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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llenge of Revolutionary Democracy in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Rosa Luxemburg

罗莎·卢森堡生活和思想里的革命民主挑战

﹝美国﹞保罗·勒·布朗（Paul Le Blanc）

2006年9月23日
十月评论杂志志愿者 译、聂孟 校订


　　〔来源〕原载学刊WorkingUSA ，第9卷第3期，2006年6月


　　罗莎·卢森堡的生命和智慧照亮了人类经验，激励了很多寻求一个更美好世界的人。她对一些重要事项的许多见解和倾向，似乎让她领先于某些合作的或部分合作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像她一样，对马克思主义传统也是重要的——无论是考茨基，或列宁，或托洛茨基。我认为，她的先进在于她谈论自然世界方式，在于她与这个星球上其它动物的亲情感觉，在于她的公开和深入的接触人的尊严和人的苦难，在于她对词语往往是明慧的构思和创造，也在于她精彩的幽默中。她的著作令人难以置信地活跃。[1]

　　1919年卢森堡被右翼行刑队杀害后，布莱希特曾经为她写了一首诗：

　　红色罗莎也已溘然长逝。
　　她的安眠之地被藏起。
　　她告诉穷人什么是生活，
　　富人们于是将她抹除。[2]

　　然而，一而再，再而三，由于她的死，红色罗莎的精神和思想回归了。可是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尤其是与20世纪的最后十年里，现在又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强有力的一股潮流，要抹煞罗莎·卢森堡，这是精心策划的努力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支有用于理解和改变世界的力量，该努力的目的是要让马克思主义本身同罗莎·卢森堡一起消失。

　　使这个优秀同志活过来的唯一办法，是拒绝满足于简单的“尊重她的怀念”，或详解她的想法，就像我们把蝴蝶尸体放在一个玻璃盒里那样。相反，我们必须接受——尽可能批判地和诚实地——她的思想对我们自己时代的挑战。这一挑战（尤其是革命民主的挑战）尖锐地关系到的所有国家，从俄罗斯到波兰，从德国到美国，从日本到中国到印度，从南非到古巴到巴西。在同我们当代的压迫现实作斗争时，罗莎·卢森堡和革命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吸收到我们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中，在这个意义上说，罗莎·卢森堡和革命马克思主义仍活着。

　　卢森堡的立场，对今天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民主两者非常普遍的一些虚假观念，是一个强大的挑战。在当今世界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和民主（即资本主义和人民治理）历史上自然地携手发展，任何时间，两者都缺一不可。如果罗莎·卢森堡人今天在这里，她会精辟地和有说服力地驳斥说——就像她在她的时代所作的那样——这是一个谎言。还有亲资本主义宣传分子以及所有过分自诩的共产党人宣扬的神话，即社会主义是通过专制措施带来的东西。

　　我们应该一个一个地处理这两个神话。

　　市场经济的自然发展，资本主义（不论一个人是否以某种正面或“进步”的方式看待）的自然发展无疑是独断独行的。资本主义基于经济力量的不平等，而且进一步增强了经济力量的不平等，从而自然地产生政治权力的不平等。没有比资本主义工厂更专制的，其职能是设法剥削大量工人，而且这完全无关于该专制取的是残酷的还是善良的态势。而且资本主义市场的主要职能并不是满足大多数人民的（消费者）需要，而是要把拥有和控制经济的少数人的利润最大化。[3]

　　如果她在这里，卢森堡也会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中欧和东欧——德国、波兰和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动力学上，对于这些地方她是如此熟悉。在那里，在大多数情况下，资产阶级对他们上面精英的亲情感受大于对其下面群众的，他们服从和交织于传统的精英，而精英则倾向于维持权威主义作为政治架构，在这个架构里允许市场经济和工业现代化蓬勃发展。[4]

　　红色罗莎会向我们指出——就像她在她的时代所作的那样——民主的推进，只有通过日益增加的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斗争，通过劳动人民的自我组织，通过社会和政治改革群众运动，通过强有力的独立的和民主的工会，通过民主的群众工人阶级政党来达成。从历史上看，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的正常运作，而是工人阶级运动和其盟友的群众压力和斗争，一步一步地，为民主权利，民主改革和民主政治结构的扩大铺平了道路。[5]

　　在同一时间内，卢森堡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和民主是不兼容的，即资本主义市场和资产阶级按多种方式的自然运作会导致限制、操纵、贪污和腐败的增加，从而侵蚀工人阶级的所得并且防止（必定始终防止）充分民主的社会开花结果。在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里有一些流派，否认或忘记资本主义和民主是不兼容的，她过去是严厉批评的（现在也应是这样的）。

　　卢森堡还观察到——并且精辟分析过——资本主义强大的扩张主义倾向。这些倾向导致对全球越来越多地区的入侵，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利益，侵犯无数人民的文化，生活质量和自决权，因为资本主义企业被驱迫要获取日益扩大的市场和原料及投资机会。这个全球资本积累的专制过程，也就是帝国主义，依赖于异常的军事独裁机器的扩张。正如卢森堡的正确预测，咄咄逼人的扩张主义和日益增长的军国主义会引起暴力灾难（殖民战争、世界战争等等），人民群众要为富庶的强权精英的利益付出代价。她警告说，这些事态发展也可能旋转得失去控制，并威胁文明本身的未来。[6]

　　针对这一专制暴力和死亡的胜利，卢森堡为社会主义道路激情奋斗。在她看来，社会主义运动已被证明是世界上争取民主最一贯的力量——这种看法，在最近几年已得到相当多的有识而认真的历史学家的支持。还有，她认为，社会主义很简单，就是扩大深化和真实的民主——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两方面，真正为人民的原则。她的工人国家（有时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同以人民名义实施统治的一党制（one-party dictatorship）无关。相反，它意味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工人阶级赢得民主之战时所说的话，意味着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谈到工人阶级彻底的政治统治时所说的话。这与1917年俄国革命后很快就开始发展的专制政治形式形成了鲜明对比。[7]

　　卢森堡是这方面发展的一个早期批评家，她挑战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对他们她怀有崇高的敬意——面对内部的反革命攻击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反攻，他们采纳了不民主的紧急措施，这成了他们把这些措施作危险扩大的理由，卢森堡则要拉他们回头。“自由仅对政府的支持者而言，只对一党的成员而言——无论他们有多少——那就更本没有自由可言”，她坚持说。“自由总是并且专门对不同看法者而言的。”她在其预言式警告中阐述：

　　没有一般的选举，没有不受限制的新闻和集会自由，没有一个为言论的自由斗争，每一个公共场所的生活在逐渐消失，成为一个生活假像而已，在其中只有官僚仍是活跃的因素。公共生活逐渐入睡，几十个精力不竭和经验无限的政党领导人在指导统治。在现实中，他们中间只有十几个优秀的头脑做领导，一个工人阶级的精英层时时被邀请与会，会上他们对领导人的发言鼓掌，并一致核准所提决议——实质上这只是一个小集团的事情——一种专政，可以肯定的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然而只是少数政客的专政······[8]

　　卢森堡也深刻批判她自己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不同的专制发展。党内和工会领导内部一个日益强大的趋势认为，改良的逐步积累——会无痛苦地抹掉资本主义最坏的特点——会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一条更好的道路。卢森堡回应时表示，如同市场上一个人在辣香肠或不辣香肠之间作选择一样，选择不同的路径走向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她预言式地坚持，改良派的路径完全不会逐步导向社会主义，而是逐步让社会主义运动适应和屈从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专制陋习、残酷现实和暴力。即使通过争取改革的斗争，能为工人阶级赢得至关重要的收益，这将是西西弗斯一样的劳动——古希腊神话的强人，不停将一个沉重的巨石推上一个陡峭的山头，仅仅是让诸神把它再次滚下来。因此，资本主义的自然动力会一次又一次地包抄和侵蚀劳工运动所赢得的改良。[9]

　　卢森堡认为，为了保持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的真实，并且为了捍卫工人和被压迫者的物质利益，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即使在争取必要的和恢复生机的部分改良时——有时会发现自己在不妥协地对抗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然而，她和革命同志发现，就是她自己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运动中日益官僚化的结构正在成为该运动的内部民主的障碍。工会和党的日益官僚保守的领导层，越来越多地遏制工人阶级成员的激进冲动，以限制像卢森堡那样的人展现革命社会主义观点的能力，把阶级斗争高潮转移到安全温和的管道上。他们寻求维持改良派的战略，他们认真地相信那是更“实际”的，但事实上，这是将劳工运动与资本主义现状的专制结构和灾难性的方向结合在一起。 [10]

　　罗莎·卢森堡很清楚，人民的大多数——同工人阶级那样——绝不会一致或一贯地倾向于革命或社会主义的方向。她见到，人民群众的政治和社会意识，令人难以置信的深刻而又多样、矛盾、飘忽和变化，在某一刻趋向一个方向，然后立刻又转向一个非常不同的方向。资本主义发展的性质是压迫的，有时是可怕的，但是，把关于阶级斗争的明确可阐明的观点同社会主义结合时，有时可能造成戏剧性的高潮——即她所谓的群众罢工，或群众行动，往往会发生在劳工运动的现有结构以外。她部分看到，这一点在创建新的激进工会和其它的工人和受压迫者组织上是必不可少的，虽然其含意更进一步。卢森堡没有意思要否认现有工会和德国议会的社会主义代表选票的日常工作的重要性。但能真正达到社会主义的运动必须超越这一点。她相信，重要的是：发现广泛的可能性，让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行动，参与加深他们自己的理解和义务以及技能的经历，这将增强他们自己的信心和创造力，以及激励他们和赢得更多工人加入革命事业的能力。[11]

　　而且，作为一个革命战略家，这样的认识对于她是重要的，把她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主要的领导区分开来。对于所谓的“议会外”（extra-parliamentary）社会斗争，以及现有组织和自发群众行动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卢森堡相当重视。这使得她的少数革命同志害怕。她这样说：

　　作为骨子里的议会白痴的门徙，这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试图将议会苗圃的自制智慧应用于革命：要想取得任何进展，首先必须拥有多数。他们说，这同样适用于革命：首先让我们成为一个“多数”。不过，真正的革命辩证法，站在这智慧的头上：不是通过大多数到达革命战术，而是通过革命战术达到大多数——这就是这条路的走法。就是说，只有知道如何带头的党，才能在暴风时代推进事业，赢得支持。[12]

　　对于卢森堡，该革命民主的战略眼光和她关于社会主义的革命-民主视野之间有显著的一致性。她提出如下：

　　资产阶级的统治不需要整个人民的政治培训和教育，至少不要超越某些狭隘严苛的限制。但对于无产阶级专政，这是生命的元素，真正的空气，没有就无法生存。只有经验能够纠正和开启新的途径。······整体人民必须参加。······只有畅通、欢腾的生活落入一千个新形式里和即兴发挥的作品中，才能揭示创造性力量，本身就会纠正所有错误的尝试。······生活里的社会主义要求人民群众的完全的精神转化，数百年的阶级统治已造成了民众的退化。社会本能代替自私自利，群众主动代替堕性，征服所有痛苦的理想主义。······唯一的重生出路，是公共生活学校本身，是最无限制的，最广泛的民主和民意。[13]

　　显而易见，罗莎·卢森堡认定的这种真正的民主，不能通过有能力的领袖，通过善意的革命精英，通过一党制，通过劳工官僚机构，通过巨大商业利益资助的浮华竞选，当然也不能通过外部强权的军事入侵，赐予人民。只有通过经验的积累和不懈奋斗，成熟的活动家和民主组织的扩展，以及随之而来的，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劳动者本身的觉悟和革命民主的参与意识的崛起，才能达成。[14]

　　当然，如同我们自己一样的人民，必须面对这个棘手问题，即我们是否愿意帮助推动这个过程，如果是的话，又如何去做。


注释

[1] 马克思主义传统探索，其中关于卢森堡的部分，来自于保罗·勒·布朗：‘从马克思到葛兰西，一位革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读者’ From Marx to Gramsci, A Reader in the Revolutionary Marxist Politics（大西洋高地，新泽西州：人文出版社，1996年），以及保罗·勒·布朗的进一步阐述：‘罗莎·卢森堡，思考和写作’ Rosa Luxemburg, Reflections and Writings（阿姆赫斯特，纽约：人文丛书，1999年）。该问题和有关事项的关键文章是保罗·弗罗利什的‘罗莎·卢森堡，她的生活和工作’ Paul Frolich, Rosa Luxemburg, Her Life and Work（纽约：每月评论，1972年）和诺曼·赫拉斯的‘罗莎·卢森堡的遗产’ Norman Geras, The Legacy of Rosa Luxemburg（伦敦：Verso，1983年）。最近期的卢森堡著作的英语文选，也非常值得参考——罗莎·卢森堡读本，彼得·哈迪斯和凯文·B·安德森编辑The Rosa Luxemburg Reader, ed. by Peter Hudis and Kevin B. Anderson（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2004年）。

[2] 引述在温迪·福雷斯特：罗莎·卢森堡Wendy Forrest, Rosa Luxemburg（伦敦：哈麦·汉米尔顿，1989年），61页。

[3] 例如，参见罗莎·卢森堡的“什么是经济学？”，罗莎·卢森堡的讲话，玛丽-艾丽斯·沃托斯编辑What Is Economics?” in Rosa Luxemburg Speaks, ed. by Mary-Alice Waters（纽约：探路出版社，1970），220-249页。

[4] 与此有关的是阿诺·J·迈尔的‘旧制度的持续：迈向大战的欧洲’ Arno J. Mayer, The Persistence of the Old Regime: Europe to the Great War（纽约：众神丛书，1981年），和彼得·讷特尔的‘罗莎·卢森堡’，Peter Nettl, Rosa Luxemburg删节版（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9年），72-74，304-305页。

[5] 马克思主义民主的中心地位，已经建立好了一段时间，例如参见迈克尔·洛威的‘青年马克思的革命理论’ Michael Lowy, The Theory of Revolution in the Young Marx（芝加哥：Haymarket丛书，2005年），理查德·N·亨特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思想’， 2卷。Richard N. Hunt, The Political Ideas of Marx and Engels（匹兹堡：匹兹堡大学出版社，1974年，1984年），以及小奥古斯特·H·尼姆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对民主突破的贡献’ August H. Nimtz, Jr., Marx and Engels,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Democratic Breakthrough（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0年）。关于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推进民主的政治运动的中心地位，见迪特里希·儒谢梅尔，伊维林·胡贝尔·斯蒂芬斯和约翰·斯蒂芬斯的‘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 Dietrich Rueschemeyer, Evelyne Huber Stephens, and John D. Stephen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2年）以及杰夫·厄雷的‘锻造民主：1850年至2000年欧洲左派史’ Geoff Eley, Forging Democracy: The History of the Left in Europe, 1850-2000（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

[6] 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伦敦：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51年），和“尤尼乌斯小册子：危机和德国社会民主”，罗莎·卢森堡的讲话，261-331页。

[7]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从马克思到葛兰西，143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国家与革命”，选集，第二卷（纽约：国际出版社，1967，343-345页）。

[8] “俄国革命”，罗莎·卢森堡的讲话，389，391页。

[9] 关于香肠和西西弗斯的论点，可以发现于卢森堡的“改良或革命”，见于Rosa Luxemburg Speaks，第71，77页。她对社会民主党领导层方向的日益增长的批判，可见于Rosa Luxemburg Speaks里的“群众罢工，政党和工会”，155-218页，在保罗·勒·布朗的“理论与实践”摘录，罗莎·卢森堡，139-174页（略有不同的摘录见于‘罗莎卢森堡的读者’，208-231页），见于斯蒂芬·厄里克·布朗纳编辑的书信，罗莎·卢森堡书信，第二版Stephen Eric Bronner, ed., The Letters of Rosa Luxemburg, Second Edition（大西洋高地，新泽西州：人文出版社，1993），129，149，179，294-295。

[10] 见卡尔·肖斯科，1905年至1917年德国社会民主：大分裂的发展Carl Schorske,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905-1917: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 Schism（纽约：维雷出版社，1955）。

[11] 这些见解在上面脚注 [9] 引用的来源中以及在卢森堡的“在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讲话”里已经阐述了，罗莎·卢森堡的讲话，405-427页。

[12] “俄国革命”，罗莎卢森堡的讲话，374页。

[13] 同上，389-391页。也见于“社会的社会主义化”，罗莎·卢森堡的读者，346-348页。

[14] 最近推动这个方向的一个努力，是晚近丹尼尔·辛格的最后著作：谁的千禧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Daniel Singer, Whose Millennium? Theirs or Ours?（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99年）。另一个可以在Eveline Wittich, 保罗·勒·布朗, Ottakar Luban, Thomas Deve, Lindsey Collen在学者及活动家会议上的材料里发现，会议由南非反战运动和罗莎·卢森堡基金会（Rosa Luxemburg Foundation）约翰内斯堡办公室举办——军国主义和战争：2004年罗莎·卢森堡政治教育研讨会Militarism and War: Rosa Luxemburg Political Education Seminar 2004（南非约翰内斯堡：坎亚学院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