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工人小说 -> 〔日本〕德永直 -> 《没有太阳的街》（1928-1929）
关于《没有太阳的街》的一些说明
德永直
一
这篇作品写于一九二八年末到第二年三月之间。记得开始写作前后，曾读过小林多喜二发表在《战旗》[1]上的《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当然，我酝酿写作《没有太阳的街》是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的；不过，读了小林的作品，确是受到鼓舞，而加紧完成了。根据记录，查出发表小林作品的是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号的《战旗》，还记得当时也确是在寒冷的季节。那时，这几条“没有太阳的街”（它们是因我这部小说而得名的）中间的千川沟沿有一家澡塘，后面是一条终年阴暗潮湿的胡同。我曾在这条胡同一面走向工厂，一面耽读《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现在，那“没有太阳的街”已经无影无踪；但是，那条煤渣铺的小路上冻起的冰棱，直到今天还留在我的记忆里哩。
怎样才读了《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杂志是买的，还是借的，现在已无法记起。当时我并不是热心的文学青年，二十五六岁以前是这样，三十岁已有两个孩子，而且从二十五岁到二十八岁不得不专心致力于工会运动以后，对文学采取了“放弃”的态度。我想大概是因为《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颇得好评，尽管我并不是《战旗》的经常读者，但也弄到一册，才读到小林这篇小说的。
所以，写作《没有太阳的街》，无论从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来考虑，我的态度也都不是为了争取当作家。但是，也绝不单单是写给自己读的，这从我写完后马上就拿到金子洋文[2]先生那里去请教这一点上，也看得出。那么说，我是不是学习了小林多喜二和当时的一些革命作家的作品，刻苦研究过他们的写作技巧呢？也并不如此。这一点，请看我的作品就会理解。虽然读过当时译成日文的一两部苏联小说，研究过它们的结构，但通盘看来，我却使用了很多通俗的陈旧手法。其原因之一，是由于在工会运动活跃的时候，我曾在工会的机关刊物《H.P俱乐部》（一百八十页，全部汉字均注有假名[3]的月刊，作为工会的机关刊物，其气魄之大实为稀有。）上面连续发表通俗小说《到何处去？》，后面我要详细谈到，就是当时的工会执行部对文学的作用认识不足，曾限制我写小说，但那次却由于需要而被批准，于是我也采取妥协的态度，写了通俗的作品。不过这和一般的通俗作品在内容上差得很远，常常为工会会员所喜爱，因此，这种笔法对《没有太阳的街》也有一定影响。（《到何处去？》并不是后来由“改造社”出版的《到何处去？》，现在已无存稿。）
我喜欢写小说，从小学时代就常用铅笔在手纸上写些类似小说的东西。以此看来确实是非常喜欢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产生过“放弃”的想法呢？现在，每逢我回想起当时的情况，总会泛起一种悲愤的感情，不忍复述。
在某种程度来说，我当然也曾经是个有志于作家的人。二十一二岁的时候，曾在故乡熊本市的工厂里，编过在同伴之间传阅的刊物，二十四岁进京以后写过几个短篇小说，并曾请同一个“出版从业员工会”（参加这个工会的也有学者和艺术家）的会员青野季吉[4]先生品评过一两篇（在关东大震灾[5]时烧毁），请金子洋文先生品评过三篇（一篇遗失，其余两篇是《多余的人》和《马》，都在我成为作家以后收入短篇集，《马》在战后被译为捷克文和中文）。但是，我究竟有无写作能力，以文学的尺度来衡量，这些习作的水平究竟如何等等，只凭这么几篇东西，当然不会有所肯定。这主要由于我们没有文学上共同努力的伙伴，而且在我们工厂里也没有前辈的工人文学家。
当时，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从整体来看尚处在低级阶段，因而工会运动和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未能得到统一。当时虽已出版《播种者》[6]，而且在革命的艺术家和革命的劳动团体以至以共产党为中心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个人之间有着互相提携与协力的合作关系，但在各个工会的内部，文艺却被看作是“脱离现实”、“逃避现实”和“堕落”。在我担任“出版从业员工会”的执行委员时，曾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被迫宣誓“今后不再写小说”。工会运动的历史道路本来就是曲折的，实际上也不应当只强调这个方面的缺点。不过，小林多喜二的《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等作品，由于它们使一个我所认识的搞工会运动的人读后深受感动，因而，确实是克服这种偏向的最有力量的作品之一。
在当时这种空气之中，工厂里的工人要写作品，比起今天来也可以说是相当困难的。这从当时已出现的两三个工人作家，——尽管同是工人但其性质和所走过的道路却各有不同这一点来看，就十分清楚。
发生“大震灾”以后的两三年间，在日本，正是以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为中心的文艺运动飞跃发展的转折时代，但我却刚好在那时专心致力于工会运动而不了解文艺方面的这种情况。总的说来，促使我写作这部小说的直接力量有二：其一，在此次劳资斗争中被开除的失业职工组织起来，建立了一所小小的印刷厂，这里的伙伴们想把自己的斗争记录下来，知道我能写点什么，同时也有印刷机器，又懂得印刷技术，因此，一有机会就来劝说我写作。其二，大概是因为我也喜欢写小说吧。其实，自从发动劳资斗争以来大约有两年的时间，在某种程度上也曾有意识地进行构思酝酿；否则从下手写起只有三个月，好歹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当然是不可能的。
这样看来，我之写小说无疑是自发的，属于稀有的一类。当然，自从前期《播种者》以来，革命知识分子艺术家所作的斗争，已有六七年的历史，没有他们的斗争当然连“自发的”也都不堪设想。不过，二十年后的今天的有组织的“文学小组运动”比起当时的斗争来，已有了惊人的大发展。
于是，我的素质，加上这种自发性，就使得《没有太阳的街》有着种种弱点：
第一，由于我不详细了解领导此次斗争的、当时尚处在地下的日本共产党的真实情况，而未能正确地予以表现，比如日本共产党和日本劳农党的关系等，就更不明确。
第二，也是和第一点有密切联系的，当时福本路线的偏向[7]已完全暴露在此次斗争之中，我未能予以批判地描写。作品中写高枝用毒药药死大川的孙女，实际上并无此事。事实是一个罢工团员潜入大川公馆企图杀死他的家属，经作者夸大了。一九二〇年代，那种工人采取直接行动的朴素的斗争方法，加上内部的福本路线的偏向，其错综复杂的关系是作者未能深刻理解，也是无力加以表现的。
第三，这些弱点与作品的通俗性一起，使之产生了一种倾向，即工人阶级事实上虽是健康的现实主义者，而我却把它写成有些传奇的、畸形的作品。（作品中的传单、宣传画和决议等几乎完全是从真实的文件中引用的，只在日期上，照顾到小说结构的关系，在作品中提前了三个月，有若干不符之处。）
但是，尽管如此，我在写作过程中还是非常热心、深受感动的。我记得大致写了三个月，而最后一个月是根据“健康保险法”向工厂请了病假（当时尚可拿到百分之六十的工资），每天跑到友人N租的宿舍去写作。友人N是排字工人，白天不在家。从牛込神乐坂的肴町电车站走上坡去，再从一家著名的挂着草绳门帘的酒店旁边走进一条胡同，就是他的宿舍。
每天跟到工厂去上工一样，清晨很早起来带着饭盒到那里去。每天大约能写六千字。我记得常常是写着写着感情就激动起来，泪珠滴湿稿纸，无法再写下去，只好到厕所里用洗手的水洗了脸，再重新坐下来。
原稿没经过太多的修改。那里的女房东老用怀疑的眼光瞧我，因此，中途到屋外去总觉得很别扭，但在执笔写作的时候，确曾泛起一种有别于“愉快”的内心充实的感动，觉得自己是幸福的。
二
虽说有点罗嗦，我想再讲一点写这作品当时的情况。因为，假如我这个作家能够算是最初期的工人作家的话，那么对于将来的工人作家来说，不管是否成功，也总可以算是一个历史人物吧。
下面我还要详述，在这部作品的劳资斗争中被开除的我，失业了将近一年。这之间，曾由失业者开办过一所小规模的印刷厂，而后又在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在一所叫作T的中等规模的印刷厂里作工，起初当临时工人，后来当正式工人。这个工厂就在发生这次劳资斗争的公司附近。当时，我由于在失业中过度地从事包工劳动（在长篇小说《妻啊，安息吧！》里写到了这点），而搞坏了身体，患了大肠炎，但那时的搞健康保险的庸医并未弄清病源。总之，身体之坏，甚至连一般规定的劳动（十小时）都坚持不下来，而且还一直坏下去，真是四顾无门。处在这种境遇，我和妻子也曾执手对哭。搞坏的身体直到今天尚未恢复，但这部作品使我走进在肉体上免受折磨的文坛，这对我的一生无异是“救命”的光辉。
没有传统，也无适当的环境，一个道地的工人成为作家，现在回想起来，在一九二〇年代无疑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件。和我同一时期也出现了佐多稻子[8]和桥本英吉[9]等工人作家。这完全是历史所造成的。如果没有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和先觉的革命知识分子艺术家们艰苦斗争的历史，任凭我多么喜欢在手纸上用铅笔写什么近似小说一类的东西，无论如何也都不可能成为作家。从我个人来看，似乎是走了带有偶然性的、自发的道路，但历史的发展并不是这样。日本的工人是多么穷苦啊！在读过高尔基的描写他穷苦的生活道路的小说和随笔之后，我不禁这么想。单从经济方面来看，高尔基比我们还宽绰些，他在漫长的青少年时期只自己吃饱就行，有着“能够流浪的身分”。而我们从懂事的那天起就背负着必须抚养的家属成长起来，假如有老婆孩子生活就更加倍地沉重。我以日本的一个工人的身分，来向伟大的作家高尔基申诉：日本工人就是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一九二〇年代，半数以上包括少年工人的青年工人，不带家眷就无法到处流浪。这是加在日本的封建家族制度上的骇人听闻的穷苦。当然，到了资本主义没落期的战后的今天，这种穷苦已经达到了无法形容的最高限度。
被人用自己耽读着的书猛打双颊，两只耳朵都被打聋，或用自己正在写字的钢笔抽击手腕子，以至浮起血痕；日本工人作家当中有过这种经验的人，绝对不止是我一个人吧！？并不光是“东家”和“工厂的主人”，甚至连自己的父母都这样打过我们。
在漫长的一千年间，在日本的文学史上未曾有过被压迫阶级的文学，当然也更没有具有阶级觉悟的被压迫阶级的文学史了。我们是在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觉醒，在日本的先觉的革命艺术家们的斗争历史教导之下，第一次走进日本文学史的。象我，虽只不过是一个渺小的作家，但这件事却使我引为光荣。
这篇小说完成后，我曾装在纸盒里送到金子洋文先生那里去请教，但金子洋文先生当时因为演出《忠臣藏》[10]，非常忙碌。于是，我就带回来放了一个时期。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熊本市时代的朋友林房雄[11]，他知道我喜欢小说，就劝我从事创作。那时，我才知道他是《战旗》同人以及一些和《文艺战线》派[12]闹分裂的情况等等，于是，我就把《没有太阳的街》送去给他看，结果是从一九二九年六月号起到同年十一月号止分五次发表在《战旗》上面，最后的六分之一，在出版单行本时加进去，就这样全部与世人见面了。
一九二九年六月号同期《战旗》以头条地位发表了《蟹工船》[13]下半部，在连载《没有太阳的街》的期间内还发表了中野重治[14]的《阿铁的话》和村山知义[15]的《暴力团记》等。当时的《战旗》几乎每期都被勒令停止发行，但发行册数却在急速上升，已接近两万册（这数目在当时是非常大的），正处于黄金时代。
《战旗》之发表一个无名工人的长篇著作，真可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行动。中野重治托人带给我一封用两张稿纸写的诗体的信，我珍贵地保存了好久，甚至考虑到万一发生的情况而曾藏到妻子出门穿的衣服袖里，后来不知怎地弄丢了。我还记得这信大概的意思是：新娘子来了，无产阶级的非常美丽的新娘子来了，望眼欲穿的新娘子终于来到我们面前。
战旗社那时是在麴町的土手三番町，外面有个格子门，是一家停了业的商店的房子，总是杀气腾腾的，给人一种阴暗的感觉。我每次都是只到门口而没有进去过。我还记得因为要自己校对，曾经骑自行车跑到一口坂[16]下去取校样，每次都是白须孝辅[17]出来接见，他很爱用申斥似的口吻说：“你的小说为什么用这么多汉字？”“明天早上不送回来，可不成啊！”
我在书店的柜台上第一次看到刊载自己的小说的杂志，大概是在东京的神田区。《战旗》的卖出情况，可和一般的杂志大不相同。在电灯光似乎光顾不到的一个角落里，板着面孔的售书员站在那里，眼睛闪烁着锋利的光。手挨次地伸过来，手里都拿着不用找零的钱，动作异常敏捷，拿到书后，就好象什么事也没有般地匆匆走开，于是又有别的手伸过来。我记得当时自己抱着孩子站在板着面孔的售书员后面，许久不曾离去。
这是在《战旗》被查禁之前，仅仅数小时就全部售罄的情景。《战旗》的主编壶井繁治[18]曾在《战斗以后》的文章（一九四八年出刊）里说：“东京新宿区的‘纪之国书店’等，一家就可卖出三百册到四百册，读者等待着这些书垛成几垛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全部买光。”
三
我记得，这部作品的模特儿东京小石川共同印刷公司的大罢工，从一九二七年一月开始，直到三月坚持了大约七十天，但在前一年——一九二六年末，就大体已进入罢工状态。
这个罢工和继其而起的滨松日本乐器罢工与千叶县的野田罢工一起，被称为“三大罢工”。我的解释是：不单它们的规模之大和从当时情况看来时间特别长，而其政治意义及斗争方法的进入新阶段和日本共产党的直接领导等等，加在一起，才是称为大罢工的基本因素。
这三大罢工牵连到第二年“三·一五”的总逮捕和一九二九年的“四·一六”事件[19]，在这些压迫政策的基础上，又和第三年——一九三一年的所谓“满洲事变”——作为从中日战争到太平洋战争的序幕的侵略战争一脉相连。从这种按照年代顺序的观察，也可理解其“政治意义”。
共同印刷公司的罢工在三大罢工之中最先发生，也是规模最大的，虽未发展到总罢工，但在出版业工会所属的印刷厂，也大大小小、分散地发生过几次同情罢工和单独罢工。那真可以说是英雄的斗争，北起北海道，南到九州，在当时半地下状态之中，如果说，日本全国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全部力量已集中在东京小石川的连檐宿舍区的一角，也不为夸张吧。
诚然，这次罢工，从起初就充满了悲剧的预感，确实是被迫进行的斗争、后退无门的罢工。这次罢工的记录文献非常庞大，由书记长上野山博交到我手里，太平洋战争中继续保存着，直到疏散[20]之前才托交到当时的委员中村木神和萩原喜三郎保存，战后仍在他们手里。以我个人来说，我曾认为这次罢工如能避免则应力求避免。发动罢工前的年底，反对发动罢工的我，在小石川支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曾以一票对九票遭到多数否决；不过，我又提议重新进行一次表决，这次又以九对一的多数决定延期发动罢工。后来在发出罢工命令的那天黎明之前，在植物园前面的面食店铺的二楼举行的会议、评议会指导部与工会总部联合举行的会议，都曾在原则上同意我的反对发动罢工的意见，当时那种悲壮的气氛，直到现在还留在记忆里呢。当然这不是说我的回避罢工的说法是正确的。相反地，我觉得当时是犯了山川路线[21]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是因为，当时我不是党员，后来又逐渐脱离了工会运动而参加了消费合作社运动，不了解领导这次罢工的日本共产党对这次罢工的批判和评价。我想说的只是那种难于预测的情况和气氛而已。读者将会发现，我这种思想，在作品中通过萩村这个人物，投射了一道阴暗的影子，萩村终于不得不变成疯人和废人。[22]
罢工是由于公司开除铸字车间三十八名职工的挑衅行为所引起的。这虽然是开除一部分职工，但看来资本家方面只觉得这不过是冰山的一角，因此必须加紧准备，并很快地解决了东京印刷同业工会内部的财阀之间的纠纷，公司方面采取了过激的政治方针。（在作品中可以看到财阀首脑人物的出面，在罢工结束阶段内务大臣和警察总监也都出头露面了。）工会方面则以党员中尾胜男（他是评议会干部，同时是出版工会干部）等人为中坚，而渡边政之辅、佐野学（佐野在秘密指挥部也未见过，渡边则见过两次）等共产党员领导干部为隐蔽的最高领导，表面上则由非党人员评议会委员长野田津太、罢工部长南喜一等人领导。两方面完全是最高领导人员亲自出马的对垒阵容，（当时，大臣或总监出面干涉罢工的事是很少有的。）罢工带有非常强烈的政治色彩。当然，一切罢工都属于政治斗争的范畴，正因为如此，也才都是阶级斗争，而这次罢工又有其特殊性。在斗争手段上，资本家方面，也有其他财阀一时忘记了他们的内部矛盾而予以协助（在乐器罢工时有宪兵出动），从共同印刷的罢工起，资产阶级的思想团体、佛教、基督教及社会妇女团体和暴徒团等一齐出动，企图冲垮工人方面的队伍。在工人方面，则有以罢工团员的班组织为中心的各种自治组织、以共产党为中心的领导机构——称为秘密指挥部，在地下频频移动，并在这次罢工中第一次以“基干组织”这个名称，建立了与秘密指挥部联系的行动组织。所谓“基干组织”，并非由共产党员组成，而是把一些优秀的青年秘密地安置在罢工团的各个班，充任斗争的先锋。此外，无产阶级的艺术团体也予以支援，参加斗争，据说，“左翼剧场”的前身“皮鞄剧场”就是此时诞生的。
此外，这次共同印刷的罢工之政治性质所以称为“特殊”的另一个理由，就是小石川支部乃是出版工会的最大的根据地，同时，出版工会又是日本工会评议会的最重要的工会，日本工会评议会则是日本共产党的最大的基地。据《日本工会评议会史》（谷口善太郎著）所载，当时参加评议会的加盟组织有四十四个、工会会员总数为三万一千四百九十二人，按其各个不同产业机构的分布情况，则印刷出版业为最高，占百分之三十二。不单超过了“南葛”[23]以来最有革命传统的金属业的百分之三十，而且出版业的组织，在当时的生产情况下，切实能够全部缴纳会费的大工厂占多数。一言以蔽之，以共同印刷公司的三千二百人到三千五百人为最大，此外尚有秀英社、日清印刷公司和一部分凸版印刷公司，并有大阪的同业公司。一般认为百分之三十二，将达一万上下人，据我的记忆，全国“全部缴纳会费的工会会员占七千人”的时期为最高标准。但是，当时的最为左翼的工会能有“全部缴纳会费的工会会员占七千人”的成绩，乃是惊人的事件，而其中共同印刷公司约占半数。
支部的命令，无论何时都可在一小时之内在东京市动员三百人，七辆卡车经常出去装卸货物。工会会费每人虽只五角钱，但因无人迟缴，银行存款已以万计，甚至有人称此为“评议会的常胜军”。统治阶级既然把共同印刷公司当作评议会和共产党的共同基地，当然这个公司也就成为其进攻的目标了。所以，正如这篇作品所表现的，所谓“全体解雇”虽意味着在公司方面也将陷于破产境地，但他们能一度克服这种困难敢于推行，当然也就是对评议会势力的一大打击，并且在此种压迫之上重叠地制造了“三·一五”和“四·一六”事件，为发动“满洲事变”铺平道路。
四
但是，被称为“评议会的常胜军”的出版工会及其根据地小石川支部，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进行《没有太阳的街》中所描写的英勇斗争的。关于这一点，《没有太阳的街》几乎完全没有谈到，现在我再为读者多说几句。
如方才所述，出版工会的前身是关东印刷工会。一九二六年五月日本工会评议会创立当时，关东印刷工会是以三百五十名会员的名额参加的。更往前看，关东印刷工会的前身是出版从业员工会，这个工会创立于一九二三年初，工人只有几十名，而大多数成员又是思想家、学者和艺术家。我作为出版从业员工会的会员，在共同印刷公司——当时的“博文馆印刷厂”作工，记得在成立这个印刷厂的久坚支部（小石川支部的前身）时，连我在内只有三个人。
经过一九二三年九月的大震灾到一九二四年五月第一次罢工——“博文馆总罢工”，一直维持了将近五十人的会员，这个时期的情况在我的记忆里至今还留着种种印象。由于这些经过情况在我与江口焕[24]、壶井繁治、洼川鹤次郎[25]、中野重治等人共著的文化运动外史《战斗的足迹》里的《一个时期》的一章中，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因此我就不再赘述。如果没有这第一次罢工的胜利和这次胜利的人们刻苦的斗争，也绝不能够产生什么“常胜军”。从这种意义来讲，《没有太阳的街》似乎是仅仅描写了斗争的花朵，而尚有很多情况未能加以描写。
尤其是一九二四年罢工的大胜利——“争得工资提高三成”，大大地鼓舞了在大震灾发生以后沉滞下去的工人运动，使其顿时活跃起来，于一两个月之内就争得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印刷工人提高工资的历史性胜利。但在取得胜利以前人们所走过的艰苦道路，为人们指出了革命运动的性质，深为有趣。遭到数次牺牲，但工人却很难觉悟起来进行斗争，但是，一九二四年五月一日拂晓，偶然在第二制版室发生的火灾，一星期以后在第一印刷室发生的口角，却成为导火线，爆发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罢工。偶然性与必然性，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的巧妙结合，其中的确存在着很多值得学习的事情。这第一次劳资斗争的经验，对于我来说，也是十分可贵的；尽管我决不是什么“革命家”，但，即使在我如何悲观和懦弱的时候，也绝对没失掉“革命一定要爆发”的理性认识。
因此，要从这样的《没有太阳的街》以前的事情写起，乃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当时的我尚无这种力量。假如，今后我还能在世界上生存一个时期，我一定要写它们，而且我觉得在目前是能够写得出的。
五
在一九三〇年（我在一九二九年参加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发行的《无产阶级艺术教程》第三辑里，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是怎样写〈没有太阳的街〉的》。
这是一篇正如这个大题目所表示出的，充满了自我欣赏和好胜之心的文章，这从下边的小标题也可看出：一，打破了过去的“创作规范”；二，读者对象，不以知识分子而以工人为准；三，以能够“让人读下去”为首要条件；四，我对于小说作法的体会；五，知识分子批评家和工人作家等等。这里是有许多错误的。
——我从十三岁当定期学徒时代起，一直过着工人生活，因而没有时间钻研正规的小说作法，虽然喜欢读书而且也读过一些，但恐怕比目前文坛上的任何作家，读得都少，——其实是想读而没有时间。
但是，直到现在，我仍不引以为悔，一方面有着知识范围狭窄的缺陷，同时，从没受毒害这一点来说，其效果比起缺陷来毋宁说是更有益些的。也就是说，这是因为我很少受到资产阶级文学的毒害。
除此而外，我还写了一些。这里有着对资产阶级文学的机械的反感，无条件地肯定自发的工人气质，将缺陷反而说成是“很少受到毒害”的似是而非的革命性等等，实质上应该说是自以为是的东西。我这种错误的认识，代表了一九三〇年前后“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中一部分人的偏向，不过，在我写作这部作品的当时，尚未意识到这一点而已。但是，这种偏向说明自己有着一些弱点，并必然反映在作品中，而读者也一定会有所觉察。
不过，这部作品尽管存在着这么多的缺点，但作为作者的我，直到今天仍然对它有着浓厚的爱情。写小说，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劳动；正由于我反映了那次罢工，虽然萩村成了残废，而我自己却得到了成长。现在，我深切地感到：假如我不写这部作品，那么萩村的命运也将恰恰是我自己的命运。正由于我自己生存了下来，我才得以在作品中把在那次罢工中燃烧过革命热情的人们，和他们的斗争姿态，多少反映了出来吧。
一九二六年秋天，关东印刷工会和“H.P俱乐部”在芝协调会馆联合举行“出版工会成立大会”时，人们推选我作会议主席。“H.P俱乐部”是在一九二四年第一次罢工以后，为了密切地联系全体印刷业职工并把他们组织起来，在关东印刷工会之外，新建立的组织，由于这次的联合行动，而真正成了名副其实的日本最大的印刷工人工会。人们选我作会议的主席，我感到一方面是给与我这一向被称为“共同印刷工会草创者”的光荣的饯别礼，同时又是为我这山川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所敲的诀别的丧钟。当然，当时已产生了福本路线，问题是不能单由哪一方面加以处理的。——总之，把上述这些情况写在这里，对于理解这部作品，是可以作些参考的。
一切的人们都在体验着现实的斗争，但是，如何深刻地、全面地理解自己的体验，就会由于个人的政治思想水平的高低而有所不同。在参加了《没有太阳的街》这次罢工的英勇斗争的人们之中，比我所描写的更深刻数倍地理解了自然的真实的人们，该是多么众多呀！列宁、斯大林，还有毛泽东，对苏联文学和中国的革命文学分别指出基本的准则和方向，就是从这里出发吧。作家也必须不断地前进，用他们的作品变革现实、创造更幸福的世界，否则，他们必将看不到真实。
一九五〇年四月
注释：
[1] 日本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期刊，一九二八年创刊，一九三一年被迫停刊。
[2] 金子洋文（生于1894年），日本小说家、戏剧家，曾参加初期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3] 汉字均注有假名（读音），为的是帮助文化水平较低的人读懂。
[4] 青野季吉（1890—1961），日本著名的文艺批评家，早年曾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参加者和组织者，后为“日本文艺家协会”会长。
[5] 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发生在日本东京一带的大地震，受灾很重。
[6] 《播种者》是日本最早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刊物。一九二一年创刊于秋田县，出三期停刊，同年十月于东京复刊，最后于一九二三年九月停刊。在秋田县出刊阶段，一般称为前期《播种者》。
[7] 从一九二六年起，在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作为对山川路线的批判而出现的以福本和夫的理论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上的偏向。其主要内容是：脱离实际地运用辨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过高地估计革命知识分子的作用，而把党变成了理论家和职业革命分子的党，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于一九二七年受到第三国际《关于日本问题的宣言》的批判。
[8] 佐多稻子（生于1904年），日本的无产阶级女作家。
[9] 桥本英吉（1898—1978），日本的工人出身的无产阶级作家。
[10] 《忠臣藏》是日本的一出著名的古典戏剧。
[11] 林房雄（1903—1975），日本作家，青年时期曾参加过日本的初期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12] 《文艺战线》是日本战前无产阶级文艺杂志的一种，一九二四年创刊，一九二五年一月一度停刊（通称前期），一九二五年六月复刊，最后于一九三二年停刊（通称后期）。前期曾为建设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主要力量；后期曾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主流《战旗》对立。此处所称之文艺战线派，系指其同人。
[13] 日本杰出的无产阶级作家和革命家小林多喜二的名著。
[14] 中野重治（1902—1979），日本著名的无产阶级诗人、小说家和批评家。
[15] 村山知义（1901—1977），日本的左翼戏剧家，《暴力团记》即其初期著名戏剧之一。
[16] 一口坂是一条坡路的名称。
[17] 白须孝辅是当时《战旗》的编辑人员。
[18] 壶井繁治（1898—1975），日本著名的无产阶级诗人，初期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参加者与组织者。
[19] 一九二八年前后，日本反动政府正在加紧准备侵略中国的战争，同时在国内撕破民主的假面，实行凶暴的法西斯统治，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和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六日前后两次在全国范围内非法逮捕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后来人们称为“三·一五”和“四·一六”事件。
[20] 太平洋战争末期，日本各大城市的居民为避免轰炸，都曾纷纷向乡下疏散。
[21] 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初期，以山川均为主所犯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偏向，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六年间曾一度占统治地位。其主要内容是：在群众有了一定的觉悟，建立共产党以后，即认为党的任务已经完成，不必再进行组织活动，因而主张解散日本共产党；另一方面又认为日本革命只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放弃民主主义革命，并对一九二七年第三国际《关于日本问题的宣言》的批判，表示不服，从一九二八年起变成了与共产主义运动对立的左翼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个流派。
[22] 在德永直所著《没有太阳的街》的续篇《失业城市东京》中，萩村变成了疯人。其主要原因是第一，他在斗争中屡次受到敌人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残酷打击；第二，由于他有着右倾思想，在斗争中受到同志的批判。
[23] 一九二三年九月日本发生大震灾以后，日本政府慑于人民起来反抗他们，以镇压捏造的朝鲜人暴动事件为名，由龟户警察署将东京市南葛工会的工人运动的领袖河合义虎、平泽计七等九人逮捕杀害，此即有名的龟户事件。此处，即指南葛发生这事件以后的情况。
[24] 到江口焕（1987—1975），日本的无产阶级作家。
[25] 洼川鹤次郎（1903—1974），日本的无产阶级文艺批评家。
本篇录入者：biaogang
小说正文录入：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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