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暗杀公司”的魔爪

智利的“黑九月”

　　在智利，这个恰如一条狭长的带子展伸在太平洋沿岸的南美国家，1970年笼罩着一片人民欢乐的气氛：在总统选举中，有共产党、社会党、激进党、社会民主党、统一人民行动运动和独立人民运动参加的人民联盟的候选人萨尔瓦多·阿连德获胜了。有一切理由来欢呼：智利人民终于获得了他们想要的、完全信赖的、并寄予很大希望的政府。
　　但是，使普通人高兴的事却使当地的反动势力怒恨交加，因为他们把这理解成急速开始彻底的社会经济改革已势在必行。寡头政治（亲美的大商业金融资产阶级和大地产主）感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受到了威胁。
　　美帝国主义也感到自己在智利经济、军事和政治领域中的统治受到了威胁。投资额约有十亿美元的美国垄断组织日益惊恐不安。
　　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力量开始准备反攻。为了推翻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政府，反对进步的敌人勾结起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越来越加紧其破坏活动，因为他们所担心的变革实际上已经开始。
　　在白宫总的领导下，中央情报局、五角大楼、国务院、美国驻圣地亚哥大使馆和当地极右军人集团的力量准备发动国家政变。中央情报局把数百万美元给了智利的阴谋分子去从事破坏活动，把自己的一大批特务，如哈里·施劳德曼、丹尼埃尔·阿沙克、约翰·蒂普顿和凯特·威洛克这些人派去帮助工作。美国垄断组织也慷慨地给了阴谋分子数百万美元。
　　终于到了1973年9月11日。反动军阀出来反对政府。总统死亡。这个月在人民的记忆中成了“黑色的九月”。皮诺切特的法西斯军人执政委员会夺取了政权，在国内确立了血腥的恐怖制度。
　　华盛顿帮助“大猩猩们”不仅对人民联盟、而且对整个一般说来哪怕多少有点进步的政治和社会活动进行清算。在美国的赞同下，集会、游行被宣布为非法，国民大会、劳动者统一工会、一切政党，甚至那些帮助准备叛乱的政党都被解散。
　　美帝国主义集团对执政委员会的厚颜无耻的行动欣喜若狂。美国的垄断组织也有一切理由来欢呼：新政府给它们支付了数百万美元，作为在人民联盟期间将它们的企业国有化的“赔偿费”。从财政上支持政变对垄断资本家来说显然是极为有利的勾当：投入叛乱的每一个美元都带来了极大的利润。例如，“国际电话和电报公司”财团直接参与了这一阴谋，获得了八千五百万美元——真是一笔不小的巨款!而主要的是，以前实现了国有化的企业又逐渐发还给从前的业主。
　　给予外国垄断资本家和当地工厂主的另一项馈赠是政变后不久就进行的降低工资。各个公司的主人依靠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而发财致富。
　　同时，在建立“新秩序”仅仅一年的时间内，价格上涨了百分之一千。一个工人的工资(日平均一千三百埃士库多)只能买三公斤面包，再也不能买更多的东西。但是，甚至不是任何人都能得到这可怜的一千三百埃士库多的：政变后，失业开始以一种令人眩晕的速度在发展。
　　贫穷和无权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抗议，而为了窒息这种抗议，执政委员会一次又一次地采取恐怖行动。当局用恐怖手段吓唬人民，试图压垮他们，使他们屈服。为此目的，他们有意识地使镇压手段升级，对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各界人士进行严密控制。满怀恐惧的僭越的统治者想要从人民的意识中清除掉社会变革的思想，从智利人的心灵中清除掉关于人民联盟治理国家的记忆：当时贫穷者能够受教育和接受医疗，当时土地改革给农民以土地，当时主要的自然资源实行了国有化，当时私人银行成了国家银行，美国和其他外国垄断资本的基地受到猛烈的冲击。
　　从政变时刻起，就约有二十万人蹲过执政委员会的监狱和集中营。而这是在总共只有一千五百万人口中的事!告密、仅仅怀疑其“不忠”，就足以使一个人身陷囹圄。智利的法西斯分子使用了从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那里借用来的方法。专横，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唯一法律。
　　仅仅在政变期间和政变后的初期，就杀死了三万人。至今仍在不断地找到这些镇压受害者的葬地。死于叛乱分子之手的人多于智利历史上所有战争中牺牲的人。这是真正的危害种族罪，照瓦·泰特尔鲍姆形象的说法，是“死神的狂欢节”。
　　1974年，根据7月14日的第52l号命令，在皮诺切特把其变成一个巨大集中营的这个国家里，陆军情报处，空军情报处、海军情报处、宪兵团情报处，最后，还有政治警察合并成一个组织。于是，就出现了臭名昭著的“迪纳”——执政委员会的秘密“超级警察机构”。［注：现在，智利的特工部门叫“全国情报中心”。］很快，它就组建了国外秘密行动特别处。智利的新统治者害怕(就象现在这样害怕)爱国的侨民，因为他们在国外广为宣传反动军阀为上台所搞出的许多残酷兽行的真情，号召加强和智利人民的团结，并最终去促使圣地亚哥的“大猩猩们”在国际上日益孤立。
　　执政委员会竭力迫害侨民，在一切有可能的地方，无论是在拉丁美洲，还是在其疆界之外，对他们进行镇压。没有比这更能符合美国利益的了，因为它正打算把中央情报局的分支机构安插到其疆界以南的地区，以使反对大陆各界进步人士的恐怖活动“国际化”。华盛顿和圣地亚哥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的吻合成了中央情报局和“迪纳”(自然，是在中央情报局的领导下)在创建“兀鹰”事业上共同努力的基础。当恐怖专政的罪恶财团开始起作用时，皮诺切特的保安部门在其中占据着美国情报部门主要帮凶的位置。因此，执政委员会秘密的“超级警察机构”当时的头头孔特莱拉斯对“暗杀公司”的其他参加者签名不用别的代号，而用“兀鹰一号”，就不是偶然的了。

他震撼了良知……

　　武装部队始终是拉丁美洲寡头政治的忠实奴仆。然而，最近十年来，在日益发展的反帝解放运动的影响下，由于军官社会构成的变化，一些出身于中间阶层的人补充到这些军官中间来，因此除了传统上反动，甚至法西斯化的集团外，出现了其它一些具有进步的、民主的和爱国主义趋向的集团。
　　智利军队也不例外。在这个国家发生政变前，出现了三种基本派别：不问政治的军官，法西斯主义的公开拥护者，最后是“宪法的拥护者”，即具有爱国主义和民主情绪的军人。后者人数不少，因此，在叛乱期间，某些军人拒不参加反政府的行动，并且去直接抵抗叛乱者就不足为奇了。例如，在圣贝纳多的步兵学校，“宪法的拥护者”和叛乱分子间的战斗持续了十五个小时。在这次武装冲突和其它类似的冲突中，约有两千名忠于自己对祖国的职责的军官、士兵和宪兵牺牲。
　　政变后，数百名具有进步情绪的军人被驱逐出国。许多士兵、下级军官和军官被送上法庭，后来被处死。
　　然而，特别是在政变后的最初半年至一年间，在相当一部分军队中，民主的、爱国的传统继续得到发扬，并且，尽管幸免于难的“宪法拥护者”已不可能去遏止反人民的镇压活动的发生，但他们仍然是执政委员会的潜在威胁。大概，执政委员会已惊慌不安地度测到了这种威胁。而总的说来，在最初的半年至一年间，一种不安的，为所干成的残无人道的行径羞耻的感情在武装部队中日益扩散。后来，这种军队内部的反对派被镇压下去，但是还在1974年9月，《法兰西新闻》就能以有关这方面的充分根据指出：“武装部队……正处于惊慌失措之中。兵营和卫戍部队传遍了一句值得注意的话：‘普拉特斯是对的’”。
　　这家法国周刊是在暗杀普拉特斯的二十天前发表这篇文章的。
　　这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要去暗杀他?在军人中不胫而走的(正如瓦·泰特尔鲍姆所证实的) “秘密口号”：“普拉特斯是对的”意味着什么?而这个“秘密口号”和为不安所控制的军队的思想趋势有什么联系? 卡洛斯·普拉特斯真正配得上被称为是杰出的军官。还在军官学校期间，他就以自己的聪明和才能在同班同学中出类拔萃。后来，他也同样顺利地从陆军军事学院毕业。曾指挥过团队。担任过智利驻阿根廷大使馆的武官。当过师长。
　　1969年，当领导“塔克恩”团的法西斯化将军比奥·马拉姆比奥出来反对爱德瓦尔多·弗萊易总统的基督教民主政府时，普拉特斯将军立即声明准备起来保卫合法的政权。
　　这次叛乱完全失败后，弗莱易决定应该让普拉特斯担任参谋长。另一位将军莱涅·施奈德尔——也是位“宪法拥护者”，成为陆军总司令，正是在那些日子里他第一次公开讲出自己的想法：武装部队不应干预国家的政治生活，必须服从于任何由宪法选举产生的政府。他的这些想法获得了“施奈德尔主义”的名称。
　　1970年9月人民联盟在选举中获胜后，上述主义在国内外反动派中引起了非同寻常的愤怒。和中央情报局同穿一条裤子的智利各界右派人士和美国垄断组织想阻挠萨尔瓦多·阿连德出任共和国总统。一场叛乱在酝酿之中。在阴谋分子面前，横着一个莱涅·施奈德尔，因为他阻止部队去进行叛乱。10月22日，即国会批准对阿连德的总统任命后的两天，施奈德尔被杀害了。这次谋杀是由中央情报局和当地的帮凶们所组织的。但是·阴谋分子错把卡洛斯·普拉特斯这样一个和他的前任同样坚定地反对阴谋叛乱的人和坚强的“宪法拥护者”放到总司令的位置上，来代替被杀害的将军：他也不允许利用武装部队去参加阴谋叛乱。
　　在人民联盟执政期间，普拉特斯给予“施奈德尔主义”以新的意义，发展、丰富和深化了它。这表现为，他不仅是作为一个军队要忠于政府的思想的信徒，而且是作为具有爱国主义情绪的军人要更积极地参加已经开始的社会经济变革的拥护者在行动。他努力要做到使这种主义(人们开始称它为“施奈德尔——普拉特斯主义”)成为武装部队的、仿佛是一种“官方的理论”。
　　所有这一切使智利的反动分子和他们的国外庇护者失去了自制力。使他们更为狂怒的是，普拉特斯在其实践活动中作出了如何贯彻他和他的前任所制定的学说的榜样。要尽全力支持进步政府的努力驱使他于1972年11月接受萨尔瓦多·阿连德要他担任内政部长的建议。同年12月，在国家元首出国访问期间，他临时履行共和国总统的职责。1973年3月，在国会选举后，将军不再是政府的成员，但就在几个月后，他又成了国防部长。
　　华盛顿和当地反动势力把卡洛斯·普拉特斯看成是发动政变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右派集团开始疯狂地陷害这位军事首脑。对他什么没有指责过!例如，断然说他妄图夺权，梦想成为国家元首。还指控他，似乎为了他个人的满足花国家的钱出国访问。很快，反动分子就从言谈转入行动：1973年6月，采取了试图对将军进行谋杀的行动，所幸没有成功。
　　就在6月份，普拉特斯以其独特的个人勇气领导了对一支叛敌的装甲部队的反击，这支部队包围了总统府，企图推翻政府。
　　8月，一些高级军官的妻子们在军事首脑的住宅附近举行了煽动性的示威：在窗户下狂呼乱叫，嚷着不堪入耳的话语。第二天，右派报刊响应和支持这种侮辱行动。正在准备阴谋叛乱的中央情报局和反动集团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们迫使卡洛斯·普拉特斯辞去了总司令的职务。
　　陆军部队转而由奥古斯托·皮诺切特来领导。现在，中央情报局和阴谋叛乱分子们就能相当容易地来实现国家政变了。而在三周后，1973年9月11日，政变终于成功。
　　又四天后，卡洛斯·普拉特斯和其妻索菲娅侨居阿根廷。
　　但是，即使在那里，在放逐中，他对执政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似乎也是危险的。前陆军总司令和国防部长对有关美国参与准备和实现法西斯军事政变的内情是了解得太多了，而当时华盛顿官方还是否认参与此事的。
　　9月中旬，将军向荷兰电台的一位女记者发表了谈话。这次谈话只是在他死后才发表出来。女记者解释说，普拉特斯请她暂缓广播这次谈话的内容，因为正象他所说的，如果这样做了，“就意味着他的末日到来”。他在谈话中宣布，他掌握了有关中央情报局直接参与组织这次政变的足够的证据。
　　他不准备永远沉默下去。他不准备把落到他手里的材料藏而不用。不，他打算让全世界知道这些材料，他要写一本书，他正在紧张地工作。他不仅很好地掌握了武器，而且还有笔：1969年，他甚至获得过《南方报》的小说竞赛奖。遗憾的是，人们并不清楚，他在写作的回忆录进展到了什么程度。在他悲惨地死去后，回忆录谜一般地消失不见了：有人猜测是谋杀的参与者们把它偷走了。只有日记保存了下来，将军在侨居国外时记日记，它应该是写这本回忆录的补充材料。
　　但是使中央情报局和执政委员会惊恐不安的不仅仅是前总司令的回忆录。还有一件事也引起不少的恐惧，也许还要更大，这就是当时还存在的军队反对派把他，“施奈德尔——普拉特斯主义”的创造者之一，看成是自己的精神领袖。用智利女记者利海娅。巴尔亚达雷斯的话来说，他“对于穿军装的人们来讲是取代法西斯的活榜样”。另一位智利记者爱德瓦尔多·拉巴尔卡指出：“‘普拉特斯将军是对的’这句话还在1974年初就在兵营中传开了”。因此，夺取了权力的反动军阀及其华盛顿的庇护者们有一切理由来担心：失宠的军事首脑，这位“智利军队的良心”，就象有时人们称呼他的那样，以自己忠诚为人民服务的榜样，愈来愈使军界人士激动不安。事态发展的这种转折自然既不会使华盛顿，也不会使圣地亚哥感到满意。这位爱国将军的命运是早就决定了的。
　　1974年3月，普拉特斯在写给住在墨西哥的萨尔瓦多·阿连德的遗孀奥尔田西娅。布西娅·德·阿连德的一封信中说：“有整整一大批无所不在的和形形色色的告密者在监视我的行动，而在智利，正在作出巨大的努力，以便搜寻到哪怕是能够损害我的声誉的某种事实。”
　　根据把在智利的阿根廷侨民联合起来的“民主抵抗”组织的材料，这种监视活动的领导人是皮诺切特执政委员会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的武官拉末雷斯上校。他也是根据从圣地亚哥得到的指示，拒绝把离开阿根廷到欧洲去的所必需的证件交给将军的(普拉特斯准备在那里为团结侨民开展广泛的活动)。在同事中，拉末雷斯并不隐瞒作出这种拒绝的真正原因。他暗示，为了悄悄地“收拾掉”普拉特斯，在世界上再没有一个比布宜诺斯艾利斯更合适的城市了。“这种谋杀”，他说，“可能会被看成是又一个恐怖行动，阿根廷首都不平静的生活中的又一件千头万绪的案件。”(这一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真是不平静。“阿根廷反共产主义同盟”组织到处搞恐怖活动。例如，9月在当地报刊上被称为“流血的9月”：反共产主义分子镇压了各左派政党的二十多名活动家。瓦·泰特尔鲍姆有一次指出：“在这里靠这种精心组织的混乱，可以杀害任何人。”)
　　将军知道，他的生命面临危险。这已是他死后的事了，智利的一份地下报纸《抵抗民主》(加入人民联盟的统一人民行动运动党的机关报)讲述了下面的史实。
　　1974年9月14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卡洛斯·普拉特斯的住宅里，电话铃响了。住宅的主人拿起了话筒。
　　“我的将军!”他听到了对方的谈话。“有人准备谋杀您……”
　　“您是谁?”——普拉特斯打断了对方的话。
　　“我不能说出自己的名字。而且也不能做任何事情来阻止这次罪恶活动。我必须服从命令。但是您……您应该召开新闻记者招待会。去当众宣布对您的威胁。拯救自己的生命吧!”
　　说话的人放下了话筒。
　　普拉特斯向其住房邻近的第二十三警区报告了他接到的警告。人们仔细听完了将军的话。但并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
　　不肯吐露姓名的同情者(显然，同时也是谋杀准备的参与者)所提到的威胁几乎是每天都传来。9月26日晚上，当智利共青团的领导人格拉齐斯·玛林拜访这位前总司令时，他对她说：
　　“有人不断给我打电话。威胁说要杀死我。实际上，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杀害我。执政委员会的这些家伙对我恨得要死。《梅库里奥》报［注：《梅库里奥》是智利的一份反动报纸。］几乎每天都攻击我。执政委员会的确在猎捕我。有一切证据表明，执政委员会的特务们和中央情报局合作，在阿根廷也在从事反对我的活动。”
　　据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新闻报》所提供的证据，对卡洛斯·普拉特斯的杀害的准备工作好象是公然进行的。但无论如何，将军的邻居们是知道在对他进行监视的，他们也了解他所受到的威胁，了解，并担心，这些威胁一旦变成现实，就可能危及他的安全。惊恐不安的还有这座有许多住所的房子的业主们，这位智利逃亡者正是住在他们的房子里。事情终于发展到了这种地步，9月中旬，这所房子的业主财团的成员举行会议，讨论了有无必要去保险的问题，以防这所房子被放上炸弹。
　　普拉特斯夫妇住在马拉比阿街第335l号房子的六楼，这条街位于巴勒摩区塞加街和利别达多尔大街之间，这是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居住的地区，紧靠着港口。但在这里也可以租到简朴的小住所，财产不丰富的侨民家庭大都租这种房子住(将军在一家轮胎工厂当会计)。住在巴勒摩区使他们感到高兴：这里风景如画，绿荫似盖，有喷泉、鲜花、水池、运动场地和街心公园。
　　阿根廷春天里9月份温暖、令人心旷神怡，几天之后，29日，星期日，退职的智利将军和妻子索菲娅一起走出家门，停留了瞬间，微笑了一下：夜晚真是太美了。由于微笑，已被岁月染成银白的，精心梳理的一撮胡须也抖动了一下。
　　卡洛斯·普拉特斯和他的夫人索菲娅·库尔茨贝格·德·普拉特斯坐进了自己的“菲亚特1600”牌的汽车，动身到和他们一样的智利侨民家去做客。
　　夜晚是在对祖国的回忆、在对从那里所获得的新闻的交流，在进行有关在此地、在放逐中以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最好地进行反对皮诺切特执政委员会的斗争的交谈中度过的。将军在发言中很有节制。他担心，公开表示出他对国内夺取了权力的过去同事的态度，可能对留在智利的亲属的命运会产生悲惨的影响·在那里有他年事已高的双亲、三个女儿和六个孙子。
　　当这些智利人在谈话中度过时光时，在街上，在“菲亚特1600”旁，发生了一起阴险勾当。一个什么人钻在汽车底下。另一个人在低声地催促他：
　　“快、快点!要在没有行人时干完。”
　　普拉特斯夫妇回家时已是深夜，约在十二点三刻，已是9月30日了。他们的汽车停在位于房子地下室的车库入口处的沉重的铁门前。坐在方向盘后的将军走出去开门。他走了一步，又走了一步，突然，一声爆炸，他立即感到剧烈的疼痛，猛烈的爆炸汽浪把他抛离地面，摔在了一旁。当一位女邻居跑到街上，扑向他时，他还活着。但他只活了几分钟。而索菲娅刹那间就死去了。
　　邻居们叫来了警察。巡逻车、“救护车”、消防车疾驰而来。消防车扑灭了吞没住“菲亚特1600”的熊熊大火。医务人员收拾了谋杀受害者的尸体，送进陈尸所。警察局的专家仔细检查了汽车的残架，得出结论：装有定时器的炸弹，也许是用磁铁固定在前座的底盘下的。
　　同一天，卡洛斯·普拉特斯年迈的双亲和女儿伊利达·塞维利亚、玛丽亚·安海利卡及索菲娅乘智利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到达后立即给当时的阿根廷总统玛丽亚·埃斯特拉·马丁内斯·德庇隆写了一封信，要求对她们父亲之死的情况进行认真的和深入的调查。他们没有得到回答。
　　相反，圣地亚哥官方却没有放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惨剧。然而，给人的印象是，当局事先已经准确地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让人们自己来判断吧。可以看出，为了准备应付在普拉特斯被杀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的民众骚动，还在星期五，即谋杀的两天前·执政委员会就使武装部队进入战斗准备状态。在沿路的宪兵检查哨卡都换了岗，换上了被认为是更为可靠的士兵。星期日晚上，皮诺切特突然中断了他在国内的旅行，这次旅行本应在星期一(暗杀的那一天)结束的。
　　政府代表佩德罗·埃温格上校9月30日和记者们谈话时说，人们把他从床上叫起来，告诉他关于暗杀的事。这是凌晨四时，距谋杀后有几个小时。上校匆忙将他所获得的消息向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作了报告。在回答记者们提出的问题：“政府首脑对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消息有什么反应?”时，埃温格毫不犹豫地、很沉着地说，据说总统对发生的事情深表遗憾，但“没有考虑要去谴责极端分子所搞的暗杀方式，不管他们是那里的哪一个派别”。
　　智利的官方报刊在那些日子里撰文指责阿根廷左翼急进分子是马拉比阿街上夜晚爆炸的肇事者，从而发展了有关“极端分子”的说法。但是，这一说法显然是太无说服力了。于是，以追逐新闻为生的文人们就开始把责任推诿给极右的“阿根廷反共产主义同盟”。
　　而在政府的官方声明中，就干脆只谈极端主义，而不提及其政治色彩的详情细节。此外，执政委员会打破了伪善和恬不知耻的一切记录，尽力利用普拉特斯将军之死，作为对智利靠镇压维持的法西斯军人政权进行辩护的口实。
　　声明说：“普拉特斯将军被阴险地杀害，以及极端主义在国际范围内所造成的恐怖气氛，说明共和国政府所采取的保证安全和建立秩序的措施是正确的。”
　　多么厚颜无耻的蛊惑宣传!但它无法欺骗任何人。当普拉特斯夫妇的遗体送回祖国时，数千智利人参加了哀悼的游行。葬礼实际上变成了一场反政府的示威。在宪兵和葬礼参加者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参加者有节奏地高呼：“普拉特斯将军永生!”
　　智利共产党就普拉特斯之死发表了特别声明，其中指出：“卡洛斯·普拉特斯将军对于军人们来说是宁可要别的，也不要法西斯的活生生的象征。和施奈德尔将军一样，作为将军的形象。他将和萨尔瓦多·阿连德、巴勃罗·聂鲁达以及千万为自由和正义事业而牺牲的人们一起活在人民的战斗中……”
　　从电波、报纸的篇页和电视屏幕上充塞着有关马拉比阿街上爆炸的材料的时刻起，智利人民和世界进步人士就清楚，执政委员会及其庇护者参与了杀害普拉特斯。但是，犯罪的机构还远没有弄清楚。在对进步的军事首脑进行谋杀的秘密帷幕没有稍微揭开之前，过了不少的时间。
　　1975年，智利抵抗运动的参加者们终于调查清楚，在暗杀普拉特斯的前夜，为了准备这次谋杀，“迪纳”国外秘密行动处的一位领导人胡安·路易斯·布尔涅斯·塞尔达来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追捕将军的匪帮成员有平民和军人。智利武装部队的某个军官试图向前总司令警告，一场谋杀正在策划之中(还记得那个不肯吐露姓名的同情者的电话吗？)。将所有这些材料公布于众的是地下报纸《抵抗民主》。
　　1976年，智利抵抗运动开始了解到，类似杀害卡洛斯·普拉特斯的行动，“迪纳”是在中央情报局和西半球其它国家情报机构的合作，以及古巴反革命恐怖分子的协助下进行的。在“全美洲智利左派联盟”组织的执行秘书处所准备的报告中谈到了这一点。
　　1978——1979年，在美国对暗杀莱特利埃尔一案的法庭审理期间，主要的被告之一迈克尔·汤利被怀疑还曾参与过对其他智利侨民的谋杀。《华盛顿邮报》是这样写的，并声称材料来自联邦调查局。
　　1979年，终于对“普拉特斯案件”感到兴趣的阿根廷司法当局往华盛顿派出了一个法律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和美国官方人士谈话的过程中明确指出：从1974年9月10日至30日，汤利一直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新闻通讯社”在从圣地亚哥发出的电讯中，转述了这件事：应该把暗杀普拉特斯记在所谓的“兀鹰行动”的帐上，拉丁美洲南部锥体地区内的各情报部门参加了这一组织，该组织的目的是，通过上述情报部门的合作消灭这一区域内现存的军人政权的反对者。1980年，美国报纸《星期日新闻报》报导说：“前古巴人”中的恐怖分子参加了杀害卡洛斯·普拉特斯。还有最后一个证据。在已经提到的约·丁杰斯和索·兰戴的《大使馆区齣暗杀》一书中，描述了汤利参与了对普拉特斯的肉体“消灭”，并且提到这一行动是在“兀鹰行动”的范围内完成的。
　　围合拢了。事情已经清楚，对智利反法西斯军事首脑的谋杀在时间上是“兀鹰”所组织的轰动一时的政治暗杀中的头一桩。

“在罗马杀害”

　　1974年秋天，在意大利定居的许多智利逃亡者都接到了印有卡洛斯·普拉特斯的残缺不全的尸体照片的信件。信件上没有回信地址。没有人怀疑：寄发这些照片是为了消除法西斯军人政权的积极反对者。
　　在信件后，紧接着就是电话。打电话的人不吐露姓名，却要求侨民们停止政治活动，并威胁说，否则就要从肉体上消灭。
　　在受到威胁的人们中间有贝尔纳多·莱顿，一位有自由主义思想情绪的政治活动家，智利基督教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其左翼领导人。
　　在自己数十年的政治活动中，莱顿曾任过四届智利副总统，当过三届政府的部长，三次当选过国会议员。“基督教民主党的元老，享有很高威信的政治家，”著名的智利记者、共产党员爱德瓦尔多·拉巴尔卡在和本书作者谈话时就是这样评论他的。
　　在人民联盟执政的年代，莱顿是反对派。但是，作为一主正直的人，一个真正的民主派，他谴责美国情报机构所策划的政变，和一开始就表示准备与执政委员会合作的自己党的领导分道扬镳。叛乱后不久，他就和左翼基督教民主党人的代表签署了一份声明。声明中说：“我们强烈谴责推翻宪法选出的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行为……我们尊敬地悼念他，他为捍卫宪法的权力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利用自己的名字和威望尽力来搭救只要有可能搭救的人民联盟的每一位活动家，使他们免遭逮捕和刑讯。1974年2月，他不得不离开祖国。他在侨居期间所发表的较早的一份声明中，把军人执政委员会称之为“非法的和法西斯的”，并号召“所有的基督教徒”去反对它。同年10月中，执政委员会颁布法令，禁止他返回智利。
　　在罗马，贝尔纳多·莱顿、他的妻子阿尼达·弗莱斯诺和他们的二十五岁的侄子福维利埃尔诺·卡涅萨·弗莱斯诺居住在圣皮埃洛区，奥雷利阿街，第145号房子的一套简朴的、两居室的住所里。
　　1975年10月6日下午，已经不年轻的夫妻俩(他六十六岁，她五十二岁)不慌不忙地动身到市中心去买东西。他们逛完了商店，已经相当累了，就在回家的路上租了辆出租汽车。约在晚上九时半，出租汽车把他们送到门口。他们向院子的大门走去。大门关着，莱顿就从口袋里取钥匙。就在这时，刺客从他背后走了过来。“贝尔纳多!”——刺客朝年迈的政治家叫了一声，当贝尔纳多转身时，刺客朝他脸上开了一枪。第二枪打中了这位进步政治活动家的妻子和忠实的助手。子弹打进了她的脖子。
　　两个人都倒下了，鲜血直流。莱顿立既失去了知觉。他的妻子看清了刺客。“高个子，淡黄头发，没有穿上衣，当我们倒下时，他跑了，”她后来回忆说。
　　他们的邻居布鲁诺·弗拉斯卡蒂和妻子最早跑来帮助遭谋杀的人。当他们听到街上传来呻吟声时，他们刚刚把自己的汽车放进车库，走在院子里。
　　他们看见莱顿和他的妻子躺在长方形石块铺成的马路上的血泊之中。阿尼达用糟糕的意大利语微弱地喃喃说道：
　　“有人朝我们开枪……开枪……帮帮忙。”
　　这时，看门人詹弗朗科·萨巴蒂尼也跑到了受伤人的身边。
　　“赶快报警!”弗拉斯卡蒂对他说。
　　看门人急忙跑去办这件事。
　　警察来了。“救护车”把这对夫妇送到了“圣灵医皖”。两人伤势都很严重。但他们活着，虽然刺客是用枪口顶着射击的。射击的人无疑是职业刺客，但对他的牺牲品来说是幸运的，这次手气捉弄了这位“专家”。
　　这就是犯罪的情景，是根据那些日子在意大利报纸上，包括罗马的《信使报》报上出现的报导和文章加以恢复的。
　　罗马警察局长费尔南多·马佐涅对记者们发表声明，他要亲自对罪行进行调查。然而，他能调查明白的东西并不多。刺客看来是在大门旁的电话亭子里等待这两个智利人的，而在对他们的袭击后，就跑进一辆停在不远处的白色汽车，开走了。汽车里有他的同伙。
　　在医院里，阿尼达·弗莱斯诺失去了知觉。但她来得及对医生们说：“这是出于政治动机的谋杀。”
　　可是，谁还怀疑这一点呢?
　　“皮诺切特显然插手这件事了，”前智利大使卡洛斯·巴萨利奥来看望受伤者时说。而他的妻子把对莱顿夫妇的袭击看成是和对卡洛斯·普拉特斯的暗杀同一类的事。
　　智利共产党立即谴责对莱顿的谋杀。
　　《信使报》在那些日子里指出：“智利侨民(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住在莱顿居住的那所房子里)毫不怀疑：听命于皮诺切特的智利秘密警察是这次政治谋杀的鼓舞者。莱顿在罗马的活动证实了这种假设。”
　　“贝尔纳多兄弟” (就象他的朋友亲昵地称呼他的那样)在这个“不朽的城市”中究竟干了什么呢?
　　他干了一些使圣地亚哥的法西斯分子及其华盛顿庇护者们极为不安的事。他在和智利共产党主席乌戈·法西奥的谈话时所作的声明(刊登在《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上)证明，他是在为所有要求在智利恢复民主的政治力量的联合和统一而尽力。“联合的过程，”他说：“其意义就是，在国外的所有智利人(而我现在指的正是他们)都要协调一致地行动，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在主要问题上都意见一致：在智利应该恢复过去存在过的民主。”这种联合过程归根到底也可以使国内的反法西斯人士联合起来，去建立共产党不屈不挠争取的反法西斯战线。当然，莱顿对各反对力量团结的看法并不完全和共产党、人民联盟的意见一致。然而，布拉格《和平与社会主义》国际出版社出版的《拉丁美洲的政治画像。智利：过去的教训和现阶段斗争的任务》一书指出：“它们(莱顿的这些观点——作者)证明他在寻求进行反对专制独裁斗争中的最有效的手段。”
　　意大利《全景》杂志在评论奥雷利阿街口的悲惨事件时指出：“贝尔纳多·莱顿在意大利待了一年半，冒着危险给自己提出了和卡洛斯·普拉特斯追求过的相同的目标，而卡洛斯·普拉特斯正是在他极力设法到达欧洲，要去把侨民们组织成一个统一的运动时，于1974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独裁者的刺客干掉的。皮诺切特企图通过除掉莱顿来阻挡反对派力量的团结。团结起来的反对派是应该可以有效地取代法西斯制度的。”
　　应当指出，在广泛的智利基督教民主党人中间，日益增长着对大猩猩们政策的不满情绪，这些大猩猩攫取了权力，宣布基督教民主党不定期非法，采取经济手段和检查制度来查禁其报刊。在信教者中间具有影响的基督教民主党被吸引进“联合过程”这件事，在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圈子里，在农民、在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和军人团体中有着不小的意义。反革命政变后不久，共产党全国指导委员会的成员莱涅·卡斯蒂利奥把“基督教民主党人更积极地参加反法西斯战线”归为政治领域中的关键问题之列。他指出，在这个党内有“一批人民民主人士”，他们“遵循解放的原则，认为必须进行社会变革……倾向于和左派力量相互谅解”。莱涅·卡斯蒂利奥强调：“……我们应该避免有利于反动集团的宗派主义，相反，应该表示出团结的意向，以便基督教民主党能充分地和在平等的基础上进入反法西斯战线”。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贝尔纳多·莱顿，这位“基督教民主党的元老”，是执政委员会的不妥协的反对者。他在罗马的《信使》杂志上写道：“在智利存在一种极权的专制政体，它践踏人的权利，应该把反对它的斗争进行到底。”斗争的逻辑使他意识到基督教民主党人必须和左派力量团结起来。所有有利害关系的各方都积极地在寻找通向这种团结的道路。例如，在罗马，人民联盟的代表和左翼基督教民主党人一起创办了杂志《智利——美洲》，莱顿也参加了该杂志的撰稿工作。1974年，他作为前国会议员，和左翼基督教民主党的路易斯·迈尔、社会党的阿托尼斯·塞普利维达、统一人民行动运动的奥斯卡尔·加莱顿以及共产党的路易斯·古斯塔维诺签署了致各国议会联盟的信件，就它对皮诺切特执政委员会的谴责一事表示感谢。1975年7月，谋杀前的几个月，这位著名的基督教民主党的政治家在委内瑞拉参加了和人民联盟领导人的会见。
　　左派力量和基督教民主党团结的可能性使皮诺切特及其主子感到恐惧。其结果是，莱顿的活动激起了华盛顿和圣地亚哥的疯狂愤怒。莱顿由于自己在基督教民主党内的崇高威望，能够为这种团结做更多的事。这就是罗马奥雷利阿街上谋杀事件的原因。
　　自然，无论是中央情报局，还是执政委员会都不打算承认所干的坏事，更何况被他们当作行动工具的绝密的“兀鹰”。此外，智利当局真可谓“作贼心虚”，匆忙暗示，他们似乎和杀害这位著名的反对派的事没有任何关系。智利驻意大利大使馆散发了一份声明，其中把对莱顿的谋杀归罪于“在世界各处给智利政府抹黑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执政委员会也“对在罗马街上发生的，并涉及居住在意大利的智利公民的事件表示遗憾……"。
　　又是老一套的手段!活象执政委员会坚决拒绝了去参与暗杀卡洛斯·普拉特斯。
　　当莱顿恢复知觉后，他本人声明：他坚信，肉体消灭他的行动是在马德里的大使馆中，在佩德罗·埃温格(就是那个埃温格上校，还记得吗?他曾以执政委员会的名义就普拉特斯之死举行过记者招待会)的领导下详细策划出来的。
　　但是为什么在马德里?而那个上校又是怎么回事?据意大利《全景》杂志和西班牙《改革十六》杂志所提供的证据，原来，从1974年年底起，皮诺切特特工部门在欧洲的主要秘密行动中心在西班牙的智利大使馆建立起来，领导这个中心的是埃温格上校。在《全景》杂志的文章中指出：“无可指摘的掩护（武官的职务——作者注)帮助埃温格隐瞒起自己的真正目的：变马德里为镇压欧洲国家(意大利、法国、英国、瑞士、德国)中智利政治侨民的基地。”生活在马德里的智利侨民得知了谋杀莱顿的计划，并警告过他，但他无法为有效地保证自己的安全采取任何措施。
　　以后弄清楚，马德里中心实际最积极地参与了谋杀的准备工作，但是针对莱顿的“在罗马杀害!”的命令是由“兀鹰”这个国际暗杀财团发出的，在这个财团中，在中央情报局之后，智利秘密警察是最主要的“股东”。执行者也是由这个大陆恐怖组织——古巴反革命分子“提供的”。据报刊的披露，意大利的新法西斯分子曾对他们提供过帮助。
　　有关这一点的第一个证据其实早在1975年10月底就拿到了，但是那时人们对它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因为有关“兀鹰”的存在及其组织只是在三、四年后才开始为人所知的。有关这一点的第二个证据是，一个“古巴民族运动”所属的所谓的“零”小组自称对莱顿的袭击是它干的，它称莱顿是“马克思主义化的人”。现在，当我们对这个多国“暗杀公司”行动的机构已有了相当的了解时，我们就很清楚：古巴反革命分子参与犯罪活动这一事实本身就使人想到，这是“兀鹰”的行动。因为，就象前面指出过的，大陆恐怖组织所雇佣的刺客，恰恰最通常是在被革命逐出自由之岛的侨民败类中征募的。此外，极为明显的是，社会主义古巴的反对者们本身并没有任何理由要来谋杀这个智利人的生命，即使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化的人”。还可以回忆起另一种情况。包括“零”小组在内的“古巴民族运动”是“革命(要读成反革命——作者)联合组织协调中心”的五个成员之一。领导这个协调中心的是奥尔兰多·博什，就是后来在1976年参与了“兀鹰”的另一次行动——在巴巴多斯附近组织了对一架古巴客机爆炸的那个人。
　　几年后，1980年，美国《星期日新闻报》援引联邦调查局的话证实，在罗马对基督教民主党人的谋杀是通过古巴反革命分子之手来完成的，并且甚至指出了开枪者的名字。这个人好象是维尔希利奥·帕斯。
　　但帕斯——这是“兀鹰”的人!后来，在1976年，他参加了在华盛顿对莱顿的同胞、社会党人奥兰多·莱特利埃尔的谋杀，在将交付法庭审判时，躲了起来，而几年后，又牵连进“兀鹰行动”范围内的另一次犯罪活动——暗杀萨尔瓦多大主教罗梅罗。
　　据《星期日新闻报》的报导，这个雇佣刺客于1975年，在罗马奥雷利阿街的悲惨事件前不久，从在美国城市迈阿密的一个皮诺切特的秘密特务那里得到了一支大口径手枪，他是用这支枪射击莱顿的。因此，对“基督教民主党元老”的谋杀是未来的“专家在政治暗杀领域中”的第一件大事。然而，尽管他是在半米多一点的距离上用枪口顶着射击的，他的手气并不好。
　　据联邦调查局的材料，参与对莱顿袭击准备工作的还有迈克尔·汤利，一个为中央情报局和“迪纳”工作的双重特务。他，也象维尔希利奥·帕斯，早先和后来也是归“兀鹰”“指挥的”。如读者所知，他直接参与了杀害普拉特斯。他也是大陆恐怖组织关于肉体消灭莱特利埃尔命令的主要执行者之一。
　　关于莱顿成为“兀鹰行动”的目标一事，可以在约·丁杰斯和索·兰戴的《大使馆区的谋杀》一书中找到证据。他们也指出汤利参与了这次犯罪行动。
　　所有上述材料使拉丁美洲的社会人士相信，“兀鹰”参加了对莱顿的谋杀。例如，1981年7月，墨西哥《日报》已经把这次谋杀当作一种不容置疑的事实划属“死亡国际”的罪恶活动之列。
　　众所周知，产生出“兀鹰”，并利用它来谋私利的西半球的反动集团把自己打扮成是使“基督教文明”免受“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危害的捍卫者。但是，他们以镇压基督教民主党人，一个在天主教世界知名的人的企图，再次表明他们的真正道德面貌是什么，再次证明他们的关于“基督教原则和理想”的废话价值几文。

在华盛顿中心的爆炸事件

　　他是政治家、经济家、外交家、国务活动家。在智利，他作为社会党的一位领导人声名远播。
　　大学毕业后，奥兰多·莱特利埃尔在铜矿工业部工作。工作得入了迷。他被国家经济这一领域中的问题所吸引。他的妻子后来回忆说：“他向我解释，美国的公司是如何行事的，它们的收入中留在智利的是多小的份额，而多么巨大的财富却流到了国外，用这些财富本可以消除这个国家中的贫穷状态和彻底改变智利人的生活。”
　　然而，五十年代末，他不得不与心爱的工作告别。情况是这样的：1958年，他极为积极地参加了萨尔瓦多·阿连德的竞选运动，阿连德是代表除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以外还包括其它一些政党的人民行动阵线竞选共和国总统的。那次，他没有获得成功。人们解除了莱特利埃尔在铜矿工业部的职务，作为对他在竞选期间活动的报复。他被告知，他不可能指望在无论是首都，还是外省的任何一个国家机关中找到工作。本来，他可以在一家美国铜矿公司谋到职位，但他根本不愿意在这些掠夺智利国家财富的公司里工作。他只得出国，先到委内瑞拉，后到美国。在美国，他得到了一个国际金融机构——美洲各国开发银行的高级职位。
　　1970年，人民联盟竞选获胜后，萨尔瓦多·阿连德建议他担任智利共和国驻美国的大使，于是，莱特利埃尔就在华盛顿留下来了，但却是以一种新的身份。
　　后来，他回到智利。在阿连德政府里担任过外交部长和内政部长的职务，到政变时，是国防部长。
　　1973年9月11日，总统给他打电话，请他解释有关军队在国内调动的情况。莱特利埃尔立即到国防部去，但在那里被自己的卫队所逮捕。人们给他头上蒙上了黑色风帽，起初把他带到步兵团的兵营里，后来又带到一所军事学校。以后的六个月，他是在多森岛的集中营里度过的。从那里他又被转移到空军部队总部的地下囚牢里。最后，他出现在囚禁共产党领袖路易斯·科尔瓦兰的“里托克”集中营。
　　由于国际上支持智利民主党人的声势浩大的运动，并在委内瑞拉政府的要求下，奥兰多·莱特利埃尔于1974年9月10日获释。他去了委内瑞拉，后又从那里到了美国。
　　他多年在华盛顿居住，在那里仍身份显要(有着杰出经济学家的地位，出版过许多书，任银行的高级职员，后来又当过大使)，因此，在他面前，美国的大门就较为容易地打开了，而他也决定来利用这一机会。为什么?也许读者要问。这是因为，美国移民当局极不愿意放来自智利的侨民进入，在首都和其它城市，这些侨民不超出三十人。而智利爱国侨民却极需要在成为皮诺切特制度主要支柱的美国有自己的代表，他们要能够揭露执政委员会的罪行，并以此来影响社会舆论，最终要迫使白宫哪怕只在某种程度来限制对皮诺切特的援助。没有其他任何人比莱特利埃尔更适合于这样的角色。美国政治界和工商界都很了解和尊敬他。
　　其结果就是，他根据智利各民主组织的决议在华盛顿定居下来，这些组织公正地认为，在美洲只有他才能给反对攫取了权力的大猩猩们的斗争带来最大的利益。莱特利埃尔仿佛成了智利抵抗运动的大使。
　　在美国首都，他成了一所很有威信的私人科研组织——政策研究所，按照《纽约时代周刊》的说法，“左派思想工厂”——的一名主要的研究人员。他被任命为该组织分所的所长，这是一个从事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经济不平衡问题研究的跨国研究机构。这个分所的总部设在阿姆斯特丹·但莱特利埃尔继续生活在华盛顿，只是间或到荷兰去一下。这时，他所担当的职务使他除了在新闻界的老关系外，又有了进入美国报刊领域的方便之门，自然这也就有利于智利争取民主斗争的事业。
　　美国统治集团中的最反动的人物，以及皮诺切特和他的狐群狗党们日益不安地注视着奥兰多·莱特利埃尔在美国的活动。
　　从华盛顿的智利大使馆，以及从纽约的智利驻联合国代表团，不断传来令执政委员会惊恐不安的消息。例如，智利驻联合国代表·退职将军沃尔特抱怨说，莱特利埃尔在人权问题上对代表团成员的“影响不好”。
　　他对一些和他接近的美国立法者(比方说对爱德华·肯尼迪议员，或者对乔治·麦戈文)的“影响也不好”。还有一位议员，弗兰克·乔奇和众议院议员迈克尔·哈林顿一起，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正是在和莱特利埃尔谈话的影响下，倡议在国会中对中央情报局在推翻阿连德政府中的作用进行调查的。可以想象，华盛顿间谍和破坏部门的领导人开始对这位有影响的智利侨民怀有多么疯狂的仇恨!
　　1976年3月中，“侨民大使”和一批即将去圣地亚哥访问的众议院议员谈话，介绍了智利的情况。同年6月，来自卡皮托利丘的立法者们决定削减对执政委员会的军事援助，这在不少的程度上是他的工作起了作用。
　　“莱特利埃尔也在不联合运动的人们中间工作。
　　此外，使担心智利的民主力量进一步团结的美国和智利反动派惊恐不安的还有他和基督教民主党的联系，他在自己的同胞中受到的极大的尊敬也使他们坐卧不宁。
　　1976年，他三次到荷兰。他是为了自己研究所的事务到那里去的，但当然同时也没有忘记祖国抵抗运动的需要。他在群众大会上演说，影响了荷兰的码头工人，他们决定拒绝从智利轮船上卸货。而在荷兰首都他成功地说服当局不再向皮诺切特分子提供应允过的数百万借款。
　　莱特利埃尔的这一行动使执政委员会尤为愤怒，它正迫切需要这些借款，因为国家的经济正遭遇严重的困难，尽管有美国的大量援助。这些穿将军服的统治者在国际上日益孤立，这使得在美国以外去借款也日趋困难。联合国和其它一些国际组织谴责这些武夫们的罪行。二十多个国家断绝了和智利执政委员会的外交关系。其它国家在和这个威信扫地的政权的关系中采取极为冷淡的立场，这也就不能不反映在它们的信贷政策上。换言之，在这段时期，世界舆论对皮诺切特分子的暴行的愤怒是如此强烈，甚至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考虑到这一点，或是直接反对智利的法西斯军人政府，或是开始拒绝对它的公开支持。国际团结的广泛运动使帝国主义集团对皮诺切特的援助遭到麻烦。
　　在这样的条件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皮诺切特执政委员会认为有必要从自己的道路上除掉莱特利埃尔。这个爱国侨民的最积极的领袖之一，他除了和自己斗争中的同志，还和共产党人及其他民主人士一起全力促进和智利人民团结运动的进一步扩大。
　　奥兰多·莱特利埃尔，他的妻子伊萨贝尔·莫雷尔·德·莱特利埃尔和他们的四个儿子住在华盛顿郊区绿树成荫、花园般的贝特兹达。他们在那里租了一幢不大的漂亮而又舒适的房子。
　　1976年9月20日晚上，即悲剧的前夕，他们在家里接待了自己的美国朋友莫菲特夫妇。
　　二十五岁的隆尼·莫菲特是莱特利埃尔政策研究所的同事。
　　莱特利埃尔正和她的丈夫迈克尔一起写一本书：《新的世界经济秩序》。这天晚上，他们先写书，只是后来在吃晚饭的时候，才开始一般性的谈话。
　　谈话是不愉快的。奥兰多·莱特利埃尔刚刚接到执政委员会的机关报《官方日报》。报上宣布，他因在荷兰旅行期间的“不爱国”活动被剥夺了智利公民权。
　　关于剥夺公民权的命令还在十天前就在圣地亚哥公布了，而他当然已经知道了这个命令，但只是在今天晚上才得以搞到载有政府决议全文的报纸。其实，他已经准备好了对皮诺切特的回答——这几天他为一家美国报纸写了一篇文章。文章中说：“9月10日，智利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颁布了剥夺我的公民权的第588号命令，是因为‘我严重威胁国家生命攸关的重要利益’。这只不过是军人执政委员会蓄意侵犯人权的可耻记录中的新的一页……现在，它用尽了一切镇压的办法，落到荒谬绝伦的地步，力图让人相信，似乎反对他的所有的人都不能再是智利人。”
　　莱特利埃尔一边把报纸给莫菲特夫妇看，一边说：“我知道，在圣地亚哥进行了长期的争吵：一些人想杀死我，另一些人想剥夺公民权。”
　　他看出了美国朋友脸上惊奇的神色，苦涩地开玩笑说：“你们应该知道，在智利总是9月份杀人。还记得吧，1973年9月11日，政变期间有数千智利人死亡，1974年9月卡洛斯和索菲娅·普拉特斯被暗杀，而在1975年又发生了对贝尔纳多·莱顿及其妻子阿尼达的谋杀。［注：准确地说，对莱顿夫妇的谋杀发生在10月初。］但在今年，我不会是下一个受害者，我的号还没有到，因为我已经得到了剥夺公民权的‘惩罚’。所以我的前面还有一年的生活。”
　　后来，他的妻子在回忆这一晚上时说：“奥兰多忘了，9月还没有结束。”而现在，她在听丈夫说话，不安地想着近来对他们进行的监视、那些塞进门下的恐吓信和不久前的一次电话。(当时她拿起话筒，听到一种令人厌烦的亲昵的声音：“是奥兰多·莱特利埃尔的遗孀吗?”)
　　莫菲特夫妇那天晚上没有开汽车来，而当要告别时，主人把自己的车借给他们，但要他们第二天早上来接他们，一起到研究所去。
　　年轻的夫妇不清楚，他们作客回家所坐的汽车，已经在车下固定了装有定时装置的炸弹。但炸弹不是为他们准备的。
　　9月21日来到了。
　　上午，九时，莫菲特夫妇驾驶莱特利埃尔的天蓝色“舍弗罗尔”车驶近智利人在贝特兹达的住房。他们和伊萨贝尔坐在厨房里，等待她的丈夫接完电话。后来就和他一起走上大街。
　　“舍弗罗尔”起动了。莱特利埃尔驾驶汽车。他旁边是隆尼。后座上是迈克尔。
　　他们穿过贝特兹达，驶向罗伊德河，然后到第46号大街，拐向马萨诸塞大道，这是一条绿树成荫的大道，斜对魚笔直穿过华盛顿。人们有时把马萨诸塞大街称为“大使街”。许多大使馆都位于这条街上和沿街两側的街巷内。智利外交使团也设在这里。
　　天蓝色“舍弗罗尔”的乘客们没有发现，他们身后紧紧尾随着另一辆小汽车。
　　约九时半，两辆汽车都驶进了位于马萨诸塞大街的圆形广场。它们经过第2336号大楼，这时坐在跟踪“舍弗罗尔”的汽车中的古巴反革命分子胡塞·迪奥尼西奥按下了遥控装置的按钮。
　　奥兰多·莱特利埃尔的汽车里轰然一声爆炸。唯一幸存的迈克尔·莫菲特后来回忆说：“我看见了强烈的闪光，听一到了轰隆声。接着就感到发闷，有一股难闻的烟味。”
　　“舍弗罗尔”被摔到了一旁。它插进了停在路旁的一辆空车里，变成了一堆扭曲变形的废铁。
　　迈克尔冒着冲天浓烟从汽车里爬了出来。扑向右前门。他费了好大劲，猛力拉了几下才把前门打开，门被爆炸汽浪冲击坏了。他又帮助妻子出来，隆尼的脸，还完全是一个小姑娘的脸，布满了惊奇和恐怖的神色，象孩子般有点微肿的嘴唇都是血，下额上也流满血。他扶住她，走了几步以后，她就东倒西歪了。他径直扶她坐在雨后湿漉漉的柏油马路上。他又冲向汽车。他哎哟一声，看到莱特利埃尔被炸断了双腿。他神色慌张地回头看一下妻子。隆尼已经不是坐在那里，而是躺下了，摔在那里仰面朝天，她的目光已经呆滞，死沉。
　　不远处，警车的汽笛哀戚地号叫起来。人们涌向了出事地点。
　　迈克尔绝望地号叫着：“这是法西斯分子干的!”
　　行人们看着他，看着隆尼，看着被炸得残缺不全的“舍弗罗尔”，看着人行道旁水洼里集聚着的被鲜血染成玫瑰红色的雨水。
　　很快在莱特利埃尔的家中就响起了电话铃声。伊萨贝尔拿起话筒。是丈夫的秘书打来的。
　　“你可不要着急，”秘书说：“发生了一点事情，奥兰多和莫菲特夫妇乘坐的汽车出车祸了。所以你要马上到乔治·华盛顿大学的附属医院去。”
　　伊萨贝尔立即感到，事情比丈夫的秘书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她想坐自己的车去医院，但她明白不行。于是，她叫了辆出租汽车。
　　马萨诸塞大道上的交通中断了，这尤其使人感到发生了什么无可挽回的事情。他们绕道而行，最后终于来到了医院。伊萨贝尔惊恐地得知奥兰多和隆尼都已死亡。
　　人们把她领到病房，掀起遮盖住他身体的布单的一角，露出了莱特利埃尔的脸。关于这事，伊萨贝尔后来是这样叙述的。“最使我震惊的是，奥兰多看来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一脸惊异的神色，它似乎在说：‘这是他们干的，他们终于干成了这件事……’。”
　　“他们”——这也包括智利执政委员会。
　　智利共产党在一份特别声明中指出：“奥兰多·莱特利埃尔把自己奉献给了旨在扩大在美国的和智利人民团结的运动，献给了保卫政治犯和下落不明者的事业。他竭尽全力帮助正在进行英勇斗争的我国人民。这就是为什么执政委员会判处他死刑的原因。”
　　美国司法机构，如同所宣布的，立即开始对这件罪行进行调查。然而，在一年半的时间内(从1976年9月到1978年2月)，要是想从报纸或杂志上寻找有关这种调查的某些具体报导，简直是白费力气。同时，如在本书前言中所讲过的，不多不少，在暗杀后的一周，联邦调查局的专职特务罗伯特·谢勒终于承认“兀鹰”参与了对这位智利爱国者的谋杀。此外，美国司法部很快就掌握了古巴反革命分子奥尔兰多·博什的供词，他是由于“兀鹰”的另一起罪行——爆炸属于古巴的一架客机而在委内瑞拉被捕的。博什在审讯时触及了“莱特利埃尔案件”，并指出了自己的同胞，一些卷进对“智利抵抗运动驻美国大使”的谋杀之中的恐怖分子的名字。本来只要抓住这些线索就足够了，一团乱麻就会很快解开!但是，遗憾的是，恐怖分子的供词连同联邦调查局特务伪报告都被束置高阁，因为结果已经清楚，“兀鹰行动”死亡机器是根据中央情报局和智利执政委员会的指示行动的：，痕迹通向独裁者皮诺切特和维尔农·沃尔特斯将軍(当时是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现在是里根政府的处理特殊任务的大使)。就象约·丁杰斯和索·兰戴所报导的，沃尔特斯直接帮助策划了这次罪恶活动。
　　犯罪的情况大体上是这样的：为莱特利埃尔在美国的活动所不安的中央情报局和法西斯军人执政委员会决定把他干掉；希望谋杀由“专家们”来实现，设想他们干起来可以不留下痕迹，美国和智利的情报部门就去找“兀鹰”来帮忙；让“谋杀公司”来干对这些情报部门来说还有另一点方便之处，那就是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可以在出现任何麻烦的情况下，使他们不致被怀疑参预了谋杀活动；“兀鹰”从其主子中央情报局和它的主要“股东”执政委员会那里接到指示后，组成了“刺客队”，成员有几个古巴反革命分子和迈克尔·汤利，后者是受过政治恐怖行动专门训练的中央情报局和“迪纳”的特务；“刺客队”在华盛顿间谍和破坏部门以及皮诺切特执政委员会的领导和通力合作下行动。
　　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美国当局绝不想让被它扶上台的智利政权、自己的情报局及其产物——“兀鹰”受到攻击，并竭力掩盖有关圓形广场上爆炸事件的真相。约·丁杰斯和索·兰戴在他们的书中披露说，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现在的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和当时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有意识地阻挠调查的进行。
　　这里引用塔斯社记者1976年10月10日从华盛顿发出的电报是适当的：“对9月21日在华盛顿暗杀智利人民联盟政府的著名活动家奥·莱特利埃尔情况的调查，引起了美国侦查机关的干预。据报界透露，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布什和司法部的领导人于上周举行的秘密协商证实了这一点。虽然，有关这次协商的任何细节都没有公布，《华盛顿邮报》援引了解调查情况的人士的话写道：“很可能，调查结果揭露了中央情报局以国家安全利益为籍口试图加以保密的敏感的情报。”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为什么调查进行得缓慢，又为什么在“侨民大使”死后的最初一年半的时间里，美国和世界舆论就形成了一种完全证明是正确的印象：人们打算把“莱特利埃尔案件”置诸脑后。
　　1977年秋天，《华盛顿邮报》指出：“所不清楚的是：调查结果是向法院起诉呢，还是一切都只限于去编写一份据交给白宫和国会的内部报告。人们推测，在这份报告中将要讲述暗杀发生的经过，和为什么不能惩办杀人凶手。”
　　其实，美国司法部对犯罪的情况基本上是清楚的。同在1977年，美国出版的《民族》杂志披露了这方面的情况，“美国司法部是了解刺客的名字、他们的动机和行动方式的。但是剩下来的更为基本的问题是，允不允许司法机构收集足够的证据以便把刺客送交法庭?”
　　据西班牙杂志《国际评论》的报道，美国司法部的一名官员在回答记者们有关对调查结果隐讳不提的原因的一个劲地追问时·生气地嚷了起来：“你们想要干什么，要一次新的水门事件?”接着又马上说明，他的话“不供发表”。
　　《华盛顿邮报》好象是点破了这位官员的声明，它指出：“如果指出了牵连进对莱特利埃尔和莫菲特暗杀之中的‘迪纳’的特务的名字，并且如果他们被逮捕，他们就可以指出美国特务的名字，而这些美国特务又可能说出美国最高级活动家的名字。”
　　所有上述报纸杂志的摘引和把谢勒的报告连同奥尔兰多·博什的证词都藏置高阁的情况都证实(再重复一次)下述无可争议的真实情况：美国当局小心谨慎地保守着华盛顿官方、中央情报局和执政委员会参与由“兀鹰”“刺客队”所干的罪恶勾当的秘密。
　　然而，拉丁美洲的进步人士在那时就已经把各种零散的事实加以比较，开始猜测到有一个大陆恐怖组织的存在。例如，智利人民联盟的一位领导人克洛多米罗·阿利梅达的下述意见证实了这一情况。在圆形广场谋杀事件后不久，他声明说，“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和美国都要同样承担‘谋杀莱特利埃尔的责任，这一罪恶活动’对拉丁美洲南部锥体地区是一种典型的现象，美国的情报部门和国际恐怖网与此有关”。克洛多米罗·阿利梅达补充说：“玻利维亚前总统胡安·何塞·托雷斯、智利将军卡洛斯·普拉特斯、乌拉圭国会议员塞尔马·米切利尼和埃克托·胡蒂埃莱斯·路易斯也正是这样被杀死的。”
　　这不是这类性质的唯一声明。但所有这些声明显然都注定要成为“旷野的呼声”。然而，突然在1978年，对圆形广场上汽车爆炸案件的调查发生了乍看起来意想不到的转折。2月20日，在美国报刊上出现报导说，美国向智利司法机构提出请求，要它们讯问两名被怀疑参与对莱特利埃尔谋杀的智利官员威廉·罗斯和罗迈拉利·哈尔。越到后来，情况越多。人们弄清楚：利用这两个假名的是迈克尔·汤利和“迪纳”的特务阿尔芒多·费南迪斯上尉。4月8日，迈克尔·汤利，这个在圣地亚哥居住了二十年，为“迪纳”和中央情报局工作的美国人，被联邦调查局带回美国，扣押起来。
　　很快汤利就开始招供。事情变得明朗起来，参加恐怖行动组织工作的，除了汤利本人外，还有古巴反革命分子胡塞·迪奥尼西奥·苏亚雷斯、维尔希利奥·帕斯、阿利温·罗斯以及诺沃兄弟。为“兀鹰”“刺客队”行动提供立足点，的是“迪纳”的特务阿尔芒多·费南迪斯和李莉亚那·瓦克尔。特工部门的头子孔特莱拉斯本人和他的副手埃斯皮诺萨积极参加了“兀鹰行动”所搞的暗杀中最耸人听闻的一桩政治暗杀的细节的制定工作。
　　如何来理解这一切呢?为什么美国在拖延了如此之久之后，会突然来进行调查呢？
　　问题在于，执政委员会的残暴行为使其主子——华盛顿官方处于愈来愈虚伪的境遇之中，而在卡特执政期间，它总是非常卖力气地把自己装扮成(当然，是在言论上)是“人权的热烈的捍卫者”。
　　1977年12月，联合国大会照例谴责智利军阀们所搞的谋杀活动。操纵美国政治的实权人物决定，当前的局势要求采取某些措施。不，他们决不会反对智利的“稳固政权的制度”。相反，他们举双手赞成这种制度。但他们认为，这种制度今后应该避免粗暴地使用暴力。因此，问题是仿佛要进行一种能赋予圣地亚哥当局以令人尊敬的形象的“整容手术”。但皮诺切特不同意任何“自由化”。于是，华盛顿就对执政委员会施加压力。这种压力的一种形式就是对与“迪纳”和皮诺切特本人有着最直接关系的圓形广场谋杀案进行调查。
　　还有一个问题是：既然华盛顿十分清楚，不只是智利政权利用了“兀鹰”的雇佣刺客及其调整有序的机构来对莱特利埃尔进行罪恶的“猎捕”，而中央情报局实际上领导了这一次“猎捕”，那它又到底是怎样下决心来进行调查的呢？
　　美国当局知道，主要的证人迈克尔·汤利在侦讯和法庭审判时会讲出许多情况，但不会讲人们给他布置了什么以及如何布置的。当局了解，他会讲出“迪纳”在暗杀中的作用，但不会讲出中央情报局的作用，对美国和智利的情报部门在这件事中参与了“兀鹰行动”范围内的行动甚至会一字不提。
　　说好为了这次谋杀只给予轻微的惩处，就象他只是干了普普通通的扒窃勾当。为了使他相信诺言将会兑现，人们给他作出了某种性质的保证。在美国法律中有一条奇怪的规定：侦讯机构可以和罪犯签订正式的协议书，根据这种协议书，被告人得到保证会缩短监禁期限，交换条件是同意提供证词。这次也签订了这样一份协议书。只是证词，应该如人们对这个恐怖分子所暗示的，只能公开到一定的限度。甚至有关他也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事，汤利也有责任沉默。
　　至于执政委员会，华盛顿也完全相信它会保持沉默。当然，皮诺切特集团将受到极严厉的指责，它将单独承担谋杀罪行的全部责任。但是，尽管如此，它，也会象美国政府一样，对公开揭露“兀鹰”也根本不会感兴趣。如果进行这样的揭露，就必不可免地要暴露出它在这一恐怖组织中的极为积极的作用，表明它参与了其它多次镇压智利反对派的行动。
　　此外，为了有充分把握地做到“莱特利埃尔案件”不超出给它预先指定的范围，美国和智利的司法当局签订了下述秘密协议，而这份协议后来终于为世人所知。签署这份协议书的是智利内务部副秘书埃·蒙特罗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区检察长埃·西尔贝特。

协议书

　　“一、我，埃·西尔贝特，美国哥伦比亚大区检察长，作为对奥兰多·莱特利埃尔谋杀罪行进行调查的代表，在此，同意下述各点：
　　1．在就‘莱特利埃尔案件’进行侦讯过程中所获得的涉及智利公民在美国的活动的情报，可利用于对这些行动的调查和此后对这些公民破坏美国法律进行起诉。
　　2．美国将不以其它任何方式来利用这些情报，这些情报将只转告给智利政府，以便智利侦讯人员能够利用这些情报并有可能在今后编写起诉决定。
　　3．美国同意准予智利政府代表会见公民汤利，和他进行谈话，如果他和他的律师同意这样做的话。
　　二、我，埃·蒙特罗，作为智利政府的代表在此同意下述各点：
　　1．涉及智利人或者另一国人士的与奥兰多·莱特利埃尔之死有关的任何情报都将转交给美国政府。
　　……
　　两国政府指出，这一协议书只涉及情报的交换，无论如何也不限制每一国政府对犯下任何罪行的某些人士的进行控告的权利。

　　埃·西尔贝特　　埃·蒙特罗
　　1978年4月7日”

　　这份文件于4月7日，即在智利司法当局把汤利交给美国相应的机构的前一天签字。实质上，尽管并没有明讲，但协议书却作出保证，被捕者的口供不应用来去揭露类似暗杀莱特利埃尔的其它罪行。这一协议书执行得极为周密·在其后开始的哥伦比亚大区法院的审判中，审判员在检察长的坚决要求下，每当迈克尔·汤利谈及自己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里根据上级领导的命令所干的其它违法行动时，总要打断他的话。这恰好证实这份执政委员会试图否认的文件的可靠性。其后，尽管文件是绝密，但它还是被披露于报端。在智利，这份文件也于1979年发表在《莱特利埃尔案件》一书中，这是由在圣地亚哥为伦敦《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工作的智利女记者弗洛伦西亚·巴拉斯和智利社会学家克劳迪奥·奥雷戈编辑出版的一本文件资料集。
　　该书作者在引用协议书的全文后提出了一些问题，提问题本身仿佛就是对这一文件的注释。

　　“为什么协议书要保密，甚至还要否定它的真实性?为什么政府所属的情报工具……对它一字不提?由迈克尔·汤利或者美国以外的‘任何智利公民’所干的罪行是怎么回事?如果汤利讲的是假话，那为什么当时签署了这样的协议书?……。美国政府执行协议书，在哥伦比亚大区法院的审决中阻挠汤利触及超出‘莱特利埃尔案件’的题目，结果会对智利有利？”

　　该书的两位智利作者明显地暗示，执政委员会在掩盖(借助于这一协议书)“迪纳”所参与的一系列其它罪行上有着特殊的利害关系。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美国对隶属于中央情报局的超国家的“暗杀公司”犯罪事件也不愿大肆宣传。相反，它装得似乎和智利政权没有协议关系。
　　然而，虽然有这样的协议，并且对汤利有各种限制，“莱特利埃尔案件”的审理还是揭露出了有关暗杀的某些经过仔细掩盖的机密情况。
　　结果，由于当局的疏忽，联邦调查局特务罗伯特·谢勒被传讯出庭，他作证时说，据他所收集的材料，暗杀莱特利埃尔的是恐怖组织“兀鹰”。
　　美国报刊屈从于来自上面的压力，在提及谢勒的证词时，只是一带而过。但是，联邦调查局专职特务在审讯中的发言很快就成了美国参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研究的对象。落到参议员们手上的还有其它一些文件。经过他们的调查，编写了一份关于“兀鹰行动”的秘密报告。
　　向世界谈及有这份报告的是《华盛顿邮报》的评论员杰克·安德森。正如我们已经提及的，这篇文章使白宫极为不安，它下令追查情报泄密的来源。安德森认为最好是不再提及这件事。
　　但是已经无法制止进一步的揭露。“兀鹰行动”虽然远不是全部，也不彻底，但无论如何在其最本质的各个方面已广为世人所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一些美国新闻记者所进行的调查。我们主要指的是D·弗里德的书《在华盛顿的暗杀》和约·丁杰斯、索·兰戴的《在大使馆区的暗杀》。在第二本书中，有关“兀鹰”的具体材料特别多。
　　……而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汤利的供词上来。还在审讯开始前，他就承认参加了杀害莱特利埃尔。但对中央情报局及其分店“兀鹰”在这一罪恶活动中的作用，他就象美国当局所安排的那样一字不提。然而，在所有其它方面，他的供词完全是与事实相符的。约·丁杰斯和索·兰戴在他们的书中特别指出这一点，他们借助于其它文件，以及对美国和南美的证人们的询问，对恐怖分子所叙述的事实作了核实。
　　我们得以了解到在弗·巴拉斯和克·奥雷戈在《莱特利埃尔案件》一书中所引用的这些供词的全文。可以说，恐怖分子的直言不讳，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使人们得以详细地讲述，按照那些在口头上称自己为“和国际恐怖主义作斗争的战士”的人的命令所干的流血罪行是如何策划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概述汤利的冗长的供词，并以此为基础来恢复曾经发生过的事件的情景并不是无益的。
　　对迈克尔·汤利来说，这些事件是在1976年6月底开始展开的，当时阿尔芒多·弗南迪撕上尉(当时还是中尉)给他打电话，通知他，行动处的负责人佩德罗·埃斯皮诺萨想和他见面。
　　会见没有安排在特工部门的住所(虽然是这一很少令人尊敬的部门的两名工作人员的事务性会见)，而是在街上，在圣地亚哥郊区的圣乔治学院附近。“兀鹰行动”的一切事情都要经过仔细筹划、遮人眼目，所以埃斯皮诺萨这次根据“兀鹰”总部的委托行动时，显然决定要在一个不惹人注意的地方。他建议“恐怖行动专家”照例要成为大陆镇压组织“暗杀公司”的成员。
　　汤利回忆说，那不是星期六，也不是星期日，大概已是放寒假的时候(这在南半球是六月份)，但是无论如何，当他清晨和埃斯皮诺萨在学院附近会面时，他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学生。美国人提了一个暖瓶，他们用瓶盖当杯轮流喝咖啡。对莱特利埃尔谋杀准备的重要阶段就这样平平常常地开始了。顺便说一下，我们要指出，在恐怖分子的供词里所引用的这些详尽的细节，未必是他杜撰出来的细节，它们再一次证实：准予他讲的是什么，他没有撒谎。
　　“您是否同意完成在智利疆界以外的一次专门的行动？”中校问。
　　这个不是军人，但在特工部门担任军阶不在少校以下的军官都希望得到的职位的特务说，他去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公务旅行。但是，他补充说：“如果有命令，我将完成这次行动。”
　　下一次会面是在几天以后。上校对他谈到了暗杀莱特利埃尔的事。除了汤利，参加计划中的恐怖行动的还将有费南迪斯中尉。为了到美国去，将使用巴拉圭护照，货真价实的护照，但用的是化名。文件由巴拉圭的军事情报部门提供(可以看出，汤利在其供词的这一部分谈到，在这两个南美独裁政权的情报部门间存在密切的合作关系，只是没有提及这种合作关系并不局限于双边联系，并且根据约·丁杰斯和索·兰戴的材料，恰恰是从1976年夏天起，这种合作关系开始具有在“兀鹰行动”范围内经常的和准确协调合作的性质)。
　　上校暗示说，杀害智利的反对派要干得象自杀或者是死于车祸。
　　“当然，如果这一点做不到，”埃斯皮诺萨耸耸双肩：“那就想什么办法都行，只要把他干掉。”
　　“可以利用遥控炸弹吗?”
　　“用炸弹也行，”行动处的负责人挥动了一下手臂。他补充说，应当利用古巴侨民去暗杀。
　　汤利自然从这种只说了半句的话中明白，指的是哪些侨民。因为他在“兀鹰”以往的行动中有机会和经常把雇佣刺客“借给”跨国犯罪卡特尔的古巴反革命组织中的恐怖分子一起“工作”过。美国人考虑了片刻后，开始盘算该和他熟识的哪一个古巴人进行接触。也许，和维尔希利奥·帕斯。这个人不久前在智利待过，靠“迪纳”的钱在这里生活了几个月，并且在孔特莱拉斯的准许下，参加了一个月的情报速成讲习班，而且就住在他汤利的房子里。
　　提帕斯为候选人得到埃斯皮诺萨的赞同。预定7月到美国去，并在巴拉圭停留。
　　而现在让我们暂时丢下美国冒险分子的供词，谈一下当时巴拉圭军事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在“莱特利埃尔案件”侦查期间，贝涅托·胡安涅斯上校承认，1976年，孔特莱拉斯起先给他打电话，后来发来一封密码电报，要求给两名智利秘密特务签发去美国的巴拉圭护照。“迪纳”的头子在这种情况下把自己称为“兀鹰一号”，他在电报中把自己的巴拉圭“同事”称为“兀鹰三号”。这些保安部门的领导人在译成密码的来往信件中，就是用安第斯山脉的兀鹰的名称加上也许是相应于某个国家的情报部门掺入超国家恐怖组织的先后的顺序号码来签署的。
　　汤利回忆说，到巴拉圭首都去是成行了。护照发了，美国的入境签证也拿到了。但后来，在“兀鹰”机构里发生了某种事情，也许那时胡安涅斯上校不在亚松森，他正在巴西访问。但不管怎样，两名秘密特务突然从圣地亚哥接到了立即返回的命令。
　　后来，美国报刊报道说，由于美国驻亚松森大使对入境签证产生了某些怀疑，好象签证很快就被宣告作废。
　　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中央情报局作为“兀鹰”的主人，在某种意义上说领导了这次行动的话，为什么一般说来还需要使用巴拉圭去美国的护照这样复杂的遮人耳目的手段?不错，它是领导了，但正因如此，为了保守“暗杀公司”的秘密，它才竭力袖手旁观，它才竭力去掩盖罪行的痕迹，以便人们不致去怀疑恐怖行动的真正的蛊惑者和执行者。
　　8月，埃斯皮诺萨上校通知汤利：费南迪斯已来到美国。中尉受命进行行动的事前准备工作；研究莱特利埃尔的活动路线、他的生活方式及习惯。为了使他在国外较少受人注意，给他配了一位有一双明亮大眼晴的、三十岁的绝妙浪荡女人李莉阿娜·瓦克尔为伴侣。“迪纳”的这两个特务装成一对幸福的夫妇，在首都的“华盛顿”旅馆租下了一个房间。
　　9月8日，迈克尔·汤利也动身到美国去。他被授以全权去招募古巴反革命分子来暗杀莱特利埃尔，并把为此所需要的关于智利反对派分子的材料，也就是那些由费南迪斯在李莉阿娜·瓦克尔的协助下所搜集到的材料告知他们。他随身带来十个雷管和一些含有麻痹神经致死的毒气胶囊(以备必要时，作为一种谋杀手段)。他的手上还有智利的正式护照，姓名是彼特森·西尔夫。
　　在纽约机场迎接他的是阿尔芒多·费南迪斯和李莉安娜·瓦克尔，他们打算在同一天返回智利。就在这里，在机场上，中尉把莱特利埃尔夫妇的住房和这位智利侨民的工作地点——政策研究所的所在地的楼房的平面图交给了美国人。他还转交了一份书面材料，不仅对拟议中的受害者的汽车，而且对他妻子的汽车作了描述。而且还口头谈到了他每天的活动和习惯。
　　汤利和“同事们”告别后，租辆汽车，离开了机场大楼。他在市街上兜着圈子，确信后面没有人跟踪他时，才一下钻入林肯隧道，驱车前往新泽西州。
　　在那里，在尤尼恩城，他和古巴反革命恐怖分子维尔希利奥·帕斯晚上在一家餐馆里见了面。帕斯是和妻子一起来的。他们谈孩子，谈家庭事务。晚饭后，玩所谓的“罗马机械台球”。汤利象是顺便提及似的，要求把他引见给“古巴民族运动”的头子基尔埃尔莫·诺沃。
　　他们见了面。和恐怖分子的头子谈判消灭智利民主人士的共同行动没有花很多力气。因为他所领导的侨民集团经常为定期组织的“兀鹰”的“刺客队”提供“有高度专业技能的专家”。他们商定，参加谋杀的除了基尔埃尔莫·诺沃本人外，有他的兄弟伊格纳西奥，还有几个“过去的”古巴人：帕斯、苏亚雷斯和罗斯。还商定，用无线电控制的炸弹把莱特利埃尔炸死。
　　还在年初·迈克尔·汤利本人就根据“古巴民族运动”的请求在圣地亚哥准备下了几台遥控装置(他是这方面专家)，后来用智利航空公司的飞机运到了美国。
　　“其中的一台现在要投入使用了，”基尔埃尔莫·诺沃说。
　　古巴恐怖分子某个时候正是从汤利那里得到爆炸物的。
　　而现在，他要从古巴人那里拿回部分爆炸物和遥控装置。这是9月15日濒临黄昏的时刻。维尔希利奥·帕斯跟在迈克尔·汤利的后面(美国人在离尤尼恩城不远处的汽车游客旅馆中住宿)，并把他带进城里。他们把汽车停在离“古巴民族运动”城市部所在大楼不远处的人行道旁。基尔埃尔莫·诺沃和迪奥尼西奥。苏亚雷斯迅即走向汽车。他们手转手把一个普通的家用包交给汤利和帕斯，包里有三公斤梯恩梯和半磅“C—4”型塑料炸药，是用在美国工兵战中使用的炸药所制成的。帕斯和汤利应把这种爆炸物带到华盛顿去。稍后，苏亚雷斯也打算去和他们会合。
　　“我希望，我们快一些把这行动干完，”何塞·迪奥尼西奥·苏亚雷斯提出。“我不能长久离开尤尼恩城，我怕丢掉工作。”
　　汤利在其供词中回忆这一情节时，顺便提及了另一件没有实现的谋杀，他参加了它的准备工作。这是1975年在墨西哥那时，也在猎捕两名智利人：社会党人C·阿尔达米拉诺和共产党人瓦·泰恃尔鲍姆。但是，侦查人员执行智利和美国间的秘密协议，干扰了被告去进一步开展他所触及到了的事情。
　　9月15日，约午夜时分，汤利和帕斯乘古巴人的高速“旋转”牌汽车去华盛顿。早晨时，他们已经在首都住宿在汽车游客旅馆。
　　9月16日和17日，他们检查和弄准确从费南迪斯那里得来的有关“智利抵抗运动大使”生活方式的情报。“旋转”不止一次地尾随跟踪莱特利埃尔的浅蓝色“舍弗罗尔”汽车。
　　9月17日，星期五，他们中断了一直在进行的监视，走进了位于别特兹达的“西尔兹·罗伯克”公司的一家商店里。买了两副洗器皿的橡胶手套(为了在安装爆炸装置时不致留下指痕)和一台饼干烤盘(当然，买来不是为了在里面放饼干，而是在制造带有遥控装置的炸弹时装炸药)。对汤利这个为中央情报局、“迪纳”和“兀鹰”效劳的职业政治刺客来说，准备谋杀真是家常便饭，他甚至顺便为自己在圣地亚哥的家购买了一些家用杂物，其中也买了几台烤盘送给自己的妻子。
　　9月18日早晨，迪奥尼西奥·苏亚雷斯乘自己的大型“家用”汽车来到了华盛顿，临近傍晚，三个人都来到一家无线电器材商店，在那里买了钳子、平口钳、电烙铁、一套螺母扳子。
　　晚上，汤利在维尔希利奥·帕斯的帮助下(古巴恐怖分子在这方面也是个不错的行家)，在汽车游客旅馆里，安装好了爆炸装置，用了美国人从智利带来的一个雷管。而这个雷管和炸药块固定在从“西尔兹·罗伯克”商店里买来的直角形的铝制烤盘上。
　　当然，如果从中央情报局的仓库里拿来准备好了的带有遥控的“恶魔机器”会省事一些。这些东西那里有的是。但是，华盛顿官方的间谍破坏部门把暗杀奥兰多·莱特利埃尔委托给“兀鹰”去办，正是为了不过份直接地、公然地参加谋杀的准备工作。这种“委托暗杀”也便于人们去搞混痕迹，在某种程度上虽然无法避免他人怀疑，但也要能保护美国的情报部门(比方说，至少人们指的是中央情报局)免受进行恐怖活动的直接指控。
　　当炸弹准备好时，苏亚雷斯来了，于是他们三人出发到莱特利埃尔在贝特兹达的住房去。路上，他们说好汤利去装“恶魔机器”，而谋杀行动则由他的助手——古巴反革命分子来干：他们中的某个人将按下遥控按钮。
　　他们把车停在和莱特利埃尔夫妇居住的大街相平行的一条街上。汤利把自制炸弹藏在自己肥大的运动上衣内，跳出汽车，穿过楼群，走向智利人的单独住宅。他站了一会儿，四处看了看。尽管已经很晚，首都的郊区并没有入睡。什么地方，砰的一声门响，听到了行人的脚步声。于是，他急速转身往回走。
　　恐怖分子们决定等到夜里。他们驱车在贝特兹达转来转去。半夜已过，9月19日已经来到，他们停在莱特利埃尔夫妇住宅的街口。一片寂静，空无一人。汤利迅速走向停在人行道旁的智利人的浅蓝色“舍弗罗尔”，钻到车底下，打开手电筒，干了起来。没过半小时，炸弹就从下面用绝缘带牢固地固定在汽车的底部，正好在驾驶者的坐位下。他由于紧张，由于感受到的不安浑身湿透：一次，有个晚归的人东倒西歪地从近旁走过去；另一次，一辆警察局的巡逻车从不远处驶过去。
　　在返回汽车游客旅馆的路上，美国人给自己在圣地亚哥的妻子通了电话，要她(也是“迪纳”的特务)和总部联系和报告“一切正常”。
　　汤利在汽车游客旅馆里打了一、二个小时的盹，清晨就动身去机场，搭飞机去迈阿密。在那里，阿利温·罗斯接他，并把他送到旅馆。
　　从华盛顿到佛罗里达，到疗养小城迈阿密，是早先计划好了的。把汤利交给大陆恐怖组织支配的皮诺切特特工部门不希望在谋杀发生的时候，它的特务呆在美国首都：如果恐怖行动本身只由一些古巴反革命恐怖分子——“兀鹰”的雇佣刺客来实现的话，那所发生的一切，就会如圣地亚哥的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谁也不会去归咎于智利当局。在中央情报局，人们也是这么议论的。因为这个美国人(提醒一下)也是为美国的情报部门工作的。
　　在佛罗里达，汤利应该等到他所准备的爆炸的结果。万一不成功，他要回到华盛顿。
　　第二天，9月20日，为“兀鹰”服务的美国恐怖分子看望了住在迈阿密附近博卡拉顿的双亲。热爱父母的儿子在家过了一个晚上，并在双亲的掩护下住了一宿。
　　第二天早晨，他开始不安起来。已经是21日了，还没有任何消息，无论是电台，无论是报纸，都没有提华盛顿的爆炸。爆炸成功了没有，或者，也许行动失败了？七时刚过，他就给在尤尼恩城的维尔希利奥·帕斯挂了电话。在电话线那一端的交谈者声音冷淡，不愿多说话：他不满意地说，电话铃把他吵醒了，他刚从首都回来，总之这样的谈话不适宜在电话上讲，随即就放下了话筒。过了几个小时后，美国人又对情况不明十分不安，他又给另一个古巴人伊格纳西奧·诺打沃了电话。那个人说：“在华盛顿出了点事。你自己打开收音机听吧!”
　　迈克尔·汤利听从劝告，从广播里得知莱特利埃尔已死。
　　9月22日，很晚的时候，美国人动身从迈阿密到圣地亚哥去，23日到了那里，立即去见埃斯皮诺萨上校。“迪纳”行动处的头子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听取了关于顺利完成行动的汇报。
　　就象我们已经说过的，美国的菲米斯［注：古希腊神话中的司法女神——译注。］的行动是极为迟缓的。只是在1979年，即在暗杀发生的近三年后，才在华盛顿开始“莱特利埃尔案件”的审理工作。
　　汤利，这个把炸弹放在汽车上，因而也是谋杀的主要参与者，在法庭上受到的却是实质上无关紧要的惩罚：他被判了十年徒刑，但有个附带条件——只要他“表现好”，刑期可缩短至四十个月。所以，可以看出，美国司法机构准确地履行了和凶手签订的协议书的条件。
　　基尔埃尔莫·诺沃和阿利温·罗斯被判终身监禁。伊格纳西奥·诺沃——八年徒刑。但是，到了下一年，即1980年的秋天，联邦上诉审法院撤销了这一判决，理由很难令人信服：在审讯过程中，出现了“对诉讼程序原则的破坏”，其表现是：原告方面的主要证人迈克尔·汤利和美国政府机构签有协议(指的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他和当局的协议：公开坦白，交换条件是缩短刑期)，因此，据说根据他的供词，法庭无权在任何事情上指控任何人，包括他的同伙。所以‘就出现了一种反常的情况。正如所正式宣布的，给汤利缩短了刑期，因为他讲述了一切情况。但是，既然签署了上述协议书，他就成了国家机器的附庸，他所讲出的材料对于去指控象他的同伙那样的个人也就不再有什么用处了。
　　当然，美国当局所以需要这种全套的司法上的故意拖延程序，正是为了拯救罪犯免于因所干的坏事而遭受惩罚。
　　伊格纳西奥·诺沃很快就自由了，而其它两名古巴反革命恐怖分子的案件也交付重议。1981年4月，基尔埃尔莫·诺沃和阿利温·罗斯则在法院复审前，每人交出二十万美金的保证金后获释。
　　复审于1981年5月进行，并以宣告杀人凶手无罪而告终。罗斯立即获得自由。不错，基尔埃尔莫·诺沃被指控在“莱特利埃尔案件”侦讯期间作了伪证。根据这一指控，一个月后又进行了一次审讯，恐怖分子被判处四年半的监禁。但不是因为暗杀罪，重复一遍，而是因为作了伪证!
　　何塞·迪奥尼西奥·苏亚雷斯，那个通过无线电发出信号、致使炸弹爆炸的人却逍遥法外。另一位最积极的谋杀参与者维尔希利奥·帕斯也是如此。据美国《星期日新闻报》所提供的证明，是中央情报局给他们提供金钱和伪造文件，帮助他们逃跑的。
　　逃避在美国审讯的还有“迪纳”的一些军官：孔特莱拉斯将军、埃斯皮诺萨上校和弗南迪斯上尉。皮诺切特执政委员会拒绝把他们交给美国的司法机构，顺便说一下，美国的司法机构也不那么坚持这么做。
　　1981年1月，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军事法庭为了装门面，审议了对三名军官的指控。结果就象所预料的，认定他们没有犯任何罪行。不错，过了一年，1982年1月，智利最高法院认定“被指控入的无罪是不明确的”，并据此裁决，宣告无罪的判决是“临时的”。临时的?但临时到什么时候?执政委员会匆忙恢复法庭审理，其中有些事费人猜疑。
　　如果它的庇护者，美国统治集团丝毫也不想使杀害奥兰多。莱特利埃尔的凶手们按罪受罚和阻止去揭露这位爱国者之死的真象的话，执政委员会干什么这么匆忙?约·丁杰斯和索·兰戴权威性地断言：“美国政府的一些部门拒绝公布有关罪犯罪行的重要证据，加以销毀或者藏匿起来”。
　　从侦查的最初日子起，即从1976年9月起，美国当局就在消灭痕迹(提一下有关联邦调查局特务谢勒的报告一事就足够了)。目前的执政当局也是这么干的。里根政府也许可以对著名的智利侨民之死的情况重新作出解释，但是不想。1981年3月3日，西班牙新闻通讯社驻华盛顿的记者作了下述报导：“国务院决定不要求美国最高法院对引起许多谣传的上诉审法院有关撤销被指控暗杀智利人奥兰多·莱特利埃尔的古巴侨民的判决的决定审理清楚。”
　　所以，智利执政委员会的新大使恩里克·瓦兰瑞拉1981年5月动身赴华盛顿上任时，为什么会对记者们说：“‘莱特利埃尔案件’并不使我不安”，也就不足为奇了。
　　他以此暗示，仍象以前一样引起世界舆论注意的对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中前部长的暗杀丝毫也不会使他和美国当局的关系复杂化。
　　“我想”，瓦兰瑞拉补充说：“我会不费气力地安排好和里根政府的真心诚意的对话。”
　　事实也确是如此。不仅大使，而且法西斯军人执政委员会和华盛顿的关系现在比以前几届政府都要更为紧密和友好。
　　这没有什么奇怪的。美国过去是，现在还依然是国际恐怖主义的温床和组织者。而且，在里根执政期间，也许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厉害。因为，华盛顿官方目前所奉行的是和恐怖分子的独裁政权，包括在拉丁美洲的，竭尽一切可能接近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