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殷夫诗选 诗人与战士的道路 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年第3期。译者：宋绍香
殷夫（1909—1931）的创作历程，是在中国最艰苦的年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4—1927）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1937）初期完成的。这一时期，中国的进步作家鲁迅、瞿秋白等，为创建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殷夫——中国革命的歌手的年轻的歌声，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殷夫的真实姓名是徐白莽（实际为：徐孝杰，字之白，号柏庭——译者）。生于浙江省象山县大徐村。其父是县城的医生，殷夫读小学时，他就去世了；其母是一个温存、善良的妇女，她肩负起了教育幼小殷夫的重任。 从童年时代起，家乡的大地、山川就成了殷夫的朋友：那松林掩映下的山顶，长满茶林和竹林的山坡；还有，那大海，那一望无垠的稻田和棉地……他跟大人们一起去打猎和捕鱼，母亲给他讲的故事，早期进入他生活的书籍，这一切，都激活了幼小白莽的想象力，拓展了他童年概念的世界。善于思考，易于激动的男孩经常跑进山中，站在山坡上长时间观察南方的夜空。在其早期诗歌中，他描写了自己这种初始的少年感觉。什么东西都不能使他漠不关心：观赏那春天带给他的一瓣嫩绿的叶，倾听那虫声和杜鹃凄绝的悲啼。殷夫希望“戴着诗意的花圈，美丽又庄朴，在灵府的首座”。 在1926年，“五卅”运动（1925）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最昌盛时期，殷夫来到了上海；此时的上海，正被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战斗行动搞得沸沸扬扬。从这时起，到这位诗人和战士短暂的一生的终点，他的命运都与这座巨大的工业城市连接在一起。这个年轻人考进了浦东中学，那里按教学大纲开设欧洲语言。激进的大学生活，唤起了殷夫的政治意识。他初步结识了马克思主义文学，学习了В.И.列宁的著作；他阅读了翻译过来的苏联作家的作品，他竭力了解苏联生活的真实情况。爱好劳动、求知欲强、性格直爽的殷夫，很快就受到了同学们的尊敬，结识了许多工厂青年。 1927年春，背叛革命的蒋介石粉碎了上海工人纠察队，在全城进行了空前的大屠杀。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了失败。反共的白色恐怖开始了。蒋介石按照“同情共产党的嫌疑犯”逮捕了许多人。大学生们也没有逃脱这一惩罚。4月，曾公开而激烈批评学校当局的殷夫被捕。国民党徒对这个年轻人进行了严刑拷打，以枪毙威胁他。 在狱中，殷夫写了自己的第一部长诗《在死神未到之前》，诗中塑造了一位坚强的青年战士的形象：他以其所有的聪明才智悟出了：真正的革命者的天职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也要忠诚于革命事业： 我全身起了寒战， 我似乎想痛哭一阵； 然而我抑止了， 朋友，我突然又见了“可怕的革命”！ 朋友，有什么呢？ 革命的本身就是牺牲， 就是死，就是流血， 就是在刀枪下走奔！ 牢狱应该是我们的家庭； 我们应该完结我们的生命， 在森严的刑场上， 我们的眼泪决不因恐惧而洒淋！ 忏悔吧，可怜的弱者， 死去！死是光荣的责任。 让血染成一条出路， 引导着同志向前进行！ （《在死神未到之前·五》） 殷夫的哥哥徐培根，时任南京政府的要职。由于他的干涉，经过3个月，殷夫被释放出狱。 1927年秋，殷夫考入同济大学。在这里，很快他就参加了大学生的革命工作；他与地下和半地下刊物建立了密切关系；掌握德语后，他阅读了译成德语的匈牙利革命的歌手山德尔·裴多菲的许多作品。裴多菲的英雄般的生活，他的充满了对被压迫者的热烈同情、对统治阶级的无比愤恨的热情洋溢的诗歌，使殷夫激动不已，在这个中国年轻诗人的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1927年末，他因被怀疑是共产党而第二次被捕。然而，在哥哥的帮助下，他很快又回到了学校。徐培根和其他弟兄们千方百计想使白莽脱离革命工作。为了引诱年轻人脱离他生命中最高价值的革命工作，他们允诺他，要么去当官，要么去欧洲留学。殷夫明白他们的简单意图，他拒绝了与其出身阶级捆绑在一起的一切要求。诗人经受了与兄弟们纷争的痛苦，但是，要回到过去的想法，使他愤恨：“我觉得，我的青春，／已把热焰燃尽，／我以后的途道，／干枯又艰困，／我不能不负上重任。”为了追寻“新生”，“把以前的一切殡葬了，／把恩惠仇爱都结束了，／此后我开始在世上驰骋。”（《跋诗》）“我在竹涛的微怨声下，／已诀别了往年的心灵和生的憧憬。”（《虫声》） 革命者的良心提示殷夫，要走他在《给母亲》一诗中所描写的那条路（“此后，我得再造我的前程”）。 诗人耳边传来附近火山熔岩的轰鸣，较之“朗吟颓伤歌调”逃脱斗争的“秋虫”，诗人则： 我枕着将爆的火山， 火山要喷射鲜火深红， 把我的血流成小溪，骨成灰， 我祈祷着一个死的从容。 （《地心》） 殷夫在同济大学学习一年半时间写的许多诗歌，都描写了关于革命中个人“我”的深刻思考。但是，抒情主题的主观情调，并没有降低其作品的社会意义，相反，却使它显得更加真实。譬如诗歌《归来》中的“我的热情”、“青春的狂悖”等诗句，诗人本是面对个人的，然而却使人感受到是面对每一个珍重革命事业的人： 归来哟！我的热情， 恢复我已过的生命：—— 尽日是工作与兴奋， 每夜是红花的梦影！ 回归哟！来占我空心！ （《归来》） 殷夫，像其他同时代作家一样，认为，在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血腥恐怖时期，文学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唤起社会最先觉悟人群的政治觉悟和勇气，使他们不要脱离斗争；要提高未来战斗的巨大力量——年轻人的革命精神，保护他们免受失败主义情绪和悲观主义的侵害。“忍耐吧，可怜的人，／忍耐过这漫长的夜，／冷厉的暴风加紧，／秋虫的哀鸣更形残衰。／鲜红的早晨朝曦，／也是叫他们带来消信，／黑暗和风暴终要过去，／你呀，洁圣的光芒，永存！”（《孤泪》）诗歌《月夜闻鸡声》以下面的召唤结束： 踏着虹的桥，星河的大道， 星儿向着你的来向奔跑， 你向前走去欢迎明晨， 你因为必要做着第一个百灵！ （《月夜闻鸡声》） 不是抱怨，而是斗争——这是这一时期殷夫诗歌的基调。 与上述题材紧密相连，殷夫创作的其他题材，是革命斗争中中国妇女的地位。殷夫认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中国，妇女被“钉在三重十字架之上”（《东方的玛利亚》），受尽了侮辱和奴役；在革命时代他们获得了精神自由，应该同男子一样参加人民的解放斗争事业。 殷夫作品（《我们初次相见》、《祝——》、《我醒时……》等）中的妇女形象，是聪慧的，精神丰富的姑娘形象，共同的事业使诗人与他们连结在一起。在《写给一个新时代的姑娘》（1929.12）一诗中，他塑造了一个女革命者形象的典范。 殷夫认为，妇女应该成为平等的社会一员。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相信，在未来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妇女将与男子起着同样的作用……列宁的著作帮助我懂得了这一点。” 在描写妇女形象时，诗人不止一次强调指出，描写人的精神美，要比描写纯粹的外表美更重要。 大都市生活的题材，在殷夫的创作中，占有显著的地位。大量犀利、深刻的诗句描写了“高傲地”“摊在黄浦江边”的，以“铁的骨骼，白的齿”“吃人的上海”：“马路上扬着死尸的泥尘，每颗尘屑都曾把人血吸饮”。在诗歌《无题的》（1929年春）中，诗人痛斥了外国人在上海的专横跋扈，揭露了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及其所导致的精神贫乏、生活贫困和卖淫行径。在诗歌《一个红的笑》和《都市的黄昏》中，作者歌颂了大都市的真正主人——工人，“明日清朝”是属于无产阶级的。 这一主题思想，在《血字》组诗之一《上海礼赞》（1929.4）一诗中得到了充分发展。在回忆1925年5月上海街道上血腥镇压游行示威者的惨象时，诗人悲痛地写道： 上海我们礼赞你的功就， 我们惩罚你的罪疣。 （《上海礼赞》） 殷夫为上海诞生了中国无产阶级感到自豪，但是，他又严厉地批判了它竟“允许”在街道上屠杀革命群众。诗歌结束时，诗人表现出了，对上海的“光明未来”充满了信心：“但你将永久不腐不死，／但你必要诊探一次”（《上海礼赞》）。 非常值得注意的有两首诗：一首是寓意深刻的诗歌《花瓶》（1928），一首是讽刺诗歌《奴才的悲泪》（1930）。在这两首诗中，殷夫准确地确定了在中国进步作家同“新月派”作家辩论时自己的立场。“新月派”代表作家（胡适、徐志摩、梁实秋）否定文学艺术在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性，贬低“必须创建革命文学”的意见。这实际上是引导进步作家脱离革命运动，拒绝参加社会斗争。梁实秋低估了革命和艺术创作中群众的作用，他指出，文学和艺术，似乎，可以任意选择。 鲁迅和革命文学派“创造社”（成仿吾），同时联合“新月派”（蒋光慈），殷夫也参与其中，对“新月派”论调进行了激烈论争；在同“新月派”的斗争中，尽管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站在论战的同一方，捍卫了文学的阶级性，保护了文学创作与革命运动的密切联系。 反对“新月派”的共同斗争，从思想上拉近了革命文学捍卫者的距离，这就为1930年成立左翼作家联盟，创造了一个先决条件。 在诗歌《花瓶》中，殷夫塑造了“和谐”的，而不是“高雅”的花瓶形象；还在文学辩论的初期，殷夫就确立了诗歌的通俗性和人民性原则——不是为少数人而是为多数人服务；所以那花瓶“她不插芙蓉和玫瑰，／（这些让他人狂味！）／野花采自田野，／集团中的成员！”（《花瓶》），这就是说，诗歌应该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在《奴才的悲泪》一诗中，诗人揭露了以反动统治的辩护士胡适为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背叛行为。 因此可以说，殷夫在同济大学学习期间，就完成了其革命诗人的形成过程：创作了大量反映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深刻题材的诗歌。虽然殷夫的诗歌不都具有同等的艺术价值，但是，他的坚定立场是：文学艺术应该为千百万人，而不是为有所“选择”的少数人服务。 1928年—1929年，是殷夫与上海工人运动联系的诞生和巩固时期。这一时期，殷夫以各种不同的笔名，在上海的杂志上发表诗歌作品，经常发表他作品的刊物有《太阳月刊》等。同济大学校长在聚精会神地监视着这个不安分学生的“可疑活动”。当殷夫了解到，他们打算开除他，并将此事报了警后，便于1929年3月离开学校，完全献身于文学与革命工作。这就更加加剧了他同哥哥们的矛盾，他们禁止母亲同自己的小儿子来往，并以断绝对她的经济支援威胁她。1929年4月12日，正是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满2周年之时，殷夫写了诗歌《别了，哥哥》，诗中诗人向整个剥削阶级发起了愤怒的挑战。为了揭露徐培根趋炎附势、追逐名利，不关心人民的疾苦（哥哥，你“有的是安逸、功业和名号，是治者们荣赏的爵禄，或是薄纸糊成的高帽”），殷夫坚定地声明： 别了，哥哥，别了， 此后各走前途， 再见的机会是在， 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 （《别了，哥哥》） 该诗具有强烈的政论性，充满了高度的革命热情，诗中的每一个字真正是用勇敢、热烈的心血洗清的。殷夫离开学校并与哥哥彻底决裂后，举办了扫盲培训班，成立了马列主义理论研究小组，组织了各种会议。他的革命宣传工作，在长诗《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中得到了艺术的再现。这是一部厚重的成熟的诗歌，描写了一位青年革命者，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在工厂发动工人搞了一次五一集会，并成功地发展成为游行示威。长诗的主人公是一位坚持党性原则，具有很高政治觉悟的榜样。 长诗《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是在白色恐怖十分猖獗之时完成的，它促进并巩固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它不仅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而且指出了中国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现实道路，指出了工人阶级能够完成这一革命任务。在这一作品中，殷夫塑造了作为当代正面人物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典型形象：他发动群众，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投入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该长诗是完全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立场出发创作的。 1929年夏天，殷夫与鲁迅首次会面。这次会面，对诗人生命中最后一年半的创作和命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鲁迅集中精力阅读了诗人的作品，同他交谈了中国文学的任务。殷夫洗耳恭听鲁迅的谈话，高度评价他的批评意见，与他讨论自己的创作计划，其中，也谈到了他想把Ф.格拉德科夫的长篇小说《水泥》译成汉语的愿望。这种友谊的结果，很快便表现出来：青年诗人重新审视了自己全部的早期诗歌，改写了许多作品，并开始准备出版诗集《孩儿塔》，其中同名诗歌描写了中国儿童的苦难命运，这一主题，还是鲁迅先生给予提示的。 1929年7-8月间，殷夫第三次被捕入狱。但是很快就被释放，重新从事革命工作。这年秋天，殷夫创作了战斗诗歌组诗《我们的诗歌》，目标对准了唯美诗派“新月派”，因为“新月派”成员在其宣言中轻蔑地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战士为“爱好口号”派。 殷夫给宣言的捍卫者以坚决的反击，指出革命时代的诗歌，已经到了告别“他的贵妇人和夜莺”的时候了，应该创作人民需要的新歌（《我们的诗歌》组诗之一：《罗曼蒂克的时代》）。 20年代末，尽管反动派猖獗，但是国内又重新成长起了革命高潮。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了。凭着革命诗人的敏锐感觉，殷夫感受到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到来。在诗歌《时代的代谢》、《我们》、《写给一个新时代的姑娘》、《前进吧，中国！》、《我们是青年的布尔什维克》中，诗人高兴地描写了革命已成为现实，并梦想着共产主义——这人类未来的春天。 1930年，对殷夫来说，发生了几件大事：3月，他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5月，他与其朋友们——革命作家柔石、胡也频和其他左联成员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还有消息说，这时殷夫学习了俄语。他在《巴尔底山》杂志任编辑；在左联的半地下和地下刊物《拓荒者》、《萌芽月刊》上发表诗歌和论文；在鲁迅主编的杂志《奔流》上发表论文、随笔和翻译作品。他还创办了杂志《摩登青年》，在该杂志上他以各种不同笔名发表了本属于他的许多资料。殷夫最著名的散文作品有短篇小说：《“King Coal”——流浪笔记之一》（《煤炭大王》）、《下雨时》、《小母亲》、《基督教徒的仁慈》、《音乐会的晚上》；剧本：《斗争》；随笔：《“March 8”s——A sketch》（《3月8日》）等，同时，他还在（主要在）《列宁青年》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政论性文章。 殷夫还没进入中国文坛时，“白话”诗就已在中国牢牢确立。闻一多、蒋光慈、刘半农、朱自清等，创造了新型诗歌语言的光辉典范。殷夫《孩儿塔》诗集中的大多数诗歌，都是运用五四运动后中国诗歌业已习惯的韵律格式进行创作的。诗歌的诗节，通常，分作四行诗。值得提出的是，当诗人运用这种诗歌形式进行创作时，这种形式并没有束缚住他的诗歌思维。 中国自由体诗歌的发展与繁荣和殷夫的名字紧密相连。他的1929—1930年的诗歌（如《时代的代谢》），都是紧密地运用严格的诗歌既定韵律和有节奏、有限度的诗节创作的。殷夫故意利用诗节的“杂乱无章”，使长、短诗行相互替换，抛开诗节的基本原理，使诗节成为诗歌结构的某种成分，改变了可能出现的不定数诗行的周期。这样的诗行变化周期，表现出了统一的诗歌思维。殷夫的自由诗，没有受到形式主义框框的束缚：他的诗歌形式的标准是：符合诗歌内容的要求，隶属于诗歌宽泛“容量”的题材。 在诗歌的诗节变化周期中，为了改变诗节的结构，殷夫的诗歌语言，使人感到具有一种演说家的激情——诗人力求使自己的语言贴近群众，因为他需要有广大的读者和听众。最具有说服力的是，殷夫运用自由诗体创作了许多最具社会性的尖锐作品：《血字》和《我们的诗歌》组诗中的许多诗篇，诗歌《我们》、《时代的代谢》、《我们是青年的布尔什维克》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作品。同样，在长诗《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或在诗歌《别了，哥哥》中，虽然都是用传统形式写的，但是却使人感到与自由诗非常亲近：殷夫的那种演说家语言的韵律，那种语调和句法结构的变换，宛若在自由诗中那么潇洒不羁。 殷夫能发展成为艺术家关键在于，其早期诗歌具有很强烈的主观论成分，诗歌中反映的思想，常常是通过个人“我”的知觉表现出来，诗人转而去表现群众的思想，力求利用诗歌这一工具表现大多数人的思想感情。因此，殷夫的诗歌中有许多复数意义的诗句：“我们的诗歌”、“我们的意识”、“我们的团结”。这种诗歌赋有一种独特的表现力和独特的韵律。它们中的每一个词都能发出召唤、揭露和战斗的信息。这些诗歌所展现的，不是“懒散的愁容”和“秋虫的哀鸣”，而是“大声疾呼的血字”、“红笑”，是类乎“我枕着将爆的火山”、都市像“铁的骨骼，白的齿”，“烟囱不再飞舞着烟”等种种夸张的描写。他视野中的“花”的革命形象，不是‘芙蓉和玫瑰’，而是“采自田野”的“野花”，或是“一朵傲慢的白花”。 最后，谈一下最悲痛的事情。1931年1月17日，国民党警察局逮捕了殷夫及其战友胡也频、柔石、李伟森、冯铿。与他们一起被捕的还有18位革命者。 被捕人员从一个监狱被弄到另一个监狱，每次都要经历严刑拷打和审讯，但是，他们顽强地经受住了考验。狱外的“左联”成员，想去救他们，但那是办不到的，因为，他们被关在哪里？时下的命运如何？有着种种不同的传说。后来，消息终于大白：1931年2月7-8号的夜里，国民党密探局对23位共产党员进行了最野蛮最残酷的迫害：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用机关枪把他们杀害了。 国民党不敢公布被害作家的名字。摆在左翼作家联盟面前的紧迫任务是，迅速把革命作家被害的真相告诉全国人民，向社会各界揭露蒋介石集团的罪行。 尽管反动当局不断监视和制造白色恐怖，左联作家还是组织出版了《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1931年第一卷第一期）。在这期刊物上，发表了鲁迅愤怒的文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鲁迅写道： 然而，我们的这几个同志已被暗杀了，这自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若干的损失，我们的很大的悲痛。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仍然滋长，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
革命作家被难的消息，引起了中国进步作家和诗人的极大愤慨，他们撰写了许多纪念文章和诗歌。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写道：“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中国人民虔诚地纪念自己的把生命献给革命事业的最优秀的战士们。殷夫的光辉的一生，他的不朽的作品的纯真的革命激情，无疑，会引起俄国读者的极大关注。 （译自：Г.Ярославцев：《Путь поэта и борца》，Инь Фу《Слова，омытые кровью》，Издательство“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Москва，1964； 2010-09-12 宋绍香译于岱宗书屋） 译者附言：本文关于殷夫生平及诗作背景介绍，亦与前书同样存在诸多“未能合实之处”。请读者参阅书前王庆祥先生所撰《来自异国殷夫研究的启示》第三部分，自行纠正，恕不一一解释。
——宋绍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