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台湾自主工会运动史 1987-1989

第十五章 结论


· 15-1 修改工会法
· 15-2 1989年选举
· 15-3 北京大屠杀
· 15-4 展望未来
 



15-1 修改工会法


  国民党政府感觉到工运愈来愈强的挑战,两年来,国民党政府已着手修改劳动法规。表面看来“工会法”这准备要修改的条款,好像是变得更开放、宽松;但事实上,是用来抑制工会的力量和工运。
  国民党政府主要想修正三项条款。“工会法”第6条规定“同一区域或同一厂场年满20岁之同一产业工人,或同一区域、同一职业之工人,人数在30人以上时,应依法组织产业工会或职业工会。”其中,“应依法”可能给改为“得依法”。第8条:“凡同一区域或同一厂场内之产业工人,或同一区域之职业工人,以设立一个工会为限。”可能要删除。第13条:“同一产业之被雇人员,除代表雇方行使管理权之各级对务行政主管人员外,均有会员资格。”这一条规定的强制入会制,可能改为“自由入会”制。
  过去几十年,国民党政府借着这些条款和“全总”控制所有的工会。但工运兴起之后,“一厂一会”的条款反而成为劳方剪除亲资方势力的武器。因此,删除这一条规定,有助于管理阶层和亲官方的劳工另设工会,挤压自主性工会的生存空间。而且也会使自主性工会的代表性受损。此外,如果一个厂内有几个工会,团体协商也会变得复杂,厂方可以不顾自主工会的要求,只和要求较少的工会协商。在“工人应依法筹组工会”的规定下,如果劳工要组织自己的工会,政府最多只能拖延许可的时间很难拒绝,因为这是劳工法定上权利与义务。但条款如果给修正为“得依法”的话,政府就比较容易拒绝,而且有些劳工会认为不一定要组工会。
  台湾目前,劳工人数在30年以上的工厂,约有30000个。但工会只有2500个,而且大多数都是亲资方的工会。因此,在现行法规下,自主工会扩展的潜力,还相当可观。如果工会会员制度改为“自由入会”的话,工会干部就则得费更多心血说服劳工入会。有“二干部还担心如果劳工不一定要加入工会的话,那么许多劳工会因为担心被主管刁难,而与自主性的工会保持距离。也有人指出,工会争取到的福利和改革,所有厂内劳工都可以享受到,那么加入工会,就变得没有必要了。有些工运人士则担心法规修改之后,工会成员数目可能会遽降,而且自主性工会的代表性也会降低。
  虽然大多数工运分子知道政府这次修正劳动法规的企图是想打压自主性工会,但修法之后,对工运究竟是好是坏则有不同的看法。譬如:废止“一厂一会”的条款,可助厂内已有亲资方工会的劳工更容易组织起来;他们可以另外成立属于自己的自主性工会,并且更容易得到劳工支持。而不必像以往一样,在工会选举中跟官方和亲资方势力辛苦地作战。至于其它二个条款,有人也觉得不用太担心。他们认为如果工运够强,劳工才不会管什么条款,自然会加入或组织工会。
  政府除了“工会法”外,也打算修改“劳基法”。许多劳资纠纷发生的原因是事实的劳动条件与法规中所订定的差得太远。
  政府原本计划,在1988年底修正“工会法”和“劳基法”。
  但后来又改到1989年12月的选举以后,因为国民党担心修法会造成选票流失。
  修改劳动法规这件事,使得自主性工会和一些劳工团体放弃彼此间的歧见,共同应付这个问题。“二法一案行动委员会”就是为了反制修法以及声援被起诉“苗客”工会干部,所成立的联盟组织。
  劳动法规的修正,各工会开始去探讨、设计工运一直缺乏的长期策略。工运过去无计划的发展方式,已逐渐消退;一个更成熟更有计划的运动模式正在蕴育当中。
  1989年11月月底,政府通过一项法令(译注:“整治治安条例”);表面上看起来,它是用来对付与厂方作对犯罪行动,像绑架、黑函。但这法令的原始草案却很明显是用来限制工会和环保团体对抗资本家的活动。政府认为这些团体的活动,会伤害到台湾的投资环境。在草案中也有一些条款,处罚对工厂装备、生产造成伤害的非法的围堵行动。这一条虽然在审议时删掉了;但另外又加上:任何人干扰公务员行使其职,可判三到五年徒刑期。


15-2 1989年选举


  国民党在1989年底选举的结果,远比预料的还糟;这代表国民党垄断台湾权力的时代已经结束。民进党在中央、省、县各级议会的选举中,都有斩获;它得票率达到33%,国民党则有58%。一位工党候选人,选上高雄市议员。走台独路线的“新国家联线”推出32位候选人,有20位当选;它们在竞选中,冒着被判“叛乱”罪危险,公开主张台独。但不论结果如何,国民党仍然稳稳地控制着立法院,因为增额立委只占立委总额的少部份,而终身立委则占绝大多数。
  这次选举的结果,也把开放所有公职选举的呼声再向前推进了一步,这包括所有立委、内阁部长,甚至总统的直选。
  反对人士宣称国民党在选举过程中做手脚,但国外的观察员却认为国民党在选举前就已占尽优势;譬如:对媒体的控制,禠夺反对人士的公权,以及无限的金钱资源。
  政府为了要降低劳工的不满及劳资纠纷,它指控反对人士为了参选而把劳工当做“政治筹码”。亲国民党的报刊(像《工商时报》、《中央日报》)严厉批评“外力”,并指控“外力”鼓励劳工采用对抗策略,使得许多劳资争议变得更加复杂。
  国民党把劳资冲突的原因推到“外力”的头上,以便让外商相信台湾的劳工仍然十分温顺;另方面也想民众认为反对团体在制造混乱,而且只想把台湾摧毁掉。
  台湾各反对党比国民党更积极争取劳工的支持。民进党在1988年8月设立劳工党部,而工党和劳动党也宣称自己是直接代表劳工。工党派出15位候选人,劳动党则有4位,竞争立法院中劳工团体立委、区域立委以及省、市议员的席次。[38]
  民进党、工党、劳动党的候选人一起竞争劳工立委席次,而其它自主性的工会,则分别支持它们的竞选活动。
  国民党有鉴于在1986年劳工的立委选举中,意外地败在虽然候选人之下;因此,它在1989年选举中,努力动员党员。为了把五席劳工立委全部抢下,国民党一口气推出14名候选人。所以,劳工立法总共有27位候选人角逐。这是所有职业团体立法中,竞争最激烈的一类。
  劳工立法的选举,是全国性的。劳工政党、劳工团体、自主性工会在极有限的资源下,无法负担全国性选举所需要的庞大经费。国民党候选人在组织、经费的优势下当选,是意料中的事。有人则认为工运人士竞选失利的原因是劳工业选举的暧昧态度。在整个竞选活动中,劳工业政见发表会没什么兴趣。高雄有二场政见发表会,连一个听众也没。
  在选举政策上规定:要投劳工立法的票,劳工必须是工会会员,而且要在一定时间内完成登记:否则劳工只能投区域立法的票。这规定自然对国民党有利,它在很久以前就把总工会属下的许多劳工登记上去。到1989年10月为止,在230万工会会员中,有120万劳工登记劳工立法。
  但选举结果,国民党仍大失所望,5个席次中、国民党选上3个,另2席给虽然拿下。获票最多的是全总理事长谢深山,而民进党的吴勇雄、王聪松分居2、3名。而且其它工党、劳动党的劳工立法候选人,也表现出色,每人得票数都超过10000。[39]
  在虽然3位劳工立法候选人中,只有苏芳章是工会干部,他是台湾石油工会的主任秘书。
  至于工党的3位候选人,都是工会干部出身:康义益(石油工会理事长),尤金地(台塑宜兰厂工会理事长),陈进明(台湾糖对员工联谊会会长)。劳动党的候选人也是工运人士,劳动党的副主席、高雄南亚塑料工会的理事长许清富。
  苏芳章用“劳支会”的办公室做为竞选总部。他受到“劳支会”的支持,而获得一百多个自主工会的联署支持。苏的竞选口号,包括台湾独立。劳支会的秘书长赖劲麟指出,工会会员支持苏,主要是因为他为工运打拼,未必是支持他台独立场。
  3个反对党的劳工立委候选人,全都重视“劳基法”的修改,工资、福利的改善,以及低价住宅的提供。劳动党在劳工权益方面,提得最为深刻;它详细的列出对“工会法”“争议法”修改的要求。劳动党4位候选人,则集体的提出包括公共政策、劳工政策与国营企业民营化的三边纲领;而且他们也在竞选中,打起“社会主义联线”的旗帜。劳工政党第一次标举出社会主义的走向。工党的政见就比较暧昧。该党没有提出一套完整、清晰的劳工政策。至于民进党,也只有苏芳章提到最低工资与工时问题;其它2位候选人,对这些问题则是含糊带过。
  国营企业民营化是台湾许多劳工关心的问题。国民党打算在1990年把19个大型国营企业移转民营;但是国民党政府藄没在民营化计划中,清楚说明民营化对各个企业有什么影响?如何资遣员工?如何处理国营企业中成千上万年纪较大的劳工?在台湾工业结构剧烈转变的过程中,国营企业劳工所面临的冲击,已成为工运中一个倍受争议的议题。
  劳动党对国民党的民营化计划,清楚表明反对的立场。工党的态度不太清楚,它的3位候选人中有2位公开反对民营化。民进党支持此民营化政策;但苏芳章的政见反对民营化。苏芳章的助选员、劳支会的秘书长指出:苏的作法确实是违背虽然的政策,但从劳工的观点来看,他们必须要反对民营化。
  在1989年8月中旬,铁路工会98名代表中有40多名代表,联合起来宣布他们对谢深山在竞选劳工立法时所做的保证,表示担心。谢深山,这位铁路工会的理事,国民党劳工立法最高票当选人,对这次事件感到震惊。[40]
  在国民党推出的14位候选人中,只有3位(包括谢)提到民营化,而且三位都欢迎这政策,他们只附带提到要小心处理裁员的问题。
  工党主席王义雄在1989年选举中落选;他当时曾指出,他的落选反映出整个社会并不接纳他和他的党。他也宣称他要永远退出政治,回到原来的法律事业。至于工党的未来,工时说让它自由发展,但他预言工党最终还是会垮台。[41]
  这次选对劳工而言,没改变什么。国民党失掉了一些预料之外的席次,这显示出整个社会对政治改革的期望可能还会持续下去而且升高。但是,国民党目前仍紧抓着权力不放。


15-3 北京大屠杀


  另一个可能影响台独的事件是1989年6月中共在北京屠杀民主示威的群众。在大屠杀发生之前,国民党对北京将近两个月的示威活动几乎没什么反应,这遭致许多反对派政治人物的批评。当北京政府在6月4日凶暴地结束了这场示威时,台北领导人士的反应只是含混带过。国民党政府在过去40年中,绝不放过任何宣传的机会来打击它在大陆的敌手。但是,国民党政府对六四事件所作的言论上及行动上的制裁,自限得令人惊讶。有人,国民党并不想在自己处于混乱、政治不稳的状况下,过份激怒它身旁的巨人。除此点之外,一些观察家也指出台北政府担心会激起台湾内部追求民主的学运。
  讽刺的是,40年过去之后,北京、台北二个老化的政权二者相似之处愈来愈多,而且各自与国内日益茁壮的批评力量相对立。它们都面临来自新一代社运的压力与批评,这些新生代没有它们曾经历过的内战和革命。这二个政权都强调中国统一,就这一点而言,它们是统一了。这二个党也都认为长期的一党统治,为人民带来幸福;而且它们都抱着权威制度不放,这包括:党控制军队、大众传播媒体和各种社会组织。在政治环境大变动的时期,这二个老对手觉得它们彼此是天涯中仅有的知己。
  对台独人士而,北京的大屠杀有助他们得到更多的支持。在竞选中,国民党的候选人指出不应再把台独提出来,免得增加中国攻台的借口。国民党口中的中国统一,在以往是个神圣的使命;但到现在,它的候选人却用担心中共来犯的理由对抗台独。


15-4 展望未来


  台湾的劳工已经开始争取他们早该享有的权利。他们的行动本身,就是对国民党政府和外在世界的一个宣言:他们不愿再照原来样子活下去,他们也不愿再沉默地忍受这一切。他们愿意站起来,争取在过去30年经济发展中,他们应享的成果;因为这些成果是他们以长工时,低工资,在危险的劳动条件中创造出来的。
  在国际投资趋势和台湾内部状况转变的环境下,劳工的抗争对全岛经济、政治的发展,将会有极大的影响。台湾新兴的工会运动,对国民党政府、反对党、中共对统一的希望、国际投资者以及国际性工会,都提出了挑战。
  工运已经在行动中展现它潜在的力量。有些工运人士认为,工运目前主要的任务是巩固劳工的力量、发展自主性工会。一般而言,自主性工会大多在运输业、以及本地资本创立的中、大型制造业;而在这些部门的劳动条件,比起其它大多数产业要好得多。
  目前仍有许劳工的权利毫无保障特别是那些小工厂的、那些罢工权组工会权被剥夺的劳工,女性劳工,原住民劳工以及外籍劳工。一些工运人士承认他们疏忽了那些劳动界底层的劳工,但是在官商强大的压力目前只能先巩固劳工已争到的成果强化自主性工会。
  工运如果要代表所有劳工的利益,工运须深化到劳动界的底层。
  由于台湾过去没有自主性的工会,因此有些资本家认为目前的情况十分“混乱”。这主要是因为资本家们还不习惯劳工提出要求,他们更不习惯团体协商。
  就工会干部而言,他们也缺乏组织与行政的,这种经验非常重要但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大量的金钱来培养。国际性团体结盟,干部虽然可获得许多经验与好处,但他们也得付出一些代价。台湾的工会必须仔细评估与国际团体结盟所带来的利与弊—如果要得到财务上和运作上的协助,势必无法保持完全的自主性。
  台湾工运不能统合起来的原因有两个:一、工会与不同政党挂勾;二、统独问题。如果劳工们要组单一的自主联盟,或改革全总,这二个问题必须先解决。
  台湾的自主工会,在要求参与厂内决策的同时,也在建立它们自己传统。在台湾工运愈来愈蓬勃的同时,台湾的劳工正和菲律宾、南韩等其它亚洲国家的劳工一起开创劳工以及整个社会的新未来。




[38] 《中央选举委员会新闻稿》,1989年12月2日

[39] 《中国时报》,1989年12月3日

[40] 《劳动者》,第32期,第8页

[41] 《联合报》,1989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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