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哪个东方才是红的？——毛主义在苏联及东欧的存在（1956-1980）
第三章 异端思想者（Inakomisl Yashchii）：苏联境内反修共产主义者
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 |
然而，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不仅引起了北京的担忧。相当一部分的苏联人——他们从小就将斯大林尊崇为从纳粹暴政中拯救国家的父亲般的伟大人物，此时也感到困惑：怎么一个那么受尊崇的人——即便有时候也令人畏惧——会如此突然被剥夺了一切神圣光环？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发生了小规模的抗议集会，不过没有出现大的骚乱。[2]然而，在一个特殊的例子中，困惑和轻蔑转换为了愤怒，在1956年3月初，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为了普通苏联群众反对早期阶段“去斯大林化”的风暴中心。
1956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三周年，在第比利斯（格鲁吉亚首都）主广场，听说当局将在近期内拆除广场上的斯大林塑像，上千人将花圈、鲜花摆放在塑像脚下。然而，在前一夜，骚乱已经开始了：根据格鲁吉亚苏维埃的特别报告和内务部的信件，当晚一群人聚集在斯大林雕像前缅怀他，一名年轻的大学生试图刺伤一名苏联军官，因为他没有在斯大林的雕像周围设立仪仗队。[3]第二天早上，有50000 人——主要是共青团员和学生来到斯大林广场纪念这位“人民慈父”，而且有150-200人躺在塑像脚下。[4]在3月7日，大学和工厂罢工使示威人数增长到超过70000名工人、学生和党员。[5]就在同一天晚上，戈里（斯大林故乡）、苏呼米、巴统市爆发骚乱。[6]显然，格鲁吉亚苏维埃人民不愿意束手就擒而听任他们敬爱的领袖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里。
格鲁吉亚的共产党领导层这时似乎不知所措，成千上万群众组成的斯大林主义运动的旋风在他们门前盘旋，然而他们也不敢违背莫斯科。[7]令他们更加紧张的是，一直期待能够到斯大林故乡格鲁吉亚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朝圣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由朱德带领下到来了。[8]与此同时，中苏军事峰会的国际影响已经对他们构成了足够的压力，而格鲁吉亚党的领导人后来目睹了此峰会在地方层面的影响，以及中国和苏联公民在反修正主义意识形态交流中会面的第一个重要历史“节点”。但对共和国领导层来说，距离最糟糕的事情只差两天就要来了。
在3月8日的抗议中，有数万人——可能接近10万人——一整天占领着广场。某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瓦西里·姆扎瓦纳泽出来向群众讲话并承诺保卫斯大林。然而，群众要求朱德讲话。[9]据现场目击者，作家法娜·巴佐娃（Faina Barzova）描述，一些人甚至特别要求姆扎瓦纳泽去“支持毛泽东恢复斯大林遗产和荣誉的努力”[10]。据学者弗拉基米尔·科兹洛夫的说法，“在共和国领导的请求下，朱德向示威者致意两次[11]，但是人群还是没有散开……据格鲁吉亚内务部信息，有5名学生同朱德当面交谈，但是并没有说服朱德去参观第比利斯的斯大林纪念馆。然而，中国代表团内的某个人，确实在会议上讲话了。”[12]
在中国代表讲话后，随着示威者高喊支持斯大林的口号，并在市中心悬挂列宁和斯大林的横幅，他们和当地民兵的冲突爆发了[13]。随着冲突的加剧恶化，抗议活动和平的迹象在晚上慢慢消失了。最终，在第二天早上，爆发的时刻到了：工人和学生聚集在一起，猛烈冲击交通部大楼。意识到一场全面的叛乱即将到来，苏联军队在高加索地区的防御区，即外高加索军区，被调往第比利斯。[14]
军队甫一到来，悲剧就产生了。随着骚乱演变成有组织的叛乱，坦克出现在斯大林纪念馆周围并向人群开火，众多抗议者当即死亡。尽管仍不知道到底是谁开了第一枪，因为抗议者也持有手枪和步枪，但军队最开始对骚乱的反应是各有不同的。在格鲁吉亚历史上广为人知的3月9日屠杀，最终以大约100-800人死亡结束（根据之后俄罗斯的原始资料）。[15]
在3月10日，抗议最后一天，示威者大都四散各处、疲惫不堪，在第比利斯和戈里有零星骚乱，但立即遭到了苏军的镇压。到黎明时分，赫鲁晓夫时期规模最大的斯大林主义者——如果不是通常反政府意义上最大的——起义被彻底粉碎了。工人、学生和一般党员退回到他们正常的生活当中去了，虽然骚乱引发了全国性的压力，[16]但几天内苏维埃格鲁吉亚的生活还是恢复了正常。
关于三月的暴动者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动机，有一点很重要：并非所有的示威者都是斯大林主义者，更不用说毛主义者。许多格鲁吉亚人仅仅因为把赫鲁晓夫看作一个忽视了非俄罗斯族苏联人民的需求的无能的领导人而反对他。对一些人来说，这仅仅是格鲁吉亚民族主义问题——虽然只有少数人是公开明确的反共主义者，但一些抗议者开始呼吁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脱离苏联。[17]这种杂糅的折衷主义，即反对苏联新秩序的形形色色的动机，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有组织的反修正主义各种表现形式的特征。
尽管一些抗议者向中国求助，但中国人并没有对这次起义发表回应。甚至在一次集会上向人群致意、并让其一位下属公开讲话的朱德，在这件事上也完全保持沉默。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这实在不足为奇。这更可能是一场赌博，最有可能的是，可以打赌在这个特殊的时刻，苏联人民发起的反对苏联政权的亲中国起义并没有出现在北京的牌桌上。总的来说，中苏决裂才刚刚显露：事实上，两个国家都还在决裂的过程中，而双方都希望避免完全的决裂。
尽管在赫鲁晓夫时代剩余的时间内仍有骚乱（虽然广泛程度和暴力程度都小得多），赫鲁晓夫在苏共领导层内愈加不受欢迎，但苏联的中心位置依然稳固地保持着，苏联希望在后斯大林时代向外创建自己的世界地位。冷战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社会主义阵营边缘国家已经出现裂隙，莫斯科当局对此当然不能坐视不管。
在第比利斯骚乱的同一年，苏联入侵匈牙利，这引起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注，甚至在社会主义阵营内也是如此。然而正如之前所述，苏联为了全球霸权有一个更大的扩张计划，并且会继续执行让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越来越不安的外交政策。赫鲁晓夫开始插足第三世界，准备把新独立国家和反殖民运动纳入苏联的轨道。苏联彻底抛弃了经典的列宁主义观念——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而转向“和平共处”的新政策。莫斯科不再鼓动这些新独立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而是向这些国家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并提供顾问支持，以求取这些国家政府的支持，让他们相信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以及待在苏联阵营的好处。莫斯科也将“和平”，而不是武装斗争作为主要对外宣传方式，以在面对“战争贩子”的西方帝国主义力量时获取国际威望。[18]
似乎一些苏联公民对此以及中苏之间的日益分裂感到困惑。苏联共产党地方支部记录有市民和地方官员发出如这样的疑问：“难道我们不是事实上同帝国主义在西柏林问题上妥协了吗？”，以及“为什么苏联给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如印度、叙利亚、伊拉克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提供援助，与此同时却不再给中国援助？”[19]这是引人注目的，因为这些问题的措辞和说法都表明提问者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对苏共同列宁武装反对帝国主义的理论产生分歧表达担忧。他们正是那种可能偏离苏共党的路线，并接受反修主义思想的人。
赫鲁晓夫在1964年10月被赶下台，党的领导权转移到作为总书记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作为总理（即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也曾经同样担任此职位）的阿列克谢·柯西金的手上。在此时，随着中国宣称苏联是“修正主义者”、“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中苏决裂已变得不可调和。中国称苏联已经成为同美国和西欧一样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敌人。[20]与此相一致的是两个理论思想的提出：“真正的社会主义”（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和勃列日涅夫主义——前者意为只有符合莫斯科政治经济模式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勃列日涅夫主义为苏联干预任何违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华约国家开启先例。勃列日涅夫主义的首次体现是在新总书记上台三年后，作为对 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的报复，勃列日涅夫迅速而野蛮地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立即谴责了这次入侵，并将这次入侵作为苏联帝国主义侵略者本性的证据，这得到了全世界亲北京党的响应。[21]相比之下，绝大多数苏联公民（以及亲莫斯科政党）或消极支持，或对勃列日涅夫主义保持沉默。除了在1968年8月25发生在红场的一个小事件，有7名抗议者因直言反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被逮捕。
这是否表明苏联民众中的绝大部分已经遵循苏共的总体路线？当然不是，把生活在严格控制社会下的群体看作要么是思想完全同官方一致，要么全是隐蔽的持异见者，都是不理智的看法。苏联境内有超过100个民族，他们的每一代人有着不同的成长经历。20世纪60-70年代的战后、后去斯大林化的一代人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经历，他们经历了国家逐渐停滞的重建和重组——这种混合的状态可能使局势剧烈激化并在这一代人中间产生不满。为了理解这是如何发展至此的，我们必须回顾20世界60年代苏联的社会和经济改革。
在《苏联青年文化》（Soviet Youth Culture）汇编中，坦尼娅·弗里斯比（Tanya Frisby）写到，在赫鲁晓夫执政末期，“大多数年轻人急切渴望在政治自由化道路上走得更远一些……总体上来说，许多年轻人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倾向于期望从领导层得到更多，因为此时他们都还坚定地信仰着社会主义……因此，赫鲁晓夫倒台后的政治发展，必须从年轻人理想主义的毁灭和幻灭来看待。先前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经验向年轻人展现了实现真正的社会政治意识的可能性，当20世纪60年代末勃列日涅夫治下的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时，许多年轻人加入异见者团体。”[22]
当然，“持异见”和“造反”是一种浮动的态度。对于大部分苏联年轻人而言，对党组织和共青团的强烈依附并不特别普遍，但对整个制度本身的强烈反对也不是特别普遍。当然，在1965年有超过两千万年轻人是共青团员——18-29岁人口的65%。[23]事实上，共青团员身份几乎是进入大学的必要条件，但共青团也是青年人会面、社交的主要场所，被看作是一个“培养勤奋、纪律和无私品质的场所”。
而且，苏联年轻人总是对共青团领导层和团内积极分子保持相当的尊崇。许多人是“从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角度”批评团领导为“虚伪的说教者和无所顾忌的野心家”。苏联文化中有一种被称为svoi[24]的社会结构，字面意思是“我们”或“我们的”：svoi是一种社会化的思想，在这种思想中，年轻人并不积极表达异议，甚至在私下里也不反对政权；但也并没有强烈热情成为共青团积极分子或立志成为党员，因为他们知道国家领导层强加于社会各方面的“剧本”（即意识形态范式）总体上是毫无意义的，可以同样由领导人和公民来复述。[25]只要你遵循“剧本”并参与苏联社会各种仪式（孩童时期加入先锋队，参加五一和十月革命纪念游行等等），消极的异议是被允许的，或至少是可以被忽视的。[26]非常有趣的对比是，此时他们的中国同龄人正怀着真诚的热情投身到革命活动中去，这些作为红卫兵的中国年轻人愿意做一切事情并贡献自己每一秒清醒的时间来使自己国家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
1965年是苏联的一个分水岭：中国还有一年开始文化大革命，柯西金总理主持着对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和苏联经济路线的彻底改革。这些变动之前赫鲁晓夫已经部分的在经济学家中解放思想和表达，并且在一些地区已经实施了分权，[27]而1965年9月的“柯西金改革”将其往前更进一步，并开始在整个联盟内实施分权。
加拿大经济学家简·亚当在她的专题论文《1960年代起的苏联和东欧经济改革》（Economic Reform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Since the 1960）中这样简洁的描述了苏联的新经济（苏联阵营中的其他国家同样遵循这个一般模型）：
利润生产试点一开始只限定在几个部门——尤其是服装业和轻工业，而到1968年，72%的苏联企业都被要求在一定限度内进行利润生产。虽然企业仍然不能自由决定生产内容以及在哪里购买和销售，但是1965年的改革通过扩大这些企业的自主权，在计划、激励、就业、利润和投资等决策方面给予了企业管理者余地。而且，当苏联计划人员同意把盈利能力计算同投资资本联系起来的时候，他们把意识形态完全地放在了一边。[28]
亚当指出，根据指导方案，利润率同雇佣资本相关（固定的或流动的）。所谓的生产价格被应用到所有部门和集团的产品中。利润按生产成本在个别产品之间进行分配。放松了对于投资的国家规定，并且指导不同企业的党（行政部门）被鼓励参与自主投资企业的投机活动。利润成了一切的目标，控制着整个经济，实现世界革命和无阶级社会不再被关心。[29]
然而，直到1969年，党内的“保守”（柯西金所言）趋势依然存在。保守势力尽管很微小，但也会偶尔攻击推进市场社会主义的“右派机会主义理论家”。利润作为经济的主要调节器，经常受到这些“保守派”的谴责，声称这样的计划模式本质上违背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30]这些批评非常有趣，因为他们好像是同大部分来自中国的对苏联经济批评的迎合。然而这些声音从未严肃地反对或与建制派分道扬镳，相反，随着经济停滞（Era of Stagnation）的时代到来——一场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经济冻结，他们让自己重新被吸收回到了党里面。
在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外交人员也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批评和反对苏联共产党的路线。1966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布，传播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驻各国使馆工作人员的首要任务。在苏东阵营内的大使馆也不例外。[31]在毛主义理论中，这些大使馆可能被看做世界革命的基地，就像在中国内战时期的游击根据地一样。尽管在对敌战场后几千公里处，大使馆人员仍被看作“造反派”，有着在向苏联境内推进文化大革命，反对修正主义的义务。
这些命令最引人注目的被付诸实践是在三个月后，即1967年1月25日。前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马继森在她的《外交部文革纪实》一书中写下这样的故事，65名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和学生在红场上游行，带着巨大的花圈走向列宁墓。他们加入每天来看列宁遗体的人的长队，而一到达列宁遗体旁，都静穆肃立。当一名卫兵要求他们离开时，他们打开红宝书并开始大声朗诵关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和列宁与斯大林对中国人民友谊的选段。当被逐出陵墓后，中国留学生和外交部工作人员跑回红场高唱“国际歌”，警察冲向了他们。他们高呼“打倒苏联修正主义！”、“列宁主义万岁！”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去争取胜利！”莫斯科市民惊恐地看着中国人和俄国人的冲突。每一个中国学生和使馆工作人员都毫无例外地被警察攻击，而所有学生都被火车送回中国。在北京，他们被热烈欢迎回到祖国，并且有上百万人在北京的莫斯科大使馆前游行。在莫斯科，中国大使馆没有再进一步去引起更严重的麻烦。[32]
在第比利斯之后，由苏联公民自己创建反修正主义马列主义政党的最著名尝试发生在1964年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党总部位于哈尔科夫地区的小工业城市巴拉克利亚，当地的组织者自称为“共产党人工农革命党”。成立者是阿道夫和弗拉基米尔·罗曼内科兄弟，弗拉基米尔35岁，在哈尔霍夫当电力工程师，之后在列宁格勒国立大学继续学习新闻学。阿道夫是工会积极分子和当地工会报纸《镰锤》的记者。1963年，弗拉基米尔在列宁格勒遇到一个在同一所大学的中国学生，从中国人那里他获得了毛主义著作。在研读完从中国同学那里得到的作品后，弗拉基米尔把这些著作带到了家里，阿道夫也开始研读。[33]
在1961年十月，兄弟两人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谴责苏共二十二大。在弗拉基米尔后来给当局的报告中，兄弟两人已经“被中国的宣传所迷惑”，并且相信苏共现在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不再代表苏联劳动人民的利益。在1964年9月，兄弟俩创建了共产党人工农革命党，发表声明宣称：
“每一天，普通工人的收入同领导专家及党政官僚的差距都在扩大……甚至所谓的党-国控制机构正在从它的缔造者那里窃取剩余价值〔即从工人劳动中攫取利润〕……
“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失去效力——这不仅对工人阶级是必要的，对农民阶级也是……那些人甚至只是提一下无产阶级专政就感到牙疼，他们在半资本主义国家以‘全体人民’（指赫鲁晓夫宣称苏联已经成为‘全民专政’，而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攫取剩余产品。当执政党不是同这种剥削作斗争，反而促使其合法化，那么这样的政党就是小资产阶级的……”
然而，几个月后兄弟俩就被克格勃逮捕，随后他们的党就解散了（没有发现证明该“党”超出兄弟两人范围的证据）。阿道夫依然继续表达他的想法并支持文化大革命，他后来说到：“我得出结论认为在现有状况下平等和友谊是不可能的，我相信苏联共产党不能代表人民意愿……我相信工人群众和领导层的利益是截然相反的，并且由此，我相信苏共同人民之间不可能再团结起来。”
兄弟两人面临着长期监禁，但完全是由于时机的巧合才得以脱身。在他们被逮捕后的第二天，10月14日苏联共产党举行全体会议，罢免赫鲁晓夫，任命列昂·勃列日涅夫为总书记和阿列克谢·柯西金为总理。勃列日涅夫刚上任就希望自己能解决中苏决裂二问题。哈尔科夫当地的克格勃做出决定。在中国代表团面前释放罗曼内科兄弟，以帮助勃列日涅夫缓和同中国的紧张关系。然而，罗曼内科兄弟的余生依然在克格勃的监控之下，这使他们不能重建他们短命的党或参与其他抗议活动。
1966年，中国坚定的欧洲盟友，阿尔巴尼亚发表公报公开了一个苏联地下组织——苏联革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苏革共（布）〔SRC（B）〕。苏革共（布）在79页的《纲领声明》中强烈谴责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集团对斯大林的诽谤、他们宣扬的和平共处与缓和斗争的教条以及苏共党领导层的奢侈生活，同时称赞阿尔巴尼亚和中国是社会主义仅留的堡垒。这份神秘的声明宣称其已经在苏共干部内分发，而这些人已经着手建立一个新的“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来推翻苏联政府，并提出了一个新的反修方向[34]。这可能并不是第一份苏联境内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声明，但是它的确是第一份引起全世界亲北京党关注的声明。然而，尽管这份文件在国际左翼出版物中被广泛传播并得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官方支持，但苏革共（布）并没有再继续做出什么事情——似乎只是个局限于阿尔巴尼亚境内的纸上组织。
最近，最高法院和前苏联政治迫害受难者办公室（Prosecutor's Office of the USSR）的档案工作显示有一大批人因亲斯大林言论而接受审讯，甚至还有一些毛主义言论（主要是学生、记者和作家的）。[35]最近由弗拉基米尔·科兹洛夫和谢尔盖·米罗涅科出版和编辑的一本汇编——《煽动言论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苏联的其他思想》（现在已有多个在线俄文资源），是记录从乌克兰罗曼内科兄弟到西伯利亚激进学生这些案件的真正宝藏。
汇编的作者也列下了试图在苏共党内建立新的党或新势力，但是被当局破坏的小团体的名单：“争取正义联盟”、“群众争取正义组织”、“实现列宁思想斗争党”、“苏联社会主义党”、“争取工人自由党”、“工农地下党”、“俄国劳动党”、“诚实工人联合会”和“人民党”。作者继续写到，这些组织的名字表明“它们的成员是在为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旗帜下行动的”，并且“绝大多数工人组织并不打算推翻苏共政权，文件表明这些组织认为它们的主要敌人是‘官僚主义者’、‘苏联资产阶级’和‘共产党员资本家’。”[36]
表达对苏共路线的反对以及提倡回到赫鲁晓夫之前的社会主义的一个特别普遍的方式是破坏自己的选票。《煽动言论集》里有许多废票和宣传册被扔进投票箱的例子：1957年3月，乌里扬诺夫斯克的地方苏维埃选举中一张选票上声称赫鲁晓夫通过“谋杀贝利亚”和“诽谤斯大林同志”攫取权力，以及镇压匈牙利革命是错误的。在1958年最高苏维埃选举中，沃洛格达的投票点和火车站被海报覆盖，海报上谴责赫鲁晓夫摧毁了斯大林、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其他坚定（社会主义者）的贡献，以及苏共已经变成了“世界全体人民”的叛徒。还有更多持续不断的对“苏联资产阶级”的谴责——这可能受到了北京言辞的启发。
1999年，国际民主基金会在莫斯科出版了另一编反苏煽动言论案例集，同样是由科兹洛夫和米洛涅科主编。它详尽揭示了一些苏联公民中的毛主义观点。最早在1962年10月8日，“D·埃莱夫泰留”——一个流亡苏联的前希腊共产党员，因为在塔什干、苏维埃塔吉克斯坦散布声称阿尔巴尼亚和中国是社会主义仅有的捍卫者的小册子，而被逮捕。[37]1966年8月12日，一名在莫斯科学习技术的俄罗斯学生因散发反对苏共的“诽谤性的手抄本”而被指控试图叛逃到中国。在阿穆尔河畔共青城，3名共青团员因在城市周边分发海报，并喊着“毛泽东是我们心中最红的红太阳！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们，同现代修正主义作斗争！同反共接班人赫鲁晓夫作斗争！”的口号而被逮捕。[38]
1967年1月12日，郭丹青（Guo Dan-Ching），一名在苏联科学院学习经济学的国际学生，召集了几名俄国毕业学生创建了一个叫做“苏联革命社会主义党”的毛主义党。他们发表了一个名为《社会主义声明》的纲领，但是在被发现从中国大使馆获得并分发红宝书和其它毛主义著作时就被逮捕了。郭被遣返回国，而令人惊讶的是，对几名俄国学生却不予处理。[39]第二年，毛主义在莫斯科被发现了两次：1968年1月，一名莫斯科国立大学历史学学生展出了7幅巨大的海报，谴责苏共，据说在向毛写信表明自己打算叛逃到中国后，他就被逮捕了。同一年9月，两名莫斯科建筑工人组成了一个叫做“反修正主义斗争联合会”的团体，而在他们被发现向其他莫斯科人发放中国共产党著作时被逮捕。[40]
科兹洛夫和他同事发现反苏共异见者的数量是惊人的。在众多亲斯大林，或亲北京传单、废票和公开信件的例子中，档案来源的数据表明，在1953-1986年期间发生了4000-5000件关于“反苏宣传”的法庭诉讼。如果“工人中的大多数”（指写那些宣传品的人）真的并不打算推翻苏共政权，那么我们可以推断，苏联社会内部有一股反修（至少是坚定左翼分子）的主要反对思潮，尽管是碎片化的、自发的和分散的。如果我们相信苏联法庭记录，情况确实是如此。
苏联末期，左翼反对者的煽动言论记录已经以英文出版了。著名历史学家、自由民主异见人士、莫斯科赫尔辛基观察小组联合创始人（一个监控苏联违反人权行为的智库）卢德米拉·阿列克谢娃在她的专著《苏联异见者：当代民族，宗教和人权运动》中写道甚至有更多“反修正主义”和“马列主义”微型团体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早期不断的兴起与衰落。她指出，“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者基本都是只包括年轻人的地下与半地下组织和团体”。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组织都是封闭的；只有少部分情况2-3个组织间有联系，而这些联系也不超过联席会议范围。这些战后的新一代的年轻人都是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爱国者。他们不愿意推翻现有秩序，而更愿意让它回到“真正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41]
在一个例子中，阿列克谢娃描述了一群来自列宁格勒技术学院的毕业生，他们原本是共青团反犯罪巡逻队成员，他们写了一个题为《从官僚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这个纲领主要由其中两名成员瓦莱里·朗金和谢尔盖·哈哈耶夫在1962年写成。在1965年，他们开始出版杂志《钟》（Kolokol[42]）。然而，在出到第三期的时候，他们就被逮捕了。同一年，高尔基市的一群教师和学生因写了一篇名为《社会主义和国家》的文章也被捕入狱。[43]1959年十月革命纪念日当天，三名年轻的拉脱维亚工人古纳尔·贝津斯、莱莫尼斯·玛尔坎坦斯（Laimonis Markants）和瓦莱里·阿克克批评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对中国的态度，他们因在三个区域散布了8000份传单而被捕。[44]
20世纪70年代，索洛托夫出现了一个叫做“真正共产党”的组织，而在伏罗希洛夫格勒，“为实现列宁主义思想而斗争党”分裂了。1963年，在远东，军官们创建了“为列宁主义复兴而斗争联合会”，它的创办人，战争英雄格里戈连科将军，写下呼吁复兴“真正的列宁主义”的传单，并让他的军官把这些传单送到莫斯科“镰锤”工厂。
1976年2月24日，苏共二十五大开幕日，4个年轻人在列宁格勒涅瓦大街旅馆庭院（Gostinny Dvor[45]）商场走廊下抛洒100张传单，高喊着“新革命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由毕业生阿尔卡迪·特索尔科夫领导的这四个学生随即被逮捕，并被退学和开除共青团籍。同年4月，一群被叫做“列宁格勒学校”的特索尔科夫的同学和同志宣布了一个旨在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的纲领。他们称苏联体制是“垄断资本主义”（回应毛主义话语）。他们要求通过工人斗争来“消灭国家官僚的权力”。之后，他们在列宁格勒外成立了一个社团；到1978年春，他们开始称呼自己为“左翼反对派”并开始印刷杂志《展望》（Prospekti[46]）。来自莫斯科、高尔基市和其他城市的志同道合思想者在读完杂志后打算加入他们，但是有40人在路上被捕了。几个月后，整个社团被逮捕了，而特索尔科夫被判五年监禁与两年流放。[47]
要注意的是，阿列克谢耶娃——尽管她是亲西方人士，她的文章清楚的写到“异见者中那些希望彻底颠覆苏维埃体制的人是很少的，事实上只有孤立的少数。”这个议论非常有趣。尽管她的这本书写于30年前，[48]但还是值得重温以获得对“其他思想者”的新看法。[49]
用俄语或英语记录的在苏联内最后一个[50]的实现反修马列主义运动的尝试，是由工人格里戈里·伊萨耶夫和阿列克谢·拉兹拉斯基领导的工人中心的事迹。拉兹拉斯基是住在萨马拉的一名石油工程师，他成长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并发表了一些诗歌作品。在20世纪70年代，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拉兹拉斯基开始对统治集团感到不满，尤其在被拒绝入党后。在与同一工厂的技术员兼工程师的伊萨耶夫见面后，两个人马上开始大量印刷宣传册并分发给他们的同事。据拉兹拉斯基儿子称，很快他们两人获得30-50名同伴并开始在工作场所外举行会议；最终他们在城市里其他工厂也发展了同志。[51]
最终，他们的工作在一系列连贯的行动中达到高潮。他们自称工人中心，并在马斯列尼科夫（Maslennikov）工厂成功地发动了一次罢工，赢得了关于工作条件的要求。最终，这个团体成功发动大约10次小型罢工并组织了多个工厂委员会[52]。尽管国有企业最终还是屈服于罢工的少许政治诉求，但是工人中心还是引起了关注——以及地方当局的愤怒。
在他们成功发动罢工几年后，1979年，工人中心发表了《第二个共产党宣言》（Second Communist Manifesto）。在宣言中，工人中心声称资本主义已经在苏联复辟，工人同志们是时候创建一个新的先锋党——“无产阶级专政党”（PDP）[53]。拉兹拉斯基和伊萨耶夫在这份文件也陈述了他们自己对毛泽东的辩护，“‘文化大革命’直接呼吁惩罚……形成中的官僚政治，用残酷的事实向群众表明人民群众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在集体行动中是无所不能的……而毛泽东逝世对中国，就像斯大林逝世对苏联，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结束。”[54]
尽管该党的活动自创办第一年起就衰弱了，拉兹拉斯基和伊萨耶夫持续创作越来越多的文章。最终在1981年12月——波兰开始出现劳工动乱同一个月，当局终于受够了，克格勃逮捕了他们两人并解散他们的党。[55]拉兹拉斯基的儿子写到他父亲“被判处7年监禁加上5年流放，而伊萨耶夫是6年加5年（因为他有两个孩子所以少判一年），拉兹拉斯基的同伴科帕罗夫被判处监禁。其余人仅需要表明改过自新，而其中苏共党员的被开除出党，担任管理职位的被开除解雇。”在俄罗斯，一个最近创办的小型左翼组织称呼自己为“无产阶级专政党”；尽管他们受到拉兹拉斯基精神的鼓舞，但是他们并不愿给自己贴上反修正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或毛主义者的标签。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党在1981年底的解散，在苏联再也没有出现过尝试建立反修战线的尝试了。
那么我们该怎么理解呢？为了总结在苏联的“反修正主义”（毛主义或新斯大林主义）经验，必须提出两个问题，或展开更广泛的对话。
第一点：这些在苏联各地频繁出现又消失的微型团体——通常至多有几十名成员——能说明什么呢？如果真如科兹洛夫和柳德米拉所说的，苏联公民中不同意苏共路线的人中大部分是出于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而非希望实现自由民主式资本主义，那么我们该如何重新梳理苏联内的各种异见思潮呢？对于苏联人如何看待非正统意识形态的思想，必须在西方话语外注入更多解释。在苏联主流媒体中被描述为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的人都被视为对社会秩序的威胁而需要被镇压，他们未必被贴上了煽动叛乱、外国特务的标签。反苏，但并不一定反共。不管怎样，大多数被逮捕并定罪的这些组织成员和那些试图推行反修路线的人都或仅仅被判刑几年、或被罚款、或仅被开除出党或共青团（对比那些被判处更长刑期甚至在古拉格终生监禁的亲西方的异见者），这些说明了苏联当局如何看待反苏共的马列主义者。看来，dissyidenti[56]——这个更多暗示了叛徒意味的范畴，仅仅是一个更宽泛概念inakomyslyashchii[57]（其他思想者）的一部分。
第二点：为什么苏联的反修正主义失败了？为什么华约中最强大和人口最多的国家是东欧反修正主义最少的国家之一？尽管经过了彻底的调查研究，但似乎不管是毛主义者还是新斯大林主义者的反修正主义者都只局限于独立的个人、微型“政党”，或者生活工作在苏联的中国官方工作人员的行动，只有第比利斯起义和工人中心罢工是唯有的例外。从整体来看，反修正主义仅仅在苏联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毛主义只是其中一点零星的火花。
请允许我就毛主义在苏联被扼杀的原因提出一些自己的假设。首先，削弱苏联共产党的统治地位是极其困难的：苏联的意识形态格局是如此的单一，以至于认为任何东西“形左实右”（正如毛泽东所说）在概念上是不可能的。在苏联发展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斗争是作为一个警察事务来巩固的，或者是作为一个高层的问题，把那些对苏共路线持异议的下层人边缘化，这种做法并不可以与毛泽东更为“无政府状态”的意识形态斗争（即文化大革命）相媲美。所有其他的左派思想都被认为要么不如苏式马列主义先进精妙，要么被认为偏离了“正确”道路而不可避免地会被反革命利用并对全世界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前景构成威胁（如毛主义的例子）。
同样需要注意的重要一点是，相较于本文后几章可看到的，中国大使馆向普通苏联民众散布毛主义著述的力度比在华约其他国家，如东德、匈牙利要显著的低。也许因为苏联的高压军事力量，中国人并不愿冒险资助一个全面反对苏联政府的叛乱，而去选择削弱其政府的边缘地区？中国与苏联的冲突已经够多了，无论是在中国境内还是在解放军与苏军的边境冲突中：被指控在苏联境内煽动异见可能只会使已经激化的敌对行动升级。最终，苏联毛主义者可能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现实政治而被“晾在一边”[58]。
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苏联社会是一个庞大的监视制国家。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glasnost）和改革（perestroika）到来之前，克格勃、共产党和共青团在苏联保持着稳定的社会和司法控制，而勃列日涅夫还采取措施使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的社会开放程度大幅度倒退。电话很容易被窃听，邮件经常被搜索和审查，而且每个工作场所和学习机构都有克格勃特工。所有形式的报刊都是国有的，只有通过一些作者自行出版（samizdat）的出版物和期刊，我们才能看到一些独立作品。国家对共青团的大量内部监管和监视，也使青年人几乎不可能组织起地下异见者并维持足够长的时间。
更重要的是，这个警察国家覆盖了860万平方英里的森林、山脉、沙漠、草原和冻土带。在一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没有一种隐蔽的交流方式来互相沟通，在如此广大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全联盟的马列主义政党的任何尝试都注定要失败。最终，苏联的毛主义（以及更广泛的反修正主义）并不是一场风暴，而仅仅是零星几阵暴雨。
然而，史学还在那里。科兹洛夫在描述第比利斯起义时的学术成就，以及他从最高法院和苏联受迫害者办公室的档案中进行的研究，都表明那里有故事等待被讲述。阿列克谢耶娃早前以自由民主异见人士的身份，记录了苏联意识形态镇压的编年史，揭示了反对苏共的坚定左派的存在，而今天，一些俄罗斯左派试图留存这些被遗忘的革命组织的记忆。英语历史学家必须着手翻译现存的俄语出版作品，帮助他们的俄罗斯同行开放旧档案，并构建一个新的苏联煽动言论史。
注：
[1] 原文参见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年11月6日)。
[2] Austin Jersild，The Sino-Soviet Alliance：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14)，115。
[3] Vladimir A. Kozlov，Mass Uprisings in the USSR：Protest and Rebellion in the Post-Stalin Years (London：M.E. Sharpe，2002)，113。
[4] 同上，113，129。
[5] 同上，115。
[6] Jersild，115。
[7] Kozlov，114-116。
[8] Jersild，115。
[9] Kozlov， 117.
[10] Jersild，115。
[11] 但没有发表演讲。
[12] Kozlov，118。
[13] 同上，117。
[14] 同上，124-125。
[15] 同上，126-127。声称伤亡人数达到了很高的数百人的数据真实性尚不清楚。
[16] “We Shall Not Allow Criticism of Stalin：The Incidents in Georgia，March 1956”，Revolutionary Democracy 5，no.2 (September 1999)，http：//www.revolutionarydemocracy.org/rdv5n2/georgia.htm。
[17] Kozlov，134-135。
[18] Jeremy Friedman，Shadow Cold War：The Sino-Soviet Competition for the Third World.(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15)，37-39。
[19] 同上，103。
[20] The Polemic on the General Lin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65)，418-467.
[21] “Brutal Aggression by Soviet Revisionist Renegade Clique Against Czechoslovakia Resolutely Condemned，”Peking Review，11，no.35， (August 30，1968)：9-12.
[22] Tanya Frishey，“Soviet Youth Culture，”in James Riordan，ed.， Soviet Youth Cultur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9)，3-4。
[23] 同上，22。
[24] 译者注：俄文свой的音译，字面意思应为“自己”、“自己的”、“个人的”。
[25] Riordan，38。
[26] Abraham Katz，The Politics of Reform in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72)，53-58。
[27] 同上，93。
[28] Jan Adam，Economic Reform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Since the 1960s.(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89)，41-42
[29] 同上，46-49。
[30] Katz，182。
[31] 同上，168-172。
[32] V.A. Kozlov and S.V.Mironenko，eds. Kramola：Inakomiclie v SSSR pri Khrushcheve i Brezhneve 1953-1982[Sedition：Other-thought in the USSR Under Khrushchev & Brezhnev](Moscow：Mainland，2005)， transcrip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universalinternetlibrary.ru/book/24151/ogl.shtml and http：//library.sakharov-center.ru/。
[33] Programmatic Proclamation of the Soviet Revolutionary Communists (Bolsheviks) (Tirana：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66)，75-79。
[34] Kozlov and Mironenko， Kramola [Sedition]。
[35] 同上，“Documentation.”。
[36] Vladimir Kozlov and Sergei Mironenko，eds. Nadzornie Proizvodstva SSSR Po-Delam Ob Antisovietskoi agitatsii i propagandi.[Review of Proceedings of the USSR Prosecutor's Office in Cases of Anti-Soviet Agitation and Propaganda，Annotated Catalog 1953-1991](Moscow：Mezhdunarodni Fond «Demokratiya» [International Democracy Fund]，1999)， 672-673。
[37] 同上，678。
[38] 同上，679。
[39] 同上，685，690。
[40] Lyudimila Alexeyeva，Soviet Dissent：Contemporary Movements for National，Religious，and Human Rights (Middletown：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85)，421.65。
[41] 译者注：俄文колокол的音译。
[42] 同上，421-422。
[43] 同上，98。
[44] 译者注：俄文гостини двор的音译。
[45] 译者注：此处疑原文有误，Prospekti估计为проспекты音译，但该词意为大“大街”，俄文中形似的对应“展望”的词为перспективы。
[46] 同上，423。
[47] 译者注：1985年，本文写于2017年。
[48] 同上，423。
[49] 同上，416。
[50] Evgeniy Karsakov，“The Razlatsky-Isaev Case：Pro-Marxist Opposition in the Soviet Provinces Part I.” The Stanford Post-Soviet Post.March 14，2013。（http://postsovietpost.stanford.edu/history/razlatsky-isaev-case-promarxist-opposition-soviet-provinces）
[51] 同上。
[52] Mikhail Kruglov，“Samii Proletarskii iz Diktatorov” [The Most Proletarian of Dictatorships]，Party of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Official Website，（http://www.proletarism.proletarism.ru/biogis.shtml）
[53] Alexei B. Razlatsky，“The Second Communist Manifesto.”Chebarkl Literary Portal.https：//www.proza.ru/2008/10/24/244
[54] Mikhail Kruglov，“Arest,poluchaetsya，ne stal vnezapnostu?” [逮捕，来得不是很快吗?]
[55] 译者注：俄文диссидентский的音译，意为“持不同政见者的”。
[56] 译者注：俄文инакомыслящий的音译，意为“ 持不同观点的”。
[57] 译者注：双关，left hanging，意为“被晾起来，悬而未决”。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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