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德〕罗莎·卢森堡︱〔苏〕尼·布哈林 -> 《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1915、1924）
帝国主义
无论怎样，我们终于谈到帝国主义了。鲍威尔的论文结尾一章的标题是“帝国主义之解释”。看完这章之后，读者满可以希望最后找到一个东西。既然鲍威尔已经解释说，我揭示的只是帝国主义的一个根源，“而不是唯一的根源”，人们就只能期望，从他的理论的观点来看，他自己会揭示其他的根源。很遗憾，情况并不是这样。鲍威尔直到最后也没有对其他的根源给予点滴的说明，他自己保守了秘密。尽管结尾一章的标题和介绍都很醒目，但我们仍然只是停留在帝国主义的一个可怜的“根源”上，这个根源在我的错误的解释里形成了“一点道理”。
但是，鲍威尔这样做，已是对我作出慷慨的让步，承认这“一个根源”“有道理”。因为这里又是一个要么这要么那的问题，而且，鲍威尔试图作出的让步，像大多数让步一样，基本上是暂时的和轻描淡写的。
因为，如果他的“人口增长”的积累理论是正确的话，这个“根源”将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那样帝国主义将是完全不可能的。
让我们不要忘记鲍威尔的“机能”是由什么构成的。它存在于这个事实，即资本主义生产自动地调整自己来适应工人阶级的增长。那么，怎能谈得上积累的“限度”呢？资本既不需要也不可能超越这个“限度”。因为，如果生产的增长快于工人阶级的增长——在鲍威尔的“积累过剩”阶段里——那么，它可以通过在下一个“积累不足”的阶段里落后于可以获得的工人人口来对此给予补偿。这样，一般来说，在鲍威尔的“机能里就没有能够超越他的限度”的剩余资本了。然而，大家看到，这个理论出于同样的理由排除储备资本的形成和生产突然扩大的能力。剩余资本只是作为一个短暂阶段而出现，它必定周期性地为一个相反的极端即资本短缺所代替：在鲍威尔的“机能”说里，随着新月和全月的学究式的经常变化，这两个阶段相互更替。不存在对于资本积累的其他“限度”，只存在一个超越这些限度的趋势；鲍威尔自己十分清楚地说，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机能”[1]，积累总是主动地回到这个限度之内。因此，在资本的扩大能力和一个所谓的限度之内不存在任何矛盾。鲍威尔之所以费心地把这些概念塞进他的“机能”说里只是为了能够在它和帝国主义之间架设某种人造桥梁。他不得不从他的理论的观点出发对帝国主义作出解释，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这个立论是迫于无奈的。
按照鲍威尔的观点，既然工人阶级是资本环绕旋转的轴心，扩大对于积累的限度就意味着工人人口的增加！这是写在《新时代》上的白纸黑字。[2]
积累先是受到工人人口增长的限制。帝国主义增加了工人的数量，他们被迫向资本出卖劳动力。它完成这一点，是通过摧毁殖民地里旧的生产方式并从而迫使千百万人或者移居到资本主义地区或者在本国——资本已在那里投资——为欧洲或者美国的资本服务。既然积累的数量在资本的特定有机组成下取决于可供使用的工人人口的增长，帝国主义事实上是为了扩大积累限度的一种手段。”
那么，这就是帝国主义的主要职能和主要关心的事情：或者通过从殖民地移民或者就在他们本国内去“大大”增加工人的数量。尽管任何头脑健全的人都知道，恰恰相反，在帝国主义资本的本国里，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里，不断存在一支完整的巩固的无产阶级产业后备军，而在殖民地里资本却总是埋怨劳力短缺！这样，帝国主义资本在追逐新的雇佣无产者的过程中逃出了那些国家，在那里，技术的迅速进步、中间阶层的无产价级化的猛烈进程和无产者家庭的摧毁，正在不断地充实劳力后备队伍。资本喜欢流向世界的其他地方，在那里，传统的财产形式，牢固的社会关系，十分顽强地束缚着劳动力，以致需要资本统治几十年的粉碎性的冲击才能产生出作为这个统治的最终结果的半顶用的（Semiusable）无产阶级来！
鲍威尔想象出一个从殖民地流向资本主义生产的古老中心的工人“洪”流，而任何有眼者都能够看到，恰恰相反，工人随着资本从古老中心输往殖民地而迁往殖民地，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这“实际上只是在资本输出之后才发生的”。实际上，请看看欧洲人十九世纪定居北美、南美、南非和澳大利亚的移民“洪”流吧。请看看欧洲和北美资本为了在非洲殖民地、西印度群岛、南美和南海诸岛里获得最低限度的必要劳动而使用的“温和”奴隶制和强制劳动的不同方式吧。
按照鲍威尔的观点，英国资本同中国打了半个世纪的长期血腥战争，是为了获得一个中国苦力的“洪”流，来弥补英国工人的奇缺。引起本世纪初欧洲联合起来反对中国的远征，必然是同样的迫切需要。很明显，法国资本在摩洛哥追逐柏柏尔人，主要是为了补偿法国无产者的不足。很自然，奥地利帝国主义在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主要是猎取新的劳力。德国资本目前正在高举火炬，洗涮小亚细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是为了搜罗土耳其的产业工人，更是由于战前德国的各个部门里出现了这样一个惊人的劳力短缺！很清楚，被“称作富于想象的人”的奥·鲍威尔又次忘记了我们平凡的地球。他无情地把现代帝国主义解释为寻找新劳动的资本主义。据说，这是问题的核心，推动帝国主义的最深刻的原理。他提到需要海外原料，但只是把它看作一个次要的问题，它与他的积累理论没有经济关系，它是来自晴天的一个霹雳。如果在这个特定的“孤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积累能像鲍威尔所表明的那样兴旺发达，那么，它在这个奇迹般的岛上必然握有一切必要的自然财富和从天而降的礼物——这与资本主义的可怜的严酷现实是完全不同的，它从一开始就一直把它的生存依赖于世界的生产资料。最后，鲍威尔十分偶然地在两句话中提到获取新市场的问题，把它放在第三位，看作是帝国主义的一个小小的动机，并把它看作是缓和危机的另一手段。当然，这又是一件“值得一提的妙事”：在我们的星球上谁都知道，这个市场的任何大规模的扩大之后，紧接着是危机的极大激化。
这是奥·鲍威尔最后作出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解释”：“我们认为，资本主义甚至不用扩张也是可能的。”[3]这是他的关于“单独”积累的理论的绝妙之处，它使我们得出了一个令人宽慰的信念，即不管它是以这种方式或是那种方式，不管它是“通过扩张或是不通过扩张，资本主义将要为自己造成垮台……”
那就是“专家”实行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这样，资本主义甚至不用通过扩张也是可以想象的。实际上，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要突然扩张的强烈要求形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形成了现代发展的最突出的特点；实际上，扩张已经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部历史及其现在的最终的帝国主义阶段，它形成了这样一种放荡不羁的特性，以致整个人类文明都置于它的威胁之下。实际上，这个资本主义要扩张的不可驾驭的冲劲已经逐步建造了一个世界市场，把现代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并从而为社会主义奠定了历史基础。实际上，旨在结束资本主义的无产者的第一国际本身，只不过是资本全球扩张的一个产物。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一个不同的历史进程是可以想象的。实际上，对于一个权威的思想家来说，有什么东西是“不可想象的”呢？“我们认为，资本主义甚至不用扩张也是可以想象的。”我们认为，现代发展甚至在没有发现美洲和环绕非洲航行的情况下也是可以想象的。如果一个人思考这个问题时间长了，他甚至能够想象到人类历史里没有资本主义。最后，太阳系在没有我们的地球的情况下也是可以想象的。德国哲学也许在没有“笨拙的形而上学”的情况下是可以想象的。对于我们来说，似乎只有一件事是完全不可以想象的：就是作为帝国主义阶段里的工人运动的理论先驱的官方马克思主义以这种方式思考问题，能够取得某些成果，而不致于造成我们今天在世界大战中不得不正视的社会民主党的慘败。
当然，在实际斗争中的战略战术，不是直接依赖于一个人是否认为《资本论》第二卷是一部完整的著作或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一个人是否相信在一个“孤立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积累的可能性，一个人是否以这种方式或者那种方式来解释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式。成千上万的无产者虽不懂得这些理论问题，但他们是为社会主义目标而奋斗的好样的英勇战士——因为他们对于阶级斗争有一个共同的基本了解，有一个不易败坏的阶级本性以及运动的革命传统。但是，长期以来，在理解和处理理论问题同政党的实践之间存在着最密切的联系。在世界大战之前的十年里，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理论生活的中心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里都表现出完全的和谐一致；在这两个领域里，出现了同样的犹豫不决和思想僵化，而且，作为大众生活的绝对统治的表现形式的同一个帝国主义，击败了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政治总参谋部。官方德国社会民主党这座雄伟的坚如磐石的大厦，在它的第一次历史尝试中暴露出它是一个波将金村庄[4]。同样，那个使运动的每一次实践都神圣化的官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引人注目的“高深学识”和一贯正确，证明是一个富丽堂皇的门面，在不容人说的傲慢的教条主义的后面隐藏着内部的不安全因素和行动上的无能。沿着所谓“久经考验的战术”即议会主义的老路开展的可悲的日常活动，是符合那些死抱住导师的公式不放而又抛弃他的学说的活的精神的信徒理论家们的情况的。我们已经顺便注意到了“专家”的“最高法院”里的这种毫无头脑的某些证据。
但是，我们的情况与实践的关系，比第一眼所看见的甚至更为明显。从根本上说，这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两种不同的方法。
马克思对于积累的分析，是在帝国主义尚未登上世界舞台的时候作出的。资本对于世界的最后的绝对统治——马克思把这个先决条件作为他的分析的基础——需要预先排除帝国主义的进程。但是——在这里，马克思的误失和他的信徒的大错之间，是有区别的——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小小的误失也会导致某种恶果。《资本论》第二卷里提出的但没有回答的这个问题——要表明积累在资本主义的绝对统治之下如何发生——是无法解决的。在这些条件下，积累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个十分明显的僵化的理论矛盾，只好用历史辮证法来解释，这种解释与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和思想方法的精神一致，而且马克思的模式里的矛盾，成了资本主义的全球野心及其好运和垮台的活生生的写照。
积累在一个绝对资本主义环境里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发现，资本从它问世之日起就一直被驱使向非资本主义阶层和民族进行扩张，毁坏手工业者和农民，使中间阶层无产阶级化，这是殖民主义政治，“开发”政治和资本输出。资本主义发展只有通过向新的生产领域和新的国家不断扩张才成为可能。但是，全球扩张的态势导致资本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之间的冲突，引起暴力行动、战争、革命：简言之，自始至终的大灾大难——资本主义至关重要的因素。
资本积累是在牺牲非资本主义阶层和国家的利益的情况下进行和扩大的，它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把它们挤掉。这个进程的总趋势和最后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世界性的绝对统治。一旦达到了这一点，马克思的模式就变得有效了：积累，即资本的进一步扩大，就变得不可能了。资本主义进入一条死胡同，它再也不能作为发展生产力的历史工具行使职能了，它到达了它的客观的经济限度。马克思的积累模式里的矛盾，辩证地看，只是无限的扩张态势与资本通过不断毁坏其他所有生产形式而制造的限度之间的活生生的矛盾；这是积累进程期间资本在全世界唤来的巨大生产力与资本被积累规律所限制的狭小基础之间的矛盾。马克思的积累模式——当被正确理解的时候——它的不可解决正是准确地预示着资本主义在经济上不可避免的垮台，其原因是帝国主义的扩张进程，而扩张的特殊任务是要实现马克思的假设：资本的普遍的集中的统治。
这真地能够发生吗？当然，那是理论虚构，这恰恰因为资本积累不仅是一个经济进程，而且是一个政治进程。
帝国主义虽是延长资本主义寿命的历史方法，它也是带领资本主义走向迅速结束的一个可靠手段。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实际上必然达到这个顶点，只是进入帝国主义的倾向本身即已表现各种形态，这些形态将使资本主义最后阶段成为一个灾难的时期。[5]
资本通过军国主义，愈加残酷地想消灭国内外非资本主义阶层，愈加压低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那么，在世界资本积累的逐日历史上，变动也就越大。它将成为一连串的政治和社会灾难和痉挛，在这样的条件下，加上周期性的经济灾祸和危机，积累已不可能再进行了。但在正式到达这个资本自己创造的经济绝境之前，国际工人阶级起来反抗资本的统治已成为一件必要的事情了。[6]
这里，正如历史上其他地方一样，理论正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如果它向我们显示发展的趋势，显示发展在客观地走向符合逻辑的结论的话。作出这个结论的机会甚微，就像以前任何其他社会发展时期要充分发展自己的机会甚微一样。作出结论的需要变得更少了，因为这次体现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身上的社会觉悟作为一个积极因素更多地卷入各种力量的盲目竞争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理论，会给这种觉悟提供最富有成效的建议和最强有力的刺激。
现代帝国主义并不像鲍威尔的模式里所说的，是资本扩张的序幕；恰恰相反，它只是资本扩张的历史进程的最后篇章：它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攫取地球上最后剩下来的非资本主义地区进行的世界性竞争普遍激化的时期。这个最后阶段里的经济和政治灾难，就像资本在“原始积累”的发展阶段其内在的正常的生存方式所经受的灾难一样深重。美洲和通往印度的海路的发现，不仅是人类思想和文明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成就，而且也伴随着一系列对这个新世界里的原始人民的大规模屠杀以及同非洲和亚洲的人民进行大规模的奴隶买卖。同样，资本在最后的帝国主义阶段里的经济扩张，是与我们现在经历着的一系列殖民征服和世界战争分不开的。作为争取资本主义世界统治的帝国主义的特点，不仅仅是这个扩张的非凡能量和普遍性，而且——这是发展的循环开始结束的具体迹象——这场为扩张而进行的决定性的斗争，从那些正在被争夺的地区又回到本国里来。这样，作为一个生存方式的帝国主义把灾难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外围地区带回到它的出发点。四个世纪以来，这个资本扩张已经把亚洲、非洲、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所有非资本主义民族的生存和文明带向不断的动乱和全面的彻底的衰落，而今正在把欧洲自己的文明民族投向一系列的灾难之中，其最后结果只能是文明的衰败或者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从这一点上看，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导致同资本统治的全面对抗。它的特定的行动规律是由那个历史抉择规定的。
按照官方马克思主义“专家”的观点，这些规律是完全不同的。相信“孤立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积累的可能性，相信资本主义甚至不用扩张也是可以想象的，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战术趋势的理论公式。这种思想的符合逻辑的结论，不是把帝国主义阶段看作一种历史的必然，不是看作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发生的决定性冲突，而是看作从中渔利的一小撮人的存心不良的捏造。这使资产阶级确信，甚至从他们的资本主义利益的观点来看，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也是有害的，从而孤立这所谓一小部分帝国主义的受益者并组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广大阶层的集团，以便“节制”帝国主义，通过“部分裁军”把它饿死，并“抽回它的魔爪”！就像自由主义在其没落时期得到学识渊博的君主政体和没有头脑的君主政体的赏识一样，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既受到它将要开导的资产阶级的欢迎又受到那个头脑简单的阶级的欢迎，既对国际裁军条约有利又对帝国主义的灾难进程有利，既有利于民主国家的和平联合又有利于大国为武装统治世界而进行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本之间为解决它们的世界历史矛盾而进行的最后对抗，变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为“缓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矛盾而实行的历史性妥协的乌托邦。[7]
奥托·鲍威尔用下述言语来结束他对我的书的批评：
“资本主义将不会从实现剩余价值的机械的不可能性上崩溃。它将被它驱使的群众暴动所击败。并不是只有当最后的一个农民和最后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分子都变为雇佣工人，从而不再提供一个剩余市场的时候，资本主义才瓦解：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教育、联合和组织起来的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的愈来愈甚的反抗，将会早得多地把它砍倒。”
为了特地对我进行开导，抽象大师鲍威尔不得不从我对积累的见解的全部含义和意向以及从我的清楚的说明原文中进行抽象。但是，他的豪言壮语充其量又只不过是“行家”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典型抽象，即“纯真思想”的无害的但转瞬即逝的闪烁。这伙理论家对待这场世界战争爆发的立场就是明证。日益壮大，受到教育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在世界历史的划时代的抉择问题上一反常态，采取“弃权”的政策并且保持“沉默”，直至和平的钟声敲响为止。当树梢静悄悄的时候，[8]在一片宁静的和平时期被详尽地描绘得天花乱坠的“夺取政权的征途”改变了方向，在现实的第一个波涛中，径直通向“软弱无能的道路”。十年来把持工人运动的官方理论领导权的信徒们在世界危机的第一次爆发中便使自己破了产，并把领导权交给了帝国主义。清楚地了解这些关系，这是重建将能适应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历史任务的无产阶级政策极其重要的条件之一。
那些自感悲伤的人对这个事实又将发出哀叹，即“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中间正在进行争论”，久经考验的“权威们”正在引起人们的挑战。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相互吹捧、垄断获取“专门知识”的权利的十几个人，广大虔诚的穆斯林必须盲目地拜倒在他们的脚下。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革命的世界观，它必须努力挖掘新的发现，它完全鄙视曾经一度正确的论点的僵化，它的活力在自我批评的论争和历史的波涛中得到最好的保存。因此，我同意莱辛的说法，他对年轻的雷马拉斯写道：
“但是，一个人能有什么作为呢！让每一个人说他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并把真理本身留给上帝吧。”
[1]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73页。
[2]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73页。
[3]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74页。
[4] 波将金村庄。格·亚·波将金（1724—1791）是叶卡捷琳娜女王时期最杰出的人物，据说是叶卡捷琳娜的情人，他被女王授权在南部组织“新饿罗斯”。他把旧港口变成新式港口，建立了新的村庄，并建成了“叶卡捷琳娜斯拉夫”（意为叶卡捷琳娜的光荣）批评他的人说，他的村庄的前面都是用硬纸板建的，以便欺骗前来参观的女王。
[5]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59页。
[6] 同上，第376页。
[7] 埃克什坦曾经在1913年1月《前进报》的评论里为了这个“灾难理论”而谴责我，他使用的语言完全是从科尔布——海涅——大卫那里借来的（“卢森堡同志根据非资本主义消费者必不可少的理论尤其是那个灾难理论作出的实际绪论，同那个理论假设一起失败了”）——而今又在谴责我，因为这伙草包理论家已经向“左”转，犯了一个支持和怂恿右翼社会民主党的相反罪过。他气急败坏地指出，连施，就是在世界大战中倾向于科尔布——海涅——大卫的同一个连施，对我的书表示赞同，并在《莱比锡人民报》上对它作了好的评论。其中的联系不是很明显了吗？疑心啊，极度的疑心啊！“就是为了那个缘故”，埃克什坦觉得非要亲自在《前进报》上完全彻底地摧毁我的书不可。然而，就是那个同样的连施，甚至更加赞同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战争之前。对了，一个被称作马克斯·格伦沃尔德的人，多年来在柏林工人教育学校一直热管地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那不是令人信服地证明，马克思的《资本论》直接引导一个人为英国的毁灭而欢呼并为兴登堡的寿辰而撰写文章吗？但是，那个大错发生在埃克什坦身上，毁坏了他的意图。大家知道，俾斯麦已经常常埋怨他的新闻业的爬虫们的盲目热心。
[8] 《树梢静悄悄》（“ IN ALLEN WIPFELM RUH”），引自歌德。——原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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