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罪行在继续

华盛顿“由衷地高兴”

　　“喂，同事们，明天我们就会由衷地高兴了!”美国大使约翰·佩里夫亚对自己的最接近的工作人员说。
　　在中央情报局教官的领导下经过准备的美国雇佣军进入危地马拉领土的那一天，1954年6月28日，在他们的逼迫下，哈科博·阿本斯总统的进步政府垮台。美国大使正象他所希望的有了“由衷地高兴”的口实。
　　华盛顿组织了这次国家政变是因为阿本斯政府敢于进行民主的社会经济改革，所以也就触犯了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
　　佩里夫亚大使和他后来的继任者们有高兴的，也就是美国进行干涉的理由。按照危地马拉作家和社会学家卡洛斯·卡塞雷斯(《接近危地马拉》一书的作者)的准确解释，这就是“不仅以暴力中断国内的民主进程，而且要最终确立能持续行动的恐怖体制，作为连续交替更迭的独裁政府保持政权的唯一方法”。
　　迁延了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暴力和镇压横行无忌的时期一直持续至今。在已经消逝的年代里，数十万爱国者成了军队，警察和当局庇护下进行活动的极右匪帮的受害者。
　　据美国《民族》杂志所提供的材料，“在1978年加西亚总统经过令人怀疑的选举上台后，暴力水平明显地上升”。该杂志进一步指出：“观察家们把镇压活动和政府对出现‘第二个尼加拉瓜’的恐惧联系在一起。”1980年，美国国务院萨尔瓦多和中美洲工作小组指出：“危地马拉事态发展的趋势正在重复近年来萨尔瓦多局势的基本特点。”我们要补充一点：最近，由于左派力量的联合，反帝的解放斗争在这个中美洲国家获得了极为迅猛的发展。
　　当局在用加强镇压活动来对付这场斗争的高涨时，仍象以前一样，把其矛头指向共产党人，成了迫害的牺牲品的还有工会和农民的领导人与积极分子、大学教员、中学教师和大学生。因此，关于危地马拉可以有充分的根据说，在那里没有政治犯，有的只是被杀害的人和下落不明的人。恐怖活动是在披着美国大使馆外交官外衣的美国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的监督和领导下进行的。世界舆论界是从埃利亚斯·巴腊翁那里得知这一情况的。巴腊翁由国家爱国力量所指派长期在内务部工作，收集有关最高统治集团罪行的情报。
　　除了血腥镇压共产党人，除了推行旨在威吓人民的大规模的恐怖活动外，还对象社会民主派的政治家这样温和的反对派领导人进行迫害，关于这种迫害我们要在下面讲。
　　这类政治家和支持他们的政党提出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体来代替军人独裁政体。其实，他们是一种中派力量，力图在独裁政权垮台时把政权抓到自己手里，从而防止主动权转到共产党和左派政治组织方面去。然而，绝不能忘记，他们同时也反对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赞成进行某些社会经济改革，而这就为团结民主力量的行动创造了一定的基础。
　　由于后一种情况，同时也由于他们自己个人的品质(下面将要具体地讲)，这些政治家：阿尔贝托·胡思蒂斯·莫尔、马奴埃尔·科洛姆·亚格塔、鲁本·亚布腊亚姆·伊克斯坎巴里、霍尔塞·希万涅斯。卡哈斯、亚麦尔·莱莫斯·维利斯和希尔埃莫·罗德里格斯·塞腊诺在危地马拉民主人士和爱国者中间受到尊敬和同情。
　　如果说中央情报局和危地马拉的反动势力对共产党人和左派力量的其他代表人物进行镇压时，几乎从来都不加掩饰，丝毫也不顾及社会舆论的反应，那对于镇压不仅在自己的祖国，而且在外国资产阶级人士中也著名的温和派政治家时，美国和危地马拉的情报机构则无论如何也不想去大肆声张。这正是为什么恰恰是上述大活动家成了“兀鹰”的有高度专业技能的职业刺客的受害者的原因。这些刺客正象他们的主子们所认为的，能够去犯罪，而“又不留下痕迹”。
　　自然，为了彻底弄清“兀鹰”的这些罪行的真实情况需要时间。我们记得，只是在七十年代末期才搞到大陆恐怖组织在这个年代初所干的一些行动的基本情报。但是，即使是最初的痕迹也画出了“暗杀公司”的手法。拉丁美洲的舆论界倾向于这种看法。
　　让我们举个例子。1980年1月18日执政的多米尼加革命党(社会民主派)总书记何塞·弗朗西斯科·佩涅亚·戈麦斯在圣多明各为国内外记者举行招待会，向他们宣布社会党国际的一位领导人即将来到这个国家，并介绍了两位萨尔瓦多客人：前执政委员会成员基利埃尔莫·马奴埃尔·温戈和前外交部长埃克托·腊克利。他们二人和执政委员会断绝了关系，以示对它执行的反人民政策的抗议。他们来到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目的是为萨尔瓦多爱国者的斗争募集资金。温戈是社会党的领导人。在所描述的事件发生后几个月，1980年4月，他成了新的反对派组织革命民主阵线的领导人。共产党加入了这一阵线。
　　在记者招待会上，何塞·弗朗西斯科·佩涅亚·戈麦斯还声称，生活在美国迈阿密城的古巴侨民中的恐怖分子正在准备对他进行谋杀，为此，他们已经多次来多米尼加共和国访问。佩涅亚·戈麦斯说，这就是那些于1976年在华盛顿“参加暗杀莱特利埃尔的恐怖分子”，也是为“兀鹰”效劳的匪徒。
　　温戈也在记者招待会上讲了话。在谈到佩涅亚·戈麦斯的上述意见时，他指出，打算谋杀多米尼加革命党领导人的那些人早先也在危地马拉镇压了反对党的领导人：社会民主党人阿尔贝托·胡思蒂斯。莫尔和马奴埃尔。科洛姆·亚格塔。
　　对萨尔瓦多大主教罗梅罗的暗杀，以及对危地马拉反对党领导人的镇压都证明，最初在南美进行活动的“兀鹰”逐渐扩大了其犯罪活动的场所，如今这种犯罪活动已经席卷中美洲。“兀鹰行动”活动的地理范围不断扩大，从下述无庸置疑的事实来看是一个很容易解释的现象：中美次区域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成了西半球的最“热点”之一。
　　前乌拉圭反间谍工作人员瓦尔蒂尔·里瓦斯的证词也证实中美洲成了大陆恐怖组织的活动范围。1979年12月，他不再想为反动政权效劳，就跑到了国外。1980年年中，他在巴西首都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讲到了南部锥体地区的各保安部门和中美独裁政权有联系的情况。里瓦斯是个深知内幕情况的人。1978年，他本人就参加过“兀鹰”的一次行动。在巴西城市阿雷格累港的这次行动中，对两名乌拉圭政治流亡者李利安·塞利贝蒂和乌尼维尔辛多·罗德里格斯进行绑架，并将他们强行带回乌拉圭(根据1981年1月的材料，从那时起一直把他们监禁在牢狱之中)。
　　从谋杀性质本身来看，在危地马拉对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活动家的暗杀中，可看出“兀鹰”的手法，参与人员一挥而就的作风也是极为明显的。国内极右匪帮的恐怖行动不会给人留下如此强烈的印象。
　　不过，还是让读者自己来判断吧。下面就是这些悲剧事件发展的情况。
　　1979年11月25日，这天酷热，没有云，也没有风。在沿着首都改革大街急速行驶的汽车里，驾驶者提起玻璃板，打开了湿温调节器，响起了散发冷气的嗡嗡声。驾驶者是五十二岁的阿尔贝特·胡思蒂斯·莫尔，著名的经济学家、国会议员、前外交部长。他一个人在车内，没有保镖，甚至没有带武器，这在每天都要发生政治暗杀的危地马拉的环境里是一种万分勇敢的标志。
　　改革大街是一条挤满了汽车的繁华大街。莫尔没有注意到紧挨着旁边的一辆小汽车。在汽车的两扇窗户里突然同时露出了自动步枪黑呼呼的枪口。在街市的喧闹中几乎听不见自动步枪哒哒的点射声。
　　被击穿的莫尔汽车的玻璃刹那间布满了蜘蛛网般的裂纹，而他本人也满脸鲜血地俯伏在方向盘上。
　　有个行人在人行道上吓呆了。“我们不需要证人”，——一名凶手咬着牙齿恶狠狠地说，随即发出一下短促的点射，行人也倒下死了。另一个可能是证人的人在第二天被枪杀。
　　罪犯们想方设法来消灭痕迹，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在第二天早晨为了某种目的去给报社打电话，声称自己组织的名字是：“武装行动力量”。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为的是在这个世界上从不存在的虚幻的组织的幌子下，来掩盖罪行的真正组织者。
　　年高望重的政治家究竟怎么不合华盛顿和危地马拉军人政权头头们的心意呢？
　　他打算创建社会党，已经顺利地着手它的组织工作，甚至准备了为自己的产儿能得到法律上的承认所必需的文件。他受到了警告，创建这样的党“将符合红色分子的利益”。人们威胁要杀死他。但他仍然坚定不移地向既定目标走去。此外，现在已经得知，他写了一篇文章准备发表。他在文章中呼吁当局让危地马拉劳动党——在地下活动的危地马拉共产党合法化。“这太过份了!”在南北两个首都的情报部门的办公室里，人们作出了决定。这位自由思想者预先被判处了死刑。
　　阿尔贝托·胡思蒂斯·莫尔的遗孀到美国去寻求真理。在那里她不断举行记者招待会，指控加西亚总统的政府组织了对自己丈夫的暗杀。而正在这时，在2月，华盛顿却尊敬地接待了“高贵的客人”——危地马拉政权的首脑加西亚将军。
　　马奴埃尔·科洛姆·亚格塔是国内一所大学的教授和革命统一阵线党(社会民主派)的领导人。他愤怒地要求当局“保障共和国公民的生命安全”。他当然不会知道，他已被判定要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1979年3月22日，他乘自己的车行驶在首都市中心的一条繁华大街上。后面跟着一辆小汽车，车上有他的两名保镖。
　　科洛姆·亚格塔在交通信号灯前停下来的时侯，回头看了看保镖的汽车，看见了他们神色慌张的脸。于是，他迅速环顾四周，马上就明白，事情不妙：几辆小汽车和摩托车从后面和两侧向他和他的保镖半圆形地包抄过来。“真象一群狼”——这样的想法一闪而过。
　　绿灯亮了。科洛姆·亚格塔猛地起动加速器，急驶而去。当响起射击声时，仪表盘上时钟的指针恰好指着中午十二点一刻。最初几枪就结果了反对党政治家保镖的性命；他在反光镜里看见这是如何发生的，于是就更加使劲地踏紧加速器的踏板。他的汽车以最高速度驶过一个又一个街区。难道还能跑掉吗?突然有一辆黄色“麦塞迪斯”牌车从旁边疾驰而过、又猛地拐回来，刹车声咯咯作响。车横挡在街上。科格姆·亚格塔试图绕过这个障碍，但是又一辆飞速而来的“麦塞迪斯”车把路阻住了。
　　这时，其它的追踪者也跟了上来。他们从自己汽车的窗口，从摩托车上，用自动步枪射击。射得很准确，击中了脑袋，几分钟后，反对党领导人的脸就一片血污。
　　参加这次行动的十二辆汽车和六辆摩托车匆匆四散开去。行人们注意到，所有的车都没有牌号。真是多余的预防措施!没有人能去追缉他们，没有人会去逮捕他们。
　　当被害者的两个弟弟和妹妹来到出事现场时，他们就是这样直截了当地对记者们说的。
　　死者的妹妹路皮塔痛苦地摇着脑袋说：“我知道他为什么遭到枪杀。莫尔死后，他成了反对政府的合法党派的唯一重要的领导人。”
　　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反对党把科洛姆·亚格塔看成是未来选举中有可能成为总统候选人的人。在经过十八年顽强的斗争后，他终于在遭谋杀前一星期争取到了对自己的政党——革命统一阵线在法律上的承认。作为一个全国知名的政治活动家，在很久以前，还在七十年代前期就担任过阿尔卡尔特——首都市长的职务。反动势力在1974年的欺骗性选举中把他从这个职位上赶走。他没有顺从地接受这种不公道的安排，对玩弄选举人愿望的作假行为提出抗议，试图把各种反对派团结在一起。他受到了威胁。两次对他进行谋杀，但都没有成功：那时，危地马拉当局及其外国主子手下尚无“兀鹰”的专业人员。
　　两万人出来为科洛姆·亚格塔送葬。这从而表明，如果当局想用暗杀反对党领导人的方法来恐吓他们，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不过，在这种具体情况下，当局力图要做到的与其说是要消除舆论，不如说是要消灭它的引路人。使反对党群龙无首的行动在1980年中一直在继续。科洛姆·亚格塔的继任者们成了这些行动的受害者。
　　1月24日，在阿尔贝托·胡思蒂斯·莫尔被杀一周年的前夕，过去曾是科洛姆·亚格塔的右手、革命统一阵线政治委员会第一书记鲁本·亚布腊亚姆·伊克斯坎巴里在自己的办公室附近被枪杀。
　　1980年3月5日，革命统一阵线新的总书记霍尔塞·希门涅斯·卡哈斯正坐在首都以西二百公里的克萨尔蒂南戈城中自己的律师事务所的办公桌旁。反对党领导人的专业是劳动冲突方面的律师，罢工期间他总是捍卫劳动群众的利益。接待室里传来了低沉的男人的声音，年轻的女秘书在细声细气地焦躁不安地说话。他放下文件，抬起头来。说话声愈来愈近。
　　门敞开了。几个带自动枪的小伙子闯进了室内。
　　“你们要干什么了……”希门涅斯·卡哈斯从桌旁站起来，想说什么，但是……没有说完，临死前一声呻吟，就接不上气来了：凶手们同时开枪，几声点射就把他打得满身窟窿。
　　革命统一阵线的新领导人亚麦尔·莱莫斯·维利斯律师1981年1月底在自己的汽车里被枪杀。而在1982年2月，在危地马拉首都的市中心该党的总统候选人希尔埃莫·罗德里格斯·塞腊诺被暗杀。
　　罪行在继续。而且，观察家们指出，在美国新政府上台后，这种镇压活动加强了。新政府较之上届政府对于危地马拉恐怖政权还要更加赏识。
　　里根政府恢复了对危地马拉独裁政权的广泛的军事援助。仅在1981年一年中，这种援助就达三百二十万美元。

绑架安东尼奥·梅达纳

　　在巴拉圭，也象在危地马拉，从1954年起就确立了最残酷的独裁政权。和中美共和国所不同的只是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时期里，领导这个南美国家的亲美的军人警察独裁政权的是同一个人：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罗将军。
　　他始终不变地得到华盛顿的好感。从罗纳德·里根政府上台时起，斯特罗斯罗和美国主子的联系变得更为紧密。
　　正象本书前言中已经指出的，巴拉圭的情报机构于1976年加入了“兀鹰行动”。巴拉圭共产党认为，对居住在邻国——阿根廷和巴西的爱国侨民进行暗杀和无数次的绑架活动(随后就是强行把他们送回祖国——送进斯特罗斯罗的刑讯室）恰恰是和这个大陆恐怖组织的活动相联系的。因此，当1980年8月27日，巴拉圭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安东尼奥·梅达纳和工人运动的老战士埃米利奥·罗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失踪”(换一种说法，被绑架)时，他们的战友们就怀疑，各个镇压政权的协同动作的情报部门插手了这件事。在共产党于1980年l0月10日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所散发的声明中谈到：“在阿根廷领土上反对巴拉圭爱国者的反民主的镇压活动已经有了痛苦的果实：埃斯特·瓦尔斯特里诺、胡安·何塞·佩内奥、卡图洛·巴埃斯、菲德里科·塔特尔、圣地亚哥塞尔温和其他许多人的遭绑架和‘失踪’，这些镇压活动证实了斯特罗斯罗的国防部长马歇亚尔·萨曼埃戈将军说过的话：在南部锥体地区的各反动集团及其产儿‘兀鹰行动’之间的‘秘密条约’正在全力付诸实施。”
　　我们要指出，萨曼埃戈的意见从某一点来说是绝无仅有的。拉丁美洲的政府活动家公开承认了“兀鹰行动”的存在，这是第一次。他的这种承认见于亚松森出版的《红色阿贝塞报》的篇页上。他在梅达纳和罗亚被绑架后几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访问时谈到了一些拉丁美洲政府之间的“秘密条约”。在拉丁美洲的报刊上有一种意见认为，斯特罗斯罗的部长在阿根廷首都除了自己其它的事务外，还保证要把被“兀鹰”的一帮人所绑架的爱国者们从阿根廷送回巴拉圭。
　　乌拉圭共产党中央委员尼科·施瓦茨也在1981年7月11日的墨西哥《日报》上说，大陆恐怖组织参与了决定两位巴拉圭爱国者所遭到的命运。他在自己的文章《给梅达纳自由!》中强调：“一切都使人想到，梅达纳是所谓的‘兀鹰行动’的受害者”。巴拉圭共产党政治委员会成员阿纳尼亚斯·梅达纳也在刊登于1982年8月27日的《共青团真理报》上的谈话中声明，巴拉圭共产党人的领导人落入了“兀鹰”的魔爪之中。
　　过了一段时间后，开始弄清楚，梅达纳和罗亚被关押在离亚松森四十公里处的巴拉圭的“埃姆鲍斯卡达”集中营。他们在那里的地下囚房里受尽折磨。不允许和他们会面。后来，他们被转到另一个集中营——“佩尼亚埃莫萨”，又被送往查科荒漠中的“埃尔佩朗萨”要塞。然而，斯特罗斯罗却不顾明显的事实，继续否认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遭绑架的两位革命者被他监禁起来了。1982年年中，斯特罗斯罗政府在答复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质询时，极为厚颜无耻地声明：“无论是罗亚，无论是梅达纳都没有回到巴拉圭”。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想秘密地对爱国者进行镇压。这样的耽心对巴拉圭共产党人的领袖来说是有特别的证据的。因为，当他1977年获释时，独裁者及其党徒们就曾公开威胁说，如果再抓他，就要把他干掉。
　　我们想起，巴拉圭共产党的这位领袖在狱中待了十九年——生命的三分之一。由于国际上的共同努力，他才获得了自由。
　　安东尼奥·梅达纳的整个生活道路充满了艰苦的考验，是忘我地为自己的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的榜样。
　　他第一次拿到一本列宁著作时，才十九岁。让他读这本书的是共产党员里奥托尔托。梅达纳后来在回忆阅读《做什么?》这本著作时这样说：“当我读它时，我似乎觉得，和我谈话的是一位明哲的、普通的、善良的人。他如同预料到了我的疑问，并努力来消除这些疑问。但是仅仅选择道路是不够的。还应当懂得，如何去为自己的思想而斗争，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斗争。读了列宁的书，我终于找到了对这些问题的答案。”
　　里奥托尔托还向这位青年人介绍了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和马·高尔基的小说《母亲》。
　　弗·依·列宁的著作、进步的文艺书藉，与里奥托尔托在故乡恩卡纳西翁(国内第二重要城市)的长时间谈话、周围充满不公正的社会现象、民不聊生的现实本身——所有这一切都最终使这个年轻人加入到共产党人的行列中来。1936年，他在故乡参加了创建党的支部。后来，他受支部的指派，在恩卡纳西翁组织了大学生中心，开始在青年学生中间传播革命的思想。
　　1937年，巴拉圭反动势力在美国支持下进行了国家政变。新政府对共和国的进步力量展开了残酷的镇压。在抗议杀害本国年轻共产党人的领导人亚古埃洛斯的游行示威时，梅达纳第一次被捕，但很快就自由了。
　　1938年，党让他搬到首都居住。在亚松森他继续学习，后来成了一名教师。1941年，由于组织教育工作者进行罢工，巴拉圭统治者把他在集中营关了几个月。梅达纳在同志们中间逐渐赢得愈来愈大的威信，因此在1943年，被选为巴拉圭共产党亚松森区委员会委员。十年后，他成为巴拉圭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
　　而在这些年，以及以后的年代里，当局总是不断地迫害这位为人民的幸福而斗争的英勇战士。他三次被绑架，十五次被逮捕，五次受审判，四次被流放。但是，当然最艰苦的考验是我们已经提过的多年的监禁。这已经是独裁者斯特罗斯罗统治年代里的事了。就象今天，共产党当时是在地下活动的。应当指出，巴拉圭共产党在其存在的全部时期内，总共只有二百天可以合法地行动。1958年，斯特罗斯罗的暗探们追踪到了梅达纳。他被警察抓获，投进监狱，受尽残酷折磨和侮辱。但狱吏们既无法威吓住他，也无法使他屈服。在1959年举行的审判中，他无畏地对检察官说：“共产主义学说正在地球上胜利地发展。它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想想苏联，古巴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吧。”
　　结果是：法院这次违背了政府的意志，决定使安东尼奥·梅达纳自由。但当局却不想使这位爱国者自由。
　　对他的非法监禁一直持续到1979年。另一位巴拉圭爱国者阿纳尼亚斯·梅达纳，也是巴拉圭共产党的领导成员，回忆说：“约有两年时间，我是和安东尼奥·梅达纳在一间牢房里度过的，能够亲自证实他的杰出的人品，正是由于这些品质：坚忍不拔、忠于革命事业、谦虚和永不衰竭的乐观精神，使他成了我们党的领袖。狱吏们几乎每天都要折磨他，想方设法让他精神上垮下来，摧毀他的意志，迫使他放弃斗争。但他们没有能达到目的。梅达纳勇敢地经受住了一切折磨，甚至赢得了自己敌人的敬意。他的榜样也给我们，他的斗争中的同志以力量，帮助我们经受住一切考验。”
　　当梅达纳获释后，人们在莫斯科问他，是什么帮助他和他的同志们，这些和所有的人都一样的人们，经受住最艰苦的考验的，他回答说：“不错，共产党员和所有的人一样，都爱生活、爱知己、爱亲人。但他们把对祖国、对被压迫人民的爱置得高于一切，并深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改造世界的唯一正确的学说。为了捍卫信仰，他们不惜自己的生命。
　　梅达纳一获得自由，就又积极从事党的工作。他设法增强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团结。他努力去团结国内所有反独裁者的力量。为此他还住到与巴拉圭相邻的阿根廷，以便离祖国更近，以便有机会对祖国政治生活的进程施加影响。巴拉圭的反动势力就利用“兀鹰”的调整有序的机构，再次把英勇的战士投进了铁窗。
　　绑架后不久，美国负责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S·伊顿访问了亚松森。他对巴拉圭的现实情况始终表示十分满意，把它看成几乎是“真正民主的体制”的样板。他说，在巴拉圭，“人权方面的情况在得到改善”。对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绑架，这位身居要职的访问者自然是一字都没有提及。梅达纳对把巴拉圭的独裁政权看成是“反共产主义的五角堡垒”的美国帝国主义集团的妨碍，就象对斯特罗斯罗的妨碍那样。
　　如今，一场为争取巴拉圭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帝国主义和国内寡头政治的受害者获释的斗争运动正在全世界广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