因为这种形式是民主的，而恰恰是因为它不够民主。人民永久地赋予议会代表的权利，但议会却很难真正为人民所控制。人们一般把革命看做民主政治的对立面，是一场少数人颠覆多数人统治的地下活动。事实上，所有民众通过公众会议和集会行使自己的权力，这比现在已有的形式都要民主得多。布尔什维克人在广开言路方面有着令人叹服的记录，一党专政并不符合他们最初秉持的理念。此外，议会是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它的作用大体上就是确保资本对劳动力的控制，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后面提到。关于这一点，不仅只有马克思主义者如此认为。十七世纪就曾有人说过，英国议会是“守护财产的堡垒”[13]。结果，马克思指出，议会和政权更多地代表着私有财产的利益，而非广大人民的利益。西塞罗[14]应该会由衷地赞同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秩序中的议会，不会对抗既得利益的可怕力量。如果议会干预了既得利益者，受到威胁的利益集团就会让议会关门。那为何社会主义者要把这个议会视作推动他们事业的非比寻常的方式呢？
马克思曾相信像英国、荷兰和美国这样的国家，会以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他没有抛弃议会斗争和社会改良的道路。他也想过依靠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支持，让社会主义政党掌权。马克思热衷并擅长组织工人阶级政党、工会、文联和政党报纸。他提出了许多具体的社会改良措施，比如扩大公民权利和缩短劳动时间。事实上马克思一度非常乐观，他认为普选会从根本上动摇资本主义的统治根基。恩格斯认为和平的社会变革是非常重要的，他期盼着一场非暴力的革命。
最容易孕育革命的地方恰恰是革命最难以为继的地方，这也许是社会革命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起义就印证了这一点。受到残酷压榨、处在半饥饿状态的百姓接受革命，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但同时我们也会看到，落后的社会现状驱使他们反抗，但这种落后状况也极不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在这种状态下打破旧政权也许并非难事，但若没有把建立新政权所必需的资源准备好则会困难重重。心满意足、社会地位优越的人不愿意发动革命，没有希望的人们也不愿意造反。一般百姓只要还对当下的社会抱有一丝希望，就极度反对变化，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噩耗。
马克思主义者有时也会对工人阶级政治上的冷漠冷嘲热讽。常人也许会觉得日常的国家事务事不关己。可一旦有人试图关闭他们的医院，把他们的工厂迁到爱尔兰西部，或是将机场建在他家后院，他们马上就会拍案而起。这就充分说明了之前的冷漠是完全正常的。只要社会还能给公民一点点可怜的盼头，他们为什么要放下自己所拥有的，冒险跳入一个完全未知的未来呢？这是一种情有可原的保守主义。
大多数人多数时候都是在为了自己目力所及的未来图景劳心劳力。社会混乱这种事情对他们来说不是什么迫不及待需要解决的事情。社会主义虽然听起来不错，但是人们当然不会无条件地信奉。只有当现实已经惨淡到人们可以接受激烈变革所带来的弊端之时，革命带来的未来才会成为人们所憧憬的未来。变化击败现实之日，即是革命爆发之时。在这种情况下，不造反才不合理。已经为私利服务了几百年的雇员们认识到他们集体的私利需要尝试一些新变化时，资本主义恐怕也就彻底无法安抚民众了。
改良和社会民主化理所当然能够抵消革命。马克思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亲眼看到了这一过程的端倪，却没能见证其全部的影响就离世了。如果一个阶级社会能施舍足够的残羹冷炙，没准它还能再多支撑一阵。如果做不到，那恐怕（其实是不可避免）就难逃被受压迫者推翻的命运了。为什么被压迫者不起来革命呢？还有什么能比没有残羹冷炙更糟糕的呢？这样看就会觉得将赌注下在一个可以改变的未来是多么理智的一种行为啊！虽然人并不总是理智至上的，但明白放弃当下、追逐未来也是人的特性之一。
有人会问，究竟是什么东西让资本主义制度日渐式微？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重要。即便没有任何一点外力，资本主义的自身矛盾就是让它土崩瓦解的完美动力。事实上，几年前这种情况就差点出现。整个体系大规模地由内向外的瓦解，然而如果没有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提供变化方向，紧接着到来的可能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更野蛮的状态。我们为何如此迫切地需要一个组织？原因之一就是如果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组织，在资本主义大崩盘的时候，受害的人就会更少，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体系会让每一个人都受益。
[1] “天鹅绒革命”，狭义上是指捷克斯洛伐克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东欧剧变时期）发生的民主化革命。从广义上讲，天鹅绒革命是与暴力革命相对比而来的，指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就实现了政权更迭，如天鹅绒般平和柔滑，故得名。二十一世纪初期一系列发生在中欧、东欧独联体国家亲美化的颜色革命基本上都是属于广义的“天鹅绒革命”类型。
[2] 艾萨克·多伊彻，《斯大林》（哈蒙兹沃思，1968年，第173页）。
[3] 容克地主：原泛指无骑士称号的贵族子弟，后来专指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德意志东部地区的贵族地主，在德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容克地主长期垄断军政要职，是德国军国主义政策的主要支持者。
[4] 安德鲁王子（Prince Andrew，1960-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次子，约克公爵，英国第四顺位王位继承人。
[5] 广岛和德累斯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破坏最严重的两个城市。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国空军在广岛上空投掷了原子弹，使广岛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被原子弹严重破坏的城市。德累斯顿是德国萨克森州首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该市遭到盟军的大规模空袭，几被夷为平地。
[6] G. K. 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1874-1936），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及神学家。
[7] G. K. 切斯特顿，《回到正统》（纽约，1946年，第83页）。
[8] 査尔斯王子，英国王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爱丁堡公爵菲利浦亲王的长子。
[9] 阿尔斯特统一党：较温和的北爱尔兰中右翼政党。
[10]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段好斗的日子里，社会主义者的信念纯度有时候会被这样的问题衡量，“你打算用资产阶级的法庭来为你被谋杀的同伴申冤吗？”或是“你打算为资产阶级媒体写文章吗？”在被问到“你会向资产阶级的消防队报火警吗？”时，真正的纯粹主义者和极左之人会毫不含糊地说不。
[11] 埃弗顿和阿森纳：两者皆为英格兰顶级联赛英格兰超级联赛的足球俱乐部。
[12] 理査德·亨利·托尼（R. H. Tawney，1880-1962），英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积极的社会、政治活动家，改革家。
[13] 语出克里斯托弗·希尔，《上帝的英国人：奥利佛·克伦威尔与英国革命》（伦敦，1990年，第137页）。
[14] 西塞罗（Cicero，前106-前43），罗马共和国政治家、辩论家，被认为是三权分立学说的古代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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