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回忆

　　这是一九三二年四月中旬的事情。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可是中午以后刮起了风。
　　这一天，在春日町附近一家卖年糕小豆汤的铺子里，M和我等待着和小林第一次碰头。
　　不一会儿，隔着玻璃窗，只见他匆匆忙忙地摇晃着肩头走过来。看到他穿着浅灰色的厚呢的新西服，架着化装用的宽边眼镜，打扮得怪模怪样，我们不觉笑出声来。那时候我们常常戴上眼镜，鼻子下蓄起一撮小胡子，各人都随机应变、别出心裁地把自己化装起来。这是我们避免特高追捕的方法之一。像杉本良吉化装时，常穿着外出作客的和服外褂和裙子，蓄起胡子，像大姑娘似地把一个小包袱抱在胸前，装模作样地走着路，见到的人没有不发笑的。
　　小林好像一个从大风中跑过来的孩子一样精神抖擞，甚至还带着几分兴高采烈的神气。我们以前都没有见过小林穿过西服，所以觉得很稀奇，称赞他弄到了这样一身漂亮的衣服。他见我们对他穿西装的模样感到新奇，笑着说：“是呀，中野说过，穿它的时候会到来的，要我存起来，现在终于到穿的时候了。”
　　我们对彼此化装后的模样都感到新奇好笑。笑着笑着，他那临时凑合来的大宽边眼镜从他那大而有特征的鼻子上一点一点地溜下来。这副形相也令人感到好笑。当我发现他裤子上没有裤带而用了一根红色的细带子代替时，我说：“你成了个派头十足的绅士啦！”于是我们又大笑起来。
　　当时小林是作家同盟的书记长。这一年的四月下旬预定要召开第五届代表大会，他因为要执笔写大会的工作报告，离开了阿佐谷的家，所以才幸而未被逮捕。当时他已经知道自己正受到追捕，他在当时极其混乱的局面下，暂时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写出这篇出色的报告，然后转入地下，和我们在一起活动。他写的报告就是后来印刷出来散发的第五届代表大会议事录里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小林平安无事，未被逮捕，当时使我们感到有着极大的倚靠。
　　从那时候到第二年的二月他逝世的十一个月期间，在今天完全不可能想象的那样严酷的生活中，他为了革命的文化和文学运动的发展，真正贡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

　　从四月下旬到十月左右，小林和我都住在麻布区的一桥附近。彼此的住所虽然屡有变动，但相隔的距离，步行起来都不过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左右，所以起初一段时间几乎是每天见面。在地下生活中，彼此的住处都要保守秘密，但暂时我们之间还是经常地往来。
　　从十番的热闹的大街进入一条小胡同，胡同的尽头有一家古老、低矮的卖鳗鱼的小馆子。穿过潮湿、不平的土间，有一间好像乡下仓库似的顶棚低矮的房间。我们决定在这里吃点鳗鱼来保养身体。起初每月去两次，后来随着手头越来越紧，改成每月一次，乃至两个月一次。当时生活很紧张，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走路，时时刻刻都提心吊胆，根本谈不上什么休息，所以在这样吃鳗鱼的时刻，真有一种说不出的乐趣。
　　小林也非常高兴，说这家馆子很像小樽的小面馆。他摘下眼镜，伸开四肢，躺成一个大字，忽而伸直身子，忽而大声地笑着，好像孩子似地眼中闪着光芒，从内心里感到高兴。
　　他仰面朝天地躺着，一动不动地望着裱上柿油纸的墙壁和被煤烟熏黑了的低矮的顶棚，带着怀念的心情反复地说着：“和小樽一模一样啊！”
　　每当他这样躺着的时候，各种各样值得怀念的回忆和往事好像一个接一个地涌上他的心头；他大声笑着，马上又乱搔着自己的头发，弯起腿，陷入茫然的沉思里，接着就慢慢地抬起身子，高兴地谈起话来。在这样的时候，他经常给我谈起他母亲的事和幼年时代的回忆。
　　他曾经说过：他小学毕业后，得到在小樽新富町经营面包工厂的伯父的接济，进了小樽商业学校。在工厂劳动的只有二十来名职工和学徒。他也住在伯父的家里，放学回来还要拉板车去送面包和帮忙做面包。他很喜欢和工厂里的工人一起劳动，希望能成为他们真正的劳动伙伴，可是因为他是老板的亲属，职工们总是用一种冷淡的眼光对他另眼看待，使他感到很难过。
　　每逢谈起他母亲的时候，他那充满了深挚的爱情的眼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月底以后，我们之间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传递被捕同志们的消息。宫本百合子、中野重治、壶井繁治和洼川鹤次郎等作家同盟的同志经得起拷问，以顽强的态度对待了审讯。
　　藏原惟人是我们所敬爱的领导人，他转入地下活动以后，蓄起了胡须，所以我们之间都用“胡子”这个亲热的称号称呼他。他被捕之后，受到严刑拷打，一时曾经消息断绝，传说他已经被杀害了。可是不久以后，又传说他由神乐坂警察署转递到久松、品川和大井的警察署，他对审讯只回答“不知道”和“不对”两句话。
　　当藏原的父亲去警察署见藏原的时候，我们偷偷地转托人请他给藏原传话。我们使用仅仅在我们中间通用的各种典故，让藏原知道“涅夫斯基、安琪·涅夫斯基、北海道和小白脸都平安无事”。藏原听到这句话放声大笑。原来藏原一直是默不做声，在会见的时候突然出乎意外地大笑，据说弄得特高们都莫名其妙。这件事很快就传到我们的耳里。
　　当时地下工作者的住房问题是最切身的问题之一。在我们当中，根据不同的情况而采取了各种的方法，但大多数人都是过着寄寓的生活。不过租居的房子也不是能够安心工作的场所，经常不断地反反复复地查户口，身边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也没有钱去置办家当，过寄寓生活还得装作是公务员的样子，所以不管有没有工作，早晨要定时离开家，晚上也要在大致规定的时间才能回来，处处要细心周到，但终不免什么地方还会露出破绽，最后还是不能在同一个地方久居下去。
　　在一九三二年六月底以前，小林租了一家二层小楼房里的一间屋子，这家小楼房在麻布区二桥车站附近的一个寺院的境内。他在这里和转入地下生活以后与他结婚的伊藤藤子同居。这是一座非常狭小的房子，楼上楼下都只有一间屋子。他租的是楼下的五铺席的屋子，隔壁人家的木板墙把四周都遮起来了，屋子里阴森森地整天见不到阳光。只有一张小饭桌代替了书桌，饭桌上经常放着两三册改造社出版的现代日本文学全集之类的普通的书籍。
　　这家房东有一个当公务员的儿子和一个老母亲，住在二楼上。据说老太太似乎总对他感到形迹可疑，所以他处处都小心警惕。伊藤在银座的一家公司里工作，我们很少有见面的机会。仅知道她和从事艰巨的革命工作的小林共同过着困难的生活，并且还在生活上帮助小林。小林对她也很亲切体贴。
　　我去拜访他的时候，他从壁橱里搬出一个沉重的上了锁的大皮箱，打开来给我看。在写着字的稿纸和报纸下面，满满地装着书籍，都是列宁选集，马克思、恩格斯和斯大林的著作以及小说之类的书籍。他用心地阅读列宁和斯大林等人的著作，一谈起来总是对列宁的才能表示惊叹。
　　他一贯采取的学习方法是，首先很好地选择书籍，订立计划，然后非常专心一意地彻底读透。
　　有一天他在读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我看到他用稿纸把列宁批判考茨基观点的部分遮盖起来，就问他是什么原因。他说：“想一想以后再看。”我问他：“和你想的一样吗？”他笑着回答说：“不一样。可是这样一来就更理解了。”
　　我们曾经经常远远地跑到郊外去开会。回来的途中，在郊区的街上悠闲地散步，顺便到书店里去看看，这是我们当时的乐趣之一。因为一远离市区，就可以安闲自在地去找书。
　　有一天，和往常一样，我们来到了郊区的一家小书店里。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厚厚的书，因为他一个劲地翻阅着这本书，我瞅了他一眼，只听他小声地自言自语地说：“要是能买下这本书多好哇！”
　　我一看，是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当时这本书的定价还不到两元，可是我们的生活非常拮据，丝毫没有宽裕，大多情况下是不能当场立刻把书买下来。他到处去找好需要的书籍，等到一有钱时就去把它买回来。
　　藏原惟人的《无产阶级与文化问题》也是在郊区意外发现的，当时他立刻就把它买下了。当他得到这部新书的时候，显得非常高兴。大约过了三个月以后的某一天，我请他把这本书借给我看看。他红了脸，好像责骂我似地说：“你自己也应该有这样的书。”
　　我当时认为他何必要生气呢，也就回去了。可是第二天他仍和平时一样笑嘻嘻的，把那本书带给我了。我接过这本书一看，吃了一惊。仅仅三个月的时间，他把这本书反复地读了多少遍啊！买来的时候是一本新书，可是现在封皮破了，装订散了，书页翻脏了，变成了一本破破烂烂的书；每一页上都用红蓝铅笔加了标记，许多地方写上了小字，这些都真实地表明了他曾怎样透彻地学习过。
　　七月左右，他从寺院境内的秘密住所搬了家，在十番大街后面的住宅区租了一间楼房。这是一间六铺席的白铁屋顶的房子，由于阳光的反照，非常闷热。对着墙壁放了一张新桌子，晒台上放着炭炉子和炭箱，在楼上做饭。一个陆军军官租了紧隔壁的屋子，和他只隔一层纸隔扇。
　　他打开壁橱，拿出一双草鞋给我看。这是为了突然遭到袭击时而准备的。他对我说：万一出了事，就跑到晒台上，然后跳到对面的房顶上，顺着房顶逃跑。说过笑了起来。
　　九月底前后，他又更换了住所。
　　彼此知道和访问对方的秘密住所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决定以后互不往来了。所以以后我并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但据他说，仍然在麻布区的十番附近，租了一家两层的小楼房，从乡下请来了伊藤的母亲，三个人在一起生活。起初这个秘密住所还相当安全，但是三个月以后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件，这个家也就住不下去了。
　　和他同居的伊藤并不是党员干部，当时她在银座的一家公司里工作，同时学习刺绣。因为十月事件的牵连，她突然在工作的地方被捕了。第二天早晨，几个特高袭击了他的秘密住所，搜查了他的房子。但看来他还是早有了周密的准备，特高们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两三个钟头以后就退走了。
　　大约十天以前，秘密住所的斜对面搬来了一家警察，所以他警惕起来，暂时睡在别的地方，这样才未被逮捕。当天他一清早就出去进行联络，回到家里时，特高们刚刚离开。
　　他大吃一惊，提了那只特高们没有发现的大皮箱，也顾不上给吓得不知如何是好的伊藤的母亲仔细说明情况，就跑出了秘密住所，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着话，一边不顾一切地沿着通向大街的长长的胡同走去，他说他曾想：原来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一边走路一边自言自语的啊。
　　以后他的生活越发困难了。
　　据他说，好几天以后，好容易才在青山找到了一个住处。这是他最后的住所。他告诉我他住的房子只有两铺席大，对着楼梯口，窗子很小，空气不流通，所以大冷天也不能生火钵取暖。
　　这户人家有一个在专科学校学习、办同人杂志的姑娘，每到晚上十点钟左右，就从楼上喊他上去喝茶，喝了热热的红茶，对着火油炉子烤火，身子好容易才暖和过来。他说到这里就笑了起来。
　　伊藤被捕后，大约两个星期就释放了。释放后，工作的单位马上把她解雇了。特高可能会根据伊藤的线索搜捕他，因为存在着这种危险，所以以后他们一直没能够在一起生活。不久以后，伊藤还把她很少的一点解雇津贴托人带给了他。他谈到这件事的时候，眼睛里闪现着泪花。

　　他是一个勤勉的、非常努力肯干的人；他个子矮小，但身体健壮，有着直率、真诚、顽强奋斗的热烈的气魄和不畏惧任何困难的坚强的意志；另一方面又有着一种平民的爱人至深的性格，总是大声地说话，大声地谈笑，喜欢开玩笑，有着幽默的味道。他为人谦虚，受到我们的敬爱和信赖。
　　我们用“小阿那”这个爱称来叫他。因为他穿着粗料子的厚西服，鼻梁上挂着一副大宽边眼镜，拿着手杖，口袋里装满了小说，摇晃着肩头走路，这副形象和当时某个杂志上刊载的一幅阿那托尔、法朗士的漫画一模一样，所以我们马上就给他起了一个“小阿那”的绰号。
　　起初他还不了解是什么意思，叫他“小阿那”，他也莫名其妙，可是当他终于觉察了出来，就红着脸说：“这个名字可有点不中听！”
　　大家听他这么一说，都哄笑起来，“小阿那”就这样传开了。
　　我们开他的玩笑说：“小阿那也是个小矮子！”
　　他回敬了一句说：“米丁^[1]一定也是这样。”

　　由于接连不断的镇压，形势日益困难。文化联盟和各文化团体的出版物一再地被禁止发售和没收，不断地有同志被捕，组织也逐渐遭到破坏。就在这样最困难的时刻，一部分文化团体内部产生了失败主义的倾向，伪装着对文化和文学理论进行批判，实际上已经开始出现了分裂和内部崩溃的征兆。
　　小林过着不自由的地下生活，仍然全力以赴地和这种失败主义的逆流进行了斗争。像收集参考资料和进行联络这样看起来极其简单的事情，在当时地下生活的情况下，却要付出相当巨大的努力。他身为文化团体党组的负责人，日常工作非常繁忙，经常是一天要进行十来次的联络。
　　他在这样艰巨的生活中，用堀英之助和伊东继等署名，不断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学》上发表评论。他这一时期所写的评论，全部都收录在为纪念他的工农葬、于一九三三年四月由文化联盟出版的《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一书中。这本书的版本是三十二开本，长达二九二页。他的评论占了其中大半的篇幅。
　　他写稿子总是准确地按期完成，但是在限期之前，只要有一点点余暇，他还要反复地推敲。有一天，他把将要寄给编辑的稿子在联络时交给我保存。这篇稿子在两三天前见面时曾经念给我听过，当时已经是一篇定稿，但在这两三天之间，他又全面地推敲修改了，密密麻麻的小字改得行与行的间隔都几乎认不清了。不仅是对完整的评论，就是一些短小的文章，他也总是采取同样的态度。
　　在这段期间，他还不懈地从事创作活动，写下了中篇小说《为党生活的人》、《地区的人们》、刊载在共产党的机关报《赤旗报》上的两三篇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转形期的人们》的部分续稿。我非常了解他的日常生活，正因为如此，我非常惊奇他究竟用什么时间写了这么多的小说。
　　通过严峻的斗争生活的考验，他的创作热情似乎越来越高涨。他说他平常写了一些具有指导性的论文，所以在作品的创作上也要努力写出能够把理论付诸实践的作品。
　　《为党生活的人》是一部颇有自信的作品，是他企图超越以前的所有的作品、向前跃进的新的尝试。他曾经说过：“我打算在作品中更深更广地写出一个时代，因此我打算快一点完成《转形期的人们》，但是在这样的生活中，写长篇是非常困难的。”
　　他把大部分小说的稿费，都请杂志社直接寄给家中的老母。在这样的生活中，他还必须要照顾家中母亲和弟弟等人的生活。

　　我们越来越穷困，连那愉快的鳗鱼馆子里的休息也无法维持下去了，但我们渴望着能经常有个休息和闲聊的机会，所以我们在工作之暇就经常出去走走。我们专找那些树木繁茂、可以供安闲休息的地方。有时从三田的庆应大学后门登上山坡，在演说馆后面的长椅子上坐坐，有时也在芝公园里蹓跶蹓跶。
　　这时候，我们在麻布的十番大街发现了一家叫作“山中屋”的水果店里的茶室，中午一过，这里几乎就没有客人进来；花上一角钱，就可以喝上相当高级的冷咖啡。这时正好是他写完《为党生活的人》之后，天气还很炎热，有一个时期，我们常常利用中午以后的三十分钟左右的空暇，把这里当作休息和联络的场所。
　　他的口袋里平时总是装着文库本的小说。这时他正在读明治和大正时代的代表作品。他说现在重读这些小说很有意思。另外，这时他还开始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当时我经常和他谈起小说的事情。
　　有一天，我问他：“你觉得须井一^[2]这个人怎么样？”
　　须井一在不久前发表了一篇叫作《棉花》的作品，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当时已是一位发表了两三篇作品的新作家。
　　 “怎么说好呢？”他歪了歪脑袋说，“总之，在写作态度上可惜有些轻率。”他又说：“特别是刚刚开头写作的人，是有种种的困难，但我希望他们能够自重，不要受商业报刊的侵蚀，要有强烈的开拓自己风格的决心。”
　　在这以后有一天，他突然问我：“你怎么样？不打算写小说吗？”我给他问窘住了，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勉强笑着回答说：“四十岁以后再开始写吧！”他听了我的话，脸上露出一副异乎寻常的神情，笑了一笑。下一次在同一个地方见面时，他又问了我同样的问题，我又同样回答了，于是他又露出异常的神情，笑了一笑。
　　四、五天以后，我们因为一件紧急的工作又在同一个地方会见，当谈完了工作之后，他又低声地问我：“你怎么样，不打算写小说吗？”话声里带着亲切诚挚的感情。我有点好奇地望着他，刚开口像往常一样地回答他：“四十岁以后……”他低声地说：“你还是那样说！”接着就紧缩着身子靠在长椅子的靠背上，面孔涨得红红的，流露出怪寂寞的神情，看起来就好像一个顽强的圆脑袋的老头子。他那锐利的眼中闪现着光芒，好似全神贯注地朝着远方在搜寻着什么。这时候我才感到多少理解了一些他的心情。于是邀请他说：“稍微走动走动吧！”
　　我们并肩沿着阳光灿烂的通向芝公园的街上，默默地走着。我不觉脱口而出地说：“真了不起啊！”我对他这种人品和百折不挠的努力，衷心地感到尊敬。
　　“杰出的作品很难产生，可这是什么原因！”我再一次地问他。
　　“写作的人可不少啊。可是，大家都是用手指头或者是身体的某一部分在写作。他们只把脑袋钻进去一点，身子却吝惜地保全着……”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大家都是这样。有没有把整个身子都投进去干的呢？……有没有以破釜沉舟的精神来写作的呢？”
　　他的话声就好像从身体内部迸发出来似的。我吃了一惊，回转头来看着他，只见他脸色有些苍白，耸起肩膀，“呼呼”地直喘气。

　　一九三三年二月初旬，一个刮着大风的傍晚，我们的街头联络总算完毕了，迎着顶面的风砂，缩着脖子，匆忙地在街上走着。
　　整整一天的联络，把我们弄得精疲力竭，只觉得自己的脚步声直震动脑子。我劝他说：“这样的日子，回去也没有意思，上我那儿去吧！”
　　 “在姑娘的屋子里喝茶，也不怎么温暖啊！”我一再地劝他，他也高兴地答应了。他说要先回一下住处，告诉房东今晚住在外面，于是我们一起走到青山的大街，我在附近的小面馆里暂时等他。
　　从池袋穿过板桥，有一条热闹的大街。在大街的入口处，我们下了出租汽车。天刮着风，路上已经看不见行人，我们匆忙地在灯光明亮的狭窄的街上走着。还没走完一半的路程，他吃惊地说：“太远啦！”他还说今晚的机会很难得，煮火锅子吃吧，于是兴冲冲地跑进了街旁不远的商场，买来了牛肉、蔬菜和桔子；我们陡然提起了精神，在漆黑的冻得硬梆梆的郊外的路上走了很长的时间，终于到了我的住处。当时我是暂住在一个回乡的朋友的家里，给朋友看家。自从上一年的十月以后，我们彼此的住处隔远了，以往的那种休息的时间也没有了，因工作以外的事情在一起会面，这一天还是第一次，所以吃了一顿近来少有愉快的晚餐。我们谈到十点钟就决定睡觉，于是把炭炉子里的炭火钳到脚炉里，围着脚炉谈天，不时地发出哄然的笑声。我一听到他讲的有趣的事情就大笑不止。
　　过了不久，我问他：“现在几点了？”当谈话声一停下来，才感觉到鸦雀无声的深夜的静寂。
　　他站起来，从挂在钉子上的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了怀表一看，吃惊地说：“哎呀！已经两点啦！”接着又大声地笑起来。
　　我说：“别再大声说笑了。”
　　“藏原是这样说的。”他一边准备着睡觉，一边稍微放低了声音，觉得挺有趣似地谈起来：“因为我总是大声嚷嚷，他说我要是搞地下工作，不出三个月就给抓起来了。可是你看！”他高兴地笑起来，掐指计算着：“是四月转入地下的吧？五月、六月、七月、……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二月，你瞧！不是十一个月了吗？怎么样！”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他被捕前的四五天。那一天下着小雨，天气寒冷，到了黄昏时分，又落起夹着雨的雪。我们碰面之后，他因为还要到本乡去联络，我也刚好顺路回家，我们就一起乘上出租汽车到了肴町。因为离联络还有一些时间，随便走进后街上一家有着火炉子的小茶座，暂时暖一暖冻僵了的手脚。
　　茶座里空落落地没有客人。他两手插在口袋里，在火炉子旁边踱来踱去，沉浸在深深的沉默里。嘴边现出了深深的皱纹，一种充满信心的坚强的决心洋溢了他的全身。
　　他在两个月以前，说是怕妨碍工作，连爱抽的香烟也戒了。
　　在这样付出全部精力的严峻的生活中，不可能有丝毫的虚假和欺骗，这里只有赤裸裸的真实。
　　通过这一严酷的斗争的生活，我惊叹着，悄悄地注视着这样一个杰出的人物。他不畏惧任何困难，以不懈的努力，全心全意地献身于真理的事业。我感到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日益变得丰富、完美，好似历历在目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不知不觉之间，外面的雪下大了。黄昏是这样地静寂，甚至可以听见那嘶嘶地雪花撒落的声音。罕见的鹅毛大雪，在街上的灯光中浮现出来，给半天空镶嵌上一副美丽的花纹；突然间又变成了一道巨大的激烈的旋涡，从空中飞泻而下。

注释：

^[1] 米丁（生于1901年），苏联哲学家。

^[2] 须井一（1899—1977），谷口善太郎的笔名。又名加贺耿二，小说家、工会运动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