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向阿默达巴德大会提出的呼吁

　　鲍罗廷因为未能完成美洲使命而被控告，获释以后，被派作苏维埃的代表出席在马德里举行的万国邮政协会会议。那是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成为该协会的成员。在那以前，它和世界其余地方没有邮政联系，也没有邮票。国内邮政业务是免费的——这当然是对少数享有特权的人而言。人们寄信都得出示使用邮政的许可证，邮局才予受理。即使如此，信件也不一定能够达到目的地。重要的信件是通过党和国家拥有的广泛的信使系统传送的。在法律上，私人是得不到这种方便的。但是政府的高级官员和党的高级干部可则可以利用那个系统来为个人服务。

　　在欧洲，鲍罗廷发现有印度报纸出售。他买了大量的印度报纸，带回莫斯科作为珍贵的礼物赠给我。我得到这些报纸，真是高兴极了。那是俄国革命以后第一次运到莫斯科的印度报纸。我也已有好几年没看到印度报纸了。鲍罗廷带来的报纸刊登了有关印度国大党那格浦尔会议的报道。那次会议上通过一次决议，要求人们在“官僚们”答应人民的要求之前，不和英国政府合作。根据这项决议和国大党加尔各答特别会议的决议，对威尔士亲王的访问进行了抵制，不合作运动已蔓延到了全国。关于那个运动一鳞半爪的消息曾经通过英国的媒介传到了莫斯科，但那些报道都是轻描淡写。欧洲大陆的报刊很少刊登这种新闻。俄国报纸根据那些很少的间接报道，编造出一些关于印度反抗英帝国主义的声势浩大的群众革命运动的故事。我自己也写过一些那样的故事。人们就把它们当作详实可靠的形势报告，阅读得起劲。但是，没有人比我对于得不到可靠的消息和我自己对于印度实际情况的一无所知，更感到悲伤了。因此，我非常感谢鲍罗廷给我带来的礼物，贪婪地逐行看完了那一大堆报纸；其中有一些已经是几个月以前的旧报了。每种报纸都有几版刊载了国大党那格浦尔会议主席的长篇讲话。那个讲话特别长，又是按照旧自由主义的格式炮制的，因此读起来枯燥无味。鲍罗廷对那个讲话很感兴趣，花了好多个钟点逐行阅读它。最后，他说这种口头上的大炮一定会把英帝国主义吓得浑身发抖！

　　我对于会议主席的讲话中所表示的个人见解一点也不感兴趣。我详细地阅读了这一大堆报纸，为的是把各种消息综合在一起，好在我的脑海里构成一个印度形势的全貌。报纸上有些关于全国城镇大规模示威的报道。成千上万的大中学生响应国大党发出的不合作的号召，离开了学校。有些律师停止了营业。许多政府雇员也辞了职，使他们的家庭丧失了唯一的生活来源。那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示威运动，当时是在“忍受和牺牲”这个口号的鼓励下发动起来的。但是这个运动的目的是什么呢？中产阶级人民的生活本来已是一部苦难史，他们那可怜的物质享受也经不起任何牺牲，那么通过他们的牺牲和忍受又能得到什么呢？大、中学生集体离开学校看来只是一个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行动。

　　使我吃惊的是，这个运动根本没有什么明确的纲领。不合作显然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但目的又是什么呢？“自治”（swaraj）这个字眼在这个国家的政治语言中占着突出的地位；但它的含义笼笼统统，也没有人肯费事给它下个定义。这个运动所反对的敌人是“官僚统治”，这就表明它是不成熟的。它的意思是说，这个运动所要求的并不是结束英国的统治，而是结束行政上的官僚制度。但是用什么来代替瘫痪了的行政制度呢，这一点似乎并没有人想到。我觉得这样的运动不会持续下去；它凭着开始时的劲头，可能会持续一些时候，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目的明确的意识和一个政治、经济建设的具体纲领来加强它，它一定是要失败的。

　　这个运动最显著的特征是缺乏一个经济纲领。这是由于一种肤浅的政治概念所造成的。中产阶级可能被爱国心感动，民众可能受占据政治舞台中心的一位圣人的宗教号召力的驱使。但是，民众的热情究竟能维持多久？饥饿不久就会迫使那些中产阶级的爱国者，对自己轻率地放弃可怜的一点生活来源而懊丧不已。那些辞了职的雇员那时也会渴望回到失去的乐园。与此同时，那些没有工作的中产阶级人员可能早已填补了他们留下的空缺。因此，爱国者的牺牲是白费，而受苦受难将把一时的热情扑灭。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大量失业是当代印度社会的一个悲惨现象。通过号召大量的政府雇员罢工以造成政府机构瘫痪的想法，根本就没有看到这个最显著的事实。

　　民族主义运动突然发展成为群众性的运动。这是一个引起国内外注目的重要事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前，国大党只是一个上层中产阶级要求宪政改革的运动。那些革命的民族主义者藐视甘地以前的自由主义国大党的立宪主义，宣布要用暴力手段驱逐外国统治者，那些人也和群众没有什么联系。第一次大战期间，民族主义运动被镇压了。可是在1918年和1919年，不但民族主义运动复活了，而且在国大党的旗帜下一个群众运动发展起来了。有人将这种不平凡现象归之于甘地的降临和他的消极抵抗以及非暴力的不合作主义的学说。但是我在对形势作了批判性的分析以后，不赞成那种解释。我探索了这个新发展的其他原因。甘地的品格确实是一个新因素。但我不相信任何个人能凭空地创造一个全国性的群众运动。

　　我把报刊上报道的所有事实进行一番客观的研究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印度出现了一种自发的群众性不满情绪，这就是不合作运动的社会背景。和自由主义国大党的立宪运动不同，甘地提倡用非暴力的群众斗争来反对现政权，这种方法是利用自发的群众不满情绪来支持国大党。甘地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印度的领袖，因为他表达了火热的群众不满情绪。他所宣传的宗教思想也迎合了群众的中世纪精神状态。但正是这种思想阻碍了任何革命的群众运动。如我所分析和理解的，形势的实质是一个受反动思想束缚的潜在的革命运动。

　　英帝国主义镇压了这个政治性的民族主义运动，但它不能完全防止世界上重大事件所带来的影响。为了满足战争的财政需要，它加强了对群众、特别是对农民的经济剥削。这自然在农村造成一种普遍的不安。士兵复员归来，使这种形势更加严重了，因为他们是带着从前线外国战友那里学来的破坏性思想返回农村故乡的。由于有那样的经历，他们已失去印度农民传统的顺从性格，他们已经有了自信心。他们一回到家乡，安静的农村就骚动起来了。他们鼓励不满的农民起来反抗难以忍受的生活条件。结果是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农民起义。

　　俄国革命和欧洲其他革命剧变的微弱回声也传到了印度，影响了城市下层中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这些人以前是同情革命恐怖主义的。俄国工人夺取政权的消息，鼓励了印度的产业工人起来斗争，反对他们的悲惨的生活条件。早在1918年，就有几个工业中心举行了罢工。如果民族主义运动支持产业工人的事业，那么它就会增加巨大的力量，但国大党领导人却忽视了这一点。1918年甘地居然停止了非暴力的消极抵抗和不合作主义委员会（Satyagraha Committee）的活动，从德里跑到阿默达巴德去阻止产业工人被政治目的所利用。当时在阿默达巴德发生了纺织工人大罢工。

　　国大党没有以支持改善工农经济状况的要求来发展工农运动。理由是，那种政策本身会损害民族团结。大资本家从财政上支持国大党，而甘地的宗教思想和托管的学说迎合了地主阶级的中世纪精神状态。他告诫工人不要把他们的雇主看作剥削者，要像对待兄长一样信赖他们。他告诉农民说，地主是照顾他们利益的天然委托人。根据这种学说，甘地谴责了农民不纳税运动，其实这个手段是他自己早就提出过的，它曾经是不合作主义的一个项目。

　　从民族主义报纸报道中知道的这些事实使我确信：不合作运动尽管表面上声势浩大，本质上却是虚弱得很。只有使这个运动意识到它客观上所起的革命作用，才能消除这种弱点。它需要一种革命思想和一个具体的经济纲领，来吸引工农群众以更大和更持久的热情投身到争取民族自由的运动中。

　　印度国大党的下一次年会，几个月后就要在阿默达巴德召开了。C．R．达斯被选为这次会议的主席。我从新闻报道中推测出，他并不完全赞同甘地的意见，也很怀疑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有成功的可能。如果有人提出一项开展群众革命斗争的方案让他考虑，他可能赞成采取其他办法。参加大会的大多数代表来自中产阶级。由于这些人是现存社会制度的受害者，他们没有民族主义领导人那样的保守主义。如果有人给他们指出一个可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的更有效的斗争方法，可以预料他们是会热情地接受的。基于这些考虑，我想如果我向阿默达巴德大会发出呼吁，建议他们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以及相应的经济和社会纲领，那也许是一个有益的办法。我已经多年没和印度直接联系了。这个经过仔细考虑后发出的呼吁将标志着我在印度人民为自由而战的革命事业的戏剧中又要起点作用了。

　　列宁和斯大林都满腔热情地欢迎我这个想法。我起草了这个呼吁书，并请他们批准。斯大林提出了一个修改意见，使我对印度现实情况加深了认识。在我建议国大党为农民提出的各项要求中，包括废除高利贷，这种高利贷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农民群众生活中最大的祸害，这是尽人皆知的。斯大林说，如果把所有的放债人都从印度的寺庙中赶出去，那么农民到哪里去借耕种田地所需要的钱呢？他们终日劳动，仅够糊口，又得不到低利息的贷款。如果高利贷者没有了，农民就会丧失唯一能够得到的贷款，农业就会受到极大的损害。我原以为废除高利贷是一个强有力的革命措施，它会激发农民的热情。但是斯大林的话使我开了眼界。他建议纲领中的这个项目改为“控制高利贷；利率应定为百分之六”。他用这样一句古老格言来加强他的论点；“不要杀掉下金蛋的鹅。”

　　呼吁书分析了民族主义运动的社会背景后指出：印度人口绝大多数人的幸福和进步，要求在财产关系上进行像欧洲法国大革命所实行的那样的彻底改革。换句话说，民族主义运动的目的是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运动的目的越明确，它的力量也就越大。

　　呼吁书进一步论证说，要使不合作运动卓有成效，就必须由支撑国家经济命脉的工农群众来开展不合作运动。呼吁书具体指出，铁路工人的总罢工能够随时使国家的生活陷于瘫痪，以至迫使政府听从运动领导人的要求。同时还指出，一个抵抗横征暴敛和压迫人民的组织起来的农民运动，是有巨大潜力的。接着又指出，因为劳苦大众的现实生活极为悲惨，如果不给他们以及时得到救济的希望，他们的热情就不能持久。目前他们正在信赖国大党和民族主义领导人，如果国大党和民族主义领导人为改善他们的处境提出某些要求，并计划领导他们进行强有力的斗争来实现这些要求，那么民族主义运动就会由于这些群众的热情和有目的的支持而得到很大的增强。呼吁书最后列举了群众的最低要求，并在结尾时说，希望聚集在阿默达巴德的国大党代表们能够衷心地赞成这些要求，并在回到各自的地区以后，发动一次毫不妥协的群众运动来支持这些要求。

　　这个呼吁书极大地激发起到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来学习的印度学生的热情，它给他们提供了一副不久即将在在印度进行革命的具体图景。这份由我和阿班尼·穆克赫尔吉署名的呼吁书是在莫斯科印刷的。它是一个版面很大的、四页的传单。印成以后，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它运到印度并广为散布。如果当作秘密信件单独邮寄，大量的呼吁书就能寄到收件人手里。但是莫斯科的邮戳将把传单的来源泄露出去。因此，我们打算把大量的传单从欧洲不同的城市寄出去。但那不过是在黑暗中投石子，乱扔一气。纳利尼·古普塔自告奋勇携带一大捆传单立刻到印度去。他自称和C．R．达斯有私交，一到印度就和他接触，亲自把呼吁书交给他。他果然说到做到。以前他曾多次往返于英、印之间，因此对路径很熟悉。不久，他果然带着一大捆呼吁书到达印度，完成了自愿承担的任务。在阿默达巴德国大党会议召开之前，就向全国各地散发了呼吁书，也发给了与会的代表们。这个文件自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一些印度报纸部分地转载了这个文件。

　　不幸，就在国大党会议召开前不久，C．R．达斯被捕了。因此，纳利尼·古普塔没有和他接上关系，呼吁书也没有送到他的手里。由于呼吁书有我的签名而且是非法输入印度的，那些有相当地位的民族主义者害怕公开不敢保存和讨论这个文件。但是它最后还是被合法地送到了大会上。有两个阿季米尔的代表用他们的签名重印了这个文件，并提出了一项议案，要国大党讨论这个呼吁书。有人进一步说，这个呼吁书使哈斯腊德·摩哈尼毛拉有这样一种想法；他要在国大党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一个决议；争取完全独立是印度国大党的奋斗目标。

　　这是呼吁书提出的民族革命纲领中的第一项。国大党会议否决了哈斯腊德·摩哈尼的决议案，不久以后，那位提案人就被捕了。但是，完全独立的理想在国大党的队伍中越来越占上风，尽管国大党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表面上仍然对“官僚政治”进行了战斗。

　　我在多年之后恢复了与印度革命运动的关系，不过还只是间接的联系。但是我不禁感到满意的是：呼吁书产生了影响，而这种影响将来必然会逐步增长。纳利尼·古普塔不久回来汇报了人们对呼吁书的反应以及它所产生的影响。这个汇报鼓舞我加速执行把我的总部迁到西欧某地的计划，并通过通信和出版宣传材料来和印度建立经常的联系。