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1974）

序

　　1967年，苏联政府在大张旗鼓庆祝苏联建国五十周年的时候，煞费苦心地不让人们去注意另一个里程碑——叶若夫暴行三十周年。1936年9月，尼古拉·叶若夫^[1]接替G·G·雅戈达^[2]当上了苏联保安机关首脑，日益加剧的三十年代恐怖这时临近了高潮。在1937年2—3月的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斯大林和叶若夫报告说，揭发了一个庞大的间谍网。就在这次全会上，斯大林提出了他的一个论点，即随着社会主义接近最后的胜利，阶级斗争必然激化。这种说法被用来证明日益加剧的恐怖是有理的，同时正式给叶若夫暴行开了绿灯。成千上万的党政官员，工商业界领导人，以及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遭到逮捕和处决。虽然这种恐怖浪潮一直持续到1938年，但是苏联式的“巴塞洛缪之夜”^[3]——摧毁苏联社会整个精华——是出现在1937年。
　　三十年代在苏联发生的事件，有许多至今仍然不很清楚，但原因却很明显。斯大林及其同伙成功地竖起了一堵门面来遮掩他们的行径。他们安排了莫斯科橱窗式的审讯，搞了三次大审讯——1936年8月19—24日的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1937年1月23—30日的所谓“反苏托派中心案”；1938年3月2—13日的所谓“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在这几次审讯中，列宁的许多老布尔什维克同志（G·I·季诺维也夫，N·I·布哈林，L·B·加米涅夫，A·I·李可夫^[4]等人）被当作人民公敌判处了死刑。斯大林主义的宣传则利用这些审讯来转移西方世界和苏联公民对叶若夫恐怖的一些影响更深远得多的事件的注意。在叶若夫横行期间，遭到行刑队毒手的托洛茨基分子或者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的追随者并不多。恐怖的矛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指向了斯大林的合作者，指向了曾经承认过斯大林主义而且在许多场合还帮助过斯大林打败其对手的那些干部。
　　过去有些专家曾经把莫斯科的审讯比作一座冰山，只露一个尖儿，而大头潜在水面之下。今天我们知道，这种比拟是颇有道理的。露出的尖儿事实上帮助了斯大林来掩饰审讯的最重要目的，而这种目的是同那些被告毫无关系的。本书汇集的关于三十年代斯大林恐怖统治的材料，应当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那些岁月里发生的事情。材料完全摘自苏联的书刊，特别是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1961年）前后出版的书刊。
　　由于本书引言中比较详细地谈过的那些原因，苏共领导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决定把档案露出一点缝儿。斯大林恐怖统治的一些受害者的传记开始出现，零散而又不系统，有的见之于报刊，有的见之于参考书。我们把这些材料分门别类加以整理，结果不仅看到了斯大林及其政权的某些新的侧面，而且还进一步了解了苏联的历史以及三十年代在苏共和苏联制度中运行的更大的社会进程。
　　这些材料也代表了本世纪文化史的一角。它们表明，一个专制制度可以怎样地摧毁人的社会生存的最根本的准则。我编辑本书的最重要目的即在于此。本书的主旋律是乔治·桑塔亚纳^[5]的一句箴言：“不了解过去，就必将重复过去。”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以后，给斯大林恐怖统治受害者恢复名誉的工作大大放慢了。这一趋势在1968年苏联干涉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变得特别明显。新斯大林主义和沙文主义成了党在意识形态上的重要信条。领导人企图给苏联老百姓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三十年代的大量杀人是无关紧要的，而且，无论如何，这种状况似乎丝毫也不曾妨碍社会主义的发展。斯大林恐怖统治受害者的传记偶尔还继续出现，但是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常常使用的一种提法，即“……成为个人迷信时期滥用权力的受害者”，今天已很少见到。
　　已恢复名誉的斯大林恐怖统治受害者，属于当年的政治精华：党的领导人，政府高级官员，工商业界领导人，科学家，作家，艺术家，以及军界高级将领。他们大都是党员，都曾经在体力上和智力上为建设苏维埃国家作出了贡献。苏联科学院院士安德烈·萨哈罗夫^[6]教授1968年在那篇如今举世闻名的文章中指出，仅仅在1936年至1939年，就有一半以上的党员，即一百二十多万人，曾被逮捕，而在这些人当中，只有五万人获得释放。本书读者将会有理由发问：那些千千万万不是党员、但也在黑夜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的苏联公民，其遭遇又如何呢？
　　我谨向所有帮助过我编辑本书的人，尤其是斯普罗吉斯夫人（材料组长）和L·斯基麦尔夫人（复印俄文材料原文）致以谢意。我非常感谢胡佛研究所成员及其同事们大力相助，特别感谢担任俄文翻译的保罗·史蒂文森，担任德文翻译的加里·杰勒德以及负责最后校订的E·迪尤尔夫人。
　　本书吸收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科隆东方学国际研究所主持编写的题目为《叶若夫暴行》的分析报告所提出的一些特别有用的观点，谨在此表示感激。

　　鲍里斯·列维茨基^[7]
　　1973年1月于慕尼黑

^[1]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Ежов，1895年5月1日——1940年2月4日），生于圣彼得堡，当过裁缝学徒和工厂工人。1917年5月参加布尔什维克，1919年至1921年随红军作战。1922年开始当过一些地方的区委书记。1927年进入农业部门，1929年至1930年任副农业人民委员，1934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36年9月至1937年1月任内务人民委员，1938年4月至1939年4月任水运人民委员，1939年4月被捕，1940年2月被判处死刑。

^[2] 亨利希·格利戈里耶维奇·雅戈达（Генрих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Ягода，1891年11月7日－—1938年3月15日），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1年因参与革命运动被捕，被流放到辛比尔斯克，1913年获释。1915年应征入伍，1917年加入了俄军中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并参加了十月革命。1917年11月—1918年4月任《农村贫农报》执行编辑。1919年加入契卡，1921年3月31日被任命为契卡副主席。1923年9月18日出任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二副局长，1926年6月捷尔任斯基去世后升任第一副局长。1930年7月13日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被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二副主席。1934年2月10日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34—1935年任内务人民委员。1936—1937年被调任为邮电人民委员。1937年4月3日被撤职，5日被捕。1938年被处决。

^[3] 1572年8月24日夜间，即基督教的“圣巴塞洛缪日”夜间，法国国王查理九世之母策动了对胡格诺派教徒的大屠杀，据估计惨遭杀書的约五万人。——译者注

^[4]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Рыков，1881年2月25日——1938年3月15日），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投身于俄国1905年革命。1907年主张与孟什维克等党内机会主义派别妥协。1911年回国，多次被捕流放。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十月革命胜利后，任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后，历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当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年任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年被解除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1931年改任交通人民委员。1936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88年平反。

^[5] 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1863—1952），美国诗人，散文作家，教育家和哲学家。——译者注

^[6] 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Андрей Дмитриевич Сахаров，1921年5月21日——1989年12月14日），苏联原子物理学家、持不同政见者。1960年以后是苏联人权运动领导人。197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80年被捕，被流放到高尔基城。1986年返回莫斯科。1989年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同年12月14日因突发心脏病在莫斯科逝世。

^[7] 鲍里斯·瓦西里耶维奇·列维茨基（Борис Васильевич Левицкий，1915年5月19日——1984年10月28日），乌克兰民族主义作家、政治学家。30年代起参加地下民族主义组织。1942年发起成立乌克兰民族民主党。1943年起先后流亡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1946年发起成立乌克兰革命民主党。1956年脱离民族主义运动，支持修正主义。此后曾担任德国社民党顾问。1984年在慕尼黑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