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会

　　注：红旗会是日本工人运动中的一种传统的集会。每年新年之始，工会会员们在工会红旗之下聚会，谈抱负，互相鼓励斗志，迎接和庆祝新的一年的到来。

一

　　到底轮到我啦。这可够呛，是要我说说“我们怎样走向斗争的”吗？——别那样盯着看人的脸好不好，把人看得怪不好意思的！首先，在这面红旗前面，这不是什么值得如此这般讲说一通的光彩的经历。可是没有办法，这里也还有新参加工会的会员们，为了表示无产阶级的胆粗气豪，我就讲它一通吧！

　　哦，大家看，我这副浅黑的大下巴颏的阴沉面孔，一看就知道，是九州筑后柳川的人氏。虽然用不上那句老话：“老子作孽，儿子遭殃”，但是咱是祖祖辈辈佃户人家的儿子，生就的就是这么个老粗模样。不过，叫花子的孩子三年也长三岁，我嘛，大正三年②进了村里的小学，不管怎么的，论年纪也没比谁少长两岁，今年也算二十五啦。②大正三年是一九一四年。

　　说什么人生不过五十，那是资产阶级宿命论的调调。不过，在我二十五年的尘世生活当中，也有一件至今还叫我悔恨不已的事，这就是害死了我的亲爹。喂，先别那么早就给我定个罪名噢！说是害死了亲爹，可也不是我亲手害的。别着急，慢慢往下听吧！

　　我爹那个家伙，种庄稼吧，租子太重，加上人又老实得厉害，债是越欠越多，孩子却也越生越多，三来两来玩不转啦，最后跑到大牟田煤矿找活路去了。上煤矿的当然不只是我爹一个人。附近的穷庄稼人去了很多，干的是推车工，就是从坑底向外推煤车的活，一天工钱是一块五毛。可是，正象俗话说的，“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爹让煤车压在底下，成了瘸子和不可救药的酒鬼回来了。

　　这里说明一下，我排行老四，家里兄弟姐妹就不用提有多少了。说实在的，我的兄弟姐妹一共有多少人现在也说不清。有的生下来不久就死掉了，有的长大之后被送到什么地方去当学徒，伺候人，一去无影无踪，断了消息，所以没有个准数。总之，我爹成了残废回到家里的时候，留在家里的弟兄中，我是打头的，下面还有五个弟弟妹妹。本来靠我娘、我和我妹妹租那么一点地养家糊口就很困难，在这个时候，我爹不但没挣回什么大钱，反倒带着一个要是闻不见酒味就手也发颤、嘴也不听使唤的身子回来了，这可叫人怎么办哪？我和我娘这下子都直楞眼啦。

　　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我这个人虽说长得不象个样，可是个天生的孝子。笑什么呀，伙计们！我在学校还被恭维过是“神童”什么的哩！可那个时候，每天却得到村旁相生川的河边上去淘石子。装满一马车七毛钱。从水里淘上石子来，装满一马车，女人和毛头孩子干，得整整干上一天。靠干这种活，喝稀的，啃芋头，总算一天三顿有得吃了。可是，我那个酒鬼老子，在我和娘不在的时候，不管破烂也好，什么也好，拿出去三文两文地卖掉，统统灌了烧酒啦。卖光之后，又跑到河边上来，一巴掌推倒我和我娘，不管钱包里有钱没钱，抢了就走。可是我娘心肠软，我呢，学校的先生告诉我要对老人孝顺，所以虽然气得直哭，可还是忍着，挣钱养家。

　　就这样，我念完了五年级，升上了六年级。那年春天，柳川的旧领主，当地数头份的大地主，一个叫××子爵老爷的人，在我们学校院子里，给他祖先立了一座纪念碑。我是学校最高的六年级生，而且是个级长，所以就让我代表学生读了祝词。说来可笑，我可真高兴得昏头昏脑啦。你想想看，平常连看也不容易看到的贵族老爷，夸奖我是出了名的孝子，还亲手赏了我一盒点心哩！我啊，就象神魂出了窍似地从学校回来啦。

　　我一面走一面想：好好用功，将来当个大人物——哦，是当海军大将呢，还是当大臣呢？——嘿，就是这么想的哩！哈哈哈！

　　就这么一面胡思乱想，一面神不守舍地走着，刚好走到方才赏给我点心的那个贵族老爷的林子旁边，那儿有座山，叫作初花山，山脚下是一大片孟宗竹林子，我刚走到那个山脚下的小道上，就听竹林里有人喊：“捉贼！”“捉贼！”我吓了一跳，站住了。从竹林里跑出一个人，看山的跟在后面追，那个贼到底在我眼前被捉住了。他偷的笋叫人夺了下来，两个看山的把他反剪两手绑了起来。我走近一看，啊，这不是我爹吗？——我一下子就蹲到地下了。

二

　　一开头，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我爹脸被抓破了，成了个血葫芦，加上酒瘾在身，又挨了揍，浑身哆哆嗦嗦地抖个不停。我这个儿子，刚刚从这座山的山主——不，我们整个村子几乎都归那个××子爵老爷所有——手里得到赏赐，现在还捧在手上呢，可是我爹却偷人家的笋，叫看山的反剪两手绑了起来。这个矛盾从哪里来的？我当时还是一个刚刚十三岁的小鬼，简直一点也想不透，要是有个信鬼信神的老奶奶，给我讲上一通佛爷菩萨的，我也许就信上什么佛啦、神啦的，说不定还会钻到什么更深的“迷魂阵”里去哩！

　　幸而，那样的老奶奶早就死了，我们家里没有那路人。反正，我哭啊喊啊，在地上叩响头啊，那两个对主子尽忠报效的看山的奴才都全当耳旁风，满没理会，他们推开我，把我爹带到警察那儿去了。我回到家里，跟我娘两个人抱头痛哭，哭啊哭啊的，我恨起这个酒鬼老子来了，讨厌他了。我在村里的孝子名声，从贵族老爷手里得到赏赐的荣誉，将来的“荣达发迹”，都因为有这么个不三不四、在煤矿上灌黄汤中了酒瘾的“贼老子”而完蛋，一想到这点，我就恨得、厌烦得不得了。别看我是个毛头孩子，我可下定决心啦——一定要让我爹改邪归正，要他戒酒，一定得这么办。

　　后来，我和我娘两个人到村里警察驻在所去啦。平常总是嘿嘿地作出一副笑脸、从我家地里或园子里弄些青菜什么的那个老爷——我们管警察都叫老爷——竟翻脸不认人，打起官腔来了。说什么要以盗窃罪把人送到法院去。就在这么蘑菇来蘑菇去的时候，驻在所来了电话。一接电话，警察的态度马上变了，说因为××子爵有话，这一次看在你的孝顺份上先饶了他。我真是感激不尽啊！甚至想：为了报答打来电话替我们说情的××子爵，就是让我豁出命去也行。哈哈哈哈！

　　老话说：“孝为百行之先”，那以后我更加“地地道道”地学起二宫金次郎①来了。从拘留所把我爹领回家来，我先前下的决心就更坚定了。我想，为了对得起看在我的孝顺份上饶了我爹罪过的××子爵，也一定得使这个酒鬼老子改邪归正。①即二宫尊德（1787-1856），日本江户时代的经济学者。家境贫苦，孝顺父母，从小半工半读，后来成为学者。

　　我和我娘商量了一下，买回一毛钱的烧酒，把瓶子放在哼哼呀呀的我爹枕头旁边了。本来身子骨就已经很虚的我爹，挨了一顿饱揍，又在拘留所关了一夜，光剩下塌下去的两只眼睛还很亮，他哆哆嗦嗦地抓起瓶子，把酒倒在碗里，咕咚咕咚就灌下去了。我看了一会儿之后，开口了：“爹，这可是最后的酒啦，喝完啦，就戒掉吧，改了吧！我拚命用功，作个有出息的人。只要你戒了酒，好好在家呆着，我用上功，不管什么样的大人物都能当得成的！”我这么一劝，我爹开头好象没听进耳去，等到把最后一滴酒舔个干净之后，看我还在拚命地絮絮叨叨地说着，他把铃铛眼咕噜一转，瞪着我，说：“谁说要你有出息啦！大人物还不都是贼一样的家伙！”我可吃了一惊，心想，这个老子可真是打心眼里变歪啦。我于是更加劲地劝说起来，这回我爹真发火啦：“别挑好听的说啦。连你也想欺侮我吗？种地受他妈地主的气，到煤矿去受监工的和公司的气，回家来你这个鼻涕鬼又说三道四的，想当什么大人物，那是比贼还坏的一群狗男女！畜生！”他哆里哆嗦地从被窝里爬起来，摸起旁边的一根粗杆烟袋就朝我脑袋打来了。我，别看是个毛头孩子，当时想可就看这一回的啦，就是挨了揍也不能发怯。我抓住我爹的一只胳膊，还想进番忠言，这时候，我爹打下来的烟袋在我头上啪的一声折了。我因为太疼了，抱着脑袋向下一趴，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爹发出了呜呜的怪声。我还没留意，在旁边转来转去的我娘却发出一声狂叫，扑到我爹身上去了。我这才注意到：我爹死啦，这叫什么“心脏麻痹”，一下子就翻了白眼啦。

　　我傻眼了。推呀，摇呀，小妹妹和弟弟们哭哭啼啼地扑在他的身上呀，我娘象疯子似地捶他的背呀，叫呀，可是我爹的身子渐渐变凉了。我在旁边看着，完全变傻了。

　　我什么也弄不懂了。一个毛头孩子的脑袋是没法判断这些事情的。邻居们帮了几把手，我和我娘把棺材抬到村外的乱坟岗子上葬了。我说不上悲痛，简直是什么也弄不懂——到底我爹不好呢，还是我想的错了呢？

　　我每天想——那个讨厌的、可恨的老子临死前说的话，对于我就象谜一样。越想越觉得话里有话，想不透。我对于学校已经觉得没什么意思了。不要说用功，连跟别人开口讲话也觉得厌烦了。

三

　　想一下看，我爹年轻时候人家都说是个勤快人，到煤矿去以前，是很上劲干活的，这在我这个小孩子的心里也是知道的。顽固，老实正派，哪怕粉身碎骨，只要能干的活，我爹从来没有说过“不”字，是这么一个庄稼人。可是干哪，干哪，怎样也胜不过穷神去，知道了这点之后，我爹好象才变得破罐子破摔起来。说不出什么道理，可是凭了“直感”，他对这个世界开始怀疑了。这好象是比生命更执着的一种“怀疑”和“反抗”。可是，我这个十四岁的毛头孩子，对这点却是不能理解的。说什么“改邪归正吧”，连亲生的儿子都这么说，这正象掐住了他的喉咙眼似的，在我爹来说，一定是很难过的吧。我爹翻起眼睛、举起烟袋的时候的那个样子，现在还清清楚楚印在我脑子里呢！

　　总之，我爹的“急死”，对我是个很大很大的打击。现在看来，也可以说使我调转了一个方向，开始了第二个时期。“神童”成了呆子，成了不爱开口的阴沉的小鬼。那以后，十五岁那年，我被送到镇上一家铺子去作学徒。我在那儿干到十八岁的春天，整整三年。给买主送米啦，看铺子的门啦，看老板家的小孩子啦，反正什么苦差事都干到了。这三年当中，前两年完全是糊里糊涂就混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那两年可真象丢了魂似的，完全象个傻子。打击太大了，一下子辨不出世上的东西南北啦！

　　但是经过两年之后，呆也罢，痴也罢，心神总算好象定下来了。——与其这样说，还不如说十七岁那年秋天，因为碰到了下面要说的一个问题，我的人生——这也许夸张了一点——开始多起事来啦！

　　简便地说吧：我和那家米铺的一个叫作阿关的使女相好啦，就是说，从前的厌世和尚这回一下子变成风流小生啦。

　　话也许会带点桃色，不过“丑事不露，道理不透”，且请往下听吧！那个使女，是跟我同村、同岁的人。乡下有句俗话，叫作“人多粥薄”，又说“多挣钱不如少个嘴”，这个妞儿，看样子也是象猫崽子一样，被家里扔出来的。所以我们俩很说得来，如果有谁挨了老板的骂，那么另一个就要来安慰一番——就是这么回事。她长得很白，塌鼻梁，细眼睛，说不上怎么漂亮，可是“丑八怪也有青春妙龄”啊，有时候她梳上个桃割髻啦，银杏髻啦，就在楼梯下使女住的房间里偷偷地给我看。——讲得是不是太琐碎啦？哈哈哈哈！

　　总之，那半年是过得高高兴兴的。我这个厌世和尚，那时侯却把个和尚头故意象披发头陀似地留了起来，还在前面弄起个“篷”，抹上叫作发蜡那种玩艺儿哪！这些地方，正是人生的春天呢！

　　我们虽然知道穷日子是多么不好过，可是还象飞蛾投火似的，竟商量了怎样建立一个“穷窝儿”的事。我们打算在这里拚命干到二十三岁，把零用钱积攒起来，请那个爱絮叨、没分晓的秃头老板，答应让我们立个家。两个人在楼梯下使女住的房间里，望着满是黑灰的顶棚，一想到这些，就象看到天国似的充满了愉快的“希望”。想来，人也是容易满足的呢！

　　我们俩十八岁那年春天，我的抹发油的头发也似乎象个样子了，就在这时候，有一天一个自称是那妞儿的叔父的人到米铺来了。看样子，有四十多岁，象个游手好闲之徒；长相也很凶，说话哇啦哇啦的那种派头，一看就知道是常走江湖的人。我问女的，女的说叔父是有一个，可是会面这还是头一次。我从一开头就怀有戒心。到了晚上，女的匆匆忙忙说要同她叔父一道去买东西，我问：“是你叔父给你买什么吗？”她说：叔父告诉她，在外面挣了很多钱回来，只有她这么一个侄女，所以想买条腰带送她。看样子，她倒完全信任那个叔父了。“我去去就来，”她一面说，一面匆匆忙忙跑出去，撵那个在店铺前面等着她的自称是她叔父的人去了。我再没有往深处怀疑，关了店门，爬上阁楼就睡了。睡了一觉醒来之后，听听，女的好象还没有回来似的。我想这可奇怪啦！第二天早晨，向厨房扫了一眼，怎么，那不是老板娘背着孩子在做饭吗？

　　我问：“阿关怎么啦？”胖胖的老板娘作出一副下流的笑脸，说：“阿关吗？现在大概是在什么很远地方的旅馆里，跟好爷们卿卿我我呢！”这一听，我可发毛啦：样子是有点怪嘛，他妈的，原来是把她卖到什么地方去啦！看女的那个样子，好象完全是叫一条腰带给勾去啦。我真是又悔又恨，模样儿都变啦。我一口气跑到账房，在老板面前，把我和阿关的关系一五一十地都跟他说了。那个秃脑袋，开头还仿佛有点吃惊地听着，末了儿却哈哈大笑起来，说：“混蛋，现在还说那些有什么用？那个人贩子——就是昨晚上那个人——是得了女的父母的应允到这里来的。他替她还了长支，说要把人带走，我有什么办法？本人也兴兴冲冲跟去了嘛，还有什么可说的！现在呀，大概正在往长崎去的路上呢。你还是个小鬼头，为了不值得的事，吵吵嚷嚷，变颜变色的干什么！”叫他这么一说，我简直没咒念了，光剩了咬牙发狠啦！

　　可是，我是一往情深的。我问：“他们大概到什么地方去啦？”那个秃脑袋家伙，眼睛从账本上抬也不抬，说：“听昨晚上那个人的口音，象是长崎岛原一带的人。那儿跟外国人作生意的窑子娘们儿多着哪！”说是岛原，我也摸不清在哪儿。可是，嘿，初恋那个劲儿啊，简直叫你什么都不顾啦。那天一整天，活也没干，等到夜深，我就从米铺跑出来啦，只带了一点零用钱，此外还有原来那身穿着打扮。说来莫名其妙，我光是想，到了长崎岛原那个地方，就会看到我那个可爱的妞儿正在流着眼泪等着我呢！真是着了迷啦，就象叫春的猫似的。

　　在火车上颠簸了一番之后，又在从长洲启锚的定期联络船的底舱里呕吐了一阵，好不容易才到了岛原港。可是，哪里会象我想象的那样？这里跟我出生的村子不同，并不是只有一百二百户人家的地方啊！上了岸，找到象是“半掩门”之类的地方，挨门挨户地串了一遍，港新地的窑子街，海边的“千轩魔窟”也转到了，哪里找得到阿关！转了一天两个晚上，我那个妞儿的住处，还是象在云里雾里一样。零用钱也花光了，米铺也回不去了，站在港口的已经上了灯的灯台底下，呆呆地望着闪闪泛着紫光的夜的海面，真有点想要跳下海去呢！

四

　　有句诗道：“燃着‘不知火’的有明海啊。”①——加上正是十八岁多情善感的年纪，我现在还在想：那时候怎么会没有跳下海去呢？不过，我在水里还能凫两下，当淹死鬼是不合适的。①有明海是九州岛的内海。旧历七月末海上可见无数火影，有说是夜光虫、磷火、渔火的，诸说不一。不知火即指这种火影。

　　那天晚上，我钻到系在海边的渔船里睡了。虽说是春天，夜里的海风吹到身上也透骨地冷，但是因为太累了，所以还是迷迷糊糊睡着了。到了半夜，我被惊醒了两次。要问是怎么回事吗？是这么一回事：海边原来是“千轩魔窟”那帮女人们的地盘。而且船是她们的摊子。那些女人们把年轻的渔夫、内海航船上的小伙子拉来，就在船里的苇席上，用半个来钟头作完一件生意，然后再去拉别的客人。我可是吓了一跳。幸而船里黑麻咕咚的，我躺在一个角落里没有被她们发现。当然要是发现了，对方也一定会大吃一惊呢！我真没有想到会碰到这种事情。渔船又不是一只两只，那么这种女人也一定多得很啦。偶然碰上这种事情之后，我的初恋的感伤啦，什么啦，在脑子里都变得乱七八糟啦。这样，不知怎么地似乎心情也稳定下来了。在第二天早晨打鱼的船主发现我以前，我在船舱里美美地睡了它一觉哩！

　　出了船，开头我想找码头上站岗的警察想想办法，可是那么一来，一定会把我送回米铺或者老家去，已经到了这个份上，再听我娘的唠叨也犯不上，算了吧，于是就跑到牙行里去了。运气真不错，当天就找到了干活的地方，“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我可真高兴哪！

　　可是，到了干活的地方一看，我想：哈哈，要是这种地方，的确什么时候都有得干的。请想想看，那儿应名是个织大岛绸的工厂，可是那个糟啊，就不用提啦。三顿饭都是糙米，菜呢，又都是腌萝卜和大酱汤，早晨五点起床，晚上九点电灯一灭，不管愿意不愿意，你得睡觉。而且，工友们大部分是从琉球和大岛来的，跟他们比是怎么也比不过的。

　　但是在那儿我也硬着头皮干了两年多，别的地方没有可去的啊！我干的活是给染绸丝的打下手。把捆成一把把的绸丝，放到叫作大岛粘土的一种茶褐色的泥里，埋起来揉啊揉啊，然后拉出来再埋上，就象帮泥水匠干活似的。第一，臭味太大，而且手脚也弄得不成人色啦。加上成天是糙米加腌萝卜，就是不干这种活也不会有普通人的颜色啊！

　　一说“大岛绸”，大家也许会以为那是在鹿儿岛那边的大岛织出来的。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我现在想，比方说吧，大岛的大岛绸也好，伊势崎的铭仙也好，米泽的米泽织也好，山梨的甲斐绢也好，是什么使这些东西成为名牌货的呢？你一想啊，就会怵然一谅的。请想想看，大岛绸在长崎也能织，甲斐绢也不限于山梨县才能生产，而它们的特点是什么呢？我用我亲眼看见的事实说，这就是当地无产阶级所受到的过分的剥削——他们的工钱跟别的地方比较简直便宜得没法比。

　　那个工厂叫“岛原大岛绸公司”，不很大，男女工人合起来也就是一百来人吧。其中，琉球人和大岛人占了八成，其余的两成就是象我这种在别的地方找不到饭碗的人。工钱简直低得不象话！一等的织绸工，大半都是夫妇一同干活的，一年还挣不到一百块钱，虽然吃是吃公司的，你们就想想看吧！至于工钱便宜的，象独身的女工，干一年才挣三四十块钱。“最便宜的莫过于白给”，可是当地的老乡买职工的粪尿，每年还得向公司按每一个人份交两块五毛钱呢！

　　对付穷日子，我自信不比谁差，可是在琉球人面前我认输了。住是住在工厂后面空地上象货物列车似的一排排连檐房子里，哪怕一家有八口也只有一间四铺半席大小的房间。饭呢，是在肮里肮脏的公司食堂里一道吃，最初半个月左右，因为太臭太脏啦，吃的又是糙米，我简直就没有办法下咽。

　　可是琉球人却干得很上劲。早晨六点上工，晚上七点收工，整整是十三小时工作。尽管吃糙米，男的女的挤在一起囫囵个儿睡，可是那些女工干起活来，那份头脑的细致劲儿就不用提啦。——大岛绸的织机跟普通的完全不同，光是梭子，织便宜货的，要使用十五六根；织值钱货的，得能操纵三十根以上才行。她们绷紧着消瘦苍白的脸，一根一根地来往投梭的那种漂亮灵巧的手法，你在旁边看着简直就不能不感叹称绝。就这样，她们一年才挣三十块钱或四十块钱，而且一声不响地闷着头干。——我虽然也受过残酷的剥削，现在也还受着剥削，可是看了这些比自己处境更惨的人，不知怎地，就觉得鼓起一股劲儿来了。

　　当然，促使我变成这样的，还有一个叫作松田的人，他是这个工厂食堂的烧饭的火伕，是个年轻的琉球人，看样子很有学问，说话带点东京口音，虽然他极力不想使人听出来。我和他已经很要好以后，问他：“你在东京呆过吗？”他还不肯露相呢。后来，据他告诉我说，他是在东京的学校里从事阶级运动被开除的，回了一次家乡，以后又托朋友介绍到这个工厂来当了火伕。看去，很象一个公子哥儿，也不象混不上饭吃的样子。最初我只是想：真有这种好事之徒呀。不过，他倒是一个很豪爽、很有丈夫气概的年轻人。

　　我和这个人常常一道溜出宿舍，在离工厂五町左右的黑麻咕咚的海边上遛弯几。海的那边，有我的家乡，也有松田的家乡琉球岛。有一天晚上，我跟他说了说我爱上的女人被人卖了的事，和我那个酒鬼老子临死时的事，过了一会儿，松田说：“都一样啊。不管是琉球还是内地，无产阶级都被那帮家伙捆住了手脚啊！”无产阶级这个字眼我还是头一次听到，我问他，那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你们哪！”哦，我要是叫人捆住了手脚，那么捆的人是谁呢？再问他，嘿，这个烧饭的火头军，却嘻嘻地笑，说：“好好想一想嘛！”谁捆住了我，捆住了无产阶级呢？这个问题粘到脑子里，那以后我就每天想开啦。

五

　　我爹为什么那样死啦？她为什么叫人贩子给带走啦？我为什么象条野狗似的，连个落脚安身的奔头都没有，非过这种可怜的生活不可呢？

　　我每天光想这些啦。这些问题简直就粘到脑子里了。好象有一个看不清原形的庞然大物，在我眼前摇晃，我急于要剥开它的皮，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玩艺儿。早晨五点钟就叫人给轰了起来，十三小时的劳动，糙米，一个月三块零用钱——我啊，就是松田不去，有时候也在九点关灯以后，偷偷地跑到海边上，望着夜里的筑紫滩在想。

　　海风掀起微微泛白的浪花，在海的那面可以望见黑色的山脉。那一带就是我的家乡。我娘是怎样在对付那穷日子呢？四个弟弟妹妹，就是喝稀的，一天三顿都能喝得上吗？这么一想啊，眼泪可就没出息地掉下来啦。平常不大容易想起的那两个没有下落的哥哥和一个姐姐，这时候也会想到：他们也一定在什么地方象我这样淌眼抹泪呢。我爹，那个妞儿，一年到头哭丧着脸的娘，还有如果还活着说不定也在什么地方哭着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糙米，十三小时的劳动，脸色苍白、神色萎靡的琉球人和一起干活的工友们。——呆呆地望着海的那边，一想到松田说的那句话“无产阶级都被捆住了手脚”，就觉得心里怵然一惊。

　　那以后，我对松田就格外亲近起来了。松田是个亲切的人。他借给我各种各样的小册子，还给我解释我看不懂的字句。现在还觉得使我感动最深的是“资本主义的圈套”那本蓝皮的书。我在那半年里，完全着迷啦，就象婴儿刚睁开眼睛似地新奇地张望着周围；就象……怎么说好呢？就象二十年来积下的满肚子怨气，一下子都冒出去了似的。由于爹的急死，一时不辨东西南北，由于爱上的女人被人骗走，又受了很大打击，几乎象死去的老子似的变成一个流浪汉、变成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我，现在完全是喜庆更生、重见天日啦。

　　那以后，我跟松田就成了象从一个娘肚子生出来的亲兄弟似的“同志”。我们在工厂后面的公共宿舍里囫囵个儿躺着，光想怎样“首先行动起来”。这时候，同在染色部的一个叫作源藏的小伙子也跟我们共鸣了，同松田要好的一个琉球姑娘，叫做阿花——这大半是日本名字吧——的纺织女工，虽然道理懂得不多，但从感情上也跟我们站在一起了。于是我们四个人就每天开会。当时是在那么一个乡下地方，而且是除了资产阶级政党的竞选以外就不知道什么叫作社会运动的地方，我们虽然每天开会，可是工友们的兴趣并不大，而且松田也没有在工厂里搞运动的经验，所以我们的干法说来是很幼稚的。我们没有去注意顶要紧的就在身边的自己工厂内的工友们的不满，而是主观地光想着搞“罢工”。那时候，要是提出改善伙食、扩大宿舍、把工资增加一倍、缩短劳动时间之类的口号，哪怕是老实透顶的琉球工人，也是会站起来的。这本来是明明白白的事情。可惜我们没有那样作。

　　穿白颜色的单衣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在海边松原公园的一条长椅子上聚会。最后到的是松田，他抱了一捆传单来。不知是在什么地方用誊写版印的，印得很清楚，大概费了不少劲吧，本文是用琉球文写的，旁边附有日文的解释。因为纺织女工们都不懂日文呀。可是，费了好大劲印出来的传单，内容却象方才说的，很主观，只是一般地提到厂主发了大财，我们应该组织工会，举行罢工之类。源藏和阿花的任务是在公共宿舍和家属宿舍散发传单，松田和我的任务是把传单带到附近的纺纱厂和食品精制工厂去。总之我们是用上了全副精力的。进行得也很顺利，谁也没有被捕。第二天早晨，我们都在磨拳擦掌地等待着结果，可是一点动静也没有，工厂里就好象根本没散过什么传单一样。

　　我们可泄气啦。第二天晚上又集会到海边公园商量了一番。四个人都没有注意到要紧的地方，都没有想到应该就工友们的具体不满去提出问题，反而决定把工厂设备的不完善和工人待遇的低劣写成传单，散到街上去。说起来很可笑，不向最关紧要的工友们去宣传，却跑到大街上去啦。

　　但是，我们是认真的。我们以为这就是政治宣传。我们作了分工，我负责港町一带。拿着浆糊、刷子，胳肢窝里夹着传单，抱着天不怕地不怕的干劲，不管墙壁也好，电线杆子也好，到处张贴起来，结果到底叫便衣的特务腿子给抓住了。进拘留所，这在我还是头一遭哩！

　　那天晚上，松田也被抓来了，关在我蹲的班房的左面的隔壁。我有点悲观啦。因为头一遭被关进这种“猪圈”，心里没有底呀，而且因为开头硬顶了一阵，又挨了一顿狠揍。……

　　可是，我和关在同一个“猪圈”里的一帮人一点点熟识起来了，饭虽然只有一大碗，可是比工厂的糙米却好吃些，身体固然不大自由，但也乐得悠闲，而且也学会糊弄看守警察的窍门了，所以觉得这个地方也不是那么坏了。正好还有三四天我们的拘留期限就要满期的时候，关在一起的一个当地小流氓，从厕所回来，说旁边的“圈”里又来了两三个暗娼。方才也听到了一点哭声，暗娼在这里的出出进进，这以前也有过两三次，我并不觉得格外稀奇，可是因为没有别的事情好作，虽然并不想去厕所，却也故意跟警察说了一番好话，请他打开门，我就借着这个由头去看那些暗娼的面孔去啦。去的时候，因为光线很晃眼睛，没看清楚，回来的时候，又扫了一眼，我不由地叫喊出来了，三个女人中间，紧靠这面坐着的那个不就是阿关吗！真没有想到，原来她还是呆在这个地方的啊。

　　对方听有人喊她的名字，也诧异地向我这面转过头来，开头光是显得很吃惊的样子，大概是没有认出我来；接着却作出哭咧咧的脸相，“啊”的一声站起来了。然而我们就这样分手啦：正象俗话说的“乌鸦叫，两分飞”。以后我被挪到另一个“圈”里去了，而且第三天我就和松田一道被放出来了。

　　驱逐出境；家乡嘛，我也不想回去；于是就拿工厂开除我们的时候给的一笔钱当了路费，和松田两个人一道跑到东京来啦。后来进了现在的工厂，参加了大家的工会，现在正跟大家一道进行着斗争。大致情形就是这样吧。

　　那以后又见到了那个女的吗？没有，就是那么一回。想写信也不知道地址呀！可是，受侮辱受损害的无产阶级妇女也不只是她一个啊，我有时候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我觉得我跟大家一道进行斗争，就是在救我那下落不明的哥哥姐姐，就是在救家乡的我那哭丧着脸、也许现在正在挨饿的老母亲和弟弟妹妹，同时也是在继承我那死去的父亲的“遗志”。

约一九三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