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民国时期托派文艺期刊《展开》（1930年） -> 第三期（1930年12月20日）
创造社——我和它的始终与它底总账
王独清
前言
创造社是被封了，现在虽然表面上可以说是已经消灭，但是它过去在中国底文化史上无论如何是占有非常重要的一页的。现在我们回顾它底过去，给它本身一个真正的评价，这是一件最有意义的事体，不过这儿须要注意，必得客观的眼光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常常看见每当一个比较有价值的团体或一种有历史意义的运动一成为过去的时候，便会跳出一些英雄们在标榜自身对于该团体或运动的功绩，以期争得历史上的光荣。创造社这个团体自然也不能例外，我们看，目前已经有许多的英雄们在作着这种工作，并且还有许多英雄们底雇佣者也在努力地篡改着历史的事实。像这种情形无论如何决不能给这个团体一个真正评价的。我觉得在这儿实在有把那些被一般英雄们及他们的雇佣者所掩盖了的事实报告出来的必要。我个人总算是在创造社负重要的责任的一个人，现在我来把我亲历过的事实很坦白地写出，我觉得这是我底责任应尽的地方，要是容许我说句大胆的话时，或者我底直白的记录可以作一部分将来的史料。这个，便是我来写这篇文字的重要因数。
凡是信仰马克西斯姆的人莫有不尊重历史的事实的。改篡历史，那是资产阶级卑劣的阴谋政策。我在这儿并不想用理论的分析作详细的评价过去的工作，我只想借这篇文字把我个人和创造社发生关系后亲历的事实一件一件都公布出来，我自己有错误的我当然自动地承认错误，别人底行为我也要不客气地叙出。――对不起我过去的那几位朋友！我在拥护历史事实的这一种义务心之下不得不这样作了！
好，下面便是正文。
一
创造社底活动谁也知道有三个时期：第一是“创造季刊”和“周报”的时期，第二是“创造月刊”与“洪水”的时期，第三是转变方向后的“创造月刊”与“文化批判”（后改名“思想”）的时期。第一时期我参加很少，那时我在欧洲，仅仅因了郑伯奇底介绍，发生了通信和寄文字的关系。——这儿，很像一个奇迹：我从前在日本的时候并不曾和郭沫若、郁达夫等见面，而以后发生关系却是由于一个在创造社内部一向最被人不信任并且不重要的郑伯奇底介绍，并且创造社底前前后后凡是重要角色都是日本帝国大学底出身，而独有我是一个例外。
虽然我很少参加，但因为给“创造季刊”的撰稿，和郭沫若的通信却是不曾间断过。这第一时期底创造社，我们可以肯定它是一种“浪漫运动”。它底产生是在五四运动以后，五四运动不消说是资产阶级底思想上的革命运动，在五四运动底机关杂志“新青年”把全盘的思想予以从新解放和建立以后，创造社底文学运动便在历史的必然性之下应运而生了。当时歌德底介绍，雪莱底移译，确是一个“风飚时代”（Sturn und Drang），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半殖民地的国家历史底发展，决不能用机械论去分析。创造社底开始蹶起，自然是资产阶级底文艺运动，但因为在中国，资本主义底逼来已经是在欧洲最高峰的发展以后，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底队伍已经在世界露出头角来了，所以在中国不怕文艺上的浪漫运动一直到一九二二年（创造社开始活动的一年）才行开始，但是终久不能产生像雨果、摆伦那种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底作家，这是很明白的：作家才要提起笔来创造像雨果摆伦等那种作品的时候，不料他底后背便来了无产阶级底鼙鼓。在这种情形之下，便会有一部分作家把他底作品转变为小资产阶级底形式，——不消说这是再进一步到革命文学的一个桥梁。在创造社内边表示这路线最明显的是郭沫若。李初梨在“怎样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第二期）一文中把我同穆木天冯乃超并列为后期底三个人，这在大体上自然是没有甚么错误，但是我却是在浪漫运动中过了一下身的。我底作品一直到第二时期“创造月刊”时代还有不少浪漫谛克的成分，这却为穆木天冯乃超所没有。
创造社底开始不怕是一个浪漫运动，但是这在本身几个原动力的人物却都并不是有计划的或有意识的。郭沫若在“创造季刊”第二期底编辑余谈中明明自诩地说不管主义怎样，只要是能创造出好的作品的人都可以携手同行。当时这种“以形式决定内容”的文学主张确是创造社共同的倾向。因为是这样，所以在那很少的几个重要分子之中已经早蓄着各人有各人底前途的成分，所以后来的分化是特别的厉害，虽然这是社会起了变革的期间智识分子底必然现象。
二
创造社底第一时期，我因为没有很多参加，所以许多历史的事实是无从说起的。不过创造社第一时期底告终，据我看就是为了那种浪漫运动再不能继续下去的缘故。那时正是“五卅事件”底前夜，革命空气底酝酿是一天加紧一天，无产阶级底队伍在中国已经成了一个重要的势力，在上海（不要忘记！上海是一个帝国主义直接行使其压迫的区域，是一切斗争首先显露的区域）几个创造社底中坚便感觉到了矛盾的苦闷。当时郁达夫住在北京，张资平住在广东乡间，所以都不曾有甚么不安的表现，而在上海的郭沫若与成仿吾便因为这种矛盾的苦闷自动地把第一时期的运动告了结束。
创造社第二时期底复兴决不是一回偶然的事体。这第二时期底开始是恰在“五卅”以后。我们且看当时几个中坚分子底行动罢：郭沫若是第二次由日本回来，目击了“五卅”的事变；成仿吾首先到了那时革命发动地的广东；郁达夫也脱离了北京的生活；我那时为了“五卅”竟然不愿再在外国流浪而回到了中国。——这些不管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总之都是这些分子逼到了接近实际和行动的道路上的证据。在“创造月刊”第一期出世的时候，恰是这几个人连袂到广东参加实际活动的时候。自然，“创造月刊”所登载的作品大部分还具着旧的内容，但是比较“创造季刊”却是进了一步：对于作品的精选，对于理论文字的注重，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郭沫若：“革命与文学”），个人艺术底攻击（何畏：“个人主义艺术底灭亡”），写实主义底提倡（穆木天：“写实主义文学论”）等等都是“创造季刊”时代所没有的，不管那些主张有没有错误，不管写那些论文的人同时又在创作和自己主张极相反的创作（譬如穆木天一面写“写实主义文学论”的论文一面却做着Samain与Gourmont式的象征诗歌），但是这些畸形的表现却正是证明了这个集团努力向新的方面倾向的事实。同时还出版了“洪水”半月刊，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表现。“洪水”这个刊物若仅仅在文学运动的意义上来说时，或者有人以为它比不上第一时期附属于“创造季刊”的“创造周报”，不过“洪水”底特点却在另外的一种意义上：它所登载的文字并不限于文学，一切政治，经济的论文都一齐登载；并且它是接近一般青年的公共会场，对于外边的投稿几乎十有八是不拒绝的；还有当时与国家主义的“醒狮”派和“独立青年”派的论战都由它当了先锋。所以“洪水”虽然表面上是一个芜杂而没有系统的刊物，其实它所发生的影响却是异常的广大，这是怎样也不能够否认的。
我们要是很客观地来比较创造社第一时期和第二时期的活动时，那我们可以说是创造社在社会上的基础大部分是第二时期建立起来的。这并不是像创造社内部一向所解说的理由，说是因为这时出版部的成立，免去一般商人书贾底压迫，——要是仅仅以这个为创造社这个时期底发展的理由时，那也不过是站在“营业竞争”方面，要是没有一种思想来作核心，在资本主义社会下面作这种“营业竞争”的活动是很平常的事体，怎样也不会造出一种势力出来的。创造社之所以能在第二时期造出一种势力的原因便正在它所能够倾向到当时社会需要的思想方面。而那时几人中心分子之奔赴广东，愈使它底倾向实践化起来。到广东后第一步在广东大学文学院底革新运动便表示了创造社左倾的行动。当时在革命澎勃的广东，所有左倾的智识青年大都聚会在广东大学底文科，所以创造社之主办广大文科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体。后来郭沫若是参加北伐，我主持文学院，一直到广东底政治右倾才算把那个使命放弃。
在这个时候，有一件事情是值得很客观地说明的：便是郁达夫底脱离创造社。
这一个事件，当时郁达夫曾在别种杂志上做过几篇很愤激的文章，一直到现在，还有人把这件事发表在文章中充实自己清算创造社过去的材料。现在还有人在文章中说郁达夫当时把创造社底职员潘汉年等赶走和他在“洪水”上发表的那篇“广州事情”为他反动的根据。这个，我不能不在这儿很客观地讲几句公正话以明这事的真相。
我们应该首先承认，郁达夫这人是老早已经等于死了的，并且当时创造社之和他决裂，我便是主动者之一。但是当时创造社在上海的两个中心分子——成仿吾和我——对郁达夫的不满，只是为了他负了社内编辑的重责，却一年来只编了一期月刊，一点工作都没有进行。说老实话，当时创造社同人虽然是思想左倾，但是说到怎样一个坚决的明了的意识却是任何人都没有的。譬如郁达夫和胡适周旋，当时固然同人都不满意，但是那种不满意仅仅是为了自己团体中的人不应该去加入另一团体，这只是站在友谊上对郁达夫的一种责备，实实在在当时创造社内部谁也没有一个明确的阶级的立场。我们应该坦白地承认，创造社不怕过去的影响很大，但是终竟是一个智识分子底同人团体，一切几乎都以这个团体底本身为出发点，胡适在当时固为创造社所反对，但是沈雁冰很早便参加了前进的政党，却也为创造社所反对。所以我们应该现在坦白地承认我们从前许多表现都是直觉的为多，怎样明确的意识却是没有。——我们要很虚心地承认了这点，才能客观地批评郁达夫底事件。
先说赶走创造社职员潘汉年等的那事件。创造社出版部底成立，无论如何，要算周全平底功劳，因为当时一切奔走之劳全是由他担任。周全平这人是一个很好的实际事务家，他对于创造社出版部的尽力，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当时创造社底中心人物都集中到广东，出版部概由周全平负责，潘汉年等人都是由周全平招引到出版部作技术工作的。可是这时便发生了一个问题，便是在广东底几个中心人物和在上海出版部底所谓“小伙计”的隔阂。当时我在广东，关于出版部中人底情形不大知道，可是在广东的人都以为出版部底“小伙计”怠工，那时所引为中心的证据似乎是因为他们自己在出版部中出了一种小刊物。这个老实说，就是所谓“小伙计”底小组织的形成，惹起对于几个上层分子底不利，所以非要设法解决不可。适逢这时在广东大学文学院底使命已经告终，郁达夫首先要回上海，大家便公举他去解决这个问题。郁达夫到了上海果然便依了这个决议，彻底同所谓“小伙计”分家。——这便是当时的事实。我们在这儿要明了的是郁达夫底这种行动实在是得了当时创造社几个中心人物底同意的。谁要说那时周全平、潘汉年等是有革命的表现而郁达夫因为反革命便驱逐他们时，那只是过后的欺人之语。潘汉年在出版部翻印无聊的书籍，郭沫若还自动地说这样非驱逐不可。以后发生了小组织的问题，成仿吾屡次骂周全平是“拆桥派”，这自然用的是“过河拆桥”的成语，意思是说周全平底“叛乱”。不消说我既是上层分子之一，这种意识自然我也是不能免掉，对于这问题的应该解决，当时我也是积极主张的一个人。总之这件事决不能放在郁达夫一人底身上，更不能因为潘汉年等目前的转变，便故意把过去的事实颠倒。当时创造社无论是上层分子和所谓“小伙计”都是想把持出版部，这只是利害之争，谈不到甚么革命与反革命。
同样，我和成仿吾以后在上海又和郁达夫分家，也并不是革命的问题。郁达夫当时也曾做过几篇似通非通的无产阶级与文学的文字，在当时，创造社同人除了几个人倾向实际方面和郁达夫不相同而外，理论方面谁也谈不到有相当的成熟，所以与郁达夫的决裂全是站在出版部底工作上。这正同第一步整个上层分子和所谓“小伙计”分家一样，不过所谓“小伙计”底怠工，在当时上层分子以为是小组织的关系，郁达夫底怠工，完全是懒惰与浪漫所致。当时创造社同人除了郭沫若还在武汉而外，其余都又回到上海，大家都想把创造社发展下去，对郁达夫底不进行工作自然要同声地不满。——自然，我们不能否认创造社这几个中心人物内部一向的冲突，但是那些冲突都是小资产阶级底脾气，就是所谓“文人相轻”的恶习，这个或者也是当时几个人和郁达夫分裂的成分之一，但是无论怎样，我们不能现在把这件事涂改成一件好看的尸衣，来装饰我们底过去。
其次，郁达夫在“洪水”上用化名发表的“广州事情”，曾引起了郭沫若和成仿吾底指摘，成仿吾还做过一篇驳这篇文字的文章也登在“洪水”，替郁达夫所反对的广东政府辩护，这个我们现在也用不着站在整个政治立场上来批评（因为用我们整个的政治立场来说时，那在很早以前已经应该反对了！），只就当时底情形而论，郁达夫所反对的正是广东政治右倾后的政府。那时创造社底同人几乎已不能在广州立脚（广东大学很高的墙上张贴的打倒我的标语大概现在还有的罢？），清党的风雨已经渐渐地露了信息，郁达夫大概就是仅仅只凭了他底直觉才回到上海后写了那篇文字的。自然，要说根据那篇文字便说郁达夫有甚么政治主张，那是胡说，因为郁达夫这人根本就是不懂政治的，但是当时因这个不满郁达夫的人，那也是糊涂，若是再到现在还用这事作为张本时，那简直是故意歪曲事实了。
郁达夫这人老早是已经等于死去了的，我们决不像鲁迅，在所谓左翼作家底会席上说它底颓废是可以原谅的，——听说鲁迅说了这句话以后，那般参加创造社底第二时期运动，并且曾经坚决地反对过鲁迅和郁达夫的人竟都一致地鼓掌赞同，第二天便邀请郁达夫参加所谓左翼作家的联盟了。我们决不像这样，我们始终应该承认：郁达夫是无可原谅的。我以上所说，只是为明过去的事实，并不是替郁达夫充当律师。郁达夫底自甘堕落，谁也不能替他辩护。
还有郁达夫做小说骂我的一件事，现在也还有人做文章提起，这个，正同张资平和一位名为杨骚的作家做小说骂我一样，都是以个人底利害为出发点的（张也是后业因为同创造社决裂，杨则是为我没有接收他底投稿），那种无意识的举动，实在没有详细分析的必要，在这儿也再不必论列下去了。
三
这儿我应该对我个人作一番清算。
创造社底第二时期，可以说是由我结束的。我过去的倾向是经过浪漫谛克而转成狄卡丹的，不消说我过去的生活多是浸在了浪漫与颓废的氛围里面。我自己应该很坦白地自承：不怕过去我也曾常常愿意接近政治，但是我底行为有时总露着有“放浪文人”（Bohéme）的气分。我在广东时的左倾完全是直觉的作用，同时是团体推动的结果；及至清党事件发生才算把我底意识渐渐地唤醒了起来，可是那个只根据于一时感情而来的意识是很靠不住的，我曾因此陷入了一个非常苦闷的状态，并且更增加了我作品上的伤感。
在这个时候，“创造月刊”是由我担任编辑，我本身底矛盾状态也就反映在刊物上边。第一卷第八至第十各期的“创造月刊”实是代表创造社转变的过渡期：成仿吾底“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等论文已经发表（虽然那些论文在现在看去是有可议的地方），而同时穆木天底没有批判性的“维勒得拉克（Ch.Vildrac）的介绍”还占着很多的篇幅，——这现象曾成当时反对创造社的人们底口实，不消说，这是应当由我负责的。这个，怎样也再不能发展下去，说老实点，便是那样的编辑，我再担任不下去了。适逢那时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这般创造社后期的人物都由日本回国，事实上要组织编辑委员会进行一切事务，“创造月刊”便交给了编辑委员会去另订编辑的方针。
这样，创造社底第二时期便由我告了结束。
以下我们要说创造社第三时期的运动了。但是在未曾叙述以前，我们须先明白当时中国底社会背景。
震动世界的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失败了以后，一个可怕的瘟疫降到地上来了：逮捕与屠杀布满了全国，革命分子底牺牲几乎成了每小时必然的现象，整个的空气变得异常的恐慌。在这种情形之下，必然地要产生对于过去失败原因检讨的工作。——不消说要真正能够负起这工作的必须是参加过去革命的人，并且还要真正明了领导这次革命的无产政党底许多内部事实。不过这个在当时中国可以说是一种理想，在国际间底封锁和中国一般政治水平过低的环境中怎样也不会有那种真正检讨的工作，谁也不会想到过去的失败是最高国际本身领导的错误，谁也不会指摘出国际斯达林底曲线的政治，但是不怕事实是这样而一般前进的智识分子却常常露出了想了解过去革命的企图。不过想达到这个企图，第一步须先要研究基本的理论——理论！这样一来，一切都非给一个全部的批判不可。文学，艺术，都得从新来过！这样，一个新的文化运动便不能不应运而生了。
说起来可怜得很！创造社第三时期底运动实在是产生在对于过去革命失败的检讨的这个意义上的，“文化批判”第一期上成仿吾底“祝词”首先引用了那句不朽的格言：“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便是一个露着这种企图的明证。可是不料创造社底工作仅仅作到社会科学理论一般地介绍和马克西斯姆底基础智识在智识青年中的普遍化，仅仅作了这样第一步的工作并且还没有作得充分，便受了当局底摧残，骤然地中止了。同时在中国斯达林派底组织力量底领导之下，使创造社第三时期文化运动的主要分子竟离开这次运动的根本意义，这就是说：这般分子放弃了主要的第二步工作，只停顿在第一步工作的阶段上再不肯前进，不但不作检讨过去革命失败的工作，并且还做了掩护过去失败的斯达林派底代言人了。说起来真令人痛心！创造社前期底中坚分子，堕落的堕落，不动的不动，而后期的几个真有希望的干才也再不求更进一步的发展：自己本是为拥护真理而来，却因为不能把握到深刻的政治意识，彻底去达自己底愿望，结果只能在第一线上盘旋而不能拥护真理的中心点，甚至，还成了真理中心点的破坏者。创造社，便在这种不断急退的浪潮底重围之下淹没了它底存在。现在，算是只剩到我一个人，在突出这种重围。
关于这第三时期，有许多内部底事实应该公布。
很客观地说，第三时期底开始，成仿吾是有功劳的：当时他担任创造社出版部事务方面的职务，而李初梨等一般后期的新进分子都是由他招致到上海来的。不过这儿成仿吾却作出了一点很不好的工作，便是他故意把后期底分子和前期底分子划了一道界限。他向李初梨等再三地说郭沫若和这些人是既成作家，表示转变新的方向底困难，并且有时还宣明地说新的分子底加入了创造社，等于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但是在我和郭沫若面前却说这般新分子将另有作用，将来若是他们要把持创造社时便叫他们“滚蛋”（的的确确是用了这两个字的），——这种使团体分裂的行动，或者也并不是出于他底恶意，不过这个的确是使双方隔阂了很短的时间，打破这个隔阂的局面，便是我底彻底转变方向的态度。
前面已经说了，在我把创造社第二时期告了结束的时候，我是完全陷在了一个苦闷的状态里。在社会变革的期间，文学家底艺术的苦闷，决不是没有亲自尝过这滋味的人所能够了解的。绝大的难关便是自己要把自己过去心血的创造予以扬弃（Aufheben），这决不是一回容易的事体！许许多多的文学家底自杀都是因为跳不过这一难关的原因，然而我算好。算是当时终在努力之中转变过来了。这个使创造社一旦统一了起来，新的工作遂从新开始。
这时郭沫若到日本去了，成仿吾也远渡重洋去度巴黎的生活。在上海还有一个张资平，算是第一时期底人物，而就是为了这一位人物，我同郭沫若争持，辩论，以至决裂。
创造社一向几个中心分子都有一种倾向。便是对于新进分子加入的防制，表面上虽然是取着公开的态度，其实却总是无形地维持着原来的几个中心分子底小组织的。自然，这种倾向假使是以政治为出发点的时候，那还是必要的事体，但是创造社过去却完全是以这个团体底本身-甚至是以个人为出发点的。张资平始终不能同李初梨等相融洽的就是这个习惯底作梗。不消说要打破这种习惯，就在一个前提的政治的认识而能切实地转变方向，但是张资平这人是不会转变方向的，这样，所以当时弄得起了许多纠纷，有一次为了出版部经济公开的问题，全体都不满张资平底行动：他在会场中本已服从了全体经济公开的决议，而散会后却又否认这件事情，并且自动地和创造社底一切事务隔离。当到全体认定了不能因为一个人底行动而妨碍整个的工作，无形中依了他自动的意旨，算是解放了他个人全体仍继续着工作的时候，郭沫若给我连二连三的质问的信来了。在那些信中郭沫若是露出了许多的盛气，又不断替张资平辩护，说他是很可以做同志的，又不断地要我监视李初梨、冯乃超等底行动，说是他们要破坏创造社底前途。实在说，在过去创造社底同人中，除了成仿吾和郭沫若是在特别历史上个人间的关系很深而外，要算我同郭沫若最接近的，过去我和他底友谊是站在同调（过去是谈不到什么同志的）与所谓知己上边，因此，我比较知道他底性情，他是往往受着别人底包围而不自觉的。当时我曾详细为他解释，总想把他对个人的意识移到整个工作方面去。但是不料我底计划失败，他连二连三地不了解，使我最后取了比较坚决的态度，我表示了创造社后期新进分子底纯洁为前期分子所不及，我指摘他对他们的怀疑是非常不正当的。这样，我便同郭沫若个人间起了裂痕，便再没有通信。
现在呢？郭沫若听说已与可认为同志的张资平决裂，而对于所谓应该监视行动的李初梨一般人又成了很好的同志。那么对于我呢？是不是认为我从前的话是正当的呢？——不，“总之大家合起来不提，不提，第三个不提！不管怎样，王独清始终是错误的！”
对于创造社第三时期内部的事件也再不必烦琐地叙述了，现在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这第三时期底工作罢。
不怕我们承认这第三时期底工作只做了第一步，并且第一步工作还不曾做得充分，但是同时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时期工作成绩底伟大。-这并不是因为这时期我自己是个主要负责任的人，所以便来夸大这件事实，实实在在是在中国底文化运动。“新青年”以后，便要算创造社这个时期底文化运动是最伟大的了。一直到现在，虽然还有人不把这时期底运动作为十分重要的看待，但是这不是成见便是不明了事实！这时期底运动第一便是对于“布尔乔亚泛”底“意德沃罗基”予以根本地批判，其次是建立起“普劳列搭利亚”底人生观与世界观。——自然，我们决不否认，这种工作在以前中国是有人作过的，但是无论如何，像这次这样全部的批判和在一般文化上显明地提出新的口号树起新的基础的却是还没有过。这次工作成绩底具体表现便是：社会科学书籍普遍地流行，普劳列搭利亚革命文艺占领了文坛首位。只是这两点，这次的运动已经表示了它底重要了。
这次把“创造月刊”完全转变成一个为普劳列搭利亚革命斗争的刊物，我在这转变的第一期（第二卷第一期）卷头语上提出“不是解剖刀而是武器”的文艺创作的信条，冯乃超在第一篇论文中间对于“新月派”底梁实秋给了深刻的批判。从此“创造月刊”成了全国新兴文艺的中心杂志。
同时“文化批判”底出版，在这时期是特别的重要。这是个一般文化理论的刊物，在这上面曾登载许多划分时代的论文（李初梨：“怎样建设革命文学”，彭康：“科学与人生观——近几年来中国思想界底总结算”等）及许多基本理论的介绍，在青年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因为被当局禁止，遂改名“思想”，一直刊行到创造社被封，才跟着“创造月刊”底命运敲了葬钟。
丛书方面，刊行了创造社从来没有刊行过——老实说，以前中国整个出版界也没有这样有系统计划地刊行过——的社会科学丛书，文艺方面虽然多是在刊物上发表，丛书中新的作品比较的稀少，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当时努力的情形，像我底“11DEC.”（这是鲁迅在“未名”半月刊上惊骇地认为“为电影字幕和上海的酱园招牌所感动”的作品）底出版便是一个明证。
但是这个时期的创造社却决不是只抱守着文字工作的，并且同时还从事于实际的教育工作：这便是上海艺术大学因我底主持教务，全体一致地参加。这个活动的成绩是教育了无数的革命青年，一直到现在，前进政党中的许多青年干部分子都是由这儿出身的。
回顾这次运动，几个动力的分子，我们应该提出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李铁声、沈起予诸人。一向“学艺好玩家”（Dil-ettante）兼“消遣文笔者”（Amateur）的郑伯奇也凑热闹地加入这个运动。
当时随着创造社而产生的刊物几至多不胜举，现在能想起的有“太阳”、“我们”、“洪荒”、“战线”、“澎湃”、“摩洛”等等。创造社除了本身主要的刊物而外，还附出许多小的刊物，如“流沙”、“畸形”、“日出”等等。一这些刊物，自然有些不大成熟的，但是我们据此可心看出当时底一种势力。算是到了创造社被封，这种势力遂突然地低落了下去。
创造社被封的时间是一九二九年一月，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血的纪念”！
四
创造社第三时期在文艺界上有一个事件，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便是反对鲁迅的事件。这事一直到现在还有人不知道其中的内容，以为当时创造社是有意逼鲁迅反动的。其实事实决不是这样。这事发源于创造社底一篇论文，是对于中国文艺界整个的批评，连创造社底同人都一起在内：可是就是这个，惹起了鲁迅底虚荣的脾气，他在挑字挑句地说那篇文字中有“醉眼陶然”的四字是因为他是生长在出酒的绍兴，所以故意骂他。这个，只有鲁迅那种脑筋才可以想出，这要不是他以后说出时，当时连我也还不知道他是绍兴人的。就是这样才惹起了一场论战。当时凡是意识明了的人都莫不认为鲁迅那种不接受批评的态度是应该反对，那时虽然有些文字流于漫骂，是不很正当，但是这一场论战底结果，却是在青年面前打破了具有布尔乔亚意德沃罗基的文家学底偶像，而使新兴文艺的战线加紧起来。
说到这儿，我们不能不退到前面所说的话上去。创造社虽然在第三时期底成绩很是巨观，但是它所做的工作却是只做了第一步便告了中止，我们可以说它只是演了一句“前奏”（praludien）以后便失掉了下文，这在产生这个运动的本来意义上来说，实在是一个不幸。那般动力的分子竟都丢弃了他们下半部也就是重要的一部的工作而再不继续地发展下去。就是说，用第一步所发扬的基本方法（唯物的辩证法）再对于中国底现实予以积极地分析，建起实践的指导理论。——这便是这个运动产生的本来意义，也就是这个运动底最后目的。这个，首先的任务便是要对于中国过去革命的失败予以严格的检讨。但是可惜作这第一步工作的大部分的人却在斯达林派底领导之下没有作下去的可能（过去政治文件的封锁和整个掩护过去错误的路线的阻碍），并且，还要作出一些适相反对的工作。
因为一走上了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所以后来的工作形式都成了曲线的表现了。所以反对鲁迅、郁达夫的人现在又去自动地同鲁迅、郁达夫联合！——自然，作这种工作的人是借口于“策略”两个字的，但是这给一般青年的影响是甚么呢？是自己混乱了战线，是给不健全的文人扩充了市场（注意！鲁迅等之所以相当接受这个联合的也就为的是市场）。真的鲁迅、郁达夫转变方向了吗？听说郁达夫被请到某处讲演，表示他对当局不满，主要的是为了因为生活高涨使他没有烟吸和没有酒喝：鲁迅一面同联合他的人敷衍，一面在杂志上不断地骂联合他的人（见“萌芽月刊”），并且还带着许多的嘲笑和恶意。但是我们去联合鲁迅和郁达夫的人怎样呢？郁达夫底那种表示是只有认为正确，鲁迅底恶骂是只有置之不答了（听说在一次会议席上，有一个人提出鲁迅态度的问答，负联合工作重责的潘汉年回答说：“因为鲁迅要试验我们青年人之能不能忍耐的缘故。”真不成话！）。当创造社批判鲁迅的时候，朱镜我在“文化批判”第三期编辑余谈中说鲁迅“似是而非的议论，不但混淆听闻，而且还是一部分自鸣得意的智识阶级底思想之典型”，现在朱镜我已是联合鲁迅者之一，这话当然可以取消，不过，我们真没有发现“萌芽月刊”上鲁迅底文章曾经跳出“似是而非”的圈子以外。
但是我们不能说李初梨一般人起初没有作第二步工作的愿望。据我所知道的，他们对于过去革命本都是非常注意。李初梨并且还对我屡次在他所能够明白的范围以内批评斯达林底错误，并且还批评到中国斯达林底许多机会主义表现最露骨的个人。可是那种愿望虽是有过，结果他们却是不能够达那种愿望。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斯达林派领导的罪恶！文化工作上的那种混乱战线，正是托洛兹基所说的“政治的神经病”的部分的表现，完全是在一个机会主义之下维持着局面的。处于这种的局面，不消说有过那种愿望的人怕也要渐渐地遗忘，像李初梨对我批评斯达林派每个人的话，也都成了他“自见原形”（Doppelgangerei）的表露了。
好，我们现在给创造社一个总评。
创造社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是非常重大的。它担负了好几个时代的任务。它底开始本只是以文艺为主体，最后却扩大到一般文化的建设。它之所以能造成一种势力的是因为它在每个时代都不脱离斗争。它出版了许多刊物，许多书籍。文学作品底内容上形式上都给了文学界留下不少的影响。理论、批评、介绍、翻译，它都担负了前驱的责任。
并且不止是这样，创造社除了全国间接受影响的不知数的青年而外，还有直接教育出来的人才。它第一次的参加广东大学，它二次的参加上海艺大，造出了许许多多左倾的青年。至于创造社本身，很明显的，连过去出版部底职员，像潘汉年、邱韵铎等人虽然现在是在斯达林底机会主义领导之下，但总都是参加了前进的政党，作了实际的活动了。
现在，创造社虽然被封，可是它所播下的种子却是尽管在繁殖着。我可以在这儿预言，等到中国第三次伟大的火灾来临时，这些创造社底种子都要成为那火焰中的燃料，会帮助那火光底扩大，帮助那火光蜿蜒。——创造社是不死的！
结论
听说不久以前在所谓左翼作家联盟底某种杂志的计划会上，钱杏邨曾提议“对于王独清，最好以后不提”。——这是甚么意义呢？因为一提到我，便要提到许多历史事实。现在正是在互相包庇过失，委曲改篡历史事实的时候，当然是“最好以后不提”。
可是现在我自己来“提”了。我相信我以上所说都是非常客观，除了怀了资产阶级底卑污政策鬼胎的人总不会对我这个叙述表示不满。我来再重说一句：凡是信仰马克西斯姆的人莫有不尊重历史的事实的。
我知道我底缺点，我是一切都爱讲实话，不会掩护，不会曲改事实，这或者就是我不断地失败和受罚的原因。现在我又来发挥我底缺点，把创造社许多内部底事实都直白地曝露在这儿了。从前卢梭在他“忏悔录”底结尾曾说道：
“我是说的实话：若有人对我这放了许多证据的叙述还以为不对，那他便是谎骗，若有人在我还生存的时候不肯讨论以解决他不明白之点，那他便是不爱公理与真实。”
我借用这段话来告诉看我这篇文章的人。
九月，一九三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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