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民主主义的斗争》（周鲸文 主编，1940年9月版） 第五篇 政治随战争开展 第十一章 七年来我国政治的进展 当我们纪念第七次「九一八」的时候，我们不但要悲愤激昂，誓雪这奇耻大辱；我们也要回溯过去七年中忍辱含垢的历史，在这期间中有含着泪的忍耐，有慷慨激昂的呼声，有震动天地的举动。中华民族的四万五千万人共同的要求，共同的愿望——我们大家不愿作奴隶的要求，民族解放伟大的愿望——终于在人类面前展开了。 九一八已经是第七周年了，太家在沉痛纪念期中，我们愿意简略的概述七年来的政治史。在这个大变动期中，我们自家是有了许多危机，有许多难关，但都为「国难」的大前提掩盖了，而且在这七年的混杂惊惶悲愤的扰乱中，我们又都以中华民族儿女的身份，大家团结在一起，共同站在抗敌的战线上。九一八给我们加上悲哀，九一八也给我们在另一方面带来了希望。我们在叙述我国七年政治的进展时，其中难免有的使我们现在忆起还难过，如积刺在胸，但这都是过去的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大家团结在一起，共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的独立自由而斗争。往者不过使我们作一个参考，证实那些地方阻碍了中国的进步，那些地方是全国人民一致的要求，这些要求怎样的得到了胜利；同时又可从过去证实将来，我们那些地方还留有过去的错误，那些地方大家作的还不够？那些地方是全国的要求？我们又是应当怎样配合着客观环境而更进一步满足国人的要求。 九一八炮声响处，中国国策即决定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故南京政府一方电驻军将领下令不抵抗，一方面将这个事件报告于国联。东北四省在不抵抗与求助于国联两政策下轻轻的送给了日人。不抵抗是使日本未出代价而得强占偌大土地，奴役三千五百万人民；求助国联，当时恰逢支持国联的国家正同侵略者一鼻孔出气，以致有那样坏果。这一段史实，我们所犯的毛病，一方是把事情看得太容易，过于信赖国联；他方也证实，我们当局目光太近，同时在政府中有许多患恐日病者，籍着国力不足的理论，以致误国。 不过既定的国策，未能满足国人的要求，东北从九一八起即有卫国的人们揭起抗日的旗帜；上海于廿一年春，十九路军对日展开血肉战；长城热河相继对侵略者反抗；全国救亡份子以及青年学生七年如一日为救国奔走号呼。这都代表了国人迫切的要求，这些要求促动了全国的统一，今日全国一致抗战的阵容也是七年来大家奋斗的结果。 政府的政策既如前述，论其内容虽极复杂，然归纳起来，不外两种理论：一是忍辱负重，生聚训练，以待机会；一是恐日理论，谓敌人强盛，不可与抗，若轻易行动必致亡国。所以在政策上有「不抵抗」「睦邻」令；有塘沽协定，何梅协定，这在政府无论有何苦心。但一般国人无法同意这种苦心，而很多人根本就反对此种国亡无日的办法。故在此短短数年中掀起了数次波澜，其起因都为国难而起，其结果也为国难而终。但是无疑义的都互相的有了补助，而结局促动国家政治的开展，完成了全民抗战的大任。 九一八以前，中国是形式上的统一，地方割据的形式是到处都有；九一八以后，尤其近一年抗战以来，由形式的统一渐渐走到实质与精神的统一。这是一件最值得痛快的一段事。国难曾经给我们加上许多悲哀，国难也带给我们这种愉快！ 我们由形式的统一，而走向实质的统一，是从苦难中坚决的奋斗中慢慢的实现，这其间有几种波折，都是形式上似乎有碍于形式的统一，而实质上是推进了真正的统一。从九一八以来这种波折，国人谁都知道的，是廿二年的福建事件，廿五年夏季的西南事件，同年冬双十二的西安事件，这三次事件都有政治的主张；与军事行动，都足影响政治的进展。 「福建人民政府」虽然提出许多政纲如土地政策，政府组织等等……而最打动人的要算抗日政策。不过此时全国的抗日的舆论未普遍，国民未能作公正的裁判。福建事件终于用兵，幸不久既行解决，从这里，我们得到一些概念，即是全国人民同情抗日，反对内战而拥护统一，不过此时这种力量尚薄弱，未能发挥出大的力量，制裁国内的纠纷。 等到廿五年夏西南事件，两广提出抗日的问题，而同时反对南京政府。说者虽另有其复杂问题，而抗日却为人民所同情，故事件发生以来，政府已集中军队于西南边境，西南当局亦严阵以待。此时全国各处，发出公正的呼声，大家一致反对用兵，希望一切纷争之点均由和平政治方法解决。这时政府与西南当局，便拘于国难中国人舆论之责，互相罢兵，而顺利的将一场风波解决。这时国人要求抗日更进一步，拥护统一也更进一步，并利用了有效制裁的办法。我们国内的纠纷能经过和平方法而不用兵力解决，这是国难中政治上一大进步。 双十二西安事件是近年中国政治最大的转机。起事者为亡省流浪的东北人。他们悲国破家亡，志切抗日救国，故宋美龄女士于回忆录内曾说：此事的动机是最纯洁，而无地位权势之争，对领袖除了真诚拥护之外，毫无恶意。西安事件有此纯洁救国动机，故其手段虽不为全数国人同意，而其志趣要求谅为爱国人士所同情，其结果促动中国政治之进展，不外以下数种：（一）将全国人民抗日的要求作一个总结；（二）把多年国共内乱结束；（三）坚固了统一；（四）推动了全民抗战。 在第五次九一八周年以前几年中，国人是奔走号呼要求抗日，多少人是为爱国入了狱，幸乃器沈钧儒等七人是为救国坐了监，许多爱国青年有了同一的命运，西安事件把大众的要求很公正的举出，把救国权利很有力的要求保证。这在当时政府虽未明文保证，而事实各方面对救国权利公开的承认。 国共两党分裂以来，两党军事斗争日甚一日，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央军对「红军」，共进行过六次大围剿，动员军队最多到过百万，「红军」则由南而北窜行二万五千里。在西北，中央仍进行兜剿，必欲达到先安内然后攘外的政纲。正当事情紧急的时候，西安事件出现了，抗日自然是目的，而停止内战为一切抗日的前提。故经过多年残忍的内战——牺牲多少生命财产，消耗多少国家力量的内战，因为西安事件停止了。国共开始合作，中央拨给「红军」粮饷，以后并改「红军」为第八路军，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共产党且认为「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的必需，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取消一切推翻中国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和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共产党廿四年八月一日以来向国人宣示的愿与任何军队联合抗日等等的愿望，经此变动的媒介也渐渐如愿以偿，从此后在中国只有一个统一的政府，只有一个政府所发的号令。 内战既已停止，统一的局面日益坚固，中央有所领导与深悟，地方也有所追循与努力。而大家心中深深启示着，这种现象就是全民抗战的朕兆与开始。人家都有这个信心，都有这种期望，都预备为国牺牲。西安事件又给了这个后果。 西安事件起事的目的纯洁，其效果有上述的数种。而当时情况的紧张，政府中别有怀抱的人们主张用兵，终未能演成大患，这也就归之于人民压绝内战，及见识远大者的维护。最后，虽因张先生送委员长回京而失去自由，东北军有一次虽已容忍，但结果，大家也含着眼泪以国事为重维护了国人爱护的和平。 九一八以前，中国的政治形式是割据状态；九一八以后，是由多难中而走向建国之道，国人有了政治的觉醒，国人的要求有所集中，而国内的政治波澜由争权夺利，意气用事，而走入争「国之大利」而入于政治主张的斗争，其间用的方法，虽不幸有的用了兵，而渐渐的会引用政治方法。这都是进步的地方，国家的统一，与不断的建设均以此种新的状态作了基石。 自七七抗战军兴以来，全国各党派，各实力者，各阶层的民众，大家都很诚恳的参与救国的工作，这时真是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一齐向侵略者进攻，我们在各方已经表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在政治方面，虽不能如国人所要求的进步那样快，然而多少也有进步。不但是统一完成了，而且又渐渐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国民参政会之出现，其出处，权限虽未必合乎民主政治原则，而十数年来渴求之民主政治，多少因此亦略露曙光。 总上所述，九一八以来，我们经过千辛万苦，其中有若干波澜，然都因国难及国人之觉醒而得安然渡过，且因此而促成国家真实的统一。政治的自觉，使国人了解国家的重要；同时又于困难中教训了国人，使知团结共存的真实义意。上下共同觉悟，以致有现在的结果。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其传统真正和平的精神，见义勇为的含养，成仁取义的教训……都在抵抗外寇表现得无遗，素日称为散沙式自由的民族，此时才表现真正的伟大。 中国政治在进步的程度上来看，从九一八直到今日是飞跃的向前进，我们由于半封建的形态而走入统一，由统一而趋向于民主，由民主而豫想到将来自由平等社会制度的到来。这不是人们太乐观的想法，而是时势的趋向。 抗战以来，我们表现了两种趋向：一·民族利益第一；二·民主政治普遍的要求。民族利益第一的原则，是我们这样被侵略的国家抵御外侮最高的原则，在此原则之下是人不分老少，地不分南北，阶级不分高低贫富，性别不分男女，凡是中华民族的儿女都须尽其所能为争取国家民族独立与自由而斗争。这不是纸上空谈，中华民族的儿女都这样表现了。 民族利益的原则是为国人接受，这里在反面又证实了阶级的利益，个人的利益，在此情况中，只有向民族利益低头。民族利益，民族的生存是高于阶级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要求，我们此时证明了阶级利益的狭小，阶级斗争在事实上，在理论上此刻都不容许存在。我们是在国难中，表现一致共赴国难的，而于解决国人（或阶级）的纷争，我们全国同胞又拟定合理的良善办法。这就是民主政治所采用的方法。 民主政治又是多年及抗战以来普遍的要求，在原则上民主政治是由人民管理国是，这里不使特权阶级独占，不让个人独裁，而是责成组织这个国家的人民用直接或选举手段来处理国是。这就是人民保有这个国家，治理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也为人民谋福。 民主政治的方法，是使国人平等的管理国是，而消除阶级冲突。这就是说，一切取决于大多教人，凡是大多数人决定的法则，大家须共向的遵守，这里是让阶级个人为利益争辩，他们的主张若为大多数人们承纳，也就成为共同遵守执行的法则；若大多数国人未能采纳，他们也得遵从大多数人的主张，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继续奋斗。在民主政治的原理下，每个国民都有发表意见主张的机会，他的主张为大众采纳与否是看它是否合乎大众的要求。这是很明显的，在一个国家里，一切国是都采用合理的方法，取决于大多数人，只有这大多数人的要求才是当时合理而易于实现的要求。其它的主张，虽许是最聪明的，但未必能正合国人的要求，它只有继续努力领导着国人认识它的内容。 民主政治最好的地方，是允许大家协商着共策国是，而坚决反对独裁专政，与所谓武力暴动等类似的方法。这是让大家平心而论国是，各方都受不到武力的干涉与压迫，同时也就避免尖锐的阶级斗争，及政党不合理的权位之争，民主政治被称为进步的，合理的，正常的政治，也就是在此。 中国经过了这样严重的危难，而在苦斗中却有了宝贵的成就，那就是民族利益第一，反对阶级斗争；民主政治的要求，反对独裁专政武力暴动，而采用合理正常的民主方法。这两个信条深种在人心。「九一八」，虽给我们许多悲哀，它也带给了我们这立国基础的路线。同时国人在渴望，经过全国同胞共担任救国的大任，我们将来政治制度，不但要民主，而且实质上还要有大众福利的政治，这就是说在经济组织上要趋向于大众的福利，在生产与分配上要按大众的需要，若再彻底说明就是要有社会生义的建设，务使全国人民过有平等而幸福的生活。 我们全国同胞流着血汗保卫这个国家，大家有了宝贵的千载难得的合作精神，我们要保持这可贵的精神，而用经济的设施，满足大众的渴望。在此种情形下，我们抗战，我们也要建大家希望的国家的制度，这样是一顺百顺的而无阻碍。抗战是我们民族解放的关键，抗战胜利后而建设大众福利的国家，又是全国人的要求，若论机会这又是最好不过的。我们的民族领袖们及社会人士，此时绝对应注意这一点，而万不要有一点疏忽。 在第七个九一八的今日，国难整整的七年，在这七年中抗战圣业已进行一年有奇。在过去我们虽有些地方不能满足，在现在虽然有些地方，大家还作的不够，有些地方还须改善纠正。我们的领导人们及各方负责人士应以至诚的态度更加紧的合作，勇敢的彼此纠正错过，克服一切内部的困难，领导国人坚强的抗战，务必达到最后胜利，本着一般国人的希望努力建国。同时国人也务须本着抗战建国的目标，努力完成这伟大的任务。 在纠正现在各方作的不够部分，各力领袖须反省。我们须在抗战中建设将来政治的基础，国内任何党派此时应开诚讨论国是，更不必把着暂时合作投机的观念，我们不愿看血场上的朋友，离开战场转眼又成了仇人。我们应本着此时同生死的精神继续维持合作，一直到建设幸福平等的新中国。我们国人是诚恳热烈的希望抗战胜利以后，中国政治有合理的进步，大家必须找一条共同进步的路子，谁在此时阳奉阴违，而不遵循国人的要求，必为国人所唾弃；谁再企图开倒车，或是企图战后另有阴谋，也是国人的公敌，子孙目中的魔鬼。全国各党派，各社会领导的人士此时不但应注意抗战中的合作，而且应注意战后的政治形态。将来中国的政治就是国人希望的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的建设；所用的方法是民主合理的方法。我们国人是万分恶绝某些党派言论中流露出的战后政治分裂的状态，那是给子子孙孙造无穷的祸根；我们经过这次民族解放艰苦的斗争，我们将来的政治必须合理而进步，同时自然的就消灭了分裂的状态，与国人痛恨的，不长气的，偏狭的，退步的内争！ 一九三八年九一八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