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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论新经济政策
（俄）B·罗高文
（Vadim Rogovin: 1937-1998）
80年代末的意识形态状况有利于在恢复历史真相方面实现突破。1988年也开始出现第一批文章，意在客观地反映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1917年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的作用，客观地反映列宁与托洛茨基在1917年—1923年间的相互关系。1989年苏联报刊也开始刊载托洛茨基的某些文章。然而，托洛茨基对于就完成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振兴任务而言日益显得迫切的至关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持何种看法，广大读者乃至整个科学界仍然不得而知。
本文试图阐明托洛茨基对当前热烈争论的问题的看法。其中涉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的计划与市场的相互关系问题，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1923年4月）的报告中阐明了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和阶级矛盾
报告首先叙述了新经济政策的原则以及用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原因。报告指出，在从资本主义向我国的，我们后来称之为“战时共产主义”的革命性建设转变的过程中，我们曾试图（系因国内战争的整个进程所致）以我国总管理局的集中管理来取代贸易、供求、交易所等繁琐的业务。我们以这种方式并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组织经济的总课题，却满足了军队及工人的迫切需要，虽然只是极小程度的满足。后来我们公开承认这样建设经济不行：在我国，限于我们的经济水平，只用集中的计划的看管是无法调节经济生活的，我们便向市场这个魔鬼“求助”。
托洛茨基说，国家的所有工人必须经历的新经济政策就是“工人国家运用资本主义社会的方式、方法和机构来建成或争取建成社会主义经济”，而他所说的资本主义建设的方式和机构就是市场。“在新的—集中的、计划性的、核算的（方式）尚未建立时，应当利用旧的、市场的（方式）。”
党赋予新经济政策的首要和基本的“任务”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为整个经济生活创造先决条件。在执行这项首要任务的同时不应忽略第二项任务，即让不断提高的生产力朝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发展。完成这项任务的困难在于“新经济政策是我们通过立法程序确认的我们与私有资本进行斗争的舞台。我们恢复了这个舞台，使之合法化，并在其上开展了认真而长期的斗争，但是在斗争的每一次转变、每一个阶段都要算清，是谁从经济增长中得益更多”。
在新经济政策的头两年，我们是否接近于“完成请出市场魔鬼所要完成的任务”呢？托洛茨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首先指出“确立新经济政策后我国经济机体的市场激活的最初阶段”。但如果这一机体的各个细胞之间“没有生理上的、确切地说是经济上的新陈代谢，那么国内就根本无法生活，国家就会彻底停止不前。那样一来……我们就只得承认我国正好到了濒临瓦解和沦为殖民地的时候”。
托洛茨基说，为了让这种“激活”过程继续下去，就必须彻底肃清经济中“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同时不忘“那些本应适应市场的工贸企业竟是以‘战时共产主义’的方法，即以自上而下地、集中地、总管理局式预测和看管的方法建立起来的”。
托洛茨基认为新经济政策关系即市场关系发展道路上的一大危险是经济管理的过分集中（“总管理局”制）卷土重来，他反对那种“忽视业务上、生产上的考虑的、向各企业平均分配定货的总管理局制度”。商业方面也是如此：纺织业辛迪加应集中那些由市场状况决定应予集中的商业职能。可要是辛迪加太冒进，它就变成了商业总管理局制，即最腐败的总管理局制。
托洛茨基在评述了所有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所共有的新经济政策原则之后，便着手对在苏维埃俄国—一个农民人口居多的落后国家条件下新经济政策的特点进行分析。这个特点就是，市场关系首先应当调节城乡之间的关系。目前城市与农村的经济交换（即所谓结合）正在经历最初阶段，即消费资料的交换。要到生产资料而不是消费资料在城乡商品交换中占主导地位时，要到城市向农村提供农具和肥料等，而农村则向城市提供工业原料时，才会开始下一个重大阶段。
托洛茨基认为，实行“结合”的一大障碍是工业品的高价格与农产品的低价格之间的差别，是他头一个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剪刀差”。托洛茨基在向代表大会提交说明“剪刀差”不断扩大的材料时，认为克服这种障碍的方法之一是向世界市场出口粮食，欧洲会用机器和工业品来换粮食。他说“我们通过出口定可提高国内粮食及农村原料的价格。”
报告指出，党在制定旨在巩固城乡联盟、国有工业与小农经济相结合的长期政策时，要注意避免走两个极端。一是忽视农民的需要或者向农民施加过分严历的行政压力。“如果我们不能在工业方面满足农民需要，不能从经济上与他们结合起来或是加重税收的压榨，破坏平衡，那么工业就会失去一个支柱，就会翻车，而且影响到别的方面。”其次，要避免国有工业的发展速度落后于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如果工业发展落后于农民经济，落后于农业剩余产品的积累，我们就会“被私人资本碰得头破血流，而私人资本则必将会在农业剩余产品积累的基础上大为膨胀”。如果国有工业不能与农业剩余产品积累协调发展，那么私人资本就将在此基础上形成，即剩余产品将促使商业资本与手工业者及富农串通一气。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国有工业如不能向农民提供用以换取粮食和农业原料的商品，就会为“扩大”本已悬殊的“剪刀差”创造条件，因为现在农民用于支付国有工业产品的钱比1913年要多。
托洛茨基指出，国有工业的亏损使其与市场的关系愈发复杂。“我们的亏损就是为起动我国工业需要我们作出的额外牺牲。”但是必须认请“国有工业的亏损使某些人致富，这里物质不灭定律也在起作用。然而因此致富的并不是国家，第三者靠国家发了财，那就是私人资本。决不可对此掉以轻心”。
托洛茨基提请人们注意，工业中的固定资本及流动资金减少的过程仍在继续。我们正随着工业原料的危机步入整个经济机体恢复期时，还“面监着另一个更为深刻的危机——固定资本的危机，即我国设备日益老化、国家需要大量资本来更新的危机”。
为了较为顺利地渡过这一危机，托洛茨基指出了一系列降低国有企业产品成本的办法：首先是，“取消一切多余的设制；毫不留情地裁减人员；取消多余的代表处、代办处、一切游手好闲的人！”他号召清除“官僚主义经济机构”这座给社会带来不合理的附加费用的“巴比伦塔”。其后果，“一件产品的出厂价是1卢布，在经过所有官僚机构后变成了3卢布，而到消费者手中时就已经是5—6个卢布了；在费用像雪崩一样大肆膨胀的地方，注意节约被置诸脑后，成了浪费的经济，经济领导者的责任感没有加强，反而减弱。”
国有工业的主要矛盾在于，虽然其产品的价格高却出现亏损，因为成本更高。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不仅在于固定资本不足和“我国巴比伦塔式的经济等级制”，还在于劳动力使用不合理、每个企业和工厂的工作安排不合理以及设备开工不足。因此今后降低成本的方向是科学地组织生产劳动，把工业集中起来，正确使用劳动力，消除人浮于事的现象。把工业集中起来是指“近几年内将生产集中在设备最好、地理位置和商业位置最优的企业中进行”。
这里托洛茨基提到了隐性失业现象，即工厂雇用多余的工人，仅仅是为了不让他们公开地失业。这种“隐性失业现象是最不好的……价格最高的社会保障形式。这种虚伪的社会保障形成腐蚀了我国经济机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机构不能正确地计算、总结、核算、预见，经济机构受到无谓浪费和不负责任的习气的熏染。以直接、公开的方式来救济失业者比用掩盖的方式更好，更正确，更健康。不能糊里糊涂地搞经济。”
为了杜绝这样的浪费现象，托洛茨基建议合理使用财政机构，财政机构应当成为“管理工业的主要机构。当然这里说的不是每个工厂实行的行政管理，而是让有的工厂生存下来却让有的工厂死去的管理。由银行通过拨款与拒绝拨款的方式来进行”。这样一来就可以而且必然取消亏损的企业。
但是托洛茨基认为，要使社会主义原则在苏联经济中取得胜利，只采用通过改进工业自身管理来降低成本的办法是不够的，必须“在经济上占领市场，使手工业者在技术及经济上服从于社会主义原则，从而控制整个国家的经济“。托洛茨基提请人们注意，党内有一种看法，即：对这一过程估计不足，忽视了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产生新的社会分化的情况。“有人对我们说，手工业者、农民、商人、国有工业，大家都是互为补充的。这是苏联社会中利益普遍一致的理论。理论挺不错嘛：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肯定是一切的基础，但是我们不会忘记，农民中会产生富农，而富农已不再是我们的朋友，无法把他们同苏联各阶级利益一致扯到一起。商人也是如此，富农手工业者、收购商、批发商等等莫不如此。这里不会有‘利益一致’。”
报告中提到，苏维埃国家拥有一系列可靠的杠杆来同私有制倾向作斗争，来为国家工业创造积累来源。主要杠杆之一就是对外贸易实行计划定额。“如果不实行对外贸易垄断，生产资料国有化就是自欺欺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极度贫困，而我们的敌人富有。美国可以靠美元在一年内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切机会毁掉。”应当清楚地意识到由另一种“剪刀差”所引起的危险，即苏联的工业的价格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品价格过分悬殊。只要国内价格与国外价格的差别超过一定的界限，就必然会出现走私现象。
用于发展工业的国内积累，不仅可以靠降低产品成本，精简苏维埃公务人员、降低国家机关的费用来获得，而且可以靠出口我国粮食的佣金和征收农业税获得。
同时，托洛茨基在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后来成为党中央与左倾反对派之间意见分岐的焦点之一。这个问题就是：在农村应征收多少税（和向农村中的哪些阶层征收）才能使城乡间的动态平衡（等价交换）时期早日来临。托洛茨基在1927年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发言中讲过，加速工业化，包括通过向富农征收较高的税赋加速工业化，即可获得大量的商品，从而降低市场价格，这对工人和大多数农民都有好处。执政党团则指责反对派搞“超级工业化”。
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市场范围与计划范围
托洛茨基在联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为新经济政策条件下计划的实质与方法下了定义。他强调指出，“计划不是我们臆想出来的，这基本上就是摩根或是其集团在摩根托拉斯所进行的工作（只是比我们做得好罢了）：预见、协调、指导、管理。”当然，资本主义制度下在全社会范围内计划已被市场、经济力量的自由角逐、竞争、商业性建议、危机等等所取代。这样便确定了人力和物力的某种分配。“不过资本主义经济中也有计划，只是局限在个别企业或托拉斯的范围内，而如果托拉斯是垄断性的，则有关计划就会扩大到整个国内市场以至国际市场上去。”
计划是一种机动灵活的领导，它从较为稳定的经济要素出发，使要素之间彼此协调并使之与市场无序的发展协调起来。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中，计划问题实质上就是经济领导问题。“除了计划之外没有别的途径。计划并不一定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那种强硬的行政管理，计划首先是一种调度，即市场条件下的预见与协调以及替固定消费者也就是国家工作。”国家经济机构的有计划的预见和协调与市场的自发工作之间正确的相互关系不是硬性的，而是富有弹性的，灵活的，不断变化的。但协调永远需要。
托洛茨基强调不要把日常业务的随机应变的计划（没有这种计划我们会不断地陷入危机）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领域的长远的国家计划混为一谈。二者之间互有联系，却不是同一事物。他认为迄今为止所制定的最具前景的计划是电气化计划。可比照这一计划制定对事业有益的拖拉机建造的十年计划之类。“但这种长远计划的假定性很强，它有可能完成25%，也有可能完成150%，全看对经济总的发展速度估计切合实际的程度如何。”而这种长远计划如果不同煤炭工业、冶金工业的发展、不同财政人民委员部协调一致的话，连部分地完成也是不可思议的。
托洛茨基不止一次地指出我们不可能实行一种包罗万象的计划，我们也不应该在这方面继承“战时共产主义”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不能以理论的或者官僚主义的方式来武断地制定”。“我认为新经济政策时期统一的无所不包的计划就是这样一些思想，即‘统一的军事学说’、‘无产阶级的文化’等幼稚的幻想。”他说，只有赋予各经济区域以根据其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来完成经济任务的必要的自主权，才能成功地制定出涉及一切经济部门的经济计划。在解决经济问题时，充分考虑到各民族共和国的利益及权力具有特殊的意义。“应当通过各民族共和国的有关机构并在长期密切的协作工作中完成分摊在各民族共和国身上的总计划任务。”这样不会降低、反而会提高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作用，国家计委的作用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而增大。“国家计划委员会自己并不发号施令，并不进行管理，却考虑到指挥、行政、管理、领导等方面的一切因素；它可以预见，推断，协调，建议，提醒，修正。换句话说，它为经济指挥创造指挥部所需的一切条件，将战役同供应、运输等等协调起来。”这句话里托洛茨基自然是象征地使用了军事术语。相反，在他看来，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要把经济机构工作中行政命令和唯意志论的方法减少到最低限度，因为这种方法会导致（再套用一句军事术语）“行政管理的游击作风”。“除国家计划委员会外，共和国的任何一个最高机构不得解决全国性的经济问题。国家计划委员会应结合其它所有经济问题来分析新的问题，而不论这是出自它自己还是其它部门的倡议。我们可以通过国家计划委员会经常不断的工作来反击并最终战胜‘行政管理的游击作风’。”
托洛茨基意识到近期内如实行国家经济方法会出现两种危险。第一种危险是在经济上不具备计划条件的部门实行计划。在还不具备必要条件的情况下，力图以计划干预来确定经济发展，以那些试验尚未提供必要依据的行政措施代替市场调节工作，这必然会造成“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曾出现过的那种类型的经济危机，却“阻塞”、“瓶颈”等等。“迄今为止我们的危机多半是计划不足或不当、组织上软弱无力或国家机关不适应新的工作方法、不适应新经济政策方法造成的，极少由市场本身造成”。首先，1921年的燃料危机即是如此。1922年—1923年的下一次危机即原料危机，起因于工业“浪费”原料，它所出售的原料连其成本都保证不了。托洛茨基认为，这场危机“较有市场渊源，却仍不是由市场的铁的规律引起的，而是由我们在对待市场规律方面组织上的软弱无力造成的”。“我们还没有发展到产生真正的资本主义危机的地步，可谁知道呢，也许当我们的周转额达到这种程度时，我们就同时会使计划经济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即我们即使做不到百分之一百，也计可以先百分之五十、再百分之六十地克服由市场引起的危机。”为了克服或者缓解这种危机，必须使“经济机构、它的基本任务、它的方法、它的实践不断地适应市场特征及市场关系”。
托洛茨基所说的第二种危险是当条件成熟时不能及时使用计划方法。结果是把调节工作交给市场，市场的调节只介更晚、更糟、更浪费。“当对集中调节的需要显然已经成熟而集中调节又滞后时，即使及时的行政经济干预的办法可在较短时间内用较少的人力物力来达到同样的结果，我们也会用市场的不经济的办法来解决经济问题。”
为了弄清在哪些经济部门首先必须对纯市场关系进行计划修正这个问题，托洛茨基探讨了计划经济的主要基础。这里“第一是军队，它任何时候都不会在市场的基础上生存。第二是交通。第三是在我国为交通、军队或国有工业其它领域服务的重工业。这是三条大鲸鱼，如果将它们放入我国市场这个小水洼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鲸鱼是庞然大物，水洼暂且还是水洼。这就是计划问题的出发点”。
关于轻工业与重工业的相互关系，托洛茨基认为仅靠市场途径是不能解决的。假如我们不制定经济计划，不在执行过程中检验、调整和修改，那我们的交通运输、我们的重工业就会垮台。当然，因市场的自发运作而垮掉的重工业在10年、20年之后还可振兴，但那已经是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工业了。
计划的方法是通过向各个企业的拨款来实现，而向各企业拨款“就是领导企业，这是对工业进行四分之三、至少是一半的管理。谁拨款，谁就发号施令”。因此，预算就成为计划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为我们把一切都折合为金钱，这样预算就成为我们经济计划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我们只能逐步地、缓慢地将我国的冶金工业、煤炭工业、石油工业以及机器制造业从战时共产主义的干船坞放入市场的水域中去。假如我们一定要让重工业参与市场角逐，那它就会搁浅，因为重工业对我们的市场来说过于‘沉重’了。我们要用预算来支撑重工业，使之不致垮台和搁浅。这就是计划的方法。”
计划领导要求将工业拨款集中在一个信贷机构，即作为国家银行分行的工商银行。同时，“拨款不是按照诸如香肠制品厂今天盈利了它就有资格得到拨款这样的原则，而是按照今后若干年的展望来进行。”
为了调整工业部门的工资之间的比例，也必须发挥计划杠杆的作用。决不能“让我们那尚不稳定的、变化无常的市场来决定工业部门的工资。轻工业获得的暂时超额利润不仅要用来为轻工业工人谋福利，而且要用来促使重工业及交通行业工人的工资的提高。”
通过国家预算资金的重新分配决不应该降低货币的稳定性。“必须彻底消除财政工作中的一大弊病，即在入不敷出时企图以使卢布贬值的办法来做到收支相抵，即在拨付款项时利用任意的比率并从而从根本上动摇重要的经济机构。”当发现实际收入与预算用途不符、因此必须削减预算的支出部分时，削减“不应以隐弊的方式而应公开地进行，通过会带来一定后果的修改预算的方法进行，即有计划地削减交通、工业、军队等方面的开支”。
托洛茨基认为，要做到国家（预算）、托拉斯、企业与市场协调一致，就必须实行各级经济管理的经济核算。
企业的经济核算及独立性
经济核算的第一要素是会计制度，它对我们来说“就象空气和水一样不可缺少。没有会计制度小铺老板就无法出售香肠和鲱鱼，我们则拥有所谓占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小铺’，会计制度却至今没有实行。会计制度首先是为防止盗窃所必需”。托洛茨基认为，会计制度不健全是盗窃行为的直接诱因，也是企业领导人蜕化变质的温床。“要记录、要把牢、要打戳，以防盗窃和无人照管，这是出路所在，也是所有其它经营之道的先决条件。”
会计制度还不是平衡表和成本核算这类复杂得多的东西。但会计制度是成本核算、平衡表的起点。“如果没有成本核算，也就是没有算清你要为这件东西付出多少、得到多少、有多少赢利或亏损，就不可能赚钱。”成本核算是适合于市场的计算方式，也就是新经济政策所特有的核算形式。
托洛茨基列举大量事例来证明目前各托拉斯的成本核算都是随心所欲地进行的。在这种随意的、虚假的成本核算的情况下，盗窃、侵占公物、浪费国家财产的行为比在不具备任何会计制度的情况下更容易得逞。“从前‘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我们这里遇到侵吞公物就说‘充公充掉了’。后来又到了说‘投机投掉了’的时代。我真担心我们正进入一个说‘核算算掉了’的时代”因此，托洛茨基把实行成本核算作为一项最重要的任务提出来，这种成本核算不再是侵占公物的挡箭牌，它提供了计算成本、从而进行市场交易的可能性。这种成本核算因计算单位五花八门而难以进行。因此要统一会计制度，要在简化及缩减现行的官僚主义会计制度的同时建立各托拉斯和企业均须遵行的统一的计算单位。
彻底实行经济核算制要求企业在与支配它的托拉斯的相互关系中享有一定的自主权。“当然，这里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统一的模式，即托拉斯与企业关系的总标准。这要取决于企业的性质，取决于它的生产及销售活动的集中程度，取决于市场的容量及规模，但总的规律应该是：托拉斯只集中和控制那些条件成熟的生产和销售业务，即生产和市场的客观发展已为此作好准备的业务。”
托洛茨基指出，每个工厂的独立成本核算与独立平衡表应成为国家、托拉斯、企业与市场间的动态平衡的前提条件。“每个工厂均应能权衡托拉斯的某些业务对它是否合算，反过来也一样。工厂应能向托拉斯证明它只有这样经营才合算，否则我们的托拉斯就成了只不过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改头换面的旧式总管理局。通过各个企业的独立成本核算与平衡表就可以清清楚楚地检验出一个工业部门、一个托拉斯可以容许的集中化程度。”
托洛茨基谈到，在托拉斯及企业内部建立彻底的经济核算制的障碍是这样一种实际情况，即：托拉斯及企业领导人任意开销，这种开销既无任何法律依据，也无任何人监督，且系非生产性的开销：用于督导工作及文化教育工作等等。这种开销对领导人起腐蚀作用。用于督导工作的“国家预算资金应当降到严格规定的明确的最低限度。提高国家用于军队的直接开支比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通过托拉斯转拨这笔资金要好得多”。托洛茨基同时指出，“使企业无法独立支配一定数量的费用就会使企业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主动性。我认为这样做不会有什么好处，因为一定程度的自主权是一种‘利益驱动’，舍此就没有‘动力’，就不会有干得更好、做得更好、超过别人的渴望。应当利用这种利益驱动。但要正确地加以组织且进行认真的监督。”
在谈及有关经济部门领导人的干部政策问题时托洛茨基说，“应使十分称职的厂长免受任何意外及偶然事情的干扰，只要不是极端需要，也不应频繁调动。”此外，要以同样的决心在全苏境内建立一种必要的制度，即“凡不称职的厂长，当其在较低的岗位上证明确已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可以委以重任之前，均不得官复原职或者担任更高的职务”。
在托洛茨基的报告提纲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被政治局多数人以“托洛茨基同志意在支持那些力求取消党的领导作用的人”为由否定了。报告提纲中的有关文字是这样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重申了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分清党和苏维埃的工作、包括经济工作的权限的决议，代表大会坚持认为要在中央及地方更加全面、系统地执行这项决议，代表大会同时认为，党支配干部的绝对权力决不可在实际中变成经济工作者频繁的和未经商量的撤换和调动，干部的调动只能限制在万不得已的范围内，同时党组织要全力支持这样一种制度，即主管经济部门不仅形式上有而且确实可以逐步培养经济人才并正确地提拔他们。”
托洛茨基在概括自己报告的主要结论时着重指出，“我们恢复了市场及竞争，同时仍牢牢地控制着国家政权、收归国有的生产资料和对外贸易垄断。”托洛茨基在提请人们注意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是一项严肃的、长期的政策，但不是永久性的政策这番话时说：“我们实行‘新政策’，就是要在它的基础上、在相当程度上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怎样战胜呢？就是善于利用市场规律，依靠这些规律，将我国的国有生产机构引入其角逐之中，不断地扩大计划的因素。最终我们将把计划因素推广到整个市场，从而吃掉它，消灭它。换句话说，我们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所取得的成就自然会加快新经济政策的取消并以最新的经济政策来代替之，那便是社会主义政策。”
托洛茨基在报告的最后说：“尽管我们今天穷得可怜，穷得丢人，而且没有本事，但我们会齐心协力，使我们的国家摆脱贫穷和奴隶地位而不向资本主义投降。”
以上就是托洛茨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的基本思想的简要概括。
原载俄罗斯《经济科学》杂志1990年第1期
门三姗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