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希腊和罗马相反，封建制度地发展是在一个宽广得多得地盘上开始的，而这个地盘是由罗马的征服以及起初与此有关的农业的普及所准备好了的。趋于衰落的罗马帝国的最后几个世纪和蛮族对它的征服，使得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农业衰落了，工业由于缺乏销路而一蹶不振了，商业停顿或被迫中断了，城乡居民减少了。在日耳曼人的军事制度的影响下，现存关系以及受其制约的实现征服的方式发展了封建所有制。^[2]

　　再没有比认为迄今历史上的一切似乎都可以归结于占领这一个观念更普遍的了。蛮族人占领了罗马帝国，这一事实通常被用来说明从古代世界向封建主义的过渡。……无论什么地方，占领很快就面临结束之日，那时已经没有东西可供占领了，需要转向生产。从这种很快到来的生产的必要性中可以做出如下结论：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社会制度形式，应当适用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起初没有这种适应，那么社会制度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而发生变化。这也就说明了民族大迁徙后的时期中到处都可见到的一件事实，即奴隶成了主人，征服者很快就学会了被征服者的语言，接受了他们的教育和风俗。封建主义决不是现成地从德国搬过去的；它起源于蛮族人在进行侵略时地军事组织中，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再征服之后，由于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现在的封建主义的。^[3]

　　罗马的世界霸权地例子，刨削地中海盆地地所有地区已经有数百年之久。……罗马的行政和罗马法到处都摧毁了古代的血族团体，这样也就摧毁了地方的和民族的自主性的最后残余。新赐予的罗马公民权并未提供任何补偿；它并表现任何民族性，它只是民族性缺乏的表现。新民族的要素到处都已具备；各行省的拉丁方言日益分歧；一度史意大利、高卢、西班牙、阿非利加成为独立区域的自然疆界依然存在，依然使人感觉得到。但是，任何地方都不具备能够把这些要素结成新民族的力量，任何地方都还没有显示出发展能力或抵抗力的痕迹，更不用说创造力了。……各行省摧毁了罗马，罗马本身变成了行省的城市，像其他城市一样；它虽然有特权，但已经不再是统治的了，已经不再是世界帝国的中心了，……罗马国家及其世界霸权引起了这样的结果……它的秩序却比最坏的无秩序还要坏，它说是保护公民防御野蛮人的，而公民却把野蛮人奉为救星。^[6]

　　社会状况也同样是绝望的。从共和制的末期起，罗马的统治已经建立在残酷剥削被征服的各行省的基础上；……普遍的贫困化，商业、手工业和艺术的衰落，人口的减少，都市的衰败，农业退回到更低的水平——这就是罗马人的世界统治的最终结果。……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庄园经济，已不再有利可图；……现在小规模经营又成了唯一有利的耕作形式了。田庄一个一个地分成了小块土地，分别租给缴纳一定款项的世袭佃农、或者租给分成制农民，这种分成制农民只能获得他们一年劳动生产品的六分之一，或者仅仅九分之一，他们与其说是佃农，毋宁说是田产看管人。但是这种小块土地主要地是租给隶农，他们每年缴纳一定地款项，依附着土地，而且可以跟那块土地一起出售；这种隶农虽然不是奴隶，但也不被认为是自由人，……他们是中世纪农奴地前辈。古代的奴隶制，已经过时了。无论在乡村地大规模农业方面，还是在城市的工场手工业方面，它都已经不能提供足以补偿所耗劳动地收益，因为销售它的产品的市场已经消失了。……基督教对于古代奴隶制的逐渐消亡是完全没有责任的。它在罗马帝国和奴隶制和睦相处了好几个世纪，以后也从来没有阻碍过基督徒买卖奴隶，——既没有阻碍过德意志人在北方或威尼斯人在地中海买卖奴隶，也没有阻碍过后世买卖黑奴。奴隶制已不再有利，因而灭亡了。但是垂死的奴隶制却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即鄙视自由人的生产劳动。于是罗马世界便陷入了绝境：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了，而自由人的劳动却在道德上受鄙视。前者是已经不能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后者是还不能成为这种形式。只有一次彻底革命才能摆脱这样的绝境。^[7]

　　德意志野蛮人把罗马人从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解放了出来，为此他们便强夺了罗马人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二来自己分配。这一分配时按照氏族制度进行的；由于征服者的人数比较少，广大的土地未被分配，一部分归全体人民所有，一部分归各个部落和氏族所有。在每个氏族内，则用抽签方法把耕地和草地平均分给各户；后来是否进行过重新分配，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这样的做法在罗马各行省不久就取消了，单块的份地变为可以转让的私有财产即自主地。……氏族在自己的村落里定居愈久，德意志人和罗马人愈是逐渐融合，亲属性质得联系就愈让位于地区性质得联系；氏族消失在马尔克公社中了，……这样，至少在马尔克公社保存下来了的各个国家——在法国北部，在英国，在德国，在斯堪的纳维亚——氏族组织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地区组织，因而才能够和国家相适应。但是，它仍保存了它那种自然形成而为整个氏族制度所特有的民主性质；甚至在它后来被迫蜕变的时候，也还留下了氏族制度的片段，从而在被压迫者手中留下了一种武器，直到现代还有其生命力。^[8]

　　这样，如果说氏族中的血缘关系很快就丧失了自己的意义，那么，这是氏族制度的机关在部落和整个民族内由于征服而蜕变的结果。我们知道，对被征服者的统治，是和氏族制度不相容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大规模地看到这一点。各德意志民族做了罗马各行省的主人，就必须把所征服的地区加以组织。但是，它们既不能把大量的罗马人吸收到氏族团体里来，又不能通过氏族团体去统治他们。必须设置一种代替物来代替罗马国家，以领导起初大部分还继续存在的罗马地方行政机关，而这只有另一种国家才能胜任。因此，氏族制度的机关便必须转化为国家机关，并且为时势所迫，这种转化还得非常迅速地进行。但是，征服者民族的最近的代表人是军事首长。被征服地区对内对外的安全，要求增大他的权力。于是军事首长的权力变为王权的时机便到来了，这一转变也终于实现了。^[9]

　　在有的地方，如在亚洲雅利安民族和俄罗斯人那里，当国家政权出现的时候，公社的耕地还是共同耕种的，或者只是在一定时间内交给各个家庭使用，因而还没有产生土地私有制，在这样的地方，国家政权便以专制政体而出现。相反地，在日耳曼人侵占地罗马领土上，我们看到，耕地和草地地各个份地，已成为自主地，成为占有者地自由财产，即只对马尔克负担一定赋役地财产了。^[10]

　　从一个普通的最高军事首长变成了真正君主地法兰克国王的第一件事，便是把这种人民的财产变为王室地财产，从人民方面把它盗窃过来而以礼物或恩赐地方式分给他的扈从队。……这样，就靠牺牲人民而造成了新贵族的基础。不仅如此。由于国家幅员广阔，就不能利用旧的氏族制度的工具来管理了；氏族首长议事会即使没有老早消失，也已经不能召集了，它很快就被国王的固定亲信所代替；旧的人民大会还继续存在着做做样子，但是也愈来愈变成存粹是下级军事首长和新贵人的会议。……法兰克的人民大众，即占有土地的自由农民，也由于连年内战和征服战争……而弄得疲惫不堪和彻底破产了。……自由的法兰克农民陷入了与他们的前辈即罗马的隶农一样的处境。他们被战争和掠夺弄得破产，不得不去祈求新贵人或教会的保护，因为国王的权力太弱了，已不能保护他们；不过这种保护使他们不得不付出很高的代价。像以前高卢农民那样，他们必须将自己的土地所有权交给保护人，再以各种不同的和经常变化的租佃形式——不过总不外是力役和代役租——从他那里把这块土地作为租地而租回来。一经陷入这种依附形式，他们就逐渐地丧失了自己的人身自由；经过几代之后，他们大多数都变成了农奴。^[13]

　　但在这四百年间，毕竟是前进了一步。即使我们在这一时期未所看到的主要阶级差不多跟初期一样，但构成这些阶级的人毕竟已经不同了。古代地奴隶制已经消失了；破产的、贫穷的、视劳动为奴隶贱事地自由人也已经消失。介于罗马隶农和新的农奴之间地是自由的法兰克农民。正在灭亡中地罗马国粹，它的“无益地回忆与徒然的斗争”已经死亡并且被埋葬了。九世纪的社会阶级，不是在垂死的文明的衰亡中，而是在新文明诞生的阵痛中形成的。新的世代，无论是主人还是仆从，跟他们的罗马前辈比较起来，已经是成年人的世代了。有权势的地主和服劳役的农民之间的关系，对罗马人来说曾经是古代世界毫无出路的没落形式，现在对新的世代来说成了新的发展的起点。其次，不论这四百年看起来多么像白白度过，可是留下了一个重大的成果：这就是一些现代的民族，亦即西欧人类为了未来的历史而实现的新的形成和新的组合，德意志人确实重新使欧洲有了生气，因此，日耳曼时期的国家破坏过程才不是以诺曼-撒拉森人的征服而告终，而是以采邑制度和保护关系（依附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为封建制度而告终，而人口也有了这样巨大的增长，以致能够完好无恙地经受了不到两百年后地十字军远征地大流血。然而，德意志人究竟是用了什么灵丹妙药，给垂死的欧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呢？是不是像我们地沙文主义地历史著作所虚构地那样，德意志种族天生有一种特别地魔力呢？决不是。……使欧洲返老还童的，并不是他们的特殊的民族特点，而只是他们的野蛮状态，他们的氏族制度而已。^[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