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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中央监委的报告时的发言
（1922年3月29日）
亚·米·柯仑泰
同志们，大家在这里讨论22人声明的问题，你们都知道，在名单上我是第23个签名表示赞同者。尽管如此，中央监委却赋予我以居于首位的荣誉，此外还说我是我们的22位同志的领袖。
对于这个领袖的称号，我不管多么受宠若惊，但我还是要坚决予以拒绝，因为我认为，我们的其他22位同志都是很有觉悟、很老的同志，如柯佩洛夫、米丁、托洛康采夫等等，我不仅不能领导他们，而且我自己要向他们学习许多东西。不管怎么说，反正我当不了他们的领导人。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监委仍然采用了当我们党内还是军事体制占支配地位时（当时习惯于总是要有指挥官和士兵）所惯用的办法，所以对22人它也要找出指挥官和士兵来。
其次，同志们，监委指控我说，去年出版的我的小册子《工人反对派》被国外的各种机关报转载了。首先，同志们，你们知道，对于转载是谁也无法负责的。当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报纸刊载这本小册子时，我曾递交了一个声明；它现在保存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那里。我曾明确地声明：我请求停止转载这本小册子；因为它是在第四国际办的机关报上发表，而我又属于第三国际，所以我是请求我与之毫无关系的第四国际的机关报停止转载这本小册子。谁也不能担保，指出党的缺点的文章和小册子不被转载。我们的敌人经常这样干，有时他们甚至对我们的领袖们的言论作出有利于他们的解释，例如，我曾读过一篇被转述的拉狄克同志的讲话，那篇讲话被按这样的意思加以解释：似乎它表明俄国的政策会变得有利于英国的政策。谁也不能保证不发生这样的事情。
至于监委说我曾经是孟什维克，那么，同志们，对此必须直率地说，如果按照这个特征开始开除人的话，那么要开除的就不是我一个。那就应当想一想：我们当中有许多同志，他们在1915年时就不和我们、不和布尔什维克一起走，在1915年时党中央没有出版过他们的小册子，在1915年时他们没有和党中央一起工作，他们没有协助组织齐美尔瓦尔得左派。而所有同我一起工作的同志都知道我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所以，提出关于孟什维主义的问题，这毋宁说是一种论战的手法。主要的问题不在于我个人。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22位同志的声明本身，我是第23个加入他们的行列的，尽管如此，我却被摆到了首位。
老实说，对22人有什么可指控的呢？指控他们向共产国际呼吁吗？不！托洛茨基同志，甚至中央都曾指出，在形式上22位同志有充分的权利向共产国际呼吁。我们的声明是怎样转交给共产国际的呢？因为它是由我转交的，所以我可以讲一讲事情的真相。它仅仅被转交给了共产国际代表会议主席团的成员，而且所印的份数还不足以发给主席团的全体成员。显而易见，如果递交声明是事先经过周密考虑和准备的，那就准备了足够数量的副本，至少足以发给主席团的全体成员。可是，其数量连发给主席团的全体成员。可是，其数量连发给主席团也不够，更不用说代表会议的成员了。我们的声明只译成了一种语言——法语，甚至还没有其他语言的译文。这就是说，根本没有做什么准备工作。由此可见，在形式上，应当明确地说，没有破坏党的纪律。无论哪一个同志都不会说，我们的步骤在形式上犯了罪。
我们发出呼吁的原因什么呢？我们看到，共产国际是我们的最高机关。共产国际是我们高度信任的机关，而我们之所以向它呼吁，就是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党内情况有些不妙。我是想说，现在我们党内正在发生一个痛苦的、艰难的过程。我们的红血球正在丧失。如果我们党正在失去红血球——工人阶级，那么，它还会留下什么呢？理所当然，那时它会成为一个萎靡不振的、毫无生气的、没有创造性的党。对这个情景、这个过程的恐惧，促使我们向共产国际提出了一个声明：同志们，请引起我们的不听警告的上层的注意，让他们注意这个过程。也许我们的声音会促使我们的上层更加严肃地考虑正在发生的事情，注意到有大批工人退党而且我们党内的积极性降低了，注意到党脱离群众，注意到现在工人阶级并不感觉到在我们党内“就像在家里一样”。如果群众感觉到，党——这正是那样一个地方，在那里，他们会找到对他们的要求的充分的回答，并且能够同我们周围的黑暗现象作斗争，则工人们就会力求入党，可现在群众袖手旁观，而工人则退党。这一切现象促使我们向共产国际呼吁，因为我们高度地评价它，深深地尊敬它。我们并不把共产国际看作是一些同志的偶然的集会。
我们之所以向共产国际呼吁，是因为我们认为共产国际是最高的机构，是因为我们期待它对我们极为关切的问题作出明确的解决。问题已由共产国际解决了。在监察委员会里的人们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是否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当然服从。”既然共产国际已明确表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对，我们没有询问所有的人，没有提供足够的材料；既然共产国际已经表示，应当保持团结并且遵守党的纪律，否则，它就会警告说：“你们的倾向会使你们置自身于共产国际的行列之外”；——那么问题就已经完结了。共产国际已按照这个意思作出了明确的指示：警告了22位同志。
关于开除他们的话，一句也没有说。
当监委向我提出“你们是否服从这个决定？”的问题时，我回答说：“当然”。——“这就是说，在任何场合下你们都不会按照这样的精神说话、行事和进行斗争了吗？”——对此我明确地说：“我将进行斗争，就像迄今为止那样地进行斗争。只要我看到有不符合我们党自己作出的决议这种性质的现象，我就要向有关的党的机关提出抗议和批评，我不仅会这样做，而且认为，你们监委应当责成我这样做。我认为每个党员都有义务向有关的机关呼吁（我们认为共产国际是自己的最高机关），向它指出我们所看到的缺点，并且要求有关的党的机关予以纠正。我们应当并且力求不仅是我们党的参加表决的党员，而且是积极的党员，我们的同志应当有机会积极参加我们的工作。”这就是我对监委的回答。这就是说，在形式上，22人的行动是无可指控的。22人是由于什么而受到控告呢？是由于呼吁书的内容吗？老实说，呼吁书的内容有什么呢？当我昨天听柯秀尔、奥新斯基以及其他许多同志的发言时，我想：“天啦！他们讲的比22人呼吁书中讲的要尖锐十倍”。
主席团中某人的声音。问题不在这里。
柯仑泰。假使我们讲过类似的话，那就一定会对22人采取更加严厉的强制措施。因此，显而易见，问题不在于内容，而在于别的什么。声明的基本内容是说：“党脱离群众”。有这种现象，它存在着，谁也不否认。这是我们的倒霉之处，这是我们的痛处。当你们去工厂时，那里有900工人，而开会的时候投票赞成党的决议案者22人，弃权者4人，其余的干脆不参加表决。这表明了那种消极情绪，表明了党脱离群众，表明了必须与之进行斗争的我们党的生活中的阴暗面。还有一点也说明这种脱离：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在政治报告中没有听到一句话讲工人阶级究竟应当做什么，这不是很典型吗？现在，在同失业作斗争时，工人，恰恰是工人应当做什么呢？在新政策下，要把工人由住宅中搬到地窖里去等等，对于这样一些现象该怎么办呢？这一切都说明，存在着党脱离群众的现象。
声明中接着说：党的社会成分已经改变了。在38个最大的工业省内，党员中仅仅有44%的工人。这已经是很可怕的了。——所有这些现象大家都知道，所以不必重复了。但决不能把这归咎于声明。党脱离了群众，工人在党内的影响被削弱了，其原因是什么呢？是客观条件吗？不，同志们，不仅仅是客观条件。客观条件，这是基本的、主要的条件，但决不能把一切都推到客观条件上面，否则我们党内就可不要宣传鼓动部了。客观条件越艰苦，就越要做到：使工人不脱离党，保证工人在党内起主要的、基本的作用，在工农结合问题上仍然是由工人进行政治领导。
必须搞清楚这些现象，估计到这些现象。可是我们看到，人们并没有这样做。党脱离工人群众的原因不仅仅是客观条件，而是，第一，党员在党内的积极性降低了；第二，意见被扼杀了。我们的一些支部不去积极做工作，却在那里研究商业地理。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的问题，难道事先讨论过吗？没有。《争论专页》好象是到代表大会前一天才出版。原因在于党的制度。必须改变这种制度，以便工人感觉到在党内“就像在家里一样”，并且能够实行自己阶级的、工人的政策。而这也正是中央所希望的。可见，我们必须直率地说，22人声明的内容没有任何违法的东西。错在哪里呀？
我们要求共产国际让我们的领导同志注意改变党内的制度，注意到应该做点什么事情和应该怎样做。我们没有罪过，人们却提出要开除某些同志的问题。但是，同志们，这种做法医治得了党内存在着的萎靡不振、积极性降低、缺乏批评意见的疾病吗？批评意见是一种必要的刺激，因为如果我们不动脑筋想办法，我们就找不到出路，就不能消灭脱离群众的现象。开除这些同志，并不能消除疾病，反而会使疾病进入膏肓。请同志们考虑一下那种作法在各地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吧。工人们应当为事业而发挥自己的首创精神，应当参加生活的创造，但是那种作法却无助于这一点。相反地，那种作法岂不是会使疾病进入膏肓吗？此后岂不是会更加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吗？为了提高工人阶级对自己的信心，不应通过这样的决议案。应当改变党内的制度，从而使工人有可能在党内发挥自己的首创精神。我们赞成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人民主和党内批评自由的决议。我们希望把这个决议付诸实行。我们力求不是在纸上、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确立工人民主。我们希望批准和真正承认工人在党内的基本的、主要的、领导的作用。我们的生路就在于工人群众的创造性！
译自《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
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第196——201页
根据《“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文选》（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 出版1984年8月第1版，书号 11001·631）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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