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1974）
各民族共产党领导人
（二）
法伊祖拉·霍贾耶夫
传记资料
生于1896年，卒于1938年。192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出生在布哈拉一个富商的家庭。1917年，他加入青年布哈拉党组成的地下中央，积极参与组织反对埃米尔统治的一次大示威。当这场有广泛基础的造反运动被埃米尔击败，霍贾耶夫鉴于有判处死刑的危险，于是逃到土尔克斯坦，他在那里不久就成为左翼青年布哈拉党的领导人。1919年，他在莫斯科的土尔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办事处工作并作为青年布哈拉局的代表。1919年9月，他回到塔什干。1920年8—9月，他积极组织反对埃米尔的武装起义。在埃米尔被推翻后，他成了布哈拉人民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委员。在随后的年月里，他直接参加同巴斯马奇匪帮的斗争。根据俄共（布）中央的决定，他被任命为东布哈拉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2年，他是俄共（布）中央中亚局委员，1924年任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1927年，他被选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之一。1938年，他成了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受害者。㉛
他是在激烈的斗争中成长的
他的像常常挂在乌兹别克的农村和丘克奇人的帐篷里，挂在莫斯科的办公室和公共建筑里，甚至挂在魏玛德国首都的商业画廊里，作为世界闻名的男女的展览的一部分。在有些像里，他跟在布哈拉时一样，穿一身条纹长袍，高高地缠一块白色头巾；在另一些像里，他穿一件指挥员的上衣，佩着军衔标记，而更多的是，他穿一套漂亮的西服，打着领带。但是所有的画像都有简短的题字，上面写着：“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法伊祖拉·霍贾耶夫”。那时，这样的主席有七个，他是其中的一个。他是在1927年的五一节之前举行的苏联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这一高级职务的，在第五次、第六次和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都被一致重新选任这一职务。总共有十年时间，他同M·I·加里宁，G·I·彼得罗夫斯基和其他人一起履行伟大的苏维埃政权的主席这一崇高职责……
1920年9月初，当布哈拉人民在红军帮助下推翻他们的埃米尔的时候，二十四岁的革命家法伊祖拉·霍贾耶夫成了布哈拉人民政府的主席和外交委员。一个月以前，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列宁在谈到新解放的“大部分人口是受中世纪剥削的农民”的东方国家的政权性质时，提到伊朗共产党人阿·苏尔丹—扎德的报告：“关于这点应加以思考并寻找具体的答案。”[573]花刺子模和布哈拉这两个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首先提供了，后来又扩大了这一“答案”。
在革命斗争的日历上，布哈拉的九月是跟随在俄国的十月之后的。布哈拉紧紧依靠俄罗斯联邦这个近邻，特别是依靠俄罗斯联邦的组成部分——土尔克斯坦共和国。由于这一援助，由于布哈拉共产党人和他们的政府的政治主动性，以及由于布哈拉的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和土库曼人想同1917年后生活在苏维埃旗帜下的同胞团聚这种自然的愿望，仅仅过了四年，布哈拉和花刺子模这两个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就已作好了准备，使自己纳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法伊祖拉·霍贾耶夫在实现这一点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还记得1957年夏季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曾经谈起过这个人，他的名字一度已被人忘却，他实际上不为我们的年轻人所知晓。我当时是乌兹别克小组成员，在一次哲学讨论会休息期间，一个有政治学学位的年轻的法国共产党人，就种族而言是一个塞内加尔人，走到我们这边说：“我对布哈拉和它的领袖法伊祖尔·霍贾（他是这么称呼他的）很感兴趣”。他解释说：“亚非新兴国家百分之九十的领导人跟他很相像，把一个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共产党人，把布哈拉的民族民主改变成社会主义民主，这是极其有意思和富有教益的。我怎么会听说他？关于他，已经写了很多东西，不过是苏联在西方的敌人写的罢了。”
我本人对霍贾耶夫这个人也很感兴趣。他的全名很长，叫乌巴伊杜拉·霍贾耶夫，他的革命生涯也是漫长而复杂的。凑巧有一个文件提供了他的全名——他去国外旅行时用的护照。二十年代初，曾建议他去德国治病并开始（同德国）建立贸易关系。俄罗斯联邦政府批准了，他的全名就写进了护照。这不是偶然的。十年前，1912年，他的父亲是一个长着稀疏的胡子，身材瘦小的人，但却是一个“大人物''，一个百万富翁，他在前往麦加的途中死在莫斯科，他把俄国东部阿斯特拉罕最大的一家皮货贸易公司留给了他的十六岁的儿子法伊祖拉。当时，这个儿子又把他受人尊敬的祖父的名字加在他自己的名字上，以强调他要把他家的事业进行下去。这样一来，这个拥有八百万金卢布资本的年轻的商人在他的全名下在海外就出了名，但是现在他不是一家布哈拉贸易公司的老板，而是布哈拉苏维埃政府的首脑。
年轻的法伊祖拉到莫斯科求学，在一个富商——立宪民主党人的家里住了将近三年时间，他受到文明的民主的教师的教导。因此这位“穿着莫斯科服装”的年轻的布哈拉商人醉心于资产阶级的改造俄国的理想，成了扎吉德运动[574]的追随者，就不足为怪了。后来，霍贾耶夫在他写的《论布哈拉的革命史》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布哈拉扎吉德党人的演变，他们“由于阶级分化，变得越来越背离他们的立场，十月革命后……起着反革命的作用，成了工人和农民的阶级敌人”（第100页）。但是在当时，布哈拉的扎吉德党人是进步的，他们的宗旨当时是要消灭这个埃米尔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布哈拉的这个资产阶级自由派运动中开始出现一个“秘密社会”；精力旺盛的法伊祖拉成了它的成员，不久还成了青年布哈拉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他的许多同伴从未超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但是法伊祖拉正如他谈到自己时所写的那样，“虽说是缓慢地和困难地”，但却始终作为一个革命者“不断地斗争”，并把他自己完全贡献给社会主义事业。
对于他来说，新的道路开始于1917年4月，当时布哈拉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但是被埃米尔驱散了。法伊祖拉由于参与组织这场群众运动而被缺席判处死刑，他在黎明时从狭窄的小路逃到附近的俄罗斯城市卡甘市，他在那里加入了P·G·波尔托拉茨基[575]和其他劳动者组成的“俄罗斯光荣的儿子”小组，他们帮助他“澄清了思想，并转到布尔什维克一边来。”但是这不是一下子就发生的。1918奉春天，霍贾耶夫意识到自己对于矛盾指向布哈拉的“科列索夫运动”遭到失败所负的责任，就动身前往莫斯科，想从一个接近列宁的人士处了解下一步该怎么办。他在奥伦堡被捕，萨马拉的大夫勉强救了他一命。他此行花了好几个月，但是这本身就是一次教育。当他从莫斯科回到塔什干时，在许多方面已经变了样。他的伙伴们“已经不认识他”。他以前的资产阶级理想在他看来是站不住脚的了，亲英方针的建议变得可疑了，青年布哈拉革命者的主张和方法显得是徒劳无益的了……1920年8月初，他宣称，他认为他的纲领同共产党人的纲领一模一样。在他起了很大作用的布哈拉革命的第七天，青年布哈拉党虽然当时比布哈拉共产党人数要多得多，根据霍贾耶夫的建议，宣告解散，而他则同其他积极的革命者一起宣告自己是共产党人，并成为布哈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1922年，霍贾耶夫在前往参加热那亚会议途中抵达莫斯科。作为一个熟悉出口可能性和有同外国保持直接贸易关系经验的贸易专家和苏维埃布哈拉的首脑，他参加这次会议很有必要。但是布哈拉的事态是有威胁性的。叛徒和外国代理人恩维尔帕夏在伊斯兰的绿旗下同巴斯马奇匪帮勾结起来。霍贾耶夫改变了路线：“我被告知去布哈拉”，作为东布哈拉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他也这么做了。由于指挥了击败巴斯马奇匪帮的战斗，他荣获红旗勋章，是第一个获得当时俄罗斯联邦这一最高奖赏的苏维埃东方的代表。布哈拉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也给他的最高军事荣誉：他和苏维埃军队几位主要指挥员每人得到一把金剑……
“最初我认为一条路是对的，后来我看到必须走另一条路。”这就是霍贾耶夫的经验。他走的路是一条明白无误的路，但是这条路是一步一步地才看清楚的，这条路上的每一件事都是新鲜的。但是他是一个正直的真理探求者，首先他知道象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那样如何从对他的错误的批评中得出结论……他的坦率和真诚帮助他了解布尔什维克的工作方法。他坚定果敢，并且有文化，正如捷尔任斯基所说，不可能想象一个党和苏维埃领袖没有文化。以前的伙伴和人民委员会的证词表明，他是一个话语不多的讲究实际的人，他仔细地研究问题，同专家们磋商，收集背景情况，然后很快就准确地把握住问题的实质。他的党性原则的修养使他成长为一个思想家，他懂得我们民族发展的辩证法。他的理论、经济和实际的知识表现在他对灌溉和种植棉花的问题的态度上，由于改进了灌溉和种植棉花，他获得了列宁勋章。
他极力来提高自己的教育程度，成了一个有高度教养的人，他把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同学术和记者的活动结合在一起。他写了二十多部书、小册子和专题报告，包括他关于布哈拉革命史的那本再版过的大部头著作。他的这本著作和其他著作不仅包含有用的事实和记录，并且是一些别具一格和深刻的（虽然并非总是没有争论的）理论言论，［涉及］例如（布哈拉这个）旧埃米尔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倾向和资本的原始积累，种族和部落的演变，中亚的政治地理划分，等等。他的故意用了一个简单的书名的那本《乌兹别克的国民经济》，是一个光辉的榜样，说明如何根据生动的事实和数字展开充满热情的论战，他写这本书是为了回击帝国主义阵营那些进行诽谤的批评家们。他以记者的犀利笔锋经常针砭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表现。他怀着美好、崇高的情操，怀着真正共产主义者的深邃感情从事写作，他认为“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总政策为每一个人和整个社会提供了道义力量。”
他最后一次公开讲话是1937年5月在撒马尔罕举行的乌兹别克第一次科学家和学者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演说。除了别的事，他当时还描述了乌兹别克未来的灌溉系统——费尔干纳河谷的大运河，把阿姆河同扎罗夫尚河连结起来，等等。他把这篇演说逐字逐句地记录下来了，在他回布哈拉途中经过扎罗夫尚河谷时，他打电报到塔什干，表示希望发表这篇演说，“以便探讨未来的问题”。
1938年，他的生命悲惨地中断了，他当时还不到四十二岁。他是经过布哈拉的狭窄小路，冲破黑暗，在黎明时分投奔革命的，革命把他领上为党和为人民的进步大道上来。他竭力保持这光明的―面，正是从这一面才能最清楚地看清他，我国人民也将怀念他。*
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柯秋宾斯基[576]
传记资料
生于1895年，卒于1937年。乌克兰古典作家柯秋宾斯基的儿子。生于文尼察。191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1年，还在上中学时，他就积械参加把革命青年组织起来。1917年二月革命时，他在彼得格勒，正在服役，并在军队中从事革命工作。于7月被捕。获释后，他被任命为彼得格勒莫斯科—扎斯拉夫斯基区赤卫队分队指挥员。十月革命时，他是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了对冬宫的进攻。革命后，他回到乌克兰。在1917年12月举行的乌克兰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被任命为副军事人民委员。1918年，他任乌克兰工农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在他的指挥下，苏维埃军队打垮了中央拉达的部队，解放了基辅。他是乌克兰特别国防委员会的主席，在德国占领期间，他在占领区组织地下工作。他积极参加建立乌克兰共产党，在乌克兰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进中央委员会。1919年，他任切尔尼戈夫省执行委员
会主席；6月，他成为乌克兰共产党切尔尼戈夫省委委员，8月任省委书记。在邓尼金的军队入侵乌克兰期间，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他为第12集团军编组军队，并安排省机关和财产北撤。1920年，党派他到波尔塔瓦工作，他在那里在省委和省执行委员会里担任重要职务。1921年12月，他被任命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驻维也纳代表。1922年9月，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派他到社会主义政治和理论学院学习。1925—1930年，他再次到维也纳，后来到华沙从事外交工作。1930—1934年，他任乌克兰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后来任主席。1937年，他成了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受害者。㉚
伊万·尤利亚诺维奇·库利克[577]
传记资料
生于1897年，卒于1941年。文学笔名为罗利纳托、瓦西里·罗连科。1914年加入共产党。出生在什波列（现为切尔卡塞州）一位教员的家庭。1900年，他父母迁往乌曼，他就在那里度过童年。1911年进入敖德萨艺术学校。1914年去美国，参加社会民主党。1917年5月回到乌克兰。参加过十月革命和内战。在基辅十月武装起义期间，他是当地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7年12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在基辅举行的西南地区州代表大会上，他被选进乌克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在全乌克兰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成为苏维埃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参加恢复克列缅楚格和乌曼的苏维埃政权后，他在莫斯科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乌克兰局工作,1919年，他是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从1919年7月起，他积极参加西乌克兰和波兰的共产党地下活动，并被波兰白匪逮捕。1920年，他是加利西亚革命委员会委员，参加了同波兰白匪的战斗。1923年，他加入以“加尔特”[578]闻名的无产阶级作家组织。1924—1926年，他任苏联驻加拿大领事。回国后，他担任党和政府的工作。从1924年起，他任乌克兰苏维埃作家协会主席。在1937年乌克兰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进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36—1937年，他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无线电委员会主席和党的出版社社长。1937年他被捕，成了个人迷信的受害者。④
扬·达维多维奇·连茨曼[579]
传记资料]
生于1881年，卒于1939年。党内的名字叫肯奇斯、米辛巴尔特、克鲁姆斯、采里斯、格里克、格里基斯、鲍里斯。1899年加入共产党。出生在库尔兰省一个农场工人的家庭。1897年，他当上了工人并参加了革命运动。1903年，他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1904年，他逃到利巴瓦（利巴乌），成了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委员。从1905年起，他是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07年，他是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1908年初，作为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他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从1908年底至1911年，他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委员，从1911年起，他是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里加委员会委员。1917年，他还担任里加工人代表苏维埃委员。他是第一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是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四月）代表会议和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德国占领拉脱维亚期间，他在里加从事地下工作；从1918年12月起，他是苏维埃拉脱维亚的政府副主席和内务人民委员。1919—1921年，他是第15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并在俄罗斯联邦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1921—1924年，他任彼得格勒港务局长和俄共（布）彼得格勒省委委员。1925—1931年，任苏联商船队理事会主席。1931—1937年，他在共产国际拉脱维亚部工作。在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他遭到诽谤并被处决。身后恢复名誉。⑪
阿维斯·索戈莫诺维奇·努里贾尼扬
传记资料
生于1896年，卒于1937年。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3年，他离开舒沙中等技术学校，进入基辅商学院经济系。1914年，应征入伍，被派往高加索前线。1917年，他加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达什纳克楚琼党，但是不久就改变了观点，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的行列。1918年，他在巴库从事地下工作，是俄共（布）巴库委员会的书记。他于1919年被捕；获释后去亚美尼亚，是［俄共（布）］亚美尼亚委员会委员，积极参加组建亚美尼亚共产党。1920年，他代表亚美尼亚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享有投票权，是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后为书记。1920—1921年，他任亚美尼亚共和国军事人民委员；1921年5月—9月，任特别部队司令，后任内务人民委员和亚美尼亚人民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1年，他在彼得格勒学习。1923—1926年，他任列宁格勒沃洛达尔斯基区委组织部长。1926—1930年，任梁赞省党组织的新闻部部长。1930—1937年，他在南高加索任集体农庄理事会主席。1937年，他成了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受害者。*
“我们的阿维斯”
阿维斯·努里贾尼扬是亚美尼亚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光荣的一代的主要成员之一。他积极参加保卫巴库公社，帮助领导五月起义，为在亚美尼亚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了奋不顾身的斗争。在他还是一个青年的时候，他就投身于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他的一生始终忠于列宁主义旗帜。
阿维斯·索戈莫诺维奇·努里贾尼扬有过一段艰难的生活。他早年就失去父母，在他故乡（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卡凡地区）瓦加昌村一边劳动一边学习。他的亲属尽管经济拮据，还是竭尽可能让他受教育。1913年，他从舒沙中等技术学校毕业，进入基辅商学院经济系。然而，他在那里没有呆多久，因为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了。1914年，他应征入伍，被派往高加索前线。1917年，他加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达什纳克楚琼党。然而，那一年他到了巴库，在多民族的巴库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影响下，不久他就改变了他的政治观点，离开了达什纳克党，同一大批“左翼达什纳克”工人站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一边。在巴库公社时期，布尔什维克在阿维斯和他的同志们的帮助下，把影响扩大到了被达什纳克的宣传引入迷途的群众中间。1918年8月25日，他同S·邵武勉，A·査帕里泽，G·彼得罗夫和P·波卢欣一起，签署了一封致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的电报，谴责公社敌人的背叛行径，表示确信苏维埃政权将在巴库取得胜利，确信巴库的多民族的无产阶级将再一次同苏维埃俄罗斯的工人团结在一起。
巴库公社失败后，“左翼达什纳克”集团停止存在，努里贾尼扬和他的朋友们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无保留地接受布尔什维克党的主张。巴库布尔什维克组织派他到地下工作最关键的部门。他作为演说家、宣传家和组织家的天赋才能，他说服人和鼓舞人的力量，使他成了这个组织的重要成员。根据俄共（布）巴库委员会的决定，他作为代表出席了党的“阿达利阿特”[580]代表会议，后来被选为俄共（布）巴库委员会书记。他的革命活动为平等党人政府的密探所注意，1919年秋天他被捕了。平等党人政府把他关押了六周以后，把他驱逐出阿塞拜疆，在俄共（布）南高加索委员会的同意下，他前往亚美尼亚，在那里他很快就成为亚历山德罗波尔布尔什维克组织的领导人。他竭尽所能来加强亚美尼亚布尔什维克组织，发展革命运动。在布尔什维克1919年九月代表会议和［1920年］一月代表会议上，他被选为党的亚美尼亚委员会委员。在建立亚美尼亚共产党和确立苏维埃政权方面，他起了重大作用。他的名字是同亚历山德罗波尔布尔什维克就“目前形势”通过的决议联系在一起的，这项决议是在一月代表会议上通过的，作为代表会议的主要文件之一刊登在巴库报纸《新世界报》上：这项决议在通过武装起义在亚美尼亚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一点上起了重要作用。努里贾尼扬事实上是这项决议的作者……
1920年7—8月，他同A·M·纳扎列强一起代表亚美尼亚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享有投票权。他向大会就“亚美尼亚的共产主义”作了报告，几个月之后，这一报告收在大会报告集里在彼得格勒出版了。［努里贾尼扬的报告〕总结了亚美尼亚革命运动的路线，叙述了那里的党的组织工作，表示希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采取措施来制止达什纳克政权专横地对待劳动群众。同年9月，他参加了亚美尼亚共产主义组织代表会议，并在东方各族人民代表大会上同S·M·基洛夫、G·K·奥尔忠尼启则、E·D·斯塔索娃等人一起被选进宣传委员会。他积极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参加出版委员会的机关刊物《红色东方》，同时仍然当他的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1920年］11月，他成了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他在工人中间享有巨大的威望，他对人民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他同萨尔基斯·卡西扬[581]、亚历山大·维克扎金、伊萨克·多夫拉强、阿斯尤纳兹·姆拉维扬[582]以及萨克·捷尔·加勃里梁……等人，都还是亚美尼亚革命委员会委员。
1921年，在达什纳克党人二月冒险活动时期，他参与指挥红军作战。打败达什纳克党人后，他全力以赴地投入和平经济工作。1921年9月，他去彼得格勒学习。1923—1926年，他任列宁格勒市沃洛达尔斯基区委组织部长，1926—1930年，任梁赞省党组织的新闻部部长。1930年，他回到南高加索，作为集体农庄理事会主席，投身于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
努里贾尼扬是一个精力充沛和正直的工作者，是一个讲原则的人，他坚定地忠于南高加索和整个苏联各族人民间的不可动摇的国际友谊。他的实际活动和文学作品（虽说不多）都证明了这一点。他还做了许多工作来发展亚美尼亚的布尔什维克报纸，帮助出版《农民之声报》以及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共产党人报》和《消息报》。他为报刊写过几篇文章，指出并说明了亚美尼亚共产党所面临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的主要问题。他出席了苏共第十一次、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多次当选担任党和政府的领导职务。他的生命于1937年被中断了，他的一生是忠诚地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光辉榜样。*
萨迪克·努尔佩伊索夫
传记资料
生于1904年，卒于1938年。1925年，他任共青团哈萨克地区委员会组织部长、该委员会第一书记、苏共哈萨克地区委员会委员以及哈萨克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苏共中央所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班结业后，他成了党的麦尔克区委第一书记，后任党的卡拉干达州委书记。1937—1938年，他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1938年，他成了斯大林个人迷宿的受害者。*
党的学生
萨迪克·努尔佩伊索夫出生在吉尔吉斯农村一个贫农的家庭。他的童年无欢乐可言，愚昧而贫困。但是他的家庭很看重知识，当他的兄长们开始干农活挣钱后，他们已能把小萨迪克送去上学，先是在村子里，后来送进一座俄罗斯—吉尔吉斯学校。革命到来时，需要有文化的人，他开始担任村苏维埃的秘书。但是勇敢的战士也是需要的：白匪和帝国主义者竭力想熄灭十月的火炬，窒息苏维埃政权。萨迪克不再甘心当一个秘书：他投笔从戎，加入了红军。在战斗中，更加增强了他成为一个共青团员的决心，回家以后，他组织了第一个共青团支部。两年后，他成了共产党的预备党员，但是他仍同共青团保持密切联系。他在库斯塔纳伊当县委副书记，是共青团省委组织部长。后来他成了共青团吉尔吉斯州委组织局主要书记，负责锡尔河、哲台苏、卡拉卡尔帕克等州的青年组织。这是把中亚划分为各个民族政治单位的时期，萨迪克做了许多工作，向人民解释这么做的必要性，同时又无情地痛斥民族主义分子和沙文主义分子，他们竭力歪曲这个问题和采取这一措施的目的。
1925年，他负责共青团哈萨克地区委员会组织部，这个部负责挑选、培养和任命共青团的领导人，在这一岗位上他的组织才能变得特别明显。不久他当选为共青团哈萨克地区委员会第一书记，这个职务他担任了两年时间。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后］他还成了苏共哈萨克地区委员会委员。[583]当地的共青团组织在他的领导下，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右翼机会主义分子以及民族主义分子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他的全部不知疲倦的精力，都用于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来教育许多民族的青年。
他的名字是同共青团在文化战线上的活动，特别是同扫除文盲联系在一起的。他在农村和居民点的青年人中间度过了好多年。建立苏维埃，分配耕地和牧场，没收半封建别伊的牲口，这一切都要求共青团的这位领导人进行聪明的领导，付出极大的精力。随后就是从事新建设的辛勤工作；建设土尔克斯坦—西伯利亚铁路，兴建有色冶金工厂和石油工业。这一新世界的创造者们没有经验可借鉴；在喧闹的日常工作中靠自己去摸索。但是通向未来的大道已为光芒四射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所照亮。
为了充实自己的理论知识，努尔佩伊索夫参加了苏共中央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班，在学习班结业后，党又派他担任重要职务。他曾任党的麦尔克区委第一书记，后来任党的卡拉干达州委书记。在他生命的最后四年，他任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在这一段时间里，他被选为出席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和全苏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他还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苏联第一届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在这个机构于1938年1月举行的首次会议上，他当选为民族院资格审査委员会主席。他在该委员会作的报告中说：“苏联人民通过派遣代表参加这一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对我们，对它所选出的代表显示了高度的信任。我们必须永远不忘记，代表的职责是无私地忠于人民，忠于列宁的伟大事业。”
在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里，他负责党和国家的建设以及干部的挑选和提升。他是在形形色色的卑劣家伙——以前的白卫军、别伊、富农、阿拉什匪帮的成员等等——偷偷地钻进了党内的时候，负责审查和更换党证的。1937年11月，提名他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候选人的时候，《哈萨克真理报》曾写道：“努尔佩伊索夫同志成年以后的整个生命是在共青团和党的行列中度过的。他是哈萨克人民最杰出的儿子之一，他把他的全部力量和精力献给了并继续献给祖国。他是从老百姓中间成长的，在同反革命阿拉什匪帮和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者的阶级斗争中锻炼得坚强……努尔佩伊索夫同志已成为哈萨克布尔什维克的杰出的领导人。”
仅仅一年之后，他就成了专横统治和不公正的镇压的受害者，在他才华横溢，风华正茂的时候，他遇害了。但是他的好名声已经恢复了。凡是认识他的人都特别感谢党中央恢复了党和国家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⑬
阿加·古赛因·拉苏尔扎杰
传记资料
生于1884年，卒于19— 年。1903年加入共产党。1917年，为巴库苏维埃成员。1918年，奉党的指派，到达吉斯坦组织苏维埃；巴库的苏维埃政权暂时被推翻后，他从事地下工作。1919年，他任巴拉哈内—萨布钦区工人代表会议主席。1918—1919年，他积极参与出版巴库地区工人士兵水兵代表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是《自由报》编辑部成员；曾在合法的讽刺刊物《火炬》和《阿塞拜疆穷人》的编辑部工作；他还在吉安贾组织党的地下组织。1920年，他在巴拉哈内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苏维埃政权在阿塞拜疆确立以后，他是巴拉哈内—萨布钦区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并主编《红色吉安贾报》。1921年，他任巴库县民警司令，并是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他是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受害者。*
党的忠诚的儿子
阿加·古赛因·阿里—奥格雷·拉苏尔扎杰的一生都献给了革命斗争，用于为党和劳动人民服务。他1884年11月生于巴库县的巴拉哈纳镇：十岁的时候，他进了农村的宗教学校，十六岁时他成了一个制造锥孔工具的人的助手。工人的子弟就是这样开始他们的生涯的。1903年，他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始终坚定地忠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旗帜。他参加了 1902年5月1日巴库的第一次政治示威游行……他同G·苏尔坦诺夫、M·马麦佳罗夫以及S·亚库鲍夫一起建立了 “巴拉哈纳小组”，小组的成员学习并散发《发展报》，还在穆斯林青年中进行工作。他是一位革命政论家，并是M·A·萨比尔、D·马麦德古卢扎杰、A·阿赫维尔吉耶夫、A·加姆古萨尔和其他一些人的重要著作的积极宣传者。这些著作帮助他进行反对沙皇制度、宗教狂热、愚昧和社会不公正的斗争。1907—1912年间，他的许多文章出现在《巴库生活报》上，他曾同布尼亚扎杰和G·苏尔坦诺夫一起在该报工作。此外，1911年他写了并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书《我们的缺陷》，阅读这本书是不能不动点感情的。令人惊奇的是，这个朴实、靠自修而成的工人竟能深刻地以一种令人钦佩的文学笔法描绘工人和劳动者的处境，他竟然断然决然地号召农民和妇女起来同旧世界进行斗争。
拉苏尔扎杰在为苏维埃政权在阿塞拜疆的胜利积极奋斗的人中占有一席令人尊敬的位置。他绝对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一个坦率、正直、敏感和富有同情心的人。工人们爱戴他，钦佩他。1917年二月革命后，他第一次当选为巴库苏维埃的委员，在短时间内他就表明他是一个天才的组织者。1918年2月，党派他同卡齐·穆罕默德·阿加西耶夫[584]和加伊达尔·阿里·塔吉扎杰去达吉斯坦，组织那里的苏维埃。巴库苏维埃政权1918年暂时被推翻之后，他转入地下，在反革命的平等党人政权统治下的困难条件下在巴库工人中做了党的许多工作。1919年4月，他当选为巴拉哈纳—萨布钦区工人代表会议主席。1918—1919年，他同R·阿洪多夫、Kh·泽伊纳雷和A·I·米高扬一起积极参加出版巴库地区工人士兵水兵代表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他还是合法报纸《自由报》的编辑部成员，他还在合法的讽刺刊物《火炬》和《阿塞拜疆穷人》工作。1919年6月，在巴拉哈纳的工人和青年的大会上经常可以见到他。他是一个激烈的演说家，他指责平等党人政府的反民族政策，指责达什纳克党人和孟什维克，号召劳动人民团结在列宁党的国际主义旗帜下。
1918—1919年，巴库党组织给了阿塞拜疆各个县的党组织以很大的援助。同年，巴库委员会［原文如此］命令拉苏尔扎杰和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去吉安贾，他在那里协调党的地下组织的工作，并看到贫农是指望着他们的。当他成了老布尔什维克联合会的成员时，S·M·叶劳吉耶夫关于他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了解拉苏尔扎杰，他是反对平等党的战士，致力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积极党员。”
他是出席1920年2月举行的阿塞拜疆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在此前后他一直在巴拉哈纳从事宣传和组织工作。苏维埃政权在阿塞拜疆确立后，他是巴拉哈纳—萨布钦区革命委员会委员，参加镇压1920年5月的吉安贾反革命暴乱。此后他留在吉安贾做党的工作，主编《红色吉安贾报》。1921年，根据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他前往巴库并在那里担任几个重要职务：他是巴库县民警司令，被选为舒沙县执行委员会主席，是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在所有这些岗位上，他都没有辜负党的信任。
他积极致力于向南高加索各族人民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在南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进南高加索中央执行委员会。他编辑过许多报纸：《袭击者报》、《工人学生前进报》、《新路报》、《红色士兵报》，等等。他在谈到自己的文学和记者的活动时写道：“同时，我继续从事我从1907年开始的文学工作，我用阿塞拜疆文为许多家报纸写稿。”他是一个列宁主义式的工作者，一个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对党和人民的敌人毫不留情。但是他跟其他许多人一样，成了个人迷信时期的专横统治的受害者。阿塞拜疆人民将把共产党的这位忠诚的儿子铭记在心。*
图拉尔·雷斯库洛夫
传记资料
生于1894年，卒于1937年。1917年加入共产党。1918年，他任阿乌利耶—阿塔（江布尔）县苏维埃主席，土尔克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土尔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卫生人民委员。1919—1920年，任土尔克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抗灾非常委员会主席以及镇压巴斯马奇运动非常委员会委员。1920年，任土尔克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1—1922年，任俄罗斯联邦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后来任副人民委员。1923—1924年，任土尔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中亚局委员以及土尔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局委员。1925年，任共产国际驻蒙古代表。1926年至1937年，任俄共（布）高加索地区委员会新闻部长，同时任哈萨克地区报纸《社会主义哈萨克报》主编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他成了专横统治和个人迷信的受害者。
雷斯库洛夫的一生
图拉尔·雷斯库洛夫诞生以来，现在已七十年了，他是在十月革命的历史性日子里参加斗争的那一代青年革命家之一。他在为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时期，在内战和社会主义建设岁月里的生活和多方面的活动，是同土尔克斯坦共产党和哈萨克共产党这两支苏共的战斗队伍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1916年，雷斯库洛夫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参加了中亚和哈萨克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为此而被沙皇当局逮捕并被关进监狱。他兴高采烈地欢呼1917年2月沙皇制度被推翻，但是很快他就认识到，这并没有给人民带来自由和美好的生活。取代沙皇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继续奉行民族压迫的老政策。雷斯库洛夫支持布尔什维克反对临时政府的斗争,他再次被捕。1917年春天，他同俄罗斯革命者切尔尼舍夫在麦尔克组织了“吉尔吉斯青年革命联盟”，这个联盟积极参加当地苏维埃的工作。雷斯库洛夫属于哈萨克民族民主知识分子中的这样一部分人，他们在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站在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一边。他于1917年9月加入党，为在阿乌利耶—阿塔县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了积极的斗争，他被选进党和苏维埃机关。1918年，他任阿乌利耶—阿塔县苏维埃主席。在土尔克斯坦共和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土尔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卫生人民委员。1919—1920年，他是土尔克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抗灾非常委员会主席以及镇压巴斯马奇非常委员会委员。他作为俄共（布）主席团委员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1920年初，他当选为土尔克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因此他在短时间内从党的基层升到了共和国最高职务之一。在党和国家各个领域的活动中，他表明，他是一个杰出的组织者。
必须指出的是，在二十年代他的实际活动和理论活动中，他曾犯有民族主义性质的严重错误，这对工人的国际主义教育造成很大的危害。他力主把土尔克斯坦共产党变成“突厥共产党”，主张建立一个把中亚和哈萨克所有说突厥语的各民族都联合在一起的突厥共和国。这是同列宁的党的民族构成的原则背道而驰的。今天，卑劣的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信徒试图利用他的这些错误来达到他们自己的可鄙目的，伪造中亚和哈萨克各族人民的为史。但是这些外国伪造者却隐瞒了这样一个事实：党高度评价雷斯库洛夫对革命的贡献，高度评价他的才智、意志力、精力和经验，并帮助他纠正错误。他的那些错误受到土尔克斯坦和哈萨克的党组织的尖锐批评和谴责。他为土尔克斯坦的党和国家组织制订的计划遭到了俄共（布）中央和列宁本人拒绝。他承认了错误，后来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反对歪曲哈萨克人民的历史》。他在这篇文章中说：
以我为首的一批党员，曾奉行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在革命开始时帮助团结当地的劳动人民来支持苏维埃政权，但在1920—1921年间犯了几个严重错误。我们在克服了所谓“殖民地偏差”和控制了土尔克斯坦共和国之后（我当时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我们被民族主义口号引入歧途，想充当“民族领袖”，低估了国际主义问题，竭力把我们本民族的干部安捕进公众生活的机关等等。过去十五年中，党对我进行了足够的考验，我一次也没有背离党的路线。我1920—1921年所犯的错误教训了我，应当在日常工作中成为一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我相信，我决不会背离这一路线。
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列宁本人竭尽所能来帮助土尔克斯坦和哈萨克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尽力要看到党的民族纲领得到贯彻，尽力加强苏维埃东方各族人民和伟大俄罗斯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兄弟般的团结。列宁给土尔克斯坦和哈萨克的指示和信件，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土尔克斯坦委员会的建立，都表明了这一点。列宁和中央委员会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步骤来提高苏维埃东方以前的各被压迫民族的经济和文化水平并纠正他们所受的不平等待遇。列宁和中央委员会在对雷斯库洛夫等人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给予党的正苴的批评时，在培养马克思主义民族干部方面表现出了耐心和最大的关心，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完善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并使之在政治上趋于成熟。M·伏龙芝和V·古比雪夫对雷斯库洛夫有很高的评价，他们了解他们这位同志的长处以及他的短处。例如，古比雪夫在1920年8月9日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E·D·斯塔索娃的一封信里提到［雷斯库洛夫的］错误，但是说，他是一个“来自老百姓的人，在莫斯科他可能成长为一个杰出的共产党人。”
根据俄共（布）中央委员会1921年的一项决议，雷斯库洛夫被召到莫斯科，担任俄罗斯联邦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不久之后，他成为第二副人民委员。这是一个说明列宁的教育党的居领导地位的民族干部的政策的引人注目的例子。1923—1924年，他是土尔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并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中亚局委员和土尔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咼委员。1923年4月，他是出席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说，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别伊政权的某些封建分子又抬头了，得给予坚决打击。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他还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列宁去世对雷斯库洛夫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列宁死后没有过几天，《真理报》在头版发表了雷斯库洛夫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列宁——团结两个世界的旗帜》。这篇文章在今天也仍然是切题的，文章谴责一些理论家鼓吹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为了损害无产阶级的团结而把两个世界对立起来：把东方同西方，亚洲同欧洲，亚洲人同欧洲人对立起来。他写道：“我记得我1920年同这位伟人的一次谈话。我觉得象是一个小学生在接受考试似的，当然我不能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出所有的答复。但是列宁虽然对土尔克斯坦并不全了解，却根据他的知识得出了恰当的结论。”
中亚和哈萨克划分民族界线以后，雷斯库洛夫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1925年，他被派到蒙古去当共产国际的代表，他在蒙古大约呆了一年时间，帮助我们的蒙古朋友沿着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进。当时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在谈到他时写道：“他的政治路线总的来说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应当支持。”（参看1925年8月21日致彼得斯的信。）从1926年3月起，雷斯库洛夫任俄共（布）高加索地区委员会新闻部长，同时任哈萨克地区报纸《社会主义哈萨克报》的主编。同年，根据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一项决定，他担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这个职务他担任了十一年。
由于他在土库曼共和国、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担任重要职务，他积极参加决定中亚各共和国和哈萨克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正如《哈萨克共产党简史》一书中所描述的，他作为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政府的一个特别委员会主席，在1926—1930年间，做了许多工作来推动土尔克斯坦—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和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党对他很信任。他是出席苏共第十二次（1923年）、第十五次（1927年）、第十六次（1930年）和第十七次（1934年）代表大会的代表，几度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委员。除了实际工作外，他还对理论问题有兴趣。他在莫斯科的东方民族共产主义大学讲课，发表过几部书，谈哈萨克的民族解放运动、哈萨克报界史以及土尔克斯坦—西伯利亚铁路的建筑。
1937年，在个人迷信时期，他是专横统治的受害者。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他身后恢复名誉。
[573] 《列宁文稿》中文版第3卷第306页。——译者注
[574] 布哈拉的扎吉德党是一个温和的改良党，原先组织这个党是为了在埃米尔政府里实行某些民主改革。二月革命以后，埃米尔答应进行某些改革，但是后来食言了，因此这个党的成员逮捕了他并呼吁赤卫队支持。在随后的斗争中，埃米尔占了上风，1918年3月1日，赤色分子遭到慎压。后来，埃米尔支持当地的起义者巴斯马奇分于子布尔什维克斗争。——原编者注
[575] 帕维尔·格拉西莫维奇·波尔托拉茨基（Павел Герасимович Полторацкий，1888年？月？日——1918年7月22日），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二月革命后任科甘苏维埃主席。1917—1918年任土耳其斯坦劳动人民委员。1918年7月22日被社会革命党人杀害。
[576] 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柯秋宾斯基（Ю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оцюбинский，1896年11月25日——1937年3月8日），191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6年入伍。1917年参与了二月革命和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7年任乌克兰副军事人民委员。1918年1—2月任乌克兰苏维埃部队总司令。1921—1922年任乌克兰驻奥地利外交代表。1930—1933年任乌克兰副农业人民委员。1933—1936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6年被捕。1937年遇害。1955年平反。
[577] 伊万·尤利亚诺维奇·库利克（Иван Юлианович Кулик，1897年1月14日——1937年10月10日），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内战。1924—1926年任苏联驻加拿大领事。1927—1932年任乌克兰拉普主席。1934—1937年任乌克兰作家协会主席。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578] “乌克兰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简称。——译者注
[579] 扬·达维多维奇·连茨曼（Ян Давыдович Ленцман，1881年11月29日——1939年3月7日），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6年流亡国外。1908年回国。1915年被捕。1916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二月革命前越狱。1919年任拉脱维亚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内政人民委员。1924—1925年任中东路管理局副主席。1925年以后在共产国际工作。1937年被捕。1939年遇害。1956年平反。
[580] 即“正义社”，系伊朗工人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译者注
[581] 萨尔基斯·伊万诺维奇·卡西扬（Саркис Иванович Касьян，1876年1月16日——1937年12月？日），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19—1920年任俄共（布）亚美尼亚委员会主席。1920—1921年任亚美尼亚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1921—1922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7—1931年任外高加索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8—1930年任亚美尼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1—1934年任外高加索联邦最高法院院长。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后获平反。
[582] 阿斯卡纳斯·哈鲁特诺维奇·姆拉维扬（Асканаз Арутюнович Мравян，1885年12月21日——1929年10月23日），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5—1917年任《奋斗报》编辑。1920—1922年任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兼亚美尼亚外交人民委员。1923—1929年任亚美尼亚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教育人民委员。1929年逝世。
[583] 此处原文似有脱漏，系揣译。——译者注
[584] 卡齐·穆罕默德·阿加西耶夫（Кази Магомед Агаси́ев，1882年？月？日——1918年9月19日），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当选为巴库市议会议员。多次被捕和流放。十月革命后在达吉斯坦领导革命活动。1918年9月19日被奥斯曼帝国军队逮捕，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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