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小林多喜二传》
一、出身和家庭
小林多喜二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被害。在他逝世后漫长的岁月里，天皇制政权仍然抹杀他的生平事迹和他所作出的贡献。他的代表作《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和《为党生活的人》刚发表就被国家列为禁书；从一九三七年到日本战败的八年期间，连他的随笔集也被剥夺了出版的自由，不仅他的姓名被有意识地从纪念逝世作家的名册上抹掉，甚至持有他的著作就构成逮捕坐牢的“罪名”。他在死后竟然还遭受到这样严重的迫害。
但是，他的光荣的一生和杰出的贡献，就是在镇压与战争的黑暗的年代里，也在日本的工人阶级中间获得了深深的支持，保持着永恒的光辉。多少年以来，在许多默默无闻的人们的协助下，他的作品受到了保护，免遭破坏。一九六九年，也就是他逝世后的第三十六年头，他的全部作品已完全恢复了原来的面貌，并出版了全集。
一九五一年六月，“多喜二与百合子研究会”创立了；小林多喜二和宫本百合子的作品已被视为日本进步和革命文学的重要遗产，开展了全面的研究工作；并且每年在全国各地举行多喜二与百合子纪念会，纪念他们献身于人民解放事业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他们的杰出的功绩。
多喜二在他的《故乡的面貌》这篇文章中说：
“我四五岁的时候就来到了北海道，所以我对故乡秋田的情况并不怎么了解。到北海道以后，在小樽住了二十余年，因而养育我的故乡应是小樽。说实话，我也是把小樽看成是自己真正的故乡。”
[1]
川口靠近青森县的边境，位于大馆盆地的中心——大馆市西北约六公里的地方。沿着秋田通往青森的旧日的羽州官道，有七八十家农户分散在被山麓的繁茂的树木覆盖着的官道两旁，形成一座小小的村落，这就是川口，它仿佛给这个往日的驿站留下一点点痕迹。
这一带是多雪的日本东北的山区，湍急的米代川流经村子的中央。它背靠着低矮的、树木丛生的群山，面临着米代川所灌溉的一片水田，形成一片缓坡。
多喜二的父亲名末松（1865—1924），母亲名关子（1873—1961）。多喜二出生的那年，父亲已三十八岁，母亲三十岁。当时家属中还有哥哥多喜郎（1895—1907）、姐姐智摩子（1900—1975）和年老的继祖母常子（1826—1904），一共五口人。[3]
多喜二家的祖屋靠着官道，屋外有高大的松树和杉树，屋基约有八百坪[4]。这座稻草屋顶的、客栈式的古老房屋非常宽敞，几乎仍然保留着原来的面貌；还有个破旧的马厩，据说祖父时代曾在这里饲养驿马。
当时的小学校长阿部弥吉夫妇，十多年来一直租住小林家的两间八铺席的厢房，和小林家亲密得像一家人似的。不过当时小林家已经完全没落了，变成了一个贫苦的农户，除了自耕八反步[5]的田地外，还租佃了人家的一些土地。
小林家祖祖辈辈是这个村子里的地主，拥有称作“多治右卫门”的古老的家系。但到多喜二的祖父多吉郎这一代，已经从这个地主大家庭中分离出来，另立了门户。
川口村是过去佐竹藩大馆城下町[6]的重要的驿站。多吉郎在这里经营客栈为自己的家业。他在青年时代，曾受过平田笃胤[7]的影响，学习过日本的国学，曾到江户[8]、京都以及伊势一带旅行过，见识颇广，算得上是村子里的一个知识分子；据说他为人忠厚，在当地颇有声望。多吉郎的妻子名世子，生有两男两女，长子名庆义（ 1859—1931），次子叫末松。末松就是多喜二的父亲。世子丢下四个儿女去世后，多吉郎于一八七七年娶了大馆的常子为后妻。常子没有生养。
日本在明治维新[9]以后，废除了驿站制度。随着大馆的发展，川口的驿站就逐渐冷落下来。但在铁路开通之前，羽州官道一直是通向青森和北海道的主要交通线路之一，来往的人马、爬犁，络绎不绝。为生活所迫而向北海道移民或按季节去做工的贫苦农民也逐年增加。在明治一十年代末以前，小林家一直经营客栈、喂养马匹，为来往的客商运送行李货物，同时还雇人耕种田地，在村子里算得上是一户颇为殷实的人家。
多喜二的伯父庆义于一八七六年娶山田村的浅利鹤为妻。他是一个善于投机的小实业家，常常梦想一下子发个大财，到处钻营赚钱的事业，对祖业从不过问。一八八六年左右，庆义所参与的事业失败，负下一大笔债务。在这以后的好几个年头内，和债权者之间发生了诉讼纠纷，这成了小林家没落的直接原因。
诉讼在秋田的区裁判所[10]和仙台的控诉院[11]都失败了。庆义带着妻子来到东京，在东京经营木版儿童画和复制浮世绘[12]等买卖，并且又向大审院[13]提出了上诉，但是在这里又失败了，结果巨额的诉讼费用使得小林家丧失了大部分的土地。
庆义的一家遭到不可挽救的失败，无法再回秋田的故乡。一八九三年他们由东京直接迁居北海道，作了开垦荒地的移民。当时正是北海道的厅政府实行开垦移民政策的时期，一种到北海道去的热潮在日本东北一带特别流行。
秋田的小林家就是由于这些情况而没落了。凋落的家业完全由多喜二的父亲末松一手承担下来。末松于一八八六年娶邻村释迦内的佃农木村伊八的长女关子为妻。
多喜二的母亲关子出生的释迦内村是在大馆北边大约四公里的一个山麓下的小村庄。
从川口朝大馆去的羽州官道，在大馆向左转一个大弯，直通释迦内。由释迦内向前去即进入秋田县境内的矢立岭的山道。岭上有原始森林、溪流、峡谷和温泉，越过山岭到青森县的碇关还有二十公里的路程。释迦内村的街道，在这块还残留着庄园时代[14]要塞遗迹的山麓高地上缓缓而下，两旁是一排木板屋顶的客栈，屋顶上压着石板以防御风雪。据说直到明治末年，这里还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当年驿站的面貌。
木村家租种别人的土地，另外还在街上开了一家很小的卖荞麦面条的铺子。关子在少女时代的工作就是擀面条，每天下午四点钟以后在铺子里照应来往旅客的吃食；此外每月初七，她还带了烤年糕之类的食物到大馆镇的市集上去出售。关子嫁到小林家是一八八六年的十二月，是她十三岁那年的年底，当时末松是二十一岁。
奥羽铁路是一八九三年从青森开始铺建的，第六年已越过矢立岭开通到大馆。然后，联接大馆和秋田市的工程也沿着川口的山岗开工了。在铁路工地上推一天斗车可以挣八毛钱，这对末松夫妇来说，是极其难得的临时收入。可是铁路的建成也给这一带地方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经济的侵入使农民日益贫困，接连发生的冻灾和歉收使他们破产，所以移居到北海道去开垦的农民年年在增加。按季节出外去捕鲱鱼、捞海带的人们，每年也有明显的增长。一八九七年以后，由青森、岩手和秋田出外劳动的季节工人每年超过八万人。
多喜二在他的长篇小说《转形期的人们》中，这样描写了这一带农民的情况：
“和从前不同，农民们在屋子里搞副业，做各式各样穿戴的东西以及家庭用具等，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这一类东西，反而以低廉的价钱大量从城市向乡村倒流进来。以前靠搞副业勉强糊口的农民，都抱着胳膊闲起来了。他们也顾不得重重的盘剥，只好先借点钱到北海道的鲱鱼渔场去。这样离开村子的越来越多。龙吉的村子里，管这叫做‘卖雇工’。农民们在二月末离开村子，一直到五月节前后才能回来。不到渔场去的人就上山将伐倒的木材运出来。尽管在七八月的农忙季节，他们也得支撑着身体出去做日工。”
[15]
末松在很多方面秉承了他父亲的性格。他喜欢读书，尤其是喜欢读小说和戏曲；他是一个身材细长、性格温和的老实人。他生长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小地主的家庭，但在他哥哥的诉讼失败后，由于境遇的突然变化和生活的劳苦，使得他的性格慢慢地变得阴郁、孤独和软弱。对他来说，庄稼活儿本来就是难以胜任的，所以他在刚过四十岁的壮年，就患了心脏病。
多喜二在《转形期的人们》中写道：
“……他弯着身子，在冰冷的水稻田里呆好几个钟头才上来，满脸都是泥水，面色苍白浮肿起来，好像变成另一个人似的。
“他回到家来，连水淋淋的草鞋都没脱，就仰面朝天躺在进门的地方，让急促的呼吸平静下来。
“‘龙啊！你用手摸一摸这儿……’
“说着，他用自己粗硬的手握着龙吉的手，放在左边的乳房下面。
“‘懂吗？你看，扑通扑通地跳呢！’
“龙吉好像要摸什么可怕的东西似的，胆怯怯地把手放在上面，父亲的心脏跳得吓人，不禁把手撤了回来。
“‘这是什么呀？……爸爸的胸里有钟吗？’
“‘钟？胡说！’
“父亲把浮肿的脸一歪，笑了。”
[17]
“父亲不顾身子，拼命地干活，由于地租太重，那些满是石头
碴子的‘赖地’，村里人谁也不愿插手耕种，而父亲租种的比谁都多，想从这里多少捞一点收获，来填补一下生活。父亲就是这样把心脏搞坏了。……但父亲不是去向地主抗议，要他们减轻地租，而是搞垮自己的身子，想靠拼命干活来逃脱地主的剥削。”
[18]
多喜二在《故乡的面貌》这篇文章中，描写了他母亲的形象：
“……据说秋收一完，我的母亲就把蔬菜、豆子、南瓜之类装在篮子里，和村子里的许多同伴们一起拿到大馆镇上去卖。母亲穿一条藏青的围裙，腰带扎得又宽又整齐，戴着斗笠，和大伙儿一起来到大馆镇的街口。在这里，她们各自分开，挨门挨户地去叫卖。回来的时候，又在约定的地方聚齐，唱着民谣，从黄昏的道上归来。我们一整天都等待着母亲给我们捎回点心来。
“母亲戴着眼镜做针线时，无意之中还唱起她年轻时代的民谣。……
“任你怎么求，
硬是不借贷。
大米仓中烂，
呼天哭地哀。
白白河里扔，
活该土老财。”
[19]
多喜二的伯父庆义到北海道之后，在小樽的乡下靠打短工过活，生活很困苦。不久以后，他开始在小樽的近郊潮见台开垦荒地，把长子幸藏（1880—1928）送到小樽色内町的山田嘉一的鞋铺当学徒。当时的小樽已经是天盐和北见沿海的渔业和开发石狩平原的中心，同时又是对外输出的特别港口，正处于大发展的阶段。一九〇一年，幸藏辞了山田鞋铺的工作，到稻穗町的石原源藏的面包店当学徒。石原的买卖很广，总店设在札幌，各地都有分号。山田和石原都是基督教徒，幸藏也受到山田的影响，信仰基督教。幸藏是一个勤恳而耿直的青年。
第二年——一九〇二年的春天，石原把店铺让给了庆义和幸藏，于是庆义父子在石原的指导和帮助下，独立地经营起小林三星堂面包店来。发生日俄战争的一九〇四年的五月，小樽发生了大火。火灾最先发生于稻穗町，恰好刮起大风，火借风势，很快从南滨町、北滨町、色内町和堺町一直延烧到手宫町，烧毁了二千五百户，小樽的大半个中心市街化为灰烬。三星堂也在这次大火中烧掉了，但庆义他们抢在同业的前面，马上在潮见台建立了一个小面包厂，开始生产面包。几个月以后，又把面包厂由潮见台迁到市内的新富町，在那里开店营业。
第二年的春天，小樽成了日本海军入侵桦太的秘密根据地。庆义他们加入了官商的一伙，在十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向三十多艘船舰销售了数十万圆面包。在火灾和战争的两年期间，三星堂一跃而成为小樽市屈指可数的大面包店。多喜二在他的短篇小说《阿健》中写道：
“当由子伯母在小樽攒了一大笔财产，足以回到自己的故乡来炫耀一番之后，她几乎每年都要在故乡和小樽之间来回一次。每次回来，她总是摆出一副暴发户的架子。当年那些不把她看在眼内的人，现在也对她点头哈腰起来，她感到很痛快。她的神情就好像要对人家说：‘你看我有办法吧！’
“于是她到处走来走去，逢人便说：‘这样忙忙碌碌、邋里邋遢地干活，还不如到北海道去呢。一天能拿上三块钱，活儿还很轻松咧！’
“晚上，附近很多人都聚拢来了，大家都想听听北海道的新鲜事儿。当然也不可否认，他们还带有一种巴结的心情。
“‘这种茶太难喝了……’伯母皱着眉头，说着说着又转入她的自我夸耀。尽是什么喝的是十块钱一斤的茶叶啦，厂子里使唤着二十个人啦……等等之类的话。
“‘……对，还有一种东西叫作电气，你用不着动手，面包就做得了。’接着又夸耀她一个月要用二十袋子大米。就这样，伯母每一次回到村子里总要带走一两个青年人。”
[20]
庆义在小樽扎下了稳固的根基之后，经常劝他的弟弟也把全家从秋田的乡下搬到小樽去。
但是多喜二的父母一时还很难下决心离开长年住惯了的乡土。
一九〇七年五月，庆义回乡参加法会[21]，末松夫妇委托他把长子多喜郎带到小樽去。这也是由于庆义的劝说，庆义早就说过，等多喜郎小学一毕业就让他到小樽去升学。当时多喜郎还只是一个十二岁的少年，这一年的春天刚从村里的小学校毕业，图画画得很好。可是当年的九月底，多喜郎在小樽的伯父家中得了急性腹膜炎，病势非常危急。末松夫妇赶忙从秋田去小樽照料，但在他们到达小樽的第一个星期内，多喜郎于十月五日死去。
小林家突然失去了长子，这个刺激直接成了小林家迁居北海道的原因；另一方面也由于末松因长年的过度劳动，心脏病恶化，早就难以胜任地里的农活了；而他们在小樽的实地见闻，也促使小林一家下了迁居的决心。
他们还考虑到过了冬季田地里的冰雪一融化，又将是春耕播种的季节，那时候，由于长年对土地的热爱，将会更舍不得离开故乡。因此在那年的十二月，一打下了迁居的主意，就匆忙准备行装，一家人坐上马拉爬犁，在乡邻们的送行下，在深深的积雪中，朝大馆车站驰去。[22]
这是多喜二在四岁那年年底的事情。
注释：
[1] 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8卷，第254页，1953年12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2] 下川沿村于1955年3月划归大馆市所辖。多喜二出生的房屋在小林家迁走后被拆毁，利用其旧房梁 在原来的房基的一角建造了一户农家，现在为川口236—2号佐藤敏美家住宅。1957年8月2日，由于大馆市会副议长佐藤荣治的努力，在川口建立了小林多喜二纪念碑，碑上写有“小林多喜二诞生之地”，出于江口涣的手笔。——作者原注
[3] 多喜二的父母共生有八个儿女，三个孩子于一年内天折，多喜二排行第四。——作者原注
[4] 一坪等于3.3平方米。
[5] 一反步约991.7平方米。
[6] 日本封建时代以诸侯的居住地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城镇。
[7] 平田笃胤（1776—1843），日本江户时代的国学家
[8] 现在的东京。
[9] 1868年。
[10] 相当于初级法院、中级法院。
[11] 相当于初级法院、中级法院
[12] 日本近代一种以民间风俗为题材的画。
[13] 相当于最高法院。
[14] 日本大约从八世纪末开始，贵族和寺院以自己的领地为中心，来经营庄园，并用开垦荒地和强夺农民公地的办法，不断地扩大庄园使农民隶属于自己，这种庄园可以不向国家缴纳租税，并可代代据为己有，直到十六世纪末才完全废除。
[15] 见《小林多喜二选集》第2卷，第184—185页，1958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16] 原文为“生花”，把带枝的花艺术地插到瓶子里。
[17] 见《小林多喜二选集》第2卷，第197—198页，1958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18] 见《为党生活的人》101页，1979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19] 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8卷，第254页，1953年12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20] 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5卷，第13—14页，1954年10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21] 为死去的人做佛事。
[22] 与庆义的子俊二订婚的佑藤国子也一起去了小樽。——作者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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