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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的民主集中派文献】
Письмо САПРОНОВА Владимиру СМИРНОВУ.
萨普龙诺夫致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的信
1929年
LEE 译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卷宗2，案卷7，卷宗34，页18-22（ЦА ФСБ России, ф. 2, оп. 7, пор. 34, л. 18-22.）。
你好，亲爱的沃尔德玛尔！你写给穆萨的信我收到了。这封信与其说是对你致米沙的信的补充，不如说是将口号与策略的提法调整到了更易被接受的方向。关于你致米沙的信以及对“叶尼塞斯克派”相关作品的评述，我已于1月底或2月初寄给你了。那是一份篇幅不短的批评分析文稿。若你尚未收到，我会设法另行寄送。这里，我简要谈谈我与你在致米沙的信中的几处根本分歧。
第一点，你将当前苏维埃国家定性为波拿巴主义国家，称其与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政变后建立的政权如出一辙，我认为这一论断并不正确。为了强行套用这一类比，你甚至将“阿尔乔莫夫斯克派-斯摩棱斯克派”比作拿破仑三世的党羽。循着同一思路，“叶尼塞斯克派”更是得出了一个“更大胆”的结论：当前苏维埃国家是“苏维埃波拿巴主义”的典型形态。单凭这一“创见”，你就该友好地拍着他们的肩膀称赞一番。在我看来，即便要剖析这一问题，完全不必纠缠路易·波拿巴式的“波拿巴主义”，因为我们眼前就有一个更易被大众理解的现代翻版——法西斯主义。这是从整体层面而言。若论及问题本质，当前苏维埃国家既非波拿巴主义国家，亦非法西斯主义国家。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先例：波拿巴主义的国家形态，竟是由小资产阶级主动（从广义而言）建立的。1866年，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写道：“‘波拿巴主义’（亦即当下的法西斯主义）已成为现代资产阶级的真正的宗教。”诚然如此。无论是波拿巴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其本质都是资产阶级为防御无产阶级革命、在阶级斗争尖锐化且小资产阶级最大限度“摇摆”向大资产阶级一侧的历史阶段，所建立的国家统治形式。在我国，小资产阶级明显表现出背离无产阶级的“摇摆”。就此而言，你关于政权联盟从联合走向结盟、最终瓦解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但目前，国内尚未形成一股足以将这种“摇摆”引向波拿巴主义方向的力量，即羽翼丰满的资产阶级。早在1918年末，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倾向便已显露，其结果是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将中农纳入了“无产阶级与贫农联盟”。自那时起，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态势愈演愈烈，虽会因苏维埃政权的各项让步政策暂趋缓和，却又会在新的矛盾基础上再度爆发。正是在小资产阶级这种摇摆不定的背景下，党的政策逐渐滑向小资产阶级路线，资产阶级势力也随之抬头。然而，十月革命早已从经济和政治层面，沉重打击了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根基，致使这两大阶级的复辟变得难上加难。即便是在1927-1929年这段时期，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对无产阶级构成巨大威胁，同时也让资产阶级看到可乘之机，但后者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未能公开将这种动摇转化为波拿巴主义的政治实践。你或许会效仿叶尼塞斯克派的论调，辩称此举并无必要，理由是李可夫-斯大林政府本身就是“波拿巴主义政府”的典型代表。但这不过是对波拿巴主义类比的过度滥用，只会让你们的分析陷入跳过历史发展阶段的误区。在当前形势下，波拿巴主义政府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政权。那么李可夫-斯大林政府是这样的政权吗？答案是否定的，未来也绝不会是。当然，这绝非意味着该政府推行的小资产阶级政策，没有为资产阶级复辟政权的上台铺就充分且必要的条件。事实上，李可夫-斯大林政府属于小资产阶级（中农-官僚阶层）性质的政权，它处于无产阶级专政向资产阶级专政（波拿巴主义-法西斯主义）蜕变的历史阶段。正是基于对政权性质的不同判断，我们才在若干策略问题上，形成了不同的想法。
第二个基本问题，是对联共（布）的评价。你断言，联共（布）已然不复存在——它即便作为一个非无产阶级政党，也不过是一具在十五大上被埋葬的僵尸，早已被布尔什维克的叛徒集团（“上层分子”）彻底消灭、扼杀。在另一封信中（致索特尼科夫的信），你又声称联共（布）是一个拥护现政权的组织；而在致穆萨的信里，你却是将其视作与任何人民委员部毫无二致的官僚机构。这一论调与叶尼塞斯克派的主张如出一辙：“联共（布）是波拿巴主义官僚阶层的职业化组织”，换言之，它就如同路易·波拿巴麾下的“十二月十日会”那样的玩意。要知道，这个“社团”本就是拥护路易·波拿巴总统政权的组织。也正因为如此，你才斩钉截铁地强调，联共（布）并非只是蜕变，而是已然被彻底消灭。无论是将其比作“僵尸”的说法，还是否定其“蜕变”的论断，我都无法苟同。亲爱的沃尔德马尔，无论你抛出多么诡谲的狡辩，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联共（布）依然存在，且是以一个政治党派的形态存活于世。更何况，这种否认本就毫无必要，你又何苦如此大费周章？可到头来，你还是一口咬定联共（布）已是一具“僵尸”。在你看来，它没有发生蜕变，而是被消灭了。显然，若按你的逻辑——既然它已被扼杀、消亡、沦为僵尸，不再具备政党的属性，那自然就是被消灭了。但你要清楚，“蜕变”的意思是转变为另一种性质的存在，而非归于虚无。“消灭抑或蜕变”——这不过是你如今的发明，我们的纲领中从未有过这样的二元对立。我依稀记得，我们当时的论述是这样的：党内现行体制，有可能导致联共（布）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属性被消解。那么，照此逻辑，你何不将这套“取缔论”同样套用于无产阶级专政？莫非无产阶级专政也是被同一伙“上层分子”“扼杀”的吗？你是否过分夸大了这伙“上层分子”所扮演的角色？在我看来，事件的脉络是联共（布）乃至整个无产阶级专政体系，都在经历一场社会政治层面的蜕变；也唯有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上层分子才有了独裁专断的可乘之机。而且，事情的真相并非如叛徒和托洛茨基分子所言，仅仅是把反对派清除出党那么简单。十五大的实质是联共（布）的一次分裂——在这次大会上，多数派将其变成了另一个政党的成立大会，一个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我曾在去年的一封信中提出，联共（布）正在“蜕变为一个资产阶级工人政党，一如战后德国社会民主党那般”，如今看来，这一定性并不准确。对此，你提出的异议是有道理的，我表示认同。若要进行类比，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联共（布）如今的性质，近似于1917年的社会革命党——一个拥有相当庞大工人比例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既然联共（布）并非僵尸，而是一个领导着（千真万确地领导着）布尔什维克的叛徒集团所组建的小资产阶级政府、将数十万工人裹挟于“机会主义囚笼”之中的政治政党，那么我们在策略问题上的思路，自然也应随之有所调整。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我对当前阶级力量对比的判断，恰恰凸显了时局的极度复杂性。试想，倘若如今的政权是一个民众一目了然的波拿巴主义政府，倘若联共（布）作为政治政党已不复存在，那么组建革命政党、领导工人运动以争取无产阶级专政，岂不是会容易得多？这就意味着，布尔什维克政党肩负的使命绝不止于提出正确的革命口号。譬如，我们的基本口号——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要想被广大劳动群众所接受，就必须让他们亲眼看到：如今的人民委员会与联共（布），早已不再代表无产阶级专政。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是向工人阶级与贫苦农民揭露这个披着无产阶级专政外衣、操着布尔什维克辞令的政权和党的小资产阶级与叛徒本质。这一任务的难度，远超1917年我们揭露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本质、以及那些依附于它的社会主义政党的虚伪面目。要知道，在当年那个革命高潮迭起的时期，尚且需要经历六月十八日前线攻势的惨败、七月五日对无产阶级的血腥镇压、死刑的恢复，直至科尔尼洛夫的波拿巴主义叛乱，才最终彻底撕下了那些社会主义空谈家的伪装。那么，如今要达成同样的揭露目的，是否也需要这般血淋淋的事实？正因如此，我实在无法理解，你为何执意要宣称：即便联共（布）不是僵尸，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负责为政府政策进行宣传的“人民委员部”。这种论调只会催生极其危险的幻想，而我们终将为这种幻想付出沉重的代价。你在致穆萨的信中，就口号问题与“后卫战”的内涵阐释所提出的方案，相较你1928年7月给我的信中、以及更早致米沙的信时的主张，要合理得多。对于你那篇旧作中，用投降主义的实践阉割口号、曲解后卫战内涵的观点，我当时便已作出批判。如今你作出的修正与补充，正让我们朝着达成共识的方向迈进。
顺带一提，你在致穆萨的信中称：“我反对的并非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而是推翻政府的口号”。但据我回忆，在你致米沙的信问世之前，似乎还没有人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唯有在致米沙的信之后出现的那份叶尼塞斯克派文件中，这一口号才被遮遮掩掩地提了出来。文中还散布着一些颇具托洛茨基主义风格的“高论”，声称要颠覆“苏维埃波拿巴主义”（况且还是所谓典型形态的波拿巴主义），未必需要通过内战的方式。叶尼塞斯克派所构想的这种“苏维埃波拿巴主义”，未免太过离奇了，既然连通过改良路径将其瓦解的可能性都不排除，那它还算得上什么波拿巴主义？在我看来，叶尼塞斯克派不过是在玩弄“波拿巴主义”这个词藻，纯属徒劳有害的文字游戏。仿佛只要在前面冠以“苏维埃”二字，就能改变波拿巴主义侵略性的反革命特征。须知，无论何种形式的波拿巴主义，哪怕是所谓的苏维埃波拿巴主义，在现实中都绝无可能不经过内战，就将政权拱手让与无产阶级。否则，它就不是波拿巴主义，而是另一种全然不同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