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王实味案、整风运动与1942年延安的革命民主斗争
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
李维汉（摘自其《回忆与研究》）
作者系当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主持了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是打压王实味的急先锋。
（一）从马列学院到中央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马列学院。马列学院成立于1938年5月5日，也就是马克思诞生120周年纪念日。这是我们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专门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学校。院长由洛甫兼任；副院长王学文。党政主要工作人员有张启龙、邓力群、朱光、章夷白、柯柏年、汪涛江等。教学组织是班，最多时设六个班和相应的一些研究室，共三、四百人。一般学员入学都要经过考试。他们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又经抗大、陕公、党校等学校的初步训练，具有学习和研究理论的条件。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西方革命史、联共党史、党的建设等。教员多为兼职的，主要有王学文、陈昌浩、艾思奇、吴亮平、杨松等。洛甫等中央负责人也兼课。毛泽东、周恩来作过报告。刘少奇讲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讲过党的建设。他们作报告，讲课，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对学生的思想修养起了很大启蒙作用。
那时的教学工作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主要是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的教学中有教条主义，不懂得如何使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出现单纯地为学理论而学理论，学用脱节的现象。1941年5月，毛泽东发出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号召，要求确立以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教育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毛泽东曾经亲临指导，在成立会上作了题为《实事求是》的讲话，要求大家一定要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调查研究敌、友、我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这是毛泽东向马列研究院提出的任务，也是向全党提出的任务。同年8月1日，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向各级在职干部与训练干部的学校，进行关于了解各地情况（敌友我三方）的教育”，“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为了贯彻决定精神，加强对中国的现状和历史的研究，马列研究院又改组为中央研究院。愿马列学院的一部分骨干和有可能培养成为理论工作干部的学员，留了下来。1941年12月17日，中央发布《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规定“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直属中央宣传部”。院长仍由洛甫兼任，副院长范文澜，党政主要工作人员有徐健生（秘书长）、李言（院党委书记）、李清（研究指导处秘书、党委宣传委员）、毛平（党委组织委员）、杜雷（总务处长）等同志。
（二）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
一、概括。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采取分科设室、专家指导原则。全院共设九个研究室，室主任多由各该学科的党内专家担任，直接指导研究工作。比如，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张如心；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王思华；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兼）；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艾思奇；中国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柯柏年；俄语研究室主任师哲。我当时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主管干部教育工作，经部决定兼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教育研究室和中国新闻研究室主任。
各个研究室根据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精神，为了有计划地进行研究工作，一般都制订了三年研究规划和半年或一年执行计划，具体规定了各室的研究目的、任务、人员分工、时间安排、方法、步骤、组织和会议制度等。每个研究课题有分工，有讨论，有总结。室主任参加指导，也参加研究。
……（录入者注：此处略去具体研究案例和方法）……
（三）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
一、伟大创造。1942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讲话，号召全党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开展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运动，这就是著名的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
这次整风的主要目的，是反对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以求最终肃清王明“左”倾路线的思想影响。我们党清算王明的错误用了很长时间，1935年遵义会议解决军事路线和瓦窑堡会议解决政治路线以后，毛泽东鉴于改造世界观的迫切需要，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经典性的哲学著作，还写了许多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政治、军事著作，同样贯串着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实际都是批判王明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思想路线及其给中国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的。这种批判工作，到1941年已取得很大成绩，但并未彻底解决问题。最后，从1942年开始用全党整风这样一个方法，即开展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给长期以来的党内思想教育作了一个历史性的总结，王明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思想路线宣告彻底破产。
由此可见，整风的对象，主要是老干部（当时是中年干部）。但整风刚开始时中央研究院的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出来刮了一阵小资产阶级歪风，影响很广，如果不首先加以端正，就不可能把整风运动纳入正路。因此，在一段时间内，整风矛头首先对准了青年知识分子中的这股歪风。但过后不久，毛泽东还是把整风矛头拨回到领导干部的思想路线方面，组织大家学习和清算“六大”以前、“六大”以来的路线斗争历史，终于在“七大”前夕，在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最终地清算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在思想上着重批判了教条主义，同时也批判了同它合作并成为它的助手的经验主义。这样就为胜利召开“七大”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王明称病未参加会议，写了一封信承认毛泽东路线是正确的，但无自我批评。
当时，有同志提议要对王明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给予批判，毛泽东说，现在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谁是谁非还不能作结论。1947年12月，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不指名地批判了王明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思想是和陈独秀投降主义相类似的思想。讨论报告时，王明和我在一个小组，他讲了不少的话，根本不接触报告中的批评。但毛泽东在七届、八届两次代表大会上仍提名选他当中央委员。
我参加了两条路线斗争的学习。约在1942年秋季，毛泽东邀集陈云、博古、凯丰、康生和我以及其他等人谈话，毛泽东说：老干部也要整风，学习《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两本书，联系党的路线斗争的历史，主要靠自学；成立一个小组，也开小组会，互相交换意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和风细雨，弄清是非，团结同志。大家都发言表示赞成。毛泽东又说：我们整风的方法是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大家心情舒畅，团结一致，向前奋斗。小组会约一个月开一次或二次，大家都讲了话。周恩来讲过党的历次路线变迁，其他同志插了些话。前后经过一年多时间。结束时，毛泽东说：“我们这个会也可以说是个神仙会。”
经过整风学习我的世界观得到根本性的转变，这主要是从两方面学习，即同群众一道学习和同中央同志一道学习得来的。
所以延安整风，是教育了两代人：青年一代（新干部），中年一代（老干部）。那时延安除董老、林老、徐老、谢老、吴老等“五老”外，一般老干部还是中年人，没有老年一代，整风教育了中、青两代人，教育了新、老两层干部。这是我们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伟大创造，是培养实事求是精神的一次伟大胜利。
二、整风前夕。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部分。当时中央研究院成员的基本情况是这样：从未做过任何工作的占68%，来延安后受过短期学校培训的占84%，抗战以后入党的占74%，20-30岁的占79%，知识分子出身的占82%。可以说，多数是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新党员，他们有救亡爱国的精神，一般信仰马列主义，信任中国共产党，是自觉自愿地不远千里、不怕艰险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他们有一定的政治觉悟、革命理想和学习热情，大多数本质是很好的，但世界观基本未改造，带来了某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缺乏党性修养和实践锻炼，在学习上很容易接受教条主义影响。
整风开始前，延安已经存在一种极端自由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潮。在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的一些年轻人办的文化沟《轻骑队》墙报上存在这种思潮（《轻骑队》编委会于1942年4月23日发表《我们的自我批评》：“坦白承认过去的编辑方针是有错误的。”）。院内以王实味（中国文艺研究室研究员）为代表的一些人也存在这种思潮。尤其是王实味，他在1942年2月17日、26日和3月7日，连续公开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等文章，说延安“歌舞升平”，对干部“缺乏同志之爱”，“漠不关心”，“到处乌鸦一般黑”，攻击领导人是“异类”、“不仅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他号召青年向党发“牢骚”，就是说，向党开火。这种错误观点，当时在中央研究院确实反映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所以，1942年3月2日，我向徐健生、李清说，中央研究院目前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作风问题，还是怎样接受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及反党八股的精神而把党性具体运用到研究、学习、工作中去的问题。整顿三风，对中央研究院来说，不仅是绝对必要的，而且是刻不容缓的。
三、开始阶段。1942年1月，洛甫率农村调查团去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的一些农村、市镇作历时一年半的调查研究，宣传部长职务由凯丰代理。洛甫临走时对我说：“中央研究院的事你照顾一下。”我曾三次要求凯丰自己管，未成。因之，中央研究院作为中宣部的一个整风试点单位，很快开展了整风运动，我参加领导了这个运动的主要阶段。
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就其广度和深度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三·一八”动员大会后至中宣部“四三”决定前，是开始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普遍发生偏向，全面展开斗争。主要是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的斗争。
1.“三·一八”动员大会。1942年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开全院动员大会，动员整风，检查工作。范文澜首先讲了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及检查本院工作的意义和方法。一些同志发言后，我也提出了几点意见：（一）讨论整顿三风和检查工作在中央研究院的重要意义；（二）讨论和检查分开进行；（三）检查要同时着重领导作风和个人思想两个方面（原来多数人认为只着重检查领导）；（四）要有自我解剖的精神；（五）院长、秘书长及各主任，应该是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简称“检委会”）的当然委员（这是院务会议决定的），因为他们有这个责任，并正好考验他们；（六）关于出墙报和匿名问题，我赞成有墙报，但须有组织地进行，共产党员在党内不应匿名，否则会变成无政府状态。那天我感冒头痛，发言后即退席。以后得悉，我的发言引起了王实味等人的激烈反对和长时间的争论。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检委会的组成问题，也就是整风领导问题，王实味反对院务会关于“院领导和各研究生主任为当然委员”的决定，主张全部检委都由群众民主选举产生；二是关于墙报文章的署名问题，王实味主张墙报文章可以匿名。关于检委会的组成问题，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最后举手表决，主张检委全部民选者占四分之三，同意院务会议决定者只四分之一。结果全部由群众选举，产生了21名检委，领导干部除王思华、张如心外，全部当选（在4月1日第二次检委会上，我再次提出未当选的王思华、张如心，仍应参加检委会，共同工作。多数无异议，以后也参加了检委会的工作）。这样，中央研究院的整风检查动员大会上的几件事情，轰动了整个延安，影响了各个机关学校。
2.检委会会议。动员大会后的第一天，3月19日，检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又展开了检委会领导关系问题的争论。柯柏年曾经在动员会上提过，检委会应在行政领导人领导之下工作，这意见当然是正确的。但在这次检委会上，却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主张检委会由动员大会产生，应向动员大会负责。我发言支持柯柏年的意见，首先说明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应该由行政负责人领导的理由，至于检委会对谁负责，我主张对中央负责，又对全校负责。多数同志无异议，争论结束。4月1日，检委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又在四个问题上展开了争论，其中一个是思想检查要不要主张方法的问题。不少同志主张“彻底民主”，不必注重方法。我发表意见，说：“批评应该是彻底的，无保留的，不讲情面的，但同时应该注意实事求是，讲究方法，遵循毛泽东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办。”检委多数是群众，领导干部只占少数。此后几乎有会必争，很难工作。为了发挥集体领导作用，我和张如心、艾思奇、徐健生等人（还有其他负责同志记不清楚了）临时组成一个小组，方针是：我们几个人在检委会内主张什么，反对什么，态度要明朗，要多作群众工作；但对多数人做出的决议，又必须服从，不搞分裂，同时声明保留自己的意见。我们正是依靠这个小组，贯彻这一方针，终于团结了多数群众，引导大家走上了正确轨道。范文澜未参加此小组，但此小组的每次会议情况和决定，都是由徐健生负责向他报告的。一直到按照“四三”决定精神成立高级学习组，由它行使检委会的职责后，我们这个小组才随之停止活动。
3.《矢与的》墙报上的论战。3月23日，为配合整风检查工作，墙报取名为《矢与的》，正式出版。在发刊词中，提出“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主张“彻底民主”、“绝对民主”等等。这个发刊词强调发扬民主是正确的，把民主绝对化，根本不提集中，是片面的。少数人就利用这个弱点，在《矢与的》上再次跳起了动员大会上的争论。王实味在最初三期内就接连发表了三篇文章，第一篇题名《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说：“罗迈同志发言底内容和态度，还保留着过去党内家长制作风的残余，压制了群众反三风不正的斗争热情和积极性。”又一篇题名《零感两则》，说：“我们底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更应该注意到全延安以至全党”，“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要求“在这个斗争中首先检查自己的骨头，是不是对‘大人物’有话不敢说？”“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再一篇题名《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对不同意他的观点的同志说：“用流言中伤人是最卑污龌龊的手段。王实味充分自信，他底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可以看出，王实味确实是在煽动人进行攻击了，他的矛头不仅限于院内，主要是我；也不仅限于我一个人，而且到了院外，影射向上了。除王实味的文章外，还有其他一些文章和两张漫画，一张漫画画的是一个人拖着一条长“尾巴”，后面有四、五个人抬着，保护这条尾巴。拖“尾巴”的人是指我，抬“尾巴”的人是指一些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同志。这些文章和漫画说明一个问题，许多人认为整风就是单纯整领导，整“名流大师”，对民主与纪律的关系问题存在模糊认识，片面要求民主，忽视集中。也有认识比较正确的同志，如李宇超、王志匀、何定华、翟定一等，但属少数，比较“孤立”。这样，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墙报《矢与的》更以“民主”获胜的面目，轰动了整个延安，有几期甚至不是贴在墙上，而是贴在布上拿到延安南门外（闹市区）悬挂起来，前往参观者川流不息。王震看了墙报的文章，很不满意，说：“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毛泽东是一个晚上也打着马灯和火把看了《矢与的》。一部分人因此得意忘形，说是“毛泽东同志支持我们。”事实恰恰相反，毛泽东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
毛泽东看后，召集了高干会议。我在会上声明自己要转到运动中去，同群众结合在一起。后来的实践证明，同群众一道，并帮助群众前进，成了我的世界观获得根本转变的主要途径。
4.三种情况。以上事实说明了三种情况：第一，中央研究院整风初期在动员大会、在检委会、在《矢与的》墙报上的斗争，证明了这样一条真理：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上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第二，这种反映和表现，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就是如何正确实行民主集中制。在这个问题上，我当时的态度是不错的，但有两个缺点：一是在动员大会上听了几个同志的发言有不妥之处，就急着讲话，时机早了点。二是讲话内容和方式过于简单，这和当时生病身体发烧有关。第三，王实味等，尤其是王实味，把《矢与的》这张墙报当作攻击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攻击我的工具。
鉴于当时大多数学院的思想和倾向情况，不适于负责干部特别是我自己出面在墙报上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所以一直到5月10日，《矢与的》出版七期后，我才正式向检委会常委提出改进墙报工作的建议。
我在向检委会提建议时说，中央研究院的墙报《矢与的》已出至第七期，过去做到了鼓励大家在墙报上进行批评、辩论，说错了不加抑制，这是好的，但是领导上多少采取了放任主义的态度。各期文章有许多是带有相当严重的偏向的，但是没有一个问题得到结论，没有一个正确的观点得到表扬，没有一种偏向得到纠正，一任其自流发展，检委会的领导应当负责。在检委会里，大多数同志在中宣部决定公布以前是偏重民主而看轻领导，决定公布后又害怕纠正。我没有能采取更多的办法。我自己从动员大会后，由于客观的困难，只能正面地、适可而止地提出意见，艾思奇与柯柏年亦是如此。在第二期墙报上，我对墙报的希望只提出了“墙报是批评、辩论和建议的机关，……说错了也不要紧……但须力求有的放矢，射得准确”。中宣部的“四三”决定宣布后，在中央研究院起了相当大的反响，但领导上由于自我批评精神的不足，害怕正视过去的缺点和偏向，未能完全根据中宣部决定精神处理问题，对墙报的方针没有积极的改进就是一个主要的例子，我有责任把见到的问题从原则上加以说清。因此，提出六点建议，其要点是：第一，要贯彻中宣部指示，“善于把错误引导到正确方面”。第二，鼓励投稿，号召稿子内容力求正确。第三，编委有责任帮助投稿人改正错误观点。第四，组织稿件，负责同志也要写稿。第五，对争论问题要作结论。第六，墙报应配合学习，起领导作用。检委会常委接受了这些建议。时间虽然晚了一些，仍有亡羊补牢意义。
5月20日，我在《矢与的》上发表了《动机与立场》的文章（此文转载于1942年5月24日延安《解放日报》。——编者注）。
5.三个问题。可以看出，这个阶段的整风是有偏向的，主要存在三个问题：第一，整风方针问题。不懂整风目的，把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看成了只是整几个领导人的活动。第二，检委会组成问题。不懂组织原则，只要民主，不要集中，有否认和摆脱党的领导的倾向，在下表现为极端的自由主义，在上表现为放任主义。第三，思想方法问题。“大胆”第一，“揭露”就是一切，不讲实事求是，不懂辩证唯物主义。其思想根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也充分暴露了教条主义教育的根本弱点。
在开始阶段，在中宣部“四三”决定前，我确有不小的困难。第一，我在历史上犯过路线性质的错误，王实味等得以利用这一点来挑动自由主义和“绝对民主”。第二，中央研究院主要负责人洛甫去作农村调查了。第三，副院长范文澜是一个学者，为人老实正派，但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不大熟悉。他主张整风需要采取民主方法也是对的，但他在墙报上写文章也说要“彻底民主”，“绝对民主”，“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谁阻碍民主，谁就会在民主前面碰出血来”的话。现在看来，我在开始阶段采取慎重的态度，是适当的。
四、深入阶段。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中共中央宣传部总结了中央研究院整风开始阶段的经验，4月3日做出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指出整风是改正干部及党员思想作风，而不是对付几个领导人。整风应由各部门负责人领导，要把错误意见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讨论与批评应是严正的，又是与人为善的，不能冷嘲暗箭，诬蔑谩骂，捕风捉影，夸夸其谈。这个决定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健康发展的开始，也回答了中央研究院整风初期提出的各种问题。4月6日，毛泽东又召开了中央高级学习组会议讨论“四三”决定。我在发言中指出中央研究院整风的主要偏向有两个：不懂组织原则，不懂思想方法，这要归咎于过去教条主义的教育。并说：“在墙报上，有人把中央研究院的斗争看成是宗派的斗争，这是一种很坏的观点，即是把原则争论丑化成为无原则的派别斗争的观点。必须注意纠正这种观点”。4月7日，中宣部又专门邀集中央研究院的负责干部和积极分子，研究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开始时，有人仍然认为中央研究院的争论多是个人成见之事，即宗派之争，而不是原则之事，不同意说中央研究院的整风有偏向。凯丰批评了把中央研究院的争论看成是“宗派斗争”的错误观点，明确指出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存在偏向，主要是组织原则上的偏向，并暗示一些同志的自发性的偏向与王实味的挑拨性言论的区别。这样，中宣部的“四三”决定和“四七”座谈会，就终于把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引上了正确的轨道，开始了整风的深入阶段。
1.自我学习。我既然参加了整风领导，除了坚持原则立场外，一个重要责任，就是从我开始，带头学好文件，掌握精神，改造自己。为此，我自己首先做了两件事：第一，精读文件。在四、五月个人学习文件期间，我同大家一起也学习了有关文件，并联系中央研究院的实际作了学习笔记，现在有本本可查的，如《读中宣部四三决定》、《斯大林论平均主义和毛泽东论绝对平均主义》、《学习杂记之一：“矢与的”的方针》、《学习杂记之二：动机与立场》，以及《谈学习态度》等。其中《谈学习态度》是学习二十二个整风文件的笔记，记下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如这次学习的重要性，全部粗读和重点精读的关系，搞通文件、总结经验和反省自己问题上的两个极端偏向，贯彻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的必要性，个人学习和集体研究的结合，写学习笔记、记录学习心得的重要性，以及学习中领导干部的态度等。当时，我是比较注意写学习笔记的，我认为“写学习笔记不但对自己的学习是不断的将军，又同样能对自己的思考起着启发和明辨的作用。但是，笔记只是学习心得的记录，而心得深浅，归根结蒂决定于学习态度。所以，我们必须不疲倦地致力于学习态度的改造”。“领导干部在学习中有双重任务：自我学习，又帮助别人学习。因之领导干部的学习态度关系特别重大，他常常自然而然地成了别人的榜样。作为领导者，一定要能够以身作则地影响别人，积极帮助别人，又能从别人那里学习许多东西，真正收到教学相长之效”。坚持地克服教条主义态度，为培植马列主义态度而斗争，这就是我在整风中的学习态度。第二，检查自己。3月2日我参加中央白区工作总结委员会[1]的会议，毛泽东谈了党的产生至六次大会以来的简单经过，指出中国有两个教条，一是旧教条，一是洋教条，都是思想上的奴隶。五四运动打破了旧教条的奴役，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犯了洋教条的毛病，现在开展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同样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许多干部中毒很深，需要我们做启蒙工作。毛泽东的这些观点，使我很受启发和教育。3月4日，又读了《六大以来》第二集刘少奇检讨“八七”会议以来党内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文章及其给中央的信，也使我对总结白区工作和检讨自己得到很大的帮助。在此基础上，4月2日，我利用中央研究院教育、新闻两个研究室开会讨论整顿三风的机会，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历史的检讨发言，回顾了盲动主义、立三路线、“九一八”到遵义会议时期党领导上的错误，检查了我在这些错误中的地位和责任。重点是批评自己，分析自己错误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这个检查使我进一步认识了自己，对今后如何谦虚谨慎地进行工作，有极大帮助。有同志告诉我，他们听了我的检查，也很为感动，很受教育。说明一个领导人要帮助别人整风，首先要督促自己整风。以身作则，从我开始，这也是领导。
[1]中央白区工作总结委员会在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成立，任务是总结党的白区工作的历史经验，中央负责同志和有关的老干部参加，会议由毛泽东主持。——编者注
2.纠偏。整风开始阶段暴露了问题，发生了偏向。对多数群众说，这种偏向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属自发性质，和王实味的蓄意煽动有着根本的区别。但王实味的煽动对偏向确实又发生过一定的影响。这就是说，两者本质不同，形式相似。这样就使中央研究院的思想论战带着相当的复杂性，势必要经历迂回曲折的道路循序前进。首先需要解决一般偏向问题，然后才能解决王实味问题。
解决一般偏向问题的方法，一是个人学习整顿党风文件，二是集体讨论民主集中制问题。
在延安的中央直属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4月18日联合举行学习动员大会，4月20日起开始学习规定的二十二个整风文件。他们学习整风文件，一般是按总论、学风、党风、文风的次序进行的。中央研究院针对运动初期发生的偏向，改变了这一次序，五月上旬开始，首先学习“四三”决定和有关整顿党风的文件。学习“四三”决定使大家初步懂得了整风运动的方针、立场、方法和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使大家初步端正了学习的态度；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使大家对党的组织原则有了比较具体的了解；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和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使大家初步清算了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加强了党性修养。所有这些文件的学习，都是结合各人的思想实际和中央研究院的整风经验进行的，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有的放矢，个人领会精神，自觉检查，相互启发诱导，和风细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思想普遍获得提高。
在此基础上，从5月17日起至5月30日，又召开全院民主集中制座谈会，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纪律问题，进行了群众的讨论和争论。主要检查了整风初期产生的极端自由主义倾向。对此，有的说有，有的说无。有的说是偏向，有的说不是。发言踊跃，争论极大。范文澜对自己在开始阶段“放任自流的领导”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他说：“我在开始阶段的领导方式，缺点大于优点。因为我那时不懂民主集中制究竟是什么，平时教条主义的学习，遇到实践，就不自觉地与所谓理论完全脱节。主观地高唱民主，忽视集中，形成放任自流的领导”，“这是我不能不认为衷心抱愧、难以忘怀的一次痛苦经验”。他的自我批评受到群众欢迎。5月30日，我也作了题为《民主集中制座谈会上的几个争论问题》的发言，对三个方面的问题的争论提出了我自己的意见。一、关于民主集中制方面的问题。争论问题有：民主集中制的意义；民主和集中的关系：应“强调民主还是应强调集中”；“民主扩大是否集中也扩大了”；“集中是领导机关的权利和义务，民主是被领导者的权利和义务”；“民主是启发党员群众的积极性，集中是把已经启发起来的积极性加以正确的使用”等。我对这些问题或观点，说了如下的话：“我们的集中，必须是民主的集中即必须是以民主为基础的集中，它与专制和独裁根本不同；我们的民主必须是集中主义的民主，即必须是正确集中的民主，它与绝对民主根本不同。”决不能因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区别，而把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我们要正确地了解民主和集中的关系，需要采取唯物辩证法的态度和方法，辩证地考察它，以免流于机械；尤其需要从具体情况出发来考察它，以免流于抽象的名词的游戏。”二、关于民主方面的问题。争论问题有：什么是党内民主的实质；能否“把党的民主分成组织的、政治的和思想的三个领域”；能否实行“彻底的民主”，“完全的民主”；“极端民主化（当时我们用过这个概念，意指极端自由化或自由主义）的来源”；民主精神和作风；中央研究院如何运用民主等。我对这些问题或观点，说了如下的话：我们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斯大林所说的“行动的民主主义”，就是在党的组织内，党员有权参加解决党的和一般实际的问题，制定决议，并内督促自己的组织实行这些决议，就是议决权和执行决议的统一，这是党的民主的特点。党的民主永远同集中制联结在一起。同集中制分离，就会产生绝对民主，绝对民主就是绝对自由，而绝对自由是违反党的统一和团结，违反社会生活秩序的。三、关于纪律方面的问题。争论问题有：为什么服从纪律是自觉的；执行纪律有无条件；灵活执行决议在什么限度内才不致违反纪律等。我对这些问题或观点，说了下面的话：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只有自觉执行，才能达到目的；只有无条件执行，才能获得保证。可以依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但决不能违反决议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我现在复述这些争论问题和我的意见，是表明当时青年同志们的思想情况，他们的某些绝对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表现，都是自发的；同时也表明我当时对争论问题的发言还有局限性，还不够完整、明确。例如还没有认识人民民主，没有充分认识高度民主与高度集中的统一等。至此，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讨论基本结束，带有群众性自发性的偏向基本纠正。
3.批判和斗争王实味。解决了一般偏向问题，就为解决王实味问题奠定了思想基础。由于，第一，当时我们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时期，经历着抗战中的空前困难，又面对着新的反共高潮，特别需要全党团结一致，战胜困难。此时此地，王实味却借党内整风机会，诬蔑党和咒骂党；造谣惑众，挑拨离间，制造分裂，破坏团结，不给予坚决回击，就不能团结内部，一致对敌。第二，王实味惯于使用“左”的词句掩盖反动实质，利用和迎合青年中未改造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自封为青年的“代表”，利用党在实际工作中的个别缺点错误，加以曲解、夸大，造谣中伤，耍两面派，钻空子，被揭露后又抵赖顽抗等。对他这一切，不给予彻底批判，就不能肃清影响，教育青年。经过前一段的讨论，大家也发觉了王实味的思想不对头。所以，在讨论民主集中制问题告一段落后，紧接着就展开了对王实味的批判和斗争。这是一场有着重大政治意义和教育意义的不可避免的斗争。
早在3月31日，毛泽东就在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对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矢与的》墙报上的言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在整风运动中，有些人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胡乔木也写信给王实味传达了毛泽东的批评，并指出，《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文章充满了对于领导者的敌意，并有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只要是党员，是绝对不容许的。
6月1日至6月11日，中央研究院民主集中制座谈会由清算极端自由主义的偏向转为清算王实味的斗争。这个斗争持续开会十次，参加会议的人员最多时达到一千余人，座谈会变成了群众大会，全延安七十多个机关学校都有代表参加。发言的人很多，主要的有（按发言次序）李言、李又常、潘芳、雪苇、艾思奇、柯柏年、李伯钊、张如心、丁玲、艾青、范文澜等同志。首先是针对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两篇文章，开始讨论过这样一些问题，如《野百合花》的错误是方式的错误，还是立场的错误；如果立场错了，是否他的动机也错了等。很快又有同志揭发王实味在历史上和托派有联系。此事他在1940年向中央组织部交代过。在批判过程中，他也承认了这一点。并且还说，至今对某些托派分子仍然念念不忘，认为他们的“人性”是好的。很多同志又揭发了他的种种反党行为。这样，大家对他的认识逐步加深，由他的反党立场，到他的反党动机；由他的反动思想，到他的政治上、组织上的反党行为。从思想问题上升到了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群情激愤，要求开除其党籍。我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受检委常委会的委托，对座谈会作了总结发言，题为《论中央研究院的思想论战——从动员大会到座谈会》（发表在1942年6月28日的《解放日报》上），回顾了中央研究院从3月18日动员大会以来八十天的整风学习和论战过程，总结了几个星期以来民主集中制座谈会的收获，分析了自发性偏向和王实味问题的联系和区别，阐明了批判、斗争王实味的意义和必要性。具体谈了四个问题：一，肯定座谈会的巨大收获：对偏向作了一般的清算，对王实味作了彻底的揭发；大家在政治上、思想斗争的原则和方法上、自己的思想改造上，一般都提高了一步。二，王实味是什么人？支配着王实味的思想的是托洛茨基分子的思想。他的言行已为反革命所赞扬和欢迎。大家抱着“与人为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来挽救他，实际上他拒绝了大家的帮助。“对于王实味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现在是他严重地考虑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了。”三，斗争王实味的必要性和意义。为什么要斗争王实味？第一，因为王实味有反党言行。他坚持和传播托派思想；利用抗旱咱困难在党内散布悲观失望情绪，制造谣言，破坏团结；利用党在实际工作中的某些弱点，加以渲染和夸大，公开诬蔑党和咒骂党，为敌人提供反共材料；故意曲解整风运动为派别斗争，造谣诬蔑党的领导，进行挑拨离间等。“对王实味这类反党的反动的行为能够不允许我们激起高度的义愤和进行严正的斗争吗？”第二，因为王实味进行反党活动“有他的一套阴险的狠毒的手法”，比如：使用一些“左”的名词掩盖反动实质，吓唬缺乏政治经验的人；利用青年弱点，装作青年的代言人，进行诱骗；挑拨离间一些立场不坚定的党员和党的关系；两面派和钻空子；耍流氓等。“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不对王实味的言论行动，实行具体的揭发，进行严正的论战，能够暴露他的实质，肃清他的影响，提高党内的政治警惕性吗？”说明这场斗争和论战“是完全必要的”，是“有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和教育意义的”。四，从动员大会到座谈会的经验。第一，这是一个思想论战过程或阶段。一般地说，是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特殊地说，又是同王实味反党思想及其影响的斗争。曾经发生过的偏向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同王实味的反党思想有着根本的区别；但王实味的反党煽动对偏向发生过一定程度的影响，又使一般的偏向同王实味的思想有了某种关系，使思想论战带有相当的复杂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关键是要搞清一般偏向的性质和王实味思想的实质。第二，经过整风文件的学习和反省，我们终于克服和清算了自己在整风初期犯过的偏向，揭发了王实味的反动思想和活动。因此，我们比以前更了解了党的文件的力量和学习的重要性。第三，从反王实味的斗争中应该得出一个严重的结论，就是必须提高政治警惕性和反对自由主义。第四，应使学习和思想论战进入一个新的更具体更深入的阶段。“希望把我们这次座谈会的精神，反映到各个研究室去，反映到各个同志的内心里去。我们整个研究院和每一个同志应该从已经达到了的阵地出发，继续努力，实现中央和毛主席整风运动的方针。”
4.整风学习总结。中央研究院整顿党风的学习，到七月下旬告一段落，总结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关于批判王实味，关于思想意识的检讨，关于整风文件的学习。这次总结有三个特点，一是坚持学习。整风文件的学习贯彻了整风的全过程，也贯彻了总结工作的全过程。学习笔记一般不是写了一、二篇，而是写了一、二本，真正做到了学文件，写心得，照镜子，理论和实际挂上了钩。二是要求作全面、历史的检讨。入党以后要检讨，入党以前也要检讨。尤其要全面检讨整风以来发生在个人身上的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过程，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影响、性质、危害、根源、克服办法和今后努力方向。三是贯彻民主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依靠互相批评和帮助，主要依靠个人觉悟，自觉自愿地解剖自己，对照文件精神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在个人进行全面的、历史的检讨的基础上，写出思想自传。这种自觉的思想革命，创造了团结互助、携手前进的热烈气氛，没有任何强制和压力，同志们的心情普遍是舒畅的。正是在这种民主基础上，每个人都严肃地解剖自己，自觉地改造世界观，从而统一了认识，提高了思想，加强了团结，确实达到了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整个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是有规律性地前进的，收获是很大的。普遍反映，整风教育了每一个人，端正了党员和干部的政治方向，使他们在今后漫长的征途中有可能少犯错误，多作贡献。事实正是如此，他们后来奔赴各条战线英勇斗争，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和高尚气节。其中如胡南、刘亚生、黄子文、张炳南等同志，就在特务屠刀面前或在自卫战场上，顽强不屈，壮烈牺牲。他们的献身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怀念的。更多同志经受住了林彪、江青、康生等反革命的迫害，今天虽已年老体弱，仍然奋战不息，保持了延安整风精神，这是十分可贵的。
五、主要收获。教育了两代人，两层干部。
1.教育了青年一代（新干部）。中央研究院根据自己的特点，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改造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引导他们走上无产阶级的轨道，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实事求是地对待了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的优点和弱点，扶正祛邪，帮助改造。他们的优点是有强烈的革命性，愿意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和领导，要热情帮助他们发扬这一优点。他们的弱点是存在某种程度的摇摆性和软弱性，也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要热情帮助他们克服这一弱点。中央研究院整风的主要成绩，就在这里。具体说，第一，他们的思想要害是世界观基本未改造，整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初步改造了他们的世界观，从小资产阶级立场转变到了无产阶级立场。第二，他们的思想方法习惯于纸上谈兵，理论脱离实际，搞唯心主义和教条主义，整风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初步端正了学风，在理论联系实际上迈出了一大步。第三，他们的组织观念薄弱，纪律性差，容易搞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整风用党性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教育他们，加强了他们的组织观念、纪律修养和党性锻炼。现在有些同志把延安的这段时间称为“黄金时代”，说整风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确实力量大，效果好。这是由衷之言，是完全正确的。
2.延安整风，整个说来，教育了青年一代，更教育了中年一代（即现在的老年一代）。中年一代是各条战线上的负责干部。当时中央研究院从自己的具体情况出发，把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新党员的世界观当作首要任务，而直接帮助青年整风的都在中年干部。他们都在同青年一道的学习中受到整顿三风的教育，但是从学习的广度和深度来说，则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的学习《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两本书，即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中，受到了更深刻的教育。这是对负责干部一项空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实现了六届六中全会的号召。延安如此，全党也如此。
六、基本经验。毛泽东1945年4月27日在为延安《解放日报》所写的题为《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的社论中，把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作为整个革命链条中的两个重要环子，说它们“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现在历史条件不同了，但整风和生产，建设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仍是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链条中的两个重要环子，因之，我们今天重温中央研究院整风的成绩和经验，有现实意义。
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获得成绩的原因何在呢？有些什么带根本性的经验呢？
1.首先，有一条完全正确的方针。这就是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是非，团结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是一条和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错误方针针锋相对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我们执行了这一条方针，使党的生活和党内教育走上了完全崭新的道路。
2.其次，坚决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我们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指导下，充分发扬了民主，真正做到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在发扬民主的过程中难免发生偏向，我们仍然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用民主方法，即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方法，启发自觉，在民主基础上获得思想统一。
3.领导干部和群众紧密结合，互相帮助，共同提高。一方面，领导接受群众教育，另一方面，领导并引导群众前进。就是说，领导确实既做了学生，也做了先生。这种领导和群众亲如手足的关系，是十分值得发扬光大的。
4.高度发扬自我批评精神。“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是人民国家内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确的方法”。这一点，整风中是自始至终自觉执行的，没有人认为做了自我批评，就是丢了人。也没有人听了别人的批评，就脸红。这是多好的同志关系！现在，一般说，自我批评的武器举得不高，仍然有些干部喜欢听好话，不喜欢听批评，也不作自我批评。对批评者打击报复、给穿小鞋的事，也时有所闻。这是既不正派，又十分危险的坏现象，应该大力纠正。
1942年9月，我离开中宣部和中央研究院，去陕甘宁边区政府任职。中央研究院的下一段学风、文风学习和全部总结，未曾亲身经历，就无从回忆了。
资料来源：李维汉《回忆与研究》PDF，P472-P497。因无关延安整风斗争主题，中间省略了P474-P477一段关于学院研究具体情况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