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利奥·约基希斯（1899年5月1日）

致利奥·约基希斯

　　1899年5月1日
　　柏林

Dziudzio：
　　感谢你昨天寄来的专递邮件。当时我那高兴劲儿，就别提啦，因为整整一天，我都孤苦伶仃地坐在空空荡荡的屋里，等待你的〔兄弟〕乔治奥，不管怎么说，我那时也无处可去，外面正在下雨，而且身体也不太舒服。然而意想不到的是，邮差按响了门铃，给我带来了过去几天内朝思暮想的你的消息。
　　你问我党代会的发言是否已经布置。我想我已经告诉过你，倍倍尔会谈伯恩施坦，但是谁去讲军国主义的问题，目前还不知道。其他议题都跟我们无关。
　　你提出的要我“不惜代价，争取发言”的建议，简直是幼稚。你不断地给我在重大问题上出这样的使主意，真是让我吃惊不小。难道你真的以为，一个参加运动才一年，靠几篇文章（即使是好文章）站住脚的人，一个不属于那个小圈子、没有保护伞、赤手空拳打天下的人，一个不仅被敌人（奥尔之流^[1]）所憎恨、而且为盟友（倍倍尔、卡尔·考茨基、辛格^[2]）所嫉妒的人，一个他们想冷藏得越久越好的人（因为她很可能后来居上），能有机会被委派去发言吗？你难道连这些都不懂？不经他们的首肯就去发言？这事几绝对办不到，因为在幕后提线的，显然正是他们。
　　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异常冷静。我早就料到事态会像现在这样发展；我也知道，在今后的一两年内，无论是阴谋、憎恨，还是嫉妒，都无法阻止我在党内取得令人羡慕的职位“当然，目前的形势——伯恩施坦——是一个例外。但是，你似乎又一次认为，世界的中心就在那里，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则满盘皆输。什么逻辑？现在（在过去的两年当中），党只是陷入了更巨大的漩涡，处于更危险的境地。但是在日常的斗争当中，党有成千上万的机会，来显示其力量和不可替代性。
　　话说到这里，我并没有丝毫把自己局限在批评方面的意思。相反，我意欲积极推动整个运动而不是个人，以检讨我们的全部积极工作，探索新的鼓动和实践的形式（如果能够找到的话，而我个人毫不怀疑它们是存在的），与沉闷和浮夸等等作斗争。总之，我希望继续成为运动的推动者，就像Parvus当初那样，可惜的是，他只坚持了几个月就半途而废了，不论怎么说，我现在具有Parvus当年所具有的不可动摇的信念：即一个人可以为运动做很多的工作，而且可以天天做，年年做下去。
　　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时代。党的地位不可动摇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这在议会选举的问题上，就得到了反映。只是不幸得很，等我投身到那件事中，已经为时太晚。但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诸如此类的问题，将屡见不鲜。光是关税、外交和职业工会的问题，就已经给你提供了三个极好的机会。另外，原有的口头的和书面的宣传形式，也已经僵化，几乎无法鼓动任何人。宣传必须要有新的渠道，报纸、会议和小册子，必须注入新的生命力。
　　匆匆忙忙给你写这些杂乱无章的话，首先是想向你表明，在关注事态发展的同时，我自己不是没有计划、没有主见的；其次，我想提醒你，这个世界并不只是伯恩施坦和汉诺威的天下。你说，在德国运动中做个理想主义者，是愚蠢之举，^[3]这个观点我不同意。首先，这里有不少的理想主义者，工人群众中有许多最淳朴的鼓动家；领导层中也有理想主义者，如倍倍尔。第二，你说的事情和我无涉，因为在我的波兰和德国的革命实践中，我始终奉行的最高原则，就是忠于自己；周围的环境和别人，一概不论。在波兰运动和德国运动中，我现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将来仍然要做一个理想主义者。
　　自然，那并不意味着，我将扮演一头只知道服服帖帖地为他人卖力的毛驴的角色。我肯定会去争取运动中最有影响的职位的，但是那跟我的理想主义丝毫都不矛盾，因为除了运用我所具有的智慧以外，别的歪门邪道我一概不用。……
　　今天就写到这里吧。轻轻地给你一个吻。

你的卢

^[1] 伊格纳茨·奥尔（1846-1907）：德国社会民主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875年启任党的书记，多次当选为国会议员。为了顺应巴伐利亚社会民主组织的主流，奥尔成了改革派的主要领导人。

^[2] 保罗·辛格（1844~1911）：《前进日报》的创办人，后成为稳健派，并活跃在第二国际的国际局中。他也是一名国会议员。

^[3] 约基希斯的书信没有保存下来；但是罗莎信中的这些段落，说明两个恋人之间的世界观，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感谢陈先森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