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不断的清算斗争（中）

一.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本来是两个运动，互有范围，后来因为两者关系密切，两个运动结合着发展；如水两流汇合为一，故形成了一个运动。这个运动是红色政权成立以来最普遍而深入的运动之一，其残酷性不亚于土改和镇反。而其中心目的是斗争城市的工商业者，挖取他们的腰包，击溃其反抗意识。

　　三反运动在一年前已经作打算，因为革命干部由乡村转到城市之后，已开始在腐化了，大批干部讲究吃好的、住好的、穿好的（此点稍逊于前者），而最重要是有了“过日子思想”，贪污来的金钱放在腰包里。他们于大吃、大喝、大贪污之外，还大搞女人，颇似国民政府官员于日本投降之后，那种“五子登科”的情况。一个政权刚才打来天下，上下一齐享乐，如何了得；于是放纵上级，专整中下级的三反运动乃以开始。

　　三反运动是标榜“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几个月前，《惩治贪污条例》草案已在政治法律委员会讨论过二三次，最后是在1952年初通过了。其中一点颇费斟酌，就是贪污多少数目可处以死刑。最初草案拟定贪污1500万元人民币（即新人民币1500元）即可处死刑。后来据彭真报告，贪污这个数目的干部太多了，范围太宽了，恐怕杀绝中级干部；于是在会上改为贪污3000万元（合3000元新人民币）者处死刑。这个数目彭真也认为低，他说因为据最近的报告，贪污在一亿元（即合新人民币一万元）以上者已经大有人在。于是在通过此条例时，附带了一个说明：“究竟贪污数目多少可处死刑，请毛主席决定。”这个条例送到政务院（现在的国务院），以后便置之高阁，没有下文了。原因之一，即毛泽东根据各方面报告，摸到一个底情，即贪污十亿八亿，最多到几十亿元（旧人民币）者，还是大有人在，如要因此开“杀戒”，恐怕得力的中下级干部犯例者甚多；这样就影响人心，危及了政权，所以未公布《惩治贪污条例》。乃按政策发展运动，惩治结合教育，其情节严重者（即有反毛思想言行者）处以死刑。其他只贪污而拥毛者，没收其贪污款项，所谓倒赃；给以轻微处罚了事。故干部处决死刑者甚少。天津的共产党老干部刘青山主要的是因反党反毛而被枪毙；北京公安部的共党干部刘德贵也是由于这个原因送了性命，其他贪污数目高过此二人者不知有几百人几千人，都在毛泽东以“同志爱”的精神下免于处死。

　　以上是说明《惩治贪污条例》因何没有下文；而贪污者有死与不死者，其内情原因为何。

　　当三反运动的口号发表在报纸上之初，我当时是兴奋的、同情的。因为我过去深恨国民党政权的腐化贪污，以致弄得民不聊生。中共政权成立不久，政要们大吃大喝，铺张浪费，与穷苦的人民相比较，已经不成样子；更何况又出现了大批贪污案件，清理整顿一下是有必要的。我每当走过饭馆时，在饭馆前汽车摆上一条龙，晚间经过戏院时又大批汽车摆在那里。抗战期间我记得有“一滴汽油一滴血”的标语，在新政权成立不久，国力毫未恢复，政府要人又在人民面前摆阔绰；把人民汗血的金钱如水一样地铺张浪费，未想到人民的穷苦日子怎么过！所以我听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我当时认为是对症下药，应当来此一着。而在执行此三反政策时，使我大失所望。

　　运动是标榜全国性的运动，而执行起来是反下不反上，并且在下边不是三反，而是什么都反，简直是反了天。

　　什么叫反下不反上呢？在运动开始之初，毛泽东于1951年的岁末除夕，把中央部长级以上的共产党员，各大区的首长和中央直属市市长，召集到北京，面受机宜，说要发动三反、五反运动；令他们好自领导，彻底地推行。同时以家长的身份说：“我们这群人中，也有犯三反、过错的，而且是很严重，希望自己检查，中央免予追究。”毛泽东这一番指示教训，宽松了高级官员的顾虑，他们都是运动之外的人了。他们是领导，是打击批评别人的人，自己虽有过错，而不是被打击批评的对象了。所以在三反运动中，任你运动敲的天鼓响，你也反不着上层，就使你明知坐在你上边指导运动的某首长，是贪污分子，是官僚主义十足而又是大事铺张浪费的人，但他是法外的人，是主席特准的人，你和广大群众也没可奈他何！

　　这个事实就叫做反下不反上，这就是中国的老话：“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许点灯”的道理。

　　怎么叫什么都反呢？机关的三反运动，本是很清楚的，是指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而运动一开展是什么都反的：如果以一个干部为对象，所反的是以他出生之日起到现时为止，他一生中的行为都要被检查。简言之，他须为一生的一切行为负责。三反运动就是检查他一生的历史和行为。这就叫什么都反。运动就如洪水一样，对于一个被斗争的人“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把他翻个底朝上。而且还要涉及他的三代祖先。如果，在百年以后，子孙提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十一个大字，而不知三反运动的真实情况，他们将和我初听到时一样，将给与兴奋和同情。如给与他们一些实情如我所目见的，他们也将和我一样失望而诅咒这个时代。

　　三反运动是在机关进行，所谓机关，是指政府机构、学校、国家企业单位、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等等。每个机关都是临时组织一个领导机构，称为节约检查委员会，一般都由党员组成。但也有例外，如民主党派则由其领导人组成，我就是民主同盟总部节约检查委员会的副主任之一。运动的展开，由浅入深，先由领导人作启发报告，说明运动的性质，打破群众的顾虑，大胆举发，无情地批评；接着就分组讨论。这时就在领导方面找一定斗争的对象。有的是有贪污证据，有的有浪费行为，有的群众关系不好……有一于此，就可有资格入选，而为运动点火。

　　领导上选定了斗争的对象，然后在各小组布置，指定某些人在斗争会上重点发言，其余的人随时补充。被斗争的人如证据可靠，而又情况严重者送法院法办；如只在怀疑阶段，而无证据，或情形不严重者，则囚禁在机关里，名之曰：“停职反省”。其他一般者则只作坦白检讨自我批评，同时让群众批评、指责，有时用粗暴的语言痛骂！

　　在机关的三反中，大贪污分子被整出来一些，他们多是共产党员；大铺张浪费分子整出来一些，他们也多是共产党员；因为只有共产党员才有资格掌握钱和发号施令。其余小贪污、小浪费才临到一般干部，这个人数很多，但款项的数目不大。

　　在运动进入高潮时，1952年三四月之间，各机关都停止了办公，有的不能停止，只上半天工，或留少数人应付门面。各机关这时如进入战场，斗争的激烈如热火烧天。我知道在这期中有不少机关干部跳楼自杀了，吃安眠药而死了，有的跳井或悬梁自尽了。在我的熟人中，举出几个以概括一般。劳动部副部长施复亮先生被斗争得下不了台，他的罪名不是贪污和浪费，而是“反共产党的思想”。从此施先生患了血压高症，至今未愈。民主建国会的副主任委员章乃器先生被围攻了八天八夜，他也不是贪污浪费问题，而是斗争他的资产阶级思想。燕京大学教授，民盟政治局委员张东荪先生在学校被斗争，翻开他的历史说是反革命，很快地就判决软禁，接着由民盟开除盟籍。政法委员会委员，光明报的总经理林仲易先生以莫须有的贪污嫌疑，在会场上被群众强迫下跪。贸易部的处长徐仲航先生，在群众运动中鼓励群众批评领导，而领导一反手把他扣押在一间小屋有144天之久，几乎死在毒手里；被诬的罪名是“反党领导”。以后经各方面为之证明，实无其事。但徐先生已经尝到144天的欲求一死而不可得的阴暗生活。其他类似的案件太多了，这里不便枚举。

　　现在，举一个例子，说明机关三反的经过详情，而且是比较文明点的，这就是我自己的例子。

　　我既是民盟总部机关三反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我在第一天大会上被推定为启发报告的人，在发言中我把对这个运动的兴奋情绪和中国为什么此时需要这个运动说了一套，最后结合自己批评一下。在会上沈钧儒先生也说了一段话。我的话被人有意地算作自我检讨，说是“不深入，不彻底”。先给我按个伏笔，作为斗争我的开端。

　　接着在小组会上和大会上斗争两个人，一个是秘书处秘书张文希，说他作风不正派，有官僚主义。一个是秘书处的干事储造时，他是国民党的国大代表，历史已不光荣，在斗争时说他贪污浪费……。火力投射到这两个人的身上，不容分说：是“停职反省”的处分，在机关内拘禁起来。

　　说到此处，我须声明一下，我在这个领导机构里虽列为副主任，但是事情的布置是瞒着我的，决定是不征求我同意的，有时汇报各组情况是乘我回家吃饭的时间，他们避着我开会。而他们在群众中造谣，说我对运动不积极。这其中的把戏是另外的一个领导人以积极分子的态度，拉拢两个共产党员干部进行的。他们实际掌握这个运动，随着自己的恩怨借运动之名而行。

　　火就要向我的头上烧了。

　　我是民盟中央委员会的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按共产党的推测规律，凡是财务机关，就是贪污的温床。因之就须追查这个委员会，先查帐，后追究人。在查证中把会计员王熙宽作为斗争对象，说他一定有问题。我也向他启发说：“有问题就不要顾虑暴露”。结果他坦白在两年中共贪污了130多万元（新币130多元）。他虽承认这个事实，但斗争火力不减。接着又把另一个助理会计翟雅琴作为斗争对象。打来打去说她作风和生活不好。这两个人也是“停职反省”，囚禁在机关里。其他还有两个干部被斗争了，但没有囚禁。

　　在斗争王、翟的大会那天，财务委员会的办公室墙壁上挂着几个大字标语：“粉碎资产阶级篡夺领导权”。我当日作大会主席，群众们有意地被指派，于斗争王、翟二人的会上，2/3的火力对准了我，而且是要我交代历史。我明白了这个方向，在散会前我说：“同志们！今天的会开得很好！我方才进来时看到财委会墙上的标语：‘粉碎资产阶级篡夺领导权’。我要报告一个事实，我不但不配篡夺领导权，而且当日选我为财委主任，我是再三推辞不作的，那时你们瞎了眼睛的常委会选一个资产阶级分子的我为主任，经我坚辞，未获允准的。

　　“我是赞成三反运动的，你们预备洗个澡，我是预备跳火坑，把自己好好烧一下。请你们预备好思想武器，我下次作检讨。”满足了群众被指定的愿望，大家给我鼓了掌散会。

　　我以一个深思周密的心情，详细地把一生活动历史以及我在财委会的工作，写了出来，在一次大会上作了检讨。费了三个小时的时间，散会时群众又报以掌声。会后我问一位干部对我检讨如何？他说很满意，群众没什么意见。但在第二天小组汇报中，说我在表示自己对革命的功绩，群众还有二十几件意见，而且当场说明是些什么意见。我瞭悟到这是有领导地指示群众要向我斗争。因为我明白我自己，正像熟悉我的朋友了解我一样，我自外国读书回国之后，就是办大学，而且是办以抗日为先务的大学；以后从事文化生活，这个生活又是主张抗日，主张民主的生活，我自己的思想又是社会主义。同时，我未作过反动时期的官，自然也就无从有“昭彰劣迹”。我的历史是一条线下去，自觉是清白的。群众说我表功也就难怪。因为有些人爬到我这样的地位是走曲折的路，而且满身挂着伤痕的。

　　过了两星期，在群众整顿思想之后，我又作第二次检讨。这时更深入，更彻底，把我的历史、生活、和思想全作了检讨，甚至我熟识的美国朋友，都开了个名单，以及和他们的往来关系。因为我抱定决心，不怕暴露，有过有罪，不论是监禁或是杀头，我都置之度外了。这时我已觉得不能再深入了，再深入的话，那样，只有造谣说谎。我是抱定决心不撒谎、不造谣、不骂自己的祖宗三代。

　　这次会比较满意，但当场还是斗争我，说我怎样反共、反苏、和我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什么？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人家的目的原来如此。我当时说再作十次检讨。在会后有人劝我“低头吧！骂骂自己！”我的回答很简单：“我是向真理低头，我是打着过关，而不求保护过关；如我有罪，请比别人罪加三等。”

　　共产党员和指定的群众到处找我的材料——文字、书籍和口头传说。我在家里又预备了三万字的检讨。这回我很轻松；所取的材料多是抄自我自己在香港《时代批评》上发表过的文章；内里怎样批评过共产党，我说过“在共产党统治下只有批准的自由”。同时我怎样批评过苏联，为了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我是批评过苏联和斯大林；而且是公正的、严厉的。我把这些文章的内容主要部分全抄下来，预备在三反运动中当场朗诵一遍，诉诸人类的良心。

　　我知道，斗争会上之所以斗争我，是因为共产党要摸我的底，狠狠地斗我一下，如能给我加点罪名，他们是情愿的。我的检讨发言，每天都由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向统战部报告，故共产党掌握得很清楚。我呢？我是以死的决心斗下去，过错应当归我的，我承认；不当归我的，我至死也不低头。我是要打着过关。他们本是侮辱人，而借口想把“个人英雄主义精神”打下去，我嘴上虽未说出，但心里是想此时此地，凭着这个“英雄主义”才能对他们死硬到底。拉出去枪毙是可以的，污辱我是不行的。我是以死的心情对待他们的毒手。我自己作了准备，如果他们要污辱我的人格，我决心抵抗，但我也知是无望的。我于抵抗之后，自己作了自杀的准备。我预备两种自杀法：如果时间来得及，我是以割断动脉，自己一个人在我的小房里，喝着酒，放着音乐片，自消自灭地悠然地死去。笑着死去离开这个恶魔的世界。如果时间不允我，我早托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给我拿来10CC的氢化钾，我把这个小管放在衣袋里，什么时候需要，几分钟内我就可以暴卒。

　　可巧，事情发展并未如此严重，统战部下令对民主党派收兵了。因为这样搞下去于它的政权并不利，可能发生很坏的影响，尤其台湾问题还未解决；因之，我的第三次检讨奉命不许再谈了。事后共产党员田锋问我感想：“是否认为搞我（此疑为‘你’——录入者注）历史和社会关系有点过火，违反了统战部的这个指示”。我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反正你们要知道，我全告诉你们了，我有什么损失！”

　　在机关三反运动中，在斗争会上，罚跪、辱骂，甚至打耳光的事件都有；至于因贪污或反动嫌疑而被逮捕法办的更多得不可胜数。我这次被斗争，问题虽然提得很尖锐，如问我是否有“变天思想”，“山头主义”，这都可以加以罪名的。但是他们颇有分寸，未敢污辱我的人格。运动过后二三年，有一次闲谈天，提到这件事，据当时指导群众的共产党员王健对我说：“我们斗争你时很担心，怕你一发脾气拍着桌子说：‘大爷不检讨了，任凭你们怎样处置！’如此运动就会受到挫折。”说时，我付之一笑。共产党员也算摸到了我这个不怕死的个性。

　　我说到这个例子，叙明三反运动的详情，但它不代表一般，一般的是上火山，叫、打、怒、骂，以后是拘禁、反省、逮捕、坐监。实际上，被斗争的人情愿坐监受有限制的苦，不愿受斗争会上无穷的苦；人们愿意死，如果可能的话，不愿受心灵上的折磨。因之，事情不大而自杀者颇多，就是这个道理。

　　三反运动中斗争某些人是内定的，有些人是因牵连而渐次走上被斗争的路。在每个机关单位，所有干部于斗争别人之后都得作检讨，但领导人和积极分子所谓打虎队，虽也作检讨，那只是走走形式；其他干部如不遇特殊困难，至少也得受次洗礼。这里就把阵营分清，自私自利之徒，处处表现积极，无条件拥护党的指示，他们变成了积极分子；不管自己身上背着什么肮脏，他们是接近了党，在运动中打别人而自己轻松，以后还有被提拔上进机会。其他的干部都成了这群帮凶的人的统治对象。因之，在每个机关里都有暗自对立的情势。表面上大家和气，口头上背教条术语，而心里界线分清。有的人们间仇恨似海，这也是中共利用运动增强自己的力量，同时也制造了潜伏的敌人。

　　1952年三四月间，在机关的三反进入高潮的时候，对工商界进行的五反运动已在进行了。所谓五反，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平情而论，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但并不如共产党所想象的那样普遍。造成这种现象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旧统治者遗留下的坏习惯，一是共产党员的贪污。清理这一部分坏蛋，也是应该的。但共产党的目的，并不止此，它要摸工商界的底；尤其重要的，是透过运动而榨取他们的钱财，同时为工商界铺平没落的道路。

　　共产党得了政权之后，它的干部都是连升五级，得意忘形，颇与国民党抗日胜利后的情况相同。大家争着想享受，同时想把自己的荷包装满，于是贪污之风盛行。干部只若有抓到钱的机会，就拼命地捞钱，这自然给奸商一个投机的空子。于是在税捐上行贿，工程上偷工减料，公家购物时为干部留回折扣；偶尔地自然也有透露国家经济计划情报，以便奸商投机取巧。以一群腐化的共产党员加上一批奸商，造成五反中所指出的现象，并不难解释。

　　三反五反运动一开始，在工商界首先打到头上的自然是奸商。但是共产党员是大胆而怀疑的，而且是借题另有目的，于是普遍斗争工商界，把规规矩矩的工商界一概当作奸商斗争。本来是按规律纳税的，或是因国家未有新法令规定而未上税的，一概列为偷税漏税；本来没有盗窃国家资财，只是取得合理利润的，也被算作盗窃国家资财；工程本按合同办事，吹毛求疵硬说是偷工减料；随便无意中谈谈国家经济情况，便算作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诸如此类的事，便作五反运动的主要内容；而形成无税不偷，无物资不盗，无工程不减料……的伪造现象；结论是无商不奸。这样共产党就有词可藉，扫荡工商界，夺取他们的金钱物资，同时打垮他们的反抗意识。

　　五反斗争是很普遍和很深入的，工商界没有一人不遍体鳞伤。运动过后只剩下的空架子，除了公私合营的工厂外，尚可存在的工厂商店，都是资产空空，留着一块空招牌和仅维持门面的货底。而厂主和经理，有的逮捕法办，有的自杀；而苟延残喘活着的人，已是一肩明月，两袖清风了。

　　按之共产党的政权，一登台便可没收工厂和商店，至少可以如1955年底全国私营工商业一律公私合营；但毛泽东的共产党偏要一套什么所谓马列主义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政权成立之初，表面上允许资产阶级（冠以民族二字）参加政权，政策上讲“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对工商界控制则讲“利用、限制、改造”。在共产党来说，这本是一套欺骗幼稚无知者一种手段。用土改过程欺骗农民，用这个手段欺骗工商界，而最终还是“社会主义改造”。它之所以转这个弯，走这个曲折的路，他们口中的马列主义结合中国具体问题，就是表示毛泽东的阴谋，和共产党初得政权没有信心，慢慢地欺骗着搞，摸索着稳步前进。而对人民是给以折磨痛苦，长期蹂躏玩弄。有一次我看一个小猫捉住一只小老鼠，它不立刻吃，捉弄着玩，一会把小鼠衔在嘴边，一会又把小鼠放下让它逃跑几步，然后再把它捉住，如此弄得小鼠神魂颠倒，体力不支，这时小猫才吃了它。共产党的折磨人民的方法，就像这个猫玩弄小鼠。我所讲的是暴露共产党的方法，我所尊敬同情的是我们的优秀人民，惨遭蹂躏。不要上共产党的当而反噬说，我以人民比作老鼠了。

　　在五反中，共产党竭尽了其折磨人民的办法，而目的是为榨取钱，和显示自己的威风。工商界实际上说：“要钱要命来个痛快，谁受得了这个折磨凌辱？”而共产党不会给你一个痛快，要钱慢慢地来，挖到你的底；要命，不，还要榨尽你的最后一滴血。这才是马列主义结合中国问题的实际。他们的面孔在人民眼里不是古时的豪爽慷慨的大盗，而似以折磨人为乐趣的《恶虎村》的草寇。

　　现在举几个事实，说明共产党在五反运动中，如何折磨工商界人士。

　　在工厂或商店里，各以自己的单位组织起来，方式是编小组，工人或商店职员都编在小组内，斗争的对象是老板和经理。在人数不多的商店和公司，分行分业地编在一起，也是有大组、有小组。一种组内只要各商店公司的负责人，由共产党员领导掌握，让他们彼此斗争；另一种组只要工人店员他们彼此批评之后，再回本公司或店里斗争自己的老板。

　　在小商店里，老板是斗争对象，店员是打虎队。原来同伙办事的人，现在成了对敌。工人店员斗争商号老板是极残酷的；有的把老板绑起来，有的让老板跪在板凳上，有的罚举手弯腰几小时，有的在头上滴凉水，……硬逼、硬打，叫老板承认五反中他所犯的罪过。经过这样长期折磨，有过的自然承招，无过的也编造一些罪过，好减去身体折磨的痛苦。老板经不了这样折磨，自杀的为数不少，就以北京东四区这一个角落计算，在运动高潮，就有26个老板自杀了。

　　在大商店、大工厂、大公司里，群众是斗争老板，把老板经理囚禁起来，打虎队轮流着日夜追问审讯，几天几夜不让他睡觉，用粗言暴语痛骂他，用死的威胁恫吓他，不断地在斗争大会上用群众的力量压迫他，必须让他承认了五反的几点。承认之后，不论是否属实，他才能轻松一下，等待法办。天津中国实业银行卢副经理，经不起这样折磨，乘着打虎队夜间未留神，自己吃了安眠药自杀了；事后查究他丝毫没有五反中的罪过。另有某银行李经理，儿子是共产党员李楠枝，自己却受不了这种污辱折磨跳楼自杀了。

　　在各行各业的编组里，共产党员亲自领导，让各有关商号互相检举，互相斗争。同时，共产党指定斗争那个商号经理时，有组织有准备的发言人，比动口咬人的恶狗还厉害。他们是奉命而行，同时表示积极，又可减轻自己的罪过。共产党就在利用这种利害心理来掌握斗争。本来是无过的人，一经这种热火烧天的攻击，也不得不低头，把不是自己的罪过，硬扣在自己的头上。因为在群众斗争之时，共产党的领导人生坐主席位上，有时拍着桌子说：“限你十分钟交代清楚，承认罪过，否则逮捕法办”。有的人一时交代不上来，主席把手一挥，门外的公安警察进来，拿着手铐，就戴在交代不清的人的双手上，然后送上囚车。生死如何？谁也不知。在这样的压力下，斗争到谁的头上，谁就得低头服罪。因此，监狱、公安局和临时特设的拘禁所已经有人满之患。以天津为例，大商号的经理未进这种拘禁所为数甚少。在那里一住，就是一年半载，审讯、交代问题。没有钱的商号经理，承认罪错，过些日子放出来；有钱的商号经理，就得以全部资财抵消他们的“错过”。很少例外的不罚钱放出来。我只知道一个这样的例子：即天津四川畜产公司，因为他们的总公司在海外，外汇在国外，为了套取他们更多的外汇，被捕的经理住了一年拘留所，未被罚款而释放了。但不到两年时间，这家公司把国外的外汇在公私合营的名义下奉献给共产党的祖国了。

　　三反五反在表面上未公开杀多少人，只是杀少数的人作为典型示威。逮捕法办因而从事劳动改造的，可能有三十万人。而在乡间土改和城市的镇压反革命两个运动之后，群众已是谈虎色变，故这回虽未公开枪毙多少人，而实行自杀者数目不下二三十万人。在大都市里，几乎每天都有不少起自杀案，甚至每个弄堂胡同里，都有自杀的人；就在北京什刹海解冻之后，由一个水孔初就捞起十几个尸首。这大概是三反之初一二月间寻死自杀的。在三反、五反期间各大城市的医院住满了自杀未死的人。

　　三反运动虽表面上打消了机关的贪污浪费，继之翻天覆地地整了与贪污浪费不相干的人。而浪费仍然在高级党员手中任意妄为。五反运动吓死了工商界人士，政府吸去了他们的金钱，多数是带着“严重违法户”的帽子，极少的是“守法户”；前者是有钱的人，后者是无钱可吸的人。在扩大开支的政府是得到了胜利果实，惜这项果实也未全用于建设，只是满足了权要者的胃口。而归根到底，是损失了中国人民的力量。

二.思想改造运动

　　思想改造是共产党对人民的长期的主要工作之一。这就是要思想一元化，简言之，就是统一思想。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政府中人谁要提出统一思想，共产党是站在人民群众中把它骂得体无完肤，“独裁、专政、倒退、反动”等等，都是共产党鼓励人民，尤其是文化界人士，攻击当时政府的词句。而共产党一上台，统一思想，定思想一尊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便成为普遍无上的真理。每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必须经过思想改造，所谓思想改造就是西方翻译的“洗脑筋”；要把旧有的封建思想，资本主义思想，总之非马列思想都排去，而代之以正教思想——马列共产主义。

　　思想改造是长期的，而且是慢慢的；共产党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要来一个轰轰烈烈的运动呢？为什么要“震动一下”呢？我们在这里，不得不追究思想改造运动的目的性。若只表面说，共产党不容许其他思想，必须排除非马列思想；在共产党方面说，道理是对的；但是还不足以答复为什么要搞思想改造运动。简单的回答：共产党是以革命手段斗争知识分子，要非马列思想的人缴械、投降。

　　土改运动斗争了农民，镇反运动斗争了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士，抗美援朝清算了西方关系和影响，三反、五反斗争了工商界。还有一部人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常为社会活动的领导者，这群人就是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对这些人不能公开地杀，而且也用不着这样杀；对这群人不能不利用，因为知识就是力量，但不能不使其先屈服而后加以利用。那就非轰轰烈烈的运动不为功。

　　1951年是中共统治大陆后实行恐怖政策的高潮年。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把铁钳夹住中国人民，而且这三个运动是结合着进行的。在高潮的年底，以恐怖之余威来搞思想改造。论时机来说，共产党的安排是很高明的。让知识分子看见惊心动魄的三大运动，问题到了自己身上将要如何应付解决。

　　思想改造在红色政权成立之后，就不断在进行，而思想改造运动却在1951年冬季开始。周恩来于9月25日在北京对一部知识分子作了一篇报告，要他们改造思想，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改造自己。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北京天津就普遍地展开思想改造运动，逐渐推行到全国各地。为了批评思想有个标准，先把自由主义者胡适当作箭靶，把他痛骂一顿，说他是“投靠帝国主义，投靠反动统治者，为敌人作帮凶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是“有毒素的”。可惜他远在国外，不能拘捕归案。但是有了这箭靶示范，就易于批评其类似的思想和有这类思想的人了。

　　在思想改造运动还在讲理阶段，1952年春三反五反运动正进入高潮；在机关搞三反，在工商界搞五反，在学校搞思想改造，这两种运动结合起来了。于是思想改造乃突破讲理阶段，而进入斗争阶段，其形势等于三反、五反运动，这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大震动。

　　思想改造运动主要是在学校里进行，方式也是编小组，在小组里个人检讨，别人批评。有重点的对象便到大会上作检讨，群众再批评提意见。所谓思想改造实际上绝不是限于抽象的思想观念，而是要结合实际。作思想检讨的人，就是把一生历史活动报告出来，那种活动是什么思想，并且因为什么有那种思想。所以思想改造在学校里也就是教师们交代历史，交代其思想根源。这样一来，问题就复杂化了，范围就广大无边了。生活到三四十岁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都是生长在“旧社会”的人，他们的历史、活动、思想，自然都与旧社会有关。今天拿马列主义新社会的尺度来衡量、批评、指责，他们只有通身是病，处处不合。所以教师们在过思想改造运动的关是很困难，很痛苦的，而压迫凌辱加于他们身上的是难于忍受的。

　　思想改造不是一检讨批评就算了事。检讨必须由小组或大会通过，才算过关。所以有些教授虽作了八九次检讨，以致痛哭流涕，还是过不了关，还是悬案。其严重者多牵涉政治问题，那就走到镇反或其他带有镇压性的运动范围，那么这个人就有被逮法办，或劳动改造的可能。故在文化机关、学校、艺术团体……虽在思想改造的文明词句的伪装下，而参与这个运动的人是面对着不可抵抗的暴力镇压。至少在知识分子心中，如果过不了思想改造的关，自己吃饭的问题是严重到不堪设想。在国家为唯一的雇主的共产党统治下的国家，以出卖知识吃饭的知识分子，又有何法能求得生存？思想改造也是含有恐怖性的，而被蹂躏的知识分子，主要是大学教授，在运动中已是处在牛鬼蛇神的世界，而不是清高的教育界了。

　　思想改造运动用意之一，是打碎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不让有超然物外之想；什么事都有阶级性，思想也有阶级性，绝没有超阶级的行为或思想。既然如此，如果你超然物外，就是反对无产阶级的领导，另一面就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其政权。必须把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攻破，叫你自我批评，还叫群众批评；简言之，就是叫你当众出丑，再也见不得人。共产党有句术语，叫“脱裤子”，让你在众目睽睽之下，赤身露体脱去裤子，让大家看你的周身污点，对你不保留一点颜面。使别人不尊重你，首先让自己不坚持尊严的态度。

　　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教授，平常能以自豪的，社会之所以尊敬他们，是因为他们有高深的知识，通情达理，同时有独立的人格。共产党执政，就是不许知识分子保持这份影响，不许有独立人格。于是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自高自大，骄傲自满……都是罪名。本来“自高自大，骄傲自满”在“旧社会”也不是好名词。但共产党虽以攻击“自高自大，骄傲自满”为借口，实际上他所指导进攻的，是个人的“自尊、自重、自信”。这是独立人格必不可少的条件。共产党针对此点而向“自高自大……”加以攻击，必使知识分子输心认罪，而且是当众承认自己是“王八蛋”，过去有那种思想是混蛋。共产党把知识分子的人格蹂躏得粉碎，你向它叫“祖宗”投降了，这时它才指使群众放松咬住你的牙齿，容许你过关。知识分子、科学家、大学教授、艺术家，这群社会精神的领导者，人类精神的工程师，就在共产党恶毒的运动中，先是粉碎了人格，蹂躏了自己的灵魂，这实是千古以来未有过的悲哀！

　　运动一般情形，在小组里每人作检讨，自我批评，在座的别人批评，细致到毫发之末。但是斗争对象不是集中到少数人身上，而是以他们为典型，给群众以“思想教育”。在大会斗争是严厉的，其疯狂的程度不亚于土改中斗地主，在镇反中斗反革命分子。所不同者不拉出枪毙，没有用刑逼供。而呼号怒骂是不绝于耳的。这是共产党的通例：在运动中不许有和风细雨的，运动就是狂风暴雨带有杀气。在斗争会上群众常呼：“某某（直呼其名）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生或死。如果想要生存，你就得好好交代问题，承认错误，改变反动的思想而跟着共产党走；如果你采取死路，那就任你顽固坚持下去。”坐在大会台下的是被斗争者的同事，教书先生；是群众——自己教授的学生。他们指着鼻子骂你，说你“肮脏、顽固、旧时代的走狗；你的旧知识是害人的，有毒素的，你全身都是细菌，而你自己还恬不知耻地以此自高自大、自豪、自满，看你的样子，简直都没有人形”。不用说牵涉到政治问题，拉出去坐监法办或劳动改造；就以一个教书先生加上这样的攻击污蔑，其心情的沉重、灵魂的毁灭是难以形容的了。教师们成了阶下囚，学生们成了审判员、打虎队，中国的传统观念，“尊师重道”的风气被共产党的思想改造运动一扫而光了。

　　高级知识分子人格破产了，知识被瓦解缴械了，所剩给他们的是个空架子。脑子所留待的空间，是专为马列主义铺道路。把旧的排除去，把新的装进来。事情哪有这样简单的，一个人是可以因为研究新思想受到启发而改变旧思想，他也可以因新鲜事务的感染而改变思想。但是思想改变不能用皮鞭子可以打变的。就是口上说变了，心里绝不能变。古书上说：“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迨也”。正是说明这个道理。以德服人者就是说理正当，而且行为正当，人们一见作得对，便给与同情支持，这是情愿的。以力服人者，就是用力量压迫，不问是非，只叫人服从，服从的人不是心服，只是因为没法抵抗你这力量。不是心服就是不真服，只是表面应付而已，这不是情愿的。

　　共产党的思想改造运动是打着叫人屈服，不管你情愿与否，这种思想改造方法，其所能达到一个唯一目的，就是把知识分子的威风打下，“不许乱说乱动”；把对待反革命分子的方法对知识分子而已。这种办法既不能收思想改造之效，而只收“不许乱说乱动”之功；但种在知识分子心中的失望，是仇恨；另一个副作用，就是给人以造假或投机。这两种情况都与思想改造无关。都是共产党失去知识分子的同情和支持的根源。读者不要忘记，在共产党未得政权之前，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不满意当时腐败贪污的政府，而且不少知识分子是民主运动的健将，他们这份力量都被共产党充分发挥利用。共产党之所以成功，知识分子是有意无意地给与它一臂之助。而今知识分子面对这种折磨，其内心情绪如何，是不待询问就可明了的了。

　　思想改造运动在51-52年间是全国性的，尤其到1952年春已与三反、五反结合起来；故斗争是尖锐的，手段是毒辣的，是狂风暴雨型的。而对每个被斗争的人，不只限于思想而是个人全部历史的清算，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严重的灾难。

　　我今举几个例子，以说明思想改造运动一般的情况，这几个例子是我熟知的，而牵涉的人都是我的熟人或我的朋友。他们都是全国或世界知名的学者。

　　张东荪先生是燕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民主同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在北京和平解放之前，他周旋于傅作义和中共之间，对和平解放北京有功。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栽了跟斗，吃了共产党的颜色。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向我所说：“我们共产党愿给谁颜色看，就给谁颜色看”，就是指的张东荪。

　　张东荪是知名学者，是民主运动中的健将；但为人很聪明，遇事有见解，在旧社会里所接触的方面也多。共产党就选择此人作为思想改造运动的首先的牺牲者。打下一座文化界的堡垒，给其他高级知识分子看看共产党的威风。

　　张东荪先生的思想检讨是在燕京大学进行的；在他作完第一次检讨，群众的意见很多，风头已经不对。他接着作第二次检讨，这时共产党已经预备好了很多关于张东荪一生的历史材料，如他给人题书面引用西方一位作家的话：“如果在共产主义与绞刑之间，叫我有所选择，我宁愿选择绞刑”之类；这些材料都刊登在燕京校刊为张东荪特出的专号上。情形更严重了。正当这时，有一天晚上他由燕京大学进城来，在他的大儿子张宗炳家我们会面了。他说：“情形搞得这样，我的方寸已乱！”我了解当时共产党为他布置的情况，我很冷酷地问他一句：“你今年多大岁数？”他说：“63”。我回答说：“已经63，你还怕什么！”他体会了我的用意，向我点了点头。接着我们谈论一会。我以死的心情对待我的老友，临别时，我还觉得是残酷、难过，但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恶魔世界，我们又有何话可说。

　　张东荪先生在燕京大学大会上又作了第三次检讨，共产党指使下的群众，还是不许他过关，对他提出尖锐的批评和责难。这时在会外，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徐冰奔走于民盟主席张澜和毛泽东之间。毛泽东说：“这样的人——坏分子张东荪，我们不能坐在一起开会了。”张澜先生说：“东荪先生问题，还是从缓处理为是！”李维汉装做一副阴森面孔说：“我们不能和这样的坏人合作，他出卖了国家情报。”三个场合，两副阴森的面孔，一副求情的面孔。结果是阴暗战胜了阳明。张东荪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以反革命分子定了罪名。

　　什么是出卖国家情报呢？据说：张东荪于开完中央人民委员会之后，会上讨论过预算，他回来碰到一个姓王的朋友提过这个预算，据说这个姓王的由香港回来作了美国特务。我也认识这个王某，在日本侵略之时，他是给苏联作情报；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他又与中共合作骗了吉林省政府十万美金外汇，以后跑到香港。在香港又为中共作情报，常往来于北京香港之间。不知什么翻了脸，又作了中共的阶下囚，反说他是美国特务了。

　　至于提到预算一事，泄露国家机密是不对的；但是全世界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预算案是登在报上的，人所共见的，所谓国家机密又从何说起。但是张东荪是被“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罪名下被认为反革命分子。中国民主同盟受了共产党的指使“开除了张东荪的盟籍”。从此以后，张东荪在燕东园的小屋里过其软禁生活，朋友们想和他会面已无可能了。蒋介石的政权囚禁了一个有功于国民党的张学良，已有22年之久；毛泽东的政权又囚禁了一个于共产党有功的人（指和平解放北京）——张东荪，已经有8年之久。恰巧，这两个被囚姓张的人都是我的好朋友。言念及此，真是令人感慨万端。

　　在张东荪被斗争的同时，在燕京大学还有两个严重对象，一个是燕大负责人陆志伟先生，一个是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先生，这两个人被斗争的情况的激烈甚于斗争张东荪。在运动中，这两个人都过的是停职反省生活。运动过后是“恩准”过关，以后还加以利用。他们的情况，我就不多介绍了。

　　北京大学在斗争一批教授中，以斗争周炳琳先生为最激烈。他担任北京大学的法学院院长，在学术界很有名气，为人也很正直。他在检讨时是很坦白的，不肯如共产党所希望的那样自我批评，甚至骂自己的祖宗三代。共产党授意的群众向他进攻，他是不承认那些恶语诬陷加在他头上的罪过。这样便形成了僵局。他自比铁牛，共产党把他称作旧文化的顽固堡垒。一方是坚决不认被诬赖的错过，一方是当作堡垒进攻。这样形成了骑虎难下。所以几次检讨斗争，都过不了关。而要把他治罪，已经搞张东荪，再搞周炳琳，对国内国外的观感都于共产党不利。所以共产党采取攻击堡垒，最好是从内部攻破的办法。

　　共产党怎样从内部攻破周炳琳这个堡垒呢？这次主要的是动员他的家人，儿女和妻子。儿子多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共产党利用这群周炳琳的儿女在斗争会上检举周炳琳的错过，同时回到家里再行劝说。如此搞了一个长时期，自命为铁牛的周炳琳已经形成孤立。没有了朋友——朋友们在运动中都划清了“敌我界限”；凡是被斗争的人，就是敌人，谁也不许同情他，而且要以他为敌。同时也没了家人；这家的群众都是共产党的，说的话都是党话，没有了父子骨肉之情，一切都完了，剩下给他的只有悲哀。一个铁牛变成了沙漠中的孤寂者。周炳琳于是沉默不言。好在运动高潮渐渐过去，他的案子是以不了了之。以后我再见过周先生，他的脸上始终有不愉快之色。

　　最后，我举两个清华大学的例子。一个是斗争华罗庚先生，一个是斗争潘光旦先生。前者是国际闻名的数学家；一片热心由美国回来投奔祖国，不久就碰上思想改造运动。这样一个留美学者，在共产党眼里自然是周身是病，所以指使群众搞他一下，要他交代与国民党的历史关系，自然也要他交代与美国的关系。他以坦白的心情都尽其所有交代清楚了，看来问题还不大严重。最后因为他还保存着原有的出国护照，未加焚毁。由这个引线起就对他展开了无情的斗争，说他有“投靠帝国主义的思想”，为“留后路”的打算，在斗争会上他是有口难辩的，生活在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意义，于是进行了自杀。可幸的，是被发现得早，保存了他的生命。以后还是由共产党指使，因为他是民盟盟员，他的检讨改在民盟北京市支部举行，躲开它自己在清华布置的火网，这样既可保护华罗庚过关，还可保全共产党自己在群众跟前铁面无私的面孔。因为搞死或搞垮华罗庚都是对共产党不利的，不用说它还想利用华罗庚的高级知识，就是它在争取留美学生回国的工作，死了一个华罗庚于它也是不利的。

　　在清华大学另一个斗争的对象，是潘光旦先生。他是全国有名的社会学者，为人老实厚道，为民主运动奋斗甚力；早年就加入了民主同盟，多年保持中央常务委员的职位。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共产党选择了这个对象。潘先生的检讨都印发过，我也曾看过，大体上是坦白、老实的，没有什么隐藏，而且以他的历史人所周知，也不须要什么隐藏。他虽然如此作了，但群众在共产党的指导下，硬要整他的“思想暗流”；意思就是在表面思想之外，还有什么隐藏的思想。这一追查，越检讨，越搞不清，潘先生虽然前后作了八次检讨，被斗争得痛哭流涕，这个“思想暗流”也搞不清。最后还是运动收了兵，他也是在民盟北京市支部检讨之后过的关。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全国的知识分子都被卷入这个狂潮中，检讨、斗争，是无校不有，无人不检讨。狡猾的、聪明的，和共产党利用一时的积极分子，走个形式就过了关；认真的、自负的，还有“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的人，或是共产党认为须打下他的威风的人，就在运动中当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必须使你一根汗毛也不能站立为止。全国的知识分子进入了马列主义围攻之中，使你连个地缝也找不到去容身。有些人受不了这种折磨，自己情愿自杀上了天堂，如天津矿业学院的一位教授，就这样悬梁自尽于自己的卧室里。

　　人类心灵的监牢，就是共产党统治的世界。知识分子于清洗脑筋，交代历史之后，还得在报上刊出这些检讨，痛骂自己一顿；在《光明日报》上接连登载这些文章有数月之久；名学者如冯友兰、钱端升等就是这样通关，说自己过去的著作，都是胡说八道，害人害己的有毒的东西。在这运动之后，图书馆也大事检查“有毒素的书”，就连我著的主张社会主义的《国家论》，在北京图书馆也不许与人见面了。中国古代有个秦始皇，“焚书坑儒”，垂骂后世；二十世纪又出来个毛泽东，效法秦始皇而且过之，历史自然也会给以公正的裁判。

三.司法改革运动

　　共产党认为法律是为阶级服务的；毛泽东说：“要强化国家机器，这主要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所以司法机构的主要任务是保障这个政权，为这个特权阶级的利益服务。

　　不过，自从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它并未注重法制，实际上也没有准备好法制那一套办法，如各种法规和大批干部。故在巩固政权司法方面的任务，多由运动取而代之，法院只不过追随运动之后，把既定案件加上印章。但不可否认的它仍然是国家镇压机器的重要部分，还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共产党高级首脑，尤其是搞司法方面的人们，都承认取得政权之后，司法工作是落后于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工作。据我看到的，事实也是如此。只有在1952年起，才开始扭转这个方向，如经过司法改革运动调整内部，训练干部，但到第三届全国司法会议之后，我于1956年在上海浙江视察司法工作，我还是认为他们的工作未能与其他部门并驾齐驱。这是说按共产党所要求的司法工作标准，远远落后于他们的期望。还是机构不健全，人手不相当，工作不细致，而且还是不能按章办事。

　　在大陆上，1949年后的三五年内，流行一种说法：“国民党统治时期是‘有法无天’；共产党的统治是‘有天无法’”。而共产党高级干部还是津津乐道此语。他们之所以“无法”，一方面固可推之于政策，按政策行事；范围易于掌握，有从权达变之功，不受法律的拘束；另一方面也是缺乏准备，还没有新法律人材，就以民法刑法而论，起草有数年之久，而且三易其内容，还不敢拿出来见人。原因是初稿时犯了旧法观点的毛病，不能用；以后又抄袭苏联的法规，但又脱离了中国实际。据我所熟识的中共法律方面的人才，可以说没有一个能够称得起法律专家，能懂旧的，又通新的，而且于两者之间能找出其分寸的不同。大陆上之“无法”，基本原因就在于此。既然“无法”，一切有关司法方面的工作，全凭“领导有方”，照着政策方向办事。而下级干部知识水准又差得太远，于是只有宁左毋右一味工作盲动，上边还指责他们一会右倾了，一会过左了，判刑畸轻畸重了。这都是“无法”，上下不知所以的后果。

　　司法改革运动是继三反、五反之后，于1952年下半年开始的。是想扭转司法工作的落后，同时清洗旧司法人员。这个运动展开之前，首先是在我所属的政法委员会讨论过的。各主要负责人如司法部长史良，在会上作了一个预备好的报告。大概内容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暴露了全国各级人民法院还存在着严重的组织不纯的现象。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干部共约28000人，其中有旧司法人员6000名，约占人数22%，他们大部分充任审判工作，特别是不少大、中城市及省以上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中，旧司法人员更占多数。”讨论之后，拟定了司法改革运动的指示，令各省成立“司法改革委员会”。改革方法主要有三项工作，（甲）思想改造；（乙）清洗旧司法人员；（丙）废除黑律师。

　　据我了解的，这个运动的主要目的，是清洗旧司法人员。共产党之所以不采取“不称职应予免职”的办法，而要采取运动方式，自然的是想透过运动作司法人员的洗除旧法观点的思想改造，还得把尚可任用的旧司法人员留着备用。不然，把司法机构交给乡下来的知识水准太差的干部，法院就不成个样子了。

　　共产党明了把镇压的机器放在阶级异己分子手里，那是十分危险而且有害于政权的。故必须把顽固的显著分子踢出去，把打服的分子留下来。这事将怎样进行呢？还是共产党的老办法。首先还是通过司法人员的检讨，群众批评，这是美名的“司法人员思想改造”。这种检讨是着重于述说过去工作的错误和旧法观点。

　　旧司法人员的检讨和自我批评，已为自己扣上了犯罪的帽子。这还未了，共产党又发动群众检举对旧司法人员错判的案件提出控诉。这一步就是足置旧司法人员于死地了。

　　有了检讨，有了控诉，同时有了共产党对旧司法人员蒐集的歪曲事实的材料，于是进行“控诉改判大会”。旧司法人员在共产党为他们预定的命运下，是处死、徒刑、或撤职；而原案改判的只是选其轻微者略加点缀而已。

　　在共产党初得政权之时，原封不动地利用国民政府司法机关人员。为共产党卖力，判罪杀了成千成万的人命；在三年之后，自己把头颅挂在断头台上，或是坐了监牢；轻的则被一脚踢出了衙门；司法改革运动完成了它主要的任务。

　　旧司法人员为共产党巩固了政权，为共产党制造了不少徒弟，徒弟们知道如何审案，如何坐堂。而自己招来“把徒弟带坏了，成了旧法观点的俘虏”的罪名。共产党司法干部一切腐化堕落的责任都放在旧司法人员的肩上了。共产党自己的人经由检讨、认错，一了百了；而旧司法人员遭到了悲惨的命运。

　　与旧司法人员同为铲除的对象，还有黑律师。这个问题在政法委员会上由1950年起就提出，有些争辩，我记得史良就是赞成律师制度的一人，也许他早年作过律师的缘故。但是结论还是正式宣布取消律师制。这次司法改革运动，黑律师又为清除的对象。

　　在资本主义社会，律师的名誉并不好，他们多数人是为有钱的人服务的。是为剥削阶级的利益服务，是“反动阶级的爪牙”！但是顾名思义，律师是为保护诉讼人的合法权益，因本人不精通法律，故委托律师代为辩护。这是正当而合理的。不能因那些专为金钱服务的律师，而咒骂律师制度。共产党于取消律师制度之后，遇有诉讼案件，谁若找明白法理和诉讼的人请教一番，或是此人为诉讼人写一张状纸，这个人就是黑律师。我想过去操律师职务或者虽多数不敢再谈此项业务，但总有人还是用其所长，或是为谋生借此业务生活，这种人当然是“黑律师”。

　　在司法改革运动中，首先允许黑律师登记、坦白。同时发动群众检举控诉。多数人是自动登记了，而登记之后，依然是发动群众蒐其过失，进行检举、斗争。于是罪重者处以死刑，或坐监；轻者受管制，或向群众认罪。司法改革运动第二项任务完成了。

　　最后才是司法人员的思想改造，这是要改正旧的六法观点，而装入马列主义的司法观点——即司法为无产阶级服务，为巩固政权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办法，是以旧司法人员所判的案子为例，他们引用了旧法，站在敌人的立场，为资产阶级服务了，加害于人民和人民的政权。故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简言之，站在代表人民的共产党的立场，才是新法观点。

　　我参加过一次司法改革思想改造的斗争会。大会是在政法委员会礼堂举行的，会是由共产党支部主持的，所进行的思想改造对象是三个中上级共产党司法人员。这几个人，我们都常见面。一个是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瑾琨，一个是司法部李木庵副部长，另一个是最高法院审判员贾潜（现为最高人民法院刑庭庭长）。这三个人，前两个是地主家庭出身，后一个是资产阶级的儿子。对他们所斗争的主题是犯了旧法观点的错误，和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尾巴未割清。

　　李副部长是在六十以上的人，为人很老实，说话口齿不清楚，而且患着眼病。他作了检讨，也听不清楚说的什么，只听到他说：“自己出身不好，犯了严重错误，以后誓必改过，不负党对自己的培植。”以后大家批评他一下，这位老人就算过关了。其次，贾审判员年约四十，看去很精明，他所作的检讨，主要是自己作了旧法观点的俘虏，以致立场不稳固等等。流了一头大汗，在党员批评之下，也算过了关。

　　好戏是斗争陈瑾琨。陈是过去朝阳大学的教授，在北京法律界有点名气。在1946年后因为左倾，受不了国民党的迫害走进解放区。在石家庄毛泽东认为他是法界权威，亲自介绍他入了共产党。政府成立之后，任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之职，同时是政法委员会委员。我记得这个人好争辩，在会议上讨论法案，他总是滔滔不休；而且所谈的真是90%以上是旧法观点，因为他一生只熟习这些事，和这些道理。所以这次斗争是整的旧法观点，而又以他为主要的斗争对象。

　　参加这个会的都是比较高级的干部，所讲的话还是讲理而没有粗暴的言语。陈瑾琨一连检讨了有几个下午，愈谈愈不清；天气又在秋夏之交，还是很热。只见他指手画脚，汗下如雨，衣服淋漓，也说不出一个名堂。说来说去，还走不出旧法观点的八卦阵。在座的人批评他一阵，刺激他一下，他还是转不过头来，只是认罪，说不出个道理。我就这样看了一场戏，在炎热的天气中，费去了几天时间。

　　据我的体会，司法改革运动，并未能在思想改造上胜利地完成它的任务。一则因为思想转变是慢的；再则，共产党本身只给这些司法人员一些抽象概念，等于墙上的标语，并没有清楚的法规，和具体工作的具体办法。所以这些人改来改去所得的，还是一些抽象的东西；这些抽象的思想武器放在知识水准不高的人们手中，碰到具体问题，就失去了主宰，不知如何是好了。

　　司法改革运动胜利的收兵之后，旧司法人员陈尸道旁，都洗干净了；由军队、工场、农村、青年、妇女等人民团体中调来一批靠得住的干部，由这些人充任审判员、检察员。他们倒是没有旧法观点，但也没有新法观点，一批水准极低的人，凭着肤浅的革命常识办事。但是都很积极，敢杀敢砍。于是大批错捕、错判、错杀的案件出现了。所谓错捕，是不该逮捕的人被逮捕了；所谓错判，是不该判罪的人或是无罪的人判了罪；所谓错杀，是不该杀的人或是不至于处死的人被枪毙了。前两者还可补救，就是后来进行一次平审，把错捕、错判的案子重新审判一下。就我所知，那也是表面工作，那也是表面工作，作为报纸上的“德政”宣传；大批的错捕、错判案子也就成了过去，没人过问了。唯独对错杀的案件无法补救，既不能使死者复活，也没有对其家属给以物资抚恤。死了的人，我知道其中不少是共产党的支持者——贫农，也就作了法官笔下冤死鬼了。这些法官是共产党调来填补司法机构的得力干部。

　　司法改革运动以后，共产党认真培植司法干部了。按政权成立之后，各大学法科有的取消了，有的无形取消了，就是学生也不选择这一门课。政法委员会特设一个政法干部学校，学员多为各地干部调来训练性质。司法改革运动后，不特加强中央政法干校，各省也设训练班轮训县市以上政法干部。但是一时也满足不了全国的需要。这种人材至少需要几万人，一时就很难教育出来。而且就是有人来学，也缺少那些师资，最重要的还是没有法律教材，就是原有的政法干校，和北京法学院也没有够分量的教材，东凑西凑，还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里打圈子。而教授们多是旧知识分子，如法学院长钱瑞升就是美国留学生，满脑子是资本主义思想。虽经思想改造作了检讨，我不信他会有多少新法观点。

　　司法改革运动三年以后，其间又经过第三次全国司法会议，对各级法院有了新指示和办法，我于1956年5月到上海浙江视察司法工作；我们一行四人，即黄绍竑、张闻天、安若定和我，在上海市、杭州市对司法工作作全盘视察。由各级法院到监狱，看守所和少年犯管教所；各级检察署；访问新设的律师协会，邀请陪审员，检查通讯员等开座谈会。总结视察观感；我把它可归纳为下列四点：（一）还不能按法定程序办事。如公安局捕人除现行犯外，须得检察长批准，公安局未能照办，还是先捕后请批准，或是捕不了请批准。公安局捕人之后，依法于48小时内须送法院，但是公安局不照办，有的人被捕多日，还是蹲在公安局里。刑事案按新规定须有指定律师为之辩护，法院未这样作；有时刑事案须检察员出庭对辩，但有时没检察员出庭，案子也判决了；依法审判须有陪审员在场，但不少案件，陪审员缺席也判决了。（二）审判员、陪审员水准太低，对案件搞不清。书记文化水准低，记录案件如小学生写家信，模糊一片。在旧法院中很少这种现象。记录不清，事隔太久时，如何研究案件真相。（三）判案无法规，凭政策办事，而且于判刑时所谓畸轻畸重，我们只看见了畸重，应判二年者多为五年或十年。我们调查不少案件，在监狱里当面问过不少犯人，他们的刑多是五年、十年、十五年。……在审判员的笔下只有五、十、十五，而没有其他数目字。在他们的笔尖一挥就是五或十；但他绝没有想到犯人在狱中真是度日如年呢！（四）积案太多。这所以造成的原因，一则为案件多人手少，搞不过来；二则因案情复杂，审判员不敢定案；三则因循误事，把事不当事办。我知道有个大学校长凌宪扬住监五年，审而未判；另有天主教徒将近百人囚在提篮桥监狱里，已有八月之久，还在拘留未审，或审而未判。

　　共产党大张旗鼓搞了司法改革运动，其目的想清除旧司法人员，这事是办到了；透过群众大会斗旧法官，暴露旧政权的法庭弱点是办到了；但是经过运动之后，这个保障政权的镇压武器司法机关还是一塌糊涂，而招来灾难的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统治之下，司法机关按共产党的法办事，对人民来说已经不得了，谁想这个机关除此之外，还有它自己的愚蠢、违法、枉法，那就更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