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与韩国达成最后协议后两个月,《华尔街日报》注销一篇以“华尔街清理亚太灾后现场”为题的文章,报道裴洛斯基的公司以及其他数家知名的银行,“已派遣大队银行家到亚太地区搜寻证券经纪商、资产管理公司,甚至于银行,以便以低价并购。亚太并购机会的搜猎极为急迫,因为以美林(Merrill Lynch)和摩根斯丹利为首的许多美国证券公司,把海外扩张列为第一要务”。数桩大交易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美林买下日本山一证券(Yamaichi Securities)和泰国一家大证券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则以极低的折扣价格拿下曼谷投资公司(Bangkok Investment)。摩根大通收购起亚汽车(Kia M0tors)部分股权,而旅行家集团(Traveler Group)和所罗门美邦(Salomon smith Barney)买下韩国最大的纺织公司和数家别的公司。有趣的是,所罗门美邦这段期间负责建议公司并购对象的国际监事会主席是拉姆斯菲尔德(1999年5月获任用)。切尼也是理事会成员。另一个赢家是凯雷集团(Carlyle Group),这是一家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神秘公司,以提供前总统和前部长退职后的安身处所而闻名,顾客从前国务卿贝克 (James Baker)、前英国首相梅杰到担任顾问的老布什,洋洋大观。凯雷利用高层关系抢下大宇(Daewoo)的电信部门、双龙信息通讯(Ssangyong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韩国最大科技公司之一),并成为一家韩国大银行的大股东。
例如,韩国企业巨擘三星被拆解分售:富豪(Volvo)取得它的重工部门,庄臣公司(SC Johnson & Sons)取得制药部门,奇异(GE)则买下照明部门。几年后,大宇集团过去十分壮盛、估价高达60亿美元的汽车部门,被以区区4亿美元卖给通用汽车(GM)——比起俄罗斯休克治疗的盗窃规模毫不逊色。不过,不同于俄罗斯发生的状况,本地企业是被跨国公司所掠夺。
其他从亚洲危机分食到大饼的重量级玩家包括西格拉姆(Seagram’s)、惠普(HP)、雀巢(Nestle)、英特布鲁(Interbrew)和诺华(Novartis)、家乐福(Carrefour)、特易购(Tesco)和易利信(Ericsson)。可口可乐以5亿美元买下一家韩国装瓶厂;宝洁(Porcter and Gamble)买下一家韩国包装公司;日产买下印度尼西亚最大的汽车公司。奇异拿下韩国电冰箱制造商LG的控制股权;英国的电力发动公司(Powergen)吞并韩国大型电力与天然气业者LG能源(LG Energy)。据《商业周刊》,沙特阿拉伯亲王阿华里德(Alwaleed bin Talal),“搭乘他的乳白色波音727喷射机,奔走于亚洲各地寻找便宜货”——包括入股大宇。
这是IMF称为“稳定计划”的政策未被说出的故事。称“稳定计划”就好像国家是在市场惊涛骇浪中的船,它们最后确实稳定下来,但新的平衡是靠着把数百万人抛到船外得来的:公共部门的员工、小企业主、低收入农户、工会运动者。“稳定”的丑陋秘密是,绝大多数人从未再爬回船上。他们沦落到现在住了超过十亿人的贫民窟;他们沦落到娼馆,或货船的货柜里。他们是一无所有的人,是德国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所形容的“不属于过去或未来的人”。
不过,自由市场十字军是反应迟缓的学生,尤其是当他们的政策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时。从斩获丰厚的亚洲大甩卖学到的唯一教训,似乎是对休克主义更加肯定,更多灾难即机会的证据(如果还需要证据的话),它是打碎一个社会、开辟新边疆的绝佳搅拌器。危机高峰之后几年,几位知名的评论家甚至还说,亚洲发生的事尽管带来许多破坏,却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经济学人》评论说:“韩国需要一场全国性的灾难,才足以从封闭的国家转向一个拥抱外国资本、改变和竞争的国家。”而弗里德曼在他的畅销书《凌志汽车与橄榄树》(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中宣称,亚洲发生的事根本不是危机。“我相信全球化帮了所有人的忙,在1990年代融解了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墨西哥、俄罗斯和巴西的经济,因为它揭露许多腐朽的做法和体制。”他写道,并且又说:“暴露韩国的亲信资本主义,在我的书中不是危机。”他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支持入侵伊拉克,套用的正是相同的逻辑,不同的是,融解伊拉克是靠巡航导弹,不是外汇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