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暗中
李星 编译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角保尔·柯察金如是说。自传小说的作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生命之秋，不乏四溅的火花。
小说的问世，远非一帆风顺。首先连载的《青年近卫军》杂志借口“版面紧张”，删掉了第一部终结篇保尔（正如作者自己）参加“工人反对派”的段落。作者在第二部旧话重提，再遭编辑快刀处理，仅保留主人公“迷途知返”的光明尾巴。官方版的保尔把一切推给新经济政策的误会：“战斗结束后，党着手恢复经济。而我们完全不理解新政策，不明白出了什么状况。资本家的店铺开张了，成了厂里管事的大小干部。我们只看到这团烂事。新经济政策对工农业发展的好处，对巩固工农联盟的好处，对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好处，我们没琢磨透”。任何稍知苏俄早期史的人，心知这一表白仅是敷衍：“工人反对派”形成于1920年底，以反击官僚专断、重建工人民主为目标，而新经济政策是1921年后的事。
作家给《青年近卫军》某编辑的信，多少透露了官方删剪的真实动机：“柯察金的‘反对派’经历，对共青团员正面典型来说不够标准。我们时代的英雄，应从不迷失总路线方向所在。我设计这一场面，想使情节曲折化，但政治与艺术上站不住脚。这是党内同志的总体意见”。
《钢》书的成功使作者步入“文艺圈”，并得到相应待遇。1926年秋，他分得渡假区索契的一套住宅，以期恢复受损的健康。那是风云激变的年头：新经济政策导致有产复辟趋势的加强、官僚专权的迅猛扩散、少数党内正统分子试图阻止工人国家蜕变的绝望挣扎，波及社会的各个角落。作家或许盲从官方指示，但未失去战士的内心。渡假区远非世外桃源，他发现楼内工人家庭极度拥挤，原房主及其他原有产分子却如鱼得水。
写给首都朋友的信中，他表示“我满怀热力冲入这片混乱激动之地。可惜，不能跑上跑下卡住该死官僚的喉咙，实在懊丧。地方党政机关不肯帮忙，还拼命阻挠工人摇晃这个贼窝…… 尽管存在阻力，我们没白费力气。已（给工人）争到八套住宅”。他发现掌实权的头头脑脑们往往“缺乏无产者对阶级异己的不妥协仇恨…… 拥护对资产阶级退让的那帮家伙，该揍得他们满地找牙。抖搂抖搂那伙做官太久成了混蛋的家伙”。
二十年代末的苏俄官员，已惯于向抗议工农挥舞棍棒。另一封信中，作家冷冷写道：“我已被开除一次。只要（当局认为）必要，可能再次开除，外加流放”。监视与通信检查的阴影，随处可见。作家吞吞吐吐地提醒朋友：“由于一系列原因，我没法告诉你本地的全部事情。先写10%，其余有条件再写，或见面谈。也许，布尔什维克铁扫帚从这里扫掉一切腐物……我无法确定信会完整到达你手”。
二十年代末，党内官僚左手压制有产复辟，右手粉碎觉悟工人，就此奠定今后数十年苏俄及世界的发展格局。同时，不触及专权底线的有限改良呼声，被执政者有选择地认可。1928年12月，整党工作组达到索契，让作家精神一振：“我（在住宅分配风波）的路线与表现被承认符合党的路线。针对我的所有下作手段和指控，统统一风吹了！”。失明与瘫痪的加剧，注定了那场斗争是作家最后一次参与积极社会生活。他越发与大众隔离，半无奈半顺从地成为当局的一块特色招牌。他越发轻信把一切不如意归罪“敌人黑手”的主流口径，却也抱怨“我相信每句话。但每每发觉净是些吹牛包庇的过场话”。他越发盲从，但未失去战士的内心！
1932年7月，作家从索契写信给朋友：“昨天阳台过道聚了一帮人，讲些肮脏下流的‘炮友’故事和荤笑话，像条开了口子的下水道。他们都是贸易代表、铁路经理一类体面人。这股浊流令人中毒。我非圣人，成长于严酷粗鲁的生活。可这帮自视共产党员的家伙，那股冲天恶臭从何而来？”。从何而来？来自作家并不置疑的“敬爱中央”及整个权力系统……
生理与人为炮制的黑暗天地中，他看不到上层世界的运行。残存的阶级敏感，仍使他不时直面既得利益集团的藏污纳垢：“与每位新作家的相识，都揭开作家天地的隐秘一面。没啥值得高兴的事。暗藏的圈子、确切说圈子习气的残余，充满彼此互泼脏水的企图。文艺界谈不上什么布尔什维主义友谊、团结和有生气的客观批评”。
污泥浊水的重重浸泡下，作家的精神与肉体一样渐趋麻痹，适应了森严等级和利益分化的时代。1933年12月，他感谢某友“我被列入特供和内部食堂名单，这是你从中央争得的部分好处……你为改善我的生活发起热烈呼吁，在整个‘上层’得到了回应”。1934年5月，他对自己薪酬远高区委书记颇感愧意。劳苦大众的境遇，已从作家笔下消失。无论如何，他至死保持了朴素的正直——收到第一批稿费后，“保尔”立即永远放弃了残疾补助……
2009.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