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因战争而获救——撒切尔主义与有用的敌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

第三篇苟延的民主法律制成的炸弹

　　元首即决定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人。

　　——施密特（CartSchmitt），纳粹法学家

　　芝加哥学派的守护圣人哈耶克1981年访问智利回国时，他对皮诺切特和芝加哥男孩的印象好到让他坐下来，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朋友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Thatcher）。他敦促她以南美洲国家为模型来转变英国的凯恩斯经济体制。撒切尔和皮诺切特后来建立坚定的友谊，皮诺切特面对大屠杀、酷刑和恐怖主义的控诉后，撒切尔还曾亲往探视这位遭软禁的老将军。

　　撒切尔很熟悉她所称的“智利经济卓越的成功”，并形容它是“令人刮目相看的经济改革典范，让我们可以从中学到许多教训”。但尽管她对皮诺切特很推崇，在哈耶克首次建议她仿效休克疗法政策时，撒切尔并未信服。1982年2月，撒切尔在一封给她的思想导师的私人信函中，坦率解释问题所在：“我相信你会同意，在英国我们实施民主体制，并且需要高度的合议，一些在智利采用的方法在这里相当不可行。我们的改革必须符合我们的传统和宪法。有时候程序可能显得缓慢得令人受不了。”

　　结论是，芝加哥学派的休克疗法在英国这种民主政治就是行不通。撒切尔当时第一任任期已进入第三年，民调数字滑落，因此绝不会采取哈耶克提议的激进或不得民心的措施，甘冒下次选举惨败的风险。

　　对哈耶克和他所代表的运动，这是令人失望的评估。南锥的实验已带来如此可观的获利，虽然获利的只是少数人，但日益全球化的跨国公司对新领土的胃口却极其饥渴不仅是对发展中世界，也对西方的富裕国家，在那里国家掌控的资产还更丰饶，可以转变成营利的事业：电话、航空、电视频道、电力公司等。如果有人可以在富裕世界推动这个目标，那就非英国的撒切尔或美国当时的总统里根（RonaldReagan）莫属。

　　1981年，《财富》杂志刊登一篇文章赞扬“智利的里根经济学美丽新世界”，称许圣地亚哥“闪闪发亮、满是奢侈品的商店”和“崭新发亮的日本汽车”，但对遍及各地的镇压和贫民窟快速扩展却视若无睹。文章问：“我们从智利的正统派经济实验可以学到什么？”然后立即提供正确的答案：“如果一个小型未开发国家能借竞争优势理论生存，那么我们资源远为雄厚的经济当然也能。”

　　不过，就像撒切尔给哈耶克的信已明白指出的，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民选领导人必须担心选民对他们工作表现的评价，而这种评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举行。在80年代初，即使里根和撒切尔掌权，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也扮演有影响力的顾问，在南锥以如此凶残的暴力实施的激进经济政策，能不能在英国和美国推动仍是一大问题。

　　时间往前推移十年，弗里德曼和他的运动曾遭到重大挫折，而当时掌权的人是尼克松，这次挫折似乎已证实上述这一点。虽然尼克松曾协助芝加哥男孩在智利取得权力，在国内他却采取大不相同的路线弗里德曼日后从未原谅他的表里不一。尼克松1969年上任时，弗里德曼以为他领导国内反革命对抗新政遗绪的时代终于来临。弗里德曼写信给尼克松：“很少总统表达的思想，与我的理论如此契合。”两人定期在椭圆办公室会面，而且尼克松任命几位与弗里德曼志同道合的友人和同僚担任重要经济职务。其中一位是芝加哥大学教授舒尔兹（GeorgeShultz），由弗里德曼协助招揽来为尼克松工作；另一位是当时37岁的拉姆斯菲尔德。在60年代，拉姆斯菲尔德常参加芝加哥大学的座谈会，也就是他日后常以虔诚恭敬的语气描述的聚会。拉姆斯菲尔德形容弗里德曼和他的同僚为“一群天才”，他和其他自称“小狗”（youngpups）的人则“进来趴在他们脚下学习我感觉自己如此受到恩宠”。有得意门生制定政策，加上与总统紧密的私人情谊，弗里德曼有充分理由相信，他的构想即将在全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付诸实行。

　　然而在1971年，美国经济陷于不景气；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货膨胀推升物价飙涨。尼克松知道如果他实行弗里德曼的放任主义建议，数百万愤怒的人民将投票让他下台。他决定设定基本民生项目的价格上限，例如房租和石油。弗里德曼气急败坏：在所有可能的政府“扭曲”中，价格控制绝对是最恶劣的。他形容它们是“能摧毁经济体系运作能力的癌症”。

　　更令他颜面扫地的是，这些凯恩斯政策的执行者竟是他的弟子：拉姆斯菲尔德负责工资与物价控制计划，同时，他对当时担任管理与预算局（OfficeofManagementandBudget）局长的舒尔兹负责。有一次，弗里德曼打电话给在白宫的拉姆斯菲尔德，痛斥他以前的“小狗”。据拉姆斯菲尔德转述，弗里德曼指示他：“你必须停止正在做的事。”这位新手技术官僚回答说，政策似乎很管用通货膨胀逐渐下降，经济开始成长。弗里德曼驳斥那是最不可饶恕的罪恶：“人们会想到是你在做这些他们会学到错误的教训。”民众确实如此，而且他们在次年以60％的选票让尼克松连任成功。尼克松在第二任还继续撕碎更多弗里德曼的正统派理论，通过一连串新法以实施更高的产业环保与安全标准。“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派”已成了尼克松的名言也是对弗里德曼最无情的一刀。这种背叛之痛，深切到让弗里德曼日后形容尼克松为“20世纪美国最支持社会主义的总统”。

　　尼克松的任期对弗里德曼是惨痛的教训。这位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已建立一个以资本主义和自由为公式的运动，但自由的人民似乎不愿把选票投给实行他的建议的政治人物。更糟的是，只有独裁统治自由几乎荡然无存的地方的政府愿意实施纯自由市场教条。因此在他们为国内的背叛痛心时，芝加哥学派的领导人只能借着军政府一路颠踬走过70年代。几乎在每个右派军事独裁者掌权的地方，都可以感受到芝加哥大学的存在。哈伯格1976年在玻利维亚军政府担任顾问，1979年接受阿根廷吐库曼（Tucuman）大学的荣誉学位，当时阿根廷的所有大学已在军政府控制之下。在更偏远的田野，他还担任印度尼西亚苏哈托与柏克莱帮的顾问。

　　加州大学坚定的新自由派政治学家哈佳德（StephenHaggard）承认一个“悲伤的事实”：“发展中世界的一些最广泛的改革计划，都紧接在军事政变之后进行” 这是说，除了南锥和印度尼西亚以外。他列举土耳其、韩国和加纳（Ghana）。其他成功的例子虽未发生在军事政变后，也都是在一党独大的国家，如墨西哥、新加坡。与弗里德曼的核心主张恰好相反，哈佳德下结论说：“好事例如民主政治和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不见得成双。”在80年代初，确实没有任何多党民主政治国家转向全面化的自由市场。

　　发展中世界的左派分子长期以来宣称，纯正的民主政治有公平的规范避免企业买票必然带来致力于财富重分配的政府。这个逻辑十分简单：在这类国家，穷人一定远多于富人。直接重新分配土地和提高工资的政策、而非滴漏式（trickle-down）经济体，显然符合贫穷多数人的自我利益。公民有了投票权和合理的公平程序，他们将选出最可能创造就业和分配土地的政治人物，而非更多自由市场的承诺。

　　基于这些原因，弗里德曼花了许多时间思考一个思想的矛盾：身为亚当·斯密（AdamSmith）的传人，他坚决相信人类是被自利所驱动，而当几乎所有活动都以自利原则来管理时，社会的运作将臻于完美除了一种叫投票的小活动之外。由于世界上大多数人在他们的国家不是贫穷就是所得低于平均水平（包括美国人），投票给承诺把经济顶层的财富重分配给他们的人，势必最符合他们的短期自利。弗里德曼的长期友人梅尔泽（AllanMeltzer）是一位货币主义经济学家，他解释这个难题说：“选票的分配比所得更平等所得水平中等或以下的选民，可以从转移所得给自己而获利。”梅尔泽将多数人的这种投票结果描述为“民主政府和政治自由的部分成本”，但他说：“弗里德曼夫妇（米尔顿和他妻子罗丝）违逆这股强劲的潮流。他们无法阻止或扭转它，但他们对大众和政治人物的想法与行为，造成的影响远超过大多数人。”

　　在大西洋彼岸，撒切尔借提倡后来耳熟能详的“所有权社会”（theownershipsociety），尝试建立英国版的弗里德曼主义。这些努力着重在英国的公共住宅，或叫公营小区（councilestates）。撒切尔提出一套反对公共住宅的理论，认为国家不应在住宅市场扮演角色。公营小区住满不会投票给保守党的典型选民，因为那不符合他们的经济自利原则；撒切尔相信如果把他们带进市场，他们会开始认同反对重新分配的富人利益。主意打定后，她对公共住宅的居民提供强烈诱因，以降低的价格把房子卖给他们。部分人变成屋主，但其他人却必须面对几乎是过去两倍的房租。这是一套“分而击之”的策略，而且果然奏效：租屋者继续反对撒切尔，英国大城市街头的无家可归者明显增加，但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新屋主改变政党倾向，转而支持保守党。

　　虽然出售公共住宅为极右派经济学在民主政治下的发展提供一线希望，撒切尔在第一任任期快结束时，职位仍然岌岌可危。在1979年，她以“劳工无需工作”作为竞选口号，但到1982年，失业人数在她治理期间增加一倍，通货膨胀也是如此。她尝试挑战英国势力最庞大的煤矿工人工会，但未能成功。在位三年后，撒切尔发现她的支持率跌到只有25％比小布什最低时还低，也是有民意调查以来支持率最低的英国首相。对整个撒切尔政府的支持率更跌到只有18％。随着大选迫近，撒切尔主义眼看就要提早夭折，距离保守党达成雄心勃勃的大规模私有化以及粉碎蓝领工会的目标还遥遥无期。就是在这种艰困考验的情况下，撒切尔写信给哈耶克，礼貌地告诉他，智利式的转型在英国“相当不可行”。

　　撒切尔第一任的惨状似乎进一步证实尼克松时代的教训：芝加哥学派激进而高获利的政策，无法在民主体制下存活。显而易见的是，成功实施经济休克治疗有赖其他种类的休克配合不管是军事政变，还是高压统治建立的酷刑室。

　　这对华尔街是特别令人忧心的情景，因为在80年代初，世界各地的独裁政权正纷纷垮台伊朗、尼加拉瓜、厄瓜多、秘鲁、玻利维亚而且更多国家将步其后尘，形成保守派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所称的“第三波”（thirdwave）民主化浪潮。这些都是值得忧虑的发展如何不靠民粹主义政策而能阻止另一个阿连德崛起、赢得选票和支持？

　　华府1979年目睹了这种场景在伊朗和尼加拉瓜发生。在伊朗，美国支持的国王被左派与伊斯兰教派分子的联盟推翻。虽然人质事件和什叶派领袖占据媒体报道，但经济方面的政策也引起华盛顿警觉。伊朗的伊斯兰政权尚未转变成完全的独裁统治，但已把银行业国有化，并开始实施土地重分配计划。它也管制进口和出口，逆转前国王的自由贸易政策。五个月后在尼加拉瓜，美国支持的苏慕萨（AnastasioSomozaDebayle）独裁政权遭平民暴动推翻，建立了左派桑定（Sandinista）政府。桑定控制进口，并且和伊朗一样把银行业收归国有。

　　这对全球自由市场的梦想是一大恶兆。到80年代初，弗里德曼的追随者面对的前景是，他们不到十年的革命可能被一波新的民粹主义浪潮淹没。

　　战争变成救兵

　　撒切尔写信给哈耶克六周后发生的事，改变了她的主意，也改变了政商财团十字军的命运：1982年4月，阿根廷入侵曾被英国殖民统治的马尔维纳斯群岛。马尔维纳斯战争，或阿根廷人所称的马维纳斯（Malvinas）战争，在历史上对英国是一场胜利，但战役规模相当小。在当时，马尔维纳斯群岛没有战略上的重要性。这些阿根廷外海的岛群距离英国数千英里，防守和维护的成本极高。它对阿根廷用处也不大，虽然在海域之内有一个英国前哨站被认为有辱国家尊严。阿根廷传奇作家博格斯（JorgeLuisBorges）辛辣地形容这场领土争端是“两个秃头男人争一把梳子”。

　　从军事观点，这场历时11周的战争似乎没有任何历史重要性。不过，为人忽略的是，战争对自由市场计划的影响却极其深远：马尔维纳斯战争给了撒切尔所需的政治掩护，让她得以进行一场在西方自由民主体制首见的激进资本主义转型。

　　冲突的双方都有充分理由想打一场战争。在1982年，阿根廷的经济因为不堪外债和贪腐而濒临崩溃，且人权运动势力日益高涨。由格尔蒂埃里（LeopoldoGaltieri）将军领导的新军政府判断，唯一比军政府持续镇压民主所招致的愤怒还要强大的力量，就是反帝国主义情绪，因此格尔蒂埃里在英国拒绝放弃群岛时便巧妙地激化反英情绪。不久后，军政府把阿根廷的蓝白国旗插上那些岩石嶙峋的外岛上，举国随之一片欢腾。

　　当阿根廷宣称占领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消息传来，撒切尔发现那是扭转她政治前途的最后希望，并立即进入丘吉尔式的战斗模式。在这之前，她只表达过对马尔维纳斯群岛增加政府财政负担颇不以为然。她曾削减对群岛的拨款，并宣布大幅缩小海军编制，包括防卫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武装舰队这些举动被阿根廷将领视为显然英国愿意让出这块领土。（撒切尔的传记作者之一描述她的马尔维纳斯政策“无异于邀请阿根廷侵略”。）在备战期间，政治界全面批评撒切尔想利用军事行动达成个人政治目的。工党下议院议员班恩（TonyBenn）说：“看起来愈来愈像唯一攸关的是撒切尔夫人的名声，而与马尔维纳斯群岛毫无关系。”立场保守的《金融时报》（FinancialTimes）则指出：“可悲的是，这个议题正迅速与英国内部本身的政治歧见混淆，而与眼前的事件无关。牵涉其中的不只是阿根廷政府的尊严，英国保守党政府的名声、甚至存续，也牵连在内。”

　　然而尽管在备战时有这些合理的质疑，一旦军队部署完成，整个国家立即卷入一项工党决议文所形容的“侵略主义、军国主义的心智状态”，把马尔维纳斯群岛视为英国没落帝国最后的一抹光辉。撒切尔称许举国充满“马尔维纳斯精神”，实际上这表示“甩掉这婊子”的怒骂渐渐平息，而“去你的军政府！”的Ｔ恤销路却一路长红。伦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都未认真尝试避免摊牌。撒切尔不理会联合国，就像布什和布莱尔日后在伊拉克战争前的反应，他们对制裁或谈判都不感兴趣，双方感兴趣的都只有光荣胜利的结果。

　　撒切尔是为她的政治前途而战而且她大获全胜。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胜利夺去255名英国士兵和655名阿根廷士兵的性命，但撒切尔被捧为战争英雄，“铁娘子”的称号从侮辱转变成高度推崇。她的民调数字也明显改变。撒切尔的个人支持率在战争过程翻升逾一倍，从初期的25％到结束时攀至59％，为她在次年的选举打下压倒性胜利的基础。

　　英国军方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反侵略代号叫“企业行动”（OperationCorporate），虽然对军事行动来说有点古怪，但结果证明有先见之明。撒切尔利用胜利为她带来的强大支持，推动她在战前告诉哈耶克不可能推动的政商财团革命。当煤矿工人1984年罢工时，撒切尔把僵局塑造成阿根廷战争的延续，呼吁采用类似的严厉解决方法。她宣称：“我们不得不对抗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外部敌人，现在我们必须对抗内部的敌人，虽然他们更难应付，但对自由的危害却一样大。”撒切尔动员所有的国家力量对付罢工者，包括在一场对峙中派遣8000名挥舞警棍的镇暴警察，其中有许多骑马，突击一道工厂纠察线，造成约700人受伤。在漫长的罢工期间，受伤者达到数千人。正如《卫报》（TheGuardian）记者密恩（SeumasMilne）对罢工的完整报道《内部的敌人：撒切尔对抗煤矿工人的秘密战争》所述，首相要求情报单位加强对工会的监视，尤其是激进的工会主席史卡吉尔（ArthurScargill），结果便是“英国有史以来最野心勃勃的反监视行动”。工会遭到许多情报人员和告密者渗透，所有电话遭窃听，包括工会领导人的住家，甚至经常光顾的炸鱼薯条餐厅。一位工会主要干部在下议院被指控是军情五处（MI5）派来的特工，想“颠覆和破坏工会”，虽然他否认这项指控。

　　罢工期间的英国财政大臣劳森（NigelLawson）在十年后解释，当时撒切尔政府视工会为敌人，他说：“就像在1930年代末为面对希特勒的威胁而备战。我们必须有所准备。”和马尔维纳斯战争一样，撒切尔对谈判不感兴趣，一心只想打破工会，不管代价多高（每天增派3000名警力的成本确实很高）。站在冲突第一线的代理警佐奈勒形容那是“一场内战”。

　　到1985年，撒切尔也打赢了这场战争：工人因为挨饿而无法持续抗争；最后有966人遭解雇。这对英国最强大的工会是毁灭性的挫败，并对其他人发出明确的信息：如果撒切尔不惜一切代价打破全国仰赖照明和取暖的煤矿工人工会，生产较不重要产品与服务的弱势工会胆敢挑战她的新经济秩序，将无异于自杀，聪明的话还是接受提供的任何条件。这个信息和里根上任几个月后面对航空管制员罢工所发出的信息极为相似。里根说，航管员不肯上工已“丧失他们的工作权利，将被解除职务”。然后他出手一次便解雇了1.14万名美国最重要的员工美国劳工运动直到今日仍未从这次休克完全复原。

　　在英国，撒切尔把她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和对煤矿工人的战果，加码押在她达成激进经济目标的大跃进上。从1984年到1988年，英国政府把英国电信、英国天然气、英国航空、英国机场管理局和英国钢铁等大企业私有化，并出售持有的英国石油股份。

　　就像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攻击，为一位不得民心的总统创造推动大规模私有化的机会一样（在小布什的例子是安全、战争和重建的私有化），撒切尔利用她的战争推行西方民主国家首见的私有化大甩卖。这才是有历史意义的真正“企业行动”。撒切尔成功利用马尔维纳斯战争，是无需军事独裁统治和酷刑室就能推动芝加哥学派经济计划的明证。她证明只要有规模够大的政治危机可以鼓动，有限版的休克治疗也能在民主政体实行。

　　不过，撒切尔仍然需要一个敌人来团结国家，一个极端的情势可以合理化她采取紧急措施和镇压手段一个让她看起来强悍而果断、而非残暴而压制的危机。战争完美地达成她的目的，但马尔维纳斯战争在80年代只是一个异常事例，一个早期殖民冲突的返祖现象。如果80年代是许多人宣称的和平与民主新纪元的黎明，那么马尔维纳斯式的冲突将不够频繁，不足以形成一股全球政治风潮的基础。

　　弗里德曼在1982年写下一段影响深远的话，最适合用来总结休克主义：“只有危机会造成实质改变，无论是实际的危机或感觉上像危机。当危机发生时，人所采取的行动取决于周围人们的想法。我相信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职责：提出现行政策的替代方案，让它们保持活跃而且可得，直到政治上的禁区变成政治上的必需。”这些话将变成他的运动在新民主时代的某种咒语。梅尔泽详细解说这种哲学：“理念是替代方案，等待着危机出现以作为改变的触媒。弗里德曼的影响模式就是让理念取得正当性，使它们可以忍受，并在机会出现时值得努力实现。”

　　弗里德曼理想中的危机并非军事危机，而是经济危机。他了解在正常情况下，经济决策是根据互相竞争的利益之间的推与拉想要工作与加薪的工人、想要降低税率和解除管制的雇主，以及必须在这些竞争势力间取得平衡的政治人物。不过，如果经济危机发生而且十分严重货币崩溃、市场崩盘和大衰退会把所有秩序打乱，而领导人便能以国家急难之名，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或宣称的必要措施）。从某一方面看，危机就是无民主区（democracy-freezone）这是承平政治之间的空隙，对合议与共识的需要此时似乎并不适用。

　　市场崩盘可扮演革命性改变的触媒这种想法，在极左派有悠久的溯源，最为人熟知的是布尔什维克的理论，认为恶性通货膨胀因为摧毁了货币的价值，把大众更进一步带向资本主义本身的毁灭。这种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特定传承的左派分子，随时在预测资本主义会在何种情况陷于“危机”，就像福音教派的基督徒永远在等待开悟的迹象。在80年代中期，这种共产主义的想法开始经历强烈的复苏，由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接手，宣称就像市场崩盘可以促成左派的革命，它们也可以用来激发右派的反革命。这套理论后来被称为“危机假说”。

　　弗里德曼对危机的兴趣显然也是想向大萧条后左派的胜利学习：市场崩溃后，过去在荒野中疾呼的凯恩斯及其门徒，已经准备好他们的思想和解决方案新政。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弗里德曼和他的企业赞助者曾尝试效法这个过程，准备好他们独家品牌的灾难理论。他们不辞劳苦地建立一个新右派智库网络，包括传统基金会与卡托研究所，并制作了散播弗里德曼思想的重要工具，例如美国公共电视网（PBS）十集的《选择的自由》（FreetoChoose）电视节目由一些世界上最大的企业赞助，包括盖帝石油（GettyOil）、泛世通轮胎（Firestone）、百事可乐、通用汽车、贝泰（Bechtel）和通用磨坊（GeneralMills）。当下一个危机发生时，弗里德曼决心要让他的芝加哥男孩都已经准备好理念和解决方案。

　　在他首度提出危机理论的80年代初，美国正陷于经济衰退，受到高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双重打击。而今日称作里根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政策，在华盛顿确实势力庞大。但即使是里根也不敢实行弗里德曼梦想的全面休克治疗，如同他在智利所开出的药方。

　　同样的，拉丁美洲国家将再度成为弗里德曼危机理论的试验场这一次将不是由芝加哥男孩带领，而是新一代的震撼医生，一种较适合新民主时代的震撼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