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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诽谤的革命：通过文献了解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历史》
（The Revolution Defam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Vietnamese Trotskyism , Socialist Platform Ltd , 2003）
印度支那：缔造革命的政党
Indo-China: Building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第四国际自20世纪30年代起在印度支那缔造政党的活动，充满了革命的经验与教训。我们的同志面对着残酷的帝国主义镇压，坚信工人阶级的问题不可能在印度支那一个地方得到解决，而当时的印度支那斯大林派仅有的声誉也只有1930-31年的极端左倾行为以及它所篡夺独享的十月革命的声望，但我们的同志竟然能够另辟蹊径挟制着斯大林派建立了长达四年（1933-1937）联合战线。
在20世纪30年代初越南国大党被镇压得走到穷途末路，在安沛（东京地区）发动了武装起义。安沛起义的消息传到法国，引起了众多在法国的越南人的热情关注。我们的同志在殖民地展览会（1931年5-10月，Vincennes）的印度支那展馆组织了大规模的集会活动，期间他们还发放了传单，内容有要求政治特赦、废除死刑、要求年老的杜梅格总理（Gaston Doumergue，时任法国总理）和年青的保大皇帝施行民主自由。5月31日他们又在爱丽舍宫前组织了一次集会。当时我们的同志团结在当时的组织——La Vérité周围，连续多次地阻止了进行街垒战斗的冲动。但凶残的资产阶级还是进行了镇压。经过法院审判后，很多人被关押在了La Santé和La Roquette，后来又有19人被遣返回印度支那。他们中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同志。
1930年6月底，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成员在西贡登陆。
当时印度支那到处都酝酿着动乱。斯大林派政党一个接一个地组织集会游行，但就是没有发动武装起义，他们坚守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当时越南斯大林派的状况是，他们受命于机会主义的第三国际，制定了一套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方案，不过他们倒是很真诚地去开展革命斗争并使用极左的革命语言。我们很容易看清楚斯大林派的用意：他们是想通过积极的革命斗争发动印度支那最积极的革命力量，然后把他们绑架，迫使他们接受克里姆林宫主子（世界革命的掘墓人）未来的右倾路线。
斯大林派再次成功地为了自己卑鄙的目的利用了革命的人民，然而事情本身的逻辑证明，“共产”国际当时的政策必然地导致了革命群众的士气遭受严重挫折，他们的革命作用被严重贬低。现在人们对30年代革命岁月的了解，几乎只有这些词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帝国主义、反革命的人民阵线、国民防卫基金（National Defence Fund）的战争预算、完全仲裁（compulsory arbitration）、残暴的莫斯科审判。
但我们希望大家重新审视这个30年代。在斯大林派的语言里根本就没有提及当时城市工人的革命斗争。另外，农村的革命形势也是汹涌澎湃。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成员也没有闲着，他们与印度支那共产党中的革命分子、革命工人与学生结成了同盟。在他们的影响下，有些试图加入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同志，甚至还提出了一个入党条件，就是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总的来说，尽管斯大林派诽谤左翼反对派，诽谤托洛茨基，但我们的同志还是成功地和印度支那的斯大林派建立了政治合作，还对那些在运动中受伤和被捕的斯大林派同志进行了援助。
到1931年越南的左翼反对派组织有左翼反对派（”Ta doi lap”，Left Opposition），十月左翼反对派（Ta doi lap “Thang Muoi”）和印度支那共产主义（Indo-Chinese Communism）。它们的杂志和宣传页也都使用其组织的名称。
1932年8月，警方发现了托派组织和出版物，并进行了搜捕和查封。如果说当时有不到200名斯大林分子被关在西贡中央监狱（Saigon Central Prison）的话，那么就有不到30名的左翼反对派也被关押在那里。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左翼反对派进行了更好的组织，在严刑拷打下，我们的同志向警方透露的“秘密”和揭发的人数都远远少于斯大林派。
在1933年1月底，我们两名被临时释放的同志联合那些没被关押的斯大林派分子和一些“无党派”人士决定发起一场合法运动，希望能借此公开宣传工人阶级与被压迫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利益需求，向全体人民宣传阶级斗争的现实。根据这一观点，他们决定参加1933年5月的西贡市政议会选举。因为这是当时印度支那唯一一个能够进行普遍选举的地方。于是他们就提名了两名知识分子、两名企业员工和四名工人参加选举，为此他们还成立了正式的联合阵线《斗争报》。
在选举中，他们高举阶级斗争的大旗，极大地震惊了政府当局，甚至也令一些“革命者”大为吃惊。更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居然还赢得了两个席位。
从那时起社会问题就开始公开讨论了，对社会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注越来越具有吸引力，并盖过了人们对界限模糊的民族斗争的关注。但是托派和斯大林派都忽视了帝国主义容忍的限度，即只能在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讨论社会问题，反映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受压迫阶级的心声。很显然在非法的领域，托派和斯大林派都各自进行着自己的组织与斗争活动。
由于非法的活动比合法的工作更为重要，以致于有些同志认为“斗争报派”只是个临时的空架子。只是到了1934年10月“斗争报派”才得以重生，它仍然确定了阶级斗争的革命战略。
他们在竞选活动中提出了反对警察局的严刑酷罚，反对过于严厉的赎罪体制，尤其是Poulo Condore,Dak Pao和Lao Bao集中营的非人待遇，反对对工人们的残酷剥削和对农民的压榨，等等。尽管他们明白自己不能出版异类的文章，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忽略对当时社会问题的关注。有意思的是，一旦《斗争报》发表了倾向于法国人民阵线政府或斯大林主义的文章，那么它也会同时刊登一些列宁的文章或在“国际新闻”栏目摘抄一些法国托派（国际工人党，POI）报纸La Lutte ouvriéré上的文章，总之每期《斗争报》不可能只有斯大林派的文章。为了反击对十月革命的歪曲言论，《斗争报》还连续刊载了John Reed的书《震惊世界的十天》（列宁作序）。在Tao（阮文绍）发表过赞扬法国人民阵线政府的文章后，谢秋杜就发表了谴责人民阵线政府背信弃义的文章。那些先进的工人革命分子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托派与斯大林派的政治立场不同。
在先进的工人革命分子看来，斗争报派联合阵线破裂的直接原因就是赞成或反对法国的人民阵线政府。这样一场“分裂”对革命者而言是绝对不利的，而对改良主义者则是非常有利的。1903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就曾在群众基础问题上发生过分裂。
印度支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在1937年4、5、6月间尽其最大努力对工人阶级和受苦群众进行了政治宣传与动员。由于知道斯大林派也是百分百支持改革的，我们的同志就努力用事实去证明，即使是最落后和最受压迫的阶层，也是革命的同盟军，革命者不应破坏工人阶级的革命阵线。
在知道吉东（Gitton）的来信（1937年5月19日，要求越南的斯大林派与托派决裂）后，我们的同志决定为以后的宣传和动员创造一个有利的局势。1937年6月14日托派与斯大林派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经过很长的讨论后，谢秋杜提出了一个置斯大林派于被责难地位的议案，以便我们可以使用这份议案向广大民众解释斯大林派投靠资产阶级、剥削者和帝国主义。斯大林派拒绝对此进行表决。无论怎样斯大林派就是要和我们决裂，就是要削弱工人阶级的革命阵线。
在特殊的国内环境影响下，四年来托派与斯大林派的联合阵线取得了诸多的成就，这也使得托派在联合阵线分裂时也已具备了开启新局面的好条件。四年来托派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甚至还把很多斯大林派的工人吸引过来。斯大林派内部在不同时期总是会冒出一些左派的人士和一些质疑第三国际、倾向第四国际的团体。在四巨头（张伯伦、达拉第、希特勒、墨索里尼）签署了关于苏台德问题的《慕尼黑协定》后，这种情况就愈加明显了。
多亏有过去的斗争经验和当前实践斗争的刺激，否则我们建党也不会这么容易。再也找不到像今天这样好的建党机会了。
现在我们有些同志被胡佑松（Ho Huu Tong）蛊惑，自称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还想成为第四国际的一个成员。他们有一份月刊，经常同时引用托洛茨基和列宁的一些不完整的言论。
试想一下，在现阶段我们还能只空谈资产阶级民主，而不去拿出实际的斗争方案以指导人民群众从事争取自己民主自由的斗争？这份月刊的政治思想就像它给我们的感觉一样，就是要求我们在政治上如果可能的话后退两步（take two steps back）。
该组织希望我们比1934-1937年间的行动再后退两步。胡佑松当初参加联合阵线就是很被动的，等到1937年6月14日联合阵线分裂时，这个曾有利于第四国际的联合阵线就被胡佑松认为是三个半（Three-and-a-Half）机会主义。
胡佑松他们现在沉迷于纷繁复杂的数学式和地图式理论推理。在他们看来，印度支那的第三国际与第四国际之所以能够组成统一阵线，就是因为三不是三，四不是四。按照他们的逻辑，如果这些数字真有它被赋予的意义的话，我们的4变成3.5就是对斯大林派的很大信任，而实际上斯大林派只是1.5。
另外他们这些人丝毫不怀疑自己的逻辑，这点精神倒值得坚持。他们始终认为根本就应该有这个联合阵线。在他们看来，只要与法国社会党、斯大林派或社会主义派别结成联合阵线，4就变成3.25、3.5、3.75甚至是3。
我们要谴责这帮懦夫和宗派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同类。
注：本文源自《国际季刊》（Quatrième Internationale）,1938年11-12月，第14-15号。译文出自Les Cabiers du CERMATRI，2001年3月第100期，第73-76页，原文名为“L' Opposition de gauche en Indochine entre 1930et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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