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柏林的一场不流血的战役

　　1919年12月，德国首都的政治气氛和人们的心理状态，显出无法形容的紧张。到处充满着无所适从、惶惶不安的气氛。然而，公共生活仍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当然是当时环境所容许的按部就班。旧制度像纸糊的房子一样坍塌了；每个人似乎都已失去了对它的信念。但是没有新的东西可以填补这个真空。。大多数人既不惋惜过去，也不对美好的未来存有丝毫幻想。他们需要拿出全身的智慧，勇敢地面对目前这个贫困、饥饿、迷惘和苦恼的时代。人们就像幽灵一样在街上往往来来。

　　在战争最后的岁月里，消费品，特别是吃的和穿的，已经供应不足。战争结束了，但物资仍很缺乏。大部分人营养不足，衣衫褴褛，愁容满面。一代儿童长大了，甚至都没有见过牛奶。没有糖，没有咖啡，也没有黄油。面包是配给的，每人每天两片，不知道是什么做的，但决不是小麦。匮乏造成了一些奇怪的习俗：参加宴会的客人，自己要带着那一份可怜的配给品：所谓面包和小小几片糖精。主妇待客的咖啡只是焙焦的谷类调制成的褐色溶液。我想起了西班牙的富足景象，甚至也想到了近邻瑞士的富庶。德国与之对比确是惊人的。对大部分德国人民来说，战争无疑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丝毫好处。他们有千百条理由，一想起这次战争就感到难受。

　　不多久，我就发现，同一个城市却分成了两个世界——一个贫穷、破旧、阴暗；另一个却到处过着放荡的生活，骄奢淫逸，欢乐无度。市内的交通要道，繁华的坎弗斯丹登大街两旁，商店林立，摆满了各色各样的奢侈品，宽敞的咖啡馆陈设得富丽堂皇，漂亮的酒楼和舞厅直到半夜之后才开始营业。一到下午，交通拥挤，来来往往的都是最新式的汽车，咖啡馆里挤满了富裕的市民、时髦的公子哥儿、大摇大摆的官员，一个个都携带着与他们身份相当的女人。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些穿着漂亮的军装来炫耀自己的人；有的还挂着旧政权时代军人所渴望的著名的铁十字勋章，仿佛德国并没有被打败似的。这样分成了两个世界的国家，变成了激烈的内战的战场，毫不奇怪。

　　在普遍混乱、恐慌和疑虑的气氛中，一个外国人是不容易找到栖身之所的。我要通过一位叫爱德华·富克斯的博士与鲍罗廷取得联系。富克斯博士是一本有关社会风俗史的不朽著作的作者。他那部书详细的叙述了人类文化的黎明时期以来社会和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还坦率地讨论了色欲问题。没有一个私人或者公共图书馆里找不到这本书，但是却不让夫人小姐们去阅读；然而每一个妙龄名门闺秀却都在偷偷地阅读这本坏书。

　　富克斯博士虽然是一位杰出的院士，但也是罗莎·卢森堡、弗朗茨·梅林和德国共产主义其他知识界先驱者的朋友，他本人实际就是斯巴达克同盟的一个成员。我所知道的所有的共产主义领导人——威廉·皮克，恩斯特·迈尔、奥古斯特·塔尔海默、克拉拉·蔡特金、保罗·莱维——或被抓进狱中，或已转入地下。不管怎样，我去打听他们的消息那是危险的。鲍罗廷知道我会住在福敦霍夫饭店，但是他不知道我到达的日期。我别无他法，只好耐心地等待他来与我联系。

　　这时，我作了几次谨慎的尝试，想与富克斯博士取得联系。但看来他也很少露面了。有关他的行踪，我从几个最明显的地方——他在柏林的家、大学和公共图书馆——都打听不到一点消息。在不耐烦地等待着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我只得去办理一些财务上的事。为此，我去访问鲍罗廷介绍的一家私人银行。这位银行老板是个社会民主党人，他同情共产主义。我马上与他成了好朋友，在他家里我还遇见了伯恩施坦、考茨基、希法亭，以及其他一些老战士，他们对他们的党所组成的政府当时面临的局势，都有些忧心忡忡。

　　我作为一个刚信仰共产主义不久的人，对那些人怀有很大的偏见。同时，他们那马克思主义大理论家的声望，却又使我肃然起敬；他们都那么通情达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批评既没有恶意，也不是存心寻衅。他们一方面对他们所说的李卜克内西的“轰动一时的事件”持轻蔑态度，一方面却又对卢森堡不胜钦佩。他们都相信，她永远也不会接受布尔什维主义——在他们看来，布尔什维主义只是一种新型的东方专制制度。确实，当时在德国革命的先驱中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分歧还不十分明显。他们都同样是知识分子，抱着共同的理想——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作为具有高度文化和优雅趣味的学者，他们在私人来往和社会交际方面，都还保持着理智和人道主义的水准，没有受党派斗争的影响。对立的信仰虽然使他们产生距离，而互谅互让却又使他们的距离得以缩短。

　　伯恩施坦很老了，几乎是双目失明。但是，他每晚都参加那位银行老板西蒙先生客厅中少数人的集会。这位老人永远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列宁就是他攻击的对象。他不相信布尔什维克能在俄国长期维持下去，说列宁是一个莽撞的冒险家，他的狂热思想势必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搞得一塌糊涂，他现在正在拿他的国家的命运作赌博。伯恩施坦一再慷慨激昂地说着下列这几句话，这些话与其说是恶意攻击，不如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哀鸣：“说我是修正主义者！这个狂妄自大的傻瓜。他是在糟蹋马克思主义；他才是头号修正主义者呢。”

　　当我被介绍给伯恩施坦时，他奚落我道：“那么，你是狂热的鞑靼人的新门徒了？”在西蒙的客厅里是无所谓保密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成三派，但三派的领导人都把西蒙当作心腹朋友。有一次伯恩施坦挖苦说，他在股票市场上替三派作投机买卖。他替三派都办事，虽然替共产主义者办的事多一些。

　　社会民主党是由强大的工会联合会提供经费的，后者经营着范围很广而又互有联系的合作银行。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大战末期从母体分离出来后，仍控制着一部分既得利益。共产主义者的秘密存在，需要他们在经费来源方面有一条合法的渠道。传说中的布尔什维克黄金，并不是直接从俄国运来的。它通过迂回的路线，主要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及荷兰；从俄国剥夺者手里没收来的财富就是在上述地方兑换成现金的。那些金钱到了柏林，还得再换成其他各国的货币，然后秘密送出。德国马克在不断贬值。共产国际中央的经费必须以美元和英镑来保持稳定。所有这一切手续，只有通过银行才能够合法办理。

　　我终于见到了富克斯博士，与鲍罗廷取得了联系。他介绍我到电影明星埃纳·莫里娜的沙龙去，常上这个沙龙的都是共产主义者。我在那儿遇见了卡尔·拉狄克，他刚刚获释出狱，并被命令在一周内离开德国。他津津乐道地吹嘘说，与遣散的军官实行联合是十分可能的。他这个人短小精悍、生气勃勃，一刻也坐不安稳。他要说什么的时候，总是在那个大房间里走来走去，讲起话来活像在讲台上向群众发表演说；而且他不论什么时候都总想讲话。真的，他可说是占据着舞台的中心，把那个电影明星却弄得相形见绌了，那位电影明星显然是把他当作革命的化身来崇拜的。我发现在场的男人对拉狄克同样也抱有崇拜态度。这位俄国布尔什维克——虽然拉狄克实际上只是加里西亚的犹太人——简直成了神圣的先知。

　　我对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是抱怀疑态度的，我总觉得它是异想天开。我自己有过教训，根据我的经验，民族革命只是一种笼笼统统的理想。拉狄克似乎从我的沉默中察觉出我与他的见解不一致了。为了用形象的语言来阐明他的观点，他走到我跟前，把手搭在我肩上——我的肩膀竟比他的脑袋还高——对我说：“印度同志就是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化身，这个主义不仅将征服德国，而且还将为共产主义把整个东方都争取过来。”那时我还不能确定，他的意见究竟具有多少预言价值。我对那种值得怀疑的殊遇并不领情，对他说，至少对我来说，我认为只有民族主义情绪消亡之后，共产主义才可以成为纯正的信仰。客厅中响起了一阵轻轻的赞许声，但这位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却以高傲的态度对此置若罔闻，他认为这位东方同志的见解是错误的。他这种态度使我气愤，但我当时还是保持了沉默。

　　没有多久，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肥皂泡便吹破了，斯巴达克同盟因此陷入危机，好不容易才渡过了难关。我对那种想入非非的信仰的怀疑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对此起了有益的作用。无论如何，我可能影响了恩斯特·迈尔。他当时已继卢森堡成为了早期德国共产主义的理论权威。拉狄克返回莫斯科，将要被当作英雄一样受到了欢迎，因为他的口袋里装着赢得德国的计划嘛。列宁否定了这个计划，谴责民族布尔什维主义是荒谬绝伦的。他严格批评了反对凡尔赛和约的极端民族主义立场，认为那是轻浮的行为；列宁这一批评意见，后来在他写的著名小册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作了更加详尽的阐述。

　　1920年3月初，一部分德国旧军队企图推翻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差一点就搞成了。一天早晨，这支军队开进首都，没有受到任何抵抗，便占领了一切战略要地。社会民主党总统艾伯特怕被捉住，带领着他的内阁人员，慌慌张张逃出了柏林。那是战后欧洲历史上最富有戏剧性的时机之一。我住的旅馆在柏林市中心（波茨坦广场），我从窗口看到一支典型的普鲁士军队，排成扇形向各个方向散开。不同阶层的人口瞪目呆地站在两旁，仿佛被一个突如其来的灾祸吓傻了。这个大城市陷入一片混乱。

　　但是隔了一夜，就有勇敢的领导人出来控制局势，进行反击了。正是在这紧张的时刻，我第一次见到了威廉·皮克。起先，我当他是穿便衣的军官——他中等身材，不苟言笑，额头上边的褐色硬发更使他显得严肃。那是共产党的一次秘密会议。我是与恩斯特·迈尔一起去的；迈尔是个博学的知识分子，神态安详，说话温和。他接替了皮克，担任党的领导人。会议要解决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而且必须在天亮以前迅速作出决定。一件完全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德国劳工联合会是个有势力的组织，它的主席卡尔·列金发出号召向反革命展开抵抗；但是几年来共产党以及社会民主党的整个左翼，一直骂列金是个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现在列金已经决定，天亮以后将宣布政治性的总罢工。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怎么办呢？是充当改良主义者列金的第二把手或第三把手呢，还是干脆在那关键时刻避不露面？迈尔主张走前一条路。皮克犹豫不定，于是建议与独立社会党（这是从社会民主党分裂出来的左翼成立的新党）商量。一个联合委员会在天亮以前发出了罢工号召书。皮克和迈尔在号召书上代表共产党签了名。

　　四天之中，这个大城市就像死一样的沉寂，商店关门了，工厂停工了，白天街上空空荡荡，夜间一切都笼罩在黑暗中。在第五天早上，我从旅馆的同一窗口眺望，只见一群戴钢盔的士兵向相反的方向开去，他们垂头丧气，默不作声。组织起来的劳工的力量战胜了野蛮的力量。这几天中，街上没有一个人，叛乱的军队甚至连开一枪的机会也找不到。能够目睹这一切是十分幸运的。它自然在我心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与迈尔和皮克的结识是这个场面的一部分。从那以后，其中一位已被嗜血的母亲——革命吞没了，那也许因为他是个聪明的、真诚的孩子；另一位则获得了报酬，但主要不是由于他对这位女神的忠诚、，而是由于他对她的那些祭司长们的巴结，这正好暴露了他在理智上缺乏独立的见解。

　　对保皇派军国主义反动势力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之后，改良主义者列金还采取了另一个勇敢的行动：如果得到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和其他左翼政治领袖的支持，那就很有可能巩固共和国，并终于会改变德国以至欧洲后来的历史。列金要求改组内阁，清除臭名昭著的诺斯克，以及另外一些在危急关头有十分不可靠的表现的人。共产主义者跟在独立社会党人后面，退出了联合阵线，拒绝支持列金的要求。在那次决定命运的谈判中，皮克是他们的代言人。要不是迈尔正好在这个关键时刻出狱，皮克可能已经把党引导到一条可耻的道路上去了。拒绝支持列金的改组内阁的要求，使党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了很远一段路。

　　列宁的干预制止了这一危险的倾向，它严厉谴责了给民族主义涂上红色的做法。幸亏斯巴达克同盟的老卫士那时出狱了。迈尔和塔尔海默接替皮克，当了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分子从德国共产党的队伍中被清洗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