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丹尼尔·辛格：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前言：谁之未来？
随着东欧各国政权轰然坍塌，1989年在许多人眼里成为一个标志，老式的体制终于被扫地出门。难以理解的是，它还被当作是“我们的体制”终将永恒延续的证据。尽管其极端形式——弗朗西斯·福山所谓“历史已经终结”的伪黑格尔式命题——这类宣传早已行不通，但诸如“资本的统治是永恒的，它现在还是胜利者”这类说法，却仍然大行其道。你是否还记得里根对苏联的控诉性描述，似乎那是一个无可逃遁的地狱——现在看来，这已是多么遥远的故事！事情已经翻转过来。有人告诉我们，正是我们的世界——地狱也好，天堂也好，苦海也好——才是无可逃遁的。
你也许会被西方世界搞得失望重重，诸如欧洲的大量失业，美国的工薪阶层贫穷；你也许会被越来越多的财富和越来越多的贫穷之间的差距、被“有者”之国与“无者”之国之间的鸿沟，弄得大吃一惊；被失控的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冲突搞得惊惶失措；被大庭广众之下的种族歧视和稍加隐蔽的性别偏见吓得胆战心惊。你也许主张甚至也曾亲手为它做了某些事情。但如果你撇开这些征兆，而质疑这病入膏肓的体制，你得到的答案与别人并无二致：就像某项记录已破一样——你已“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 T.I.N.A)。蒂娜（Tina），正是人们送给英国首相玛丽特·撒切尔夫人的绰号[1]，她老是比谁都叫得响亮：要走出目前的困境，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的道路。不过，她并不是孤掌难鸣。巨大的宣传机器一开始是铺天盖地，接着是偷偷摸摸，在全球散布着此类言论，它们渗入到了人们的心灵里，侵入到了人们的无意识当中。“别无选择“现在已是所有政治辩论的当然前提。
本书横下一口气，非要打破这神话不可。正是要反驳那无所不在的“福音”，才激发了本书的写作，那“福音”说，利润是人们之间惟一可能的社会关系，市场则是民主的惟一保证。予以回击不仅必要，而且特别重要，因为，不管其风行一时的客观原因是什么，其权力的建构，其喉舌的吹嘘，同样是由于我们的脆弱、我们的沉默、我们的退缩的结果。本书决心抛弃“别无选择”，开始对“可能的选择”展开真正的探讨，在此探索过程中——这可是要冒着被贴上危险的乌托邦标签的——大胆超越资本主义的地平线。
本书的概念决定了它的结构。另一个世界是不可能找到的，这一论点早已被那些明智的对于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实验及其结果的判断所佐证。即使是那些一贯反对斯大林主义的人，要在概念上拒绝把社会主义和格鲁吉亚暴君的罪恶混淆起来，也得追寻到过去。[2]因此，本书的第一章面对的就是“遗产”。它从布尔什维克革命开始，这场革命发生在不可能完成其使命的地方，之后也没能扩散到可以实现其使命的地方，本书就试图评价这一矛盾的悲剧所在。但如今，离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推行其“改革”已有近15年的时间，离西欧人民声势浩大地拒绝“现存的社会主义”那些如火如荼的岁月也有近10年。够了，这么长的时间足以让人们发现，“现存的社会主义”并不像它曾经描述的那样引人入胜。第二章试图表明戈尔巴乔夫的努力为什么注定要失败，西欧人民现在是如何的迷茫——在反感于过去和失望于现在之间煎熬、徘徊。第三章探讨两大超级强权之一的突然消失，给这个从来就不是那么完全两极化的世界的影响，其结果就像苏联的外交政策那样复杂而不明朗。这可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现实的实践。
如果上述三章具有内在的逻辑，那么涉及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问题的第一部最后一章，则显得有点偏离其逻辑了。本来，人们是可以希望欧洲东半部的革命性冒险的正式的、最后的失败，能够与西半部的费边式策略的荣耀和渐进论的胜利相伴随的。但并没有发生。实际上与此伴随的，却是对在战后那段出人意料的飞速增长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所取得的社会成果直接进攻。由于福利国家的扩张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引人之处，长期被当作是改革者们管理现存社会的手段，因此，此类国家的人为解体就给社会民主主义的领导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不管他们本人是否乐意接受。可不能低估时下流行的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对和对美国模式的刻意尊崇，它仅仅是一场针对欧洲社会的因而也是针对欧洲政治未来走向的重大战役的首次小规模交锋。
同时，随着革命计划的夭折和改革式战略的破产，这种遗产已很难说非常有价值了。第二部关注的是“变动中的欧洲”，试图真正探讨一下新的希望之源。对于读者来说，该部分也许只能带来稍许的慰藉：首先综述一下简短的历史，之后是一些事实陈述和三个具体案例研究。本部分的目的，不是苦苦思索欧元如何在美元面前坚挺，或者统一后的德国如何在欧洲一体化方面扮演关键的角色，它的目的是找到——东风、西风？——真正的变革将来自何处？
第一个检讨的例子是俄罗斯，用的透视镜则是被克林顿总统无意地谑称为“民主的胜利”的1996年鲍里斯·叶利钦当选为总统的不可思议的选举。事实上，它是一个用以表明如何伪造一次自由选举的惊人事例。它显露出新政权腐败之无所不在，私有奸商之横行霸道。叶利钦那些深受奥威尔主义[3]偏见所左右，我们还继续叫他们“民主派”党羽们，以及他们那些西方的帮手们，是无法令我们对混乱不堪、老调重弹、另一阵营——也即共产党人及其民族主义的盟友——的沙文主义视而不见的。实际上，选举的“奇迹”只不过是徒然而已。两年后，苏联的解体和卢布的贬值让叶利钦的统治走到了尽头。本书接着有关还总统制真面目的讨论所试图评价的，则是由西方人发动的试图把俄罗斯转型到古典资本主义的多灾多难的七年。
虽然俄罗斯的苦难谁也没法比，但波兰也算得上是一个可悲的例子。它让人更加沮丧，因为它一度点燃过熊熊的希望之火。毕竟，在东欧，波兰是惟一一个其政权的变更是经过长期的斗争准备，并真正发动过一场自下而上的运动的国家。波兰工人1980年进入政治舞台全面开启了整个事件的进程，并在表面上展示了一幅新的历史图景。团结工会这一政治团体重新在华沙执政，但现在它显然是一股极端反动的、教权化的势力。第二章追溯并试图解释这一从格丹斯克[4]到如今之地的觉醒之路。把俄罗斯和波兰的例子联系起来，无疑表明——不管是出于何种可以理解的理由，阶级利益的明确是尚需时日的，要看清楚苏联的过去也并非一时之事——在未来几年内，光明很可能不是来自东方。
令人稍觉慰藉的是第三个例子，即1995年法国那个不满的冬季，其罢工和群众游行显示了西欧反抗力量的潜力。确实，未来的历史学家也许会把它当作一个意识形态的转折点，是第一次反抗“别无选择”的革命运动。在现存秩序中立刻引起恐慌的则是它那老一套的鼓吹——你必须接受这个世界：马斯特里赫特[5]，市场，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切的一切——对运动的高涨确实一点作用也没有。抗议者平淡的反应则是：如果这就是你们给我们和子孙的未来，那就让你们的未来见鬼去吧！对长久以来的这类欺骗加以拒绝，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要是我们承认自己——哪怕是私下承认——无所作为，我们就真的会无所作为。因此否定才是关键的第一步。不过，否定中有一点也特别重要：如果我们拒绝了他们的未来，就必须为自己设计出另一个。这把我们带到第三部也是最长的一部：“寻觅新社会”，在此有必要先说明一下。
即使我狂妄自大到竟然说自己无所不知，也不可能对于真正的群众运动有完美的规划，任何规划都要靠它自己产生。所有外部和上层强加的计划都会随时落空。在本书的后半部，我们将会考察这种对领导层所推行的蓝图的明智拒绝与人们的自然愿望之间的矛盾；要采取长期的行动，要对自己的行动方向了然于胸，就必须把这一矛盾考察清楚。在这里，我们也没必要对这种两难选择多加考虑，因为我还不敢对此类规划妄加置评。本书的第三部，与其说是提供答案，不如说是提出问题、列举问题；如果左翼运动、工人运动或说进步运动——随便你怎么称呼——要想再次贴近现实，要想动员群众，要想帮助他们成为哪怕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也是自己生活的主角，就必须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需要关心的问题，是工作在我们这个巨变的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因为，假如我们确实经历了“工作的终结”，那么工人运动就不再能够在这个社会的转型中扮演核心的角色。也许，实际上，我们看到的乃是“幻想的终结”，这种幻想产生于战后一段时期的繁荣，以为至少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中，现行体制能够为所有人提供稳定的、公平的和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如今的问题及任务复杂而艰巨：该如何联合起这个并未消失，却在最近的半个世纪里经受着服务部门的扩张、妇女的涌入以及更近一些的非稳定性、“临时性”就业的大规模复兴的冲击的劳动阶级？而且，就算工人能够重新联合并与其他社会运动走到一起，它是否还能够在这个国境线已被全球化的飓风推到一边的世界里扮演历史性的角色？由于全球化这一术语很明显地用来指一种或者替代或者加强“别无选择”的趋势，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此强调，全球化并不是电脑时代里技术进步的自动产物。经济国际化所采取的形式，乃是资本面对其结构危机时的一种反应。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它改变了游戏规则。比方说，社会的激进转型仍然能够在欧洲民族国家这样的中型国家内发动，但它必定会很快地超越其边界。确切看来，国际主义乃是全球化的回声。
看一看全球图景，你会看到一幅充满了不平等的可怕图景。世界上225名最富的人的财产加起来，几乎等于地球人口中半数穷人也就是说25亿人的年收入，这一事实比起那些社会批判的洋洋万卷来说，更有说服力。[6]实际上，在我们时代的任何主要领域，不平等都是存在的：国际剥削，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劳动的等级分化等。当两极化和停滞共舞的时候，再想信口雌黄地说“饼会越做越大，所以不平等只是相对的”已经不可能了。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千万别把它和平均主义(Levelling)、趋同主义(Uniformity)混同起来——在任何进步方案中都是必需的。但是，在我们寻求平等的时候，难道就不会牺牲自由？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第十章集中谈一下民主。民主是基础，这倒不仅仅是由于苏联在社会主义名义下所实施的恐怖政策反衬的结果。苏联的历史确实表明了所谓的“形式的”自由——言论、集会、选举——是多么宝贵。此外的原因，还在于要想重建这些自由，没有向它们注入社会内容就是不可能的。要想不再重蹈苏联的覆辙，要想把权力真正赋予人民，要打算转型到社会自治，就必须把民主重新置于店堂之内、科室之中、校园之处，总之，置于从地方邻舍到最高部门的所有场所。
本书各章中，有两个主题是探讨替代方案的。第一个是：所有的解放斗争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不管每一次反抗运动多么重要，不管其独立性多么宝贵，潜在的整体总比部分更加重要。资本主义体制是一项精致的工程，它已经历了几个世纪，适应性强，渗透力大。只有依靠另一种能够全面彻底击败和取代它的社会秩序，才能把它赶出历史舞台。至于第二个主题，则是指所有的斗争——为了控制劳动过程，为了更大的平等，为了替人民争取真正的权力——都是在现存社会中开始并促使我们超越其界限的。这就是本书为何在结论部分呼吁“现实主义的乌托邦”的原因。之所以是“现实”，是因为它必须立足于当前的斗争并符合现存社会的可能性。之所以是“乌托邦”，则是因为任何跳出资本主义视野的尝试都被贴上了这样的标签。
你是否不曾在纯粹的自由这一外衣下，包庇那些如今已昭然若揭的、我们的困境的制造者、真正的挑拨者和胡子拉碴的大恶人？没有理由去掩藏他们。卡尔·马克思是批判阶级社会、资本统治的伟大分析家；尽管他不是永恒的，但直至如今，他仍然是这颗星球上一抹耀眼的光辉。因而，即使照大多数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人们并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位全知全能、永垂不朽的大圣人，他的教导也是最宝贵的。马克思来不及完成对他那个社会的分析，特别是没有达到他研究国家问题的计划目标。尽管他对许多未来的事物作出了惊人的预测，但他不可能考虑到我们社会的许多特征。他也许根本就没有想到，随后一个半世纪的非凡的技术进步，会使社会组织落后得如此之远。本书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没有把它当作是神圣的、用来装点苏联领导人的工具和外衣的、空洞说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把它当作探析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在发展中考察自身前提的活生生的工具。[7]
由于我们处于一个忏悔的时期，因此也请允许我承认，本书的作者不是某位“前—”或“后—”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位颇受冷落、平平常常的社会主义者——然而，我还希望，本书不仅能受到社会同仁的垂青，而且能得到无政府主义者或生态主义者的指正。因为它的目的是很简单的，虽然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它也颇具雄心。它有志于帮助人们恢复那虽然现在被无情地抛弃但也曾一度十分盛行的信仰，这种信仰就是：凭借集体政治行动来重构社会，你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是的，你自己的命运。
介绍完本书的结构和目的之后，现在让我在批判开始之前简短地谈谈本书的不足。由于本书试图在不长的篇幅内讨论许多重大问题，因此无法保持一定的平衡。所以，尽管在我看来生态问题和妇女解放是任何未来计划都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并且希望尽可能把它们写清楚，但我并没有给它们以应有的篇幅。这部分是因为如此做并不符合本书的原意，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他作者能够把这些问题写得更好，而且也确实写得好。这样的偏爱有人知道得很清楚，有人则会加以谴责，但它确实说明为什么有人看重波兰超过匈牙利，有人重视法国甚于意大利，虽然你也可以说这只是他的个人选择，不管如何，这种辩解不能用于众所周知的欧洲中心论之类的偏好。这是一个选择问题，因为本书暗含的前提就是：出于各方面的原因——对福利国家的进攻，对社会控制和政治传统的大众感情虽然削弱但并没有消失——西欧很可能成为新千年面对的第一个地区。假如光明转而从亚洲或拉丁美洲升起，我很乐意被证明犯了错误，因为正是在这些地区，反对资本全球进攻的行动早已采取了反攻的形式。
毕竟，本书试图推进的，乃是一场无法局限于狭小范围的争论。它期盼来自同样持批判否定态度的人们的评论，也密切关注在东京、汉城、墨西哥城或圣保罗市写成的、从另一个角度作出的系统研究。因为斗争必定越来越国际化。历史远未终结，倒是加快了速度。由亚洲金融危机突然导致的低迷并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像我们多看以来看到的那样，只是一次衰退。同样有迹象表明，法国并是主流意识形态在几十年的绝对统治之后开始受到质疑的惟一国度。然而，希望与危机并存。倘若我们不尽快找到平息民众日益增长的不满的措施，前进路上将会有许许多多的夺命鬼等着我们。
重要的是，本书并不是一本宣布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社会主义新千年即将来临的宣告书。复兴这种努力的愿望已受到了太多的打击。但对于行动来说，胜利的确定性并不是必不可少，可能性已足够。《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首先是一种姿态，即反对“别无选择”，拒绝时下流行的顺从式的、随波逐流的、不负责的种种说教。我们和现行体制并不是一体相依，没有人能够阻止我们跳出资本主义的视野。我们不能撒手不管，昧着良心。无能和无力并不是命运注定给我们的。
有时，人类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过错，亲爱的布鲁图[8]，并不在我们的星球上
而在我们自己当中……[9]
卡西乌[10]也许夸大其辞。[11]主要的过错并不是存在于我们自己当中。它存在于我们这个不公正、不公平的社会里，存在于这种与我们发展潜力毫不和谐的社会制度中，原因很简单，我们的技术越来越复杂，相反，我们的社会组织却越来越原始。我们不是这种制度的囚徒。尽管过去的失败让我们清醒，我们的环境负担让我们难以承受，但我们也能够努力成为自身命运的主人，为了一个崭新的未来而奋斗。
[1] Tina，本是英语里一个常见的女子名，英国人把“There is no alternative”这句话的首字母凑在一起，刚好和“Tina”这个名字一模一样。由于撒切尔夫人经常倡导说资本主义是英国发展的惟一道路，以便推行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行的福利国家制度相反的施政纲领，因此英国人给了她这样一个形象贴切的绰号。——译者注
[2] 这里特用于提醒那些右翼评论家，他们老爱指责任何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却对苏维埃恐怖政策的受害者的命运无动于衷。本书作者恰巧是一位“犯人”的儿子，后者把他的余生白白消耗在一个糟糕之极的劳动营中。沃库塔，你是那么遥远，啊，那冷淡如冰的北方。
[3] 奥威尔主义： 指为达到宣传目的而篡改并歪曲事实，—— 译者注
[4] 格丹斯克：旧称Danzig，但泽。波兰港口城市。—— 译者注
[5] 马斯特里赫特：荷兰东南端一城市，靠近比利时边界。建于一罗马居住地的旧址．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边防哨所。—— 译者注
[6] 《人类发展报告》 1996 年的版本说，356名富翁的财富（按美元计算）超过了世界上45％的人口的收入总和。1998 年的版本则认为，1997年225名最富有的人的财富总和超过1 万亿美元，几乎和世界上最穷的47 ％的人的年收入不相上下。Human Devolopment Repor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7] 至于这种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例子，可参看Istvan Meszaros, Beyong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5。该书中文版也在本系列译著当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译者注）。
[8] 布鲁图：马库斯·朱尼厄斯，公元前85?—前42，古罗马的政治家和将军，图谋暗杀恺撒。在后来与马克·安东尼和屋大维的争权战中，在菲利皮战役中失利并自杀。——译者注
[9] Shakespeare, Julius Caesar (Act I,Scence2)。
[10] 卡西乌：卡西乌·隆吉努斯，公元前85?-前42，古罗马将领，刺杀恺撒的主谋者之一，后组织共和军反抗“后三头政治”，被安东尼击败，自杀。——译者注
[11] 莎士比亚遗漏了妇女，而把命运全部交到男人手中，但他那时还是在16 世纪的末期。现在，即使真的作如此想的人，也不敢把这种观念诉诸文字。
感谢 姜晴信 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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