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第三次印支战争（曾国炎，七十年代杂志社1980年初版） 二、柬埔寨
解放后的处境七五年四月十七日，柬共军队解放金边，正式结束了朗诺政权的统治。七六年一月五日，民主柬埔寨宣布成立。三月二十日，全国举行第一次大选。四月二日，施汉诺辞去国家元首的职位，新政府同意每年给施氏八千美元作为退休金。四月十一日，由二百五十人组成的人民代表大会宣布召开，波尔布特（沙老夫沙亚）出任新政府总理；乔森潘出任国家元首；英萨利出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宋成出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胡荣、符宁、英太莉（即乔太莉）、容逸等都出任部长。柬埔寨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相对来说，柬埔寨比越南小得多，人口也只有七百多万人。七○年朗诺政变以前，柬国较少受战争影响，社会制度虽然不平等，但人民生活也较为安定。在朗诺政变后的五年战争中，柬国经济由于战乱及美军的轰炸，也受到很大的破坏。据柬共的官方消息说，由于战乱、疾病及饥荒而死去的人民达到八十万。 柬共「进城」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把人们从城市迁徙到农村去。在金边，二百多万居民在四月十七日当天便接到命令需立即离开城市，理由是可能会有美军轰炸。英萨利在七五年九月对法国记者解释说：「我们曾估计金边只有两百万人，但当我们进城后却发觉人口几乎达到三百万。过去，美国人每天要运三、四万吨粮食到金边。我们没有能力这样做，所以人民只能前往有粮食的地区。我们要养活人民但同时亦要维持我们的独立和尊严而不需乞求别国的援助。」 除了粮食问题外，害怕敌人轰炸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不过，柬共领导层更害怕的却是城市可能会令到干部腐化。对他们来说，金边这样的城市是腐化的、堕落的西方资本主义的象征。他们若要建设理想的新社会便先要消灭这样的城市。因此，当各大城市的居民被迁徙到各处农村后，新政权并没有打算把他们部分再迁回城市。 这种不让群众知道目的地的迁徙在同年九月又再进行了一次。目的是要人民去到完全陌生的地方建设新家园，使他们忘记旧社会的压迫，也忘记旧社会的风俗习惯和观念。这种背负家当、赤足而走的迁徙当然会做成不必要的人命牺牲。七七年五月当英萨利接受意大利记者访问时也承认，仅在撤离的行动中，就有二、三千人死去。 对柬共来说，某些人的死亡可能是罪有应得的。他们包括旧政权的官吏，与及地主资本家等。尽管柬共领导人也常常谈及对敌人的改造，但事实上，柬国内部在这几年来都不断有集体屠杀异己份子的传闻。特别是在七五年，政府一方面不断劝告朗诺残余份子投诚，另一方面却对投诚者加以杀害，常常连投诚者的家属也不能幸免。据说，柬共干部喜欢用刀来砍杀敌人。 革命就必然要镇压敌人。但杀人是否是镇压的最好方法呢？从某方面来看，这可能是由于复仇和恐惧的心理所驱使。柬共被镇压了十多年，封建社会的旧政权往往用最残酷的手段来对付左派。解放后，柬共的干部人数只有数千人，军队也只有数万人，因此，他们很容易会害怕遭到敌人的反扑。同时，据说美国中央情报局早已在柬全国布下联系网及藏下了大量枪械，所以柬共会以为在肉体上消灭敌人会是巩固政权的最好方法。杀人可以减轻自己的恐惧，但却会引起群众更大的恐惧，后果就只会失去群众的支持。 波尔布特的崛起正如在本书「背景篇」介绍柬共历史部分中所提过的，波尔布特（沙老夫沙亚）一直以来都是柬共的领导人。不过，直到七六年四月，波尔布特才在柬国的政治舞台公开露面。 而事实上，在七七年五月波尔布特才真正的确立了他在柬共及柬国的领导地位。其间，柬共内部发生了一连串的斗争及清洗。 柬埔寨解放初期，柬共并没有公开活动，而只以「革命组织」（「安卡」）作为代号。波氏曾说这是由于时机还未成熟，但却没有详细地解释。一些西方评论家认为，这是由于柬国内部长期的反共宣传，柬共领导人为了避免吓怕人民，所以把党称为「革命组织」，到一切安定下来后，才把党公开。不过，这种说法似乎难以成立。事实上，又有哪个柬埔寨人不知道「革命组织」的背后不就是共产党呢。延迟公开党的组织必然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 据说，在解放后，一些外国共产党曾去电柬国，祝贺「柬埔寨人民革命党」取得胜利。由此可见，连不少外国共产党也不知道柬国左派在六○年已重建了另一个党。那么「人民革命党」是否早已不存在呢？ 原来，当柬共在七○年决定和施汉诺合作及和越、老左派结盟后，不少过去前赴越南的「旧左派」再度回到柬埔寨。这些人虽然未能立刻取得领导权，但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据越南的消息说，「回归」的「旧左派」有好几百人，据说都是「受过资深训练的领导人」。解放后，新旧左派之间出现了剧烈的冲突。 越柬冲突公开化后，柬埔寨政府在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声明中说过：「他们（越南）秘密成立了一支军队，以一些坏人当首领，作为在柬埔寨内部扩展势力的工具。他们利用这一小撮柬埔寨卖国贼去建立一个新党以破坏柬埔寨共产党；建立一个特殊的行政组织来分裂及破坏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及革命政权。」 总之，柬共和「回归派」的冲突一直持续到七七年。在七六年九月，波尔布特曾以健康为理由暂时辞去政府总理的职位。很可能，他要把精力集中在党内事务方面。据说，在七七年四月，柬国内部出现了流产的政变。结果是波尔布特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当时，一些地方上的「革命组织」干部被全数撤换。一些「回归派」再次逃去越南，并在边境地区从事颠覆活动。五月，波尔布特任总理，并开始在公开场合露面。除了「回归派」被清洗外，一些大知识分子包括胡荣、符宁等也被清洗。值得注意的是，在柬国，被清洗即意味着肉体上的消亡。自此以后，波尔布特和英萨利大权在握，而仍然充任国家元首的乔森潘，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名义领袖吧了！ 波尔布特为什么能在党内斗争中取得胜利呢？波氏自己会认为「回归派」都是亲越的卖国贼，自然难以颠覆那深得民心、光荣正确的柬埔寨共产党。而越南则认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深懂权术，是马切亚维里（Machiavelli）（注）的典型信徒，懂得拉一派打一派，所以虽然是属于少数派却取得大权。 除了上面的两种解释外，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波尔布特所宣传的共产主义理想得到一些新入党的年轻党员支持。这些大多是在七〇年后入党的青年农民，他们人数众多。得到这些新党员的支持，波尔布特当然能战胜党内的敌对派。 （注：十五至十六世纪一位意大利作家及政治家，是「The Prince」（「帝王术」）一书的作者，主张统治者必须是超乎道德、精明、残忍的。） 波尔布特式的共产主义社会解放后，在柬埔寨所建立的经济制度算得上是空前绝后，前所未见。据越南方面说，柬埔寨在农村推行中国式的人民公社，一切都照搬中国的样板。诚然，波尔布特在七七年九月底访华时几乎已公开地自认是毛泽东的学生，也常常提到类似中国文化大革命时的口号如「破旧立新」，「政治觉悟决定一切」等，但柬共在国内所推行的一套，多数是他们的独创，较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最激烈的还要激烈。 根据柬共的埋论，柬国在解放后已完成民主革命而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这就是要消灭阶级差别，但全国只剩工农两阶级，然后以此净化后的阶级来建设没有剥削、没有不平等、一个有很高道德水平的新社会。 当不需要的阶级被「净化」了之后，柬共在全国各地组成了农业合作社。大者有一千户，最少的则有一百户。合作社的制度早已在七三年便在解放区内推行。到七八年，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都在合作社内生活。在合作社内，一种新型的公有社会已经建立起来。那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早已变成落伍，人们已直接入高级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时代。 据一些曾经参观过柬埔寨合作社的美国左派人士说，在合作社内，有医院、学校及幼儿园的设备，一切都是免费的，因为根本就没有货币。那里，人们一同工作，一同在合作食堂内用膳，晚上则各自归家。他们所用的农具还是较为落后，生产以人力为主。那里没有星期天，但每十天就有一天休息日。在那天，人们可以进行学习，也可以从事文娱活动。每三天一次，人们开会讨论工作上的问题，每隔十天，全合作社的人都聚在一起，互相批评提问及解决有关个人及政治上的问题。国家的运输车会定期到到合作社，带来衣车、收音机、衣服及香烟等物品，并运走合作社内多余的粮食。接着，这些货品会按各人的需要而分配。如果有人要求得太多，其他的人便会劝他不要太自私。 据波尔布特说：「合作社是一个小的公有社会，是一个清除了腐朽糜烂的文化和陈规陋俗的崭新的社会，是一个得到了建立、巩固和发展的平等和睦的、健康的公有社会，是个粮食充足、有充分条件发展卫生、文化和教育事业的社会。」「破落小堪的柬埔寨农村变成了欣欣向荣的新农村，大小水库星罗棋布，运河水渠纵横交错，田野一片—碧绿……」柬埔寨不仅在农村实行按需分配的供给制。事实上，供给制在柬国上下都普遍实行。波尔布特说，供给制「在一定程度」逐步解决了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体力脑力劳动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以及干部与群众之间等矛盾」 除了经济改造外，柬共政府也力图创造一种与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新文化。七六年一月颁布的新宪法第三条说：「民主柬埔寨的文化是一种属于民族，人民，前进及健康的文化，为保卫及建设柬埔寨成为一空前繁荣国家的任务而服务。这种新文化与过去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阶级所提倡的腐化和反动文化完全不同。」据金边电台七六年二月广播的一篇文章说，反动文化「使城市青年完全失去他们的民族归属感。帝国主义者曾引诱他们堕落，使他们变成没用的东西……在所谓潮流下，不少男青年甚至作女性化打扮及留长头发。」但在新社会，「再没有娼妓，赌博及丑恶的习惯。」 为了改变传统的等级观念，政府创造了不少新名词，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据说，连类似「孩子」、「父亲」、「母亲」、「叔父」、「伯父」、「长者」等名词都被禁止使用，而「老爷」、「大人」等尊号就更绝对禁止。此后，所有人都要用同志来互相称呼，年纪大的称为「大同志」，年轻的称为「小同志」，小童则被称为「小孩同志」。 传统的歌曲，舞蹈和戏剧都被取缔，西方艺术更是被指为是帝国主义文化，一律绝对禁止。政府有关部门创作了一些革命舞蹈和歌曲，在各地推广及经常在电台节目播出。 在教育方面，正规的学校教育被认为是浪费时间的，因为生产技术的科学只能由农民及工人从生产劳动中所掌握。旧社会的中小学生都下放到农村工作。据官方宣称，「他们都很高兴与工农生活在一起，用他们的双手来建设国家」。 政府鼓励人民利用工余的时间学习读和写，但由于工作太过忙碌，大多数合作社都没有这样实行。不过，政府却很注重对儿童的管教。儿童被称为「民族的希望」，因为他们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腐蚀。据金边电台在七六年三月所广播的一篇文章说，「在合作杜，工厂和其他革命组织内，孩子们有特定的文化及文学节目。从六岁开始，所有的孩子都参加一特殊的机构，在那里，他们学习读和算。到了十二岁，他们会逐渐学习政治。他们学习去爱他们的国家，憎恨美帝国主义，及爱那些都是他们父母的工人和农民。合作社内的孩子都是革命的艺术家，他们唱革命歌和表演社区性的革命舞蹈。」 宪法的第二十条说：「每个柬埔寨人都有权利信仰任何宗教，也有不信任何宗教的权利。一切危害柬埔寨及柬埔寨人民的反动宗教都绝对禁止。」但是，无论传统的佛教，少数民族信仰的回教，与及近代西方传入来的天主教，一律都被各地的干部视为反动宗教。不少僧侣和教士都以封建反动分子及帝国主义特务的罪名被杀。 这样的一种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等级，没有腐朽文化，没有骗人的宗教的道德社会，说起来似乎还是很好听。但是，在一个经济落后的社会实行没收货币，没有商品的供给制，这到底是共产主义还是原始公社呢？对一般群众来说，他们能否一下子放弃过去的观念，适应这种需要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的社会制度呢？在过去，柬国存在着的是封建及小农式的农业经济，私有观念根深蒂固，这能够一下子便消除吗？ 因此，尽管有不少人歌诵柬埔寨的「理想社会」，但也有很多人谈到「理想社会」背后的恐怖。不少逃避清洗或忍受不了新社会制度而逃出柬国的难民都指责新制度不人道。据他们说，在合作社内，党组织把群众严密地控制着。在那里，家庭生活遭到破坏，父母子女夫妇被分隔开，要定期才能见面。每天，人们都要工作十多小时，所得的粮食却还是难以糊口。农村的少女不少被强迫嫁给残废的士兵。清洗及屠杀的事更是经常发生。虽然这些消息都是来自反对新政权的人，但似乎也不能说这只是谣言而已！ 七八年以后，柬共开始修改它一部份的对内政策。据说，在合作社内，人们有了较大的个人自由。七八年九月，波尔布特对到访的比利时左派记者表示，柬国愿意学习外国的经验，例如将会利用外国书籍作为参考，把外国的进步文化用于柬国的革命事业上。同时，他在九月二十七日庆祝柬共公开一周年的大会上也提到，要把国家「建设成一工业国家，这包括发展轻工业，食品工业，钢铁工业，机械制造业，石油工业，电力工业及产煤工业等。」此外，政府也决定准许一些不能适应农村生活的人回城市居住，而政府也感到需要培养更多技术人员。但是，这种改革可能是来得太迟了。 柬外交政策在解放战争期间，以施汉诺亲王为名义领袖的王国临时政府得到不少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承认临时政府的国家有四十多个。在国际外交史上，有这么多国家承认一个流亡政府实在是少见的事。这主要是由于施氏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声望以及他处理外交事务的经验和才干。在金边解放初期，不少第三世界国家，例如阿富汗、埃及、突尼西亚和赞比亚等都派了外交人员驻在金边。但其后，由于柬共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及缺乏外交人才，对外工作始终不能顺利开展。到柬共政权覆亡时，除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外，第三世界驻金边的外交人员就只剩下埃及一国。 在解放后最初的一两年，柬共采取对外封锁的政策，外国人很难有机会前往柬国。而政府也禁止人民与外国通讯。对柬共来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等同于闭关自守。很可能，他们以为与外国交流便会降低他们社会的道德水平。因此，与外国的贸易也很少。 由于柬共不懂得或不愿意交朋友，其他国家自然也不愿意开展与柬国的关系。不少与柬国有外交的国家也没有派使节到金边，例如瑞典等北欧国家，他们驻北京的大使竟然也是驻金边的大使。很可能，大家都视出使金边为畏途。原来，在疏散后的金边，全市只得一所商店（供外国人购物），此外，政府又限制外国人的活动范围，那么又有谁愿意被派到那里当外交官呢！ 在国际上，柬共政权的声誉也十分差。有关柬共杀人及不人道的政策经常受到外国报刊的抨击。用死刑来巩固政权往往会在国际上产生「不讲理」的形象，在过去已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同时，柬共对待施汉诺的做法也令人有「过桥抽板」的感觉。施氏回国家便被软禁起来。一些外国人士想探访他时，政府就说亲王很忙，正在写回忆录，不想见客。这又能欺骗得什么人呢！ 在柬共执政的数年间，和柬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就只有少数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朝鲜和南斯拉夫等。早在六十年代，中国便已经支持柬共的革命。据说，乔森潘在六七年得以逃出金边完全是赖于当时中国驻金边大使馆的协助。七○年朗诺政变后，中国支持施汉诺的爱国主义立场，并促成施氏和柬共的合作 解放后，中柬两国和两党关系更有所发展。一方面，两国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有着很类似的见解。柬国赞成在国际上必须反对两个超级大国。柬国在早期虽然还没有公开指责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但从柬领导人对外讲话的内容，也可看到他们对苏联的憎恨。例如，英萨利在七七年联大讲话中说，「这些富裕大国一面互相争夺阵地，竞相从事先进武器的竞赛和在世界上到处出售武器——这是在第三世界上造成经常的紧张局势的根源；一面又利用联合国讲坛来欺骗各国人民，麻痹他们的警惕性，以便更好地征服他们。」英萨利所指的富裕大国是那些国家呢？也不用画蛇添足了。曾经有一个时期，苏联也想争取柬埔寨。甚至当柬越冲突公开化后，苏联虽然立刻便支持越南的立场，但苏共却仍然藉着柬共向国内外公开的机会，致电给柬共，祝贺它建党十七周年，电文并赞扬柬共领导人民在国内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苏联毫无原则的做法却还是赢取不了柬共的欢心。当柬共认定是苏联在背后鼓动越南侵柬后，柬共也就公开指责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了。 当柬埔寨公开反苏后，中国自然更把它视为知己。在柬越冲突上，中国也认为是苏联在背后挑动越南侵柬。至此，中柬的对外观点就几乎完全一致了。在另一方面，柬共对毛泽东思想的认同也使中共领导人不能不给回几分薄面。波尔布特在七七年九月底访华时，大谈毛泽东思想在柬国革命艰苦的年代是怎样的鼓舞了柬共产党人的斗志。 所以，尽管中国也未必同意或不清楚柬共在国内的某些政策（例如柬共对华侨的迫害），中国在各方面都支持它。据说，在几年间，中国向柬共提供了大量民用及军用物资，为柬共支付它所需的其他进口物资，并派了数以千计的顾问，协助柬国发展经济及训练军队。中国援柬的总额估计可能达到数亿美元。越南曾经指摘，在中国军事顾问的协助下，柬军队的人数从解放后的七师增加到七八年底的二十三师。但这个数字却未能得到其他资料的证实。 除中国外，北朝鲜也是柬共的实力支持者。波尔布特在七七年访华后，也到平壤访问，得到金日成的热烈欢迎。平壤的报纸甚至登载了波氏的生平，并对柬国的革命大为赞赏。据另一个消息说，中国驻柬顾问主要是技术人员，而朝鲜人则负起训练军队的工作。不过，我们也不应高估中国和朝鲜对柬共的影响力，柬共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根本不会容许别国干渉内政。英萨利也曾经强调，柬国有它自己的模式，绝不是抄袭中国的。此外，相信中国的某些领导人也可能从来都不喜欢波尔布特。当七六年中国四人帮进行「批邓」时，柬共和阿尔巴尼亚共党是两个唯一支持这个运动的外国执政共党。在柬共内部，他们也很可能始终都认为中国四人帮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呢！熟悉四人帮理论的人都可能会觉得，四人帮加上波尔布特，不就是一个整体吗！ 柬越冲突从柬共的历史中，我们可看见柬共的领导人一向都不同意越共的某些做法。他们把越共的领导人看成是民族利己主义者，往往会因为越南一国的私利而不惜其他兄弟国的人民的利益。因此，在印支三国解放后，柬埔寨对越南有很大的戒心。 柬越两党两国的分歧终于导致双方在解放后兵戎相见。究其原因，除了前面所谈过的波尔布特清洗亲越派外，还有以下各点： （1）领土纷争：正如我们在背景中谈到，在西方殖民地主义入侵以前，越南曾吞并了原属柬埔寨的湄公河三角洲的上半部的地区。法国人建立法属印支联邦后，在一九三九年，当时的法国总督伯里威从柬国柴桢省经贡南省到暹罗湾的一些岛屿，划了一条越柬分界线，称为「伯里威线」。不过，在法属时代，由于人口迁移，不少越族人移到柬国的湄公河地区，而在越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区早己住有不少高棉族人。 在六十年代美国侵越期间，当时的柬埔寨元首施汉诺亲王也很同情越南革命，因此，他默许「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游击队利用柬边区作为活动的据点。据说柬的鹦鹉咀地区和鱼钩区都曾经是越共游击队的根据地。他们在那里已经经营了十多年，那里有粮库，弹药库，医院及庞大的联系网，不过，施汉诺的做法也只是作为临时的措施。他基本上同意以「伯里威线」作为日后柬越边界的基础。 印支解放后，据说越南方面并不太愿意撤离他们过去在鹦鹉咀的根据地。同时，解放后不久，两国军队便因暹罗湾岛屿的主权问题，发生军事冲突，越南占领了原属柬国的威岛。冲突发生后，波尔布特会秘密访问河内，商谈边境领土问题。在这次访问中，双方同意设立边境联络委员会，谈判边界问题。 七六年五月，越柬举行谈判的的会议，双方同意以「伯里威线」作为陆地上的分界线，但越南方面不同意以此作为海域的分界线，正式的谈判因而无法举行。 （二）民族冲突：在历史上，越柬两民族已多次发生过不友好的事件。在法属印支联邦时期，法国人多雇用越南人在殖民政府的行政机关做事，柬埔寨人和老挝人因此对越南人感到不满。 一九七○年朗诺上台后，美国和西贡政权以保护柬埔寨主权为理由，曾出兵至鹦鹉咀地区，进攻所谓北越军队。但是，美军和西贡军并没有遇到很多北越军队。反之，西贡军队却对柬国人民进行大屠杀。此外，朗诺政权也以反抗「北越侵略」为借口，在柬国各地进行排越活动，不少越南侨民被杀害。亲美政权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在越柬民族之间制造仇恨。 柬埔寨解放后，在进行净化阶级时，不少越南商人被杀害，数以万计的越南人逃回本国。在柬国，大约有五十万越南侨民。他们过去大多从事商业活动，自然不会见容于柬埔寨的新社会。柬共的革命方法也加剧了越柬之间的冲突。 （三）「印支联邦」问题：越柬对印支三国在解放后的关系问题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当七五年波尔布特和黎笋互相到对方首都访问时，越南要求与柬埔寨建立「特殊关系」，但为柬共所拒绝。此外，柬共后来公开指摘越南提出建立一个印支联邦，把三国合而为一。七八年四月，波尔布特在一篇讲话中谈到越南对印支联邦的构想。他说：「最初，越南梦想建立只有一个国家的印支联邦，只有一个党，一支军队和一个国家。后来，越南人假设要建立特殊的友谊和团结，就是要通过所谓合作条约或协议，统一两国的内政、外交、军事、经济和文化，消除两国的国界，就是要把柬埔寨并入越南。」对柬埔寨的指摘，越南自然不肯承认。但是，当越柬冲突公开后，河内却仍强调所谓印支的特殊关系。在七八年一月的一篇文章中，越南方面声称，「印支三国在解放战争建立起来的特殊关系应该要在今后的建设和防卫上维持下来，这有利于大家的独立和前途」 柬埔柬对越南支配老挝的做法也有很大的不满。当老挝苏法努冯亲王在七七年十二月中访问金边时，乔森潘曾提出柬埔寨的观点。他说，「如果我们两方面都不利用或让别人利用我们的领土」，两国的友好关系便能继续发展。柬国驻河内的外交人员也曾对外国记者表示，柬国不愿意变成另一个老挝。当柬越冲突公开化后，老挝不能不支持越南的立场，而老柬关系也开始恶化。 本来，如果越柬双方有诚意，领土的纷争和民族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但是，当柬埔寨认定越南要吞并它，而越南又不肯放弃建立所谓「特殊关系」后，双方的冲突便难以在谈判桌上解决。以柬共领导人的性格来看，他们就算是面对强敌，也不会愿意作出丝毫让步的。 七六年五月谈判破裂后，双方便再没有举行谈判。七七年四月，柬国亲越派发动政变失败。当时，越南已在边界地区集结大量军队，准备支持政变份子。四月底，柬军先发制人，进攻南越嘉定省，在这次冲突中，越南方面遭受了一定程度的损失。在接着数月，越南调派精锐部队六至八个装甲师到边区，准备一战。早在七月，武元甲视察了边区，为军事行动作准备。九月，武氏再到南方。也就在九月，两国军队再次在柬「鱼钩地区」和越西宁省一带发生激烈的战斗。十月，越南外交部接见来西方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大使，指摘柬军在越边境地区闹事，屠杀越南平民。十一月，越军开始作有计划的进攻，深入鹦鹉咀地区二十五里。十二月三十日，柬政府发表声明，指摘越南对柬不宣而战，企图变柬国为它的附庸。柬国决定与越南绝交。一月一日，越南也发表了一份政府声明，承认战斗正在两国边境地区进行。但它却指摘柬国军队袭击越南的村镇。至此，两国的冲突全面公开。 这次大规模军事冲突一直持续至七八年一月中旬。一般相信，越南出动了六至八个师（约六至八万人），而柬军也有三万人投入战斗。一月中，越军撤退回国，而柬方则宣称打垮了入侵的越南军队。二月，越南提出谈判的建议，但柬方认为越南根本没有谈判诚意而拒绝。六月，双方又在鹦鹉咀地区发生大规模冲突，双方出动的军队也是数以万计。其后，由于雨季的影响，越南的进攻才暂时放缓。但是，越南却开始了一个更大的阴谋！ 总的来说，在历次边境冲突中，越南很懂得利用国际宣传，以争取舆论的同情。他们时常组织外国记者到边区访问，让他们报导所谓柬共军队的暴行。而柬埔寨却不懂得做这一套。因此，当柬国在七八年初向联合国投诉越南侵略时，由于柬共政权一向的「野蛮形象」，也没有什么国家对它表示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