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

第六章　矛盾

　　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矛盾有一点像老派结构主义的矛盾。结构主义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很容易看出它作为一种精神的技术专家论的行为方式，是现代性的理性化冲动向着主体的内在圣地的最后深入。它有严格的编码，普遍性的纲领和顽强的简约主义，它在精神领域里反映了一种已经在现实中十分明显的物化。但这只是这个故事的唯一一个方面。在把技术专家论的逻辑延伸到思想中的时候，结构主义引起了自由人本主义的愤慨，自由人本主义的任务就是防止思想的生命受到任何这类庸俗的简约。这个自由人本主义则是技术专家论社会本身的主要意识形态之一。在这个意义上，结构主义同时既是激进的又是保守的，它以一种和自己的最高价值完全冲突的方式来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战略相互勾结。似乎是借助于把一种技术决定论全部贯彻到思想本身之中，把个人看作仅仅是非人格符号的空洞处所，它模仿了现代社会实际上对待个人的方式，但又假装它并没有这样做，这样也就在暴露它的最终目的的同时赞同了它的逻辑。罗兰‧巴特写到，“制度是人的敌人”──无疑其意思是，对于人本主义来说，主体总是根本无法简约的，总是会通过你的范畴的缝隙渗透出来，并对你的结构造成严重破坏。

　　后现代主义也有同样种类的矛盾，它也同时既是激进的又是保守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这些社会既是自由主义的又是权威主义的，既是享乐主义的又是压抑的，既是多元的又是单一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难发现。市场的逻辑是快感与多元性的逻辑，短暂和不连续的逻辑，某种巨大的失去中心的欲望之网的逻辑，个人仅是这种欲望的稍纵即逝的效果而已。然而要恰当地把握这种潜在的无政府主义需要坚实的基础和一种可靠的政治构架。市场力量越是威胁着要颠覆所有的稳定性，人就越是需要更加明确地坚持传统价值。发现英国政治家支持电台的商业化而又对不押韵的诗感到震惊，这并非不寻常的事。但是，这个制度越是诉诸于形而上学的价值来给予自己合法地位，它自己的合理化、世俗化的活动就越可能使得这些价值变成空洞的。这些政权既不能抛弃形而上学的价值，也不能正当地采纳它，因此，它们总是潜在地自我解构的。

　　后现代主义的政治摇摆与这种矛盾完全符合。粗略地一想，人们会猜测，许多后现代主义在政治上是对抗的，而在经济上是共谋的。然而，这还需要某些仔细推敲。就其挑战仍然需要绝对价值、形而上学基础和自我同一主体的一种制度而言，后现代主义是激进的；与这些东西相对抗，它调动起多样性、非同一、侵犯、反基础主义以及文化相对主义。在最好的情况下，其结果是对于统治性价值体系的巧妙颠覆，至少是在理论的层面上。有这样的企业经理，他们听说过有关解构的一切，他们对它的反应就像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对待无神论。事实上，他们的这种做法是十分正确的，因为解构的最政治化的形式的确就是对大多数商人所珍视的许多东西的攻击。但是，后现代主义通常不能认识到，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行得通的东西并不总是在市场上行得通。如果说这个制度需要法庭上或者投票间里的自由主体，那么对于这个制度来说，在媒介中或者商场内，这个自由主体毫无用处。在这些部门里，多元性、欲望、错乱和其它东西对于我们生活的方式来说是天然存在的，就像玛格丽特‧撒切尔了解之前煤对于纽卡斯尔一样。在这个意义上，许多企业经理都是自发的后现代主义者。资本主义是历史上已知的最多元化的秩序，无休止地侵犯边界，消除对立，把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拼在一起，并且不断地越过限度。人们要说，这种多元性整个就是在十分严格的限度之内运作的；但是，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后现代主义者急切地盼望着一种杂交的前途，而其它则被告知说这个前途已经实现。

　　简而言之，后现代主义挖出了发达资本主义的某些物质逻辑，放肆地转而用它来反对它的精神基础。在这样做的时候，它非常类似作为它遥远源头之一的结构主义。似乎它像它的伟大导师弗利德里希‧尼采一样，强烈要求这个制度忘掉它的形而上学基础，承认上帝死了并且成为相对主义者。那么至少它用少量的安全性换取了一定程度的实际性。为什么不直接地承认你的价值和其它任何人的价值一样是摇摇欲坠缺乏基础的呢？这不可能使你容易受到攻击，因为你已经狡猾地破坏了任何可能从那里向你发动进攻的有利地点。在任何情况下，植根于你所做的事情、反映了不加修饰的社会真实而不是妄自尊大的道德理想的那类价值，很可能要比一大堆关于进步、理性或者上帝对于国家的特别钟爱的混乱谈话具有多得多的说服力。

　　但是，对于实用主义哲学家，以这种方式争辩倒也不错。那些承担了管理这个制度的重任的人们知道，意识形态从事的工作就是使你的所作所为合法化，而不只是反映它。他们不能只是省略这些浮夸的逻辑依据，这特别是因为许许多多的人仍然信奉它们，当他们感到地基在他们的脚下移动的时候的确将会更加牢固地抓住它们。商品，请阿多诺原谅，不可能是它自己的意识形态，至少现在还不是。人们能够设想一种这已变成真实的制度的未来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它已经经历了某些北美大学的历程，绝望地或者愉快地抛弃它自己的基础，把修辞的合法性的全部工作都留在了它的身后。的确，存在这样一些人，他们声称这正是时下进行中的东西：“霸权”不再是重要的，这个制度不再关心我们是否还信任它，它也无需确保我们与它的精神共谋，只要我们或多或少地做着它所要求的事情。它不再通过人的意识来再生产它自己，只是保持这个意识永远地混乱，而靠它自己自动化的机制来进行它的再生产。但是，在这方面后现代主义属于一个转变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形而上学的事物像某些骚动的幽灵一样，既不能使自己复活，又不能高贵地死去。如果它能够设法自行消失不再存在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后现代主义也将和它一起死去。

　　令人遗憾的是，我必须以一种威胁性的语调来结束。后现代主义历史终结的思想并没有为我们想象出一个与现在十分不同的前途，那种它奇怪地视作一项值得赞扬的事业的前途。但是在几种前途中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的前途，它的名字是法西斯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最大考验，是它如何发展到那一步。它的有关种族主义和族性特点，有关同一性思想的偏执，有关总体性的危险和对他者的恐惧的大量著作：所有这些，连同它对于权力的狡诈的深刻见解，无疑具有相当大的价值。但是它的文化相对主义和道德约定主义，它的怀疑主义，实用主义和地方主义，它对团结和有纪律组织的观念的厌恶，它的缺乏任何关于政治中介力量的适用理论：所有这一切都将对它极为不利。它在对抗它的政治对手左派──左派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是它的对手──的时候，它需要强有力的伦理学甚至人类学基础；缺少这一点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给予我们所需要的政治资源。因为这个理由，后现代主义是处于问题的最后部分而不是解决办法的最后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