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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赞诺夫作关于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报告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三十次会议

（1924年7月7日，星期一）


　　来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9卷


　　亲爱的同志们，我的话很简短。我发言后你们还要听取蔡特金同志的精彩报告。我不想碍事。建议代表大会通过下列决议：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赞同俄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关于必须尽快出版附有历史评论注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作品和书信全集的决议。只有这种版本才是对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的应有的纪念，并且为通过历史的连续性全面研究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
　　代表大会认为，与这个作品全集的国际版本同时，有必要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着手为某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选集。除去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国际意义的最为重要的作品之外，每个这类版本都应当包含有那些论述各种问题、引起各该国无产阶级特别兴趣的作品。
　　代表大会提请所有加人共产国际的党以及其他各个成员，对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收集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活和活动材料的工作给予全面支持。只有在各兄弟共产党积极协助的条件下，才能够完成马克思恩格斯作品和书信全集的出版以及为联系19世纪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撰写他们的科学传记收集各种必要材料的巨大任务。”

　　现在我简单地谈谈这一决议的理由。德国委员会内围绕着罗·卢森堡的积累理论展开的纲领性争论和有趣的讨论，极其鲜明地显示出年轻一代共产党人认真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我们面临着出现一批对卢森堡理论和列宁主义了如指掌，却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的活动家的危险。争论鲜明地显示了这一点。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中摘引两三个小小片断，即足以表明在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学校里还可以学到多么多的东西。
　　最复杂的问题是农民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联系和联盟。问题在于如何将无产阶级专政变得可以让农民阶级理解和接受。这个问题早就由马克思完整地提了出来。在《雾月十八日》初版中我们可以找到一处极为精彩的地方，他在那里证明说，砸碎国家机器不但不会妨碍保持对农民阶级的政治领导，而且相反，还会创造出条件，使得“无产阶级革命成为合唱，没有这种合唱，各农民国家的革命独唱就会变成天鹅的绝唱”。
　　最近人们大肆谈论（也有年轻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参与），是否可以认为1848—1849年革命之前的马克思主义比革命之后更为革命?我们常常遇到一些人（德国同志们对他们十分熟悉），他们往往表现得很激进，实际上却坚持的是与所有改良主义相同的意见，也就是说，他们认为马克思在1849年之后已经有点令人生疑，并且我们越是接近他撰写《资本论》之际的那个时代，他就变得越发令人生疑。我常常有机会在高级共产主义的出版物中读到这类东西。鉴于这一切，就有必要向他们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基于革命年代的经验，才将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学说、革命共产主义的全部理论锤炼得更加清楚明确，根据更为充分。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马克思学说中的一种偶然的东西，这不单对考茨基而言才是可疑之事。其实只须提一提下面一处马克思对革命共产主义作出定义的地方就够了。共产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1]。
　　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一经典性描述，正是1848—1849年革命之后根据其经验于1850年作出的！
　　遗憾的是，现今的年轻一代（不得不说到老的一代：对运动而言不知是幸事还是不幸，这一代终归很快即将进入坟墓）不可能好好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们不具备这种研究的必要基础。且举数例。我在党内的老朋友梅林在1849年之前便出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但是这个版本很不全面，因为它被视为带有德国老社会民主党的过多的偏见。此外，梅林未能按照一个科学出版家的天职所要求的那样去做。他无法向读者保证他所出版的著作可以提供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智力发展过程的全面认知。他所出版的只是他的同志们愿意交由他支配的东西。在这方面他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只要指出这点就足够了：对于《共产党宣言》面世之前的那个时期而言，他不可能发表《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知识界的各种各样的"倾向"作了批判性的描述，从极为反动的到极为革命的都有。没有这种对于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各种代表人物的系统性批判，就毫无可能将无产阶级的观点与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进行比较并对前者的发展作出全面的介绍。
　　如此重要的手稿一直全然不为德国读者所知。根据资产阶级的各种法规，这部手稿连同其他一些都被视为伯恩施坦的财产。直到最近，经历了很大的困难，才从伯恩施坦手中得到了这些文献。多亏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一些德国老朋友的协助，特别是多亏了路易莎·考茨基，我得以见识到所有这些手稿。目前我们已有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未发表的所有主要手稿的相片。除了论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之外，还有一系列属于恩格斯的手稿，写作时间在80年代，都是对他的《反杜林论》的补充。这些手稿简直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秘密宝藏。我深信，除了伯恩施坦，任何人都不知道它们，甚至考茨基也不知道。老朋友伯恩施坦对于这笔身后遗产所蕴含的意义毫无认识。只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这些手稿全部发表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仔细研究他们的思想的真正发展过程。
　　即使查一查已经出版的著作，我们也会看到，它们（尤其是恩格斯的著作）往往都经过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检查。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为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序言中，恩格斯阐述了自己对1848—1849年革命之后可能发生街垒斗争的观点。因此伯恩施坦及其朋友们时常证明说恩格斯晚年已经成为修正主义者。我找到了原文，现在就让我们看看，被删掉的究竟是些什么。恩格斯在研究街头斗争的可能性时写道：

　　“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1848年以来，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经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经变得有利得多了。所以说，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情况有其他的因素来抵消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因此，巷战今后在大规模革命初期将比在大规模革命的发展进程中要少，并且必须要用较多的兵力来进行。而这样多的兵力，正如在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1870年9月4日和10月31日在巴黎那样，到时候恐怕会宁愿采取公开进攻，而不采取消极的街垒战术。”[2]

　　可是他们却将事情向我们描绘成这样：似乎恩格斯放弃了一切暴力革命，放弃了一切街头斗争！
　　你们也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写作遗产最有意义的部分之一是他们的往来书信。他们在自己的信件中有机会讨论各种政治问题。你们手中都有4卷这样的通信，所以知道这些信件从政治、实践和理论的观点看来是多么有意义。这些往来书信可望以不被歪曲的形态传达给无产阶级。诚然，我们都知道作过某些删节。我们也知道梅林在他为马克思传所作的序文中写了，他无条件地同意伯恩施坦所进行的各种删节。但是，同志们，你们看见我手中拿着的这第一卷中的大量贴入的东西，这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往来书信已遭到多么严重的损坏。只有在所有这些漏落之处得到复原之时，我们才会拥有我们这两位伟大导师遗著真正科学的、未失真的、未被阉割的版本。
　　这些事例已经足以表明，对国际无产阶级而言，多么有必要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全集。没有这样的版本，绝对不可能对他们的精神发展过程进行科学的研究。只有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某个问题的全部论述交由整个国际无产阶级掌握的情况下，才可以确信我们已拥有为这种研究所需要的一切。
　　我再谈一个问题。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所完成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出版《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只有接触过马克思手稿的人，才能对年迈的恩格斯所完成的宏伟任务作出充分的评价，而且他同时还要从事“国际”的其他种种工作。但是我早已认为，我们不能满足于马克思经济著作的这个仅有的版本。
　　在同志们就积累理论所进行的辩论期间我曾十分满意地指出，德国无产者并未忘记在两种街垒战斗之间展开辩论。他们在这些辩论期间表现出对理论经济学的高度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就迫切需要自己拥有能够全面彻底说明马克思经济思想发展过程的全部文献。除了恩格斯的修改稿之外，我们还应当拥有尽可能是马克思本人写成的主要著作。如果我告诉大家，你们所熟悉的由考茨基经手出版的《剩余价值理论》仅仅比现存的手稿的一半略多，你们就会明白还可以补充的材料是何等丰富，这些材料，比如说，就能够说明卢森堡和布哈林谁对谁错的问题。附带说一句：亲爱的同志们，我在认真关注那场辩论的同时也应该说，这个问题的提出往往带有纯粹经院哲学的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将什么理论作为自己的共产主义要求的基础，哪怕是剩余价值的理论也罢。他们在自己的共产主义纲领中所依据的，是我们亲眼目睹的正在发生并日益加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依据的是一种信心，相信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正在自己为从资本主义制度转变到共产主义制度创造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前提条件。但是为了从思想上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规律，对我们而言极为重要的是自己拥有马克思的全部学术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继承政治经济学经典作家的科学传统，试图对这些经典作家未能说明的他们那个社会的整个生产过程作出解释。从这个观点上看来，对我们而言极为重要的是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全集，还要专门出一部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不加任何删节和修改，保持马克思本人所提供的原貌。
　　我们还面临着一项任务，就是再版那些一度出版过、现在已经全然被忘却了的文章。例如，根据传闻大家都知道的诸如《福特先生》之类的马克思作品，但是在座的人中，包括拉狄克在内，未必有人肯下功夫读完这部书。（拉狄克：“不对，我甚至还购买了这部书！”）
　　购买是购买了，但阅读却未必阅读。而没有读完这部书的人，未能理解这部书的人，就永远无法懂得马克思在1860年作为拉萨尔主义运动的筹备者所发挥的作用。这只不过是因为，马克思如此有理有据地对各种资产阶级民主作了了断，充分显示了这种民主精神上的空虚，拉萨尔如此轻而易举地清除了资产阶级民主在工人阶层中的影响。梅林的错误之一在于，他一直未能理解这部杰出的抨击性作品本身在工人运动史上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巨大意义。
　　这就是我们应当有马克思恩格斯作品和书信全集的原因，它出版2000部，在全世界各大科学图书馆都会有它的一席之地，技术上的完美程度绝不比法国和德国资产阶级经典作家的版本逊色，对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和整个国际科学界而言都堪称典型版本。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还面临着另一个其重要性不亚于此的任务。很难指望人人都读得了40卷本（卷数将不少于这个数目）。为某些国家，为德国、法国、英国，还需要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首先入选这些选集的应该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重要的作品，其中（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共产党宣言》和《反杜林论》）可以展现他们精神发展的各个最重大的阶段。第一集就是这样，严格规定的目录，不分国家，各种版本全都一样。然而再出第二集，比如说针对德国（德国人在这方面总是居于首位），其中包含马克思和恩格斯专门论述德国以及对德国人有着特殊意义的各种问题。因而这是特地适应德国无产阶级需求的版本。为我们的法国同志也应当出版这样的版本，他们一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些漫不经心。其中将包含共通的第一集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最重要的一些作品，然后是他们论述法国的全部文章：论述法国的历史，论述法国的各种关系，论述他们从法国历史所得出的教训，这些教训法国人并未接受，尽管这部历史是他们自己创造的。这样的版本也可以为英国人编辑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他们中间生活了数十年之久。须知马克思最伟大的经济著作《资本论》就是在英国使用英国的资料写成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专门讲述英国的。除了适用于所有国家的通用文集，我们在英美版中还会提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50、60年代专门为美国人和英国人所写的各种文章和著作。所有这一切对英国人而言还是一个陌生的领域。为意大利，为捷克斯洛伐克，为巴尔干的斯拉夫人，为远东各国，也应当筹备出版这样的版本。中国和印度的同志们会十分欣喜地得知，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50年代即已为东亚问题专门写过许多著作。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知道，马克思早在1850年就曾语带讥嘲地警告欧洲的反动派，如果他们想要从中国的社会革命中脱身，那么他们必定会在中国的长城上出现一副威严的标牌：

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


　　我们希望，欧洲的资产阶级很快就会在那里发现使用苏维埃译文、使用苏维埃术语的标牌。
　　现在你们都了解了在出版这第二套丛书时我们准备遵循的基本思想。
　　近年来，在我自愿或者被迫在党内赋闲期间，我得以收集到许多有趣的材料。如果每个党员而不仅仅是作为整体的党，都能真正竭尽所能地帮助我们增加这些收集品，我会对你们不胜感激。
　　你们大家都拥有各种各样的材料，每个人各自保存，这样一来，这些材料就失去了它们的作用。什么时候这些材料若能集中到诸如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这样的贮存库里——这就会大大有助于完成我们所面临的巨大任务。
　　因此我要向所有各党的党员提出一个请求：所有那些即使你们觉得索然无味、却能让我们感到兴趣的东西，都应该通过共产国际寄给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
　　而现在，亲爱的同志们，特别是我对他们的要求比别的人更多的德国同志们，请允许我在最后向你们说几句话：
　　无产阶级的科学与资产阶级的科学仅仅在一个方面有所不同。资产阶级科学家以为，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他们的文献资料、比他们的科学研究工作更为高级的东西了。他们看不见，在社会关系中正在发生巨大的急剧的转变，阶级斗争的发展正在开辟新的活动范围，推动新思想的发展，他们不懂得，理解整个资本主义旧社会发展过程的最好办法就是将它彻底埋葬。将来它的残余存放在各种博物馆和档案馆中，可以心平气和地对它进行解剖和分析。无产阶级科学家的情况则不同。一旦平安无事的时刻来临，出现了战斗的喘息阶段，他们可以走进自己学者的书房，从事他们的科学工作。要是武器的批判重新进入高潮，他们清楚地懂得，如果能成功地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那么科学必将面临最广阔的发展机会，那时候年轻的一代所能做出的事情肯定比我们大家这些老头子要多得多，老一代不管怎样努力，总要逐步退出舞台。我祝愿你们在革命工作中取得成就，但是不要忘记，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没有革命的实践。单靠两三个策略性的表述绝不会大有作为。请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请帮助出版马克思恩格斯作品全集，请帮助我们收集工人运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面的各种资料。（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1] 参见《马克思思格斯文集》第2卷第166页。——编者注

[2] 参见《马克思思格斯文集》第4卷第548—549页。——编者注

感谢 闲汉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