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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考茨基夫妇

(未署日期,约1904年于茨威考监狱)



亲爱的卡洛鲁斯:
  ……呶,现在你有别的仗要打了!真令我高兴,这表明那些亲爱的小人儿们是如何尖锐地感受到我们在阿姆斯特丹的胜利[1]的分量。照我看,他们想在不莱梅复仇——事实上,那对他们是种奢侈。这样一来你可得嫉妒我的单人狱室了,还真叫我不安哪。我毫不怀疑你会痛击库尔特[·艾思纳][2]、格奥尔格[·格腊德纳乌厄]一伙,将他们所谓的头脑揍扁。但你得满怀欢欣和热忱去干,别弄得像一场乏味的幕间演出。因为公众总能感知战士的情绪,而战斗的乐趣对于论敌不啻一种明确的宣示,一种精神上的凌驾。
  我看,你现在自然是完完全全单枪匹马:奥古斯特[·倍倍尔]当然守在上议院的园子里直至终了;最亲爱的亚瑟[·斯塔特哈根]和保尔[·辛格],如你所说,是“哀歌式”的。哎,在这样的大会之后——于两场战斗之间——能活下来就万幸了,他们若还能做“哀歌式”,雷电会将他们劈入地下七寻深!
  毕竟,卡尔,目前这种“口角”并未像你近几年常面对的那样,以武装冲突的形式,在冷漠的灰色氛围中进行。现在,大众的兴趣再一次点燃了;穿透层层的狱墙,我在这里都感受得到。再说,别忘了“工人国际”正密切关注着我们——或者,应该说正关注着你们这些人——因为阿姆斯特丹成了整个论战的肇端。我给你写所有这些,不是要“煽风点火”;我还没那么幼稚。我希望唤起你论战的精神,或至少把我的蓬勃生气输送给你,反正这东西在这七号房里也派不上什么用场。
  你知道,就阿姆斯特丹我思考了很多,关于国际运动的普遍状态,关于“工人国际”中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前景。对此我有满腹的话要对你说,可这得等。于我,内心的准则在于,我们有无数的事要做,首先,要学习。我是指关于各国工人运动这方面。我有个感觉,即便仅仅通过对国外运动形势的了解,我们(“德国人”)正在获得国际性的影响力和卓越地位。另一方面,我有个感觉,仅仅通过向“工人国际”的靠拢,(坦白说)我们正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巩固地位。一句话,生活令我陶醉!
  请随信附上你的文章——但得剪辑。我确信克拉拉[·蔡特金]站在我俩这一边。前方,在不莱梅,等待你和她的都是火辣辣的时日。快达成谅解吧;她是可信赖的人。我多希望能收到她的来信。顺便提提第四卷[3]:就说何时出书?你瞧,我可想读了;关于这一论题,千思万绪在我脑海中萦绕呢。
  现在,轮到你了,亲爱的露易莎。或者不如说,现在只和你说话了,因为整封信当然也是写给你的。常常,你会更快更好地理解我的情绪(如果有什么需要“理解”的)。想说的话太多,可又不得不如此简短!好吧,就说这些:你的来信——使我拥有最灿烂的心境;为每一个字,接受我一千次感谢吧!关于你的境况,你想我描绘了一幅多么生动的图画!代我向霍兰表达最热烈的问候。多来信,不过只在你想写的时候——别勉强。吻你们所有的人,还有男孩儿们。向奶奶致意。

你们的罗莎


(胡雅莉 译)





[1] 1904年阿姆斯特丹大会:罗莎受SDKPL(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的双重委托出席会议。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原理之下的要求,是此次论辩的基本内容。德国对法国党内的分裂持反对态度。罗莎的主要论敌是让·饶勒斯。有趣的是,饶勒斯发言时,支持他的一方显然无人能替他翻译。这时,罗莎跳出来,将他那动人的说辞译成同样动人的德语。饶勒斯当众向她道谢不迭。翻译如下的语句一定令她深感痛楚:“你们德国人,纵有你们那套革命的阶级觉悟和马克思主义原理,可曾制定哪怕一条法律?”

[2] 库尔特·艾思纳(1867—1919),康德社会主义者,强烈抗议集体罢工策略,是始终如一的反军国主义者,参与创建USPD(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他于1918年被捕,出狱后成为巴伐利亚共和国总理,1919年2月21日在街头遇刺身亡、

[3] 指恩格斯所命名的《资本论》“第四卷”。标题为“剩余价值理论”。考茨基为该卷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