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周鲸文：风暴十年 第十二章 道德堕落和文化灾殃 一、道德堕落（一）摧残人作人的尊严共产党想建立一个历史上空前的专制王朝，这个王朝是由独裁者与其高级王侯和一群分享其利的分子组成。他们的目的是巩固自己特权阶级的利益，他们要保障的是自己的政权，经济的独占和思想的垄断。他们冒用的，是社会利益和自己的利益一致，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一致，公的利益和个人私的利益一致。他们窃取了一切人类向往的理想，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他们欺骗了广大的人群和人类的良心，他们以巫师的姿态包办了真理，用卑鄙、无耻的手段掩盖其肮脏的自私的目的。 人类在悠久的年代里，走过黑暗的时代，逐渐奋斗争取了有限度的光明。共产党人利用人类奋斗求光明的意向，用他们最狡猾无耻的骗术，又将一部分人压制在其魔掌之中。这是历史向前发展所碰到的劫运，这是人类的悲哀。 但是，假不能变成真，欺骗终究揭露原形，人的时代终会驱逐恶魔。没有共产党极端专制，也许人们还不怎样珍视自由、平等、民主这千千万万人用鲜血换来的权利是如何的可贵。 世界上已经有将近十亿的人口，生活在极端专制统治之下；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没有经历共产党统治的残酷。已经受过其蹂躏的人，饱尝其痛苦，我的报道未能表达他们的痛苦情况万分之一；未受过其蹂躏的人，也许以为我的报道言过其实。我很抱歉，不能使痛苦者的情况充分表白无遗；我很悲哀，不能使作壁上观者有所醒悟，对自己的命运给予最大的关心。如果红潮继续蔓延，那将是人类全体的劫运！如果受痛苦的人不断地反抗，和未受折磨者早为之计，这个红潮有从地球上消灭的可能。何去何从？选择就在我们自己了。 共产党吞食人不是一下子就如此的，它是渐渐演进而来的。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笔下，虽是言论偏激，方法残暴，还有一些理想成分。到了列宁手里，还有革命的理论加上革命的实践，目的与方法混为一谈了。到了斯大林手里，革命变成了托词，独裁专政变为目的，为了这个目的，不惜采用一切手段，而且是出人意料的卑鄙。现在的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其首领人都是斯大林的徒子徒孙，其醉狂于独裁专政，其顾及的少数人的特权阶级利益，其采用的卑鄙方法手段，不但是集古代专制魔王之大成，而且是发挥到了极点。其残酷性是令人不能想像的。这是说，近代的共产主义由其创始人的理论到其执行人的作为，就具有邪恶的成分；而且是愈发展愈扩大的，扩大的残忍程度，真是灭绝了人性。 共产党的行为是违反道德的、是卑鄙的、残酷的，但是它也窃用道德的词句，大谈所谓“共产主义道德”。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指出：“直到目前，一切道德理论，归根结蒂是当时经济状况的产物。”他又说：“如果现代社会三个阶级中的每一个阶级，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有特殊的道德，则我们这里只能作出这样的结论：即归根结蒂，人们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从决定其阶级地位的实践关系中，亦即进行生产和交换经济关系中获得道德观点的。”这是说每个统治阶级都有其道德标准。对共产党来说，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道德是：个人主义、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利己主义便是资产阶级道德的特征。列宁说过：“资产阶级社会建筑在这样的原则上：不是你去掠夺别人，便是别人来掠夺你；不是你替别人工作，便是别人替你工作；你或是当一个奴隶主，或是当一个奴隶。显然，凡是这个社会教养出来的人，可以说从吃奶的时候就染了这样一种心理，习惯和观点——不是当奴隶主，就是当奴隶，或是当一个小私有者、小职员、小官僚、知识分子，总之是当一个只关心自己而不顾及旁人的人。”[1] 共产党人说：“阴谋与贿赂，诽谤与背信，对于‘当代强者’的谄媚，为了争得个人的幸福而无情的毁灭‘弱者’，竞求利欲的人们互不信任和仇视——所有这些资产阶级的特征，毁灭了人性，给它添上了一种兽性。”[2] “共产主义的祖国”苏联的发言人说，“共产主义道德，包括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养成的一切道德品质，标准和原则。它反映了在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中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反映了我们的未来——全世界共产主义的胜利。苏维埃爱国主义、苏维埃民族自豪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民族友爱的思想、对待劳动对待公共财产的共产主义态度、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家庭关系，便是作为共产主义道德内容的基本原则和标准。”[3] 中国共产党是莫斯科的翻版，一切听从莫斯科的指导，首先，它是自命为马列主义信徒，它的道德观的文章是抄自苏联，在训练党员和教育人民也是根据这一标准原则的。在1954年通过的宪法，标榜了五爱主义的道德原则和标准，即是“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公共财产”。中国共产党人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是进一步地发展了自私自利、欺骗、虚伪、贪得无厌、投机取巧以及损人利己等等这一类丑恶的道德。”反之，他们说：“共产主义道德的全部内容都贯穿着集体主义的精神。共产主义事业是伟大的集体事业。”什么是集体主义原则呢？他们说：“集体主义的原则是：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应当牺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而且“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首先表现在对自己阶级的忠诚。”其次，“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精神，表现在国家的关系上，就是高度的爱国主义；表现在个人和世界进步人类的关系上，就是真诚而崇高的国际主义。” 共产党集体主义表现了什么“美德”呢？他们说：首先是表现在真正的勇敢、豪迈这类的高尚品质。其次，是表现在自觉纪律性，再次，不自私，与人平等；最后，表现在家庭关系中是和睦相处。刘少奇说：“为了党的、阶级的、民族解放与人类解放的事业牺牲个人，以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而毫不犹豫，以至感觉愉快，这就是最高的共产主义道德的表现，这就是党员最高原则性的表现，这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纯洁的表现。”[4] 共产主义对待劳动的观点，他们说：凡是有益于社会的劳动，都是最可尊敬的，而且共产主义劳动是集体主义劳动，它有高度纪律性、创造性、与节约勤俭精神。 对于公共财产，加里宁说：“我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爱护财产的社会。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只有共产主义社会中，资料的支配权和消费权是操在生产者的手里。” 共产党也讲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他们说：“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不是对于人的‘一般’的爱，而是对于劳动者，对于共产主义底胜利而斗争的人们的爱，同时都要憎恨压迫者，憎恨人民的一切敌人。” 他们说：“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需要把人们从不应有的苦难、欺凌和侮辱中拯救出来的那种相互间的关心、爱护、忠实和诚恳的态度。”但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首先需要布尔什维克的批评，没有批评，我们便不能前进，没有批评，便不能培养作为共产主义建设者的宝贵人材。”[5] 共产党既然自命为最道德的党，它的党员正如斯大林所说：“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首先要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目的性。而且在行动上有坚决性，坚定自己的信念和行动路线的原则性，以及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要有高度的警觉性，而且要不脱离群众。自己要谦逊，不夸张己功。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保持正确的态度，要有深厚的情感，要忠诚老实。要有大无畏的精神，要有高度纪律性。自觉的纪律是：“无条件地执行党的决议，严格地遵守党章，谨慎地保守党的和国家的机密，忠实诚恳地完成党的委托，在斗争和劳动中作一切劳动人民的模范，使自己成为值得学习的道德行为的榜样。”[6] 本来是想写共产党的谎言，顺手抄了这几段书，若你醉迷于共产党人的文字，你真以为入了天国，到了真道德的仙境，碰到了“妙化真人”。实际这是空话，揭穿了来看，就证实我原来想写的共产党谎言，不啻用他们自己的话表达出来了。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社会黑暗的过程中，有思想的人，一定会想出从黑暗中解脱的办法。我虽不同意马克思的学说，但我仍把他归纳到这一类人群中去。我们也必须承认，在黑暗的社会中，自然有些理想主义者，为他们的理想活动，甚至捐献生命。共产主义运动像其他主义运动一样，在开始时，总有一些理想主义者参与其中，出了力量，最后是使他们失望。 我们也用唯物的观点去说明问题，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有物质基础的。尽管共产主义在理想家头脑中是一回事，在野心家手里又是一回事，但它是反映某一阶级某一国家的政治黑暗。共产党人中的一些理想家就愤于这种黑暗；其中的野心家就利用了这种黑暗，展开了运动。这时理想主义者和野心家是很难分的。 共产主义在任何地方开始时，总是象征着一种理想的愿望。它吸引一些正义人士、知识分子和纯洁的青年参加，而且联络一些社会上党派团体互相策应。参与共产党的正义人士和纯洁青年，他们是为理想斗争的，在斗争中也是有血有泪有感情；即使是以共产主义为招牌想起家的恶棍和其党派，在斗争的时期也是同那些人混在一起，表现了某种程度的“同志爱”，团结一致。但是结局都是理想主义者失败和失望，恶棍成功而得意。那些原为理想主义而想出的道德教条，变成恶棍奴役人民和下级党员的工具，变为摧毁做人道德的铁槌。而且这种教条又随“当代的强者”的意旨而加添，随其意旨而解释。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环，它之在中国之所以成功，自有其时代背景，我在第一章里已经叙述；其本质在第三章里已经揭穿；但是它抄自苏联的统治教条——这一套道德文章的假面目，却落在本章里始能予以揭露。 统治阶级都有一套统治人的教条，这种教条不只贯穿于法律，命令之中，而且是贯穿在社会的生活方式中。共产党统治了中国大陆，几年来它着重执行这种教条，它是要求这种教条为特权阶级利益服务的。他们满口是“人民”、“社会主义”、“伟大的祖国”、“工人阶级”，实际这些名词都是代表他们自己。所谓“爱国”就是爱特权阶级，遇到战争叫人民为他们打仗，因为他们代表祖国；所谓“爱国主义结合国际主义精神”，就是不但爱统治者的一群，还得爱其主子苏联；所谓“民族平等”，是让各民族向其屈膝；所谓“重视劳动”，就是无穷的剥削压榨，甚至以选举劳动模范和劳动竞赛等方法加深压榨；所谓“爱护公共财产”，就是让人民不许碰公家一草一木，而留待他们铺张浪费；所谓“爱科学”，就是洗脑筋，死读马列经典著作，据说它包含了一切真理；所谓“集体主义”，就是令个人无条件地为特权阶级做尽一切牺牲；所谓“高度的纪律性”，就是把人当作机器，按机钮就动，否则不许；所谓“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就是许共产党随便杀人，因为他们的“人道主义”，就是“憎恨人民的一切敌人”；所谓“党员的高贵品质”，就是在本阶级内训练一批有高度的对党忠诚，机敏能干，到处巡风，盲目为上级服务的奴才；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经常让人民、党员坦白招供，以便作为监禁控诉的根据；所谓……斯大林所说的“我们是特殊材料所制成的”，实际人类没有特殊材料制成的道理，如果共产党人必坚持有这一回事，我说，那个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一定是人类的渣滓。 共产党的理论教条和道德原则，乍看来是洋洋乎文章，曾经迷惑过一些人，一种是理论主义者，一种是盲从者。前者是醉心梦想，被教条骗了；后来是功利主义者被教条唬住了。此外就是野心家流氓，假着共产主义的招牌造谣撞骗。斯大林是典型的骗子和刽子手，他装作导师，满口胡说八道。毛泽东也是半瓶醋抄袭斯大林一些词句自作高明，真是害人的狗皮膏药。 如果，我们读死文章，不结合实际，我们也许被共产党的道德观吓住。如果在一个未有所表现，未得政权的工人阶级有这种类似的道德观和自我要求标准，原不足奇；而今天共产党既不能代表工人阶级，只是一小撮人作威作福，称孤道寡，列举这些道德原则，而所行又是南辕北辙，这就奇怪而又荒谬之至了。实际上，如我们看到一些可歌可泣的事件，如爱祖国，为祖国而战；如见义勇为，为拯救别人而牺牲了自己；如公而忘私，如杀身成仁……这些事件的道德背景，不是产生于共产主义，而是这个社会国家民族的遗产，这种美德就被牵强附会说成为共产主义道德的具体表现。就使他是个共产党员而表现了这种行为，那也不能归功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还得归功于未消灭净尽民族优良的传统。 就道德标准来说，共产党从开始就不能建立自己的道德；但在革命初期，有一些动人情况，那也是民族道德的反映；那不是共产党的东西，而是为争取自由的人们于刹那间的革命行动中表现了民族优良的传统。共产党既未建立新道德，而纸上的道德文章又与实际不符。揭穿来讲，共产党是破坏民族道德的能手，就是它们用以统治人民和党员为其特权阶级服务的道德教条，他们若按之行事，已经是对人民灾祸不小，何况它们连标示的道德标准也弃之千里，只是胡作妄为，极尽其摧残道德的能事。 共产党于集体主义的谎言中说：只要党性，而不要人性，人性是个人主义的产物，党性才充分表现了集体主义。他们又说：一个人没有什么重要，只有有党、有社会他才变成了重要。这是由社会有机体学说偷来的一套理论，但是用到人类社会是个残忍的理论，拿到共产党手里便成了无所不为的残忍手段的根据。 个人既不重要，只有社会才重要；个人没有人性，只有党性才是重要。这是一套骗鬼的理论。为了发挥党性、个人的人性成了兽性。在上文里，共产党责骂资产阶级的特征，正好回敬给它自己。共产党的习惯和观点正是“不当奴隶，就是当奴隶主”。共产党人是“阴谋、诽谤、背信、对于‘当代强者’的谄媚，为了争得个人幸福而无情地毁灭‘弱者’，竞求利欲的人们互不信任和仇视，所有这些共产党的道德特征，是毁灭人性，给它添上一种兽性。” 共产党对人的人格的摧毁是残忍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在它的无情打击和镇压之下，人变成了无耻的动物。在上文所述的十大运动中，读者可以看到，不用说共产党眼中应当惩罚的人，生杀予夺，悉听共产党摆弄；就是在共产党法令政策下毫无错误与罪过的人，也被共产党蹂躏得死去活来。共产党常用一种俗语：叫人“脱裤子”，意思就叫你当众人面前无保留、无隐私的，把你个人全体生活向公众坦白，骂你自己，骂你自己的祖宗三代，不给你丝毫做人的尊严，必须使你如不知羞耻的低等动物。如你不肯“脱裤子”，党及指使的群众就对你加以难以抵抗的压力，把一个人折磨得由肉体到灵魂都破碎了才止。人活在这种环境下，还能成为一个尊严自重的人吗？打击与被打击者都变成兽性。如果有人不肯低头，以死保持个人的荣誉尊严，共产党的法律和道德还责罚他是反革命，因为死者是以死反抗了革命。 共产党用各种残暴的手段，摧毁了个人的人格之外，还用其独占的经济地位，独占一切谋生机会，利用人的求生的低级本能。人活着不能不吃饭，他的饭碗是握在共产党的手里。如果一个人若不乖乖地伏首贴耳，共产党就不给他职业，不给他谋生的机会，就是不给他饭吃；他如想活下去，必须向共产党恭恭敬敬，唯命是从。这是制服人的最残忍的办法。个别的有勇气的人可以不食其食而死，多数人必然是不得不吃其食而活。固然这个食也不是出之共产党的劳力，乃是抢夺广大人民的劳动果实据为己有，并以此为控制人的有力武器。 共产党摧毁了人的人格尊严，既用经济方法控制个人生活，所留给一个人的选择，只有奴颜婢膝，或是死亡与反抗。在共产党政权正当盛旺之时，选择死亡或反抗的人固然有，死的如流水逝去了，反抗的继起继灭的不断的发生。但在一定的时期内，社会上由党内到党外产生了奴类婢膝苟且偷生的情况。于是当权者气焰万丈，围绕其左右者是谄媚，在其统治下的人民惴惴于生活不安。有人说共产党统治下人民的生活方式就是不安，这种说法是很对的。这就说明道德的沦丧，也说明共产党的残暴不仁。 共产党本身就是自私自利的，其领导人要求党员要大公无私，尤其是要求人民公而忘私。这就叫“人人为我”，而“我并不为人”的自私哲学。这样的领导哪有不陷入堕落腐化的深渊的道理。 共产党首领们口中讲着共产主义教条，一派“高尚辽远”的道理；而身体力行的，近在眼前的是唯利是图的事实。自己多行不仁不义，而对干部和人民又叫他们献出无限的忠诚。所用的手法是党规和国法的巨棒，和压榨人的经济铁槌。人们所服的不是道理，而是势力。于是在党内一群高层领导人相互为利，畅所欲为；下层大批人对人民施加压力，发挥上级指示和发泄自己的积闷。党首领对下级干部不是以同志自居，而是上司对下属；下级干部对上级也没了同志的感情，只是下级侍候上司。整个党虽口头上办人民的事自封为人民的代表，但实际上党以人民为敌对，要小心防卫、大力镇压、多种欺骗。 党是无是非的，以“当代强者”的好恶为赏罚标准。党是阶层分得十分清楚的，高人一级不但是荣誉，也是各种利益的源泉。党是不要忠贞有为之士，而要跑上跑下的走狗奴才。于是作威作福，奢侈腐化是党的一面；另一面是唯利是图，趋炎附势，谄媚求荣。道德堕落已开始在党内生根，这个自私自利的特权阶级所加于人民的悲哀，是摧毁了人的尊严。 共产党所需要的人民，不是有意志有尊严的人，而是无意志无灵魂的机器，无道德观念的走狗。这样它易于统治，易于为所欲为，不必防东防西。有了这种邪念在心头，所以共产党对人民的人格摧残用尽了各种卑鄙手段，总之以摧毁人格为目的。用它们的话只要党性，不要人性。共产党统治大陆八、九年，透过其法令，残暴的统治，通过不断的各种大小运动，居住大陆上的全体人民，已经改变了面貌。总括来说，都戴上了假面具。绝对多数人是经过共产党的蹂躏折磨，为了自卫，戴上假面具，装作拥护共产党，热心社会主义事业，无论男女老少口头上所说的都是一套共产党用过的流行术语。这些人藏起了真性情、真人格，在淫威暴政之下，跟共产党学会了虚伪。另一小部分接近了共产党的人，有的是迷了路途，盲目跟共产党走，而所学来的是唯利是图，趋炎附势，谄媚拍马。他们也戴的是假面具，这副假面具是为讨共产党首领的欢心。其中也不是没有藏起了真性情、真人格，内心深处藏着悲哀的人。 在共产党统治的天下，作为一个人，在青天白日之下，不能挺着胸膛作一个有尊严的人，而只能作为一个无意志无情感无灵魂的机器，或是附于统治者的走狗。不管你内心如何，在表面上都得采取二者之一，或是全部采用。共产党是强迫人如此作的，人们为了生存和自卫也只得如此下去，这就说明残暴与道德沦丧。 共产党一套骗人的东西，为的是保持特权阶级的政权；而造成血腥的残暴，摧毁了人作为人的尊严，普遍的形成道德堕落，这是人类的悲哀！ （二）优良道德传统的罪人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传统。但是人类从原始时代到目前，是不断的向前进步，在进步的过程中，一些不适合新环境的传统就被扬弃而换上了新的内容。时代纵然前进，人的社会终究是人的社会，人终究是与其他动物有别；因之适合人性而又有利于社会生活的风俗习惯以至道德标准就被遗传下来。它们是经过长久时期的洗炼和坚苦考验之后，由前代传给后代，一贯的被认为是宝贵的民族遗产。 世间固然不会有永恒不变的道德标准，它会因时代和社会制度关系而有增损。但是高贵的品质，如勇敢、纯洁、大公、正直等等必须生长在个人身上，溶化于其肉体和精神之中；这样，道德标准方能发挥作用。我们试以“忠”为道德标准作一分析。在封建时代，忠是对国王而言，臣民要忠于皇帝，那时皇帝就是国家代表，尽忠也可以说报国。在近代，国家是人民的，忠就是对国家而言，人民对国家尽忠，就是尽了人民所应尽的义务。就共产党来讲，他们说是代表工人阶级，国家是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对它来讲，忠就是效忠于工人阶级。不管道德标准如何订定；在任何时代，封建的、近代的和共产党的，如在个人的本质上抽去了高贵的品质，那么道德标准是空虚无物的。就如一个势利小人，在封建时代不会是忠臣孝子；在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他不会是捐躯为国舍身取义的英雄；在共产党来讲，他不会是忠于自己阶级的党员和干部。这就说明个人本质的重要。而个人本质是从何形成的呢？这就有赖于教育——父母的教育、社会教育、民族传统、和实地教育。 共产党颇注重教育人民，有广泛的宣传机器，但是它们的教育是失败了，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是邪说，便无人听信；而是他们口上所讲的“仁义道德”，表现在实际都是背信忘义，残暴不仁。口是君子，实是小人。因之服从者只是外形而不是内心。被统治的人民虽口上也喊“毛主席万岁”，而内心是期望共产党快倒，毛泽东快死。 共产党注重教育，为何反而这等失败？那并不是因为宣传教育不用力，学校报纸书籍不够多；实在是因为实际教育震醒人民，知道共产党口上所讲的和所行的不一致，是在欺骗人。举例来说：共产党说“国家是人民的”，实际上国家是共产党自己的，而且是少数高级首脑的；共产党说“人民利益”，实际上利益是党和其最高首脑的利益；共产党讲“民主自由”，实际就是独裁专政对人民的压迫；共产党讲“忠诚”，实际就是欺骗，把认真忠诚的人害入陷阱；共产党讲“明辩是非”，实际就是诬陷倾害；共产党讲“和睦家庭”，实际就是叫你妻离子散，互相为敌；共产党讲“男女平等”，实际就是玩弄女性或是榨取她们的劳动；共产党讲“发扬民主”，实际就是发掘对党有意见的人以便惩处；共产党讲“人民义务”，实际就是教个人相互监视、相互为仇；共产党所利用的“积极分子”，明天也许变为被打击的对象共产党今天称你为同志，明天就许把你当作右派分子逮捕惩办；共产党所说的如何，就是实际上不如何如何。关于这类事，我可写上很多条。但我公正的讲，这绝不是歪曲事实，给它捏造，它一举一动就是如此。受它统治过的人民，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把它的言行不符，列举这么一大套。这对外界来说是新闻，对在共产党压迫下的中国人民来说，实是家常一样，大家都熟习得很。 人民是从实际生活中了解了共产党的言和行。它的纸上文章和口头说教已变成了无效的东西，而其所行才给人民以实际教育。它的实际教育是什么呢？贯穿在其统治和各种运动中，都是：残暴不仁；见利忘义；明倾暗陷；损人利己；恩将仇报；卖友求荣；丧天害理；寡廉鲜耻；男盗女娼；背信弃义；父子不亲；夫妇不和；上骄下谄；黑白不分；是非不明；君子道消，小人道长；正义不伸，邪气横生；师道不尊；邻里不睦；结党营私；朋比为奸；假公济私；不惜民命；好大喜功；虚伪不实；……等等。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九年多，实际教育人民的一套东西，就是这些内容，而我列举这些词句，不是故意捏造，都是有事实根据的。而且所谓事实根据，不是说个别偶尔的事件，实为一般的现象。共产党掩盖这些罪恶的遮丑布就是“一切为了革命”、“一切为了共产党”。 我说上述现象，都有具体事实，凡是在大陆上居住过而且受过蹂躏的人，一看就可明白，不过为了外界未受过共产党折磨的人，有略加说明之必要。共产党统治方法，只叫你忠于它，而不教你忠于任何人；每个人都是孤立的，它用种种方法使你孤立，彼此防备监视。如利用甲倾害乙，其办法不是使被利用者有小利可图，如变为积极分子，便是使被利用者恐惧，以陷害别人之功，求脱自己。这种利诱威胁用于朋友之间、父子兄弟之间、夫妻之间、师生之间、上级和下级之间。总的来说，利诱的方面小，而威胁的方面大。人人处于求生不得的恐惧环境，人人发展自利自私低级动物的念头。而且是共产党充分帮助你完成此愿。例如，在土改运动中有不少案子是让儿子打老子或杀老子。打老子或杀老子不是儿子的心愿，共产党指示或暗示说你如打老子或杀老子，可以减少你的罪过，不然你就同老子一齐受过送死。真就有不少儿子打老子或杀老子，其动机不是为“大义灭亲”，而完全是为求解脱自己。其他如命妻打夫、或夫杀妻（如土改运动中令一丈夫踢死怀孕七八月的妻子），兄打弟，朋友诬害朋友，这一类的事到处都是。其动机也多是按共产党的指示或暗示行事，以求解脱自己；都是在极端恐怖的环境下，人们被迫发挥了低级动物的本能。就是在运动中一般的互相检举、批评，也是为表功或解脱自己。共产党就利用这些方法严密巩固了其残忍的统治。 但是这些事实例子说明一个严重问题，那就是道德的堕落，民族优良道德传统遭受了摧毁。共产党实是其破坏的罪人。 民族优良道德的传统，是来自悠久的年代，经历考验而遗传下来的。把它比如一个实物，必须珍惜爱护，才能使其继续流传。共产党像来自天外之人，以非民族的“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它们一上台，先把中国人祖宗的珍贵遗产一古脑儿打碎。而它们自己呢？又是空手而来，墙皮上的标语文章只是骗人，即使它也是透过文人的头脑制成的道德文章，但是未经实际考验，至多也只是文章而已。 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是经多少年代磨炼而成，经久考验仍是精神上的一种美德。对于这种民族优良的传统，共产党说这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实际来讲，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不能把他范围起来。我们虽不必辩论计较什么永恒的真理，和不变的道德标准；但是民族的优良传统不是一个时代、一个主义能把它范围起来，或是一下子把它切断。只若人生存在这个社会，它是随着人而生生息息的；共产党虽摧毁了民族优良的传统，但是这个优良的传统并不因此死去，一去不返了，它是带着遍体鳞伤，一定还是挣扎斗争下去。 中国人颇尊敬“气节”，这是一个人作人的标准。古之忠臣、孝子、烈妇、义士之为人称道，就是本此标准行事作人。以今日之眼光视彼等之行为或觉愚笨不灵，或觉拘泥顽固。但是他们之能成为忠臣、孝子、烈妇、义士的精神，真是如万里长虹如日月之光、如松柏之坚、如慈云爱海。他们的行为是坚贞意志的表现，是人格的真，是灵魂的美。他们本是一个渺小的人，一旦表现这种行为，其光亮便充满宇宙，其精神感召人心，其标范垂诸后世。 气节是被尊敬的，但是不能求之表现于每个人身上；就是在中国长久历史中，可歌可泣的事件虽不少，但也不是车载斗量之多。因之，更觉可贵，以它为作一个完善的人的标准。例如，中国有个民族英雄岳飞，尽忠报国，坚决抵抗外族侵略，对内和奸臣秦桧斗争，终为奸臣所害，以致功败身死。但是人民尊敬他，后来皇帝明白了他的冤案，封了岳鄂王，还要修庙供奉他。岳飞虽生于宋朝，而尊敬他的是历代的中国人。再如，宋末的文天祥，以孤臣孽子之心，奋抗元朝，一旦被俘，至死不降，写了正气歌，慷慨就义。元朝后来给他立了祠供奉。中国人民敬仰他，引为中华民族的一种骄傲自豪。 岳飞、文天祥，以及类似他们的历史上的英雄、伟人、烈士等等，他们之所以能有那样的表现，就是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给他们形成那样的人格；同之，又因为他们这些英雄、烈士、伟大的真实表现，又磨光了这个优良传统，或是给这个传统增加了分量。 再如中国颇尊重“信义”，和“廉耻”，这也是作人的标准。与人交往要有“信义”，信即是遵守诺言，义即是“行而宜之”。自己作人要有“廉耻”，“廉”就是纯洁自己而不贪，“耻”就是羞耻，勉人不作愧心的事。 中国人尊重“信义”、“廉耻”，而且历代也屡为证明，作人作事循此道者则昌，逆而行之者则亡。古语云：“民无信不立”，又云：“多行不义必自毙”。再云：“寡廉鲜耻，未有不亡者也”。 中国的优良道德传统，在知识分子群中更为重要。有“士可杀，不可辱”的格言。知识分子是在社会上有领导地位，是社会风气所宗。如果士气不振，文化衰退，就象征着一个朝代的衰落灭亡；同时而起的必是新朝代、新人物、新气象。 共产党上台以来，以打倒封建意识、制度等等为名，扫荡了中国优良道德的传统。你讲气节，共产党偏摧毁你的人格，而且利诱威胁，污辱折磨种种办法使你无正气、无节操，变为一个低级无灵魂的动物。你讲信义，共产党使你无信无义，使你变成背信忘义的小人。你讲廉耻，共产党使你肮脏不堪，脱了裤子使你毫不知耻。你说士可杀，不可辱，共产党在你面上吐痰涎，污辱你，无所不至。总之，必把这种民族优良传统摧毁殆尽，必把个人人格摧残破碎为止。 共产党这样作了，也有不少人为正义、气节、面子和羞耻等等捐弃了生命。古时人以死抗议强暴，身虽死，而得到留芳千古；今日人以死抗议强暴，招来的是咒骂，和反革命的罪名。其余不死的人，只若你还想活下去，你势必受共产党的折磨凌辱，而且共产党的手法，以群众斗争、自我检讨、反省、逮捕、惩处、疲劳轰炸，断绝经济来源等等，是必把一个人弄得求生不得，求死亦不能，以至意志衰颓，道德堕落，变为一苟且偷生的低级动物。意志摧残或道德摧残是共产党最残暴的行为。 一种经得住风暴摧残的道德传统，它是经过风暴的，它一直传了下来；它又经受风暴摧残，它还是要流传下去。但是风暴总是给它带来损伤，相反的也给它增加了反抗的力量。今天中国大陆上是人人孤立、人人自卫，每个人都会说假话，都不谈信义而只背共产党术语。父不敢与子谈心，夫不敢与妻说私话，小孩子在学校说共产党教的话，到家又是一套家里的话。在人人自危、人人自卫的环境中，每个人都变成了双层人格，内心一套，表面一套。在表面上就是共产党所教的禽兽行为，在内心（至少是多数）是痛苦的，是民族优良道德传统在那里作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不痛心的承认：因为这种坏风气流行甚广甚深而普遍，它是浸蚀了优良道德的力量。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已成了普遍撒谎的国度。 但是给我们一些乐观信念的，是优良道德是摧毁不倒的，它虽受伤，它还能作战；同时给我们信心的，是共产党的残暴不仁，任意孤行已自证的见弃于人民。所以我们可以总结说：共产党虽摧毁了人格，蹂躏民族道德传统，大陆上的中国人的行为被迫走向道德堕落。但是他们说假话，两面派也说明是被逼如此；应付环境，善于自卫。只若他们心不死，实际面对共产党的行为，任何人的良心是不会死的，藏在人民心中的，是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 二、文化灾殃（一）统一思想共产党最厉害的武器为垄断思想，最残忍的是思想控制。古代的暴君如秦始皇；中古的西洋教派，如正教；近代的革命党派，如法国大革命时的雅各宾；他们也都想垄断思想，但他们都没有共产党搞的彻底。思想是表现个人或团体的智慧和见解，用在社会问题上都希望能按自己的想法去安排治理。一般思想家只是把思想表达出来，一方是发表自己的智慧，一方是希望影响社会按其智慧生活下去。唯独思想作为武器拿到统治者手里才表现了残忍。秦始皇信用法家的严刑峻法，正教坚信自己的教条，雅各宾迷信自己的革命思想，共产党深信马列主义；这样自信都不足为奇，是理所当然。唯独他们这些人，由古至今，都要别人相信他们的，而且是强迫人相信他们的；他们强迫人民相信的工具，是政权的力量，或教会的力量。到了共产党手里，思想垄断，是用政府的残暴手段，压迫就范，是达到了极端。 思想是有排他性的成分，但是思想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它不只是个人的思想，而且是承继祖先的遗产，经过扬弃或丰富起来的。就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不是始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古代希腊，有共产主义思想，在古代中国，有大同思想。就是在马克思前前后后有各种各型的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不过是社会主义学说中的一种而已。如果单凭说服影响，而不凭其组织力量，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学说，其影响的程度未必比其他学派影响的深。假如实行起来，不凭党的权力，只凭设计办法，其效果也许任何社会主义学说所能取得的都会比共产党的好。 共产党人以学说的一派，却发挥了他们的狂妄，说马列主义是普遍的真理。他们的共产主义是科学的，别派社会主义不是乌托邦，就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如系工人的组织则被诬为贵族工人，或是工贼。共产党人的狂妄，首先是仇恨这些社会主义者；其次是仇恨资本主义思想。关于共产党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还可言之成理。但它们最恨的倒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它们自己的独占经济比资本主义制度所加于人民的更坏；它们所最痛恨的，反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和自由思想，因为这种思想，是对它们极权制度的一个劲敌。在这些地方，共产党人的充分发挥了夸大狂，把自己的教条奉为天经地义，以至到了迷信的程度。共产党人的排他狂、虐待狂，迷了心窍盲目的信奉自己的，疯狂的排斥其他的，以至他迷失了真理和理性。 这样自欺欺人的、莫测高深的、度量狭小的、盲目排他的、不能容人的人和马列主义，一旦把国家机器抢到自己的手里；他们马列主义者，就用这个镇压的机器来镇压思想，所以我说最残暴的是思想控制。 中国共产党人，真正熟习马列主义者本没有几个人，它的起家本是野心家领着一群流氓地痞“打天下”，以后又吸引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和青年。就是毛泽东也是一知半解的人。但是他们打着共产主义的招牌，于是便不能不抄袭苏联的一举一动。中国共产党的文告、宣传、运动，虽是由中文写成，由中国人活动；实际上都是莫斯科的行为在中国翻版。 马列主义为思想武器，本是世界共产党人普遍的口号，到了中国共产党手里更为宝贵，因为这些共产党人由毛泽东本人以至到其周围的党羽，没有一个人是有学问修养的，也没有一个人有丰富现代知识。他们打游击、窜山沟，实际上他们也没有治学问和丰富现代知识的机会。于是不得不“以俄为师”，莫斯科放个屁，他们也得说是香的。于是照抄马列主义，照抄思想统制，照抄一切。抄来的东西就是宝贝；自己没有思想，借来了思想，就得保卫这个思想，如珍视自己的眼珠。因为没有这件法宝，中国共产党人自己还不知自己是什么东西。 马克思以自己的思想虽也傲慢，虽也有排它性，但马克思还是比较讲理的。如其执政，一定是一方蛮横，一方也讲理。因为他有思想，是个思想家，任便其满怀仇恨和胸襟狭小，他还一定有讲理的一面。甚至到了列宁本身，他的知识得之于马克思，本人知识水准也还相当高，因为他流浪时多埋头在外国图书馆里。列宁虽是革命家，一方面表现了蛮横，一方面也表现了一些道理。在马克思和列宁表现了有道理的一面，就具有说服的力量。以后到了斯大林这个乔治亚的孩子；前半生是打游击、作活动，根本没有学问修养，其知识也只限于落后俄国所有的。这个人当政之后，有专政独裁的野心，自己本无思想体系，便不能不以马克思列宁思想为其思想。于是断章取义加上自己的随便解释，使马列主义为其野心服务，以至完成了严密的残暴的思想控制——实际是低级的思想控制。因为用暴力控制而不经由自由大辩论的说服，控制思想只有低级的压服而已。 共产主义翻版到了中国，现在的中国马列主义“大师”毛泽东——是当年北京大学图书馆月薪八元的小职员。就算他勤学，那个图书馆也没有几本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书。这位大师不懂外国语言，在打游击的时期，只能由留俄学生给他口授一些马列主义和斯大林的言论，或是用油印印一些讲义小册子满足他的精神食粮。就是这样一个人在领导六亿人民，而且是以马列主义治中国，以马列主义为思想正宗。他自己胸中无物，自然只有盲目的靠着马克思的幽灵来唬人，而唬人的程度，到了如没有马列主义，世界便会失去了太阳一样。于是开口闭口都是马列主义思想，除了马列主义之外，任何思想都是犯罪的根源。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记得共产党人是和我们民主党派一起反对统一思想的。共产党人也曾支持我所号召的人权运动。转眼之间，政权易了手，权力掌握在共产党手里，抄了莫斯科的思想统制在中国大陆到处伸了魔掌；他们不只是宣传马列主义是空前绝后的真理，他们还用这个“真理”武装党员的头脑，他们还用这个思想武器向各种思想进攻。他们进攻其他思想和具有其他思想的人，不是以唇还唇，以口还口，以文章还文章，你来我往，互相讨论驳辩；而是以皮鞭、刑罚、枪弹、饥饿、威胁等等来推销他们的马列主义思想。在死去的马克思也许以为自己的思想就是一种权威思想而已，而借用酷似幽灵以便统制万民的中国共产党，尤其是毛泽东和其军师刘少奇等人，就把这种思想奉为天书，上帝的意旨，人类普遍的真理，最高的科学。他们把这种思想推崇得比中古时代的正教教条还尊严；维护教条，甚至比维护生命还重要。因为这个东西给他们带来了权威，以它作为骗人、欺人、压人有力的工具。他们自己自愿的信它，他们自己无足够的知识去分辨它；他们却有一种自私自利的心去利用它，以达到唬人骗人保持他们的政权。 毛泽东等人本无别于中国历代的流寇。是的，流寇之所以酿成大帮、大患，实因有客观的条件，那是因为当时政治黑暗，政府无能；还因天灾，以至民不聊生，各地纷扰。流民由小帮而集结成大帮，张献忠、李自成一度成为他们的首领。我们不怪流寇之所以形成，但我们很难欣赏流寇之乱杀乱砍，到处是流血，家宅一空。我们同情李自成、张献忠个人被压迫的义愤，我们很难欣赏其政治作风。这些人于大破坏之后是失败了，留给人民的是更大灾难。毛泽东等人是效法李自成、张献忠的；今天他们也是为流寇表功，从而得到流寇失败的教训，就结论说：“李自成、张献忠没有政治纲领，没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等人自己有政治纲领和无产阶级思想武器吗？他们只是野心家，流寇仿效者，或者草莽皇帝的典型，他们也是胸中无物的。但他们很聪明，看到了苏联的1917年十月革命的成功，于是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人几个野心家和几个知识分子便找到自己的用以骗人或借以成事的灵魂——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东西对他们是陌生的。对中国人民更是陌生的。但是洋菩萨不会救人却会吓人的。在谁都不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什么东西时，它却被背在共产党人的背上跑了十万八千里。还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最后毛泽东把它背上了天安门，宣布以马列主义为思想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于登上天安门后，更觉马克思的幽灵是很有灵验。他想自己比李自成高了一着，李自成以流寇起家，以流寇死亡；毛泽东以流寇起家，因为有了思想武器走上了天安门，而且声势浩大，真正成了革命导师和元首。在他当初在井冈山苦闷时，他虽不时乞灵于马克思的幽灵，但还不断的想自己搞土匪、搞农民、搞杂牌军，这与马克思主义何关？于是强调农民运动，实际就是流寇运动，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所靠的无产阶级。那时毛泽东自度是“土共”，在《论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论》里，在革命结合中国实际语言里，在陕北实行三三制内心里，总不能不说毛泽东的思想在那里作祟。但他一登上天安门，便恍然大悟，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光亮大，毛泽东思想只是东偷西窃不伦不类的东西，自己没有真学识不敢问世，连借用“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也不敢谈了。同时导师斯大林坐在克里姆林宫里正注视着北京。于是“土共”就不能不变成十足的“洋共”了，就不能不变成十足的莫斯科的留声机、机器人。于是变本加厉的宣布马列主义为中国的领导思想。 马列主义一经宣布为中国的领导思想，于是各党派被逼取消了自己的政纲。而听顺了马列主义共产党的领导；学校所教的是马列主义教育；人民团体也得拥护社会主义革命，以马列主义为思想领导；教会也是拥护共产党，拿马列主义解释教条；资产阶级分子得攻击自己阶级的思想而歌颂共产主义；学者文人也得从头批判自己的思想而恭维马列主义是唯一的真理；科学家也得以研究结果向共产主义妥协；就是下生的婴儿也得承认他们的祖宗三代是错误的，何幸而生于马列主义真理昌明的时代！ 这一串恭维马列主义，听顺共产主义思想领导的党派、团体、宗教、学者、科学家以及广大人民，他们之所以“革心换面”，不是马克思列宁的神魂扶上了他们的外体，而是中国共产党的镇压机器发生的效果；是十几个大运动和数不清的小运动流血斗争、群众斗争、囚车、手镣、皮鞭、枪弹、饿饭、失业等等手段，以及警察、特务、告密分子经常逼害人民的结果。 在中国大陆上，思想统一工作就是用大小警察、特务、告密分子到处巡行。一发现什么人、什么党派、团体有抵触马列主义思想者，而主要是与毛泽东现行政策抵触者，那就是灾殃。表面上说，思想问题是不犯罪的，但是思想问题一经解释没有不是政治问题的。政治问题是犯罪的。因为思想若只在人们脑子里想，不说出来，自然是不犯罪的；但一经说出来，说出来就是行动，可以解释为阴谋、造谣、反党、反革命、反马列主义领导；自然就构成了犯罪的条件。所以说思想一经发现与共产党的思想抵触，就是灾殃。因此而受难者大有其人。 共产党垄断思想，必须定尊于马列主义，这是十分肯定的。他们反对一切非马列主义思想也是世所共知的。他们排挤一切其类似的思想，而又特别攻击某种思想，这种微妙之处，却不是每个人都体会到的。 总的说来，纵的上下古今，横的东西各国，凡是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者，一概在共产党痛击反对之列。但是共产党是唯物辩证者，是唯利是图者，是现实主义者；它反古不如反今，反别类不如反同类。这是怎样解释呢？ 我说共产党反古不如反今；举例说明，就是共产党反对古帝王思想、封建思想、不如反资本主义思想之甚。他们明白帝王封建思想虽与共产党的思想抵触，但是那已是过了时代性的东西，死去的不易复活，而且时代进入二十世纪，这些东西已经进了博物馆，没有什么大力反对的必要。可是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思想，是它的敌对，它是想取其地位而代之的，故反资本主义思想甚于反帝王封建思想。这是易为一般人所了解。此外有两点是为一般人所不了解的。一点是：帝王封建的思想在某些范围内是符合于中国共产党的口味。例如皇帝权势威严，毛泽东据为己有，而且扩而大之；皇帝的专制作风给他树立了典型，他也是发挥尽至。另一点是：封建的道德对共产党也是有用的，虽然词句上换了一下，共产党要求党员和人民像封建时代的奴隶和臣仆一样向它忠顺。他们就常用“人民功臣”这一类的词句，其内容就是以今比古，在道德观念上一个鼻孔出气。最近印了不少古书，尤其毛泽东批准帝王统治术的《资治通鉴》，也可看出他们的居心。 但共产党反对资本主义思想为什么那样厉害呢？理论上是生产关系问题，实际上是近代的资本主义给人带来了丰富的民主自由思想，这一点是共产党最怕而且是最恨的。因为共产党从口头到骨子里讲专政和控制的，而资本主义思想有一副攻击不倒的民主自由武器。所以共产党必须捏造一切可以用为攻击的词句攻击资本主义思想，而且定为具有资本主义思想就是犯罪。苏联和中共不是时常发表罪犯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言人吗？贝利亚就是以这个罪名被处死的；中国大陆上大批的被指为右派分子，因为大鸣大放期中始终被允许表现了极少的民主自由，而结局披上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的罪名，挨了枪毙，住了监狱，囚禁反省，以至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改造。所以说，共产党反对资本主义思想这样出力，就另有这个微妙的原因。 我说共产党反别类不如反同类，这是何所指呢？翻开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尤其是得政权的中共，他们是想包办“社会主义”，除此一家不许再有分号。所以对共产党外的社会主义党派和社会主义分子，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须拔除方为至快。在未得政权前，遇有机会向其大力攻击；既得政权之后，除了攻击其他社会主义思想外，诬以丑恶的名词，而且还用政权力量消灭其他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就以九年来的事实为例，中共对国民党时代的贪官污吏还有所利用，给以高位；而对具有社会主义思想者是迫害、鄙视和打击。这种例子随处都有，这种人在每次运动中都受尽折磨。胡风及其朋友被打击坐牢，就是一个好例子。 这个例子，也适用于共产党内部。本来同是马列主义者，同是共产主义信徒，如果发生宗派斗争，彼此是斗个你死我活，最后强者当权，被斗败者是送上刑场，或是走死逃亡。共产主义亲爱的同志，变为水炭不相容的仇敌了。或是党员的意见与领导者的意见相左，这种人也是被消灭的，或开除党籍；最近共产党不是清除一些所谓右派分子吗？不是开除一些所谓修正主义者吗？ 共产党反一切非马列主义思想，而且反古不如反今、反别类不如反同类，这种极端的思想控制，追究到底还是为了一件事——政权。为了政权，它们迷失真理反对一切非马列主义思想，强力造成思想统一，铲除一切怀有异己思想的人。为了政权，放松帝王思想，而抓紧资本主义思想，狠狠的打；为了政权，排斥其他一切进步思想和派别，尤其是在党内杀尽一切不遵从强者意旨的“同志”。这就是共产党掩尽天下耳目，大力控制思想的各主要方面。在这些方面所表现的残忍与暴力的随处应用，是具有普遍性的。思想控制成为共产党最残忍的手段之一，它蹂碎了广大人民的心灵！ （二）指鹿为马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独裁者秦始皇死了之后，他的儿子秦二世继承父业。这时他有个宰相赵高，为人奸险多诈，垄断专权。在当时他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臣，威高望重；附合他、恭维他、谄媚他的人，已经是无所不至其极。但赵高这人疑心很大，仍不相信这些人如此忠心于他，他特地作了一次考验。有次他游花园，从后跟随着大批官员幕僚。走到鹿苑前，他指着鹿说：“这真是匹好马”。附合他的势利之徒，赞赏不已的附合着说：“丞相说这匹马好，真是不错，真是一匹日行千里的好马。”赵高心里暗笑：“这个人算是言听计从，可靠的拥己分子。”但也有耿直之辈，上前看了一下，鹿苑当中站立的是有角的鹿，而不是马。于是在赵高面前说：“方才丞相所说的好马，不是马，而是一只有角的梅花鹿。”赵高听了，心中暗恨说：“这小子还有良心，还有眼睛；他绝不是‘言听计从’的拥己分子。” 赵高经过这次考验之后，附合赵高指鹿为马者，算是可靠分子，就是现代语共产党所说的积极分子，他们成了赵高的亲密战友和拥护者；那些认真说是鹿而不是马者，就被责为异己分子，就是现代语共产党所说的阶级异己分子，他们成了赵高的刀下鬼、釜中鱼。 这个故事传下来有二千多年之久，中国人人都熟习这个故事，至少熟习“指鹿为马”这个成语。日本人更聪明，把这故事中所用的马鹿联在一起。日本语“马鹿”意思就是混蛋，连马或鹿都分不清的糊涂人。 本想统治万世的大独裁者秦始皇，自己统治三十六年，儿子秦二世统治十五年，“指鹿为马”的愚民政策也未能巩固他们的帝业。秦朝帝国在人民揭竿而起的愤怒下，一下子被打垮了，楚项羽还鞭了秦始皇这个暴君的尸首。这个暴君被中国人民唾骂二千多年，只有今日共产党统治下的御用历史家开始给秦始皇翻身；说他是有魄力的政治家，了不起的人物。这话中的微妙之处是可以想像的。 中国共产党在统制思想上，不但是斯大林的信徒，实际也是秦朝赵高的信徒。他们统制思想，定尊思想于马列主义；不断思想改造，不断的残酷的思想斗争。其目的就是使人都盲目信从马列主义，或是心里不从，口上信从马列主义。共产党一心一意在思想上使人黑白不分、是非不分、真与伪不分、善与恶不分、正义与邪气不分、马与鹿不分。共产党的思想控制，就是想达到“指鹿为马”的愚民政策。共产党既有这种企图、有这种作为，我想对共产党奉献几句：你们既如此苦心供奉马列主义，而又是强制人民盲目信奉，为何你们不名副其实，即高呼共产党中国是以马鹿主义为领导思想。这样大家心照不宣，在共产党省去雷霆万钧之力，在人民免去洗脑筋受折磨之苦呢！ 共产党常自吹自擂的说，马列主义掌握了普遍真理。既是真理就不怕见人、不怕辩论、不怕人非难；为什么共产党对人民、尤其是对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时，后边预备监狱、皮鞭，在群众中布置人数多的压倒，而不是理论见面的分个谁胜谁负。同时，在科学上站得住的思想，表现于行动上也必须是科学的。共产党既称其思想主义是最科学的，而且行动又是马列主义具体的表现，尤其是根据唯物辩证法最适合客观环境的需要的行动，那么共产党就可安心不必东拉西扯，怕人揭发其行为是不伦不类。 俗语云：“真金不怕火炼”，真理也不怕反复辩论。根据真理所表现的行动也必是合情合理、合乎目的的，自然也经得起批评责问。但是共产党的理论不许人提出异议，有异议就是“反革命、反动、反党、反人民”。而加于有异议人的身上的是斗争、是惩罚。共产党的行动表现于政策和行政措施的，即使是犯了绝大错误，损害了人民的绝大利益，甚至人民的生命，人民也不许提出批评或抗议；有批评或抗议的人，又是“反革命、反党、反人民……”的份子，于是又杀无赦。 共产党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天经地义的真理，一个字也不许批评，有人敢碰其丝毫，这人就有掉头之祸。共产党的行为也是天经地义的正确，一点也不许批评，有人敢碰其丝毫，这个人就是反革命分子，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是在思想问题上和行动问题上，强迫人顺从，指鹿为马。本来鹿不是马，如党说鹿就是马，你就得应声赞赏鹿不但是马，而且是一匹日行千里的好马。 共产党说马列主义是普遍的真理，由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共产党说西方资本主义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等是唯心主义的；只有马列主义信徒的中国和苏联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等，才是唯物的、科学的。如你稍持异议，你就是思想有问题。即使你在科学上有些发现，若这发现和马列主义学说不同，你也得以你科学发现的活生生的事实向党妥协，科学的发现必须迁就党的谎言。 共产党既定马列主义为中国社会的领导思想，于是全中国人，不分老少、不分党派、不分男女……都得一声恭维马列主义万岁；否则，在什么人身上、在什么团体、党派中发现有违反马列主义者就是灾殃。而且马列主义不是死书本上的东西，是随着统治者解释的。统治者的政策和语言，随时随地都是马列主义的化身，如你死记书本教条而忽视统治者的政策言行，那也是犯错的，其错误罪恶之大，反而高于违反书本上的马列主义。简而言之，马列主义为中国的领导思想，也就是说共产党的政策言行是领导思想。再进一步说，毛泽东的一言一行就是领导思想，即使他的言行违反马列主义，他的言行也是马列主义原则的最高表现。这不单指毛泽东，他如病故或垮台，其继承者也一样有他这样的灵光，其言行也是领导思想的表现。这就是说明共产党的领导思想，实际就是“指鹿为马”强迫人遵从的愚民政策，而这个愚民政策是全副武装的，是大武行连杀带砍的。 我在北京居住八年，深感思想控制的残忍，它是浪费人的生命和智慧的，它是摧残文化的刽子手。我每一听到共产党的号召谎言，大家还得讨论学习，发表恭维赞扬的意见，我是从背脊上发冷，胸中恶心，鄙视这种无耻。我也知道有大批知识分子与我有同样的感觉。但是身入囚牢，有什么办法呢？这不是暗无天日，是非不分，有理无处诉的天下吗？这不是把千万人的心灵当泥土一样践踏吗？这不是制造奴隶的统治吗？这不是一片假话强迫群众鼓手赞成的国度吗？这是“指鹿为马”创始人秦赵高灵魂重现的时代！ 我的朋友中有好多是全国知名的学者、大学教授，他们忍受了思想控制的痛苦。有的人向我说：“脑子生锈了，一点不灵活。反正有人替我们思考一切，我们就照着背诵、照着办事。知识分子的脑子成了粪土。”又有位名学者对我说：“我就等待死。知识有什么用！”我举这两个苦闷的人，在大陆反右派斗争中都成了被斗争的对象。 在共产党思想领导的环境下，指鹿为马作风下，无论科学、文学、艺术、音乐、戏剧、电影各方面，只是照抄党的谎言八股，谁还敢有发明、有创作。他们的一言一行，一字一句都得抄党八股，而且还不时犯错受打击。试问谁还有胆量，有心情去创作发展自己的所长和智慧。他们是应付环境，保护自己尚且不暇，哪有余力和心情去创作、去发明。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被共产党折磨得“麻木不仁”了。十年来，在大陆上，除了党八股外，出版过一本有真知灼见的书吗？出版过一本有价值的小说吗？有过深入人心的电影和戏剧吗？一切都是党八股，应世文章。中国大陆在文化上已经衰退到无声的程度，连悲吟的声音也无有了。 我记得西方有个故事，说有个国王专制，他的耳朵像驴耳那样长，但谁若说他的耳长，他就杀谁。为这件事被杀的人是很多了。可是他愈杀人，人们便欲想说他耳长像驴。杀的人太多了，谁也不敢说这话了。但是积在人胸中的这句话，如不吐出就有说不出的痛苦。他有个厨师就为这事苦恼甚至不能入睡。有一天这个厨师真忍受不住了，他跑到旷野，看四处无人，伏在地上，把嘴吻着大地说：“国王的耳朵像驴”。他说完这话心情愉快了，因为吐出了胸中的积累。以后在那国的田野里，从五谷的身上普遍的发出“国王的耳朵像驴”的声音，从此国王也就无法制止人民说话了。 共产党的思想控制，和思想改造所加于人民的痛苦，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痛苦，正如那个专制国王加于臣民身上不许说“国王耳朵像驴”一样的痛苦。但在那个专制国度里如你不说话，还有沉默的自由。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人民是没有沉默自由的。共产党发下一个号召谎言，你还得随声附和，三呼万岁；或是鼓掌、或是发表文章赞成；否则，你就被指为落后，有反对意见。如此久之，这就是你被打击或坐监的原由。共产党撒谎，都需要人来鼓掌称赞的。这是什么时代？什么制度？真令人难于忍受的。 共产党员胡绳于1941年在我主编的《时代批评》人权运动专号上写篇文章，题目为《无自由即无文化》。我现在摘录几段他的文章。他说：“今天，还有人以为，应该以单纯的服从和信仰来训练民众就行，而且‘服从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信仰就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今天，还有人以为对于任何事件，不能让民众有他们自己的意见，倘有什么意见，就应该送到集中营去叫他们‘反省’，加以‘纠正’。总之，今天还有人主张，中国人民不应该成为‘人’，不应该成为能动的自觉的人，而应该只是奴隶，只是被动的，不知不觉的奴隶。” 他接着又说：“为了展开新中国的新文化，就必须扑灭这种新专制主义，就必须从这种新专制主义压迫下，在身体与精神方面完全解放出中国人民来。 “当一个人被尊重为一个‘人’，而且自觉到是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更勇往直前地从事于创造与斗争的事业了。 “尊重一个人，就是尊重他的自由；而自觉到自己是人，也就是自觉到自己的自由。 “没有自由的人只是奴隶，从奴隶中间不能产生任何文化。奴隶在争取自由、争取作为人的权利的时候，也就是争取着文化。 “当奴隶成为自由的人，成为真正的人的时候，同时也就建立起来了新的文化。” 我当时同意胡绳这段文字的内容，我不问当时他写文章的动机为何。我今天仍然同意这段文字的语言，我还愿以这篇共产党人的文章奉献给毛泽东和他的“伟大的”党。让他们自己前后对照一下，如果他们尚有分毫羞耻之心，应深自检讨其现行的罪恶，即所加于人民身上的痛苦，和对中国文化的灾殃！ （三）焚书坑儒焚书坑儒并不是由毛泽东王朝作起，但是毛泽东王朝在这一残忍工作中已登峰造极。专制暴君秦始皇在吞并六国之后，焚百家之书，活埋文士，所以“焚书坑儒”四字是咒骂秦始皇的残暴，而且这四个字在民间一直在流传。 中国人常骄傲我们有诸子百家的思想，这“百家”都生在秦朝以前，他们的思想确实有独到专精之处；而且这些思想还不断互相争辩，各展所长，所谓“百家争鸣”就是专指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是中国政治、哲学、人生观各方面思想的黄金时代。文化高潮放出了灿烂之花，结成了果。所以谈思想必追溯先秦诸子，他们的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化是诸子思想相互汇合相互浸染的结晶。秦以后，虽有尊儒家的王朝，但是尊儒不等于其他思想有罪。同时儒家思想已不纯，也混杂了其他诸子的思想。因为在中国历代谁也未把思想奉为宗教，而信奉到了迷信的程度。 先秦诸子思想为什么登峰造极，如万花齐放呢？那是因为有个自由的环境。所谓自由环境就是这些思想家可以自由的思考，不受环境拘束，不受统治者御订的思想拘束。而且他们是王者之师，如此国不容或不尊重，他们可以另一国去。同时各国在争权，谁都是争取有思想有卓见的人才为他们策划。所以思想放了光，如万花之锦。秦始皇统一六国，天下已定，他相信自己，同意法家的严刑峻法的统治术，于是排除百家，把书焚了，把文人聚到咸阳，活埋了不少。这是以后中国人唾骂不齿的事。到了汉以后，帝国是天下一统，文人没有了自由环境，皇帝对思想也作了些合乎己利者则尊，不合乎己利者则贬，但还提不到思想统制；即有所谓思想统制，也绝没有现代思想统制的内容和程度。现代共产党的思想控制，则到了灭绝文化的程度。 当我标题用“焚书坑儒”四个字时，我只取其丑恶的一面。论到程度，共产党对思想的控制，虽也焚书，但还要洗头脑。虽也坑儒，但不只是简单的处死，而是经过残忍的折磨蹂躏，必把一个人的灵魂血肉都粉碎为止。这是历史上空前的最残暴的时代。 共产党得了政权，在土地改革时所有藏在乡村中的书籍，尤其是地主家中的藏书，都被干部焚毁了。在城市里，市民也害怕，以为这是改朝换代，旧书籍都有旧时代的罪孽毒素，于是焚的焚，卖到纸厂作纸浆，卖给小贩包花生米，这些书中很多是古版书籍。这种情况一直搞了三四年，中国古书几乎要灭迹了！共产党是乐于看此情形的，而且自己下手焚毁旧时代的书籍。 共产党所要焚毁的书籍，是在“有毒素”和“有害于革命政权”的借口下进行的。他们得政权之后，对中国以往的出版物通通作了检查，以便甄别何者对革命政权有害，何者具有毒素，检查结果自然是多种书不合乎他们的胃口的。 现在举几个例子来作为说明。 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几十年来在中国出版界是有地位的，而且出版书籍杂志很多。据估计商务印书馆到了1950年止，存有书籍8800多种，经过检查认为在思想上、观点上和内容有问题者占86%，仅有14%尚可勉强通过，多数是有关技术的书籍，其余的都作了废纸。中华书局有13000多种书，经过检查剩下2000多种，多数是物理、化学、数学教科书和中国医书等等，只上海总店它就卖了337吨旧书当作废纸。 全国图书馆也进行检查，列有禁书名单。被查禁的书少数是封存起来，多数是付之一炬。我的一本在1935年出版的《国家论》，在北京图书馆里于1951年还看得见，1952年就失踪了。 共产党焚书的事是各处都有的，例如湖南省政府在湘潭县搜去王壬秋收集的关于文学与艺术的名著，有17000多箱书在当场焚毁。又如1953年广东省政府在汕头汇集了30余万册的书籍，也当场焚毁。这种情况在各省各县都有。只有在北京，我看见过大批古版书当了废纸，西洋书作了纸浆，我还未看到在天安门前焚书。 焚书一事在共产党统治下跳动不安的中国人民心中还算小事，因为这虽是文化灾殃，但还是身外物。而“坑儒”一事才是大事，因为这事关乎了不少人的生存问题。我用“坑儒”这名词，我只取其义，而不是说共产党在青天白日之下在天安门前活埋过知识分子。但我可作证的说，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折磨迫害以至枪毙，其残酷性甚于活埋。所以说“坑儒”两字所包含的意义还不能包罗无遗。 本来共产党对一切知识分子，若一杀了事，问题倒甚简单。共产党并未这样作，它是利用知识分子，同时折磨惨杀知识分子。这问题就不简单了，而且知识分子所受的折磨凌辱就是不堪设想。 共产党自己明白，自己打来了天下；但是知识有限、人手有限，却不能自己建设，必须利用知识分子。列宁说过：“我们能够（而且应当），不是用幻术的人才，不是用我们所特别造就出来的人才来着手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人才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当然是很困难的事，不过除此以外，任何其他解决这种任务的办法，都是简直不值得一提的轻举妄动。”[7]中国共产党得了政权之后，一面是利用一些知识分子，给以地位；并且于1956年在周恩来口里还喊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联盟”，还不断在纠正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六不”。这是从利用方面着想。 但是共产党是防范知识分子的，因为知识分子虽不是一个阶级，但他们是有知识武器，他们是民众的喉舌，是野心家的军师。因之，共产党又恨知识分子。所以它的方法即是如不能充分利用，就给以镇压打击。 怎样能使知识分子供己使用呢？这就是思想改造、思想统一。能听从共产党如狗听从其主人，共产党就利用他们；实际上他们已经利用了大批知识分子。如不听从，而且经由思想改造还无效果，那么就消灭其知识和其本人。这就是共产党的“坑儒”办法。大批的知识分子以反革命的罪名送了生命，有的送去劳动改造，挤出他们最后一滴血。 被利用的知识分子中的大部分，和被劳改的知识分子全部，他们同是痛苦的。因为，有了知识，明辨了是非，生活在极端专政残暴不仁的王朝，他们内心是不服的。共产党明知其心，必百般折磨强令其心服；即不心服者口上还得说共产党所教给的一番谎话，作共产党丧天害理残暴不仁的帮凶。这种痛苦是如何的深重！更何况，共产党又不断的运动、不断的监视，每个人又须不断的自我检讨和批评。他们时刻都有恐惧在心头。知识分子活在这样情况下，真是坐以待毙了。他们是浪费了生命、浪费了智慧，委屈了自己的良心，其痛苦情况不是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们所能了解和体会到的。 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言论自由，甚至连沉默的自由也没有。例如，毛泽东所设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陷阱，在共产党统治的天下，谁也明知是假的，但不能不发言；如不发言，就被视为落后，有心事、有包袱；发了言，又必须作出积极像有其事的“真心态度”；自然也有人因情不自禁把内心的积累泄露出来一点。这又造成自己的罪名，跟踪而来的是打击清算。大鸣大放之后，不就有反右派运动吗？大批知识分子又走到“坑儒”的边缘。 共产党时时都在说，要教育工农知识分子；但是他们的底子浅，须要一个长久时间，他们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和红色专家是十年到二三十年后的事。目前它们还得利用知识分子，这就是在迫害、杀死一部分知识分子之后，还是利用皮鞭、手镣、饿饭种种手段强迫知识分子为它们工作。这些人看见了同道人、朋友、同学和同事大批被折磨而死，或是活而等于死了；他们自己又在皮鞭下讨生活，共产党始终对他们有一副仇视不信任的面孔。这些人是在恐惧压迫下生活和工作。 科学技术人员、大学教授，为共产党工作、为共产党造就人才，自己的命运是预定的走向末落；因为有不少这样的人或经由明伤或是透过暗害走上了悲惨的命运。例如思想改造中不少人坐了监，肃反运动中每个高级学校的教授们和企业单位的技术人员们上了囚车；就学校讲，每个学校至少有二三十人，无中生有的犯了罪。这次大鸣大放后的反右派斗争，大批的教授、学者、报馆编辑、技术人员、文艺作家、戏剧界导演和演员被列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们所受的惩罚是枪毙、坐监、劳动改造、撤职、反省等等不同。实际上既列为右派分子，就是断送了政治生命，也就难活下去了。不论其惩罚等级有生命分别。人们虽不是立刻致死，实际也是经由长久折磨苦难而死，这比“坑儒”还残酷。 共产党用皮鞭赶着一批奴隶文人，有时还不断的让他们体验工、农、兵的生活。1953年以后就不断驱作家下乡，而且最近又下放数百万干部和无学可升的学生到乡村，让他们受农民生活的实际教育、改造思想，明言之，就是劳动改造。 作家们于体验生活之后也是写不出东西。共产党本是让他们到集体农场、工厂、军营去体会集体生活，去体会“正直、诚恳、刚毅、无畏、自制、自我牺牲、奋不顾身的英勇同志的团结，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热心忠诚，农民阶级对合作化的兴奋，革命军人对党对祖国的爱、和活活泼泼、热热腾腾、亲亲爱爱的集体主义生活。”作家于体验之后，在农场里、工厂里、军营中找不出上述共产党所形容的、所要求的东西。走到那里，那里是冷冰冰的、死沉沉的、互相猜疑监督的。每个人独善其身，实行自卫。本来在农民、工人和武士自己身上可以有正直、诚恳、刚毅、无畏、自制、自卫牺牲、英雄气概等等品质，在共产党的恐怖压力之下，这一套善良美德表现不出来了。而所表现的实质东西：是虚伪、懦弱、胆小、自私、利己、小心眼等等。作家们以沉重的心情而往，以衰颓的心情而归。操笔写不出东西，勉强应付官差说出一点东西，也是按党八股捏造的。捏造假英雄、假模范人物。故事是不真实的；人物是无血无肉无灵魂的。写在书上，编成剧本，演在戏里，拍上电影，给群众一个印象，这是党八股，共产党的狗皮膏药的宣传品。所以八、九年来，没有出现一本可读的小说、可看的剧本，以及一件有价值的艺术创作。 奴隶不能创造新文化，从奴隶身上也抽不出可歌可泣的东西。如果能从奴隶身上以其悲惨警惕世人作为题材，那倒是有的，但是共产党是不允许写和发表的。在共产党统治下，谁那样愚蠢，谁敢以人头作赌，写共产党统治下的奴隶生活。如果有人敢这样著作，未及笔千言，著者的头已经高悬大树上了。 共产党统治大陆九年，在道德方面是造成堕落，在文化方面是造成灾殃。这种堕落和灾殃，不只限于一般人民，而且，也波及共产党本身；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种悲哀。但是共产主义和其执行者的任意妄为，虽给社会造成这不幸情形，它却未能从人心中拔去良知良能，多数人们在表面上屈服于共产党的暴力，内心却和它作斗争。而且以共产党的欺骗不实，假仁假义，残暴寡恩这种行为，又加深了人民的自信和对它的厌恶。同时，共产党本身，自从取得政权之后，自己登上了特权阶级的宝座，从前所说的好言，全不兑现了。上层人物走向奢侈腐化，作威作福。下级干部虽也分享其利，但已无“打天下”的同志关系，而形成上级对下级的官僚主义。昔日的朝气消沉了，革命的目的变成十足的特权阶级的享福，自觉的纪律变为统治者的鞭子。如果某些共产党人脑中曾有过高尚理想的愿望的话，这个“愿望”成了泡影。于是在官僚主义的形势下，出现了趋炎附势，钻营取巧，上骄下媚；营营苟苟，不捧真理，而捧粗腿；不讲是非，而讲权威；不分善恶，而讲利害；不讲信义，而讲欺诈等等现象。共产党的一篇集体主义道德论，不只是画饼，而且成了讽刺。有些有是非心的共产党人感到悲哀；例如老党员华岗因为说“北京的风气要不得”，而入了监牢。最近有些党员批评了党的作风和行政上的错误，而被指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如浙江省省长沙文汉和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长陈沂等人，因为有不满情绪，发为言声，而受到了清洗。共产党内部面对着道德危机。至于文化的贫困，在党内和党外同是一样的，尤其是在党内，人们举止动作，都要小心翼翼，谁还有精神去思考创作，谁都知道创作就是思想罪过的来源。每个人都如此想，都如此做。只有少数脑满肥肠的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日理万机，领导一切，是有自由的；但他们既非万事天才，也无那么多的创造时间，偶尔为之，也是胡说八道。文化不衰，岂有此理？ × × × × 我居住在红色首都，天天看这种现象，而且表面还得敷衍这个场面；痛苦已极，真有求生不得，求死无谓之感。但积累在胸中的苦闷，又无处发泄，我真感到如上文所述专制国王那个厨师向大地倾吐心事一样的情况。在1954年2月2日，即中国农历除夕之夜，在北京我写了一首不整齐的诗，并且有序，叙述我的感想，今抄录如下：
[1] 柯尔巴诺夫斯基著《论共产主义道德》第7页 [2] 同上第8页 [3] 同上第25页 [4] 刘少奇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42页 [5] 以上均见《论共产主义道德》 [6] 同上 [7] 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