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和平的诱因消失：以色列的警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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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和平的诱因消失：以色列的警讯

　　大型分隔围篱不是劳改营世界的东西，而是属于高速公路隔音墙、体育馆豪华包厢、非吸烟区、机场安全区和“大门深锁小区”……大型围篱把富人的特权和穷人的嫉妒显露在外，让贫富双方都觉得尴尬．这点不表示围篱没有效。

　　——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ldwell)．《标准周刊》 (Weekly Standard)资深编辑．2006年11月

　　几十年来，凡俗之见都认为，整体的混乱会耗损世界经济的力量。个别震撼与危机当然可以利用，作为强制打开新市场的工具，但是在初期的震撼达到目标后，需要相对的和平与稳定，才能追求永续经济成长。大家普遍认为，这是90年代这么繁荣的原因：冷战结束后，全球经济体自由化，努力推动贸易与投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更错综复杂、更互相依赖，彼此轰炸对方的可能性大为降低。

　　然而，在2007年瑞士达弗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政治与企业领袖对一种似乎嘲讽这种凡俗之见的状态百思不解，这种状态叫作“达弗斯两难”。“《金融时报》专栏作家伍尔夫(Martin Wolf)把这种状态说成是“世界经济顺利发展、政治情势问题重重之间的对比”。他说，经济面临“一系列的震撼，包括2000年后的股市崩盘；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暴行；阿富汗与伊拉克的战争；美国政策引发的摩擦；实质油价涨到1970年代以来的最高峰；世界贸易组织杜哈回合谈判中断；伊朗发展核子能力雄心引发的冲突”，但是世界经济却处在普遍共同成长的黄金时期。简单地说，世界乱成一团，眼前看不到稳定，全球经济却大声叫好。不久之后，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 (Lawrence Summers)把这种政治与经济几乎完全分离的现象，形容成 “狄更斯小说中的世界，你跟国际关系专家讨论，他们会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差的时代，然后你跟潜在的投资人讨论，他们会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

　　这种令人困扰的趋势也表现在所谓的“大炮与鱼子酱指数”(guns—to—caviar index)经济指标。这个指数追踪喷射战斗机(大炮)与主管座机(鱼子酱)的销售状况。大家发现，17年来，喷射战斗机销售热络时，豪华主管座机的销售会下降，反之亦然，也就是主管座机销售成长时，喷射战斗机的销售会减少。当然，总是有一些发战争财的人会靠着出售大炮致富，但是他们对经济的影响微不足道。你不可能在暴乱与不稳定的情势中创造蓬勃经济成长，已经是老生常谈。

　　但是这种老生常谈已经不正确。从2003年美国侵略伊拉克以来，这个指针显示，喷射战斗机和主管座机的支出同时快速增加，这点表示在世界变得更不和平之际，获利也大幅累积。印度经济飞跃成长，是奢侈品需求增加的原因之一，小小的军产体系扩张，变成庞大的灾难资本主义体系，也是原因之一。今天全球不稳定不只嘉惠少数军火贩子，也为高科技安全部门、重型营造业者、治疗伤兵的私人健康照顾公司、石油与天然气部门创造惊人的利润，当然也为国防包商创造庞大的利润。

　　这种营收规模的确足以助长经济繁荣。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光是在2005年，就赚了美国纳税人250亿美元，该公司一位副总裁主持的委员会曾经大力鼓吹侵略伊拉克。民主党众议员韦克曼(Henry Waxman)指出，这个金额“超过103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毛额，包括超过冰岛、约旦和哥斯达黎加的国内生产毛额，也比美国商务部、内政部、中小企业局与政府整个立法部门的预算总和还多”。洛克希德本身就是“新兴市场”，洛克希德之类的公司股价上涨(2000到2005年间上涨三倍)，是美国股市能够从9·11事件后长期崩盘中脱困的原因之一。2001到2006年问，一般股票的股价表现不如大盘，代表国防、国土安全与航天股票的史贝德国防指数(Spade Defense Index)每年却平均上涨15％，是同期内标准普尔500指数平均涨幅的7.5倍。

　　在伊拉克加速发展的民营化重建事业模式获利极高，进一步助长了达弗斯两难。包括大型工程公司在内的重型建设股，在战争与天灾后，都会捞到利润极高、不必竞标的合约，2001到2007年4月间，重型营建股的股价上涨250％。如今重建已是非常大的生意，因此每一次新灾难造成毁灭后，都会伴随着热门的初次公开发行股票热潮：跟伊拉克重建有关的上市金额高达300亿美元，跟南亚大海啸重建有关的上市金额为130亿美元，跟新奥尔良与墨西哥湾区重建有关的上市金额高达1000亿美元，跟黎巴嫩重建有关的上市金额为76亿美元。

　　恐怖攻击通常会造成股市暴跌，现在却受到市场热烈欢迎。2001年9月11日后，纽约股市重新开盘时，道琼工业股价指数立刻暴跌685点，和2005年7月7日的情形形成强烈的对比，当天四颗炸弹炸翻伦敦公共运输系统，炸死数十人，炸伤几百人，美国股市当天收盘还上涨，纳斯达克指数(Nasdaq)上涨7点。随后在8月的某一天，英国执法机关宣布，逮捕计划爆炸飞往美国班机的24位嫌疑犯，纳斯达克指数收盘上涨11.4点，主因是国土安全股飞跃上涨。

　　石油业也赚到暴利：2006年，光是埃克森美孚公司就赚到400亿美元的利润，创下世界企业史上最高的获利记录。该公司的竞争对手如雪佛龙，也不遑多让。石油业像国防、重型营建与国土安全企业一样，财运随着每一次战争、恐怖攻击与五级飓风而改善。石油业除了赚取主要产区不安定带来的短期价格上涨利益外，也一直努力把灾难变成自己的长期利益，方法包括：确保阿富汗重建资金中，有一大部分用在兴建新油管所需要的昂贵道路建设工程上(其他重大重建计划大都拖延下来)；或是在伊拉克仍然陷在熊熊大火时通过石油法；或是靠着卡特琳娜飓风，计划设立1970年代以来美国的第一批新炼油厂。油气业和灾难经济的关系极为错综复杂，是很多灾难的根本原因和受益者，因此可以视为灾难资本主义体系的荣誉附属成员。

无需密谋

　　近年频频爆发的灾难转化成极为惊人的利润，促使世界各地很多人得到相同的结论，就是富国和强国一定刻意制造灾难，以便加以利用。2006年7月，针对美国居民所做的全国性访调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相信，政府与9·11攻击脱不了关系，或是没有采取行动阻止恐怖分子，“因为政府希望美国在中东开战”。近年大部分的灾难爆发后，类似的怀疑都会跟着出现；卡特琳娜飓风过后，路易西安纳州难民营里谣言四起，说堤防并没有崩溃，而是遭到秘密炸毁，目的就像伊斯兰国家组织(Nation of Islam)领袖范瑞汉(Louis Farrakhan)说的一样，是要“摧毁新奥尔良的黑人区，同时确保白人区不淹水”。我在斯里兰卡时，经常听说大海啸是美国引爆的海底爆炸所造成，这样美国可以派军到东南亚，完全掌控东南亚地区的经济。

　　事实真相没有这么恶毒，却更加危险。经济体系如果要不断成长，除了要坚决反对几乎所有认真的环境管制，本身就会稳定地制造一系列灾难，不管是军事、生态还是金融灾难。市场喜欢纯粹投机带来的短期暴利，使股市、汇市和不动产市场变成制造危机的机器，亚洲金融危机、墨西哥比索危机和网络泡沫崩溃，全都指出这一点。我们普遍对肮脏的非再生能源上瘾，使其他急难事故不断爆发。从1975年起，天灾增加了4．3倍，为了控制稀有资源而发动的战争(不只是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而已，也包括奈及利亚、哥伦比亚和苏丹强度比较低的动乱)，会进一步造成恐怖分子的反弹(2007年的一项研究估计，从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恐怖攻击的次数增加了7倍)。

　　由于天气和政治温度都升到沸腾的地步，未来的灾难不需要靠阴谋策划。所有的迹象都显示，只要我们继续维持目前的走向，灾难会不断发生，强度会愈来愈惊人。因此，产生灾难可以留给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去做，这个领域是这只手确实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虽然灾难资本主义体系没有刻意阴谋策划制造巨灾，以便从中获利(不过伊拉克可能是明显的例外)，却有很多证据显示，灾难资本主义体系的构成产业非常努力，以便确保目前的灾难趋势不受挑战，延续下去。大型石油公司长年资助否定气候变化的运动；过去十年来，估计埃克森美孚花在这种运动上的资金，已经达到1600万美元。这种现象早已为人所知，但是知道灾难包商和精英意见领袖之间互动的人却少多了。华府几个有影响力的智库，包括国家公共政策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和安全政策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都接受武器与国土安全包商的大力资助，这些研究机构不断描绘世界是黑暗、充满威胁的地方，有问题只能用武力对付，也可以让包商从中获利。国土安全部门也日渐和媒体公司结合，形成具有奥威尔式影响的发展。2004年，数字通讯巨擘雷西内西公司 (LexisNexis)出资7．75亿美元买下资料采矿业者赛新公司(Seisint)，后者在监控方面和联邦与州政府密切合作。同一年里，拥有国家广播公司的奇异公司买下内视公司(In Vision)，内视公司主要生产具有高争议性的高科技炸弹侦测设备，用在机场与其他公开场所；2001到2006年问，内视公司获得国土安全部的合约金额高达150亿美元，超过所有其他公司得到的类似合约。

　　灾难资本主义体系扩张势力，打进媒体，可能是新形态的企业综效；这种做法是90年代极为流行的垂直整合。这在企业经营上的确很有道理：我们的社会愈惊慌，愈相信每一座清真寺里都潜伏着恐怖主义分子；新闻的收视率飙得愈高，厂商卖的生物特征辨认与液体炸弹侦测设备越多，兴建的高科技围篱越多。如果说，没有边界的开放“小世界”是90年代获利的保证，到了新千禧年，西方世界困在具有威胁性的堡垒中，遭到圣战分子围攻的噩梦也扮演同样的角色。灾难经济蓬勃发展，关系到极多的财富——从武器、石油、工程、监视到专利药品的庞大财富。唯一可能威胁这种繁荣的是，世界可能获得某种程度的气候稳定与地缘政治和平。

以色列与长期灾难种族隔离国家

　　分析师努力了解达弗斯两难后，逐渐得到新的共识。并非市场已经变得不受不稳定影响，至少不完全如此。实际的状况是大家极为期望灾难持续不断出现，以致不断适应的市场发生改变，以符合这种新现状：不稳定就是新的稳定。大家讨论9·1l后这种经济现象时，经常把以色列当成范例。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以色列碰到自己特有的小型达弗斯两难：战争与恐怖攻击持续增加，但是特拉维夫股票交易所却跟着动乱升高，涨到创记录的水平。7月7日伦敦爆炸案发生后，一位股票分析师在福斯新闻台(Fox News)上指出：“以色列人天天应付恐怖威胁，股市却年年上涨。”就像全球经济状况一样，大部分人同意以色列的政治状况乱得可以，经济却从来没有这么强过，2007年的成长率媲美中印两国。

　　以色列这种大炮与鱼子酱模式这么有意思，原因不只是以色列经济很有弹性，善于面对重大的经济震撼，例如2006年与黎巴嫩的战争，或是2007年哈玛斯组织接管加沙；而且也是因为以色列创造了直接因应暴乱升高而大幅扩张的经济。以色列工业对灾难这么安心，原因并不神秘。美国和欧洲企业了解全球安全繁荣的潜力之前很多年，以色列科技公司就忙于开创国土安全产业，今天仍然继续主导这个领域。以色列出口协会估计，以色列有350家公司专门从事国土安全产品的销售，2007年还增加了30家新公司。从企业观点来看，这种发展使以色列成为9·11后市场竞争和模仿的模范。然而，从社会与政治观点来看，应该把以色列当成别的东西、当成可怕的警讯。以色列即使对邻邦发动战争、在占领的土地上升高暴行，却仍然能继续享受繁荣，这恰恰显示了把经济建立在战争持续不断、灾难继续加深的基础上，是多么危险的事。

　　以色列有能力结合大炮与鱼子酱，是过去15年经济本质剧烈变化的结果，这种变化对于和平希望的幻灭具有很深远的影响，却很少有人深入了解。上次中东和平出现浓厚的希望，是1990年代初期的事情了；当时以色列有一大批选民相信，继续冲突不是办法，共产主义已经崩溃，信息革命正要开始。当时以色列企业界普遍认为，血腥占领加沙与西岸，加上阿拉伯国家联合抵制以色列，使以色列经济前途陷入险境。以色列企业看到全世界新兴市场经济体爆炸性成长，对自己受到战争限制深感厌烦，希望成为高获利、无国界世界的一环，不再困于区域性斗争。如果以色列政府能够跟巴勒斯坦人谈判出某种和平协议，以色列的邻邦会取消联合抵制，以色列很有机会成为中东的自由贸易枢纽。

　　1993年，当时的以色列商会联合会总裁吉勒曼(Dan Gillerman)大力支持这种立场。 “以色列可能不只变成另一个国家而已，而是可能变成整个地区的策略性运筹与营销中心，就像中东的新加坡或香港，多国公司会以这里为总部……我们说的是完全不同的经济……我们必须迅速调整，否则会错过这种一辈子才有一次的经济机会，空留余恨。”

　　同一年，当时的外交部长佩雷斯(Shimon Peres)对一群以色列记者解释说，和平现在势所难免，不过却是很特别的和平。佩雷斯说：“我们不是追求政治和平，而是对市场和平有兴趣。”几个月后，以色列总理拉宾 (Yitzhak Rabin)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在白宫草坪握手言和，揭开了奥斯陆协议的序幕。世界各国欢欣鼓舞，三个人合得199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接着一切就出了大问题。

　　奥斯陆协议阶段可能是以巴关系中最乐观的时期，但是两人著名的握手不代表签署协议，只是同意开始和谈程序，所有最急迫的问题都没有解决。阿拉法特处在十分不利的谈判地位上，必须谈判自己重回以色列占领区的问题，而且他在耶路撒冷的未来地位、巴勒斯坦难民、犹太定居者甚至巴勒斯坦人自决的问题上，都没有争取到协议。谈判人员宣称，奥斯陆策略的基础理念是开放国界，加入全球化列车，推动“市场和平”，其他一切就会顺利发展。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应该都会体会到日常生活明显的改善，为将来谈判中的“政治和平”创造比较友善的环境。这点至少是奥斯陆协议承诺的事情。

　　很多因素促成后来的谈判破裂，以色列人通常把原因归咎于自杀炸弹和拉宾遭到暗杀。巴勒斯坦人指出，以色列人在奥斯陆协议期间，疯狂扩张非法屯垦区，情形就像巴拉克(Ehud Barak)领导的以色列劳动党政府外交部长班纳米(Shlomo Ben-Ami)说的一样，证明和平程序的基础“是以新殖民主义精神为基础”，目标是在“我们和巴勒斯坦人终于达成和平协议时，会有互相依赖的状况，会有两个实体之间结构上不平等的状况”。有关谁破坏和平过程，或和平到底是不是这种程序真正目标的辩论，早已为人熟知，而且大家十分深入探讨过。然而，促使以色列退回到单边主义态度的两个因素却少为人知，而且很少有人讨论，两个因素都跟芝加哥学派自由市场圣战在以色列造成的影响有关。一个因素是苏联犹太人涌人，这是俄罗斯休克疗法实验的直接后果；另一个因素是以色列的出口经济转变，从以传统商品与高科技产品为主，变为极度依赖反恐相关知识技术与设备的销售。两个因素都大大破坏了奥斯陆程序：俄罗斯犹太人抵达，降低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劳工的依赖，使以色列可以封锁占领的土地；高科技安全经济快速扩张，使以色列最强而有力的富裕部门胃口大开，主张放弃和平，拥抱长期持续扩张的反恐战争。

　　因为不幸的历史巧合，奥斯陆时期开始时，正好是俄罗斯进行芝加哥学派实验到最痛苦阶段的时候。1993年9月13日，以巴双方在白宫草坪握手言和三周后，叶利钦派出战车，放火焚烧国会大厦，开始了他所推动经济震撼最残忍无情的阶段。

　　1990年代期间，大约有100万犹太人离开前苏联，搬到以色列。这段期间来自前苏联的移民，现在占以色列犹太人总人口的18％以上。这么大量的人口快速移入像以色列这么小的国家，冲击之大绝对不容忽视。以比例来说，这样等于安哥拉、柬埔寨和秘鲁所有人口都打好包袱，同时移民美国一样，以欧洲来说，这样等于所有的希腊人都移民法国。

　　第一波苏联犹太人前往以色列时，很多人是经历终身的宗教迫害后，决定住在犹太人的国家。然而，最初这一波移民之后，移民以色列的犹太人急剧增加，而且和俄国经济休克疗法加在俄国人身上的惊人痛苦直接相关。后来这几波苏联移民不是怀抱犹太复国主义理想的人(很多人宣称自己是犹太人时，显得相当无力)，而是绝望的经济移民。1992年，在莫斯科以色列大使馆外面等待的一位移民告诉《华盛顿时报》 (Washington TImes)：“最重要的不是我们要去哪里，而是我们出身哪里。”苏联犹太复国论坛发言人坦白承认，这些移民“不是受到以色列吸引，而是觉得自己被苏联的政治不稳定和经济恶化赶走”。到现在为止，最大一波移民潮出现在1993年叶利钦政变时，正好以色列开始和平程序。这一波之后，另外有60万人从前苏联旗下的国家移民以色列。

　　这种人口变化，颠覆了和平协议已经不稳定的走向。苏联难民抵达前，以色列不能长期跟加沙与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切割，因为如果失去巴勒斯坦劳工，以色列经济不可能继续生存。就像加州失去墨西哥劳工，经济就得停摆一样。每天大约有15万巴勒斯坦人离开在加沙和西岸的家，前往以色列清扫街道、铺设道路，同时，巴勒斯坦农民和商人在货车上装满货物，开进以色列和属于以色列的其他领土出售。双方在经济上互相依赖，以色列也采取积极措施，防止巴勒斯坦人的领土和阿拉伯国家发展自主贸易关系。

　　然后，就在奥斯陆协议生效时，这种十分互相依赖的关系突然切断。在这个关键时刻，移民以色列的数十万俄罗斯人和巴勒斯坦劳工不同，巴勒斯坦人出现在以色列，会要求以色列归还抢走的土地，要求平等的公民权，挑战犹太复国计划。俄罗斯移民明显提高犹太人对阿拉伯人的比率，大为振奋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同时也提供了廉价劳工的新来源。突然间，特拉维夫有力量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关系上开展新时代。1993年3月30日，以色列开始实施“闭关”政策，关闭以色列和占领区之间的边界，一次经常关闭几天或几星期，使巴勒斯坦人不能再到以色列工作和卖东西。封锁开始时是临时措施，表面上是因应恐怖主义威胁的紧急反应，却很快就变成新现状，以色列占领区不但跟以色列隔绝，而且彼此之间也互相隔绝，靠着更复杂、更恶劣的关卡制度监督管理。

　　世人称颂1993年是新希望时代的序幕，但实际上，这一年里，占领区土地却从以色列境内下层阶级居住的破烂宿合，变成令人窒息的监狱。同期内，也就是从1993到2000年问，住在占领区的以色列定居者数目倍增。很多地方过去是草草开辟的屯垦前哨，现在变成堡垒化的翠绿郊区，拥有限制进入的道路，也有着要增加以色列领土的明确目标。签署奥斯陆协议后的几年里，以色列也继续取得西岸重要的水源，除了供应定居点，也把稀少的水源转调回以色列。

　　新移民在以色列扮演的角色也很少人检讨。很多前苏联居民在休克治疗贬值中，看着终身储蓄化为乌有，抵达以色列时身无分文，很容易就受到吸引而前往占领区，那里的房子和公寓便宜多了，还提供特别贷款和奖金。有些最有野心的定居点，例如位于西岸，拥有一所大学、旅馆和德州式迷你高尔夫球场的艾利尔(Ariel)，积极在前苏联招募移民，派出移民探子，设立俄语网站。艾利尔靠着这个方法，人口增加了一倍，今天看起来好像小莫斯科，商店招牌同时写着希伯来文和俄文，一半居民是从前苏联来的新移民。以色列团体“立刻和平组织”(Peace Now)估计，住在非法定居点的以色列公民中，大约有2.5万人是这种人，该组织也指出，很多俄罗斯人“不十分了解要去那里”，就移民到以色列。

　　以色列签署奥斯陆协议后的几年里，用活泼有力的方式，达成了以繁荣取代冲突的诺言。1990年代中期和晚期，以色列企业对全球经济发动猛攻，专精通信与网络科技的高科技公司尤其如此，特拉维夫和海法变成了中东硅谷。在网络泡沫高峰期间，以色列国内生产毛额中，l5％由高科技产业创造，出口产品中，大约一半是高科技产品。根据《商业周刊》的说法，以色列是“全世界对科技最依赖的国家”，依赖的程度是美国的两倍。

　　在这次科技繁荣中，新移民再度发挥了决定性的角色。90年代移民以色列的几十万苏联人当中，受过高等教育科学家的人数，比以色列立国80年里科技学院教出来的科学家还多。很多移民是冷战期间撑起苏联的科学家，就像以色列一位经济学家说的一样，这些科学家变成了“以色列科技产业的火箭燃料”。班纳米描述以巴双方在白宫握手后的岁月时说：“这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具突破性的经济成长和开放市场时代。”

　　开放市场理当嘉惠冲突的双方，但是除了阿拉法特身边的贪腐高官外，巴勒斯坦人在奥斯陆协议后的繁荣中明显缺席。最大的障碍是闭关政策，这个政策从1993年开始实施14年来，一直没有取消。根据哈佛大学中东专家罗伊(Sara Roy)的说法，1993年边界突然关闭，对巴勒斯坦人的经济生活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她接受访问时说：“闭关政策是签署奥斯陆协议以后的岁月中，对经济造成最大伤害的单一因素，是对已经遭到拖累的经济伤害最大的措施。”

　　工人不能上工，商人不能卖东西，农民不能下田。1993年里，占领区每人国民生产毛额遽减籽近30％；1994年，巴勒斯坦穷人增加了33％。深入研究闭关政策对经济影响的罗伊说，到1996年，“巴勒斯坦的劳动力中，高达66％不是失业，就是严重低度就业”。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奥斯陆协议根本不是“市场和平”，而是市场消失、工作机会减少、自由度下降。还有，非常重要的是，随着定居点扩张，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也跟着减少，就是这种完全站不住脚的状况把占领区变成火药库。2000年9月，沙龙(Ariel Sharon)到耶路撒冷参访穆斯林所说的崇高圣所(al-Haram al-Sharif)、犹太人所说的神殿山(Temple Mount)，引发了巴勒斯坦人的第二次起义。

　　以色列人和国际媒体大致认为，和平过程会崩溃的原因是，2000年7月巴拉克在戴维营提出的建议，是巴勒斯坦人所能得到最好的交易，但阿拉法特拒绝了以色列人的善意，证明他根本没有真心追求和平。经过这次经验和第二次起义后，以色列人对谈判失去信心，选择沙龙出任总理，开始兴建以色列人所说的安全栅栏、巴勒斯坦人所说的种族隔离墙：由水泥墙和钢制篱笆构成的围墙网超过1967年的绿线边界，贪心地深入巴勒斯坦人的领土，把占地极为广大的定居点纳入以色列国境，也把若干地区30％的水源纳入以色列。

　　毫无疑问，阿拉法特希望得到更好的协议，而不只是在戴维营以及2001年1月在塔巴(Taba)所提出的草案，但是这些草案也不像大家宣传的那么宝贵。虽然以色列人不断宣传自己在戴维营草案中，表现出空前未有的慷慨，草案对于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被迫离开家园与土地的巴勒斯坦人，却几乎完全没有补偿，而且根本没有满足巴勒斯坦人要求白决的最低权利。2006年，在戴维营和塔巴都担任以色列政府谈判代表的班纳米打破党派界线，承认“戴维营对巴勒斯坦人来说，不是错过的机会，如果我是巴勒斯坦人，我也会拒绝戴维营草案”。

　　还有其他因素，造成特拉维夫在2001年后放弃认真的和平谈判，这些因素跟阿拉法特传说中不肯让步、或沙龙创造“大以色列”的个人雄心一样有力。其中一个因素跟以色列的科技经济崛起有关。1990年代初期，以色列精英希望以和平换取繁荣，但是最后他们在奥斯陆协议后的岁月里建立的繁荣，对和平的依赖远低于他们原来的想象。以色列在全球经济中的利基变成信息科技，表示经济要成长，关键是输出软件和计算机芯片到洛杉矶和伦敦，而不是向贝鲁特和大马士革出口笨重的商品。科技业是否成功，跟以色列和阿拉伯邻邦是否维持友善关系，或是否不再占领占领区无关。然而，科技经济崛起只是以色列致命经济转型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在2000年网络经济崩溃后出现，以色列主要企业必须在全球市场找到新的利基。

　　以色列是世界上对科技依赖最大的国家，受到网络泡沫崩溃的打击也比其他国家大，当时以色列的经济立刻就直线下坠。2001年6月，分析师预测，大约有300家以色列高科技公司会倒闭，数万人会遭到裁员；特拉维夫经济报纸《环球报》(Globes)在头条上宣称，2000年是“1953年以来以色列经济最差劲的一年”。

　　《环球报》指出，以色列没有出现更严重的衰退，唯一的原因是以色列政府迅速强力干预，把军事支出提高10.7％，其中部分资金是靠删减社会服务支出而来。政府也鼓励科技业多元化发展，从信息与通讯科技，转而发展安全与监视科技。在这段期间里，以色列国防军扮演类似企业育成中心的角色。年轻以色列士兵在服兵役时试验网络系统和监视设备，退伍回归平民生活后，把自己的发现变成事业计划，设立很多新创企业，经营从“搜寻与锁定”数据采矿、监视摄影机到恐怖分子描画的业务。9·11之后的几年，这些服务与设备的市场出现爆炸性成长，以色列以国家的力量，公开主张新的国家经济设想：网络泡沫提供的成长要由国土安全繁荣取而代之。这是利库德党(Likud Party)鹰派立场和激烈芝加哥学派经济制度的完美结合，具体表现在沙龙的财政部长纳坦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和以色列新中央银行总裁费歇尔(Stanley Fischer)两个人身上，费歇尔正是国际货币基金在俄罗斯和亚洲推动休克治疗计划的主持人。

　　到2003年，以色列已经开始强劲复苏；到2004年，以色列似乎创造了经济奇迹：在经济惨烈崩盘后，表现几乎胜过所有西方国家。成长主要来自以色列很精明，把自己定位为国土安全科技的大卖场。以色列的时机拿捏十分完美，世界各国政府突然迫切需要猎捕恐怖分子的工具，也迫切需要阿拉伯世界的人物情报知识。在利库德党的领导下，以色列以国家的力量，自我宣传以色列靠着几十年对抗阿拉伯与穆斯林威胁的经验与技能，是拥有领先优势的国土安全展示国。以色列对北美和欧洲的宣传直截了当：你们刚刚开始的反恐战争，是我们从建国以来就开始打的战争，让我们的高科技公司和民营间谍公司告诉你们怎么做。

　　照《福布斯》杂志的说法，以色列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寻找反恐科技必须朝拜的国家。从2002年起，以色列每年至少为世界各国的国会议员、警察头子、警长和企业总裁，举办六次庞大的国土安全研讨会，会议的规模和范围年年扩大。传统旅游因为安全恐惧的关系持续萎缩，而这种官方的反恐旅游则填补了一部分的缺口。

　　2006年2月的某一次研讨会期间，以色列人以“以色列对抗恐怖主义幕后之旅”的名义，招待联邦调查局、微软公司和新加坡大众捷运系统等机构的代表，到以色列最热门的旅游景点如国会、神殿山和哭墙等地旅游。每到一个地方，游客都检查和称赞堡垒式的保安系统，考虑怎么把这些东西用在国内。2007年5月，以色列邀请美国几座大型机场主管，到特拉维夫附近的班古里昂国际机场举办研讨会，探讨这座机场采用的先进旅客描画与筛检系统。加州奥克兰国际机场飞航主管葛罗斯曼(steven Grossman)解释说，他来参加会议是因为“以色列以维持本国安全闻名”。有些活动相当可怕、相当戏剧化，例如2006年的国际国土安全大会时，以色列军方负责操演复杂的惨案仿真，照主办单位的说法：“仿真的是起源于内斯锡安市(Ness Zion)、结束于阿萨福哈罗非(Asaf Harofeh)医院的大规模伤亡惨案。”

　　这些会议不是政策研讨会，却是利润丰厚的专业展览，目的在于展示以色列安全公司的能力。因此，2006年时，以色列反恐相关产品与服务的出口成长15％，预测2007年会成长20%，每年出口总值达到12亿美元。2006年，以色列国防相关项目的出口达到34亿美元，创下新高记录，远高于1992年的16亿美元，使以色列变成世界第四大军火交易国，甚至比英国还大。以色列科技股(大多是安全相关股)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的文件数，超过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以色列在美国注册的科技专利件数，超过中印两国的总和。以色列的科技部门大都与安全有关，目前占以色列出口总值的60％。

　　以色列著名的投资银行家罗森(Len Rosen)告诉《财富》杂志：“安全比和平重要，在奥斯陆协议期间，大家希望和平带来成长，现在大家追求安全，希望暴力不会妨碍成长。”他可以说得更露骨一点：以色列和世界各国提供“安全”的企业，是以色列近年经济快速成长的主要原因。说反恐战争产业解救了摇摇欲坠的以色列经济，就像灾难资本主义体系协助拯救了全球股市一样，一点也不夸张。

　　下面是反恐产业影响力的一些事例：

　　·打到纽约市警局的电话会用以色列奈斯系统公司(Nice Systems)创造的科技记录和分析。奈斯公司也替洛杉矶警方和时代华纳公司(Time Warner)监控通信，也为里根国家机场(Ronaid Reagan National Airport)和另外几十家顶尖客户提供监视摄影机。

　　·伦敦地铁系统内拍摄到的影像，是用威灵特影像监视摄影机记录，威灵特公司属于以色列科技巨擘康华思公司(Comverse)。威灵特的监视设备也用在美国国防部、华盛顿的杜勒斯国际机场(Dul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国会山庄和蒙特利尔的大众捷运系统。该公司的监视设备与服务卖到50多个国家，也协助家得宝 (Home Depot)和目标(Target)之类的大公司监视员工。

　　·洛杉矶和俄亥俄州哥伦布等城市的员工，都带着电子“智能卡”身份证，这种身份证是以色列超康公司(Super Com)制造，美国前中央情报局长伍斯里(James Woolsey)赫然是这家公司顾问委员会的主席。欧洲某一个国家曾经找上超康，打算推动全国性的身份证计划。另一国委托超康公司，进行“生物特征护照”的先导计划，这两个行动都具有高度争议性。

　　·美国若干最大的电力公司计算机网络采用的防火墙，是由以色列科技巨擘检查哨公司(Check Point)生产的，但是这些公司都决定不透露公司名字。根据检查哨公司的说法，《财富》500大企业中，有89％公司采用检查哨的安全解决方案。

　　·2007年超级杯开打前，迈阿密国际机场所有员工都接受了辨认“坏人、而不只是辨认可疑事物”的训练，采用的教材叫作行为形态辨认心理系统，这种系统是以色列新时代安全解决方案公司 (New Age Securjty Solutions)发展出来的。该公司总裁是以色列班古里昂机场的前安全主管。近年和新时代签约、训练员工了解旅客描画技术的机场包括波士顿、旧金山、格拉斯哥、雅典、伦敦希斯罗等机场。冲突频繁的尼日河三角洲港口员工也受过新时代公司的训练，荷兰司法部员工、自由女神像警卫和纽约市警局反恐局干员也一样。

　　·新奥尔良富有的奥都本小区在卡特琳娜飓风后，决定建立自有的警力，聘请了以色列直觉射击国际公司(New Age Security Solutions)的私人保安人员。

　　·加拿大联邦警察部门皇家骑警的探员，受过国际安全指导公司(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structors)的训练，这家公司设在弗吉尼亚州，专门从事执法人员和士兵的训练。这家公司宣传自己拥有“难得的以色列经验”，讲师都是“以色列国防军、以色列国家警察反恐单位与国家安全局出身的以色列特战部队高手”。该公司的精英客户包括联邦调查局、美国陆军、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海豹部队和伦敦大都会警察局。

　　·2007年4月，在美墨边境任职的美国国土安全部移民特别干员通过八天的密集训练课程，课程是由戈兰集团(Golan Group)安排的，戈兰集团的创办人是前以色列特战部队军官，在七个国家里配置了超过3500位员工。该公司营运主管皮尔森(Thomas Pearson)解释说：“基本上，我们的训练课程涵盖以色列的安全巡逻。”训练课程涵盖从徒手肉搏、目标联系，到“驾着休旅车实际从事预习”。戈兰集团目前设在佛罗里达州，但仍然继续营销公司是来自以色列的优势，也生产×光机、金属探测器和来复枪。该公司的客户除了很多政府和名人外，也包括埃克森美孚、壳牌、德士古(Texaco)、利瓦伊斯(Levi’s)、索尼(Sony)、花旗集团和必胜客。

　　·白金汉宫(Buckingham Palace)需要新保安系统时，选择了马佳尔公司(Magal)设计的系统，马佳尔是最深入参与兴建以色列“安全围篱”的两家公司之一。

　　·将来波音公司在美墨和美加边界，兴建预计要投资2 5亿美元、配备电子感应器、无人飞机、监视摄影机和1800座高塔的“虚拟围篱”边界时，艾彼特公司(Elbit)是主要合作伙伴之一。艾彼特是最深入参与兴建以色列争议极大的围篱的另一家公司，这座围墙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大的建筑计划”，已经耗资25亿美元。

　　愈来愈多国家把自己变成堡垒(印度和克什米尔边界、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边界、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界都要兴建围墙和高科技围篱)，“安全栅栏”可能成为最大规模的灾难业务市场。因此，艾彼特和马佳尔公司并不在乎以色列的围墙在世界各地引发极多负面印象，事实上，两家公司认为这种负面宣传是免费广告。马佳尔公司总裁艾文艾斯拉(Jacob Even-Ezra)解释说：“大家认为，我们是少数有经验实地测试这种设备的业者。”9·11以后，艾彼特和马佳尔的股价都上涨一倍以上，对以色列国土安全股票而言，这是标准的表现。号称“监视摄影空间元祖”的威灵特公司在9·11之前完全没有获利，但是2000到2006年间，该公司靠着监视繁荣，股价上涨三倍以上。

　　以色列国土安全公司表现优异，早已为股市观察家熟知，却很少当成地区政治因素来讨论，其实应该如此。以色列政府决定把“反恐”当成出口经济重心，和以色列放弃和平谈判的时间完全一致，这并非巧合。而且，以色列实行明确策略，不把以巴冲突视为具有明确土地与权利目标的民族主义运动之战，而将之视为全球反恐战争的一环，是对抗一心一意追求毁灭的不理性狂热势力之战。以色列采取这种策略和放弃谈判的时机也完全相符，这种情形同样不是巧合。

　　这个地区的冲突从2001年开始升高，经济绝非主因；显然双方都不缺助长暴力的素材。但是在这种对和平极为不利的情况下，经济在某些时点，一直是平衡力量，促使不愿谈判的政治领袖开始谈判，就像1990年代初期的情形一样。国土安全繁荣改变了这种压力的方向，创造了对持续暴乱继续大力投资的另一个有力部门。

　　以色列就像过去芝加哥学派推动实验的边疆国家一样，9·11后的急速成长，也表现在国内贫富之间社会快速阶级化的特征上。安全产业快速成长，伴随着一波民营化和削减社会福利计划资金的政策，几乎使劳动党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创造的经济成就化为乌有，也造成了以色列前所未有的不平等弊病。2007年时，24.4％的以色列人活在贫穷线下，35．2％的儿童是贫童；相形之下，20年前只有8％的儿童是贫童。这种繁荣的好处没有利益均沾，只为以色列少数人带来暴利，尤其是造福于跟军方与政府水乳交融的有力部门 (也有大家熟悉的所有企业贪腐弊案)，因此追求和平的重要诱因完全遭到抹杀。

　　以色列企业界的政治取向大幅改变。今天吸引特拉维夫证券交易所的设想，不再是以色列会成为区域贸易枢纽，而是个超先进的堡垒，在众多决心坚定的敌人包围下仍然能够生存。这种态度的转变在2006年夏季表现得最明显，当时以色列政府把原本跟真主党之间的换囚谈判变成全面战争。以色列最大企业不只是支持这场战争，还资助这场战争。以色列新近民营化的超大银行路米银行(Bank Leumi)分发保险杠贴纸，上面印的口号是“我们会战胜”和“我们十分强大”。当时以色列记者兼小说家雷欧(Yitzhak Laor)写道：“这场战争首度成为主要行动电话公司建立品牌的机会，这家公司利用这次战争，推动庞大的促销攻势。”

　　以色列工业显然不再有害怕战争的理由。2006年8月，以色列和黎巴嫩爆发毁灭性的战争，特拉维夫股市却继续上涨，和1993年大家认为冲突会妨碍成长的情形截然不同。2006年最后一季，哈玛斯组织赢得选举后，和以色列在西岸与加沙的血腥冲突升高，但以色列整体经济却创造高达8％的成长，是同期间美国经济成长率的三倍以上。同时，巴勒斯坦经济在2006年萎缩10％到15％，贫穷率升到接近70％。

　　联合国宣布以色列和真主党停火一个月后，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办了一场投资以色列的特别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以色列公司超过200家，很多公司都从事国土安全业务。同时，黎巴嫩经济活动几乎完全停摆，大约140家工厂 (从组合屋、医疗产品到乳品的各种生产厂商)，都忙着清理以色列炸弹和导弹击碎的瓦砾。纽约这场研讨会不受战争影响，发出乐观的信息，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欢迎与会代表时宣布：“以色列对企业开放、总是对企业开放。”

　　仅仅十年前，根本不能想象这种战争繁荣，当时身为以色列商会联合会主席的吉勒曼，还呼吁以色列抓住历史机遇，成为“中东的新加坡”。现在他变成以色列最积极煽风点火的强硬主战派，大力推动扩大并升高战事。他接受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时表示：“说所有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在政治上可能不正确，甚至不符事实；不过几乎所有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却是非常正确的说法。因此这场战争不只是以色列的战争，也是全世界的战争。”

　　在全世界发动无休无止的战争，这帖药单和布什政府在9·1 l之后，对新生的灾难资本主义体系发布的事业公开说明书相同。任何国家都无法打赢这种战争，但战胜不是重点，重点是在堡垒国家内部创造“安全”，再用围墙外无休无止的低水平冲突支持。从某方面来说，这种目标和前进伊拉克的民间安全公司目标相同，就是巩固周边阵地的安全。看看森地泉市，就可以窥知由灾难资本主义体系建立、经营，大门深锁的未来堡垒是什么样子。然而，把这种程序发挥到极致的国家却是以色列。以色列把整个国家变成堡垒化的小区，大门深锁，被永远封锁在外面红区的人民包围。一个社会如果失去追求和平的经济诱因，反而大力投资战斗，从无休无止和无法战胜的反恐战争中发财，就会变成上述的模样；其中一部分看来像以色列，另一部分看来像加沙。

　　以色列是极端的例子，但是以色列创造的这种社会并不独特。灾难资本主义体系在折磨人的低强度冲突状况中会欣欣向荣，这点似乎是从新奥尔良到伊拉克所有灾区的目标。2007年4月，美军开始实施一个计划，要把巴格达好几个动荡的小区变成“大门深锁的小区”，四周由检查哨和水泥墙围起来，而且用生物特征辨识科技追踪里面的伊拉克居民。居民阿哈米亚 (Adhamiya)看着自己住的小区被围墙封锁起来，预测说：“我们会变得像巴勒斯坦一样。”美军发现巴格达绝不可能变成杜拜、新奥尔良不会变成迪斯尼乐园后，开始实施备用计划，准备把伊拉克变成另一个哥伦比亚或尼日利亚，变成战争连绵不绝的地方。作战主力是民间士兵和准军事部队，战争水平压低到只足以把天然资源从土地里开发出来，配合佣兵保护油管、产油平台和水资源。

　　大家常常拿加沙和西岸的军事化贫民区，拿他们的水泥墙、通电围篱和检查哨，跟南非要求黑人住在贫民区、离开贫民区时必须持有通行证的种族隔离制度相比。南非律师杜家德(John Dugard)是巴勒斯坦地区人权问题的联合国特派专员，他在2007年2月如此表示：“以色列在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实施的法律和执行方式，的确很像种族隔离制度。”两者相似的地方很明显，但是也有很多不同，南非的黑人家园基本上是工作营，是严密监控黑人劳工，以便以廉价的成本要黑人到矿场工作的方法。以色列打造的制度目的正好相反，是要让劳工无法工作，是由开放式居留营构成的网络，拘禁几百万被归类为多余人口的民众。

　　巴勒斯坦人不是世界上唯一被如此归类的群众：几百万俄罗斯人在自己国内也变成多余人口，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逃离俄罗斯，希望在以色列找到工作和尊严生活。南非的种族隔离虽然已经废除，却有四分之一的人口住在快速扩张的贫民区草寮里，他们在新近推动新自由主义的南非，也是多余的人口。这样把25％到60％人口抛弃的做法，是芝加哥学派圣战的特征；这种做法从1970年代就已经开始，当时南锥国家处处散布的“难民村”就是例子。南非、俄罗斯和新奥尔良的富人兴建高墙，把自己围起来；以色列把这种做法进一步提升，在危险的穷人四周兴建高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