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色风暴：为什么要看和怎么看《风暴十年》

为什么要看和怎么看《风暴十年》

录入者：赤色风暴

　　毫无疑问，《风暴十年》论立场属于真正意义的“资产阶级反动书籍”，它强烈地反对共产党的统治，根本地否定当时的社会主义制度。作者周鲸文，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到北京后始终是民盟中央常委委员、历任东北总支部主任委员，中央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常委副秘书长；建国之初他连同整个民盟领导层被中共招安去京城做了大官：1949—1954年任政务院（即国务院前身）政法委的委员，1954—1957年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1956年底他以办私事为名跑到香港，当时大概还没打算和中共公开决裂，直到1957年最后几个月写成了这本《风暴十年》，主要围绕中共建政以来的十年来控诉共产党统治的方方面面，自然，很快他就被中共政府除了名。

　　1949年以前的周鲸文是个职业知识分子、小资爱国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主办过多种刊物，1941年入民盟，是这一小资改良运动的官僚。他在《风》序中自称民主党派被共产党欺骗了，并被利用以作为欺骗人民的工具。我想这话只能说出“民主人士”们赴会参与中共主持的政协及“人民民主政府”的一半感受，而且被骗的感受只是比较表面的堂皇的感受，更多的感受恐怕是默认受用官僚特权——这里体现出小资民运头面人物与畸形工人国家官僚的相通之处，大于两者的不同之处。这说的是大的整体情况，具体到个人，不论哪个阶级总会有个别较能坚持立场的风骨较硬的分子，周鲸文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毛氏治下的北京做官八年，不仅不改其思想，而且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也不屈做违心之辞。但周鲸文并没能逃脱出东西方阵营对立的政治引力，这不是他的性格品格所致，而是由于他小资民主立场的内在矛盾——若不是与寄生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官僚层同流合污，就是完全倒向反革命资产阶级阵营。

　　工人阶级及其共产主义者当然敌视这样的书籍，但如果只是简单抱以敌视和轻蔑，甚至置之不理，那还不是严肃的态度。如果这种书只会一味谩骂，当然不值一看。但这本书恰恰是大量有理有据的分析谈论，就值得工人阶级学习，批判其反工人阶级的和非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取之有价值处为我们所需。

此书价值何在？

　　周鲸文作为官僚层中一个不高也不低的官员，一个被招安的“民主人士”，能够看到上上下下的许多事实现象，这本身就是一大价值。况且他还是民盟里负责财政工作的，对经济自然比较了解和敏感。他举出的大量事实例证不仅打破了官僚社会主义自吹自擂的诸多神话，而且非常有利于理解官僚社会主义的特点。结合一些马克思主义分析，就会大有认识上的收获，比如我们看周鲸文对中共治下的经济制度的抨击，相当大部分如果对照看托洛茨基批评苏联的《被背叛的革命》，就能发现惊人的相同和相似，就很容易理解那些看似不同于中国国情的官僚社会主义共性。

　　但是这个价值似乎还是离目前阶级斗争远了点，对官僚社会主义的批判对现在来说，主要是为了澄清共产主义追求的困惑，重新赢得工人阶级和青年一代的理解信任。

　　周鲸文全面的论述特别是对建国初各种运动的论述，具有更大的现实价值。因为这些论述非常具体地再现历史，表现了一个其核心背离工人阶级的，面目模糊不清的泛左小资改良运动—军政集团的群众动员、自我控制约束手法的全套动作，包括极为有限的运动式自我改良特点（包含了后来四清、文革的基本路数），以及它的政治、组织、心理特点。这样一个非常庞大复杂具体的运动，及其趋向社会主义，都有着特殊成因（例如它得到了苏联灯塔的巨大牵引力），也许很难再完全重现，但很有可能在当代和不久将来的中国阶级斗争中片面地、尺度缩小地、相似地或变形地再现，它将是阶级斗争中重要的机会主义因素，或已是现实潜在着的机会主义趋向。

共产主义青年最要善于读敌人的书

　　有一些人（特别是左青及部分惯于“我指挥你”的毛派）忌讳甚至敌视共产主义者肯定地引用“资产阶级反动书籍”中一些揭露无产阶级政权黑暗面的现象。甚至有些人专门跳出来逐条证伪，硬是说这些批评统统是假的，仿佛官僚社会主义已是人间天堂了、不用再往前发展了，但没必要和这种人对话，因为偏执狂是无法被说服的。

　　虽然人们本来就生活在很“不干净”的阶级社会中，但一捧起书本来就充满了力求思想纯而又纯的幻想，甚至自己避免去读一些人文社科方面的“毒草”。问题出在，这种人不自觉地夸大了思想观念的力量，并且用不同于观察生活的方法去阅读思考，将生活与思考截然分开。这样的人往往是希望思想进步的青年。

　　真正希望思想进步的青年，应该积极地从生活和思想的矛盾中取得前进的动力，而不是躲开或懒得理矛盾。共产主义者需要在生活和学习中领悟辩证法，学会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例如周鲸文尖锐抨击土改，说很多农村有产者（真正是富农、地主的人）都不该被剥夺被斗争，另一面他又自称赞成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者，这个该怎么看呢？首先他自己就矛盾偏差了，赞成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者应该支持剥夺农村有产者，这原则不应因为斗争的“过分残酷”而减损。当然也应看到中共在许多地区的确也夸大了地主的成分，这是官僚层按政治指标一刀切搞斗争的后果；还有就是群众斗争不可避免的过火行为，最好的办法还是组织工人阶级先进分子进驻农村领导斗争；这些因素需要存疑，需要各方面更多具体事实资料的证实。其次，中共斗争的群众动员手法、具体方法和其精神特征恰恰是最值得批判分析的，这又不应因为反有产阶级斗争的正当性，而不加分析地认为皆属必要合理。这里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积极等待和耐心帮助贫雇农打破对地主富农的幻想，逐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应该从这个立场上去批评中共官僚为了加紧培植自己势力、不惜煽动群众的盲目和愚昧去搞斗争的行为。但周鲸文的批评却是根本不该进行阶级斗争的小资民主派立场（应该说周本来就这么认为）。结果，这个批评立场的不同就变为，共产主义者批评中共这样的做法损害农村无产者的阶级觉悟，损害阶级斗争的利益，而周鲸文却是在为农村有产者喊冤，鼓吹赞美阶级社会的虚伪和谐假象。

　　另外很重要的是自学精神、独立思考能力和质疑存疑能力；比如说周鲸文批评共产党建政只搞阶级专政和运动群众，不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这个简短的批评就一连混淆了好几个问题：其一，任何阶级革命胜利的初期，都更多凭借专政手段，这无可厚非；其二，阶级专政也可通过法律表现出来，这两者并不根本对立；其三，任何“法制社会”都是阶级专政的统治，这是小资民主派拒绝承认的；其四，运动群众表现了官僚集团既放手利用又打压限制群众的手法，而中共不守自定之法很大程度也说明了官僚集团的全能自大特点。是不是说应该先了解这些问题，再读这本“毒草”呢？不，那既是上述所说的不健康意味，也不现实。一个初步的共产主义青年可能在读完这本书后，疑问反而更多，这并不可怕，相反如果这个青年具有质疑存疑和独自钻研问题的精神、兴趣、能力，这将是又一个很好的自学推动。如果说看完这本书（纸书近六百页）毫无问题困惑或者说也没有什么感想，那倒不妙了，那似乎是“水过鸭背”、读来不痛不痒的感觉。

　　如果一个共产主义青年读了这些“反动书籍”后却赞同了书中观点、走向了自己观点的反面，这该怎么办？首先要明白，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那决不是因为这本书具有迷惑青年的魔力，而是首先由于这个青年的某种成长和生活所决定的思想内在矛盾，得到了这本书某些因素的促进，使他走向了他目前正应该走到的思想上。至于这本书中大量各种反动思想，国际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特别是托派）都做过相当具体详尽的解析，大可供今人参考。真心想搞清、走出自己思想内在矛盾、追求真正进步的青年大可去查找相关资料进一步自学，更有意义的是一边帮助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上传资料一边自学，而不是骂几下共产主义然后转身就走。

“民主人士”与革命的工人阶级

　　作为一个“民主人士”，周鲸文的这本书用好几章篇幅生动地揭露了毛氏中共在革命战争和建国后如何利用各个“民主党派”的情况，毛氏中共的利用是狡猾虚伪的欺骗加上对小资改良派的真实调情——以跨阶级的统一战线（阶级合作）表现出来。革命的工人阶级及共产主义者当然不会悲悯这些小资改良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有些还是反革命屠夫，例如27年工农大革命的刽子手李济深竟被中共扶为第一任中央政府副主席和第一届政协副主席），但是以为工人阶级能够靠骗术来“利用”这些“民主人士”（这个词是中共的伪造，所以打双引号），那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周书就很好表现了这些阶级合作的实情。

　　但是靠错误无用有害的阶级合作为何反而取得革命胜利？这是拥护毛氏中共政权的左翼必定提出的反问。对于“胜利就是一切”的功用主义者来说，理论政治上的批评是无用的。但工人阶级及其青年一代需要明白，中共的压倒性的胜利得益于一个同它一样机会主义本性的巨大灯塔（其出现有很大偶然性）的光照，得益于二战后期及后与周边地区都在不断扩展的革命形势（中东欧和东亚），得益于独特的内外战争和大规模军事割据的全国形势（这在当时世界上都是少见的），而这几个客观因素合在一起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十分少见的。

　　工人阶级的确需要自身的统一战线，需要与广大农民联盟，还需要取得城乡小资产阶级的中立和同情，特别是后者需要政治战略在群众规模上的争取，表现为纲领、政策和具体实践的动员。举一个例子，如果工人政权要团结城市小业主个体户群众和知识分子群众的支持，就应该采取较稳定宽松的经济政策（在严厉限制劳动力雇佣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之外允许一定程度的商品交换）、相应的政治民主以及真正自由的思想文化政策（只要对工人政权无重大政治、武装威胁），但小资本性的中共官僚特权集团却根本不是这样做，却是把那些小资改良分子、各色政客和有产知识界头面人物——仿佛他们是小资群众的真正代表——收买（更坏地）成为官僚特权集团的成员。这让人想起刘少奇1949年在天津对工人代表的讲话，意思是你们工人要集体管理工厂和国家那绝对是做白日梦，但是你们只要好好听话无条件服从党中央，我们官僚集团会提拔工人做大官的，就像后来文革“大民主”让农民陈永贵、工人王洪文“当家做主”了一样。那不是工人、农民或某种“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而是不折不扣的官僚阶层民主。这种民主对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之促进，只是有害无益。

　　工人阶级的确应该、且可以利用“民主人士”的批评，为我工人阶级发挥很大作用。可是今天某些左派宁愿倾向注意各路民运分子的政治利用价值（这不妨碍这些左派的一部分拼命咒骂民运、同时为过去畸形工人国家的“官僚民主”辩护），却不注意如何吸取具体有益的批评。据说这本《风暴十年》两年前就有人在国内某论坛上提出要扫描校对，当时有个台湾泛左分子答应了此项工作，但至今都不见踪影。大概，那个台湾朋友过分轻视了这本书的重要价值，认为看这种泛黄的破旧老古董还不如研究如何挤入“现实政治”。不懂得理解这种老书的重大现实意义者，根本上其实是阶级斗争敏感性已经被日常平庸环境磨损掉了。当然，这种敌营书籍的价值应准确估计，更重要的资料——来自工人阶级自身革命实践和斗争运动的资料，仍有待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为代表的资料工作队伍的加紧翻译扫描录入。

　　这本书共十四章，共计588页。目前仍在录入中，我打算利用最近的空闲，按照自以为重要的章节优先录入，自行认真校对后上传。敬请中马义文库读者关注。最后，弄完这本书后我可能再整一个自己的心得体会。

2009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