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丹尼尔·辛格：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第五章 俄罗斯选举的奇迹
是呀，真是一场奇迹！1996年开始时，鲍里斯·叶利钦的运气看来真是倒霉透了。在早一年12月的杜马选举中，执政党——“我们的祖国俄罗斯”，由总理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领导——只获得了10.1％的可怜票数。即使加上那些拥护现政权的团体的票数，也只勉强达到18％。身体显然不行的叶利钦，在民意测验中的得票率也没达到两位数。俄罗斯军队陷进了车臣。在国内，人们已被贫困折腾得筋疲力尽、满腔怒火，被腐败和犯罪搞得胆战心惊。在调查时，大多数人说在旧政权下生活得更好。难怪叶利钦最亲密的助手，如总统卫队长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都在考虑如何推迟选举。实际上1994年发动车臣战争时，他们就打算引入战争法，从而省却像时不时选举这样的民主玩意了。 要想恢复元气是难以想象的，哪怕我们知道叶利钦有不倒的本事，迷恋权术，有国内外银行家的撑腰，也是如此。[1]与现实相比，想象往往是苍白的。当然，说他是戈培尔[2]或者把他与斯大林主义的前辈们相提并论，都是愚蠢的。共产党候选人根纳季·久加诺夫并没有受到萧伯纳[3]描写的极端的审查制度形式——死刑——的迫害。叶利钦的其他敌手，也没人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但是这种选举奇迹还是值得探讨的。它可以表明一个人会如何口是心非地谈论民主，权力和金钱一旦勾搭在一起，会如何左右人们在一场表面看来是在多名候选人之间作出选择的、貌似真正的选举中的判断力。这场奇迹另一个值得看一看的地方，在于当西方政府及其仆从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会如何兴致勃勃地把这场选举闹剧吹捧成“民主的胜利”。此外，这场选举还表明了各个对立派别之间的界限是多么的模糊和细微，人们的头脑是多么的混乱，以及由此造成的下层的压力是多么的缺乏，换句话说，俄罗斯的政治生活在多大的程度上还是特权者之间，或者说自命“精英”的各派人物之间的权力斗争。 对于总统鞍前马后的人来说，任务真是繁重极了！首先，他们必须把竞选班子组建起来。到1996年2月1日时，叶利钦已经65岁了。他的身体并不太好。前两年，他就已经挨过了两次虽然不是那么特别但也是挺严重的心脏病。在几次公开场合，他也表现得说文雅一点就是不那么完全清醒：他的“车把式们”第一个紧迫的任务，就是把他们的竞选计划装上马车。接下来的任务则是使他变得适合做一次长久的、令人筋疲力尽的竞选游说。要是在一个奥林匹克年份你知道了医生对运动员有多大的帮助，你对他们的成就就会大吃一惊。实际上，到6月底，叶利钦看起来又像是一个木头人了，他表情呆滞，姿势僵硬，一支胳膊就像粘在了身体上一样，一动不动。现在，该轮到宣传机器发挥作用，避免让他抛头露脸了。但过后不久，也就是从2月15日开始四个月之后，他的竞选运动正式在他以前发家的地方，现在改名叫叶卡特林堡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开始了。他穿过广袤的乡村，讲演、握手、送礼、许诺……他在乌法[4]跳扭摆舞，在顿河边的罗斯托夫[5]和摇滚乐手一较高低，并不仅仅是为了拉年轻人的选票，也是为了借助电视工具向广大的俄罗斯公众传达这样一则信息：他又恢复了活力，生龙活虎，又能够应付自如了。 第二步是把他们的候选人装扮一番。如果切尔诺梅尔金在议会选举中表现糟糕，那多半是他们一贯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造成的。为了避免这种后果，叶利钦必须把自己的过去炫耀一番才行。他的办法还是老一套的厚颜无耻。他说自己信奉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政策，也就是说，快步扩大自由的领域。由于共产党在议会选举中表现很好，因此在鹦鹉学舌方面，叶利钦倒是一点都不犹豫的。官方宣传的重点现在应该转到俄罗斯的伟大、独立以及共产党借以获胜的法宝——社会公正。叶利钦宣称，使公正“成为弱者和普通百姓第一位的和首要的东西，是我们在接下来的五年里要达到的主要目标”[6]。这话的回音可不那么顺耳：五个月的目标，截至选举结束时为止！ 因为总统不能把“休克疗法”造成可怕后果的一切责任全推得一干二净，他便聪明地把责任转嫁给别人。他把火气发在政府和一帮不指名的改革派头上，说他们“没能在社会政策的框架内执行任务”。不过，为了照亮自己的前程，叶利钦还是乐意表明自己改弦易辙的决心的。年末两次人事变动就说明了这一点。在外交部，技术总监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取代了安德烈·科济列夫，后者在俄罗斯是有名的西方傀儡。另一项更有意义的变动，是国际金融当局的红人、俄罗斯私有化闹剧的主角阿纳托利·丘拜斯被免除了第一副总理兼国内金融太上皇的职务，他的位置让给了一个脚踏实地的经理弗拉基米尔·卡达尼科夫，后者则是俄罗斯最大的汽车制造厂AvtoVaz的老总。但随随便便就解除一个有着国外金融家的支持，有着国内投机家身份的人的职务，未免草率了点。在1月16日被赶出前门几周之后，丘拜斯又从后门偷偷地溜进了叶利钦的竞选总部。 第三个任务是把他们的主子装扮成反共产主义斗争的最坚强的斗士，从而保证他出现在决定性的第二轮选举中。在俄罗斯，总统要经过两轮投票产生。要想一轮当选，就必须获得绝对多数票。要是没人能做到这一点，两位得票率最高的候选人就得参加第二轮角逐。久加诺夫依靠他自己的党以及其他盟党的支持，有望获得三分之一的总票数，这样就会稳稳当当地进入第二轮[7]。叶利钦则不行。实际上，在早些时候的民意测验中，他不仅落在久加诺夫的后面，甚至比不上鼓吹市场但对当局不满的经济学家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比不上强烈呼吁法律和秩序的前苏联将军亚历山大·列别德，也比不上披着“自由民主”外衣的恶狼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要是前两人携起手来，或者再加上第三个候选人——眼科医生、己经形成“第三股势力”的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多罗夫握有的票数，叶利钦也许早就落后得如此之远，以至于一开始就被抛出了跑道。[8] 因此，当务之急是要争取时间，尽快还原叶利钦反红色威胁的整体形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的支持者们同时开动了金融和媒体两架机器。搞一搞假的民意测验，把叶利钦说成是一个与久加诺夫阵营并驾齐驭的阵营的领袖，是特别有用的。俄罗斯人就喜欢这种自圆其说的预测。俄罗斯电视被用来专门关注总统，他的对手们则饱受冷落。分化敌人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要是诸位有先见之明，知道叶利钦—列别德联盟早在第一次投票之后就己形成，那你一定会忍不住得出结论说，列别德早就替他的新主子卖命了。实际上，有些评论员确实说形势是在1月份出现逆转的。不过，那时这一切还只是猜测而已。只是到了5月份，列别德获得了一次媒体吹捧，他与当局沆瀣一气的事实才露出苗头[9]。所以，要想真正说清楚“第三股势力”没能出现到底是密谋的结果，还是强力碰撞的结果，是不可能的。总之，不管原因是什么，对手的分化挽救了叶利钦的政治生命。 叶利钦的支持者们之所以能够摆弄局势，是因为他们享有西方记者们委婉称作“任职的好处”的东西。说得更直白点，就是指一个深不可测的钱包和操纵在非极权国家里独一无二的媒体的能力。久加诺夫获得了一些发行量很小的国家报纸以及几家省级报刊的支持。但叶利钦可以依靠其他的媒体。在广播特别是电视里，久加诺夫和叶利钦的差距是惊人的。两大国有电视频道都是总统宣传机构的忠实工具，第二个频道即私有的NTV，则跟着前两家跑，而它的首席执行官尤格尔·玛拉申科实际上已经加入了叶利钦的竞选班子。自然，这个班子可以随意使用这些工具。我们看到，电视一直在帮叶利钦赶超他的对手。它们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像亚夫林斯基这些人都在急于跟随叶利钦的领导。从头至尾，特别是在第一轮，电视都是针对久加诺夫的炮火。 中立的立场是不存在的。例如，当久加诺夫在国有电视上露面时，采访人就指责他是“不折不扣的人民党党员，在选举之前搬弄是非”[10]。当亚夫林斯基在第一次投票后出现在屏幕上时，采访者则变得像个牧师：“也许你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为政府服务，他们觉得自己难于应付目前的局势，你应该多多少少替他们分忧。”[11]最糟糕的不是叶利钦比久加诺夫在小小屏幕上出现得多，而是久加诺夫老被描画得像个该遭唾骂的恶棍，而叶利钦则像个该受称赞和保护的英雄。这一次，俄罗斯的电视台恬不知耻地充当了它们的主子的模仿秀和传声筒。 但是，难道俄罗斯就没有一个中立的选举委员会来保护那些哪怕是稍加温和的声音了吗？是的，在尼古拉·雷阿波夫的领导下，选举委员会简直就成了叶利钦竞选总部的一个分支机构。它随意作出的一个决定，保证让诸位笑得合不拢嘴：“根据本委员会法律专家的意见，献给鲍里斯·叶利钦的相册不是竞选物品，因此把它们分发出去，并不算是破坏选举法的行为”[12]。事实上，法律包含了如此之多的漏洞，以至于所谓的平等竞争原则只不过是一个可怕的玩笑而己。俄罗斯选举法规定，每个候选人的竞选费用不许超过145亿卢布，约合300万美元（个人捐款不得高于600美元，组织捐款不得高于6万美元）。可是，由于宣传费用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获得赞助，所有这些规定就都成了白纸空文。叶利钦的竞选花费据他的同情者估计有近1亿美元，而据他的反对者估计则有这个数额的5倍多。 这还只是花在宣传材料，花在拉票人、监票人、选举宴会上的摇滚歌星和乐队身上的费用。要是加上大方的太上皇出游时一路上送出的礼品和信物，那数额可就太多了。不管跑到哪里，叶利钦都要送一些东西给当地人。他一路上命令满天飞，把礼品或者不如说是补偿品送给各色各样的人：已经几个月没见工资的矿工或教师，积蓄己花个精光的年迈退休者，还有农民和工人、补锅匠和裁缝。不太情愿的俄罗斯银行被迫从金库中提取出来交给当局的大把大把钞票，也无力供得上他的全部开支。细算起来，还得加上这期间随口许诺所造成的急剧削减的税收、越来越大的预算赤字，以及其他花费的大把大把美元，而不是卢布。显然，对于那些迷恋权力和特权的人来说，胜利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 诸位要记住，我们还会回到这次选举运动来的。首先，我们要提出这样一个对于评价这次运动的民主本性来说不可或缺的、尽管在表面上看来无法回答的问题：要是民心民意反对叶利钦及其党羽，他们是否会甘心放弃权力？普通俄罗斯人的答案是明确的，用当时一句时兴的俏皮话来说就是：“久加诺夫会赢，叶利钦也不会输。”事实上，据我所知，不管是叶利钦还是他的主要助手，谁也没有说过假如久加诺夫当选，他们就会一走了之。相反，他们一再强调（这也是官方宣传的老调子），久加诺夫的胜利就意味着内战的开始。你们要再三考虑呀，要是你们胆敢选这个共产党人，我们，我们这些在位者，我们这些现政权的既得利益者和未得利益者，就会拿起武器阻止你们，尽管这看起来不是十分民主。鼓吹家们的责任就是把这些话说清楚，把后果讲明讲透：投久加诺夫的票，就是投流血的票，就是投内战的票，就是投灾难的票。 最好的说法是这样的：叶利钦有两手准备，或者如果你乐意，也可以说是两套政策，两支执行这些政策的队伍。第一支队伍中，为首的人有叶利钦的旧亲信兼个人保镖科尔扎科夫，以及科尔扎科夫的助手联邦安全局（其前身是克格勃）局长米哈伊尔·巴尔苏科夫。与他们狼狈为奸的还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工程师奥列格·索斯科韦茨，他是俄罗斯负责工业事务的第一副总理，曾经当过某大型冶金厂的厂长，据说代表军工企业联合体的利益。在这支队伍看来，关键是叶利钦——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要继续掌权。由于选举威胁到这种打算，有可能的话，最好是用协议哪怕是与共产党的协议来推迟选举；要是不行，就要不顾一切地举行政变，引用战争法。 在另一支意见相左的队伍中，东山再起的丘拜斯作为私人奸商的代言人，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支队伍也想要抓住权力，但他们认为，不用诉诸武力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他们向叶利钦进言说：用我们的钱，你的权，我们的贿赂，你的手腕，就能为胜利铺平道路。我们能够在投票时创造奇迹，保住位置。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倾向于第二种意见，而叶利钦则大多时候在这两种意见当中犹豫不定。 科尔扎科夫一伙人也许是在三月中旬丢掉自己的机遇的。3月15日，杜马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1991年的《别洛韦日协议》作废，这个协议曾经决定解散了苏联。在共产党人看来，他们在杜马中占多数，而俄罗斯人又对过去的辉煌恋恋不舍，因此此举一定有助于选举获胜。然而天不遂人愿，许多人认为这一决议违反宪法，是一种危险的举措。要是共产党人获胜，这帮人就会把帝国重新强加给俄罗斯。有人甚至暗示说，由此造成的宪法失效将会威胁到总统选举。于是，17日的夜晚就发生了某种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晚上和第二天的早晨，代表们发现自己进不了杜马的大门，这里已经被特别行动小组占领了。说法各种各样：有的说是搜查炸弹，有的说是接到了车臣恐怖分子的威胁，还有人说是因为大厦里头的放射性太高的缘故。共产党人立刻说，这是一场“彩排”，他们的预感看来越来越是真的了。叶利钦的幕僚们显然已经在为发动一场政变做准备，这场政变将包括解散杜马、取缔共产党、推迟选举。据说，只是到了那些本打算执行这项计划的人（赫然就是国防部长和内务部长）跑来宣布杜马只是暂时停止工作的时候，人们才知道这项计划被取消了。 大约在同时，叶利钦班子中的权力平衡也发生了变故。起初，索斯科韦茨统领着叶利钦的竞选总部，到了2月20日，他对自己是否还能继续负责总统竞选事务，也不敢抱有什么信心了。两天后，叶利钦提议让丘拜斯加入到他的竞选队伍（这个人，尽管在公众面前不太受欢迎，但他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金融关系网，在幕后用一用还是挺好的）。4月初，叶利钦宣布他自己是“整个参选过程的领导人”。此时，尽管即将离任的总统有可能担任反共产党候选人的趋势日渐明朗，但久加诺夫的影响也不可小觑，尽量避免双方冲突的想法还是值得考虑的。这个月底，一项奇怪的声明在莫斯科发表了。[13]俄罗斯国内13个企业界大亨（4位银行家，2位石油公司总裁，几个综合型大企业的老总）联名呼吁政治家们不要踏上“通往内战与分裂俄罗斯的道路”，要求他们“达成一个富有意义的双边协定，走向政治战略合作，在法律的框架内团结起来”。大企业插手政治难道有什么奇怪的吗？在西方世界，事情其实一直就是这样的，只不过做得比较隐晦些罢了。君不见Chase、通用汽车、Exxon和微软等公司的老板们也曾与一些下属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走到了一起，共同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份文件吗？这份文件要求各位总统候选人达成妥协，最后以这样的句子结束：“俄罗斯的商人们拥有必要的资源和决心，他们一定会去影响那帮太无原则、太过古板的政治家们的。”此时，在俄罗斯，局势变得越来越动荡，但也越来越清楚。企业界的插手并没有激起抗议，所有的候选人，包括久加诺夫，都文质彬彬地回答说：从个人方面讲，他们都是特别理智的。但，唉，从另一方面讲…… 科尔扎科夫不知怎么就拉上了金融界的关系。在一次投给伦敦某周报的采访录中，他一步步把问题的结果讲得很清楚，大意是：投票会被推迟，因为俄罗斯需要稳定，而这次选举实在有太多矛盾了。[14]如此坦白的谈话出自叶利钦最亲密的助手之口，确实引起了相当轰动，于是叶利钦也不得不站出来讲话了。他说，选举将会举行，俄罗斯人将会作出正确的选择；科尔扎科夫不应该管政治。当然，叶利钦也没有把自己的忠实亲信说得一无是处，他补充说，在俄罗斯，许多人和科尔扎科夫的观点是一样的。毕竟，有哪个俄罗斯人敢于作出错误的选择呢！这种模棱两可、犹豫不决的状况至少将会持续到第一次投票时。但是，俄罗斯的富翁们的态度是从来没有含糊的。现在我们知道了，七个最有实力的企业界大亨在2月份就聚到了一起，地点恰好是在欧洲各大财团聚会的地方——达沃斯。在那里，他们决定要尽快救助叶利钦。为此，他们拿出了几百万美元，供他开展竞选宣传。他们把自己所控制的媒体全部交给了叶利钦，其中包括商业电视台、电台和这个国家大部分出版机构。作为他们的代表，丘拜斯返回到叶利钦的竞选总部，担任竞选运动的总策划人。为了拼死保住自己的利益，这个险恶的七人集团可以说是替叶利钦的继续掌权付出了血本。 要讲完叶利钦东山再起的故事，还有两点是必须说明的。首先一个是西方给我们的莫斯科沙皇提供的热情支持。确实，在丘拜斯被解职以后，这种热情也有过一个短暂的降温期，至少在报刊上是如此的。俄罗斯议会风暴是一次保卫民主的行动，但车臣战争却让人惋惜，尽管这次战争有情可原，但毕竟是错误的。不过，把最后一个“休克疗法主义者”从政府中赶走，唉，实在是从良心上说不过去的。诸如《纽约时报》、《经济学家》这样的官方出版物有一段时间老是呼吁，应该告诉莫斯科，在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中，是谁在给吹笛手付钱，是谁给他们定的调子。这种呼声并没有持续多久，也没有达到法庭申诉的嗓音高度。西方政府是否一开始就知道扶不起来的丘拜斯的倒台只是一种愚弄本国人的竞选策略，或者他们是否认为不管是对还是错，叶利钦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让俄罗斯平安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最好赌注，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们从头至尾给叶利钦提供了鼎力支持，倒是千真万确的。 克林顿总统从一开始就呼吁国际组织去拯救俄罗斯。科尔总理则亲自跑到莫斯科，表示他的国家支持叶利钦。自称对成员国要求颇高的欧洲议会，也接纳了俄罗斯加入它的阵营，仿佛车臣的流血战争是一场为了人权的十字军东征。国际金融组织的执行主席米歇尔·坎德苏（Michel Candessus）响应了克林顿总统的请求，他亲自给莫斯科送去了数额惊人的贷款（3年内102亿美元，首贷40亿）。尽管贷方一再坚持，要是俄罗斯更改政策——通过更改总统？——援助就会中止，但要说这是政治干预，哇，那可真是天大的冤枉。几个为了反对私人贷款而走到一起的国家组成的所谓的罗马俱乐部，重新给俄罗斯拟定了一个400亿美元的贷款计划，资金到位期长达史无前例的25年。七国集团，或者毋宁说八国集团，因为俄罗斯已被包括进去——4月份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会议，并且邀请叶利钦出席在里昂召开的另一次会议，时间定在俄罗斯总统选举第二次投票的前夕[15]。把所有这些努力归到一起说，如果参加俄罗斯总统选举的全体选民只局限在西方各国外交部和金融组织的范围内，那么，叶利钦保证是毫无异议的当选人。 西方对俄罗斯选举的这种偏袒，其影响则是另一回事。到底因此造成的放心感和安全感是超过了亿万俄罗斯人的怨恨感，还是进一步让俄罗斯人相信自己最近几年的兴衰变迁只是西方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我们不得而知。另一方面，西方提到的第二点即车臣战争停火，对于叶利钦来说纯粹是一场好事，是西方给他的一份几乎意料不到的最后一刻的竞选礼物。但在这件事情上，西方的帮助也不大，是因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车臣使团的团长——瑞士人提姆·伽狄曼（Tim Guldemann），才在两边起了关键的中间人的作用。 以无端的自大和失策而开始的车臣战争，代表着叶利钦政府的恐怖作为，它显示了这个政府的腐败、无能、盲目和残忍[16]。昔日令人闻风丧胆的苏维埃红军的后代们，如今，连一个芝麻小的国家的民兵都对付不了，这对于喜爱怀旧的俄罗斯人来说，实在是一个国力衰弱的不良征兆。这次远征的组织者们原希望重新唤起俄罗斯人民的极端爱国热情，结果激起的倒是相反的感情。这不过是另一次阿富汗战争，只是更引人注意，更靠近家门，还被搬上了电视。一天又一天，俄罗斯人看到的只有这次冲突的荒谬和残酷、平民的牺牲、自己子弟的悲苦，伴随着遥遥无盼的解决前景。 4月22日，一枚俄罗斯导弹击毙了车臣领导人杜达耶夫，但这也没有带来什么新的解决机遇。5月中旬，伽狄曼还在和杜达耶夫的接班人扬达比耶夫谈判，直到5月27日，后者才同意在莫斯科签署一项停火协议。之后，有关执行停火协议的谈判地点移到了离车臣更近些、与印古什相邻的拿撒勒，6月10日，在那里达成了一项有关撤军和释放战俘的临时协定。这份协定是琐碎的，也常常遭到破坏，但它的生效对于叶利钦的总统竞选来说，却是一个莫大的帮助。这位瑞士人在调解时，是否曾给过车臣人某种郑重的许诺？或者说，车臣人自己是否想到过，俄罗斯的总统选举正是让莫斯科作出让步，从而使自己的国家摆脱血腥动乱的最佳时机？在俄罗斯人眼里，这份协定显然只是一个竞选策略而已，因为就在第二次投票结束几天之后，他们又开始血洗车臣了。他们的进攻在车臣首都格罗兹尼激起了一场更猛烈的反攻行动，给叶利钦的就职典礼蒙上了一层阴影。 但我们也不要对此有什么期望。停火协议还在执行，俄罗斯人还照样在6月16日跑去投票。这次，形势之好就连即将离任的总统也始料不及。这是总统及其幕僚在一阵狂轰滥炸式的宣传之后才做到的。他们极力让选民们相信，久加诺夫站在往日的邪恶一边，试图在未来发动一场内战，而与之敌对的叶利钦，则是能够打败他的唯一人物，因此投任何别人的票都是浪费。最终，他们获得了大量选票，在总共10800万张选票当中占了7500万，几乎达到十分之七。他获得了2770万张选票，是全部有效票数的35.3%，爬到票数最高的位置，确实也是叶利钦辛苦得来的，特别是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得票尤佳。但久加诺夫也紧随其后，他获得了2420万张选票，超过总票数的32％。据说，他的票数并不仅仅集中在农村地区，在俄罗斯破败的工业地区，他的收获也是颇丰的。好在有一次最后冲刺，否则事情就糟了，列别德居然离开了与叶利钦的联盟，成立了第三个派别。他带走了差不多1100万张选票（占14.5%）。亚夫林斯基也许是由于他给选民的印象是喜爱与叶利钦“跳艳舞”——一种步伐不定的华尔兹，结果作为第四派只获得了560万张选票（占7.5%) ；而日里诺夫斯基也由于他的口号已不那么新奇，由于受到了民族主义者的挑战，票数也减到430万张（占5.8%）。剩下的每位候选人获得的票数都没有超过1%，有150万名俄罗斯人由于厌恶投票而简单地说他们不喜欢任何一个候选人了事。 事情还没结束。尽管叶利钦做得比开始所想象的要好得多，但仍比1991年总统选举差了很远。那时，宣传费用基本持平，他也轻易地赢得了第一次投票，得票率达到57%，而与他一起参选的另一位共产党候选人尼古拉·雷日科夫，抓到手的票数不超过17％。这次，差距缩小了，而胜利也充满了许多变数。在心里赞同新制度但对引入这种新制度的方式不满的亚夫林斯基，他的选民有可能投叶利钦的票，但也可能投弃权票。另一方面，那些投列别德票的人也可能会这样做，因为这位将军是罪犯的克星、腐败的敌人，并且和他们一样，对俄罗斯的耻辱痛心疾首。要想劝这些人来投叶利钦的票，是有一定难度的。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那些满怀怨愤的选民也是如此。一段时间里，形势确实险象环生。 后来，叶利钦派拉到了一张王牌。亚历山大·列别德突然或者实际上并不如此突然，转到他们这一边来了。星期一，所有的人还在计算和统计大投票的结果，各大媒体却宣布列别德将军将会成为叶利钦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手，被任命为总统安全委员会秘书，这可是一个重要的职务，其权力将被重组并扩大到更大的范围。列别德是作为一个重要人物，差不多就是总统法定继承人的角色，加入到叶利钦队伍的，在接下来的两星期里（第二次投票定在7月3日，一个工作日，在这天，那些拥护叶利钦的有钱人是不会躲进他们在乡下的别墅里去的），他将在竞选运动中起到重大作用。 列别德适合于担任这一职务。他长得英俊不凡，拥有一个拳击手的身架和一副军长的洪亮嗓音，轻易就能抢到镜头。他在自己46年的生涯中，有26年是在军队里度过的。在阿富汗战争中，他担任一个伞兵部队的司令，以战功显赫而著称。在摩尔多瓦战争中，他担任第十四军的军长，用软硬兼施的办法把各个对立派别一一制服，而赢得了美誉。通过大胆批评军事当局，特别是批评车臣战争，他为自己进一步提高威望奠定了基础。自从前一年被迫离开军队以后，他走上了一条变化不定的政治道路：他加入的小党在1995年12月的议会选举中连5％的票数也没有捞到，但他本人却进了杜马。谦虚显然不是他的强项。当迪尔·斯宾格尔（Der Spiegel）问他是否会在2000年把自己看作总统时，他回答说：“也许还要早点。”这个人野心勃勃，而且急不可耐。他从来不管什么法律程序，对富有的恶霸而不是对这些人的钱，他天生就有一种人民党党员似的鄙视。他的知识水平显然不高，但他对许多事情有一种朴素的直觉，还有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脾气，这在我们这个时代可真是难能可贵。“他这个人，动手得最早，笑得最后……上帝创造了大大小小的人，考特上校[17]却创造了左轮手枪把他们一一摆平……这是一位民主的将军，一位（少见得很的）犹太驯鹿手。” 他需要使出浑身解数，才能让他自己的选民相信他的转变是正当的。毕竟，他曾经发动过反对“名义上的资本主义”的运动，抨击过他如今也正在加入的既得利益集团。列别德的解释十分简单——他必须作出这种选择。共产主义在理论上是了不起的，但可悲的是它不可能在现实中实现。叶利钦推行的是“新观念”，未来一定属于它，不过直到现在，这种观念在俄罗斯的推行还糟糕得很。结论显然就是：不久这一切都会有所改观，而他，列别德，正是去担负这个重任的。然而，有人不禁要问他，在与天然气公司前老板、大富翁切尔诺梅尔金总理，以及不久就要被任命为叶利钦主要助手的私有化倡导者丘拜斯在高层共事的时候，他打算如何去兑现他的承诺——与腐败做斗争？（考虑到列别德的威望还在，人们在第二次投票前还不敢公开讲这个问题。） 由于列别德不太可能扮演经济总管的角色，为了让他显得说话算数，让世人看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他会设法控制所有的军队，包括治安警察，也许出于同样的理由，还会负责车臣事务。很自然地，任命列别德应和解除他的仇敌帕维尔·格拉乔夫的国防部长职务放在同一天里进行，后者特别喜爱豪华进口轿车而被世人称为“奔驰帕夏”[18]。由于这位新上任的领导人很可能不会容忍在自己的王国里出现任何诸侯，因此叶利钦最亲密的助手科尔扎科夫及其一帮人的位置似乎也受到了威胁。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总统属下两派人的斗争中，列别德无意中倒是替自己最讨厌的丘拜斯的胜利助了一臂之力。实际上，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的失宠只是克里姆林宫里能够告诉我们许多有关政坛风云的故事中的一个而己[19]。6月19日，或者说第二天（因为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了），NTV中断了它的午夜节目，突然宣布：从安全部门领导人巴尔苏科夫和科尔扎科夫那里得到的消息，叶利钦总统竞选班子中的两个重要人物这天下午被逮捕，这是“旨在取消第二轮选举投票”阴谋的一部分。安全部门随后也发布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声明。这两个消息惟一一致的地方，只是“两个重要人物”的名字：一个是谢尔盖·坦索夫斯基，他是莫斯科娱乐圈和广告业背后的大老板，曾经发动俄罗斯流行歌星组成“或投他一票，或一无所有”演出团，全国巡回演出，支持叶利钦。另一个是阿尔卡迪·叶夫斯塔夫耶夫，他以前曾与丘拜斯一道工作，推行私有化，现在加入了叶利钦的竞选班子。据警察部门说，这两个人被拘留，是因为他们在离开白宫时，身上带着一个“办公复印机盒子”，里面装满了来历不明的外币。显然，这牵涉到一笔50万美元的巨资[20]。到了6月20日午餐时间，兴致勃勃的丘拜斯在一次洋洋得意的新闻发布会上给出了一个相反的解释。他的谈话被电视直播出来，引起了更大的轰动。他说，这笔钱是一次栽赃，一种挑衅，这场阴谋背后有着更大的背景。科尔扎科夫及其同党是叶利钦政府中的强硬派，他们想打垮“自由”派并想不经选举而篡夺权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不顾一切，甚至不惜动用谋杀。丘拜斯特别提到了两天前针对国家运动基金会前会长鲍里斯·费多罗夫的未遂谋杀事件[21]。不过，现在他丘拜斯可以心满意足了，因为一项总统法令刚刚宣布免去索斯科维茨、巴尔苏科夫与科尔扎科夫的职务，但对于叶利钦来说，赶走他的老伙伴、忠心耿耿的科尔扎科夫，却是心疼得很。我们从他的夫人奈娜口里，可以证买这一点：“这让人觉得就像是割去了心头肉……就像是亲人要离开了……”[22]然而，权力比友谊对叶利钦来说要重要得多。也许，这还是一个让他下定决心的好机会呢，他可以通过纯粹的选举手段，通过欺骗而不是恐吓，来抓住权力。 还有13 天就到7月3日了。这个最后冲刺阶段有三大主要特征：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便是宣传的力度加大，几乎达到爆炸的程度：海报、小册子、搬弄是非的演说、铺天盖地的文章，还有广播和电视的大肆吹捧。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对准了一个目标：紧接着根纳季·久加诺夫法定的、免费的竞选演说之后，是一段收费的黑白图片节目，大肆宣扬各种丑事：劳动营、苏维埃政权早期的大饥荒，年代更远些的长长的购物队伍、空空的货架等。同时，配上这些图片的还有翻来覆去的评论：“1917年时，没有人想到还会有饥荒”；“1917年时，没有人想到兄弟居然会自相残杀”；“现在阻止内战和饥荒的发生还来得及”；等等，等等。在俄罗斯总统选举第二次投票之后立即发表的一项报告中，由欧盟赞助成立的、明显偏向叶利钦一边的欧洲媒体协会也不得不叹息道：从媒体的覆盖率来看，1996年的俄罗斯选举与1991年相比明显落后了不少；选举委员会并没有不公正；除了叶利钦（还包括第一次投票前十天里的列别德），没有一个候选人在三大电视频道上的形象是积极的；尽管有人抱怨，但事情在第二轮变得更加糟糕了，叶利钦被电视颂扬了247 次，久加诺夫则被贬了240 次[23]，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当局居然还没想过要消除歧视。 与之相反，面对叶利钦阵营咄咄逼人的宣传，第二轮投票期间的共产党阵营却仍然态度温和，甚至是缺乏头脑。这并不是因为共产党人缺乏资金和实力来对付敌人的进攻。在第一轮，参选人久加诺夫也曾周游并考察了全国各地。在第二轮，他却把自己锁在莫斯科，只是出席一下每天的新闻会议。这是一个奇怪的举动，因为他知道媒体并不会真心回应他的主张。更奇怪的是，共产党人还出人意料地喜欢与别的党派唱一唱双簧。久加诺夫曾提议成立一个全民和解委员会，成员应包括俄罗斯所有的重要政治家（他们当即拒绝了他的邀请），政府的组成应以这个委员会为基础，由三部分人所构成：三分之一的部长由他白己的“全民爱国阵线”提名担任，三分之一由杜马中的其他党派所构成，剩下的三分之一由现在政府任职的队伍来补充。共产党人的目的很明显。当局把他们看作吸血鬼，他们就要表明自己的温和立场。但这也太露骨了，简直就是一个谁也编不了的暗机关，一个貌似严肃实际上空洞无物的主张。 听久加诺夫在竞选演说中的谈话，也让人莫名其妙。他对叶利钦提出了严厉的控诉，说叶利钦剥夺了俄罗斯人“所有的东西，包括丧葬费用”，他还把俄罗斯描述成“一个坐在西方七国接待室里的乞丐”，丧失了“她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自尊心”。但他说，这样说的目的，却是为了与叶利钦一道来组建政府[24]。这不能不让人私下怀疑，这个人也许不想当总统了。仔细想来，真正能够解释久加诺夫这种不愿当总统的态度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当前的局势。如今的经济已处于崩溃，西方也准备趁势捞上一把，握在反对派手中的军队也蠢蠢欲动，现在去掌权，不是太冒险、太早些了吗？再等一等，等到反对派强大起来受到亿万人民的拥护，等到现行政权进一步解体的时候，再去摘这个熟透了但还没有掉的果子，不是更好些吗？ 到了此时，可谓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一边是不顾一切地接近权力宝座，另一边则显然不是太急于行动。然而就在最后一周，局势却失去控制了。就像哈姆雷特突然看不到丹麦王子一样，俄罗斯人眼里突然不见了鲍里斯·叶利钦！事情恶化的第一个症候是有传言说，叶利钦巡回各省的计划全部取消了。到了6月28日，星期五，出席莫斯科一次农业会议的国家元首本应是叶利钦，但结果却换成了切尔诺梅尔金。于是，一切就不可能再掩饰下去了。“咽喉痛”是一个未加证实的解释。同一个切尔诺梅尔金还必须代替他出席里昂的八国首脑会议。在随后的星期天，叶利钦也没有参加莫斯科的一次活动，这本来是表明他还在莫斯科的最好机会。之后，星期一，他取消了与乌克兰总统、摩尔多瓦总统的会见。笼里不见了猫！有时也会暂时撇开其老板的政治偏见不管、新闻嗅觉特别敏锐的西方记者们，也开始跟踪这个轰动一时的消息了。是他的心脏又出了问题，还是科尔扎科夫事件加重了他的沮丧心情？是纯粹的疲惫所致，还是他的医生们由于急于治好这个候选人而下错了药？不管西方记者们说什么，他们的俄罗斯同行们就在西方外交官的帮助下加以掩饰和否认。此时，控制俄罗斯媒体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可以在报纸上发表长篇大论的总统访谈录呀，也可以从档案中提出图片重新印制呀？！甚至在7月1日，即选举活动的最后一天，节目策划人不还可以制作一部总统全国讲话的纪录片吗？尽管节目播出来像个机器人在讲话，但夹在一片宣传噪音中是没人会注意到这点的。尽管久加诺夫说俄罗斯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在这里，你必须经过严格的健康和酒精测试才能成为一名汽车司机，当一名总统却不必如此，但他的声音是可以拿每小时一次的俄罗斯国歌合唱来淹没的。这样一来，在俄罗斯人眼里，他们的总统的病就只是一种奥威尔式的虚构了。[25]到了7月3日，即选举日，莫斯科市长或者俄罗斯的总管们一要求他们去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就去了，人数几乎和第一轮投票时差不多：叶利钦满意地赢得了4000多万张选票（占53.8%)，久加诺夫获得3000多万张（占40.3%)，5％的选民表示拒绝选这两个候选人。叶利钦的竞选班子终于松了口气，开始忙于准备一次隆重的庆祝活动了。就职典礼时间定在8月9日。既然总统相当于旧时的沙皇，那场面当然要和沙皇的加冕礼差不多。然而事与愿违。就在选定日期的前六天，车臣的战士发动了反攻，他们控制了格罗兹尼和其他两个重要城镇。俄罗斯士兵被屠杀，部队被包围，可谓是军事上的奇耻大辱。此时当然不是在莫斯科兴高采烈的时候。于是，总统就职典礼被一再简化。实际上，确实没什么值得庆祝，也没有人说是在搞庆祝。只有病态焉焉的叶利钦一个人在艰难地宣读誓言。高兴变成了扫兴，这次的典礼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征兆。它不是叶利钦再度执政的胜利开端，却预示着叶利钦统治的末日。争夺下任总统的斗争已经开始：列别德咄咄逼人；卢日科夫雄心勃勃；切尔诺梅尔金顽固透顶；丘拜斯则是一只老狐狸，口口声声要与混乱局面做斗争；久加诺夫则重新组建班子，以备下次竞选成功。这确实是一次远征胜利，一次选举奇迹，但结果只是一场空欢喜。 我花了这么多笔墨去描写这出滑稽剧，是因为它不仅告诉了我们一些有关俄罗斯的东西，也告诉了我们一些有关我们自己的政府如何运作的东西。显然，如果条件一样，叶利钦是不可能打败久加诺夫的。实际上，叶利钦并不是最适合这一位置的人，甚至要不是偏袒的话，他根本就不会被第一轮选中而参加第二轮角逐。如果这也算是一次民主的胜利，那么只要我们心中还记得一些正式的规则，就只能说民主都不知为何物了。如果美国总统真相信他自己所说的话，那么从根本上看截然不同的两种选举——俄罗斯的闹剧和我们在西方所实行的更成熟的选举——之间，就没什么两样了。真正关键的问题，乃是维护这个利益就是一切的社会。在这两种情况下，游戏的名字都是一样的：如何从头到尾愚弄大多数人。不过，要是仅仅停留在这里，那我们的分析就不全面了。我们没必要去纠正那些西方评论员所举的一些事例，他们曾把久加诺夫的胜利比作“红祸”的重新抬头，却对久加诺夫的对手所犯下的罪行视若无睹，极力辩解。然而，即使叶利钦身边全是些企图巩固新的黑金政治的流氓无赖、投机分子，这一事实也不会把他们的对手衬托成君子。在“全民爱国阵线”内部，有不少斯大林主义的顽固分子，也有许多让任何一个阵线一沾上他们的名字就会臭名昭著的、反动的沙文主义者。 在俄罗斯这样一个有太多偏见的国度里，反对派的候选人是否有可能赢得选举，或者扯远点说，西方如今是否还能够无论在何处都能阻止建立没有公开实行资本主义的政府，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无可争议的问题倒是，如果开展选举运动的指导思想，乃是不管胜利与否，都要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争取一个新社会的运动，结果可能就是另一回事。因此，为了完整地描画出整幅图景，我们必须看一看久加诺夫的联盟，看一看它的民族主义情结，看一看它的未来方案（或者换句话说，看一看它为何没有一个真正的方案），最后，看一看当一种即将爆炸的社会形势与一种没有真正的替代方案的行动关联在一起的时候，危险的程度有多大。 在俄罗斯，我们迎头碰上的是一种双重矛盾。关于第一个方面的矛盾，我们已经讲得够多了：一个在执政期间导致了经济崩演、贫困加剧的人，怎么还会通过全民投票重新当选呢？第二个方面的矛盾是：仅仅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始十年、苏联解体五年之后，一个自称是声名狼藉的苏联共产党后裔的党派，怎么会成为俄罗斯的一股主要政治势力？这两个矛盾是密切相关的。在放弃了新斯大林主义的传统之后，俄罗斯人很快走向了一条按照“现存的资本主义”设计的“捷径”[26]。他们还来不及对自己的历史进行检讨，来不及深究一下社会主义的承诺和斯大林主义的兑现之间为什么会存在距离。他们很快被推向一种对自己的过去念念不忘的怀旧之情。固然，没有谁会对“古拉格”和长长的购物队伍感兴趣。但过了几年的“休克疗法”期以后，勃列日涅夫时代仍让千千万万个俄罗斯人记忆犹新，毕竟，不管那个年代有多么单调，它的工作保障和社会福利还是不错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壮大，与其说是得益于马克思和列宁，倒不如说是得益于杰弗瑞·萨克斯[27]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根纳季·久加诺夫结实强悍、精明老到，他确实适合于担任这样一个临时凑合成的处于转型社会中的党的领袖。他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即1944年。他的父母亲都是学校教师，受他们的影响，他也成了一名数学教师。同时，他还爬上了共青团的楼梯，爬到最后，终于抵达了莫斯科，进了党中央委员会一个意识形态部门。不过，无论如何都不能把他描写成一个前政权的王侯，即比他大13岁的叶利钦那样的人。久加诺夫从来不是一个热衷于“改革”的人。1991年7月，他在一份声明中签了字，在这份声明上签字的大多数人都在一个月后的暴动中成了风云人物[28]。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久加诺夫龟缩着并没有参加那次政变。同样的，在1993年10月的杜马风波中，尽管当时的局势对保卫杜马者有利，但他还是没有加入到这一阵营。这个人似乎有一种退让的天才，总能够在悬崖边把马勒住。他还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组织者，因为他在把苏联共产党转变成一个只限于俄罗斯境内的群众组织，并使之拥有据说是50万党员的大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党内，久加诺夫能够投合各方面的心意。他喜欢把“我们的东正教堂和我们的军队”说成是这个国家的“两个最重要的组织”，也曾亲自参加过沙文主义日报《Dyen》的工作，这些使他能够得到传统主义者的欢心。他能够聪明地、温和地表达出对苏联时代的压迫所感到的惋惜之意，说：“没有斯大林，我们的胜利是很难想象的。”他老想调和古代与现代、怀旧与求新之间的矛盾。 如此一种弹性，对于这位“全民爱国阵线”的总统候选人来说，对于总统选举后立刻成立的名称相同的统一联盟的这位领导人来说，用处可就更大了。首先，这个广泛的联盟包括了各种小而正统的共产党派别，其中最大的是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此外还有卢日科夫领导的、在俄罗斯日前局势下更加接近社会民主主义的“人民政权”，以及自身利益独特的农民党。这个联盟给所有的民族主义者都保留了位置，例如俄罗斯民族联合会的谢尔盖·巴布林、前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他很快就与叶利钦政府达成了和解），以及一些名声更差的排外主义者。似乎，把并未改造过的斯大林主义者与反动的沙文主义者拉到一起，对于这个联盟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这些人有时还真能够在某一个人的旗下和平共处。前面提到过的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前领导人维克多·安皮洛夫，就能够一口气讲出他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接着又说他在电视上看到犹太人的脸、听到犹太人的声音就会恶心。 这样一来，我们就触及了这个联盟的痛处。说实话，承认俄罗斯政坛上有一些渣滓并不会错，错就错在把所有的污点都往一边推。人们使用并滥用暗指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红褐色”一词，目的只是为了维护最最卑鄙的叶利钦政权，实际上，这个世上没有比它更糟糕的东西了。还是不要让我们在这点上有误解吧。举个例子，当《真理报》的编辑在诺贝尔奖获得者、诗人约瑟夫·布罗德斯基[29]（国内通译为“布罗茨基”——上传者注）的讣告上强烈坚持要把他写成一位犹太作家而不是俄罗斯作家时，记者们却视而不见，相反在全身心报道所谓的共产党人及其一帮人带有种族偏见的评论和影射，他们确实是在尽自己的义务。唉，可是当“国家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爱德华·里莫诺夫和极端反动的亚历山大·巴卡乔夫表达他们对叶利钦的拥戴时，这些记者们却没有兴趣去报道和说明了。这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不存在公正这回事了。假如说有一个党而不是某一个小宗派能够代表俄罗斯政坛的堕落状况，那这个党就是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的名不符实的自由民主党了。确实，诸位也许经常读到这样的话：我们必须推举叶利钦，因为他是反对共产党人和日里诺夫斯基的坚强后盾。然而，当总统竞选进入第二轮投票，日里诺夫斯基必须作出选择时，他却说自己两个人的票都不投，特别是绝对“不投久加诺夫的票”。要是日里诺夫斯基说相反的话，给一点支持久加诺夫的暗示，你准可以想象到西方报纸的编辑们的道德谴责和报纸的大字标题会是什么样子。要是他跑去救助叶利钦，这件事就只能在新闻中附带提一提，也许这样一来广大的西方群众也就不会知道这件事情了。顺便说一句，从此以后，日里诺夫斯基的议会部队就时不时地在杜马中帮叶利钦的忙了。 对于我们来说，伪善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一阶段俄罗斯的排外主义——不信任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在大部分的俄罗斯群众中为何如此盛行的原因。亲斯拉夫主义者（他们认为一切希望都只能在本民族中找到）、传统斯拉夫主义者、西化论者（对他们来说，不管是文化的、社会的，还是经济的进步都必定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分歧，早在19 世纪就已经形成。说从那时起这种分歧就是反动势力和进步势力之间冲突的结果，未免有点夸张，因为亲斯拉夫主义者当中包括了民粹派和社会革命论者，他们试图通过农民的传统主义来寻求社会公正，而在西化论者当中，也包括那些主要的兴趣在于把资本主义的剥削之手伸向俄罗斯的人。不过，上述的定义大体上还是正确的。在俄罗斯人眼里，西方是与进步联系在一起的，这不仅仅是由于它能够用机器代替人的辛勤劳动（一首流行的俄罗斯民歌就把摆弄机器的英国人唱成是聪明的、而把只能依靠他的木制农具的俄罗斯农夫唱成是愚蠢的），而且是由于它标志着社会发展。到19世纪末，大部分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都主张从西方引进大量东西，包括生产方式和最进步的社会组织观念，即社会主义。 一个世纪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西方仍然保持着最前沿的技术创新，但如今对于许许多多的俄罗斯人来说，它同时也代表着社会倒退了。西方的胜利，它的制度在西方各国的成功，不仅伴随着生活水平的直线下落，而且伴随着对社会福利政策的进攻，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卫生、居住和教育条件越来越不平等。难怪许多被金钱的魔力搞得神魂颠倒、自尊心严重受挫的俄罗斯人，也会得出结论：所有这一切成就都是外国人有心编造的，而编造这些谎言的外国佬，简直是在亵渎神明，诬蔑东正教的祖国俄罗斯。因此，在俄罗斯国内，所有的另类事物——非斯拉夫的、非东正教的——都成了怀疑的靶子。奥古斯都·巴别尔（August Bebel）曾说，反犹太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追求的乃是傻子的社会主义。他这个刁钻的定义同样可用到沙文主义和其他排外主义身上去。当那些受到挫折的人看不到任何希望并对自己的厄运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时，他们往往会诉诸非理性，或者找个替罪羊了事。 这一说法的言外之意是，全民爱国阵线，或者俄罗斯共产党，不管它的名称是什么，都没有给俄罗斯人提供出一个真正的替代方案，当然也就不能被叫作社会主义政党。看一看久加诺夫在选举运动的后期出台的“社会经济计划书”，[30]，我们就会坚信这一点。这份文件充其量只能说是在含糊其辞地控诉叶利钦五年的统治。它认为，在国民生产总值下降40％的背后，是投资总额下降到了五年前的三分之一水平，轻工业和纺织业的产值下降到以前的五分之一，而尖端科技产业部门全面崩溃的状况更加让人触目惊心。俄罗斯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其原材料基础，日益掉入到第三世界的传统模式。在金融方面，该文件把那被迅猛的通货膨胀搞得收入直线下落的穷人的存款额，与那些在国外找到安全避风港的大富翁的存款额作了对比，指出叶利钦及其政府本生就无力改变现行政策，因为这样做会要“损坏腰缠万贯的买办分子及其本领超群的外国东家的重大利益”。 久加诺夫这份文件的起草人在谈到他们打算用来取代其敌手所拥护的原始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和社会组织时，是不那么明确的。我不认为他们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其实质是为了掩饰他们的设想，不让外国投资者知道，或者是为了团结分歧重重的各个派别，使它们留在竞选阵营里——这个阵营里的大多数人都是新政权的受害者，尽管这些人中也包括那些在国家所提倡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可能发达起来的管理界人士。似乎，他们作为后斯大林主义时代意识形态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被苏联政权的破产吓晕了头，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了。和他们那些在东欧的、如今提倡“社会民主主义”的同志们不一样的是，他们还没有彻底完成向古典资本主义转型的任务，因此西方反对他们执政，但他们给人的印象则是偏要朝这条道路上走。我们最好把他们所处的阶段定义为国家资本主义阶段，这也许能够解释该计划的初稿为什么会称赞中国的成就。实际上，把资本主义引进俄罗斯有一点是特别清楚的，那就是，弗里德里克·李斯特的学说比亚当·斯密的更有帮助。为了保护和发展一些关键的产业部门，需要在国家的援助和直接投资下，让它们免受国外的竞争。在久加诺夫的“社会经济计划书”中，我们也能够找到这种药方。但是，有一些事情该计划完全忘记了讨论，而一个社会主义的反对派如果想要重新取信于民，就必须分析这些事情，特别是在一个有着俄罗斯这样的过去的国家。该计划只字不提工厂和机关里的权力关系、劳动分工和等级结构；也只字不提在一切社会领域创造新的民主形式，防止过去那样的计划经济政策、纯粹的上级指令；更不提技术人员和职业知识分子在把自己融入到工人队伍中去的时候所涉及的一般概念和利益。未能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过去，如此的共产党肯定是拿不出一个严肃的未来方案的。而没有这样一个可信的替代方案，正是久加诺夫为什么不能风风靡全国——也包括人们为什么如此过分地偏祖叶利钦——的另一个原因。 在最初的文稿中，久加诺夫的计划以这样一个呼吁而结束：叶利钦一帮人已经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所以“必须更换统治精英”。这句话毫不掩饰地暴露了问题的实质：选举不过是“精英”之间的一场争斗。这并不是说劳动人民就没有参与选举，或被排除在选举之外。我们毕竟可以看到，叶利钦也得巡回全国，也得承诺说拖不了几个月就会发还拖欠的工资。但是，人民只是作为选举素材而参与选举的，并没有在其中唱主角。在以前的政权下，俄罗斯的劳动人民被说成是主人翁，但结果被愚弄；在新的政权下，他们又因收入安全感被破坏而感到困惑不已，被迫起来斗争，争取发还工资。他们还无力超过直接的生存斗争阶段，还无力顾及更长远的利益，无力与别的阶级联合起来重建社会，让自己的利益得到满足。要让他们发展起自己的自觉意识并重新找到自身的力最，该花多少时间才行？在俄罗斯，我们暂时还看不到任何一个党派、任何一场运动，能够帮助他们完成这项庞大的自我教育工程。我们只能警告说，时间是不等人的。如今的俄罗斯的现实情况是：经济危机深重，犯罪活动猖獗，腐败已渗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但资本主义仍然难以在这里确立自己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刀剑经常被用来打破僵局，而波拿巴主义[31]的阴影则时刻笼罩着俄罗斯。如果没有很快出现一个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如果另一派的人相信无情的极权统治是把资本主义融入俄罗斯的惟一途径，而此时一位西方总统居然宣布说，尽管专制也许不是最大的胜利，但它毕竟也是一种民主的形式——听到这一点会让诸位稍觉宽心的。下面是一段关于总统辞职的附文，1998年8月17日，俄罗斯即使没有强烈震撼全世界，也把全世界吓了一跳。考虑到俄罗斯经济危机持续时间之长，情况之严重，卢布的贬值应该是迟早的事情了。但政策失误、延期偿付，以及暂停90天偿付一些国外债务、重新考虑短期国库券的偿付期等决定，还是在投机家当中引起了一阵恐慌，震撼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所在地华盛顿。这次破产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不过实际上，鲍里斯·叶利钦并没有真正退位，他还赖在王位上不走。有一段时间，他甚至还企图把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再次强行推到总理的位置上去。但现在，议会不干了。不管宪法上怎么写，叶利钦绝对权力的日子己经一去不复返了。他必须任命一位经杜马同意的人当总理，选择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尤其重要。一位聪明的万事通——记者、经济学家、某学术研究所所长、俄罗斯联邦经济情报局老总，然后是俄罗斯外交部部长，也是一位有许多主子的人物，这些主子中包括叶利钦及其之前的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这位普里马科夫可真是能干得很。他所有的天才和外交艺术都是他所担负的任务即转变俄罗斯所迫切需要的。迄今为止，“休克疗法”已经使俄罗斯人闭口不再谈资本主义，他们大多数人对此极为敏感，而政府实行的解决办法也只是带来灾难。一直小心翼翼地在共产党反对派和执政党“我们的家园俄罗斯”之间周旋的新政府，据说能够给俄罗斯人带来一些不同的东西，也即可以忍受的资本主义。它能否带来这种仁慈面孔的资本主义是另一回事，但整个叶利钦时代已经终结的事实却是不可否认的。我将首先简要地总结一下这个政权的末日，接着，在那种消除和歪曲这段历史的努力得逞之前，我将一一记录下所有真正有罪的人的名字，对于由西方怂恿、俄罗斯执行的七年灾难，他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96年的总统选举什么也没改变，或者更说恰当点，什么也没有变好。11月份鲍里斯·叶利钦还只剩下五分之一的拥护者，但他还是像“一个丢了一半家产的地主”一样，利用手中握有的早已设计好的宪法权利，知难而上（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他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想象力，去提什么真正新颖的主张，但他却有充分的热情去分化敌人、统治天下，打倒任何有可能对他构成威胁的人。列别德将军显然是第一个牺牲品：他被派到车臣去和谈，完成任务后，叶利钦随随便便就把他的功劳一笔勾销了。只是到了1998年的5月，他才去设法竞选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32]地区的领导人，他试图以那里作为基地，为自己参加下一任的总统角逐做准备。 尽管“七邪”[33]不再联手，但奸商们还是在积累财富。银行里那些大人们不失时机地为自己替叶利钦做的事情收取劳务费。丘拜斯不管是作为他们的代言人方面，还是在捞取私利方面，都是做得最好的一个人。他在叶利钦生病时统领总统办公室，与这位沙皇最具政治头脑的公主塔季扬娜关系密切，后者亲密地叫他“摄政”。因此，有一段时间他实际上是在统治全国。与他最亲近的企业界大腕波塔宁，也因此爬上了主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理的宝座，这个位置是丘拜斯重返政府的时候坐过的。别列佐夫斯基同时也被任命为安全委员会的二把手，这是总统权力下面的另一个肥缺。但是大亨们对荣誉的兴趣远远不如对金钱的兴趣，正是那些还在被吞噬的公共财产让他们争吵不休。 争吵在1997年的7月达到了高潮，起因是瓜分有利可图的俄罗斯国有电信投资公司。一家塞浦路斯财团马斯特卡姆（Mustcom）购买了该公司2S％的原始股，其中大部分的钱来自金融家乔治·索罗斯以及波塔宁的宛克斯穆银行。没有购买到该公司股权的失败者们吵得天翻地覆。对此，丘拜斯及其属下“年轻的改革家们”的解释是：由于国家资金严重不足，肥肉必须送给出价最高者。这是私有化的主要设计师坦言不讳的供认。迄今为止的各项交易都是暗箱操作的。如今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吗？不，没有了。对国有电信投资公司的处置、诺里尔斯克镍矿的最终售出以及负责该项事务的部长阿尔弗雷德·科赫的被解职，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诈骗的手段没有变，但结盟的队伍发生了变动：丘拜斯与波塔宁是一边，其他人则是另一边。由于别列佐夫斯基、古申斯基与波塔宁一样，也有自己的媒体帝国，因此一场相互攻讦的大比拼开始了。这场大比拼向公众暴露了一些小小的丑闻。其中之一是：宛克斯穆银行曾把9万美元设法送给了丘拜斯及其属下的另四个人，之所以给这些好处费，为的是保证俄罗斯私有化进程能够继续下去。要是把这场大比拼的前前后后如实写出来，这种小小的贿赂简直就不值一提。 在俄罗斯的政要们纷纷用欺诈的手段从货币市场、利润丰厚的俄债券市场上捞钱时，这个国家也就越来越走向支离破碎了。事实上，俄罗斯有两种并行的经济。几家经营电信和能源产品的大型国有企业，一家天然气集团，一大批大中型石油公司和其他主要从事原材料经营的企业，产品都有国外的销路。围绕这个中心组成了一支小小的队伍，他们由投机家、进口商、广告商、随从，以及黑手党招募的个人保镖所构成。他们在现代化的办公室里办公，享受着豪华饭店里的特餐，驾驶着大型豪华轿车，在夜总会里逗留到凌晨，在专卖店里购买名牌商品。这一切都给人一种感觉，似乎在莫斯科的部分街区，以及圣彼得堡相对少得多的街区，资本主义已高奏凯歌。但是，紧挨着这幅景象的，却是国家支离破碎，经济倒退到以物易物的水平。一些大型工厂之所以还能开工，是因为那些聪明的厂内中介人知道如何和到哪里去出手各种不同的、用来抵消厂家所进货款的产品。工人们领的是实物，而他们领的则是全额工资。 当一个国家有一半到四分之三的交易都发生在正式的会计账目之外的时候，要得到很精确的统计数据是很难的。按照最乐观的估计，俄罗斯在叶利钦执政的七年转型期内的国民生产总值，大约只有”休克疗法”开始实行前的一半水平。这是一场可怕的危机，它比1929—1932年的资本主义大萧条还要严重，而且至今仍在延续，看不到复苏的前景。问题还不止于此。苏联时期的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间的差距比资本主义的欧洲小，现在反过来了，俄罗斯已经逐步打破了西方不平等的纪录。因此，诸位不要被俄罗斯人的期望值之低吓一跳，许多早已被人忘记的流行病如今又大肆流行了，俄罗斯男性的平均寿命短了五年。那些所谓的“新俄罗斯人”，或者在莫斯科，或者在法国的里维埃拉，炫耀自己的富有，而千千万万个年迈的俄罗斯人却只能依靠以前的同伴，依靠私人的能够种马铃薯将和蔬菜的小块土地，才能勉强蝴口——对于这种差距，诸位也不要有什么惊奇。 难怪那些被疯狂拖欠工资的抗议者会变得越来越愤怒。1998年，矿工们再次发起了抗议运动，他们封锁了铁路线，切断了横跨西伯利亚的所有交通线。跟着他们一起展开罢工行动并要求总统辞职的，有护士以及其他医务人员，有教师，有学生，还有科学家、国防部门包括核工业部门的工人。有两个原因使当时的俄罗斯看起来还是稳定的。第一个原因是，俄罗斯已经降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它的原材料出口还足以抵得上以食品为主的进口。第二个原因是，由于在一个以物易物为主的经济体内税收很难征收到，根本不足以应付公共开支，因此俄罗斯只能发行高利息的国库券和债券，而这是外国人最乐意购买的。事实也确实如此。1997年就有大量的资金流入俄罗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因此恭贺俄罗斯的统治者们，说他们成功地防止了通货膨胀。看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似乎不知道俄政府实际上正在树立一个坏的典型：为了平衡账目，它既不及时还债也不及时付薪。亚洲危机最终把这种脆弱的平衡打破了。“新兴市场的特性”，意味着非常高的利率，以便吸引外资，也因此意味着预算负担加重。国际石油价格的猛跌（跌了约三分之一），引起了俄罗斯出口收入的相应锐减，也使外国投资者们对俄罗斯宝石和燃油公司的兴趣降低。这个国家日益走入了死胡同。 当鲍里斯·叶利钦决定在5月份改组政府的时候，他是否只是故伎重演，似乎他这个好皇帝被一群坏大臣给骗了？或者，他是不是想要摆脱切尔诺梅尔金，因为这个人在总理位置待了五年之后成了他的敌人？再或者，叶利钦是不是嗅到了危机来临的气味，真的相信一帮“年轻的改革家们”能够帮他挽回面子？如果真是这样，他的想法可就大错特错了。35岁的谢尔盖·基里延科和波塔宁一样，也是从共青团校毕业后进入财政部的，但他的机遇一直不好[34]。由于一点名气也没有，他在国内没有任何背景。为了让杜马接受他，叶利钦花了不少的时间和手段。当基里延科及其一帮人真的动手征收赋税、削减公共开支的时候，恐慌居然达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于有人猜测说，他们一定会把国库券利息提高150%，额外的预算开支将会远远超过甚至有可能是虚报的预算节余。[35]事实也确实如此，他们确实曾把丘拜斯——除了他还能是谁？——派到华盛顿去，他在7月份回来时带来了一份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资的贷款合同：两年内贷款226亿美元（其中100亿美元原则上到1998年兑现）。但这笔钱也太少太迟了，一看就知道是杯水车薪。如此一来，必须在现实情况面前让步的，不再是任何“苏联大腕”了，而是“年轻的改革家们”。当一个国家连自己的护士、教师、矿工 、原子能科学家、士兵和警察的工资都付不出来的时候，还抱着正统的财政观念，不断地支付外国贷款人那天方夜谭的利息，无疑是荒唐的。8月17日，为了避免一场暴风雨，他们宣告短期破产。 不过说简单一点，一致的地方还是有的。人们一直认为，一段历史时期已经走到了尽头，俄罗斯向资本主义的货币主义时尚艰难转型的七年，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历史的重写马上就开始了。千万别否认破产，那太明显了，是掩藏不住的。但要懂得推卸责任。于是，西方那些“休克疗法”政策的鼓吹者们就开始忙于把怒火发泄在除了他们自己之外的随便哪个人头上，也包括他们那些俄罗斯的帮凶们。在他们的清白变成历史事实之前，还是让我们直接把一切先记录下来吧。俄罗斯的统治者们把他们的国家推进了经济恐慌的深渊，并不是因为他们拒绝听从国际金融当局的聪明建议，他们这样做，恰恰是因为听从了这种建议。俄罗斯人民被带上这条灾难的道路，并不仅仅是受他们的共产党干部和他们的有钱老板的指引，而且首先是被我们驻莫斯科的那些人，被那些我们简单地尊称为“民主的改革家们”带上这条道路的。为推卸责任，第一个歪主意是把怒火发泄到苏联时期的企业老总头上。例如切尔诺梅尔金，以及他的天然气公司的各个关系网。但切尔诺梅尔金是在1993年初才被牵涉进来的，那时，“休克疗法”的忠实信仰者尤格·盖达尔把局势己经搞得一团糟——迅雷不及掩耳的通货膨胀，人们的积蓄被一扫而光——但政权是不能被一扫而光的。1998年8月，叶利钦又想把切尔诺梅尔金重新召回来，修复“年轻的改革家”基里延科留下的创伤。诚然，在切尔诺梅尔金在位五年期间，他确实对俄罗斯的灾难负有一定的责任，但他从来就没有被允许独立行动。他总是被一位持有金融正统观念的人密切监视着。事实上，在整个七年灾难期间，俄政府内部总有一个人——盖达尔、丘拜斯、费多罗夫（应该把这个人说成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眼线）——在负责监视，观察切尔诺梅尔金的政府是不是在沿着既定的路线走。 另一个歪主意是把责任推到俄罗斯各大奸商身上去，其中主要是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幕及其魔鬼的一帮银行家们。好笑的是，在一些西方出版物里，挣钱用不着多说，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要是问一下是谁使这些诈骗行为得逞的，是谁帮他们用私有化的手段积累了亿万财富，向题可就不那么好笑了。答案很简单：我们的人——丘拜斯。再说，当1996年的俄罗斯总统选举临近的时候，奸商们把他们的肮脏所得以及手中的媒体一古脑儿全送给叶利钦，让他转败为胜，那么为什么又把他们的行为歌颂成“民主的胜利”？我们的当局最好还是承认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也承认那些俄罗斯朋友的角色，这样还多少可以说明自己把这次选举称作“民主的”所具有的奥维尔式的幽默。因为，那些俄罗斯朋友是不敢面对人民的判决的。没有谁会真的主张说，尤格·盖达尔、阿纳托利·丘拜斯、鲍里斯·费多罗夫应该参加下一任的总统竞选，也没有谁会相信，只要有一个高效而有钱的竞选班子，他们也能获得两位数的选票。为什么？因为这些西方人眼里的俄罗斯英雄在他们本国的普通百姓眼中，却是另一副模样。他们代表着大众的不幸、个人的贪婪、社会的不公，以及既不道德也不体面的不平等。 推卸责任是有直接目的的。仔细一想，它无非是一个信号，表明西方不乐意改变它的路线。在俄罗斯当前的情况下，任何返回到苏联经济去的做法都是不可接受的。即使久加诺夫打算组成一个清一色的共产党人内阁，他也不会朝着这个方向走。这里不存在任何寻找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普里马科夫和久加诺夫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并不比金里奇（Gingrich）和克林顿高。让人担心的是另一些与此完全无关的问题。俄罗斯正在悬崖边上走钢丝，如果再不行动，赶快用共同的经济利益把全国统一起来，俄罗斯也会像苏联那样，搞得支离破碎。目前急需要做的，首先是发还工资和养老金，给那些受到灾难威胁的人们提供一张安全网。第二步是要通过鼓励全国各地恢复生产，使经济摆脱以物易物的状况。为了做到这一点，一定的补贴和国家干预是必要的。俄罗斯脆弱的工业尚需一定程度的保护，使之免受国外的竞争。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但它是与国际金融组织到如今还在鼓吹和监督着的、无拘无束的全球扩张主义相反的。现在，国际金融组织是否准备让步？ 诸位也许会从我的口气中得出结论说，我对俄罗斯的政冶新人不抱多大的希望，对他们打算建设的社会没有什么共鸣，对他们做好已经开始做的事情的能力没有多大的信心。凭什么我要喜爱他们，而不是他们的对手？因为没有谁是活该受罪的，因为在俄罗斯七年的灾难历程之后，还按照老一套方式行事，无疑是被虐狂的所为。另一个原因是，如今被当作替代方案的东西，事实上只会自取其辱。在今日满目疮痍的俄罗斯，人们的情绪已紧张不安了。用金融正统观念的名义去要求暂缓支付矿工们、护士们、教师们的工资，无疑是自找麻烦、惹火烧身，或者说煽风点火。这个时候，要是在俄罗斯爆发一场暴风雨，其结果很可能是带来一个铁腕专制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寻求社会主义的社会。俄罗斯年轻一代的工人、技师和知识分子已经学会了不少东西，要是学得更快些就更好了。但是，要想消化那段后斯大林主义的过去，并了解资本主义的现在，从而着手创造他们自己的未来，必得花一定的时间才行。 有人也许会反驳我说，你这么尽拣些容易的目标来攻击？就算西方阻止过在俄罗斯出现一个共产党的政权，但它不是早就在其他东欧国家接受了更文明的应该读作“真正转变过来的”共产党人的统治了吗？再说，俄罗斯不过是一个把“休克疗法”搞得面目全非的国家而已。好，那就让我们转到另一个国家去，在那里，共和国的总统是一位转变过来的社会民主党人，而“休克疗法主义者”也被当作救世主。让我们把笔头对准波兰，苏维埃帝国的崩溃正是从这个国家迈出第一步的。 [1] “他的朋友，他的姘妇，他的情人，他的爱，只有一个，那就是权力。”叶利钦以前的新闻秘书弗亚乔斯拉夫·科斯提科夫在1996年2月4日一次有关叶利钦的电视采访中如是说。 [2] 戈培尔·保罗·约瑟夫（1897—1945）：德国纳件宣传部长（1933—1945年），他利用德军电台、新闻媒介、电影和剧院发动反对犹太人和其他团体的政治宣传。极端忠实于希特勒，德国战败后他杀掉全家并自杀。——译者注 [3] 萧伯纳（Bernard Shaw，1856—1950）：英国小说家、剧作家，192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是费边杜的创始人之一。他的作品极其尖锐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 [4] 乌法：俄岁斯东部一城市，位于乌拉尔山脉的南部的别拉亚河和乌法河的汇合处。乌法河向西北和西南方向流，流程约965千米（600英里）。这个城市初建时是一个驻军要塞（1586年），现在是重要的工业中心。——译者注 [5] 罗斯托夫：俄罗斯欧洲南部一城市，濒临顿河流入亚速海一海湾的入海口。该市基于1761年建的一个城堡发展起来，并于1797年被授予特权。——译者注 [6] 鲍里斯·叶利钦1996年2月15日在叶卡特林堡的讲话。 [7] 在议会选举中，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获得了22.3％的票数，“俄罗斯共产党人”获得4.5%，农民党（the Agrarians）获得3.8%，雷日科夫的“人民政权”获得1.6％。如果再加上前副总统鲁茨科伊的“德扎瓦”和戈沃鲁欣集团，总票数将达到24.8％或35.8％。与他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总统选举中的得票数作一比较，可知这是久加诺夫潜在的支持人数。 [8] 戈尔巴乔夫参加竞选的决心表明了一个曾经大红大紫的演员是多么难以舍弃舞台的。他最终的得票数是38.6万，只占7560万总票数的一个零头。 [9] 鲍里斯·别列住夫斯基现在承认，他在第一次投票前就同列别德谈过了。 [10] 尼古拉·萨维斯基在俄罗斯电视频道上的讲话，1996年5月12日。 [11] 采访员帕椎尔.洛博科夫在NTV“今日英雄”栏目里的采访语，1996年6月21日。 [12] Itar-Tass，1996年6月7日。 [13] 参看Izvestia：《我们必须打破僵局》一文，1996年4月27日。 [14] The Observer，1996年5月5日。 [15] 实际上，这个诡计最后成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切尔诺梅尔金不得不代替体弱多病的总统出席这次会议。 [16] 俄罗斯前任国防部长帕维尔·格拉乔夫曾经大言不格地宣称，他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用一个伞兵旅就把反叛分子打得粉碎。 [17] 考特·塞谬尔（1814一1862）：美国武器发明家和制造商，研制出第一把左轮手枪。——译者注 [18] 奔驰：一种德国牌轿车；帕夏：旧时奥斯曼帝国和北非高级文武官的称号。——译者注 [19] 关于他自己对该事件的看法以及他对自己以前崇拜的偶像的坦率描写，参看A．科尔扎科夫：《鲍里斯，叶利钦：从黎明到黄昏》（莫斯科：内参出版社，1997）。 [20] 按照杜马安全委员会主席共产党人维克多·伊鲁金的说法，这笔钱的来源可以追查到财政部。 [21] 在叶利钦政府的一项标准协定中，国家运动基金会早有进口烟和酒类产品的海关特许权。因此带来的利益并没有全部用到体育事业上，部分资金进了党或私人的腰包。据说，费多罗夫遇到了麻烦，因为他改变了立场，并且与他的保护人萨米尔·塔皮什乔夫产生了冲突，后者是体育部长，属于科尔扎科夫一帮人，而且是叶利钦的网球球友之一。这件事的血腥解决就发生在把克里姆林宫和平民区隔离开来的河道不远的地方。注意，大家不要把这个鲍里斯·费多罗夫和那个同名的金融家搞混淆了。 [22] NTV1996年7月4日的采访节目。 [23] 参看Le Monde，1996年7月7日至8日。 [24] 1996年7月1日久加诺夫的竞选演说。 [25] 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作家，他的极富想象力和讽刺力的小说，猛烈攻击了极权主义并反映了对社会平等的关注。其作品包括《动物庄园》（1945年），《一九八四）（1949年）。——译者注 [26] 顺便提一下一本有关斯大林时期的杰作：History of the Com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lsheviks)，Short Course (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39） [27] 杰弗瑞·萨克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曾受俄罗斯政府邀请，担任“休克疗法”经济改革的指导专家。 [28] 《给全体人民的呼叶书》，1991年7月23日，第一次发表在《苏雄埃俄罗斯报》上面。 [29] 布罗德斯基·约瑟夫：生于1940年，俄国诗人和散文家，1972年离开苏联被流放。他获得了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30] 至于完全的文稿，可参看《苏维埃俄罗斯报》，1996-05-28。至于有趣的初稿，可参看《独立报》，1996-05-25。 [31] 波拿巴主义：指主张政治独裁的学说，因法国皇帝波拿巴而得名。——译者注 [32]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苏联西伯利亚中南部一城市，位于叶尼塞河上游、新西伯利亚以东，1628年，作为一个哥萨克要塞而建立。——译者注 [33] 七邪：Sinisler Seven，指俄罗斯七大综合性企业的老总，他们曾经用支持叶利钦的办法插手政治，详细过程可参者前面的叙述。此处译作“七邪”，取其大意兼顾通俗而已——译者注 [34] 在俄罗斯向资本主义转型过程的受害者当中，可以找到许多前共青团积极分子，他们非常年轻，足够与利益挂上勾。 [35] 不要因可怜的西方银行家们在俄罗斯亏了老本而掉眼泪。当你买一份能够赢利30％、比普通水平高出五倍的国家债券时，你必须明白，你不是在进行一次最安全的投资。他们的失败不过是在说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了把核大国和资本主义的俄罗斯往前推，是不计任何后果的。 感谢 赤叶、阿芬 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