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莎·卢森堡 ->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1898—1899）

附录：民军和军国主义[1]



一


　　从党的队伍里对于我们纲领中的个别要求和我们的策略发出批评的声音，这不是第一次，但愿也不是最后一次。这件事情本身是最值得欢迎的。但是，问题首先在于是怎样的批评，而我们所说的怎样，不是指凡事都要纷纷议论一番的“风气”，而这种风气在党内已成为时髦，我们指的是重要得多的东西，即批评的一般基础，指在批评中表现出来的一定的世界观。

　　伊塞格里姆-席佩耳发动的反对建立民军的要求和拥护军国主义的十字军讨伐，实际是以一整套前后一贯的社会政治世界观为基础的。

　　席佩耳维护军国主义是从这样的一般立场出发的，就是确信这种军事制度是必要的。他用一切可能的军事技术的、社会的和经济性质的论据来证明常备军是不可缺少的。当然，从某种立场来看，他是对的。常备军、军国主义事实上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对谁呢？对今天的统治阶级和现在的政府。但是，对现在的政府和统治阶级来说，废除常备军，采用民军制度即实行人民武装从他们的阶级立场出发是不可能的、荒谬的，除了得出这样的结论外，难道还能得出别的结论吗？如果说，席佩耳自己也认为建立民军是不可能的、荒谬的，那么，这只是表示他自己在军国主义这个问题上也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表示他是用资产阶级政府的或资产阶级的眼光来看待民军的。他的每一个论据都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用武器把一切公民武装起来（这是民军制度的基础）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没有钱办这件事，“文化任务已经苦得够了”。可见，他的主张是单纯从今天的普鲁士德意志的财政经济出发的，除了米凯尔的办法[2]，他根本不可能设想实行别的办法，例如对资本家阶级采用累进的形式课税，甚至在实行民军制度的条件下也是如此。

　　席佩耳认为青年的军事训练（民军制度的另一基石）是不适宜的，因为在他看来，军士做教官会用腐化的习气影响青年。当然，在这里他指的是今天的普鲁士军营中的军士，把他们简单地带到他设想的民军制度中去当青年的教官。他的这种思想方法使人生动地想起了尤利乌斯·沃尔弗教授。这位教授反对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照他的计算，在社会主义统治下，利息率会普遍提高。

　　席佩耳认为今天的军国主义在经济上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它“减轻”社会所承受的经济压力。考茨基用尽一切心思去猜测这位社会民主党人席佩耳怎么会想出用军国主义来“减轻”负担，并且对于每一个可能的解释都作了中肯的答复。但是，席佩耳显然不是作为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从劳动人民的立场来看问题的。当他谈到“减轻”负担时，很显然，他想到的是资本。在这一点上他当然是对的：对于资本来说，军国主义是重要的投资形式，从资本的立场看来，军国主义确实是一个减轻负担的办法。席佩耳在这里是以资本利益的正确代表的身份讲话，还可以用这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就是他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找到了一个公认的见证人。

　　下面是1899年1月12日在国会会议上的一段话：“各位先生，我认为，有人说二十亿国债完全作了非生产性的支出，一点也没有向你们提供生产性的收入，这也是完全错误的。我断定，再没有比军事支出更带有生产性的投资了！”（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这里，速记记录记下了：“左边活跃”。发言人是冯·施杜姆男爵[3]。

　　席佩耳的所有主张的特点恰恰不在于其本身是错误的，而在于以资产阶级社会的观点为基础。正因为如此，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看来，在席佩耳那里一切都是头脚颠倒的：常备军不可缺少，军国主义在经济上有用，民军不切实际，等等。

　　席佩耳在军国主义问题上的观点，在一切主要方面同他在另一个最重要的政治斗争问题即关税政策上的观点是一致的，这是十分惊人的。

　　首先，我们处处看到，他坚决拒绝把这种或那种立场同民主或反动问题联系起来。席佩耳在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的发言中说，认为自由贸易就是进步，而保护关税就是反动，这是错误的。回顾一下悠久而宽阔的历史就可以证明，一个人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自由贸易家，同时也可以是一个反动派，反过来说，一个主张保护关税的人，同时也可能是民主制的好朋友。我们现在听到的几乎是同样的话：“有热烈拥护民军制度的人，他们设置无穷无尽的障碍来破坏我们的工商业生活，他们想把下士的精神移植到我们的孩子的头脑中去，直到最小的班级，——这些要比今天的军国主义坏得多。也有反对民军制度的人，他们誓死反对任何这样过分传播军事倾向和军事要求的事情。”[4]

　　资产阶级政治家在这个问题上同在别的问题上一样，是没有原则立场的，他们奉行的是随机应变政策，从这一事实出发，社会民主党人席佩耳认为自己也有权和有必要否认保护关税和军国主义的反动实质，或者说，否认自由贸易和民军制度的进步意义，这也就是说，在这两个问题上同样采取无原则立场。

　　第二，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和在那个问题上一样，看到的是他一面反对保护关税或者军国主义的个别祸害，一面又坚决拒绝把两个现象本身作为一个整体与之斗争。在斯图加特，我们在席佩耳的发言中听到有必要同个别过高的关税进行斗争的意见，但是同时也听到过这样的警告：“不要把自己‘拖住了’”，“不要‘束缚自己的手脚’”，也就是说，不要总是到处同保护关税作斗争。现在我们听到，席佩耳还是容许“对具体的军事要求进行议会斗争和宣传斗争”[5]（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不过他警告说，不要把“纯粹表面的偶然东西和（军国主义——罗·卢·）对其社会领域的十分次要的、当然也是十分偶然的反作用，当作是它的本质和核心”[6]。

　　最后，第三，这是上述两个观点的基础，在这个问题上也和别的问题一样，对现象的最后估价完全是从已往的资产阶级发展的观点出发，就是说，从历史条件规定的进步的一面出发，完全抹杀了进一步的、未来的发展，因此，也就抹杀了被研究的现象的反动的一面。在席佩耳看来，保护关税仍然是已故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看到的那个样子：是超越了德国中世纪封建经济的分裂状况的一个大进步。普遍的自由贸易在今天已经成为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中超越内部经济界线的同样必要的步骤，因而各国的关税壁垒已经是一种反动，这种情况，在席佩耳看来是不存在的。

　　在军国主义问题上也是一样的。他仍然从一个巨大进步的观点来看待军国主义，认为建立在普遍义务兵役制基础上的常备军，同以前的雇佣军队和封建军队比较起来，是一个大进步。但是，在席佩耳看来，发展到这里，也就停止不前了。在他看来，历史是不会超越常备军制度而进一步实现普遍义务兵役制的。

　　但是，席佩耳在关税问题上和军事问题上采取的这些具有特色的观点的意义何在呢？第一，它们表示用随机应变的政策代替原则立场，第二，与此联系，它们表示只反对关税或军国主义的赘瘤而不反对制度本身。但是，这种政策如果不是我们党最近的历史上为人们所熟知的机会主义，还能是别的什么政策呢？

　　伊塞格里姆-席佩耳公然拒绝构成我们政治纲领的基本论点之一实行民军制度的要求，这是“实际政策”又一次在庆祝胜利。从党的政治观点来看，席佩耳行动的真正意义就在于此。只有联系整个机会主义思潮，并从机会主义一般基础和后果的观点出发，才能对最近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发生的行动作出正确的判断和估价。

二


　　机会主义政策的根本标志，就是它总是要合乎逻辑地发展到为了工人阶级眼前的利益，而且是想象出来的利益而牺牲运动的最终目的，牺牲工人阶级解放的利益。席佩耳在军国主义问题上的主要论点之一，鲜明地证实上述原理对于席佩耳的政策也是不言而喻确切适用的。在席佩耳看来，迫使我们坚持军国主义制度的最重要的经济理由是，通过这个制度可以在经济上“减轻”社会的负担。我们姑且不说，这个稀奇古怪的主张连最简单的经济事实都不顾。相反，为了勾画出这个思想方法的特征，我们暂时假定这个荒谬的主张是真理，军国主义事实上使“社会”“减轻了”多余的生产力的负担。

　　这种现象对于工人阶级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显然，通过维持常备军，把劳动后备军的一部分，把使工资降低的人的一部分解脱出来，从而可以改善劳动条件。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只是意味着：为了减少劳动市场上的供给，为了限制竞争，第一，工人要把自己工资的一部分以间接税的形式交出去，以便把他的竞争者当作士兵养活着；第二，他把这个竞争者变成一种工具，资产阶级国家利用这一工具把工人为改善自己生活状况而进行的每一个活动（起义、集会结社等）镇压下去，必要时把它们淹没在血泊中。这就是说，工人生活的这种改善就会烟消云散，而在席佩耳看来，军国主义之所以必需就是为了这种改善；第三，工人把这些竞争者变成了整个国家中政治上的反动派最可靠的基石，也就是说，变成了他们自己在社会上受奴役的基石。

　　换句话说，由于军国主义，工人在一定数量上防止了工资的直接减少，但是为此却大大丧失了持续不断地进行斗争来提高工资，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可能性。作为劳动力的卖者，他占了便宜，但是作为一个公民，在政治运动的自由方面却受了损失，归根到底，作为劳动力的卖者，他也受了损失。他消除了一个劳动市场上的竞争者，结果却看到产生了一个工资奴隶制度的保护者，他防止了工资的降低，结果却缩小了不断改善自己生活的前途，也缩小了自己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最后解放的前途。所谓通过实行军国主义来使工人阶级在经济上“减轻”负担的实际意义就在于此。在这里，和在所有机会主义政策的空想家那里一样，我们看到的是，为了眼前的小小的实际利益而牺牲了社会主义阶级解放的伟大目的。而且这种利益仔细考察起来证明完全是虚幻的。

　　但是人们会提出一个问题：席佩耳怎么会产生如此荒谬的思想，竟然也从工人阶级的立场宣布军国主义可以“减轻”负担呢？我们回想一下，从资本的立场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我们已经说过，军国主义为资本创造了最赚钱最不可缺少的投资方式。〔的确！〕通过税收到达政府手中用来维持军国主义的那笔资金，假如仍然留在居民手中的话，就是一笔不断增长的对生活必需资料〔和享受资料〕的需求，或者，假如由国家大量地用于文化目的，同样可以造成对社会劳动相应的需求，这固然是很明显的。同样明显的是，这样一来，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军国主义决不会“减轻”负担。可是，从资本主义利润的观点看来，从企业的观点看来，问题就完全不同了。对资本家来说，对产品的一定需求是在分散的私人买主手中还是在国家手中，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国家的需求的特点是可靠、量大、价高，大都是垄断价格。这些特点使国家成为资本的最有利可图的顾客，而向国家供应产品就成了资本最光辉的业务。

　　但是，军事供应同例如国家用于文化目的（学校、道路等等）的支出相比是特别有利的，这是因为有不断发生的技术改造和不断增长的各种支出。因此，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利润永不枯竭的泉源，而且是越来越丰富的泉源。它使资本上升为一种社会权力，正像在克虏伯和施杜姆的企业里对抗工人的社会权力一样。军国主义对整个社会来说，经济上是完全不合理的对生产力的巨大浪费；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意味着压低他们的经济生活水平，目的是使他们在社会上受奴役；对于资本家阶级来说，在经济上是最光辉的、无法代替的投资方式，正像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是他们的阶级统治的支柱一样。因此，当席佩耳不加思索地把这样一种军国主义宣布为经济上“减轻”负担的必要手段的时候，显然，他不仅把社会利益的观点同资本利益的观点混为一谈（正如我们在开头已经说过的，他这样也就站到了资产阶级立场），而且当他认为企业主的每一个经济利益必然也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时候，他也是从资本和劳动利益协调的原则出发的。

　　这又是我们在关税问题上曾经从席佩耳那里领教过的那个观点。在这个问题上，席佩耳在原则上拥护保护关税，因为他把工人当做生产者，想保护他们不受外国工业毁灭性产竞争的影响。在这里和在军事问题上完全一样，他只看到工人直接的经济利益，忽视了他们远大的社会利益，而这种利益是同实行自由贸易或废除常备军这样的一般社会进步相联系的。在这问题上和在那个问题上一样，他设想的工人的直接经济利益，也毫无疑问是资本的利益，因为他相信，凡是对企业主有利的事，对工人也是有利的。为眼前的实际收获牺牲运动的最终目的，从资本和劳动利益协调的观点估计实际利益，——这两个基本原理是和谐地互相结合在一起，又是一切机会主义政策的根本标志。

　　一个拥护这种政策的人居然设法引证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创始人的话，尽管他在军事问题上的保护人是冯·施杜姆男爵，而又十分严肃地把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看做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保护人，这种情况乍一看来是令人吃惊的。席佩耳自以为在关于军国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发展的理解方面同恩格斯是一致的。但是，这只不过再一次证明，在头脑中引起惊人混乱的东西，过去是消化得不好的黑格尔辩证法，现在则是消化不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而且这再一次表明，不论是一般地说，辩证的思想方法，或者特殊地说，唯物的历史哲学，这两者在正确理解了的时候是多么革命，只要错误地加以理解，就会得出危险的反动结论。如果人们读一读席佩耳引证的恩格斯的话，即从《反杜林论》中摘引的关于军事制度正走向自我消灭和向民军发展的观点，那么，乍一看来，席佩耳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同党通常所持的见解究竟有什么不同，是不清楚的。我们本来就把军国主义看做社会发展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席佩耳也是这样。我们认为军国主义会进一步发展到民军制，席佩耳也是这样。那么，究竟是什么分歧把席佩耳带到反动的反对民军要求的立场上去的呢？非常简单，我们和恩格斯一样，把军国主义向民军发展的内在发展倾向看做不过是消灭军国主义的条件，而席佩耳则认为未来的民军也是从今天的军国主义中自然而然地、“从内部”成长起来的。我们想利用推广义务兵役制和缩短服役期这些客观发展给我们提出的物质条件，通过政治斗争实现民军制度，而席佩耳却听任军国主义和伴随它而来的种种现象自己发展，把促进实行民军制度的每一项自觉的干预都斥之为幻想和“啤酒馆里的政治”[7]。

　　这样，我们得到的不是恩格斯的历史观，而是伯恩施坦的历史观。正如伯恩施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可以自然而然地、没有飞跃地、逐步地“长入”社会主义，席佩耳则认为从今天的军国主义中可以自然而然地长出民军来。伯恩施坦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的观点也好，度佩耳对于军国主义的观点也好，他们都不认为，客观发展只是把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的条件交到我们手上，但是，如果没有我们自觉的干预，没有工人阶级为社会主义变革或者为实现民军制度而进行的政治斗争，无论社会主义或者民军制度都不能实现。因此，既然舒舒服服“长入”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是逃避有明确目的的革命斗争的一种机会主义，那么，通过这条道路也可以达到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也就成了资产阶级可怜的点缀品了。在伯恩施坦“逐步社会化”的理论中，我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一切终于从社会主义的概念本身中完全消失了，社会主义变成了“社会监督”，也就是变成了无害的资产阶级社会改良；在席佩耳的见解中，“民军”从自由的、自己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武装人民（这是我们的目的），变成了按照今天短期服役的常备军制度的精神将普遍义务兵役制度推广到所有一切适合服役的公民。席佩耳的观点如果用于我们政治斗争的一切目的，就会直接走向否定整个社会民主党的纲领。

　　席佩耳维护军国主义的行动是对于我们党内全部修正主义思潮的清楚的说明，同时也是修正主义思潮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步骤。我们早些时候也听到一位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海涅说过，我们在一定情况下可同意资本主义政府的军事要求。但是，那时这只是当作为了实现社会民主党的更高目的而作出的让步来考虑的。按照海涅的看法，大炮至少只是当做交换人民权利的交换对象来用。现在席佩耳却宣布为大炮而大炮是必需的。虽然两者的结果都一样，都是支持军国主义，但是，在海涅那里，这至少还是建立在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方法的错误理解的基础之上，而在席佩耳这里，干脆是从改变斗争目的出发。那里只是建议用资产阶级策略代替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而这里却大胆地用资产阶级的纲领代替社会民主党的纲领。

　　在席佩耳“对民军的怀疑”中，“实际政策”已经得出了自己的最后的结论。它在反动的方向上已经无法再前进了，剩下要做的事只有把实际政策扩展到纲领的其他论点上，脱掉在自己身上的社会民主党大衣的破片，赤裸裸的露出纳乌曼[8]牧师的典型面目。

三


　　〔如果社会民主党是社会政治问题的一个争论俱乐部，那么我们认为席佩耳事件在理论上同他争论之后已经了结了。但是，既然社会民主党是一个进行政治斗争的党，那么对它来说，通过理论上证明席佩耳观点的错误是不解决问题的，不如说，这是第一次提出了问题。席佩耳关于民军的声明不仅仅是某种思想的表现，而且也是一个政治行动。因此，党对这一声明的回答也必然不仅是对一些观点的反驳，同时也是一种政治行动。而且这种行动也必然关系到席佩耳的见解的影响。

　　在过去几年中，一向作为社会民主党基石的所有行之有效的原理，由于来自我们自己队伍里的攻击，对它们的效用产生了动摇。爱德华·伯恩施坦宣布，对他说来，无产阶级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沃尔弗冈·海涅通过他关于补偿政策的建议表示，对他说来，社会民主党通常的策略是微不足道的。现在，席佩耳证明，他也完全不受党的政治纲领的约束。无产阶级斗争的基本原理几乎没有一个不被党的个别代表化为乌有。这本身就呈现了一个令人极不愉快的一般景象。不过，从党的利益的观点出发，人们也还必须将其中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声明区分出来。伯恩施坦对我们理论上的有效性的批评无疑是一种非常不幸的现象。但是实际的机会主义对运动是无比危险的。只要运动在实际斗争中是健康的、有力的，对最终目的的怀疑态度就总是能够被运动扫除掉。但是，只要对最近目的，即实际斗争本身提出了问题，那么，整个党，包括最终目的和运动不仅是在这个或那个党的哲学家的主观想象中，而且也在客观的现实中就变成了“微不足道的”。

　　席佩耳攻击的目标仅仅是我们政治纲领的一个论点。但是，从军国主义对现在的国家所起的基本作用来看，这个单个的论点实际上已经意味着否定了社会民主党的全部政治斗争。

　　资本主义国家也好，资产阶级也好，它们的权力和统治都凝结在军国主义之中，而社会民主党是原则上反对军国主义的唯一的政党。因此，反过来说，反对军国主义的原则斗争就是社会民主党的本质。放弃同军国主义制度的斗争在实践上就会导致根本否定同现存的社会制度的斗争。我们在上一节结束时说过，机会主义剩下要做的事只有把席佩耳的立场从民军的问题扩展到纲领的其他论点上，以便彻底否定社会民主党。我们在这里想到的只是这一政策的拥护者的主观的、自觉的发展。在客观方面，这一发展实质上已经在席佩耳的见解中完成了。

　　最近在机会主义的声明中，特别是在席佩耳的行动中，还有一个方面值得重视，至少因为它有象征性的价值。这是一种玩笑般的轻松，一种泰然自若的镇静，甚至像最近发生的情况那样，是一种愉快的欢乐，正是用这样的态度来动摇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而每一个不是完全表面地了解党的事务的同志都把这些原则当作自己最亲近的东西。这种动摇至少会在每一个正直的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引起良心上的严重危机。撇开别的东西，这也是我们革命水准降低、革命本能受到抑制的真实标志。这种现象本身可能是不可捉摸的、不重要的，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这样一个政党来说，无疑是重要的，因为这个党暂时主要依靠的不是实际上的成果，而是思想上的成果，因此，它对自己成员的个人水平有必要提出很高的要求。机会主义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所作的调和补充，也是它的资产阶级的理解方式。

　　由于席佩耳在各个方面都作出了声明，党就有必要发表反对他的声明。这一对抗行动能够和必须包括哪些内容呢？第一，党的全部报刊对这个问题应当采取明确的、毫不含糊的态度，党的各种会议也必须对问题进行这样的讨论。按照席佩耳的看法，人民的集会只不过是有机会使人们向群众抛掷“口号”的骨头的场所，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的时候把政治上的“贵族老爷”选进国会，如果全党不赞成席佩耳的这一观点，那么它就不能把讨论党的最重要的政治基本原则看作是“贵族的领地”，仅仅是为了挑选少数人，而不是为了广大党员群众。相反，只有把这种讨论带到党的广大范围里去，才能有效地防止席佩耳见解可能的传播。

　　但是，第二，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态度更为重要。党团首先有义务对席佩耳事件发表决定性的看法，一方面因为席佩耳是国会议员和党团成员，另一方面，因为他所说的问题是议会斗争的主要课题之一。我们不知道党团对于这件事是否已经做了什么事情。既然在伊塞格里姆的文章发表后不久作者的真名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那么，党团很可能不会叉手站在一旁看着它的一个成员嘲笑它自己的活动。

　　而且，如果它以前没有这样做，那么在考茨基把席佩耳从他的狼窝里唤醒以后，它是能够弥补已经失去的时间的。党团对席佩耳事件是否表明立场是无关紧要的，只要全党还没有了解它的立场，结果大概是一样的。社会民主党被迫在与其真正本质相违背的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镶木地板上进行活动，显然是不自觉地、不自愿地采用了这种议会政治的许多习惯，而这些又是同党的民主性质不完全一致的。在我们看来，比如说，党团不仅对于资产阶级政党，而且对于自己的党都是以封闭的团体出现。对前者是完全必要的，对后者则不恰当了。资产阶级政党的党团的议会斗争主要使用幕后操纵、互相吹捧这种枯燥无味的手段进行，它有一切理由要避开公众的视线。相反，只要是涉及到党的原则问题或者重要的策略问题，社会民主党的党团既无必要，也无理由把它讨论的结果看作是私人的事情。我们的党团（资产阶级政党的党团也是一样）只有最后要在国会中达到一定的票数时，才召开党团秘密会议来解决这样的问题。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它的党团所进行的议会斗争，从纯粹鼓动的观点来看要比实际活动重要得多。问题不在于党团形式上的多数决议，而在于它的讨论本身，在于澄清情况。对于党来说，了解它的代表关于国会讨论的问题是怎样想的，了解他们在国会里怎样就这些问题作为整体投票的，这至少是很重要的。在一个彻底实行民主的政党里，选民和代表之间的关系决不能认为通过选举行动和在党代表大会上的更为表面的、形式上的简略报告就可满足。相反，党团必须尽可能地同党的群众保持活生生的、经常的联系，考虑到最近在党的国会议员中出现的机会主义思潮，这样做尤其将成为进行自卫的当务之急。党团对席佩耳的见解公开表明态度过去和现在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党的群众，不管他们多么希望这样做，也不可能具有物质上的可能作为整体来出场。党团是全党指派的政治代表，它通过自己的公开的行动应当直接帮助党表明必要的立场。

　　最后，第三，党本身也必须对于席佩耳事件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而且应当在它所掌握的唯一形式——下一次党代表大会上进行。

　　在斯图加特讨论伯恩施坦论文的时候，有人说党的代表大会不能就理论问题进行投票。现在我们在席佩耳事件中遇到的纯粹是实际问题。有人说，海涅关于补偿政策的建议只是不合时宜的未来派的音乐，党用不着去考虑它们。现在我们在席佩耳事件中看到的是现在的音乐。而且在席佩耳关于民军问题的立场中，我们已经说过，机会主义政策已经达到了它的最后的结局，已经成熟到可以作出判决了。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党的迫切任务就是从这一发展中作出正确的结论，采取明确的、毫无含糊的立场。

　　党有一切理由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在于委托人，党的政治代表，按照职务来讲，他应当是党在斗争中的一把剑，他的行动应当是阻挡资产阶级国家进攻的堤坝。但是，如果这个堤坝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变成像浆糊做的东西一样，如果这把剑在战场上像纸做的一样一碰就断，那么党从自己方面来讲就不应当向这种政策呼吁：

　　让浆糊一边去吧，
　　我不需要这个！
　　浆糊是锻造不了剑的！〕


　　《莱比锡人民报》1899年2月24日收到席佩耳〔在读了前两篇文章[9]之后〕寄来的下述来信，作者要求公开发表：

　　亲爱的朋友休恩朗克：

　　我总是带着很大的兴趣阅读《莱比锡人民报》上罗莎·卢森堡的文章，这并不是因为我始终同意文章的一切论点，而是因为我对文章的生气勃勃的战斗精神，诚实的信念和引人入胜的辩证法估价很高。

　　这一次，我看到下面的这个从一个前提出发而得出的越来越高、越来越快的结论，不是不感到惊奇的：

　　按照席佩耳的看法，迫使我们不得不支持军国主义制度的经济理由是，通过实行这个制度可以在经济上减轻社会的负担。席佩耳也从工人阶级的立场出发宣布军国主义是减轻负担……因为他是从资本和劳动利益协调的原则出发的。

　　结论是可敬的，只是前提是绝对错误的、站不脚的！我在《新时代》上只是说，巨大的非生产支出——无论是个人用于荒唐的奢侈和古怪的蠢事也罢，是国家用于军事、俸禄和形形色色的胡闹也罢——可以减轻危机的发烧症。一个“生产过剩”的社会，如果非生产性的浪费在用于生产目的的积累的同时不再不断扩大地盘，就会经常因为这种发烧症而发生震动。很明显，我这样说丝毫没有赞成浪费和非生产支出的意思，更没有从工人阶级的利益来提出要求。我不过是想指出它们“对现代社会”所起的不同于通常强调的另一种实际的作用。

　　在最初，我毫不怀疑，谁也不能不把我评价为一个“为这一现代社会”而斗争的战士。至于谈到社会民主党辩论的问题，我还是有一些经验，为了避免任何误会起见，我在谈到生产过剩的那一节里后来还补充了短短的一句话：

　　当然，这不是使我对于军国主义更加中意，而是更加不中意了。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更加不能容忍了。但是，就连这种从我这方面来说是多余的防犯，看来也无济于事：“就这样定了！”好像人们恰恰是在同一个资产阶级妇女辩论一样。

　　我在指出了《莱比锡人民报》的撰稿人罗莎·卢森堡的诚实以后，相信她会看到这里曾经采取的出发点是完全错误的，因此，我们之间为争夺无产阶级革命信念的奖章的竞争必须再一次从头开始。

　　你的
　　麦克斯·席佩耳



四


　　如果席佩耳同志带着惊奇的眼光注视着从他发表的一个观点出发得出的“越来越高、越来越快的结论”，这不过再一次证明，即使在人们没有逻辑的地方，观点也有它的逻辑。

　　上面提到的席佩耳的答复，首先对于他在《新时代》上表述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实行军国主义在经济上可以“减轻”负担的思想来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补充：现在，除了军国主义以外，还有“俸禄和形形色色的胡闹”和“个人荒唐的奢侈和古怪的蠢事”可以作为减轻经济负担和预防危机的手段。这样一来，关于军国主义的经济作用的特殊观点就发展成为一个一般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浪费是纠正资本主义经济的手段，而且，这个观点也证明，我们对待作为政治经济学家的冯·施杜姆男爵是不公道的，因为我们在第一篇文章中把他说成是席佩耳的保护人。当施杜姆把军事支出称为最富有生产性的支出的时候，他至少考虑了军国主义在争夺销售市场和保卫“祖国工业”方面的意义。但是，我们已经弄清楚了，席佩耳在谈军国主义的时候，却完全忽视了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有的作用，他认为军国主义只是年年把一定量的社会劳动耗费完的一种巧妙形式；在他看来，军国主义在经济上就像巴黎的德·于采公爵夫人的十六条小狗一样，它们占据了一整套房间，雇用了一些仆人，使用整间整间的狗更衣室，就这样来为资本主义经济“减轻”负担。

　　很可惜，席佩耳同志在他的经济和政治倾向变幻无常的过程中，每次都同过去的倾向决裂得那么彻底，以致过去的东西连一点影子都没有留下。否则，既然他曾经是洛贝尔图斯的门徒，他必然会想起在《致冯·基尔希曼的第四书简》（第34页以下）中的经典篇章，在那里，他从前的老师曾经反驳过他今天的以奢侈医治危机的理论，但是，这种理论比洛贝尔图斯要早得多。

　　如果说，专门通过实行军国主义来在经济上减轻负担的思想能够产生新的魅力，至少在社会民主党的队伍是如此，那么，关于浪费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起挽救作用的一般理论，就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一样古老。

　　庸俗经济学在它发展的迷途中的确提出了许多危机理论，但是，我们的席佩耳在今天所据为己有的理论，是属于陈腐的一种，就它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机构的认识来说，它甚至还低于庸俗经济学不幸的丑角让·巴·萨伊，按照他的看法，生产过剩其实就是生产不足。

　　席佩耳理论的一般前提是什么呢？危机的产生，是由于同生产出来的货物总量相比，消费显得太少，因此，危机可以通过扩大社会内部消费的办法来防止，照这种说法，资本主义危机的形成，不是由于生产中超越销售市场界限的内在趋势，不是由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而是由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绝对的比例失调。照这种看法，资本主义社会的货物总量可以说是一座一定数量的米山，社会应当把它咬穿。消费得越多，作为消化的剩余压在社会的经济责任心上的负担越少，“减轻负担”就越多。这是一个绝对的危机理论，它同马克思的相对的危机理论的关系，恰恰和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同马克思的相对人口过剩规律的关系一样。

　　但是，按照这个聪明的理论，对于社会来说，究竟谁是消费者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消费仅仅是为了使生产同时重新活跃起来，那么，米山增高了，“社会”一无所得，危机发烧症和从前一样震动着社会。只有当货物一劳永逸地被吸收掉。当它用于人们消费而人们又不再生产的时候，那时社会才会真正松一口气，危机才能被防止。

　　企业主辛某对于他（也就是他的工人）生产的货物不知怎么办好。幸而企业家孔某醉心于荒唐的奢侈生活，向他的窘迫万分的阶级同志买了成为累赘的商品。而孔某自己也生产有多余的货物，成为他的“负担”。幸而上面提到的那位辛某同样十分喜欢“奢侈和蠢事”，他自己也就成了忧心忡忡的孔某的热烈渴望的顾客。现在，在交易顺利结束后，我们的这两位企业家相对愕然，他们很有兴致地喊道，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其实他们两个都疯了。那么，照席佩耳所劝告的办法做他们得到了什么呢？当然，他们双方诚心诚意地互相帮助去将一定量的货物破坏无遗。但是，噢！企业的目的不是破坏物质财富，而是把剩余价值兑现为闪闪发光的黄金。而在这种关系中，这个聪明的交易归结起来就像是两个企业各自吃完、消费完自己多余的剩余价值。这就是席佩耳减轻危机的手段。威斯特华伦的煤矿大王们苦于煤的生产过剩吗？傻瓜！只要把他们的高楼大厦里烧得热些，煤炭市场就“减轻负担”了。卡拉拉的大理石矿的矿主们抱怨商业停滞吗？他们可以用大理石盖马厩，大理石业的“危机发烧症”马上就可以防止了。如果有一个普遍的商业危机的乌云翻滚起来，席佩耳就向资本主义喊道：“多吃些牡蛎，多喝些香槟酒，多用些穿号服的侍者，多要些舞女，你就得救了！”我们怕的是那些老奸巨滑的家伙回答他说：“先生，你把我们看得比我们现在要笨得多！”

　　可是，这个聪明的经济学理论还可以得出有趣的社会结论和政治结论。这就是说，如果只是非生产的消费，即国家的和资产阶级的消费在经济上可以减轻负担并且是缓和危机的良药，那么，为了社会的利益，为了使生产循环平稳地进行，就必须尽量扩大非生产的消费，尽量限制生产的消费，尽量扩大社会财富中归资本家和国家的部分，尽量缩小留给劳动人民的部分，尽量提高利润和税收，尽量压低工资。工人是对社会的一种经济“负担”，而于采公爵夫人的小狗则是经济上的救命恩人，这就是从席佩耳“减轻负担”论得出的结论。

　　我们已经说过，这个理论即使在庸俗经济学理论中也是最陈腐的一个。衡量庸俗经济学的陈腐程度的尺度是什么呢？庸俗经济学的本质在于，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不是从它的深刻的联系和它的内在本质中去观察，而是从被竞争规律搞得四分五裂的现象中去观察。不是用科学的望远镜，而是用资产阶级社会个别当事人的眼光去观察。但是，社会的图景也是随着这些当事人的立足点而变的，这个图景会多多少少以歪曲的形式反映在经济学的头脑里。立足点越接近真正的生产过程，观点就越接近真实。研究者越是离开生产过程，走向商品交换市场，走向被竞争完全控制的领域，那么，从这里出发看到的社会图景就越是会颠倒过来。

　　我们已经指出，席佩耳的危机理论从作为一个阶级的资本家的观点看来，是绝对站不脚的。这一理论归结起来无非是这样一种劝告：资本家阶级应当自己消费掉自己生产的剩余产品。但是，就是个别资本主义工业家也会对这种劝告耸耸肩膀。某个克虏伯或者某个冯·海依尔要聪明得多，不会愚蠢到以为自己和自己阶级的同志们的奢侈浪费会有办法帮助克服危机。只有资本主义的商人，或者正确地说，资本主义的小贩，才会有这种想法，因为在他看来，他的直接主顾“大人先生们”和他们的奢侈浪费就是整个经济的基石。席佩耳的理论甚至连资本主义企业家观点的翻版也不是，倒直接是资本主义小贩的观点的理论表现。

　　席佩耳通过军国主义“减轻”社会负担的思想，同爱德华·伯恩施坦那时的见解一样，都又一次证明，正如修正主义在政策上采取的是资产阶级立场，在经济前提上它同庸俗经济学也是连在一起的。

　　但是，席佩耳却反驳我们从他的“减轻负担”的理论得出的政治结论，说他只说过减轻社会负担，没有说过减轻工人阶级的负担。为了避免误会起见，他还明确地作了补充保证说，在他看来“这不是使军国主义更加中意，而是更加不中意了”。人们可以相信，席佩耳从工人阶级的立场出发，也认为军国主义在经济上是起败坏作用的。

　　那么，他提出在经济上减轻负担是为了什么呢？他在工人阶级对待军国主义的态度问题上从这里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听吧，“当然在我看来，这（经济上减轻负担——罗·卢·）不是使军国主义更加中意，而是更加不中意了。但是即便我从这个立场出发，也不能同意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那种叫嚣，说非生产性的军事支出会引起经济破坏”。[10]（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可见，席佩耳把那种认为军国主义在经济上有破坏作用的观点看作是小资产阶级的、错误的。可见，在他看来，军国主义不是破坏，在他看来，“同意”反对军国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叫嚣”，也就是说，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是荒谬的。要知道，他的整篇文章的目的恰恰是要向工人阶级证明军国主义是不可缺少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所作的保证，即在他看来军国主义不是更加中意，而是更加不中意了，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不过纯粹是一种心理上的保证，说席佩耳不是带着愉快的心情，而是带着厌恶的心情来维护军国主义的，说他对于他的机会主义政策本身并不感到高兴，说他的良心比他的头脑好。

　　鉴于这个事实，我不能接受席佩耳的邀请，同他一起进行“革命无产阶级信念”的竞走。忠实不允许我同这样的人竞走，因为他背朝着出发点走进跑道的时候，他是处于可以想象的极不利的地位的。


发表于1898年9月21-28日《莱比锡人民报》第219-225号；1899年4月4-8日第76-78号；2月20-22和25日第42-44号和47号。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1册第369-466页。

（李宗禹译）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




[1] 本文发表于《来比锡人民报》（第42-44期和47期，1899年2月20-22日和25日），是对麦克斯·席佩耳的文章的答复。席佩耳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是1898年11月在《社会主义月刊》上用伊塞格里姆这一笔名发表的《恩格斯相信民军吗？》，一篇是在考茨基在《新时代》上驳斥了伊塞格里姆的文章以后（考茨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民军制度》，载于《新时代》1898-1899年，第17年卷，第1册第335-342页）用席佩耳的名字发表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民军制度》（《新时代》1898-1899年第19期和第20期）。
　　〔大家知道，引起争论的伊塞格里姆的文章是用这样的话结束的：即使对于党来说，最后也将（在民军要求方面）说：“让浆糊一边去吧，我不需要这个！浆糊是锻造不了剑的！”
　　为了使文章第四部分容易理解，我们将在此以前刊登在同一期《莱比锡人民报》上的席佩耳的答复也抄录下来。〕——卢森堡注

[2] 二版改为“这样的办法”。约翰内斯·冯·米克韦尔，1890-1901年期间任普鲁士财政大臣。他在1891年进行税制改革时，把所得税列为直接税务制度的中心点。根据这一制度，所得在900马克以下的不纳税，高于这个数目的一切所得最多课以4%的税。——编者注

[3] 卡尔·施杜姆（1836-1901）——德国的大工业资本家，社会民主党的死敌。——编者注

[4] 《新时代》第19期第580-581页。——卢森堡注

[5] 《社会主义月刊》11月号第495页。——卢森堡注

[6] 《新时代》第19期第581页。——卢森堡注

[7] 意为没有实际价值的空论。——编者注

[8] 弗里德里希·纳乌曼（1860-1919）——基督教的神学家，国家社会联盟的创始人。——编者注

[9] 指《社会改良还是革命？》（罗莎·卢森堡）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编者注

[10] 《新时代》第20期第617页。——卢森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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